——以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为中心

阚红柳

    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史学史上私家修史的第四次高峰期，这次高潮持续时间长，形成史书多，且史家群体别具特色。以清初而言，私史领域的主流和中坚力量是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这一知识分子群体把明朝统治的解体作为政治理想失败的象征，他们一方面力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拯救明政权，另一方面则醉心于文化事业，把纂修史书作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文化归宿。据粗略统计，清初（指顺治康熙两朝）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约133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苏省最多，为43人，浙江省次之，为20人，其余依次分布于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北京、山东、湖北、河北、山西、广西、云南等地。

一、史家群体构成情况

    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的特点是忠于明朝，具有反满，或者说反清思想，且该思想意识在清初保持不变，并通过纂修史书的形式加以表现和发挥。从政治倾向性来说，这一史家群体主要由明遗民构成；就学术研究领域和社会经历而言，则有著名史家、名流学者和抗清殉明志士及其后裔的分别。

    1.著名史家。修史是为他们所擅长的文化活动，早在明朝末年，这些史家就已经对当时史学界史家专业水准不高，史书滥而不实者居多的弊端有所体察，并在此基础上积极筹备私家修史工作。如谈迁、张岱等，鉴于明代修史事业不够繁盛，修成的史书质量不够上乘，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凭借私人之力修史。谈迁的《国榷》始修于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到天启六年（1626）时已经写成初稿，只是由于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盗，才不得不重修。张岱的《石匮藏书》早在崇祯元年（1628）即开始修纂，“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张岱：《石匮藏书》《自序》)这些史家继承了明代以来私修史书的成果，其史书在明代末年已经粗具规模，但受到明末清初历史动荡的影响和限制，推迟到清初才得以问世。并且，不可避免地，这些史书沾染了明清变革的时代痕迹。

    2.名流学者。对于这一类史家来说，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们另有所长，修史并非其专长。他们是诗人、文学家，或者是经学家、子学家等等，在明朝灭亡之前，还不曾在史学领域深入研究探索，有所建树。但是，他们具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对于修史以及史书有过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在明朝灭亡后他们大多隐居不仕，除了究心于所擅长的学术领域之外，深受时世的影响，把修史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这使得他们在清初私家修史领域也成为颇具影响的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顾炎武是以经学名家的著名学者，在清初的历史大背景下，他也有史书问世，如《圣安本纪》，同时，兼具史书和地理书特点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也是为史学界所称道的上品。王夫之以哲学思想而著称于学术界，但他修纂的《永历实录》在清初私家修史领域也有其独到之处。这一类史家并不以史学而著称，史书并非其学术代表作，但是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并曾经详细探究考察历史事件的原委，因此，他们的史书不仅反映历史真实，而且颇具思想性。

    3.抗清殉明志士及其后裔。抗清殉明志士在明朝灭亡之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反清复明的斗争之中，并最终死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他们是利用战事的余暇纂修史书，如张煌言、夏允彝等人。张煌言利用作战的间隙修纂了《北征纪略》，而夏允彝的《幸存录》更是在战事非常紧迫的时期完成的，修成《幸存录》后不久就死于清军之手。此外，抗清将领和殉明志士的后裔也成为一支私修史书的队伍，如夏允彝之子夏完淳继承父亲的遗志修《续幸存录》，钱肃乐的族人钱肃润著《南忠记》，吴应箕之子吴孟坚著《南都记略》，苏观生之子苏国祐著《易箦遗言》，瞿式耜的族人瞿共美著《天南逸史》，杨嗣昌之子杨山松著《孤儿吁天录》等，他们继承了父辈对明朝的眷眷之心，修纂史书，来表明自己忠于明朝的政治立场。同时，通过史书，他们也衷心地表彰自己的祖辈父辈在明清之际历史变动时期的高风亮节。

    对于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来说，修史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史学价值和学术价值本身，而升华为一种生命的动力、斗争的武器、人生的追求，因此他们的史书代表了时代史学的特色，表现出时世对史学的影响。

二、修史动机

    作为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私修史书主要动机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最终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记载明清之际死节之士的事迹，以儆当世之人，愧苟活之人。明清之际为了捍卫明王朝的利益而献身的英雄人物是这一类群史家所尊敬和仰慕的对象，他们认为自己与这些死节之士一样从事的是反清复明的大业，只是由于时世所逼，或私人原因，没能跟随先帝于地下，为明王朝流血牺牲，但他们内心的深处却深切向往这种人生境界，因此，在史书中，为明朝死节之士立传，使之传为不朽，并成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教材是他们修纂史书的重要原因之一。黄宗羲所谓的孤臣遗老，“心悬落日，血溅鲸波，其魂魄不肯荡为冷风野马者”(黄宗羲：《行朝录》《自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成为这类史家衷心表彰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的传记占据了史书的大部分篇幅。如高宇泰在《雪交亭正气录》的序言中很明确地指出，“予正取夫可规避，就而不规□，□而不计者，於冥顽城中，孤行一意，百人愚之，能无一人怜之乎！十人怜之，能无一人愧之乎！得怜且愧者于亿万人之中，人心所繇而不泯，故曰一脉张，不可谓绝，一目存，不可谓土崩，此之谓也。”(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自序》)存正气，正人心，以明末仁人志士的事迹教育当世之人，是这一类群史家修史的主要用意之一。

    2.总结明朝灭亡以及南明政权相继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痛定思痛，探究明朝灭亡的原因是许多史家修史的重要内容。比如查继佐在《罪惟录》中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指出，明朝的兴盛与灭亡是相辅相成的，其兴是因其超越前代五事，“一、崇学；一、优外戚，不事事；一、母后无垂帘之听；一、挂印权归枢部；一、禁官妓。”其亡则是由于五事长期因袭，不加变通，遂形成“外戚优逸，坐致困穷，共权过操，专阃不力，则开国时计所以善后，而积之为贫与弱”(查继佐：《罪惟录》卷一，《帝纪总论》)的局面。史家们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查继佐是从朝政因循守旧的角度来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吴殳则认为，“夫唐之亡也，指大于臂，威令不行；宋之亡也，奸蠹盈廷，横挑强敌，一二正人不得立朝行政；明则不然，贼无尺土之基，不同于藩镇女真，苟非朝廷事事左计以胫之翼之，岂能肆哉！”(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序言》)根据吴殳的看法，明朝政府对农民军征剿不力是造成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戴笠的评价又有不同，他“寻索久之，而后知国之致亡，祖功宗德，天时人事均有之，非尽流贼之罪，贼岁凶狡绝人，亦藉成就者之力也。”(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其他还有很多看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3.感叹世事，叙述史家自身在战乱环境中的惨痛经历。一些史家在明朝灭亡后隐居不仕，修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余（文秉）年来屏居深山，先世遗书，一散不可复返，日长如年，追忆家庭见闻，辄录片纸投入瓮中；至今春而瓮且满矣，因出己见，稍为次第”(文秉：《先拨志始》《自序》)。隐居山野的遗民生活愁苦无聊，漫长而乏味，追忆过往经历并见诸于文字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寄托情怀，文秉对修史动机的自我认识，与其他史家不谋而合。黄宗羲在《海外恸哭记》的序言中说到清初南明的臣子中有多人作诗，除了以诗名家的学者之外，也有很多是以前不曾写诗的，“愁苦之极，景物相触，信笔成什”。为了说明当时士人的愁苦之状，黄宗羲以杜甫作为比较的对象，杜甫是以感叹时世而著称的诗人，而当时士人对于时世的感叹，“即起杜甫为之，亦未有以相过也。岂天下扰扰多杜甫哉，甫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未有诸臣万分之一，诸臣即才不及甫，而愁苦过之，适相当也。”(黄宗羲：《海外恸哭记》《自序》)清初这些为明朝守节的士人经历着人生的痛苦，政治上失去凭借，经济上孤立无援，精神上惨遭打击，他们的人生陷入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李逊之的描述极为生动，他长叹道，“呜呼！今日而追溯昌启与崇祯，正如白头宫女谈天宝遗事，又如桃花源中人重话先秦，不知其在龙汉劫前，有不令人长叹而深思者哉！”(李逊之：《三朝野记》《自序》)沧海桑田，世事变幻，许多史家对于时世的评论都是在记述个人的惨痛经历的基础上进行的。

    4.征实纠误。史家们对野史流传不实非常不满，力求纠正野史的谬误，展示历史的真实状况。如钱澄之看到了许多关于南明永历的野史，不满于野史记载的不确切和不完整，出于史家的责任感，遂私修史书《所知录》，以澄清是非。钱澄之在永历朝为官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略有见闻，随即记录”，再加上“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托诸篇章”，所以对永历事迹多有记载，但是，“出岭时频遭兵掠，是编为小儿法祖藏诸败絮中，乃得存归而深匿之，将作井中史矣。儿没十余年，不忍发笥检视，而伪说横行，颠倒悖谬，无处置嘴，付之长叹而已。近见野史中亦见有传信者，然皆得诸风闻，其中成败是非，本末曲折未经亲见，故不能深悉也。”(钱澄之：《所知录》《凡例》)把纠正野史之非视为自己的责任，钱澄之以此为动力辑录见闻，修成史书。吴炎与潘柽章相约修《明史记》也是鉴于对野史失实的义愤，“尤可恨者，东南鲰生辈，以传奇小说之伎俩，自诩董狐，或窃得故人枕秘，从而敷衍。成其立言之旨，不过为目前一二有力之人雪谤地，不惮丑诋故君，移易日月以迁就之，纵能昧心，独不畏鬼曮乎？”(吴炎：《今乐府序》)出于对野史的愤怒和不满，很多史家拿起笔来，记述他们所知道的真实的历史。

    5.存留有明一代的历史，以免其湮没不传。“国可灭，史不可灭”(瞿共美：《东明闻见录》《自序》)，“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自序》)，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把为明朝修史当成最后的人生目标，他们重视历史材料的拾掇，积极投身于修史事业。据夏燮记载，“况自六等定案，西曹之献墨未干，东林之史笔成冢，凡科参厂疏片纸只字之留，被明季诸遗老掇拾殆尽。”(夏燮：《启祯两朝剥复录》《序》)明朝虽然灭亡了，但是明朝的历史不能就此沉寂。《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惧史之失传也，乃囊笔奔走海内，舟车所遇，足迹皆至，计二十余年，兼访死难死事忠臣义士，得四千六百余人，节妇列女在外，择其事实。作忠烈传六十余卷。”(陈鼎：《东林列传》《自序》)吴邦策在甲申国变的当日，“目击心恸，恐变生仓促，若使一时铁笔无传，必致千秋信史失实，苦心搜访，并吏部告示、名字私记，藏之发中。”(吴邦策：《国变录》《自序》)姚宗典在《存是录》的自序中说，“存是录者，存其是而其非即附著焉。若国家大事之是非不明于天下，何以为殷鉴哉！况国既亡矣，万历以后，文献不足征矣，百世而下，讲究失实，宗典有隐痛焉。”(姚宗典：《存是录》《自序》)因国史未就，史家们把对忠明爱明的赤诚之心寄托于史书，以史书抒发政治怀抱，以史书发泄对现实人生的不满。

    6.保存反清复明斗争火种，宣传以志士仁人的斗争精神。清军入关后，明王朝在实质上已经解体，虽然南方的残明势力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集合志士仁人参与斗争，但南明政权的腐朽以及军阀势力的勾心斗角都使得斗争的前途走向光明的反面。对于这些，史家们早就有所觉察，他们担心反清复明大业就此沉寂，希望通过采集百姓呼声，唤起世人对于明王朝的眷顾之情，激励后世继续斗争。如查继佐修《东山国语》，“今之国语，有采风之志，志至而神从之，神从之而精归之。”(查继佐：《东山国语》《自序》) 以修史作为宣传斗争的工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治史被作为准政治行为，私家史述成其为对抗官方政治的一种隐蔽的形式。”[1]李世熊在《狗马史记》中说，“昔之误天下者，多以威权震主，神奸鬻国；今亦患得失，贪生怖死之鄙夫耳，遂使温饱而破河山，坛社而陪璧，亦可哀哉。故整顿斯世者，必非斯世之人，洗沐旧污者，断非旧污之士，传畸人，思不世之才也。”(李世熊：《狗马史记》《自序》)通过史书，史家们把反清复明的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

三、史书特征

    明王朝的捍卫者，这类史家修史以明朝和明以后相继而起的南明政权为主体内容，有的完整地记述有明一代历史，如《国榷》、《罪惟录》、《石匮书》等；有的记述南明政权历史，如《南渡录》、《永历实录》等；有的记述明末党社活动，如《复社纪略》、《东林本末》、《东林列传》等；有的记述明末农民起义，如《怀陵流寇始终录》、《荒书》等；有的记述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如《甲申传信录》、《国变录》、《甲申核真略》等；另外还有记载抗清义师活动的史书，记载清初文字狱的史书。在内容上以当代史为主，也有一些史书以重修、增订历代史书为内容，但多借古人之酒杯，浇个人之块垒。在史书记述的具体内容方面有如下特点：

1.史书内容上相对的倾向性和真实性

    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内容上的“倾向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指的是史书在内容上所倾向的主体，以明王朝以及其活动有益于明王朝的人物作为史书的主要描述对象，其鉴别判断史事和人物的标准以是否有利于明朝利益为前提；其二指的是史书在思想上所表扬的主体，这类史家所衷心表彰的人物群体也是以是否有利于明朝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在作者调查的133位捍卫明朝利益的史家中，绝大部分把明朝以及后来的南明政权的历史作为修史的内容，并且，在史书中，明朝以及南明政权在史书中是以主角的形象出现的。在《罪惟录》、《国榷》、《石匮藏书》等记述有明一代历史的史书中固然是如此，即便是在记述甲乙之际历史的史书，如《甲申核真略》、《甲乙事案》等也是如此。甚至，一些史家把南明政权作为明王朝的正统加以记述，光明正大地为南明修史。如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借用实录体裁之名，说明该史书是为永历政权所写，但是在具体的修纂上王夫之却采用了纪传体的体裁，以本纪和列传作为史书的主体，明确表明了奉永历为正统的思想。在史书的具体内容中，王夫之在书中以“常”作“尝”，以“由”作“繇”，以“检”作“剪”，对于光宗以下明朝皇帝的庙号都加以避讳，其不忘故国之心由此可知。李清的做法稍显隐讳，但与王夫之相比，则有异曲同工之效。他潜心史学，曾经删宋、齐、梁、陈及魏、北齐、周、隋八书合《南北史》而夹注其下，成《南北史合注》；又合陆游、马令两《南唐书》为《南唐书合订》，以隐讳的方式表明其意在南而不在北。

    忠于明朝皇帝，不遗余力地赞扬崇祯以及南明的几个君主是史家们的共识。比如文秉在专门记录崇祯事迹的编年体史书《烈皇小识》中高度赞扬崇祯皇帝，“烈皇昔繇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满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真所谓聪明睿智、神武不杀者耶！仪鉴于殷，尽撤诸内奄，政事俱归于外庭，诚千载一时也。”(文秉：《烈皇小识》《自序》)

    在歌颂英雄人物方面，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也达成一致，视忠义、节烈之士为热情歌颂和表彰的对象。如张岱著《古今义烈传》，“其书虽不尽记明季史事，而实为明季义烈激发而作”[2]。徐开任做《明名臣言行录》收录的原则是，“大略不出于事功、节义二者，其间事功有大小，节义有勇怯，亦视其本领之阔狭，有尽有不尽耳，要不可谓无与于此者，以是求之，顾未尝不严也。”(黄宗羲：《明名臣言行录》《序》)。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在史书创作上的倾向性既造成史书内容以当代史为主的局面，同时也造成了史学界较为罕见的当代人记录当代史的可喜局面。

    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要求真实地再现历史。明代学者陈继儒曾指出，“文人之才在善用虚，史官之才在善用实”，而清初史家叶鉁则认为不然，他认为，史官亦文人也，“史官之才在善用实，未尝不于处处讨论，以辩真伪所由来。大抵秉心贵虚，不虚恐流于偏党；执简贵实，不实恐乱其是非，故文人与史官皆宜崇实。实者诚也，直也，惟诚惟直，则天地且孚焉，岂止后世人心信之哉！”(叶鉁：《明纪编遗》《自序》)史家自身正心诚意，刚直不恶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张岱修史，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认为自己能够保证有一个公正的立场，是因为他没有做官，不会因为个人的私利而对历史事实有所偏袒，“兴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张岱：《石匮藏书》《自序》)。谈迁在这一点上也是殚精竭虑，他说，“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勿靡，宁塞勿猥，宁裁勿赘。”(谈迁：《国榷》《义例》)

    要想保证史书的真实性，就必须在史料上下功夫。明王朝的捍卫者大都会花费大量时间爬梳历史资料，访求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求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如前所举徐开任，对于晚明殉难诸臣的事迹进行审慎的考订，为持平之论，不做偏私之见，足成信史。被称为清初学术开山的顾炎武，注重邸报的实证性，他在写给外甥的信中说道，“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顾炎武：《与其甥徐公书》)李逊之在《三朝野记》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对于史料甄别上应该采取仔细认真的态度，“予不敢僭为全书，但就邸报传钞与耳目睹记及诸家文集所载，摘其切要，据事直书。间或旁托稗官，杂缀小品，要于勿偏勿徇，勿伪勿讹，若夫传疑未确者，宁阙而不录，庶几窃附识小议，存一代之轶事乎。”(李逊之：《三朝野记》《自序》)对于史料能够详细甄别，对于历史事迹，能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加之很多史家亲身经历历史事件的发生，因此，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所休史书多能够保存历史的真实状况。并且他们在明朝灭亡之后多采取了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确保史书在内容上不受新王朝的掣肘，也增添了史书的真实性。

    但是，必须说明，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所修史书的真实性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他们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导致其史书不可能完全公正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在史书中对于在政治上支持的人物就给予褒扬，而对于他们本人在政治上不支持的派别和人物，就给予攻击和批评，如著名的史家王夫之，他修《永历实录》，“是书卷一为本纪，卷二以下为列传，于桂王一朝人物事迹，胪列颇备，其死节、佞倖、宦者等传，尤他书所未详，足补史乘之阙。惟其进退予夺，则与旧说有大相径庭者。姑以内阁诸臣言之，其所推重者，瞿式耜外，惟严起恒，故以二人同传。若何腾蛟即屡著微词，吴炳、朱天麟、吴贞毓、郭之奇辈，有诋諆不遗余力。”(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顾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永历政权内部党争非常激烈，王夫之是追随楚党的。与他气味相投的人，他就尽量往好的方向写，甚至打了败仗说成是打了胜仗；与他的派系有矛盾的，不要说农民军，就是南明朝廷的大臣、将领，他就竭力挖苦、谩骂，甚至不惜歪曲事实。”[3]政治倾向性使得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同时也危及到史书的真实性。

2.史书体裁的灵活运用

    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对于修史的旧规多有改革，敢于创新。首先，在史书的名称方面，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在确定史书名称时往往不宥于书名的旧规，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刘知几曾经总结过史书名称的规律，“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以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刘知几：《史通》卷四《题目第十一》)历来史家修史基本上沿袭这一规律，往往通过史书的名称体现史书的内容以及体裁。但是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类群所修史书，在书名上灵活大胆，擅于变通，单纯根据史书名称已经不能分辨其真实的体裁和内容。如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名为实录，但有名而无实，实际上是记述南明永历政权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再如张岱的《石匮书》，根据书名，无法判断就是有关明代的纪传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名称上还保留了一些史书命名的规律，如“实录”和“书”、“史记”等字样，表明该书的性质为史书。而另外一些史书则完全摆脱了书名的限制，单纯根据书名，甚至不能判断其为史书。如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文秉的《先拨志始》、《烈皇小识》等。

    其次，在史书体裁体例方面，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纂修史书勇于冲破正史所界定的史学规范。比如夏燮总结吴应箕修史的凡例时认为，吴本人对于史书体例有独特的认识，他说，“正史自有体例，不妨略其所可略，而是编专记本事，固宜详其所必详。”[4]又如李世熊认为，修史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是常变常新的。他说，“史之有例也，自释春秋者始也，是将为例乎？曰：何为其无也？人形有志，哲谋有传，名士畸人有传，排难报怨有传，前乎史者未闻也，是亦例乎？曰：变也。世变则例变，以义起也，以悲起也，以耻起也。”(李世熊：《狗马史记》《自序下篇》)李世熊认为，明末清初的历史情况与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所谓的“义”、“悲”、“耻”和“天”是清初的时代特点，应根据这些时代特点对史书的体例加以变更。因此，李世熊的史书中出现了弄臣、直报、排难、畸人等列传，虽不见于古代的史书，但却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明王朝的捍卫者史家群体不拘守成规，大胆革新，为史书体例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