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副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提要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关键词

傅衣凌；唯物史观；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经济史；封建社会

发生于唯物史观话语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而且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史学的走向。目前学界虽从多层面揭示了论战的学术价值，但关于这场论战对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家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相关研究尚不多见。傅衣凌（1911—1988年）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治学取向形成于社会史论战时期。此后，其具体研究领域虽有变动，但问题意识并无根本改变。梳理民国时期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程与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一、社会史论战与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

傅衣凌属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家。1929年他高中毕业后，进入福建学院经济系学习；1930年转入厦门大学，先入中国文学系，后转史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院学习社会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回国。可以说，1929年至1937年是傅衣凌学术成长的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史论战如火如荼展开的时期。在论战影响下，傅衣凌初步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志趣。

据傅衣凌回忆，论战中让他“尤其”感兴趣的是“社会发展诸形态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而综观其民国时期的论著可以发现，傅衣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兴趣并不在于要确证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有无或从属于哪种社会形态，而在于它所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所谓“社会发展诸形态”，也主要集中于秦至清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问题。

首先，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一种描述，但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所支配的是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并未作正面界定。这一问题先是在苏联理论界引起争论，随后传入国内，成为社会史论战的焦点问题。论战中有学者试图将之纳入统一的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序列中，如郭沫若提出“原始共产社会”说。但也有不少论者更看重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特殊性，如杜畏之认为它是原始社会解体后，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行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但不曾出现在中国；李季也将之视为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认为它出现于中国的殷商时期；胡秋原和王宜昌则将之视为东方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论战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虽然显得有些混乱，但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他们所争论的其实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普遍性问题，具体到中国历史分析中，就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是否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傅衣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兴趣，正是受了这一争论的影响。

1933年，傅衣凌先后发表《秦汉的豪族》和《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这是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起步阶段的两篇文章。《秦汉的豪族》主要将“豪族”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分析其起源、组织、生活及消亡的历程，相对简略。随后，又分析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认为“马氏的意思，就是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她底经济的发展，并不与欧洲全然相同的，而自有其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此外，文中还具体提出，所谓“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就是指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封建经济对农民“三位一体”的剥削。由此可见：第一，傅衣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兴趣，主要在于它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非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有无或从属于哪种社会形态。后者在傅衣凌看来似乎是无需争辩或不证自明的问题。第二，从傅衣凌对社会史论战者的批评可以看出，他对论战中的相关讨论是熟悉的，而上文已述，论战者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来看主要是中国社会是否具有特殊性。因此，傅衣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产生兴趣，应该是受到社会史论战的影响。

其次，关于秦至清时期的社会形态问题。傅衣凌感兴趣的“社会发展诸形态”主要是指秦至清时期的社会形态，这从他早期发表的论文中即可看出。上述1933年《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中所说的“中国的生产方式”，其实就是秦至清时期的生产方式。文中虽然提到，西周以来形成的封建制度到战国时期已日渐瓦解，但是，对于什么是封建制度，以及为什么西周至战国是封建社会等问题，傅衣凌并没有论述，他只是将之视为当然的结论，作为其论述的起点。该文重点说明的，是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虽然瓦解了封建经济，但受地理环境限制无法对外输出，只能投向土地，和残存的封建经济一起，对当时的生产者即农民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盘剥，使得农民沦为“隶农”，因而，在封建制度瓦解后，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进入了特殊的“隶农制”社会。不过，到1934年，在《略论中国古代仓库制度及其他》一文中，傅衣凌放弃了“隶农制”社会说，转而提出周代至太平天国前“完全是属于封建社会”。次年，在《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一文中，他又进一步提出“周秦时代为前期封建社会”，“汉至太平天国前为后期封建社会”，二者的不同在于后期封建社会“里面存在着很大的商品经济的力量”但无论“隶农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前期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社会，它们都包含在秦至清这一历史时期内。而且，傅衣凌对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特殊性的判断，前后也无根本不同，大致都是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商品经济，但又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形态；他改变的只是对这种特殊经济形态的称谓。这就说明，此时傅衣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界定在封建制度已被商品经济逐渐瓦解的秦至清时期，中国究竟进入了何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一问题意识的产生，同样是受了社会史论战的影响。

由于政治立场、理论来源及对唯物史观理解的不同，社会史论战中各方观点可谓纷繁复杂。不过，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观点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其中之一就是绝大多数论战者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并把此后直至清代2000多年的历史视为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这一阶段到底属于何种社会，诸如“封建社会”（郭沫若）、“专制主义社会”（王礼锡）、“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陈邦国）、“先资本主义社会”（胡秋原）、“前资本主义社会”（李季），等等。由于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如何，直接影响着对论战当时社会性质的判断，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道路问题，所以，论战各方更是争论不休。结果即如时人所说，秦至清这一历史时期竟成了“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傅衣凌也曾说“这个谜，真不知多少的人在谜着”。因而，探寻这一“谜的时代”的社会性质，也就成了包括傅衣凌在内的当时很多社会史研究者较为普遍的追求。

当然，围绕秦至清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当时还有一种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说法，这是傅衣凌不愿接受的。他在早期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中，就多次对该说提出异议，如“我并非主社会不变论，说中国在这二千多年里毫无变动”；“我并非承认中国社会是不变的……其所走的步骤，稍为迟缓罢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毫无变动的，而有循环率的作用”，“后者的循环期常较前者为进步”等。

最后，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相关问题的具体认知还受其师友影响。其中，陈啸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陈啸江是傅衣凌厦门大学时期的同学，二人曾共同组织“厦门大学史学研究会”，一起研讨社会史论战诸问题。1932年，陈啸江转入中山大学，但陈、傅二人的交往并未因此中断。陈啸江在中山大学参与了《现代史学》杂志的创办，而这份杂志也成了傅衣凌发表其早期学术见解的重要平台。这一时期，陈啸江陆续发表了《新中国的新史学运动》《西汉社会史研究发端：中国“佃耕制”社会论略》《为寻求中国历史何以走不上资本主义之路者进一解》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所探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封建制度瓦解后的秦至清时期，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究竟进入了何种特殊社会及其原因。陈啸江主张，研究这一问题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对欧洲历史的分期，但必须采用“马克思分期的根本方法”，即以“历代的生产方式”为标准。据此，他提出：秦汉以后商品经济虽然瓦解了封建制度，但找不到对外输出的途径，因而只能和封建经济相结合，“于是中国便渐渐的进化成一种比封建社会较前进、比过渡的前资本社会又不同的（佃耕制）社会，或亚细亚式的前资本社会”。和上述傅衣凌的观点相比不难看出，陈、傅二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问题意识、方法路径乃至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都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只是对封建制度瓦解后中国究竟进入了何种社会的具体判断。加之从二人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程度、对相关学术史了解的系统程度，以及对各自观点论证的周详程度等方面看，当时陈啸江的水平多少在傅衣凌之上。因此，傅衣凌早期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认知，很可能受了陈啸江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逐步奠定了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即探寻被时人视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的秦至清时期的特殊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长期处于这种社会而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傅衣凌这种问题意识，在当时学界并不罕见，但在此后十余年的研究中，他始终贯彻着这一问题意识，并取得了相当成就，这是其值得关注之处。

二、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史论战因全面抗战爆发而告一段落，但论战留下的问题并未被遗忘，此后仍有不少学者尝试通过更加细化深入的研究，来检视这些问题的真确性，傅衣凌即是其中之一。1939年，傅衣凌避居福建永安，偶然发现了一箱明代至民国时期的土地契约文书，并据此写成《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证》《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三篇论文，后以《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为题结集出版。除去具体史实的梳理，这三篇论文主要是以福建永安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为例，探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仍体现了傅衣凌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形成的问题意识。

首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进一步论证了前述1935年《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中提出的秦汉以后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对此，书中主要是通过判定佃农和地主的社会经济关系得出的，即秦汉以后的佃农和地主之间不仅有一般的租佃关系，还有身份隶属关系，这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并没有本质差别，因而，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仍属封建性质。如该书上编在论述福建地区的佃农因为租赋沉重不得不靠借贷维生，进而“陷入‘负债隶农化’的深渊”后提出：佃农“因佃耕地主的土地与负债的关系，不仅是缴纳规定的租赋即可了事，还发生有身分的隶属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并无差异，因而不能因为佃农和农奴“名称的不同和中国没有严格的农奴制度”，就“否认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在该书下编，傅衣凌同样强调了佃农相对于地主的身份隶属关系，即：“佃农只是农奴的化名，因为中国的领主=地主对于农奴=佃农都一样的得行使超经济=公力的强制权，而在后者且含有债务的隶属关系。”

傅衣凌之所以从农民的社会经济关系入手论证秦汉以后中国属于封建社会，主要是为了回应当时学界以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农奴制为由而否定封建制度存在的观点。如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中就曾提出：“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战国）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陈啸江主张秦汉以后中国为“佃耕制”社会（后改称“佃佣制”）而非封建社会的重要依据，也是秦汉以后的农民相对于地主不再是具有身份隶属关系的农奴，而是“纯依契约成立”的佃农。傅衣凌在《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中的相关论证，就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如该书“集前题记”所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坛上，有一派研究者否认秦汉以后中国为封建社会，其证据是这一时期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契约的而非身份的，他们属于国家的自由佃农而非农奴，“这一个推论，和历史的事实是否相符合呢？我愿意提供本文所搜集的资料，让大家好好地推敲一下”。

其次，傅衣凌虽然主张秦汉以后的中国属于封建社会，但同时指出这种封建社会的特殊之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商品经济的活跃，另一是氏族制残余的存在。商品经济的活跃主要体现为高利贷资本对农民土地的兼并。例如，在永安地区的土地契约中，有几份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农民冯九珠为维持生计，几次将原有谷田“典当找尽”，最终失去土地沦为佃农的过程。傅衣凌据此提出，冯九珠这种从小自耕农转变为佃农的过程，“正是极端的表现出中国后期封建制下的高利贷的寄生的租佃制度的一个发展原型”。商品经济在农村虽然活跃，但并非毫不受限，这种限制因素就是傅衣凌所说的氏族制残余。如他在分析了永安地区大量的地权转移案例后提出：地权的转移不是发生在宗族之间，就是发生在姻亲之间，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氏族制的‘产不出户’的残余”，所以，商人资本对中国农村封建经济虽起到侵蚀作用，但这种侵蚀主要被限制在宗族内部，使得“地方豪族能够保持其特殊势力”。要之，傅衣凌所说秦汉以后封建制度的特殊之处，就是在经济构成上，商品经济已相当活跃，侵蚀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上，由于氏族制残余的存在，地方豪族仍得以维持对农民的统治，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也是他将之称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原因。

最后，傅衣凌分析了“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他认为，氏族制残余的存在，虽有助于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会“萎缩农村的生产力”，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原始积蓄”。这是商品经济自战国以后已相当活跃，而中国却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同时，傅衣凌又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受重重阻力，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并非“停滞”不前。例如，对于清道光以后佃农向地主缴纳“冬牲”等额外贡纳的苛例被废除，他就认为，这是自然经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崩溃的表现，并提出：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是停滞的”，只不过“不像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直截快捷，在清扫封建主义的残余之后迈步前进，而系与其妥协的解消之下，作迂曲迟缓的发展”，但其“前进路线”是“合理”的。

由此可见，《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研究的虽是福建永安地区，但其主旨乃是借此揭示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如书中所说：本书“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

此外，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还有一项重要贡献，即拓展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料范畴。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社会史论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转变，食货派即其中代表。但从整体上看，食货派的史料搜集范围，仍以正史、典志等传统文献为主。如陶希圣曾说：“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1935年至1937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带领鞠清远、武仙卿等人所从事的社会史资料搜集工作，主要就在正史等传统文献范围内展开。《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当然也重视史料搜集的基础工作，但其特色在于突破了传统文献范畴，将史料搜集拓展到账簿、契约等民间文献领域，如该书“集前题记”所说：“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如前所述，该书的基础史料也确实是傅衣凌在福建永安发现的土地契约等民间文献。和过去的历史研究相比，从传统文献中搜集社会经济史材料，主要是研究视角转变后对相同范畴内的史料别择去取的不同；而对民间文献的发掘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则属于新的史料领域的开拓。后者正是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色之一，也是他对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三、探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成因

傅衣凌在福建佃农经济史研究中再度确认了秦至清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特殊性以后，观点再未调整。此后，他将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探寻中国为何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而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其切入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另一是明清时期的商业资本集团。

（一）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研究

福建佃农经济史研究让傅衣凌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由于土地制度不合理，屡屡引发农民反抗风潮，但封建制度在“农民军的猛烈冲击”下，“却依然强大”。为了解释这一现象，20世纪40年代，傅衣凌将研究视角逐渐转向了“社会变乱”问题，对太平天国时期的“全国抗粮潮”“捻乱”“回乱”“团练抗官”等展开了系列研究。其中，傅衣凌提出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斗争与统制”的分析框架，即就“斗争”而言，“在经济上，为均富势力与反均富势力的斗争，在政治上，为地方割据主义与中央专制主义的斗争”；前者属于“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后者则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统制”而言，封建帝国必须保持与均富势力、地方割据势力的“均衡”，以收“向心”效果；一旦均衡被打破，“均富势力=地方贫民”与“地方割据主义=地方豪族”便会“乘着中央统治力的松懈”制造“变乱”，“对于中央政权起着离心的作用”。傅衣凌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分析，都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

首先，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起因。傅衣凌认为，它们都是“社会经济之畸形发展”和“清政府统治力松懈”的结果。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是指清中叶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小地主生计的艰难；而鸦片战争后的银贵钱贱，又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就造成了均富势力的不满。同时，乾隆末年以后，各省不断出现的“变乱”已经显露了“中央统治力的松懈”，而鸦片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暴露出中央治权的破绽”。这又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均富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相结合，对“统治力松懈”的中央政权发起挑战，便造成了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

其次，既然“变乱”四起，那它们为什么没有推翻封建制度？傅衣凌认为这和“变乱”的性质有关，即这些“变乱”的领导者多是地方割据势力，其性质都是地方割据势力挑战中央政权的“封建集团的内部战争”，而不是均富势力反抗反均富势力的“革命运动”。例如，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抗粮风潮，傅衣凌就提出，其中虽有均富势力的参与，“然就其风潮的中心领导人物来说，却与一般的农民战争有别，而确实实为地方豪族对于中央政权之离心的作用”，“具体的表现出中国地方（割）据势（力）乘着封建社会的崩溃，起而与中央政权作剧烈的斗争”。对于“捻乱”和“回乱”，傅衣凌也认为它们“只是地方割据势力乘这大动乱时代企图脱离中央政权的束缚的一种封建集团的内部战争”，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农民战争。所以，其“破坏力虽足以一时震撼清朝的封建统治”，但终究“未能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运动史有较进步的作用”。

可见，傅衣凌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研究，重在说明这些“变乱”的性质属于封建集团的内部战争，目的不在于反封建，因而也就无法推翻封建制度，不能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进而言之，傅衣凌的研究对象虽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但目的则是要借此透视整个封建时期“社会变乱”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正如他分析“捻乱”结局时所说：“于此，也可使我们连带的体验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的一个因素。”

应该说，傅衣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的目的。但若就其“中国封建社会斗争与统制”框架中所提的两种斗争来看，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其实主要是政治上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政权的“内部斗争”不能打破封建制度，至于经济上均富势力与反均富势力的斗争，亦即“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能否打破封建制度，傅衣凌并没有提供正面的结论，虽然他肯定了这种斗争的历史意义。直到1947年，他在《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中才提出：“我们纵不敢说中国的农民战争，是造成中国封建经济之停滞的一个有力的因素，但中国史的佃农运动，每未能完成其历史的任务……是可以证实的。”准此，则“中国封建社会斗争与统制”框架中所提的两种斗争，实际都不能打破封建制度。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追问，这种否定结论的得出，到底是因为两种斗争确实都无法推翻封建制度，还是因为傅衣凌受其研究动机影响（即探究为何屡屡发生的社会变乱“不能”打破封建制度），将注意力过度聚焦在了消极层面的“不能”而陷入了思维定势？综合他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著述看，答案更倾向于后者。

傅衣凌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研究，虽然存在上述不足，但它在现代中国史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仍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比较社会史论战时期的相关研究即可看出，论战者虽然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但从整体上看，他们多是依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框架，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长时段、粗线条勾勒。这种以理论框架为准则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不免对中国社会自身的演变特质造成了损害。因此，在论战时期有学者就已呼吁，要对中国历史“逐时代详加考察”，“不要为公式牺牲材料”，但直到论战高潮过后，这一现象才出现明显改观。傅衣凌虽然也着眼于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宏大理论问题，但他是通过对太平天国时期的“抗粮风潮”“捻乱”“回乱”“团练抗官”等具体问题逐一研究完成的。这不再是将中国社会长期延续或停滞视为定论，来条理中国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或学说的正确与否。也就是说，在傅衣凌这里，理论逐渐成了研究的指导，而不再是既定的结论。这反映了傅衣凌对待理论与史料关系上的转变，虽然其研究中多少还带有前者的痕迹。而且，从“中国封建社会斗争与统制”框架看，傅衣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析，也不再仅是聚焦于经济的形态，而是兼顾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更具结构性和立体化特点。因此，傅衣凌有关“社会变乱”的研究，顺应并推进了社会史论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转变。

（二）关于明清商业资本集团的研究

稍后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研究，20世纪40年代，傅衣凌又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的论文。这些论文和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研究秉持着相似的问题意识，即探讨商业资本为何不能推动中国走出封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傅衣凌对徽商、洞庭商人、陕西商人的分析模式基本相同，加之他将徽商视为中国商业资本发展史上的“典型”代表，所以，下文即以《明代徽商考》一文为主，分析其相关研究的特点。

傅衣凌对中国商业资本发展演变的分析，是从其形成之初便带有的先天“落后性格”开始的。以徽商为例，他认为：徽州地区地少人多，本已无法容纳过剩人口；而高额赋税造成的“资金外流”，又进一步加重了人口压力；手工业本有希望缓解人口压力，但徽州地区的手工业以供给封建贵族消费为主，不能成规模生产，因而也无法消纳过剩人口。这样，在无田可耕、无工可做的现实环境下，徽州人只好向外移徙，徽商由此形成。基于此，傅衣凌便提出了徽商先天的“落后性格”，即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动机，是缓解人口压力和弥补地方资金外流的损失，既无通过商业来控制生产的兴趣，也无改革生产技术的要求；同时，徽商多是聚集一地经营着繁杂的项目，且为“贷本之故，必须负担高额的利息”，所以很难完成资本的“原始积蓄”。概言之，傅衣凌所说徽商的“落后性格”，即他们缺乏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需求和动力。

在分析徽商先天“落后性格”的基础上，傅衣凌进一步提出了徽商在发展过程中所走的两条“歪曲路线”：一是徽商中虽然也有“直接参与工业生产”者，但其产品主要供给封建贵族，消费市场狭小，这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相当距离。二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增殖资本”，多被投资于土地，而徽州地狭田少、赋税重、利息薄，又无法容纳其“过剩资本”。在这种“没有出路的窘态”下，徽商不是走向官僚资本“与王朝的兴衰，同其始终”，就是将“增殖资本”用于个人或乡族的消耗。概言之，徽商所走的“歪曲路线”就是他们始终无法完成资本的“原始积蓄”，实现向产业资本的转变。

由此可见，20世纪40年代傅衣凌关于“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的研究，重在探求它们为何没能推动中国走出封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仍延续着社会史论战时期形成的问题意识。至于洞庭商人和陕西商人，傅衣凌对其具体成因的论述虽有不同，但对其所走“歪曲路线”的分析基本一致，此不赘言。

和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研究相似，由于傅衣凌意在探求中国为何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对中国商业资本的分析，也以发掘其消极层面的“不能”为主。对此，我们比较1956年他将《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收入《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时所做的修订，可以看得更清楚。此时，傅衣凌在论述完洞庭商人所走的两条“歪曲路线”后，进一步补充道：“我们还必须认识明代中叶以后的历史特点，是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业已开始存在，因而也使得洞庭商人虽其本身仍具有浓厚的寄生性，但亦不能不受着时代特点的影响，逐渐的把他们的资本扩大，走向生产上面去，而采取新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法……这一个生产上的新因素，虽在清朝建立后，中国经济遭受阻抑，但仍在继续发展中。”这里所论洞庭商人受时代影响，逐渐将商业资本投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面，显然是对前述中国商业资本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观点的补充。这一补充正可说明，1949年前傅衣凌对此是有所忽略的。

不过，和社会史论战时期相比，傅衣凌对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仍做出了重要推进。商业资本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商业资本主义能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史论战的重要问题之一。和其他问题的讨论相似，论战者对中国商业资本的分析，也多是用既有的结论去剪裁中国历史，或者说是截取片段的材料去填充宏大的结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彼此关于中国商业资本认识正确与否的争论，转变成了对马克思有关商业资本论说理解准确与否的争论。这从他们频繁征引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所说，商业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具有解体作用，但对旧生产方式的解体和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并不具有决定作用来批评对方的错误，即可看出。时人批评这是“把方法当结论”来代替历史的研究。傅衣凌对中国商业资本问题的研究，背后当然也有理论的指导，但他不是“把方法当结论”来代替历史的研究，而是通过对徽商、洞庭商人、陕西商人等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商业资本无法向产业资本转化这一结论的。虽然其具体结论后来有所调整，但这种研究方式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转变，即从社会史论战时期偏重理论方法的争鸣，逐渐转向了偏重专题实证的研究，尝试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

结语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志趣和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其具体研究领域虽有调整，但问题意识并无根本改变，始终在探寻被当时人视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的特殊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长期处于这种特殊社会而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傅衣凌至少表现出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他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理论工具，但他努力探寻的却是中国社会相对于这一普遍规律的特殊之处。这就说明，傅衣凌不再像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很多学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已经注意到并开始尝试处理规律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第二，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延续着社会史论战留下的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已不再是“把方法当结论”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从某一地域或专题入手，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或解决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相比社会史论战时期偏重于宏大理论的争鸣，傅衣凌提高了对专题实证的重视，理论指导与实证研究逐渐得到了更好的结合。

傅衣凌的这些特点，也是社会史论战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的共性特征。例如，与傅衣凌大致在同一时期走上社会经济史研究道路的何兹全，就是通过对魏晋时期的庄园、兵制、佛教寺院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论证其魏晋封建说的。全汉昇也是从某一地域（如两宋时期杭州、汴梁、广州等）或专题（如官吏之私营商业、寺院所经营之工商业、物价变动等）入手，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证明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而非一般所说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其他诸如陈啸江对西汉和三国社会经济的研究，蒙思明对魏晋南北朝和元朝阶级制度的研究等，无一不表现出相同特点。这些史家研究的具体问题虽不相同，但重视理论工具的运用，以及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专题实证的取向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傅衣凌的治史特点，实际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同时，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家群体中，与上述傅衣凌、何兹全、全汉昇等表现出相似治史取向或特点者并非少数，如梁方仲、汤象龙、吴晗、杨联陞、戴裔煊、鞠清远、武仙卿，等等。这些史家大多出生于1910年前后，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奠定治学取向，或受论战影响改变治学取向，开始从事唯物史观话语下的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即便抛开政权鼎革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巨大影响，当这一代史家成为学术中坚力量后，唯物史观历史学也会随之成为史学界不容小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