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张之洞与经学家廖平的师生交往，是晚清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张之洞拔识和表彰廖平，使廖平走上了学术康庄大道，并终生一直关心和帮助廖平的学术发展。廖平感激张之洞的知遇之恩，终身以张之洞为恩师，学问虽独立自主，然而虚心受教，中晚期建基于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主张而发展出自成规模的孔经哲学体系。师徒感情笃深，学术上保持互动，在学术史上不啻晚清新经学转型的风云际会。晚清民初经学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传统文化面临存续危机之际的应世转型，在张之洞和廖平师徒的努力下，发展出一条踏实纯正、意义重大的新经学转型道路。我们从尊经书院时期、廖平早期经学时期和张之洞《劝学篇》面世之后时期等三个阶段考察张廖师生学术交往与新经学建构历程，可以洞明张廖新经学转型的学术内涵、时代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一、尊经书院时期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张之洞幼承庭训，四岁发蒙，师从父亲张瑛礼聘的多位名儒，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习作诗文，十二岁开始研习小学、古文经学、史学、经济之学，问业乃父挚友胡林翼。“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学术兼宗汉、宋，于两汉经师、国朝经学诸大师及宋明诸大儒，皆所宗仰信从。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诫其骄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①其奉行古文学和经世实学之根基立焉。        张之洞同治六年(1867)开始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旋即奉旨简放湖北学政，在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其中就有后来历任陕西、两广总督的陶模，外交家袁昶、许景澄和朴学殿军孙诒让等，浙人引以为幸；在湖北，立施政之旨：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又撰试院楹贴云：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强调修己之学。又革新科举考试办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有著作者，可随卷送呈。又奏请改经文为经解，由考生报名认习之经考察，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劝勉诸生，奔波各地主持考试②。其辛勤学政，深得士心，曾国藩赞曰：“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③张之洞还与当时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商定在武昌创办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又编科试时文《江汉炳灵集》五集，第四集为通经学古之文，张之洞序云：“时文必以阐发义理、华实具备者为尚，诗古文辞必以有法度、不徇俗为工，无陈无剽，殆斐然焉。”④同治九年任满返京，度过两年“清流雅望”的悠闲生活，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以识见和文才获得慈禧赏识和同治帝加赏侍读衔。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是年底简放四川学政，次年识拔廖平，开建尊经书院，至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任满离蜀，计三年半时间，可谓之张廖师生交往之尊经书院时期。        廖平(1852～1932)七岁初读于盐井湾万寿宫，从学向春廷。其后师从胡龙田、曾志春(理学)、廖荣(中医)、何钦培等学，十四岁始从钟灵及其弟岳轮读，不能强记，然善悟解。二十一岁始授徒于盐井湾三圣宫。井研乡贤先辈皆顿纪饬行，喜读宋人书，廖平亦笃好宋五子书及唐宋八家文。同治十三年(1874)，廖平与同学杨桢授徒于舞凤山。是年以《子为大夫》文为张之洞拔置为秀才第一名。“二月，先生补博士弟子员，初院试题为《子为大夫》。先生文破题为三句，已为阅卷者所弃。学政张之洞检落卷，见其破题异之。因细加披阅，拔置第一。以后张于先生更屡加拔识，故先生对张之感独深。”⑤此后张之洞在不同场合大力表彰廖平。廖平家贫而好学，已有两次乡试不第，张之洞拔识对其人生道路和学术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廖平从此在张之洞影响下步入学术正途。此时的知遇之恩和后来的教导关切确立了张廖深厚的师生情谊。        光绪元年(1875)春，尊经书院成，张之洞议定章程，择廖平在内之诸生百人肄业其中。张之洞离任前所撰《创建尊经书院记》详述书院创建缘起及书院宗旨十八条。首明本义“操约而施博”：“(此举)然则何为？曰为读书。读书何用？曰成人材。蜀材之盛旧矣，汉之郭(即犍为文学)、张、马、扬，经之宗也。宋之二王(当、偁)、二李(焘、心传)、史、范，史之良也。其余唐之陈、李，宋之五苏、范、虞，元之虞，明之杨，气节、经济、文章之渊薮也。方今圣上敦崇经学，祀汉太尉南阁祭酒许公于学宫，试卷经策空疏者磨勘有罚。使者奉宣德意，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然岁科两试能进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补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详，发落不能尽，仅校之非教之也。于是乎议立书院，分府拔尤，各郡皆与视其学大小、人多少以为等，延师购书，分业程课。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⑥要之，尊经书院本义乃培养读书种子、兴起蜀才蜀学。“务本第四”以为通经为学之根柢，小学为通经之根柢：“圣贤通天下事理，言之谓之本，学人因谓之根柢。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综此两端，其在笃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终身由之而不尽。若夫约而求之，治《说文》者，知六书义例之区分、篆隶递变之次第、经传文字通借之常例、古今音韵之异同，足以治经矣。治经学者，知训诂之本义、群经之要指、经师授受之源流、儒先传注异同长短之大端，足以折中群籍矣。即此数要，先正老师，其说已备，其书俱存。”⑦又在“息争第九”中认为不可有门户之见：“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⑧认为“汉学师法，止于实事求是，宋学准绳，止于严辨义利”⑨，还有经济、词章以下一切学术，都不可偏废。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著《輶轩语》、《书目答问》两书，“开发初学，论卑易行，如能信而择用之，虽暂无师必有所得矣”⑩，蜀地当时只读时文之风气为之一变。张之洞此外还勉力支持书院发展。“院中为飨堂，祀蜀中先师经师。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俸置四部数千卷，起尊经阁庋之。时以暇日莅院，为诸生解说。”(11)张之洞光绪二年底去任时，行至绵竹致书新任学使谭叔裕嘱其监学：“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倦倦不忘。……通省佳士……大率心赏者尽在书院。”(12)后又去信补充表彰蜀才，请善加培育，其中将廖平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等号“蜀中五少年”。“以上五人，皆时文、诗赋兼工，皆在书院。美才甚多，好用功者亦不少，但讲根柢者，实难其人。此五人未能深造，尚有志耳，已不易矣，此五人皆美质好学而皆少年、皆有志古学者，实蜀士一时之秀。洞令其结一课互相砥砺，冀其他日必有成就，幸执事鼓舞而教育之，所成必有可观。”(13)其中第二位廖平列杨锐之后：“廖登庭，井研学生。天资最高，文笔雄奇拔俗，于经学、小学极能揅索，一说即解，实为仅见，他日必有成就。”(14)张之洞为尊经书院所立之教和拔识人才之盛，对近代蜀学兴起居功至伟，也为廖平之学术奠定坚实根基。        尊经书院时期，廖平在张之洞影响下从早年宋学转向汉学。“予初从书院章程治小学、目录、金石、典故，后乃专心治经，今之所以治经，虽与训诂家有小别，而得力之处坐在初功。”(15)光绪二年(1876)年跋《隶释》，作《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舍人注考》。是年底，张之洞去任，廖平及同学送到新都，饯行于桂湖而别。光绪四年(1879)，尊经书院刊刻《蜀秀集》，收入廖平作品《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波既豬解》《士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月令毋出九门解》《廛无夫里之布解》《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五代疆域论》《两汉驭匈奴论》等篇，皆汉学路径。廖平自述曰：“余幼笃好宋五子书及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用功正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泛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庚辰(光绪六年，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16)光绪五年(1878)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之前，廖平为学皆从张之洞所教而立足汉学。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一年间廖平受之影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而后进入其自立门户的早期经学时期，在张之洞关怀下经历经学一变和二变，但与张之洞所教貌离而神合。至于戊戌变法之后，廖平中晚期经学辗转发明乃师《劝学篇》宗旨，构建孔经哲学体系，师生学术思想若合符契，立下晚清新经学转型规模范围，容后详论。        二、“张廖”公案考辨        自张之洞离蜀之后，张之洞与廖平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时有诫语。        光绪六年(1880)春，廖平赴京会试，不第。在京日，尝撰写《上南皮师相论易书》，以易例请业时授翰林院侍讲的张之洞。张之洞诫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盖廖平此时刚因王闿运所教“专求大义”而论易，故以汉学为教的张之洞以此语诫之。光绪九年(1883)春，廖平赴北京会试不第，途中悟“素王二伯诸大义”，谒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于太原，“张仍以‘风疾马良’之语诫廖平，并以治小学相勖”(17)。张之洞又盛推王霞举，比之伏生、文中子，廖平诣之有得而张之洞甚喜。        光绪十四年(1888)冬，廖平赴京会试，张之洞电召赴粤，命纂《左传疏》，以配清代《十三经疏》，以方赴京未能去。此时廖平已有以《今古学考》为代表作的经学一变和以《知圣篇》和《辟刘篇》为代表作的经学二变。光绪十五年(1889)廖平会试中三十二名进士，钦点即用知县，以亲老故改教职，部铨龙安府教授，试后应张之洞召，六月赴广州，住广雅书局，以张之洞命纂《左传》，始专力治左氏，张之洞又重申“风疾马良”之诫。此时廖平在广州会晤康有为，示之《知圣篇》和《辟刘篇》，康有为于是尽变其学，参照而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而廖平因此被世人目为维新变法依据“素王改制”论之始作俑者。        光绪十六年(1890)春，廖平复由广州赴京补应殿试，得二甲七十名，赐进士出身。秋，偕宋育仁由水道返川，过湖北谒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流连弥月，以《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补证》两稿上张之洞，张之洞又重申“风疾马良”为言。        光绪二十年(1894)，门人汪兆麟以县丞分发湖北，因以《左传汉义补证》稿全部、《尚书》稿数篇，命其呈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时《古学考》出。又长沙《湘学报》刊文揭“素王改制”之义，张之洞一方面电告江标、陈宝箴纠正《蜀学报》文字：“惟有一事奉商，《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尔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此说过奇，甚骇人听……于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理……与之相涉恐有流弊。”(18)另一方面通过宋育仁传语告诫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命改订经学条例，不可讲今古学及《王制》并攻驳《周礼》。廖平为之忘寝餐者累月。十月，廖平赴成都，与宋育仁相见，宋再传张之洞语，并谓“如不自改，必将用兵”。后廖平分撰《与宋芸子论学书》、《上南皮师相论学书》，申明为学宗旨及回应师命。梁启超之“逼贿”说盖由此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劝学篇》成书。八月，戊戌政变，康有为外逃日本，杨锐、刘光弟等六君子蒙难，形势对廖平很不利。“先是，康有为得‘孔子改制之说’而倡之，并引《公羊》、《孟子》以自助，以为变法之据。天下群以作俑归之先生，谓‘素王改制’之说实有流弊，并因而攻《公羊》及《孟子》焉。”(19)门人施焕自重庆急函：“清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经书。”(20)门人赵伯道于是举火焚烧新成之《地球新义》，以保廖平避祸。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廖平因戊戌政变牵连署谢洪县训导。张之洞先以延通经之士纂《经学明例》，差人电告廖平：“湖北现办纂书尊经学，依《劝学篇守约卷》内明例等七条，《诗》、《仪》、《礼》已存，广雅乃最重公品学，请择一二经，先编《明例》一卷寄来。”(21)四月，张之洞电召廖平赴湖北办《正学报》，黄开国认为这是对正受戊戌政变牵连的廖平的保护，甚合情理(22)。廖平因成都送考未能成行，于是作一书并增补《地球新义》稿，命门人携至湖北上之，张之洞意弗善，传语“欲先生用退笔”。        以上交往时值张之洞从支持维新变法到“正人心、开风气”的《劝学篇》酝酿诞生的时期，而廖平的早期经学也逐渐向中期经学过渡。期间张之洞屡语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诫，经学二变期间甚至有“如不自改，必将用兵”等似有威逼意味之语，又时有文化事务请廖平参与。于是梁启超有“张公贿逼”说：“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23)更有“戊戌惧祸”说：“而其说亦屡变，初言古文为周公，今文学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其最后说，则戊戌之后，惧祸而支离之也。蚤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于自卖其说，进退失据矣。”(24)后人乃有杨东莼“戊戌(1998年)以后，因畏祸遂自卖其说”(25)、周予同“廖平受威逼而变说”(26)等沿袭梁氏之刻薄评语。章太炎曾为之辩解：“清大学士张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六经说《周礼》，之洞遗书，以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而有为之徒见君前后异论，谓君受之洞贿，著书自驳，此岂足以污君者哉？”(27)今人舒大刚、黄开国诸先生驳斥甚详(28)，此不赘述。        此处要申论者，乃“逼贿”“惧祸”公案背后更深层的学术辨析：在现有学术史论述中，通常认为张之洞推重古文经学，廖平受王闿运影响后一心一意用心今文经学，两者互相对立，张之洞欲将廖平从今文经学拉回汉学阵容，而廖平持“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立场，坚持己见，百折不挠。果然如此乎？本文以为不然，应以史料和原著为据，去其主观遮蔽而见其本来面目。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廖平学术态度和经学立场。廖平在为学、为人、思想上的独立性非常强。“特妾妇之道，从一而终，转益多师，古所不禁。况儒生传经，亦如畴人制器，秘合差离，久而后觉。使必株守旧仪、禁新法，专己守残，殊非师门宏通之旨。”(29)对王闿运如此，对张之洞亦然。“于湘潭之学，不肯依傍。……盖学贵自立，无与感情；依傍既空，方觇真识。”(30)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主要限于廖平经学初变之前的第二小变，从古学兴趣转向今学，但在光绪十一年(1886年)乙酉，乃自立门户，成《今古学考》。《劝学篇》问世之前笃守古文经学的张之洞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诫，未能使之变易为学立场。廖平之学又以善变著称，其立场不可轻易以一个标签贴定，何况廖平经学三变开始已经超越今古文经学分别，并转型为经学哲学家，故光绪六年(1880)之后坚守今文经学立场之说不成立。        其次，张之洞“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等诫语真意何在，有待分疏。此语在尊经书院时期提到过：“适越而面太行，马愈良者去愈远，徘徊于岐路者，日行不能十里。”(31)张之洞对杨锐、廖平等弟子甚为欣赏和爱护，而廖平发明经义常常骇人听闻，易招妒害，尤为张之洞所担心。据廖平弟子吴虞记载，廖平在湖北当面指出《书目答问》的错误。“南皮爽然久之，曰：‘予老矣，岂能再与汝递受业帖子耶？’”(32)张之洞对爱徒宽厚如此，可见诫语实为关心弟子和寄予厚望之表达。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的政治敏感使之不放心廖平言论，“如不自改，必将用兵”，“干戈从事”，用意当在诫其明哲保身。光绪二十五年，张之洞传语“欲先生用退笔”，乃戊戌变法失败后，爱徒杨锐等蒙难，已经惋惜悲痛不已，廖平有变法依据始作俑者之名，形势危险，而廖平又发“大统小统”惊人之论，乃师告诫廖平持论谨慎，也是情理之中。对廖平论学呈稿，张之洞每有诫语，而廖平均慎重反思其学，大有促进其深思熟虑、学术猛进之作用。可见张之洞诸诫语无他意，惟达其关怀、勉励、护佑爱徒之心耳。        第三，张之洞固然推崇纪阮考据之学，然而在尊经书院章程和后来教导廖平特重汉学，并非铁板一块。“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33)他不仅反对门户之见，力倡经学为根柢和一切学术并重，尤重求大义，所不喜者乃“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惑世的穿凿之公羊。“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34)而康有为之公羊学在张之洞看来有“荒唐险怪者”之嫌疑，然而即便如此，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早期仍然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宣传活动，可见其政治和学术胸怀。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才开始觉得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和变法实践大有问题，组织力量驳正维新变法理论，并用半年时间写出《劝学篇》以正学，因这时已关乎国家命运，忠君爱国的张之洞不得不然。廖平学术有越变越怪之相，张之洞虽有所看法，并时有诫语和建议，但均为私下传语，而非公开场合批判，更无强迫廖平改变学术思想立场之实质性做法，而终生抱定爱护、保护和勉励弟子的一贯作风。所以廖平的学术思想走向均独立自主，若有与张之洞学术观点相符合和相背离，都是廖平忠实于内心深思熟虑之结果，非为感情特予曲意逢迎或刻意反对。        综合以上史料和考辨所论，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并非固守古文经学立场，廖平之学术思想亦并非在光绪六年(1880)之后固守今文经学立场，师徒之学术思想皆有多重面向，也有相互影响和促进。尊经书院时期张廖师徒学思契合，同向汉学，而从此到戊戌政变之前，师徒联系密切，学术常有乖异，时有辩难，貌离神合，经学宗旨均兼综汉宋、分别古今。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学术思想有一非常之飞跃，以《劝学篇》为世人立法立范，而经历磨难的廖平转型为哲学家，开始新的学术历程，此时再无学派之藩篱，与乃师心意相通，若合符节，超越古今之别，应对中西之争。盖前人有见于张廖学术面相之异，而未深究张廖学术实质之同，或以避免“逼贿”、“惧祸”之嫌疑而曲为辩说，反而遮蔽张廖契合之真相。        三、“中体西用”与新经学转型        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前夕作《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史上面临深重民族危机而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系列努力中，奠定了主流观点“中体西用”主张的集大成者和代言人地位。而对《劝学篇》问世前后张之洞和廖平的学术思想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张廖师徒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新经学范式的建构逻辑。        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约有三变。张之洞早年受过正统儒学教育，到光绪七年(1881)底补授山西巡抚之前，遵循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道路，为学教人遵循“端品行、务实学”之儒学传统，居京师之“清流”议论“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35)。任山西巡抚期间，因地方弊政衰败触发而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交往，开始对旧政西艺有了新的认识，在山西开始学习西技、兴办洋务，此一变也。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参与中法战争，对军事科技方面的中西文化差异又有真切感受，认为“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是中国不敌西方的原因，勉力培养军事人才和改善军械设备，并如辜鸿铭所记，找到“理”、“势”关系的恰当处理方式：“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以舍理以制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36)光绪十五年(1889)转任两湖总督，进而倡导西方“专门之学”，洋务和办学皆肯定和效仿“西学”，此二变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中国安身立命之端”，皆用“西学”救“如受重饬，气血大损”的朝廷之“体”(37)。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湖南《湘学报》发表的过激言论所刺激，张之洞又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提出：“故于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端。”(38)稍后在《劝学篇》中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39)“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40)“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41)“中体西用”说形成，此第三变也。        张之洞之学术第三变倡言的“中体西用”说，实为中国近代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发展到清末的成熟形态和理论总结，并大力提倡而成国人共识。梁启超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畺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42)“中体西用”说的渊源，前有林则徐、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方案，后又有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开启以“制器练兵”、“求富求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而日本明治维新也以“和魂洋才”说处理以儒家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都以本国的传统思想为“本”、“体”，以西方近代文明为“辅”、“用”，即立足传统来引进西方文明。冯桂芬在咸丰十一年(1861)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3)，则为“中体西用”说的首次明确表达。其后，王韬言：“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言：“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光绪十九年(1893)郑观应言：“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44)中国自占有“严夷夏之防”的“张三世”思想传统，魏源到张之洞学习西方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华夏文化中心的“天下观”相互配合协调，使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能够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政治和科技文明，不失为晚清内忧外患之时变通兼顾的“保国、保教、保种”自救道路。        廖平则在乃师《劝学篇》问世前后逐渐从早期学问宗旨主要解决“古今之争”的经学家转型为中晚期应对“中西之争”的哲学家。光绪二十三年(1897)，是廖平经学三变的始年，张之洞通过宋育仁传达诫语“改订经说条例”，促使廖平反思数月，在论学书信中展示其反思成果，其中多有为其早期经学主张辩护，同时在张之洞指出问题的地方说明已经有所改变，问题意识则在“现在外侮凭陵，人才猥琐，实欲开拓志士之心胸，指示学童之捷径”(45)，其立场为“不是古非今，亦不信今蔑古”。回应张之洞对经学二变“尊今抑古”中《王制》和《周礼》处理方式的意见，廖平“拟于各经凡例中删去《王制》一例。所有制度，各引本经传记师说为证，不引《王制》明文，现已遵照改易”，“惟《攻刘篇》专攻《周礼》，此书未刊刻，即将原稿毁消”。并弥合今古学学派：“盖二派各立门户，不尚主奴。特古学久经盛行，今学不绝如缕，初谋中兴，不得不画分疆域；既已立国，无须再寻干戈。公约一定，永敦交好。”“既将诸经统归一是，则不必更立今古之名。是不言今古者，乃出于实理，非勉强不言而已。”(46)此语表明廖平不再囿于经学的今古之别，而诠释皆“出于实理”，可视为廖平早期经学走向中期经学的标志之一。在经学三变“大统小统说”中，《周礼》“丁酉之后，乃定为大统之书，专为皇帝治法”(47)，“以前所删所改之条，今皆变为精金美玉，所谓‘化腐朽为神奇’”(48)。三变的初作《地球新义》也在《劝学篇》问世之初诞生，可视为张廖学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标志。张廖之前共同关心的经学“今古”之争，志在通经致用，通过廖平早期经学的创造诠释和张之洞的指导纠偏，已经完成对今古经学超越，而都转向了应对“中西之争”的新经学构建之路。        廖平将张之洞“中体西用”说转换为“文质说”。廖平早期经学中之“文质说”，言互相取法而无主辅、体用之别：“文质即中外、华洋之替字，中国古无质家，所谓质家，皆指海外，一文一质，谓中外互相取法。”(49)中期经学则以“祖学、新学”分主辅：“讲学者当以祖学为主，新学为辅，混而为一，不可歧而为二。”(50)以“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来对应“中学、西学”，明“体用”之别：“所谓改文从质，乃指改今日文弊之中国以从泰西之今质。”“中古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创，而迎给于外人，亦如西人患难已平，饱暖已极，自新无术，而内向中国。中国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日中为市，交易得所而退，文质彬彬，合乎君子，此文质合通百世损益之大纲也。”(51)其后建构孔经哲学体系都契合“中体西用”立场，即以孔经哲学为内核的中国文化为体、西方民主政治和科技器物文明为用。        戊戌之后，廖平构建以尊孔尊经、融摄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经学体系，勉力弘扬师说，阐述群经大义，印证和疏解张之洞“中体西用”立场下的变法宗旨：“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52)“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53)。光绪二十五年，廖平按《劝学篇·守约》参与《经学明例》编纂，而廖平在光绪十二年已做《群经凡例》(《十八经注疏凡例》)，此时则转变为认同张之洞提倡的“守约固本”的“八经”新经典体系。        张之洞以为儒家处于“今日之世变”，若不改变《论六家要旨》所言“儒家者流，博而寡要，老而少功”的状况，“圣教儒书，寝微寝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故“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54)，通过七端举大义而“有要而无劳”，“以约存博”，不亡中学。廖平承此师说，“计穷智出，化旧为新”，以“用帝王之全力，集秦汉之大成，分门别类终始灿然”(55)的《白虎通义》为蓝本，略加编排为《群经大义》，以接引当时学子学习经学。        张之洞提倡弘扬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三纲五常”，以为“五伦之要，百伦之常，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56)；廖平先后做《群经总义讲义》、《会典经证》、《伦理约编》、《左传汉义补正》等，皆以中国传统伦常为弘扬主旨，又著《哲学思想论》、《议院改良论》、《论民权大意》，申论中国哲学和政治传统之优越。在《忠敬文三代循环为三等政体论》中，廖平更把董仲舒的三统说、公羊学张三世说、礼运小康大同说与西方政治中的君权、民权、君民共和三等政体联系起来，结合西方进化论思想，认为从王霸小康到皇帝大同，要经过野蛮时代、文明社会和大同社会三次三统循环(57)。        在教育实践上，张之洞为保存中学、经学而创设“存古学堂”，并倡言以经学为首的“八科之学”；廖平则在各地书院、学校勉力置办经书、编写经学教材和讲解经学，撰《中小学不读经私议》，倡导小学读经成诵。张之洞卒后，廖平更作《尊孔篇》、《世界进化退化表》、《中国文字问题三十论题解》、《文字源流考》、《孔经哲学发微》和《中外比较改良论》等，阐释以孔子和六经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体和以科技霸力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之用的相互关系和未来趋势。晚年构筑的天人学，认为孔子六经微言之中有人学和天学，《春秋》、《尚书》为人学二经，孔子为六合之内的地球立法；《诗》、《易》为天学二经，孔子为六合之外的宇宙立法，其中天学综合运用了本土佛道、医学、文学典籍思想和中西天文学知识。廖平发展了张之洞“保国、保教、保种”之“同心”的诉求：“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58)通过证明孔子、六经为宇宙全球立法来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张之洞、廖平在《劝学篇》问世前后的学术思想步调一致。此前致力“通经致用”，面向以经学应世为中心的古今之争，兼综汉宋，分别古今，张之洞为导师，廖平为集大成者；此后同奉“中体西用”，解决以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为中心的中西之争，张之洞树旗帜、申纲领，廖平积极响应疏解，建构尊孔尊经、涵摄西学的新经学体系。戊戌之前“通经致用”时期，张之洞引导廖平走上经学正道，关心廖平学术发展，时加规劝而尊重其学术发明；廖平凭天资和勤奋发明经学古今大义，师徒过从密切，敬重乃师而坚持独立性，每有发明必送稿致信请益，尊重张之洞指导意见，但非经独立思考认定绝不擅改主张，然而师徒殊途而同归，共同完成了对经学古今之争的分疏、总结和超越。戊戌之后“中体西用”时期，廖平尊奉《劝学篇》师训，追随张之洞确立的“中体西用”文化旗帜，不遗余力构建树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孔径哲学体系，可谓师徒默契配合，合力建构了立法后世的新经学体系。过去强调张廖之异而不见其同，多拘泥于两者论述形式和逼贿等外在因素，若能知人论世，整体通贯，同情了解师徒交往和理论发明而论，谅结论无出于此。        张之洞和廖平共同构建的以“中体西用、守约固本”为主旨的新经学体系，其特征可略概为以下三点：        第一，新经学体系问题意识在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目标是“保国、保教、保种”。师徒由“通经致用”而“中体西用”，皆为此而来，与时俱进，由博返约，构建适应时势的新经学体系。经典体系，廖平在早期经学拟十八经体系，张之洞在《劝学篇》立八经体系。张廖曾为经学门户而纠结，戊戌之后则超越经学古今门户，一度“尊今抑古”的廖平以古文《周礼》为全球大统，平生恶公羊的张之洞则以今文学提倡的大义为守约门径。        第二，新经学体系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自觉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通过西学之用维护中学之体。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批评顽固守旧派的同时，针砭全盘西化派数典忘祖，坚持守住儒家文化和纲常伦理为主的中国文化之体，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中体。廖平也以“文质之辨”坚持以形上之中学为主体，以形下之西学为辅用，吸收器物层面之西学巩固道体层面之中学。        第三，既努力阐发以在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的根基作用和对世界发展的普适价值，又积极吸收西学成分，如进化论、民主政治、军事科技文明等，以寻求中国固有优良传统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新时代中的创造性转换。张之洞通过中西伦理制度比较，认为中国哲学、儒家文化、伦理制度具有西方文化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廖平则综合公羊学和进化论建构孔经哲学体系，证明孔子思想和儒家经典立法后世，具有永恒的普适价值，不仅适用于百世中国，而且适用于全球宇宙，西方文化还处于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无法与发达的中国文化比拟。他们都倡导立足中国固有文明根基，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明优秀成分，使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应有的主体性作用。        张之洞和廖平师生交往的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全方位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深重，张、廖师徒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共同努力中做出卓越贡献。20世纪中国文化总体上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等三大主要学术思潮，张之洞和廖平师徒联手建构新经学体系，启导中国保守主义思潮，奠定新经学转型的基本范式，彰显了中国传统学术永恒的普适价值和非凡的当代意义。在中国文化百年劫难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无逃于“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意识，因而张廖奠定的新经学基本范式，也是最可借重和极富启发性的中国文化重建和当代儒学复兴的基础理论。        注释：        ①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载《张之洞全集》(十二)，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516～517页。        ②参阅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5页。        ③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61页。        ④张之洞：《江汉炳灵集序》，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378页。        ⑤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廖幼平：《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第12页。        ⑥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368页。        ⑦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369页。        ⑧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370页。        ⑨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370页。        ⑩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370页。        (11)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第46页。        (12)张之洞：《致谭叔裕(二)》，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5页。        (13)张之洞：《致谭叔裕(三)》，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5页。        (14)张之洞：《致谭叔裕(三)》，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5页。        (15)廖平：《经学初程》，载廖平：《六译馆丛书》第29册，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刊本，第12页。        (16)廖平：《经学初程》，载廖平：《六译馆丛书》第29册，第12页。        (17)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廖幼平：《廖季平年谱》，第28页。        (18)张之洞：《致长沙江学台》，载《张之洞全集》(九)，第244页。        (19)廖平撰，廖师政、廖师慎编述：《家学树坊》，载《六译馆丛书》第35册，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刊本，第5页。        (20)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骆凤文：《一抹斑斓的彩霞——六译先生年谱校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21)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骆凤文：《一抹斑斓的彩霞——六译先生年谱校说》，第119页。        (22)参阅黄开国：《廖平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页。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2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17页。        (25)杨东纯：《中国学术史讲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26)周予同：《经今古文学》)，载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27)章太炎：《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载廖幼平：《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第95页。        (28)参阅黄开国：《廖平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14页。        (29)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骆凤文：《一抹斑斓的彩霞——六译先生年谱校说》，第194页。        (30)吴虞：《爱智庐随笔》，载《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94页。        (31)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368页。        (32)吴虞：《爱智庐随笔》，载《吴虞集》，第91页。        (33)张之洞：《劝学篇·守约》，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69页。        (34)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517页。        (35)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载陈志良选注：《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36)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权》，载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01～402页。        (37)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载《张之洞全集》(三)，第256～262页。        (38)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载《张之洞全集》(三)，第480页。        (39)张之洞：《劝学篇·循序》，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68页。        (40)张之洞：《劝学篇·设学》，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76页。        (41)张之洞：《劝学篇·会通》，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90页。        (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4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载郑大华：《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页。        (44)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载陈志良：《盛世危言》，第26页。        (45)廖平：《与宋芸子论学书》，载骆凤文：《一抹斑斓的彩霞——六译先生年谱校说》，第95～97页。        (46)廖平：《上张南皮师相论学书》，载骆凤文：《一抹斑斓的彩霞——六译先生年谱校说》，第105页。        (47)廖平：《续知圣篇》，载《六译馆丛书》第28册，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刊本，第6页。        (48)廖平：《三变记》，载李耀仙：《廖平选集》(上)，巴蜀书社1998年，第552页。        (49)廖平：《知圣篇》，载《廖平选集》(上)，巴蜀书社1998年，第180页。        (50)廖平：《治学大纲》，载《六译馆丛书》第52册，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刊本，第118页。        (51)廖平：《改文从质说》，载《六译馆丛书》第51册，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刊本，第77页。        (52)张之洞：《劝学篇·变法》，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79页。        (53)张之洞：《劝学篇·变法》，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80页。        (54)张之洞：《劝学篇·守约》，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68～169页。        (55)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骆凤文：《一抹斑斓的彩霞——六译先生年谱校说》，第146页。        (56)张之洞：《劝学篇·明纲》，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63页。        (57)廖平：《忠敬文三代循环为三等政体论》，载《六译馆丛书》第52册，第89页。        (58)张之洞：《劝学篇·同心》，载《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