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之开端与清史儒林传的“卷首”问题

                                 李纪祥

前言 

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殆可以称之为第一本有关清史儒林传前置阶段的写史之作，用近代的语汇来说，则可说是第一本有关“清代学术史”的著作。同时，本书在有关“清学的开端”之卷次安排及论述解释上，也启后人在续作或重写清学史时，对清学的开端问题，展开了“卷首”的争议。 

江藩之书，殆为专论其心目中“儒学”主流——“汉学”之史述；用近代之学院语言而视其为第一部“清代学术史”之著作亦无不可。是故，江藩之“记”，其存心与著述之旨，即在于为“汉学”成就一“史记”，同时亦树“汉帜”。“汉学”实为其心目中之“清史儒林传”之主体。江藩反“宋学”，故《国朝汉学师承记》明白排斥“宋学诸儒”，其另部著作《国朝宋学渊源记》盖已视为“儒林外史”矣，江藩此举，在我人视之，实与《宋史》之写作为同一举措。《宋史》纂修史臣实以“道学”为宋代儒学之主流，故别立《道学传》尊之，《儒林传》反成儒学之次。此举已为黄宗羲明确反对之，故万斯同北上修史，终只立《儒林》一传，有明学术，并未区分甲乙，别“王学”于“宋学”之外为儒林两传之例。江藩则有是有非，其掌握一股明末以来之儒学新动向，以“汉学”称之，欲确立此一“汉学”动向为清代儒学之主体与主流，同时既区分“宋学”而又排除之于“儒林”之外，与《宋史》不同者，江藩承前而来仍确立“儒林”为“儒学之主名”，而“汉学”则为此“儒林”中之主体。 

江藩此书，有一极大之争议，即置阎若璩与胡渭于“卷首”，绌今日我人所熟知亦为清儒所景仰之顾炎武与黄宗羲于卷末之“附录”中。由此，而开启出了迄今尚未能决未有定论之“清学”、《清史儒林传》、“清代学术史”、甚至是当今新修本《清史学术传》的“卷首”及何以为“卷首”的书法、体例及铨解的问题。 

本文即以此为主轴，历清代迄今之种种有关清学开端斯义及清学案、清学术史、儒林传等等新编、旧编之“卷首”问题作一论述焉。 

《国朝汉学师承记》中的“首卷” 

江藩此书，主要意图与旨趣即在于确立“汉学”为“国朝之学”的主轴。是故必有“汉宋之争”,不仅在于由明入清以来之当代汉学与宋学争端正统的反映，同时也更是一种孔子以下的中国学术主流与统脉之辨识的观点陈述。自前者视之，可以谓有宗派意识与门户之争，甚至当代的人事相诟与纠葛，特别是与桐城之间的学术与人世恩怨，姚鼐、方东树是与戴震、江藩、阮元等人纠葛的重要人物，很多汉宋之争的叙事版本，皆从这里入手。但是，自后者而言，所谓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反映的以及陈述的，确是一个身处于清代的学术动向中，对自我之学欲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之史的角度，来作出一个定位，从而自反对前代的宋明之理学---汉学家的术语系用“宋学”——立场出发以展开定位论述。因此，当自我是一个“反宋学”的历史立场时，便也映照了宋明理学中的“反汉学”的历史立场，同时更复兴了被宋明道学家所贬的两汉儒林之治经儒者。不论清代学人的用词见诸于文、言者是“宋学”还是“汉学”，都已不是宋人所用的“道学”，也不是汉人所用的语汇。而只能表明惟一的一种历史时间铭刻之迹，此便是“清学”。这样才能解释何以清末以来的学人会出现一种“清代学术”的新用语---既非我朝，亦非国朝。因为历史时间的推移，乾嘉道以来一种当代人用诸自我处境的“汉学”，或“宋学”，“国朝学术”已经在意识上成为既往，新的当代意识出现于西来文化之际，同时也把“我朝”推移置入前代，成为“清代”，新的“我朝”已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同样地，在江藩的当代书写尤其是呈现于《记》中的写史意识中，“我朝”与“我朝学术”在于新兴的“汉学”，而不在承于旧的“宋学”；江藩的整篇《国朝汉学师承记序》，都在以“经学”作为一个贯穿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主要轴线，来陈述出不以“宋学之道”为立场而系以“孔孟汉唐”之“经义”为立场的历史书写，直入于“我的朝代——国朝”，以摆置“我朝学术”的位置，同时也是我、我的师门、我的同道的学术位置。 

其次，“汉学”之定位既明，江藩便再度从卷次上来安排“汉学之统”的意义阐发。江藩的卷次布局微意很有意思，很有文人的诗意而不像一位经学考据专家——就像他欣赏的最好故友汪中之《自序》一文之被收入在《师承记》中，并且自己还加上了感性自比的文字一样，完全是太史公式的史述类型。[1][1]江藩的“布局”是一种从“中间”开始的叙事。为了这个从“中”开始，他先将清初以来已获三大儒尊称的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作了一番调动——更新叙事。孙奇逢在《国朝宋学渊源记》的“卷首”——这当然不是江藩重新书写与认知下的“清学”之主脉，更不是主脉的“开端”；而只是“清学/清代学术”中的非主脉之偏统——宋学的叙写位置。其次，将黄宗羲与顾炎武移至于卷末作为一种附录，其实便是表明江藩的认知观点，黄与顾有着前朝的血液。江藩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这样的一种叙事观点：卷二是他为《记》称“汉学”的真正旨趣与主意之所在。江藩交付给亡友之后的晚辈汪喜孙的任务，便是代江藩写一篇跋文，俾以明说江氏所不欲大张的主旨，这个跋文在晚近的点校本《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则已直接收入于江藩之《记》后或《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后，汪喜孙于此跋中云： 

国朝汉学昌明，超轶前古。阎百诗驳伪孔，梅定九定历算，胡朏明辨易图，惠定宇述汉易，戴东原集诸儒之大成。[1][2] 

又云： 

吾乡江先生博览群籍，通知作者之意，……辑为《汉学师承记》一书，异时采之柱下，传之其人，先生名山之业，固当附此不朽。或如司马子长《史记》、班孟坚《汉书》之例，撰次《叙传》一篇，列于卷后，意足摒后儒拟议规测之见，犹可与顾宁人、钱晓征及先君子后先辉映者也！[1][3] 

再云： 

喜孙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命跋尾，不获固辞，谨以所闻质诸左右，未知先生以为知言不也！[1][4] 

是卷一之阎、胡二家及其它列于卷一记中诸君子，仅能为开先，此是一历史序次笔法，重要者在卷二出，于是“我朝汉学遂昌明”。此见之于江藩置于此书卷一中之总序中所陈言：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1][5] 

此处江藩很明白的用语：“汉学”一词指的是我朝之“汉学”。而且“我朝汉学”开端于三惠，也是“我的”师门之所自的吴门。很明显地，对江藩此书之史笔而言，卷二是其“清学/汉学”之开端所在，“清学/汉学”的开山人物应当是吴门之惠氏。江藩在卷二述其师余萧客之《古经解钩沈》时，批评了戴震，其文曰： 

惟《古经解钩沈》已入《四库》经部，当日戴震谓是书“有钩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钩者。”然沈而未钩，诚如震言，若曰钩而未沈，则震之妄言也。[1][6] 

是故或有以为江藩此书有区分吴皖、右吴抑皖之心，持此论者，最见之于章太炎，其《说林下》云： 

甘泉江翁为《汉学师承》、《宋学渊源》两《记》，……《汉学记》与戴君。江翁受业余翁，余翁之学，本吴惠君，坚贞守师遂擅其门，以褊心訾异己。非直江翁，清光禄卿王鸣盛，自惠君出，为《蛾术篇》，亦訾休宁。[1][7] 

江藩诚是吴门之嫡传，故其为师余萧客古农立传且辩护。然江藩是书，非仅并无太炎所谓“右吴抑皖”之心，并且全书且持“惠戴”之立场与书写“汉学史”之主轴。故《序》中言“国朝汉学”，则以“惠戴”为主，近代以来言惠戴之学者，实皆本诸江藩；若“右吴抑皖”，则积非成是，实导源于章太炎[1][8]。 

以上所述，足以见江氏此书之要义，而亦以见启争端之所在。其卷一已异于常，近代学人亦多不能接受。然其以卷二承担书名“汉学记”之“汉学始于吴中三惠之学”的“清学/清代学术”之“开端”的要义微言，与“汉学”实以“惠戴”为主，则确实已影响了近代许多学人的视野与基本观点---无论他们的措词是“近代的”还是“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