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7年第3期，107-128页
作者简介：章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学科乃“援西入中”的产物，由此引出两方面问题：西方分科观念如何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其复杂性在于，作为“传播者”，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关键”。尽管来华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问题，然而所说之次第主要着眼于知识训练的阶梯，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之适成对照的是，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的接纳，却往往从价值上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后集中辨析“西学门径”）。这些都构成晚清接纳西学重要的一环，也是审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

关键词：学科次第；西学门径；格致之学；现代学科

    一　引言：“次第”问题的多重表现
    康有为描述接触西学之初始，曾有这样的评说：“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①相似的意思，梁启超也有所阐述：“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不宁唯是，对于治西学当有的选择——“如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梁还指出普遍存在的情形是“不得其途径”，　“能有识抉择者盖寡焉”。②康有为、梁启超上述常被征引的话，自有其深意在，绝非仅仅关涉于译书，而是展现了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学科之次第，并着力于辨析“西学门径”，以便更好地“采西学”。
    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传统起到哪些作用，是否对科学的进程和形态产生了持久而连续的深刻影响？西方科学史学界就有长期争辩，并形成了著名的“连续性问题”，“中世纪主义者”(medievalists)和“早期近代主义者”(early modernists)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③基于学科建制——关注现代知识以学科为标识进行的制度安排，或可避免上述纠葛。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19世纪后半叶主要有三种方法促成了学科的制度化：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系统。以此对照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学科，就会发现，这些学科不少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大约在19世纪后半叶，这些学科才完成制度化的建制。④
    这里的意味是，现代学科的建立，其基本标志之一是分科观念的形成。中国并无例外。只是，立足于中国视野，尚有更多需要考量的地方。毕竟，中西学术交流涉及的是两种“文明”的对话，分别扮演着“传播者”与“接引者”的角色。问题包含两方面：一是西方分科观念是如何传入的；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对这些环节略做梳理，便可发现，接受西方分科观念只是问题之一面，什么因素主导着中国对西方知识的接引，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传播者”，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基于策略性的考虑，又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关键”。本文正是试图探讨晚清接纳西学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一幕——学科次第的论辩。应该说，来华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并且基于神学立场最初所强调的次第与价值密切相关，随后才着眼于通过“学科次第”揭示知识训练的阶梯，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而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之接纳，并未完全遵循于此，另有枢机。在西方林林总总的学科中，作为知识的接引者，试图发现“西学关键”，本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对此的关切透过对“学科次第”的论辩表现出来，却与本土对知识的理解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为确立“采西学”之方针才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后集中辨析“西学门径”）。对此略做分析，于了解晚清对西方学科的理解，或不无裨益。
    用不着特别指明，涉及晚清对西方知识的接引，无法在一篇文字中完全展开。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笔者已就“体用”之辨的学科史意义略做梳理，试图说明代表晚清士人共同见解之“中体西用”论，不仅主导着对西方知识的接引，还制约着对学科建制的规划，值得当作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一项特殊结果加以考察。⑤而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其他类似的表述，所涉及的正是为学之次第，只不过所探求的是“中西学门径”。对中西学门径的探索，也代表着晚清学界努力的方向。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堪称其中的代表。梁在《叙》中曾引述了康有为阐述的见解：“世界蕃变，文明彪举，块然中处，宁有他哉！是在学之善不善焉已耳……今四库遗帙，汗牛充栋；泰西祈学，群雄争长。衮衮诸公，未窥门径，辄欲以一支半解了之，盖亦如公输学射、蒲且掣斧之类云尔，是自愚也。”⑥黄庆澄1898年所编《中西普通书目表》，首列也是“中西普通门径书”，然后分别列有中学门径书、西学门径书、中学紧要书、中学汇刻紧要书、西学紧要书、西学汇刻紧要书、中西参证书等。⑦
    在“中体西用”思想下形成的“西学必先由中学”的看法，可以张之洞的见解为代表。《劝学篇》“循序第七”开篇即表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⑧试图按照中学、西学之次第安排教学，在晚清也甚为流行。梁启超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即指出：“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蔽，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⑨康有为甚至表示：“若仅通外学而不知圣学，则多添一外国人而已，何取焉！”⑩
    “中体西用”论的产生，还与针对西学所做区分密切相关。中国本土对西方知识的接纳，重要一环即是将西方知识区分为“学”、“政”、“教”。将中西文化交流描绘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递进，肇端于梁启超所著《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1)若具体到中国本土接引“西方知识”所涉及的不同面向，则“西学”、“西政”与“西教”的区分更值得重视。1905年《万国公报》发行至200卷时，华人编辑范祎曾这样说明该刊之“要义”：“中国二十年以前，惊西方之船坚炮利，知有西艺矣。而于西政，则以为非先王之法，不足录也。十年以前，亲见西方政治之美善者渐多，其富强之气象，似实胜于中国，知有西政矣。而于西教，则以为非先圣之道，不足录也。”依其所见，“知西艺最易，知西政已较难，更进而知西教，则如探水而得真源。”(12)针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或其他表述，展现的也正是对西学的取舍。所谓“学”、“政”、“教”，又未尝不是一种次第？谭嗣同在《仁学》中就这样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学不一，精格致乃为实际；政不一，兴民权乃为实际；至于教则最难言，中外各有所囿，莫能折衷，殆非佛无能统一之矣。”还将学、政、教建立起递进关系，认为“进学之次第”，乃“以格致为下学之始基，次及政务，次始可窥见教务之精微。以言其衰也，则教不行而政敝，政敝而学亡。故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其政术学术，亦或反为杀人之具”。(13)
    不难看出，所谓学之“次第”，在晚清实有多方面的呈现。(14)无论“中体西用”论，还是针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都包含着对“次第”的思考（所涉及的对象不同），也与本文所论列的问题密切相关。为便于问题的集中，这里只能就晚清接纳西学时展现出的思想倾向做初步的梳理。换言之，本文集中讨论的是“西学”，关注于晚清之“采西学”如何紧扣着学科次第之论辩。晚清“学战”意识的提升及由此引发的“权势转移”，研究者已多有讨论。(15)近年来围绕西方分科观念的传入，也出版了诸多论作。(16)本文将问题集中于晚清对“学科次第”（“西学门径”）的思考，并将此与中国本土学科建制的规划结合起来加以审视，或可补充前人的研究。依拙见，围绕“学科次第”的论辩，或基于“西学门径”的探讨，关乎“采西学”的基本方针，昭示着晚清对西学的取舍，也主导着中国本土学科建制的规划，同样值得当作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重要一环加以审察。
    二　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穷理学为百学之门”
    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乃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现象，并且与“西学”传播的各个阶段密切相关，因此，即便讨论的时段主要是晚清，也有必要上溯到明清之际，以寻求问题的起点。这一过程，通常表述为“西学东渐”，或更准确地称为“西方知识对东方的渗透”。然而，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固可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但所援之“西”为何，本身即是问题。围绕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撞击，就不乏这样的追问：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西学知识，是否能代表斯时的西方文化？(17)具体到学科的讨论，确有必要指出，在近代之初（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际），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18)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不妨接受这样的前提：明末肇端的欧洲与中国第二次互相接触，“两种文明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人成了主角：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前者是当时欧洲文化领域的佼佼者，后者则是传统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文人。”(19)
    中西沟通既由耶稣会士揭其端绪，也烙上相应的痕迹——“教”与“学”之结合。强调“学不归原天帝，终非学也”，是耶稣会士论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较重视“学”本身，并传递了为学各有分科的观念。艾儒略(Jules Aleni)《职方外纪》和《西学凡》尤值一说，因为已具体论及欧洲各国在学制上的安排，实乃分科知识传入中国之滥觞。
    《职方外纪》卷2之“欧逻巴总说”介绍了“欧逻巴建学设官之大略”，除指明欧逻巴诸国大学、中学、小学之建制，特别强调大学分为四科：“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这里对“四科”之描述，阐明了西学之分科是基于特定的研究领域。(20)《西学凡》则按照“六科”介绍了17世纪西方教育制度及学校状况：“文科谓之勒铎理加(rethorica)，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医科谓之默第济纳(medcina)，法科谓之勒义斯(leges)，教科谓之加诺搦斯(canones)，道科谓之陡录日亚(theologia)。”六科之分，已考虑到为学次第之别，其修习次第为先“文科”，后“理科”，再是其他的“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文科”包括“古贤教训”、“各国史书”、“各种诗文”、　“自撰文章议论”等，大致涉及基本的训练，定位于“辟诸学之大路”：　“文学已成，即考取之，使进于理学”。“理学”表述为“斐禄所费亚”（Philosophia，今译作“哲学”），所揭示的正是耶稣会士来华之初的情形——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艾儒略将“理学”分为五家，还阐明其修习之次第：第一年学“落日加”（Logica，今译“逻辑学”），此乃“明辩之道”，为各学“必所取径”，以立“诸学之根基”；第二年学“费西加”（Physica，今译“物理学”），为“察性理之道”，以“剖判万物之理，而为之辩其本末，原其性情，由其当然，以究其所以然”；第三年学“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今译“形而上学”），“总论诸有形并及无形之宗理”；第四年“总理三年之学，又加细论几何之学，与修齐治平之学”。前者为第四家“马得马第加”（Mathematica，今译“数学”），后者为第五家“厄第家”（Ethica，今译“伦理学”）。“理学”完成后，则进入“四科”之学习，“或学医法，或学国法，或学教法，或学道法”。基于神学背景，书中对“道学”的定位颇为用心，指其为“超生出死之学”，总括“人学之精”与“天学之奥”，　“他学总为无根，不能满适人心，以得其当”。故西国虽留心诸学，然“无不以陡琭日亚为极为大”。(21)
    除立足于“天学”阐述西学，傅汎际(Francois Furtado)与李之藻合译之《名理探》，还显示了纯粹论学文字如何传达分科观念。该书“五公卷之一”首言“爱知学原始”，谓“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这里所言及的，正是今日赋予哲学“爱智”之别名，“总名”之称，尤富意味，传达的是斯时对哲学的认知——以此来指称任何一种探索。在此基础上，学有分科，且进学有次第的观念也表达出来。首先肯定“凡物所以全其美者，在乎有序”，而“艺有艺序，苟无其序，厥美不彰，师无以教，学无以通”。进一步的，为学在“明理”基础上如何做到“循前定序”，也得到阐述。不过论辩的中心主要还是基于“分界”来阐述学有分科之正当性，“凡艺，虽皆相属相资，然各分界分质，因而各自为类。”所谓界者，“凡诸学所讲事物，即其界也。界有全有分，其分界中，又有要、有次。总该全诸学义，是谓全界，其全中之各分，谓为分界。”(22)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利玛窦(Matteo Ricci)不仅强调“格物穷理”之法，　“视诸列邦为独备”，还特别赋予“几何”在知识中的特殊地位，“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一家者矣。”(23)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在将《名理探》后半部分加上其他著作合为《穷理学》一书进呈康熙皇帝时，也这样表示：“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24)指出“穷理学为百学之门”，不无意味，说明来华西人在知识领域同样在寻找构成知识的基础架构，与对“天主”的定位异曲同工。南怀仁在其他文字中，也显其对次第的关注，以探讨传教之法门：“圣教之学，比之他学，必有先后之序。依序而论，则言者易发其要旨，可无枝蔓垂复之说，即受言者，亦易存于心，而明其理也。”并且表示，其所致力的即是“将圣教要端，依序胪列，切而不繁，整而不紊，如用杂积之木石，各以上下左右前后之次第，安排楚楚，将人人易识其门户矣。”(25)
    透过耶稣会士对西学的阐述，可以注意到，除阐述分科观念，在表述中确实试图说明各学尚有次第之别，这也符合当时西方所形成的对于知识的看法。审视欧洲大学教育的传统通常会上溯到希腊人所奠定的“七种自由艺术”(seven liberal arts)。后来伊西多(Isidorus Hispalensis)在《词源》（Etymologies，又译作《词源学》、《语源》等）将此分为“三科”(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奠定了欧洲中世纪的课程设置。“三科”（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的区分，蕴涵了为学次第之考虑。1540年正式成立的耶稣会代表着欧洲致力于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耶稣会士的“陶成”便是按照一定的学科次第展开。(26)因此，来华耶稣会士传递的正是15、16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西学凡》便可作为“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27)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本有“迎合”中国之一面；他们的译介工作也往往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由于掺杂了这些因素，要辨析耶稣会士阐述西学分科观念所援据的“思想资源”，无疑是困难的。因为，言及“格物穷理”，很容易就令人联想到宋儒所确立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那套“工夫”。将此理解为传教士迎合中国本土的需要，抑或中国士人基于本土的架构想象西方知识，或都有相当依据。仅就中国士人而言，自可说明对学科次第的阐述，源自本土的知识架构。论者就提出了“天学的圣学化”问题，指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教中三大柱石”在接受“天学”时，最初是以一种拟同的态度将“天学”纳入圣学体系，以证明接受、学习先进的西洋科学是正当的。(28)
    针对《西学凡》、《名理探》等译作，中国士人即是根据中国本土对知识的认知，试图发现西方各学科之次第。许胥臣肯定艾氏所述西方之学，“其分有门，其修有渐，其诣有归，恍若悟吾儒格物原非汗漫，致知必不空疏，而格致果跻治平，治平必肇端于格致也……礼失则求之于野，读《西学凡》而学先格致，教黜空虚，吾亦取其有合于古圣之教而已矣。”(29)对《名理探》一书，则提升至“格物穷理之大原本”：“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甚至表示，“研穷理道，吾儒本然。然世之拥皋比，谈修诣者，同异互标，醇疵竞骛，而统绪屡歧。”(30)徐光启针对《几何原本》的议论，也赋予“几何”在诸学中特殊地位，“下学工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31)尤有甚者，杨廷筠述《代疑篇》还尝试着对西学之次第做具体的安置，认为欧西各国，“其学有次第，其入有深浅，最初有文学，次有穷理之学”。其中“其最重者为天学，名陡琭日亚……其次为人学，名斐琭所费亚，皆格物穷理之事。其书之多，与天学仿佛。其次则宪典，其次则历法、度数，其次则医理，其次则纪事。大多非说理即纪事，取其有益民生，可资日用。”(32)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看法也反映在官方见解中。《四库全书总目》对传教士译介西学书籍的评价，即显示学有次第的观念构成中国接纳西学的枢机所在。针对《西学凡》，不仅接受学分“六科”之讲法，还评论说：“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知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这里的意味是，言及学科次第，明显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为学之“进阶”或“阶梯”，立足于教育之次第展开；其二才是学之重要与否，即所谓的“体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学有次第，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了固定看法。针对《泰西水法》就有这样的评价：“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33)
    以上所展现的，自不能涵盖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却可为本文所关注的学科次第，确立问题的起点。值得重视的正在于明清之际接纳西学的方式，中国士人对于天主之学或还有所保留，(34)却注意到西来之学“其分有门，其修有渐，其诣有归”，甚至还试图去发现“格物穷理之大原本”。这种问题意识，表明伴随中西重开沟通之局，学术之会通即同步发生，并且中国士人主要援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来接引西学，相应的，学有次第的看法已在形成中。重要的是，由耶稣会士开启的知识传播工作，也影响着19世纪的中西学术交流，“新教传教士们继承了17和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传统，在19世纪激起了一些比较勤奋和目光敏锐的文人对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兴趣。”(35)换言之，这两个时段都应看作中文世界阐述现代知识的组成部分。晚清对此的论述也明显展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关注于学科次第，同样构成接纳西学的关键。
    三　学科论述的转向：格致之学的内涵
    继耶稣会士后，主要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扮演知识传播者的角色。西学东渐新一轮帷幕揭开时，已是19世纪初。较之此前的中西交往，首先值得重视的改变是西方愈益突出的强势地位。受此影响，西学传播也显示出新的特点，“学”附载于社会发展程度得以辩护，有关西方的地理、历史知识，往往构成讨论西学的潜在背景。《格致新报》一篇文章就指出，“华人喜考列国地志，深为可嘉。西学之行，其殆肇端于此乎。”徐继畬1868年在为《格物入门》一书作序时，就注意到其间所发生的变化：“泰西之学，始于利玛窦之东来，迨后南艾诸公扩而充之，益见详备。然所言者天文历法，于格物穷理之学，未之详也。”(36)因此，19世纪以后对西学的阐述以什么方式展开？对学科的认知又体现出怎样的特点？同样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可以说明的是，学科论述的转向，主要体现在对“学”的论述依托于“普遍历史”的架构展开。(37)而不同学科的分别，在价值上的定位渐渐淡出，往往透过其与自然的关系来界定，定位于研究领域的区别。
    最初，来华西人着眼于传教，所阐述的西学次第往往恪守神学立场。米怜(William Milne)在《〈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中，即言明所办杂志“必载道理各等”，其中“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38)1923年创刊之《特选撮要每月纪传》标明承继《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而来，且“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同样强调，神理一端，“是人中最紧要之事，所以多讲之”。其次为人道，再其次则天文、地理各端。(39)可以说，未曾改变的仍是将学归于“天”。作为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一次演讲中也表示：“今天，除了基督教国家外，别的国家在科学和哲学方面都不可能发达起来。只有真正的宗教才有助于真正的哲学，而真的哲学乃是真的宗教的婢女。”(40)在各种论学文字中，同样不乏结合“教”与“学”的言说方式。或者强调，“虽圣书未尝教以技艺之学，然崇奉圣道之国，必能于天文地理、图绘医药，与夫一切技艺之事，罔不手敏心灵，悉臻巧妙。”(41)或者指明“此道与各等学业大有关系”，“在耶稣教指明一位真主，万物皆其创造，一理贯通，人若细加追查，愈知上主之奥秘，所以天文、地理、原形、地质等学，远胜于奉外教之各国也。”(42)担任《万国通鉴》笔述的赵如光即注意到，“西士东来，宣播真道，每于圣书而外多所著作，非徒炫奇，实为传道之一助耳。”(43)
    建立“圣道”与“学业”之关联，此甚要紧，一方面为学业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宗教的普世情怀，也逐渐落实于“学”之普世性。论者曾揭示了布道、出版、教育、医药乃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四大支柱，(44)具体到论学，自当重视西学传播的载体。最初的载体主要是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随后出版机构也大量涌现。《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中国教会新报》（后易名为《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是其中卓有影响者，成为述“学”之重要窗口。之所以强调这一时期对“学”之阐述在“普遍历史”的架构中展开，便在于中西在“学”之层面也发生“合和”，论辩的焦点则是“格致之学”。“东西史记合和”已引出诸多问题，中西围绕此的论辩，更凸现“格致之学”内涵的问题。(45)
    《遐迩贯珍》这样传达其主旨：“其内有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别邦。”(46)《六合丛谈》之编，也旨在“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所撰“小引”，不仅指出中国“载籍极博，而所纪皆陈迹也”，还突出西人之学，如何“精益求精，超前轶古”，如何“启明哲未言之奥妙，辟造化未泄之奇”，总之一切皆“穷极毫芒，精研物理”。所言及的西人之学，包含有“化学”、“察地之学”、“鸟兽草木之学”、“测天之学”、“电气之学”等，尽管尚未以规范的学科名称进行说明，但基于不同的知识解释世间万物，却甚为鲜明。(47)发行至第二卷时，该刊还表示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学问之道无穷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纷赜变化，莫可端倪。前卷所载略备，而犹有未尽者，今再胪于篇。”(48)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发表的《格物穷理论》也提出：“国之强盛由于民，民之强盛由于心，心之强盛由于格物穷理。”明显是将中西之间近百年来所产生的差别，归于有无“格致之学”。(49)实际上，那段时间出版的众多杂志，大都有类似的宗旨。1872年出版的《中西闻见录》指出，“西国之天学、地学、化学、重学、医学、格致之学及万国公法、律例文辞，一切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鱼鳖昆虫之学，年复一年，极深研几”。“中国人于外国学问及一切器具并各国风俗，果能博见广识，择善而从，未始不可为他山之助。”(50)傅兰雅(John Fryer)所辑《格致汇编》之原意是，“欲将西国格致之学与工艺之法，择其要者，译成中文，便于中国各处之人得其益处，即不出户庭能知天下所有强国利民之事理。”(51)
    上述对各学科的说明，旨在证明西方各国在“学”这一环节具有的独创性，对学科次第并未多加论辩。不过，尽管西方已处强势地位，但西人对“学”之论辩，仍要面对西学如何易被接受的问题，因此对“学”之阐述，不免借用中国士人所熟悉的符号和言说方式——正类似于耶稣会士的用心。于是将“格致之学”在中国本土的知识架构中进行安置，突出“格物致知”为“修齐治平”的初级工夫，也成为论述的中心。可以说，不单中国士人，西人也以此作为阐释“格致之学”的出发点。学有次第的观念，在这样的论辩中也有初步呈现。
    丁韪良(W. A. P. Martin)1866年所撰《格物入门》一书，按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和测算分为七卷。不难看出，书名即取自《大学》　“致知在格物”之意。在增订版“自序”中，丁还颇有意味地谈道：“尝读《大学》‘致知在格物’，不禁叹圣人言近旨远……今诸国相师而学，孜孜惟恐不及，新法迭兴，乍见者震而惊之，不知中国圣贤早为指明此理也。”(52)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76年出版的《中西关系略论》，同样由《大学》“治平之道”展开评说。该书序言就提到，“夫当务非他，格致而已矣。《大学》一书，治平之道，基于格致，今之数学、化学、制造学、植物学等，皆格致也。西国首事格致，国由是富，民由是强。”(53)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介绍《格致新机》一书时也阐述了相似的看法：“曾子作《大学》一书，为初学入德之门，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千古遗传，大矣，备矣。”又指明中国之格物致知“犹未及乎天也，犹未赅乎物也”，原因在于，华人“徒沾沾于诗书六艺之文，不究乎大本大原之旨，而孰知政事学问之外，更有进焉”。这是要表明西人格致之学的优越性，“揭其未知之理，穷其理而造其极，于是其道赅矣，其本得矣，扩充大学明德之功，益广格物致知之理。”(54)
    论辩“格致之学”源出“三代”，乃“修齐治平”之基本工夫，可看作西人传播新知策略性的考虑。这于化解中西之差异，在“普世性”的架构里论辩“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西人论辩“格致之学”，在学科次第中将此置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初级工夫”，只是问题的一面。西人所谓“格致”，在这里仅具符号意义，实际上在迎合中国本土在知识上“优越感”的同时，针对“格致之学”的论述还深入到内涵的讨论，追问所格之“物”究竟为何？由此也将中西之差异定位于有无“格致之学”。这样的区分，不仅是将中西之别在历史进程上进行定位，由此还催生了有关知识的“现代性”论述。
    林乐知特别指出：“古今来之大学问有三：一曰天道之学，即天地万物本原之谓也；一曰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治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学，即致知格物之谓也。”“三者并行不悖，缺一不足为士也”，然今之中国士人，“天道固不知矣，即格致亦存其名而已，所伪为知者，诚正修齐治平之事耳，言大而夸，问其为诚正，何为修齐，何为治平，则茫乎莫解，与未学者等”。(55)这里对学问之区分尤值注意，不仅指出天道之学乃中国士人所不知，还将中国向所骄傲之“修齐治平”，划至“学”之第二层次，且中国士人只是“伪知”。至于格致，亦不过是“存其名而已”。在其他地方，林乐知还进一步指出中西“格致之学”的区别：“吾西国力学之士，每即物穷理，实事求是。自夫天文、地舆，以迄一草一木之微，皆郑重详审焉而不敢忽。”肯定西人“诸有益于宇内者皆从格致中来”，其法至奇至创，“非如中国之奇方幻术，托于鬼神虚诞，令人茫乎莫凭，杳乎难索矣。”(56)慕维廉介绍培根《格致新法》时，也阐述了对此的思考，“尝思治平之学，格物为先。而制造之方，致知尤赖。所以格致一门尽人所宜讲求，亦今日所为急务者也。”关键在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不独系乎性理，还系乎天地万物，“必当考其底蕴，知其义理功用大矣哉”。然而，对于天地文物，“华士素所心究者鲜矣”。(57)
    要系统梳理来华西人对“格致之学”的阐述无疑是困难的，但有一点值得加以强调，其中不少论作赋予“格致之学”的意义是广义的，往往成为诸学科的代名词。(58)傅兰雅著译之《理学须知》，第一章“略论理学原意”就特别强调：“凡考格致，均不外事物真理，故理学以真实为要。”这段描述，于我们了解论学之转向，不无裨益。较之以往在神学背景下寻求“学”之位置，论学之基础已落实在“事物真理”。该书第六章“略论格致之理”又区分出六门学问：算学、博物、化学、活学、心灵学、会学。“会学”所涉及的已关乎“人”的学问（近于今日所言之“社会学”、“政治学”）。也许以六门学问来描绘西学，不免太多缺漏，关键是其中所强调的，“凡此六学，足令万物所有之事，包括其内，故能通晓各学，则地球所有之事，几能全明。”(59)除此之外，尚可举证上海美华书馆所印《格物质学》一书。该书“凡例”写道：“格致者，格物致知之谓。是举宇内各种学问而尽赅之矣。是书专论物质体变诸事，为格致学中首要之一门。按西名之意，当称质学或体学乃可，而前人译此学之书，有以格物名之者，嫌其未符实义，爰颜之曰格物质学。”(60)同样强调所谓“格致”者，乃“举宇内各种学问而尽赅之矣”。事实上，对照《西学述略》、《西学考略》等资料，更可注意到来华西人传播西方知识时，往往从西学的整体出发，并不囿于格致层面；专注于“格致之学”，未尝不是因应中国本土的需要。指出这一点自有其必要性，因为晚清士人针对“格致之学”的阐述，不仅将其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指其为“初级工夫”；而且明显是在狭义层面接受“格致之学”，是在“技”、“器”、“艺”层面进行安置，并由此阐述对学科次第的看法。
    正是对“中西学术互异而立法各有所长”的思考，1882年丁韪良写成《西学考略》，希望于“学术有借鉴互参之益”。书中论述各国课程主旨时，涉及了诸多学科，值得关注的是说明方式。书中这样介绍道：“学者必熟悉地球图说以及各国史乘，方为通材”；“课业必以天文地理为要端”；“西学以格化为重”；“西学以算术为要端，而与格致诸学并进”；“植物动物等学亦为要端”；“西学之精微者莫如性理一门”；“富国策、公法等学，皆为太学课程之切要”。凡此等等，可以说赋予了每种学问各自的重要性。较之耶稣会士对西学的介绍，可以说学科门类更多，但区分学科的仍是特定的研究领域。(61)对西方分科设学之缘起，李善兰认为，“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关键正在于“无事非学”：“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学院，工则有技艺院，商则有通商院，四民之业，无不有学已。其他欲为师则有师道院，欲传教则有宣道院，又如实学院、格物院、船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凡有一事，必有一专学以教之。”强调“无事非学”，正构成了那段时间来华西人论述“格致之学”的关键所在——西人之“格致之学”绝非中国所谓之“格致”所能包容。(62)傅兰雅对此也有所论述，认为中国于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目睹华人得其大益。”(63)同样道出“格致之学”，在中国其实“并无其学”。
    李善兰这番话，是针对花之安(Ernst Faber)《德国学校论略》表达看法，此也是这一时期传教士“援西入中”值得注意的一幕。在论及欧洲学校时，花之安言道：“略言书院之规模，为学之次第，使海内人士，知泰西非仅以器艺见长……因器艺而求其学问，因学问而求其至道，有不浡然而兴者，未之有也。”其中对“太学院”的介绍，就指出“院内学问，分列四种：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具体到“智学”，则强调“智学分八课：一课学话，二课性理学，三课灵魂说，四课格物学，五课上帝妙谛，六课行为，七课如何入妙之法，八课智学名家。”(64)花之安对18-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的介绍，体现了斯时对知识的认知，内中仍包含次第的考虑。以此而言，1882年颜永京所译《肄业要览》，也传递出西国学校对学科次第之重视，“吾观本国之人，从未将各项学问，详论其缓急轻重以定肄业之准则，即有论及之者，亦只浮面而已，未曾求其要指以提纲挈领，是肄业未有全备之法一证也。”并强调，“吾今亟为论者，非辩某种学问为有用与否，乃辩某学问与某学问相较，何者为重，何者为轻。”“肄业一事，吾等须将一切学问，权其轻重缓急，而定断何等为吾最当学习者，然后肄业得其准则矣。”(65)除此而外，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88年完成的《七国新学备要》，也广泛介绍了英、法、德、俄、美、日本、印度等七国的教育情况。将七国置于一起进行论述，更明确赋予了学术“普世性”特征。“新学”之称，颇具意味，以横、纵、普、专归纳“新学”之“大纲”，更显示出“学”由“国别性”向“普世性”的转变。(66)
    实际上，来华西人在从事译述工作时，也曾希望顾及“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选择”，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就写道：“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而英国所已有者虽印八次，然内有数卷太略，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故必察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译。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土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先为讲求。”(67)这段话甚值重视，可以说西人之译书，也试图按照西国学科之次第进行，傅兰雅著译之《理学须知》，就强调“各种学问，宜循序以渐进，非躐等所能求”。前已述及该书第六章“略论格致之理”对六门学问的区分，对此书中就具体指出，“以上六学，均系从一起至六，由简至繁，有相依相俯之势。如算学，论事物几何数目，而赅一切材料。因万物中无一物无大小之分别，无几何数目，故各学问，俱赅在算学之内。间有全恃算学显其理者，惟其理与他性情不相关。因算学如能改变，则博物化学等，必致紊乱。”(68)然而受制于中国本土的要求，译介西书不得不按照是否“紧用”来选择。因此，重要的还是中国本土如何选择，及由此形成的对学科次第的看法。尽管西国所形成的知识分类及学科次第的看法，并未曾照搬到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本土对此就没有考虑，实际上所谓的学科次第仍是论辩的中心，只是与西国的认知并不相同。
    来华西人围绕“格致之学”的论辩，体现出不同的论辩策略，最初是在神学背景下赋予各学科不同时位置，进而在“普世性”与“现代性”的架构下论述格致之学。阐述格致之学，本是要强调此乃新知的基础，甚至突出此乃中西之差别所在，但基于策略性的考虑，西人也迎合“西学中源”论调，并将此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以便中国对此的接纳。可以明确的是，在西人的论述中，也曾涉及学科次第的论述，甚至希望以此系统介绍西学，却难以以此推展。这也反衬出中国本土“采西学”之特殊性，同时促使我们思考何以中国本土对西学的认知尤为关注学科之次第，还以此探索“西学门径”。
    四　“采西学”：学科次第问题的浮现
    梁启超曾有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69)代表晚清士人共同见解之“中体西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涉及的正是为学之次第，强调“西学必先由中学”。而无论是捍卫“中体”，还是接纳“西用”，都是对西方的回应。以此审视中国本土对西学之接纳，则辩护“采西学”的正当性，也成为题中应有之意。换言之，即便恪守“中体西用”之论旨，同样需要为接纳西学寻求辩护。正是在此背景下，学科次第问题浮现出来；区分不同学科，甚至赋予某一学科在西学中的特殊地位，也成为论辩中心。问题发端于对“自强运动”的检讨，由此也衍生出对“学”之次第的论辩。
    前已述及明清之际中国士人基于本土的知识架构想象西方知识的情形——“天学的圣学化”，降至晚清，中国士人针对西学也进行了相似的发挥，同样将西学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进行阐释。中国士人守望于此，既有缩小中西隔阂之考虑，也有维系自我“优越感”的成分，实与“西学中源”异曲同工。(70)针对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李鸿章在“序”中就联系《大学》格物之说对此展开“想象”，由衷表示“余喜西学格物之说，不背于吾儒”。他一方面指出“西人毕生致力于象纬器数之微，志无旁骛。其论形上之理，虽与汉宋诸儒不同，若谓其形下之学，一无当于圣人格物之旨，固不可也。”另一方面又表示，丁冠西“远方之杰，掌教都门同文馆，能读经史百家之书。今治格物之学，以入门命其书，其犹界说之微旨欤？夫门以内有户庭焉，有阶级焉，有堂奥焉，皆以待穷至者也。门以外有闾闬焉，有城郭焉，有郊坰，皆以资扞御者也。”(71)王韬评说艾约瑟译《格致新学提纲》，也有这样的表示：“格致之学，中国肇端乎《大学》，特有其目，亡其篇，后世虽有究其理者，绝少专门名家。近日西人精益求精，几于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盖格致一门，所包者广，如算学、化学、重学、电学、气学、声学、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动植，无乎不具；皆由古人所特创，后乃渐造其微。观此书可以略窥一斑矣。”(72)围绕《格致汇编》，更有诸多发挥。《申报》刊登的《〈格致汇编〉论》，就推断说：“盖傅君深悉格致之诣肇自中华，今虽流入泰西，愈析愈细，而中国犹有徐君其人者，振绝学于既衰，衍微言以不坠，故不禁折服之不已，又推崇之。”(73)薛福成1890年出使欧洲途中曾为《格致汇编》改定序言，内中也强调：“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此其根源非有殊也。”同时表示，“蕲使古今中西之学，会而为一，是则余之所默企也夫！”(74)
    上述对格致之学的认知，展示了晚清阐述西学所致力的方向之一。而在学科范围内探求西学之“最要者”，并按照次第进行安置，则透露出阐述西学之另一面。这既是承袭传统知识架构使然，同时也是被动学习者选择的需要。毕竟，是追求富强的压力主导了这样的选择与判断，对西学的重视也是因为此乃通向富强之路。李鸿章针对《西学略述》即这样解读：　“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今为尤盛。学校相望，贤才辈出，上有显爵，下有世业，故能人人竞于有用，以臻于富强。”他还对比说，“同治初同文馆教习丁君韪良成《格致入门》一书，五台徐侍郎惊为闻所未闻，使见及此，更不知若何叹赏矣。”(75)
    检讨晚清注目于西学学科，或可以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引起的纷争作为讨论的起点。同文馆原本是为解决对外交往中外语人才之匮乏，其课程设置也围绕语言训练展开，出长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就指出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译员学校”。(76)1867年因为总理衙门提议添设课程，扩大招生范围，引发了激烈争论。此举显示了“自强运动”的主事者不唯肯定“学”之重要性，于学中还试图区分出“根本”工夫，“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77)因为涉及招收科甲正途人员，激起轩然大波。围绕同文馆的争论，显示中国本土已明确提出如何“采西学”的问题，由此才逼出“体用”、“道器”之论辩，其出发点则在分别“中西”。在“中体西用”论的调和下，大致缓解了所引发的紧张。这样针对采西学似乎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也被广为接受。然而，即便有“中体西用”论的卫护，并不能完全解决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时人对同文馆的批评，即要求学有所本以及学有专门，学科次第问题于是也浮现出来。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即表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师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78)郑批评的是同文馆等机构不够专门。1894年马建忠回顾“西学东渐”历程，则从译书角度提出问题，认为此前所译西书，“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照其看法，“应译之事，拟分三类”：其一为各国之时政；其二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其三为外洋学馆应读之书。他强调，对于外洋学馆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底”。(79)显然，马建忠所看重的是技艺之外的学问，即所谓的“政令治教之本”。李端棻1896年在所上奏折中，对于“采西学”之未尽人意也有所阐述，指出各馆“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80)同年，陈其璋在《请整顿同文馆疏》中也批评同文馆名义上“为讲求西学而设”，然其课程设置“仍属有名无实”，“门类不分，精粗不辨”，“欲不为外洋所窃笑也难矣”。认为还应该“于天文、算学、语言文字之外，择西学中之最要者，添设门类，俾学生等日求精进，逐渐加功，庶经费不致虚糜，而人才可冀蔚起矣。”(81)
    上述批评，集中表达了对“采西学”范围的意见，也道出斯时选择西学的枢机所在，要去发现“西学中之最要者”（尽管未必清楚何为西学之最要者）。因此，围绕如何“采西学”，固然“体用”、“道器”之辨构成论辩中心，但学科次第也同样引起士人的关注。尤其突出的是，针对西学各分科，中国士人往往试图去发现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作为《申报》社论发表的一篇文字中，王韬设想了一个中西并重的考试方案：“改科举莫若合《五经》、《四书》为六经，而增入西学以试士。”这样的设想在晚清本不足为奇，有意思的是其论述方式：“西学者，西国之几何学、化学、重学、热学、光学、天文地理学、电学、兵学、动植学、公法学等是”，而“中学以《易经》为首，次《书》，次《诗》，次《春秋》，次《四书》，《礼》为殿”。王的方案是，“《四书》合为一经，《春秋》合三传为一经，《礼》合周、仪礼为一经。西学以几何学为首，他学亦次第为之。”(82)这里透露出，对学之安置，以某某为首，然后“次第为之”，已成为晚清士人熟悉的论述方式。陈炽《续富国策》对于西方各科学问之关系，就有明确阐述，“西人之言天文者详矣。天学之不足，辅以地学；地学之不足，明以化学；化学之不足，考以光学；光学之不足，证以重学；重学之不足，通以电学。”这样的划分，自是问题多多，不过试图发明学问之次第，却也甚为明显。不唯如此，进一步的还试图在学科中证明何为本根之学，“泰西工艺之精，根之于化学，及其成也，裁之于重学。其铢铢而校，寸寸而度，出门合辙，不爽毫厘，推行而尽利也，又要之于算学。”何以如此，“夫数学者，初学之功而非耄学之事也，为众学之体，又必兼通众学以施诸用也。故西人布算，专求简便，不欲用心于无用之地，以耗其神明。”(83)吴汝纶也强调：“今方开倡西学，必以算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章”。原因无他，“西学重专门，而以算学为首务，他学必以算学为从人之阶，明算而后格致诸学循途而致。今既不得通外国语言文字，则学算亦本务也。”(84)有意思的是，“西学中源”说之主张者，也试图证明各学之关系，林颐山即言道：“间尝涉猎西学，揆其大旨，算学为经，重学、化学为纬。天学、机学隶重学，地学、矿学隶化学，水学、气学、热学、电学及火器、水师等学又兼隶重学、化学，外此若声学、光学，乃气学、热学之分支，似非重学、化学所可隶者。”(85)
    上述论述并未清楚呈现晚清士人对学科次第系统的看法，接下来论及各种西学汇编资料，关于学科次第及“西学门径”，才有较为完整的呈现。重要的是其中所透露出的审视学科的视野。不妨结合上海格致书院之课考及各种“策问”资料，加以审视。这些资料，较之上述思想人物所阐述的见解，当更能展现晚清关于中西学或格致之学所形成的看法。
    上海格致书院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Water Henry Medhurst)倡议创办，不少中国士绅也与议其事，主要由王韬、傅兰雅主持院务。既称格致书院，其季考中涉及“格致之学”的文字自是多多。季考为当时中国书院通行的考课方式，由主持者出题，学生依题作文，然后评定等第，奖掖优异。(86)格致书院1886年开始举行季考，1887年的题目即为“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名列第一的彭瑞熙答卷，以中西兼有格致之学立论，“中国之格致，兼道与艺言之也。西人之格致，专以艺言，而亦未尝非道也。”认为权衡轻重，有识者必当知，“纲常法度礼乐教化，终为治天下之本”。论辩中国也有格致之学，且包容更广，兼通道艺。名列第二之葛道殷答卷，同样立足区分中西格致之学，“西人之格物，可谓无余蕴矣”，往往是“中国所略而西人加详而精焉”，有些问题则“中西尤皆无确论”。名列第三的赵元益答卷，同样以此立论——“中西之士而皆致力于此”。从中国方面说，“格物致知，为儒者之先务。进言之可以修齐治平，广言之可以强兵富国。”西人格致之学，“亦不过随事精察，由粗及精，由近及远，与中土格致之学相比，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赵氏试图以此调和中西：“学无常师，中人以身心性命三纲五常为格致之根原，西人亦当加意考求而后不违名教。西人以水火光声化算电热为格致之纲领，中人亦当潜心研究而后可至于富强。”(87)针对1893年所设定之“中西书院”问题，名列前两名的答卷也各自论述了对西学的理解，尤其重视去发掘学科中之最要者。潘敦先注意到，“西学分类繁多，而要皆权舆于算学。学者从天算入门，则虽不能尽通各艺，而凡一切制造考验，分合变化，皆由此出。故天算尤为西学之要也。”孙兆熊则指出：“盖西学以历算为基，格致为宗，一切光学、化学、重学、声学汽学、电学，皆从此出。窃谓西学与洋务虽分两途，而实一贯。”今日讲求西学，成效不著，关键即在“其于本根之学未能穷源以竟委也”，对于西学“只在门外，而未窥堂奥”。(88)不难看出，这些答卷已基于学科视野寻找中国格致之学不振的根源。而且，因为注意到西学“分类繁多”，故颇想探求西学之“本根之学”，以窥堂奥。
    相比于《格致书院课艺》，“策问”资料当更能反映世风之丕变。需要说明的是，“策问”既由两个部分组成，也有必要略做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策论之“问”，较之所应之“策”，更值关注，因为“问”之产生，昭示了以什么方式提出问题，什么问题被普遍关注。由于“策问”在晚清科举变革中成为焦点所在，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1903年出版的《中外策问大观》，即是其中的代表。(89)该书卷19所收“策问”与格致相关，揭示学科次第已成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一，“问：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之阿卢力士托德尔，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施本思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蒋同寅）其二，“格致之学中西异同以中学驭西学策”。其三，“欧洲格致多源出中国宜精研绝学以为富强之基策”（曹清泉）。以上三策所收对策，前二策仍恪守“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之故套，无须多加评说。第三策收有两篇对策，值得做些分析。第一篇对策首先指出西人之富强，均与“学”相关，“无化学，则农无培壅；无重学，则工无制造，矿无助力借力诸器；无声光电诸学，则兵无耳目；无水学热学汽学，则枪炮舰雷无运用；无几何学，则诸科学并无托始之源。然则西人富强非他恃，有格致而已。”同时作者还强调诸学中“算学”占据特别地位，“有几何以为诸学之根底，然后研求冷热涨缩之理而热学精，研求浮沉托压之力而水学精。”同题之另一策则具体指出“研精之策”：“一曰知分科。格致学西文本意名曰万有学，言研究天下一切之学也。万有学分二大纲，曰万有史学，即中国博物学；曰万有理学，即中国格物学。博物学分为四目，曰动物学，曰植物学，曰矿物学，曰生理学。格物学分为二目，曰物理学，曰化学。而物理学更分五子目，曰重学，曰声学，曰光学，曰热学，曰电学。分科既定，则致力自易，而无驳杂不精之弊矣。”(90)这里所言“分科”，自与西学分科相距甚远，但内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以“万有学”（“天下一切之学”）指称“格致之学”；还试图在西学众多学科中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91)
    略为梳理晚清人士围绕西学进行的阐述，多少可以说明对西学的认知经历着转变，逐步超越狭义“格致”的层面。先是将西国富强之源归诸“学”，尤其是“格致之学”；又将“格致”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这些都昭示了对“西学”接纳的范围。进一步的，因为要“采西学”，对于西学之次第如何，当如何抉择，也成为论述的中心。而无论是“格致之学”，还是“西学”，其内涵也不断扩大。(92)这一点颇值得重视，如果说“中体西用”论化解了中西“学战”之紧张，西学“学科次第”的辨析，则构成了论辩“采西学”的枢机所在，并促成基于“学”规划各学科的发展。这方面，基于探索“西学门径”所出版的各种汇编资料，尤其说明晚清接纳西学所进行的取舍。
    五　学科次第与“西学门径”
    “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相同。因录以告初学。”此段文字出自张之洞《书目答问》叙例第一条，对于了解晚清所确立的治学之道，不无裨益。如朱维铮先生指明的，从18世纪起，治学先治目录，读书讲求版本，在学者中已蔚为风气。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也早成显学。(93)之所以如此，无非是为读书寻求“门径”。在别的地方，张之洞还具体谈道：　“为学之道，岂胜条举？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数行，所能宣罄。此为初学有志者约言之，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也。”还举证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既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94)西学传入中国以后，习西学如何“入门”，也成为读书人关切的问题。《格致汇编》设有“互相问答”栏目回答读者问题，其中就不乏问题询问：“各书院所翻译之书，如格致、算学、光学等，事欲先明其大旨，当先购买何书以为入门？”(95)
    说起来，前述晚清士人对学科次第的论辩，所勾画的图景并不清晰。然而，当我们转向晚清所出现的与西学书目有关的资料，却可发现，按照学科次第安排书目，是较为突出的一环。来华西人也曾以各种方式汇集的西学资料，却并未着意于在各学科中安排次第。如1886年由总税务司署印行的“西学启蒙十六种”，就没有强调诸书之次第。(96)西学译书机构所编辑的各种书目，其中固然有学科分类，也未就各学科之次第多加辨析。(97)这与中国士人所编辑西学汇编资料，适成对照。由此，晚清形成的对学科次第的看法，在这些标举为“西学门径”的资料中也呈现出来。有道是“要把金针度于人”，晚清以“XX入门”、“XX关键”命名的书何其多矣，这些书往往定位于提供门径或进阶。如《西学关键》一书，推荐者即大肆彰显这方面的意义，“关键云者，诸学之初阶。”“解牛必求其肯綮，引丝必寻其端绪，学西学亦必得其关键，此书之所由名也。”“西学之美富，何异建章宫阙千门万户，今是书已不啻开关拨键而导之使入，学者苟寻绎而有得焉，虽由是而升堂入室不难矣。”(98)士人也在探求中西学术会通背景下之读书“门径”。叶瀚《初学读书要略》一书，就阐明了“初学宜读诸书要略”，“初学稍进读书要略”，“读译书须知”，“论格致理法纲要”等。(99)
    晚清出现的多种西学汇编资料，更可视作探索“西学门径”的结果。顾燮光《译书经言录·自序》曾述及其中所发生的转变，所提及的《西学书目表》、　《东西学书录》等资料，就显示了斯时在整体上对西学的把握。关键在于，这些工作的展开，为的是提供“西学门径”，顾即有这样的看法：梁氏之《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出，“学者方有门径”。(100)而要编定这样的资料，也是秉持对西学各学科的看法。此亦说明，对学科次第的认知并非无关宏旨，昭示了对西学所做取舍。王韬即表示，“近时所译西国各书，纷然错出，亦甚夥矣，门径既多，头绪又繁，阅者如适宝山，茫然不知所取材，何则？以无贯串之者也。”所谓“贯串”，自是意味着按次第合众书为一书。(101)
    顾燮光所提及的西学汇编资料，只是其中之卓有影响者，实际上这方面的文献甚多，其中1888年出版之《西学大成》，是较早出现的一部。该书言明是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定：“一、是编原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苦无门径可寻，故区为十二门，各门皆有实用，非托空谀。二、有志者苟得是编，各随其质之所近，专习一门，亦可成家。若因之触类旁通，以驯致于大成，则易如反掌。三、西国格致之学，以数理为入门，上而量天测地，下至制造律吕，无不神明理数，故是编以算学为全书之冠，而各门则递次而降。”(102)该书介绍的“西学门径”包括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12门，不仅显示学科成为寻求“西学门径”的关键，还说明包括门类选定及次序排列，均建立在对西学学科次第的认知上。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最为学界重视。审视现代学科的形成，该书无疑是重要资源。书前之《读西学书法》，还表达了梁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译出西书数百种，虽其鲜已甚，然苟不审门径，不知别择，骤涉其藩，亦颇繁难矣。”(103)《西学书目表》按照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游记、报章、格致。这样的分类自也有可议之处，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同样包含其对学科次第的看法。在该书“序例”：中，梁即点出是书之编是因应于门人提出的“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内中也指明“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然初学观之，　“亦可略识门径”。可以说梁明确提出了西学“门类之先后”问题，显示其所编“西学书目”是有所本的：“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气等次之。天地人物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属，以通知思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军相关，故附其后。”(104)值得补充说明的是，“读西学书法”实际是梁启超一直关心的问题。1898年流亡日本后，他还撰写了多篇文字阐述对学科次第的看法，其中《东籍月旦》一文就直面了中国现代学科形成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既然有众多的学科，应该如何抉择？这些学科的关联又如何？在梁看来，治学须先治普通学，包括伦理、国语及汉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经济等，“以上诸学，皆凡学者所必由之路，尽人皆当从事者也”。而“除国语汉文一科，我国学者可勿从事外，其余各门皆不可缺者也。大抵欲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者，则以历史、地理为尤要；欲治工艺医学等者，则以博物理化为尤要。然非谓治甲者便可废乙，治乙者便可废甲也。不过比较之间，稍有轻重而已。”(105)
    1899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单是分类就生发这样的疑问，“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学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政学难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通人之诮，知难免焉。”该书计分31门：史志、政治法律、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格致、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理学、幼学、宗教、游记、报章、议论、杂著。较之《西学书目表》，应该说只是“大同小异”。而其类目之安排，绝非随意为之。该书分上下两卷（增本按四卷），上下两卷及各目之排序即基于学科次第之认识，“言政以公法公理之书为枢纽，言学以格致算学之书为关键”。还强调编辑该书为的是：“学者骤涉诸书，不揭门径，不别先后，不审缓急，不派源流，每苦繁琐，辄难下手”。(105)
    《西学三通》是晚清另一部颇有影响的西学汇编资料，首先令人瞩目的是其篇幅已达508卷之巨。书首之“叙”，开篇即言道：“为学之道，不外乎法度纲纪，而法度纲纪因时而变者也。”还交代了汇集这些资料的用意：“近年来译西书者汗牛充栋，而重复拉杂难觅全璧，有志者不免望洋而叹矣。况科场改式，学堂变制，士子需西书研究，苦其浩无津涯。”为此，编者广邀西学名宿，汇摭西书数千部，分门别类，删其繁，去其复，汰其杂而陋者，完为“西政通典”、“西史通志”、“西艺通考”，“裨习西学以求治者依门寻绎，钩元援奥，略其迹而得其精，会其通而神其用。”有必要说明的是，出版于20世纪初年的《西学三通》，以“政”、“史”、“艺”来涵盖西学，颇耐人寻味，意味着对西学的认知已超越“格致之学”的定位，并且对学科次第的看法，也更为关注于“西政”与“西史”。这也正如编者所强调的，“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因此，当关注于“言政何以因时而治，言史何以溯源而竟流，言艺何以标新而竞胜”。(107)
    除上述资料，尚可举证的是各种以“新学”为名编就的资料。晚清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一幕是西学转化为新学，中西之争也转化为新旧之争，“西学本身也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获得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名称——新学。”(108)各种新学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学类纂》，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丛书》，显示在 19、20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国度。发生的变化还不只是名称上的，更重要的还在于所收类目愈发扩展，实难以学科次第来进行安排，往往以“类”来加以区分。内中所显示的各类目，也多少表明在各分科越来越多的情形下，以往安置学科的方式也面临种种困难。
    《皇朝新学类纂》出版于1901年，计分十类：天文、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杂学。号称“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无不删繁而节取之，厘然井肰，有条不紊”。而且，“是书之出虽无补于经济之学，而有志揣摩者未必不因是书裨益也。”(109)这里不再隐含明确的学科次第意识，而是基于“急务”之标准。次年出版之《新学备纂》，回顾了此前之译书事业，“北京同文之馆，上海制造之局，稍从事于译述，顾独详兵学、化学、算学、医学诸门，他皆略焉，即所称为详者，今亦先进矣。若求之各学会教会所译书，止一羽片鳞而已。”编者试图说明，在新学相竞争的环境下，译述面临新的问题：“新世界新学界，一周岁之间，开新理者万，著新书者万。欧美列国日以新学相竞争，而吾国所译述者，万不及一焉。”与之相匹配的，该书分门已达二十六门：天学、地质、地文、地志、全体学、心灵、动物、植物、微生物、光学、声学、重学、热学、汽机学、电学、化学、算学、图学、农学、工学、牧学、商学、矿学、医学、兵学、体操学。(110)这还不算什么，1903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总挈十大纲，列目七十二，更令人叹为观止。俞樾在序中对比《富强丛书》、《时务通考》之类，对该书赞誉有加：“今观乎《新学大丛书》，不禁感慨系之，披览之余，觉宏篇巨制。总挈十大纲，列分七十二，众美华臻，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凡关于家国政事者，无不逐节具备，亦可见矢志揣摩之苦心。有志新学者，得此以扩求之，庶能以修身立品之基，扩为富国强兵之策，蔚为国家有用之人才。”(111)此亦可看出，十纲之目已难以用学科加以涵盖，按照不同学科来汇编资料已属难事，遑论次第？
    晚清所出版的各种西学汇编资料，不是这里尽可讨论的。(112)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士人所编辑的资料，其初衷正是为读者提供按照学科规划之“西学门径”，因此也构成检讨晚清取舍西学的重要资源。这其中以西学分科安排各种与“学”密切相关的资源，已是无可辩驳。在诸多学科中，晚清是如何选择与定位的，以及按照怎样的原则进行选择，这些文献也足可作为重要的参照。同时，尽管本文未曾涉及科举废止前后各级学校科目设置的情况，但其中的情形也大致相似。实际上，这些资料不少即明确交代是因应科举改革的形势而编辑；而按照分科设置科目的各级新学堂，也影响着这些资料类目之设置。1898年刊布的《京师同文馆馆规》，其“分年课级”便突出了按次第进行教学，要求“肄业诸生，其各项课程，均有次第可循，如由洋文而涉猎诸学，共须八年”。“馆规”对八年的课程都有具体安排，化学、天文、测算等课程安排在第七、八年，也是基于知识的增进：“天文、化学、测地诸学，欲精其艺者必分途而力求之，或一年，或数年，不可限定”。(113)要全面审视对学科次第的认知所产生的影响，或需要另文讨论。
    六　结语
    无论是对学科次第的辨析，还是对“西学门径”的探讨，都构成了晚清接纳西学重要的一环，也是审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较为宽泛的层面固可将这一历程归于“援西入中”，而既然是“自西徂东”，则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社会、文化与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内这些模式的性质和程度发生变化吗？(114)这样的问题意识对于思考社会文化因素如何作用于学科的形成，颇有启发性。
    实际上，涉及知识的话题，也确实有必要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并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关注“影响知识进程的社会进程”。(115)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正是试图说明，“科学以及其他形式在知识是怎样直接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116)也许已用不着特别指明，本文也是尝试着引入科学社会学的视野，分析影响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诸多因素。勾画晚清认知西方学科值得重视的一幕，也是试图凸现本土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何作用于知识的传播与培育。即以本文所论及“格致之学”来看，无论是知识的“传播者”还是“接引者”，他们针对此所做阐述，都表明本土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而在晚清，“格致之学”差不多已成为西学的代名词，受此影响，晚清对西学学科的认知也显出富于特色的内容。所接受的还不仅仅是西学分科观念，内中还显示了，由于将西学（“格致”）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晚清人士从中所获得的不只是文化的优越感，还因此把认知知识的方式援引到对西学的把握中，按照一定的学科次第接纳西学、安置西学。尽管图景并不清晰，但这种认知西学的方式，仍值得重视，毕竟围绕学科次第的论辩，多少预示着中国本土对现代学科的取舍，并主导着中国本土学科建制的规划，如译书、科举考试科目的改动以及各级学校课程的设置等，值得当作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重要一环加以审察。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学术的理论和实践，而且在此过程中还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的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展开，都受到自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所接受的西学分科观念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感知、重建和传播的关于“中国之过去”的图景，也同样受到这些目前已被普遍接受的现代学科概念的制约。而且影响一直在持续。别的且不论，单就1923年在知识圈引起广泛影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来看，就昭示着围绕西学学科的论辩，同样具有“未完成性”的特点。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胡适论辩“科学的人生观”频频出现的令人敬畏的学科名称，以及那一连串似乎不容置疑的语句——“根据……知识，教人知道……”(117)通过这场论战，也可获得这样的信息：近代中国论证现实世界即社会理念合法性的知识学基础，已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转换为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现代型知识。卷入这场论战的数十位学界名流，“科学派”也好，“玄学派”也罢，都在证明着以“科学”为标识的知识样式，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精神凭藉。论者也以“科玄论战”为现代知识谱系重构的契机，张君劢试图提出一种平衡发展的知识与制度的分类体系，但内中所显示的仍是“关于道德和人性的探讨不断地被转换为知识分科的问题”。(118)由此亦可看出，对西方知识的论辩，几乎贯穿整个现代中国。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学科次第或“西学门径”检讨晚清对西学学科的认知，或不无裨益。当然，对学科次第的论辩，影响面极为广泛，既与“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等相关，还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方向，进一步的探讨当俟诸另文了。
    注释：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119页。
    ②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80-82、82-85页。
    ③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367-368页。
    ④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13-226页。
    ⑤章清：《“中体西用”论与中西学术交流——略论“体用”之辩的学科史意义》，待刊。
    ⑥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叙》，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⑦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署“光绪戊戌七月算学报馆自刻”。孙诒让在“序”中介绍了该书编纂之缘起，明示是书“中书多取之南皮尚书《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
    ⑧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24-9725页。
    ⑨梁启超：《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34页。
    ⑩康有为：《桂学答问》，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11)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册，第39-48页。梁所勾画的三个层面的递进，要解释中国本土对西学之接纳，已是困难重重，若要以此描绘传教士之“援西入中”，更难成立（详后）。
    (12)范祎：《〈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万国公报》第200册，1905年9月。
    (13)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4页。
    (14)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次第”，在晚清的语境中还包括由浅入深的问题，这涉及教育制度由小学到大学的安排。关乎此，或许需要在别的文字中加以讨论。
    (15)参见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收其所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8-322页；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其所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81页。
    (16)近期出版的论著包括：Beh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Michael Lackner, 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eds.), New Terms for New l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01;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eds.),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4；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17)李约瑟(Joseph Needham)特别指明，即便耶稣会士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第2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693-694页。谢和耐(Jacques Gernet)对此也有精到分析，见其所著：《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附录”，第305-324页。
    (18)重要的是，科学的进展不是同时取得的，而是各自在不同时期取得的。“带头的是天文学，继而是十六世纪的物理学，化学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尽管维萨留斯（1543年）和哈维已带了头，但生物学仍落在后面，直到十九世纪才取得进展。”见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周昌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0页。
    (19)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8页。
    (20)谢方：《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70页。
    (21)艾儒略：《西学凡》，《天学初函》(1)，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27-51页。
    (22)傅汎际、李之藻：《名理探》，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23页。该书原为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士哲学讲义，用拉丁文写成，1611年在德国始出版，分上下两编。
    (23)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天学初函》(4)，第1929-1940页。
    (24)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书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第192页。
    (25)南怀仁：《〈教要序论〉自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63页。
    (26)耶稣会士的“陶成”，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它所强调的是学习神学需要文理和自然科学的预备时期。参见钟旦鸣：《“格物穷理”：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的讨论》，收入魏若望编：《南怀仁——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54-479页。
    (27)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89页。
    (28)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研究者还指明，格物穷理在程朱学派那里乃由智达德的一个起点，徐光启却促成了智与德的分离，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由此“搭上了一座引渡西学的桥梁”，便于西方知识“循此进入”。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第39-50页。
    (29)许胥臣：《〈西学凡〉小引》，《天学初函》(1)，第21-25页。
    (30)李天经：《序》，《名理探》上册，第3-5页；李次虨：《又序》，《名理探》上册，第7-9页。
    (31)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天学初函》(4)，第1941-1944页。
    (32)杨廷筠述：《代疑篇》，《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541-546页。
    (3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80、853-854页。
    (34)李之藻辑《天学初函》，对此即有所体现。该书合为两编：一为理编，主要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各科译书，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认识。而肯定西学“要于知天事天，不诡六经之旨”，也显示中国士人同样援据传统知识架构来安置西学，并化解其中所产生的“紧张”。见李之藻：《刻天学初函题辞》，《天学初函》(1)，第1页。
    (35)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第245-246页。中西学术交流两个时段的联系，最著名的例证无过于《几何原本》的翻译。晚清士人初涉西学，也往往联想到耶稣会士及《几何原本》、《西学凡》、《职方外纪》等著述。
    (36)徐继畬：《序》，《格物入门》，署“京都同文馆存板，戊辰仲春月镌”(1868)，第1页。
    (37)所谓“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乃是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在基督教时代，可以印证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近代，则可以印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参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40页。关于“普遍历史”概念的演变，可参见Kelly Boyd(e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p. 1244-1246; Harry Ritter(ed.),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6,pp.440-445.
    (38)米怜：《〈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第1卷第1号，1815年8月，第2页。
    (39)麦都思：《〈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序》，《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第1号，1823年7月，第2-3页。
    (40)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41)《新旧约书为天示论》，《遐迩贯珍》第3卷第2号，1855年2月，第4页。
    (42)谢卫楼编译：《万国通鉴》，上海：美华书馆，1882年，《附论耶稣教之风化》，第68页。
    (43)赵如光：《序》，见谢卫楼编译：《万国通鉴》，第1-3页。
    (4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7页。
    (45)麦都思《东西史记合和》，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与读者观纲目，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分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力图使各国之人“视万国当一家”。见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4页。笔者也曾撰文检讨中西历史“合和”引出的问题，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跨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6-264页。
    (46)《遐迩贯珍》第1卷第1号，1853年8月，“序言”，第1页。
    (47)伟烈亚力：《〈六合丛谈〉小引》，《六合丛谈》第1号，1857年，第1-2页。
    (48)伟烈亚力：《〈六合丛谈〉二卷小引》，《六合丛谈》第2卷第1号，1858年，第1-4页。
    (49)韦廉臣：《格物穷理论》，《六合丛谈》第2卷第6号，1858年，第3-5页。
    (50)《〈中西闻见录〉序》，《中西闻见录》第1号，1872年8月。
    (51)傅兰雅：《本馆告白》，《格致汇编》第1卷第6号，1876年7月。
    (52)丁韪良《格物入门》初版于1866年，笔者所见到的是1868年的版本，署“京都同文馆存板，戊辰仲春月镌”。在最初版本中，并没有丁韪良的“自序”，只收有董恂和徐继畬的序。而1889年的增订版，以“同文馆集珍板”的形式刊行，有丁韪良“自序”，还有李鸿章等人的序。
    (53)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序》，《中西关系略论》，署“光绪二年孟秋中浣”，第1-3页。
    (54)慕维廉：《〈格致新机〉重修诸学自序》，《格物新机》，“光绪十四年新镌，同文书会校订”，第1-2页。
    (55)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卷1，第15-16页。
    (56)林乐知：《记上海创设格致书院》，《万国公报》第306卷，此据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41页。
    (57)慕维廉：《培根〈格致新法〉》，《万国公法》第505卷，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第460页。
    (58)“格致之学”当如何定位，看法颇有分歧。前已述及丁韪良所撰《格物入门》一书的情况，因此，以“格物”名义出版的论著，也不乏狭义定位“格致之学”的情形。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前引樊洪业文《从格致到科学》，该文也认为格致或格致学在晚清具体所指分为几种情况：(1)泛指科学技术总体；(2)泛指自然科学总体；(3)只包括物理学和化学；(4)专指物理学。
    (59)对“会学”是这样论述的，“会学较上各学，关系最紧，因人不能独主，必合众人成会，或合一家为一会，或数家为一会，或合一国为一大会。大抵会之能成，全赖算学、天文、博物、化学、活学，同时昌明，久而愈精，则会学自能耐久。”见傅兰雅：《理学须知》，上海：格致书室，1898年，第40页。
    (60)见《格物质学》，上海：美华书馆，1899年，“凡例”，第1页。
    (61)丁韪良：《西学考略》，同文馆，1882年，上卷，“自序”，第1-2页；下卷，第1、11-13、16、55页。
    (62)李善兰：《序》，见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同治十二年刻本，第1页。
    (63)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3年第5卷，1880年。
    (64)李善兰：《序》，见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第3-4页。
    (65)史本守：《肄业要览》，颜永京译，质学会重刊本，1897年，第4-5页。该书原为斯宾塞(H. Spencer)所著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今译作《论教育》）。颜所译为该书第一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66)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序》，《新学汇编》卷2，上海：广学会，1896年，第20、26页。内中写道：“何谓横？我国所重之学，学之；即各国所重之要学，亦学之。何谓纵？一国要学中，有当损益者知之，即自古至今，历代之因何而损、因何而益者，益必知之。何谓普？斯人所需之要学，无不兼包并举，可以详古人之所略，并可以补近人之不足。上天所造之物，无不精思审处，不使有扞格之难通，并不使有纤毫之未达，则普学之说也。何谓专？专精一学，而能因事比类，出其新解至理于所学之中，莫不掠其奇而悦其异，则专学之说也。是皆新学之大纲也。”此外，1896年广学会刊刻的《文学兴国策》，也广泛介绍了各国学制。
    (67)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3年第5卷，1880年。
    (68)傅兰雅：《理学须知》，上海：格致书室，1898年，第1、30-32页。
    (6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70)应该补充的是，以“格致”阐述西学，仍遭到批评。刘锡鸿参观格致书院后就颇不为然，“大学之言格物，所以为道也，非所以为器也。”还指出：“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乃谓富强实由制造，于是慕西学者如蚁慕膻，建书院以藏机器，而以‘格致’名之，殆假大学条目以美其号。”见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0-51页。
    (71)李鸿章：《增订格物入门序》，同文馆，1889年，第1-2页。
    (72)王韬：《弢园著述总目》，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80页。
    (73)《〈格致汇编〉论》，原载《申报》，见《格致汇编》第2卷第11号，1878年。
    (74)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1-73页。
    (75)李鸿章：《序》，《西学略述》，北京总税务司署，1886年，第1-3页。
    (76)丁韪良：《花甲忆旧——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7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第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4416页。
    (78)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卷1，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79)马建忠：《拟翻译书院议》，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下《学校》，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第7页。
    (8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91页。
    (81)陈其璋：《请整顿同文馆疏》，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0页。
    (82)王韬：《救时刍议》，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第327-328页。
    (83)陈炽：《续富国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4-206页。
    (84)吴汝纶：《与贺松坡》，《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01-103页。
    (85)林颐山：《〈格致古微〉叙》，见《格致古微》，光绪二十二年吴县王氏刊印本，第1页。
    (86)关于上海格致书院季课的情况，可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362-391页。
    (87)王韬主编：《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年春），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第1-10页。
    (88)王韬主编：《格致书院课艺》（癸巳秋季），第1-5、9-17、26-37页。
    (89)关于“策问”及这里所讨论的《中外策问大观》，可参见章清：《“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面向》，《复旦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90)陆凤石鉴定，雷瑨编辑：《中外策问大观》卷19，砚耕山庄，1903年石印，第44-46页。
    (91)尤有甚者，《分类各国艺学策》所收一篇文字《论中西学术本末考》，还显示本末问题已转换为次第问题：“方今士大夫皆重西学，十余年来风气为之一变。不知中学有本末，西学亦有本末，中学西学有可分其本末。德行为本，文艺为末，中学之本末也。算学艺事为本，文字为末，西学之本末也。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又中西学之本末也。”且不论作者针对中西学术所分本末是否恰当，但作者强调“西学早分本末，中人之学西学者，尤不可不分本末”，意味着所言之“本”，已集中于论辩西学学科之次第，体用、本末问题已替换为学之次第：　“何谓本，算学、艺学本也；何谓末，语言文字末也。”见《分类各国艺学策》卷6，上海：中西译书会，1901年，第11-12页。
    (92)朱维铮先生揭示了西用的外延由西艺扩展到西政的情形，罗志田先生则阐述了“西政”含义演变的学术脉络。见朱维铮：《康有为和朱一新》，收入其所著：　《音调未定的传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5-250页；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8页。
    (93)朱维铮：《〈书目答问二种〉导言》，陈居渊编：《书目答问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2页。
    (94)张之洞：《輶轩语》，陈居渊编：《书目答问二种》，第290、303-304页。
    (95)《格致汇编》第2年第11卷，1877年，第1年第7卷（1876年）也在询问“天文、历算、化学入手之法”。
    (96)《西学略述》依诸原本者15种，即：《格致总学启蒙》、《地志启蒙》、《地理质学启蒙》、《地学启蒙》、《植物学启蒙》、《身理启蒙》、《动物学启蒙》、《化学启蒙》、《格致质学启蒙》、《天文启蒙》、《富国养民策》、《辨学启蒙》、《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见艾约瑟：《叙》，《西学略述》，北京总税务司署印行，1886年，第1页。还可举证益智书会所辑《西学九种》，上海：华美书馆，1899年。
    (97)譬如，《益智书会书目》1894年出版于上海，所涉及的分类包括：数学，　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地图，宗教与哲学，读物，综合性著作，补遗。见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 Wall Charts, Maps, e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pp.1-34.1901年出版之《广学类编》，则计分12类：史事、地理、文学、格致、算学、商务、医药、权度、婚礼、家务、营造、游猎。见唐兰孟编辑，李提摩太鉴定：《广学类编》，任保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第2版。
    (98)参见袁树勋、李袄为《西学关键》(Cavis scientiae[Key to the Science])一书所写序。该书为英人勃利物撰，法人马雅袅增补，李杕译，署“汇报馆藏本，鸿宝斋石印”，光绪二十九年仲春，第1-3页。
    (99)叶瀚：《初学读书要略》，光绪二十三年，仁和叶氏刊。
    (100)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自序》，见《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
    (101)王韬本人即编有《西学辑存六种》，收有《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华英通商事略》。在所写《自序》中，王韬解释了从事这项工作的用心：“呜呼，学问之道无穷，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纷赜变化，莫可端倪。”将过去著述重新刊行，乃“近世之尚西学谈洋务者，徒袭皮毛，咀糟粕而未窥其实际。余寝馈于此殆四十年，虽未稔其语言文字，而颇能深悉其理灼知其情伪。”（第1-3页）
    (102)王西清、卢梯青编：《西学大成》，上海：醉六堂书坊，1895年，“例言”。
    (103)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59页。
    (10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册，第122-126页。
    (105)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册，第82-85页。
    (106)徐维则所辑：《东西学书录》，后由顾燮光补，改名《增版东西学书录》，见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未著出版者〕，1902年，第1-15页。
    (107)谢若潮：《西学三通·叙》，见袁清舫、晏海澜编：《西学三通》，上海：文盛堂，1902年，第2-3页。
    (108)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可以补充的是，耶稣会士所介绍的新知，究竟当称为“西学”还是“新学”，在当时就曾引发争议，富于意味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可以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坚持说是‘西学’，但中国人却清楚地认识到，那首先是一种‘新学’。”参见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第2分册，第671-674页。
    (109)吴宗玠：《序》，广益书屋主人编：《皇朝新学类纂》，上海广益书室印，光绪二十七年，第1页。
    (110)编者还表示了对以往工作的继承：“英人之《格致须知》，美人之《格物入门》，具体而微，号称善本，而《格致汇编》及近译之《广学类编》、《科学丛书》，皆为新学家所圭臬。仆不敏，师其意义而稍变其例，集同学诸君子分辑各门，为《新学备纂》一书，举诸科学所应习者，合为一编，以集厥成。”见渐斋主人编：《新学备纂》，天津：开文书局，1902年石印，“序”，第1页。
    (111)明夷编：《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年石印，“序”、“例言”。
    (112)需要说明的是，晚清西学汇编资料并非都是按照学科进行分类，1897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的《西学二十种萃精》，就大致分为天文部、历学部、地舆部、地球部、洲岛部、政治部、工程部等。
    (113)《京师同文馆馆规》，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第1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114)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1970年再版前言”，第3页。
    (115)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72页。
    (116)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3页。
    (117)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作品集》第8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34页。
    (118)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376页。笔者对此较为系统的讨论，见《“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1-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