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6-0015-10        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清后期至民国的百余年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完成，实现了从中国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向现代专门化学术研究的转型。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这一重要学术转型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内乱不止、外祸不息的社会发展环境息息相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边疆问题研究的一些优良传统，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相关学科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学术发展的影响及中国学者可贵的学术本土化努力的直接结果。同时，这一学术研究转型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在研究的理论与指导思想、研究的视角与方法、研究的内容与领域、研究的学术体制及组织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转型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使边疆问题研究进入了现代专门化学术发展的轨道，并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型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独特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它立足于当时大学中开始出现并不断完善的专门化学术研究体系，并通过大学边疆研究问题的开展促进了大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它也折射出当时大学与边疆社会的特殊关系及大学学者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正是通过一大批以大学学者为主体的深具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的研究群体的不懈努力，在中国边疆问题研究领域内，诸多学科如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及相关的畜牧、医学、农林、矿业等学科的研究逐步开展并日渐深化，并使大学与边疆社会互动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边疆问题研究及大学的早期参与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百余年间，伴随着中国社会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边疆危机的凸显，出于经世致用的研究目的，以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及官僚为主的学者围绕边疆治理与界务问题展开了边疆问题研究，在酝酿于康雍乾时期后于嘉道咸时期迎来第一次研究高潮，“到20世纪初，持续不断的这类研究汇入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华(首当其冲是边疆地区)为主旋律的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大潮之中，并再次形成中国边疆研究的新高潮”。①但这些传统边疆的研究大都局限于传统边疆史地的研究，极少有对边疆地区民族、宗教及社会的系统研究，更没有针对边疆地区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因此仍属于传统学者的治学范畴，无法划归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中。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划归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中则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由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外交官、军事家及自然科学家开创的西南边疆调查研究，其中尤以葛维汉、叶长青等传教士的贡献为最，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徐益棠称：“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师，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最有贡献……盖自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之旅行吾中华者，年有增加，归辄录其所见闻者以成书，虽精审者少，然经政府以及学术团体之奖掖与提倡，其中亦不乏高明之作，而尤以1906年前后为最发达，盖其时吾国国势凌替，列强正谋划蚕食我边疆之会也”。②        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大学中的研究者对于边疆问题研究并不十分关注，边疆问题研究在大学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仅有私立东陆大学及华西协和大学等极少数大学开展专门性的边疆问题研究，而华西协和大学的边疆研究主要由西人主导，中国学者极少有参与者。但一些大学中与边疆问题研究相关的课程的开设和系所的设置为此后边疆问题研究的兴起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才储备，如与边疆问题研究关系密切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所及课程于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先后在沪江大学、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及厦门大学等大学开设。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大学中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为之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十余年间，先后有大批学者在欧美等国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等专业的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在美国留学的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吴景超、言心哲、陈序经、胡体乾、李景汉等，在法国留学的杨堃、凌纯声、柯象峰、胡鉴民、徐益棠、卫惠林等，在英国留学的陶孟和、在德国留学的陶云逵及在菲律宾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导师学习的林惠祥等学成回国后大都在高校任教，并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围绕边疆问题展开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活动的发展脉络梳理        (一)边疆危机的直接应对与全面抗战前大学边疆研究活动的兴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边疆问题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历史上丰富的边疆研究史料为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前期西方相关学术著作的译介、相关学术研究理论的引进为开展边疆问题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建立及完善③、诸多边疆问题研究团体的成立为开展边疆问题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研究体制保障；南京国民政府为应对国内外政治危机而对边疆问题研究的需要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支持。④        边疆问题研究也为民国知识分子群体实现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特别为那些留学海外的研究者通过规范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推进相关学科和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用武之地。也正是以大学师生(包括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所展现的高度学术自觉意识和救亡图存责任担当，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问题研究拥有了绵延不断的精神动力。大学是一个社会中知识精英最集中的地方，是一个社会学术发展的前沿阵地，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于一体的运行特征使大学在边疆问题研究中自然显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徐益棠在论及20世纪三十年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背景时称：“辽吉失陷，举世震惊，京粤握手，合力对外，然东北之严重如故，西南之纠纷未已，初则因英印之挑拨，而发生康藏之争，继之以青藏之争，回康之争，川康之争，康事益复紊乱；西北，初则因考察团而发生中法学界之争执，继则因政治问题而发生金马之冲突，终则因国际之牵引而造成南疆之独立；云南则班洪事件之扩大；海南则西沙群岛之被占；而内蒙复于‘东北问题’未解决之前，忽要求高度自治；四面楚歌，千钧一发!”⑤可以说，大学中边疆问题研究的兴起是大学师生对边疆危机积极而直接的应对。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清华师生忧患于国家民族之危难，于同年12月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旨在促进师生对边疆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方面的研究，其后几年的研究活动主要包括制订工作计划、收集边疆研究资料、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演讲、积极推动校内边疆问题研究及编辑出版《华北日报》的《边疆周刊》等。⑥同年，南开大学成立了“蒙满研究会”，后改名“东北研究会”，主要致力于东北边疆及民族问题的研究。1928年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其研究重点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行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多刊载有关西南民族研究论文，1932年“为挽救国家危亡计，为发扬科学探讨计，为唤醒政府及民众注意西南边疆问题与设施计”，⑦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成立，出版专刊《西南研究》，主要刊载西南边疆研究论文。⑧1934年，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师生共同筹建“禹贡学会”，并创办《禹贡》半月刊，1936年学会在燕京大学正式成立，主要参与者有顾颉刚、谭其骧、钱穆、黄文弼、张国洤、顾庭龙、侯仁之等，学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后逐渐转向边疆史地、民族研究，成为传统史地边疆研究近代转型的标志。另外，1934年秋，金陵大学在教育部补助下由徐益棠开设边疆问题讲座，有力地推进了金陵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同一时期，四川大学在新任校长任鸿隽的指导下于法学院成立西南社会研究所，由胡鉴民主持，惜任鸿隽不久去职，学校边疆研究工作陷入停顿，而华西协和大学的边疆研究学会在研究力量、研究成果等方面却有了很大发展，甚至于在国际学术界也取得了相当的地位。        (二)“边疆转向”与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学边疆研究的兴盛        1.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学在边疆问题研究中的主导作用        马长寿在论及1937年以来十余年间边疆问题研究进展时称：“民国二十五年之前，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呈现突飞猛进的进步，但自抗战军兴，这种进步现象停滞了。国家的财力人才都集中于抗战。学术界人士虽然靠他们的修养有素，固守岗位，不愿见异思迁，但是因为生活的物资不足，研究的设备不够，所以影响研究心情与工作效率，使前后工作不能相接，或者进行迟缓。不过这种说法不能包括边疆研究在内，尤其是西南边疆的研究，它和其它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⑨        这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的边疆研究氛围与大学的努力密不可分，体现了大学在此一时期边疆问题研究中的主导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及西南边疆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愈加明显，边疆开发中出现了“文化救国”与“实业救国”两条展开路径，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边疆问题研究较之前更为重视，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在其边疆施政纲要中明确提出：“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⑩与此同时，大学中以配合“实业救国”特别是“文化救国”而开展旨在唤醒中国各民族“同源”意识、进一步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共同抵抗外侮的边疆问题研究趋势极为明显，其中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历史地理沿革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生活现状的研究、边疆教育现状及其改进策略的研究等更加关注边疆现实问题，进一步凸显了边疆研究“经世致用”的特色，而兴起于全面抗战爆发后高校的大规模内迁、边政学及其它相关学科在大学中的进一步发展(11)以及国民政府对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支持等，使得此一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逆势而盛，成为“乱世中的显学”，很多深具影响的边疆研究团体在大学中纷纷建立并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不断出版，大量有质量的边疆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在各种学术期刊陆续发表。        对《边政公论》论文特约撰稿人及实际论文作者群体的分析可以看到此一时期大学在边疆问题研究中的地位与影响。《边政公论》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边疆问题研究学术期刊之一，由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主办，自1941年创刊至1948年12月终刊，历时八年有余。在1948年12月出版的最后一期(即第7卷第4期)中刊发了《本刊特约撰稿人》名单，总计80名特约撰稿人中，大学教授、副教授等共50名，占到62.5％，主要集中于中央大学(7名)、华西协和大学(4名)、清华大学(8名)、中山大学(3名)，燕京大学(3名)、金陵大学(3名)，云南大学(2名)，浙江大学(3名)，北平师范大学(2名)，武汉大学(3名)，其它高校如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都有学者名列其中，(12)这些大学学者除了极少数未给《边政公论》实际撰稿外，绝大多数在《边政公论》上刊发了少则一两篇、多则六七篇的论文，个别学者甚至刊发了超过十篇的边疆研究论文，特约撰稿人的分布情况体现了大学学者在边疆问题研究中无出其右的学术影响力。        《边政公论》刊发总共274篇论文，其中161篇左右论文由发文超过2篇的31位大学学者撰写，占总发文量的比例超过60％，如果加上其他发文1—2篇大学学者的论文，整个大学学者群体在《边政公论》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占总发文量的比例超过70％，(13)所涉及的学科有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边政学、地理学、农学等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则包括历代治边史、边疆治理、民族历史、民族社会、民族宗教、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法律、民族人口、民族教育、民族经济、民族艺术、边疆资源环境、边疆气象、边疆畜牧、边疆交通、边疆农业土壤、边疆农业经济等方面。        2.全面抗战时期大学边疆研究活动的兴盛        全面抗战开始后，伴随着大学向西部转移，大学的学术力量自然也发生转移，大学边疆研究机构的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南的昆明、重庆、成都、贵阳成为边疆研究的重镇，地处西北的西安及兰州也聚集了一些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大学的边疆问题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这种情形的出现有着多重的因素：在边疆研究学术价值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西南及西北边疆战略地位的凸显使边疆研究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边疆研究更为紧迫、急需，一些内迁高校的相关学科在学术研究上出现了明显的“边疆转向”(“西南转向”或“西北转向”)，一些原在西南及西北的高校在其它高校的帮助下边疆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大学的内迁为其研究人员更为方便地从事不同领域的边疆研究提供了远较以前便利的地域优势；国民政府对于边疆研究的重视及提倡特别是大学学者(和其它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学者型政府官员等)高度的学术自觉及社会责任感成为推进边疆研究的重要力量。        在昆明的大学中边疆问题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组建后，其文科初设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夏又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44年12月恢复社会学研究部，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含有人类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后，1942年7月得到石佛铁路建设经费的资助后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在陶云逵的负责下开展边疆问题调查研究，并出版《边疆人文》杂志三卷共18期和《语言人类学专刊》。(14)除此之外，西南联大又有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云南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从事边疆问题研究。        云南大学的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得益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帮助，193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迁至呈贡魁阁，由费孝通负责，汇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与青年才俊开展研究，在边疆问题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开创了有名的“魁阁时代”。1939年1月，在滇知名学者于云南大学发起成立了“云南民族学研究会”，(15)1941年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成立，主要从事西南开发、西南移民、西南地理及西南民族史方面的研究，(16)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并先后编印《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共11种。        中央大学1938年迁往重庆后，于1944年设立边政系，凌纯声、韩儒林、卫惠林及芮逸夫、董同龢等著名学者先后任教并从事相关研究。1941年中央大学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成立，边疆地理与气象研究成为其研究中心之一，主要研究人员有胡焕庸、严德一、陈正祥等。(17)        相较而言，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成都以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为基地，汇集了更多的边疆问题研究学者。各大学迁来成都后，有兴趣研究边疆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环境的学者增多，1941年2月一批大学教授、学者及社会名流发起组织“中国边疆学会”，对边疆进行调查、研究、设计，后在学会的基础上成立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由李安宅主持，以研究华西边疆，并造就华西边疆服务及教学人才为目标，以谋改进华西边疆为宗旨，主要研究人员包括郑象铣、于式玉、任乃强、蒋旨昂等，组织出版《中国边疆》杂志，与此前存在的中国边疆学会、华西边疆研究会等机构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边疆调查研究及相关出版、展览及演讲等活动，在康藏社会文化研究方面成就显著。(18)        一些高校在未西迁之前便有良好的边疆研究基础与传统，西迁之后，由于地近边陲，研究条件的便利使边疆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如中山大学素来注意边疆研究特别是西南边疆研究，成果丰硕，自1940年秋自滇迁返粤北坪石后，在杨成志等人带领下西南民族研究持续推进；(19)金陵大学对于边疆研究亦有较好的传统，曾组织专门学会从事边疆问题研究与探讨，自1938年2月迁到成都后，于社会学系下成立了边疆研究室，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室内研究工作”、“实地研究工作”和“出版及学术宣传工作”等多个方面，在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及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徐益棠指导下于西康及峨马雷屏等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20)并编辑出版有《边疆研究通讯》、《西南边疆》等刊物。        学术研究的“边疆转向”在燕京大学及西北联大等高校中表现得则更为明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开创了中国大学社区研究之先河，1931年至1941年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选择北平北郊清河镇及燕京附近之平郊村等地从事社区研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迁往成都，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重心开始向边疆社区研究转移，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于西南边疆起始对倮倮、藏番、嘉戎各民族作实地考察研究”(21)。西北联大由西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等校合并建立，1938年分为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及西北医学院等五校。西北联大及以后分设的五校在科学研究上也非常重视对西北地区包括边疆问题的研究，在西北边疆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地质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对各大学其后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其中如黎锦熙在对西北地方志的研究中提出了系统的现代方志学研究理论，其它如李式金对西藏、青海、川康喇嘛教的研究，杨兆钧对青海撒拉族文化的研究以及黄国璋、殷祖英、王钧衡等人对边疆地理的研究等，在学术上都有开拓之功。(22)特别是在1944年西北大学边政系成立后，对于边疆调查研究非常重视，师生多次前往西北各地(特别是新疆及甘肃、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并与历史系及中国边疆研究会城固分会联合主办《边疆问题十讲》等学术讲座，对研究边疆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3)        除以上所述高校外，在大夏大学、四川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兰州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政治大学、复旦大学、贵州大学等诸多高校中，有的通过设立专门边疆问题研究机构开展边疆问题研究，有的虽未设专门边疆问题研究机构，但亦有学者对边疆问题做长期之专门研究。总体来看，与全面抗战前情形相较，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学学术研究的“边疆转向”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并持续至抗战胜利后，以1947年计，全国53所公私立大学中，深度参与边疆问题研究者近20所，(24)且多为公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形成了以公私立大学为主导、其它公私立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为辅助的高校边疆问题研究格局，研究者中不仅有众多学有专长的教授，也有很多有志于边疆研究的学生，他们立足于不同的学科领域，采取独立开展研究或与其它高校、政府部门开展合作研究的途径进行边疆研究，通过编辑边疆研究期刊、开展边疆调查、发表边疆研究论文、出版边疆研究著作、举办边疆问题学术讲座等方式，将我国的边疆问题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3.边疆危机的缓解与全面抗战胜利后大学边疆研究的消退        同整个边疆研究开展的态势一样，大学的边疆研究开展与其时中国社会的时局息息相关，边疆研究能逆势而盛成为“显学”，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大学的还校，大学边疆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辉煌后，出现了消退的迹象。至国民党撤台前，虽然有的大学也成立了新的边疆研究团体开展边疆研究，(25)一些大学原有的边疆研究仍在持续，(26)但从整体上看，在边疆危机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后，研究者对边疆研究重要性的认同度逐渐下降，大学的还校也大大削弱了原先大学所具有的开展边疆研究的地理优势，原来炽热一时的边疆研究出现退潮并开始走向衰微，边疆研究日益淡出大学学者的视野，围绕边疆问题多学科同时开展研究的状况不复存在，“各个学科就都各归各位了，就是人类学就归人类学了，民族学就归民族学了。”(27)以各大学抗战胜利后社会学系研究活动的开展为例，在各大学还校后，除少数大学边疆社会研究继续进行外，多数大学原有的边疆社会研究大都消退，转而选定都市社区为其调查对象开展都市社区等研究。(28)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及实践        (一)对边疆问题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及实践是以大学学者为主体展开的。从晚清至1949年之前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初建时期，始终贯穿着对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探讨，甚至可以说，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本身就是学术研究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学术界对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探寻的敏感性与紧迫感有所不同而已。具体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边疆问题研究应持有的理论与应遵行的方法的探寻伴随着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学术体制建设的进程而展开，并在特殊的时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徐益棠在谈到全面抗战前后国内学术界对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的重要性时称：“国难严重，民族复兴之说，尘嚣甚上。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曰《科学的民族复兴》，此书虽非专指边疆民族而言，然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以科学知识解释中华民族之著作，当以此书为嚆矢，盖其时社会上流行‘民族复兴’之口号而始终不知民族究如何复兴也，不数月而抗战军兴”。(29)        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始终与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联系在一起，内化于大学社会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学术规范模式的建构过程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除对西方社会学等学科中的进化学派、历史学派及功能学派、传播学派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民族学等方面的原著等进行翻译出版外，也对西方相关的各个学术流派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基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始了对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探索，对学科研究的对象、目的、理论、方法进行阐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态势，其中影响最大的则为以吴文藻、李安宅、费孝通及林耀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的功能学派和以凌纯声、卫惠林、陶云逵、芮逸夫及马长寿、徐益棠等为代表的中国的历史学派，前者以燕京大学为中心，更多地将民族学与社会学融合在一起，主张用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民族与社会的实际问题，后者则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更多地将民族学与历史学结合在一起(30)。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吸收国外相关理论与方法，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学术自觉意识却是共有的，有的学者甚至主张根据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实际对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择善而取”的综合意识：“民族学者欲求得关于民族文化的精确知识，也得综合各种探讨的方法……我们颇希望功能与体相派的生理学、腺学、体格学式的研究法去研究边疆民族文化。但是功能或体相研究的大前提是在知道其文化形态之后，因此，历史重造派的详尽的文化形态描写也为必不可少的入手步骤。我们须得综合各法，择善而取，以应当今之需要而树百世之基”。(31)        (二)边疆问题研究中调查研究方法的倡导        如果说相关学科的发展、研究团体的成立为开展边疆问题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体制和学术组织保障的话，调查研究方法的应用则为边疆问题研究范式的实质转换、边疆问题研究目标的有效达成提供了合适的途径。不管是中国的功能学派还是中国的历史学派，对实地调查研究的强调是共同的，对其后我国边疆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调查研究方法的应用蔚然成风，其价值与意义不可低估。        边疆调查研究作为一种获取边疆研究材料的方式，不仅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极为丰富的研究材料，也反映了学者学术研究观念的深化和研究视野的扩展，同时也是边疆问题研究者更加有效地研究边疆问题、谋求边疆问题的解决进而推进边疆社会改造的必要手段；边疆调查研究不仅可以帮助边疆工作者更好地从事边疆服务工作，而且通过边疆调查研究可以帮助民众更好地了解边疆文化、认识边疆危机，换言之，边疆调查研究不仅是研究边疆的基础，也是宣传边疆、服务边疆的基础；以调查为基础的边疆问题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学者实现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体现学者经世致用、抗战建国的学术情怀，更为众多留学海外的学者将国外相关理论进行验证和本土化、推进中国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最有效的学术试验田。        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国内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民族方面的调查和采风之类的论文和报告发表，但由于时代条件所限，在边疆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的多为外国人，多数调查报告有明显缺陷，调查者未受过较好的专业训练，调查不具体、不深入，听信他人传言妄记，不能正确分析和解读相关材料，因此科学的边疆问题研究因研究方法的缺陷而受到很大的限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调查研究方法在边疆问题研究中日益广泛的应用，对调查研究方法本身的探讨也日渐受到重视，如李济、凌纯声、林耀华、吴文藻、卫惠林、吴定良、李安宅、杨成志、柯象峰、李景汉、言心哲、张少微、梁钊韬等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对于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应用均有讨论，其中一些学者专门就调查研究如何应用于边疆问题研究有详细阐述。(32)李安宅在《实地研究与边疆》中称“边疆的特点乃是实地研究者的乐园，尤其是人类学者的正式对象”，而“对于边疆，我们已经有的，与其说是认识，毋宁说是误解，说是偏见，偌大范围的边疆，外国人的报告，不管是曲解，还是事实，总有数百种的专门著作；我们稍微谨严的东西则屈指可数，哪能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来出奇制胜呢?”(33)杨成志在论及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时也称：“在中国搞人类学，非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就很难成功”。(34)        李景汉和言心哲对人们忽视调查研究、轻视调查研究在边疆社会改造中重要作用的错误认识提出了批评。李景汉认为，“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要发见事实。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说明事实。事实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社会事实是我们人类共同生活的因果律。无论是哲学，是自然科学，是文学，是艺术，若不建立在事实上，很难是正确的”，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多人对调查研究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他们总以为调查研究不过是属于学术方面的工作，其对于社会国家的实际用处，是不很重要的，至少是不急需的。这就是与人类幸福最有关系的政权是落在政客的手里，甚至于‘疯人’的手里，而不是在社会科学家的手里，不是在‘社会工程师’的手里的主要原因”；(35)而在言心哲看来，民国以来谈社会改造的人不为不多，但社会改造却鲜有成效，原因主要在于人们“不察社会病源，先开药方，不管社会的需要与否，国情如何，盲目的把西洋各种思想、制度，尽量介绍，而这些思想与制度是否适合国情，往往不加研究，所以已往的社会改造方案，大都药不对症，不切实际，即以边疆问题而论，开发边疆，当然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但口号尽管喊得响亮，而注意实际工作，去亲身实地调查的，恐不多见。”(36)与言心哲一样，柯象峰在其《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37)一文中对如何进行科学的边疆社会调查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以上提及的李安宅、杨成志、柯象峰、李景汉、言心哲等五位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别在美国及法国等国留学，回国后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等高校围绕边疆问题等开展研究及教学工作，他们对边疆问题研究中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提倡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倡，也体现了其致力于边疆改造的实用学风和经世情怀，同时也是对中国本土学术建设道路的孜孜追求。        (三)大学中边疆调查研究的兴起        经过多年相关学科及学术组织的发展、学术研究队伍的建设，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大学及各种研究机构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与实地研究，调查范围遍及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各个地区，其中包括对云南、广西及四川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或由政府部门组织，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或由各个大学、边疆研究学会和研究机构组织，另外还有一些大学师生自行组织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内容则主要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两种类型。        大学中有组织的边疆调查始于1928年夏，其时受中山大学语文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和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成志等到云南进行人类学调查。在史禄国及容肇祖短期调查返回广州后，杨成志独自一人在云南等地进行了长达一年零八个月的调查，后利用调查所得材料发表了《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等20多种著作，“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调查的深入程度及调查内容的明确方向和专门化等方面，都显示出他的此次调查是学科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38)        在全面抗战开始前，大学学者便主持或参与了多次边疆调查研究活动，如1934年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黄国璋组织了云南边疆考察活动，(39)并撰写了《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等著作，引起学术界很大反响；1935年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对广西大藤山瑶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其后陆续将调查结果整理成《广西象平间瑶民的经济生活》、《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等多篇论文，发表于1937至1942年的《地理学报》、《金陵学报》、《边政公论》、《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边疆研究论丛》等期刊；1936年四川大学教授胡鉴民对川西羌族进行了调查，而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葛维汉重点对川南的苗族及川西的羌族进行调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前后陆续组织师生前往西北及西南边地进行考察。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大学西迁，边疆研究力量也集中在昆明、成都、重庆及贵阳、西安等地，使得边疆实地调查研究具备了远较以往便利的条件，边疆调查研究也随之大规模展开，边疆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陆续产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1938年夏季第一次西康科学调查团成立，成为“边疆调查团”之肇始，分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两队，社会科学部分调查由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承担，自然科学部分分地质、畜牧、水利、生物等小组，由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农专、导淮委员会及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共同承担；在1937年至1949年，特别是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的各个边疆研究机构)、中央大学、云南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大夏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的师生对西南及西北边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材料，撰写了一大批有质量的调查报告，也出版和发表了许多学术论著，其中包括：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陶云逵等人和云南大学魁阁研究室的费孝通、李有义和胡庆钧等人及华中大学的游国恩等人分别对云南各地的调查，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柯象峰、徐益棠等人对西康等地的调查，华西协和大学的李安宅、任乃强等人及四川大学的冯汉骥、燕京大学的林耀华、西南联大的曾昭抡等人分别对川康藏区及彝族地区的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及岑家梧等人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及社会学系的师生对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西北大学的杨兆钧等人对青海循化及甘肃拉卜楞寺等地的调查及中央大学的胡焕庸、丁骕等人对新疆及甘肃等地的调查等。除此之外，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自1940年起每年夏季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对川西地区进行考察，教育部也于1941年组织了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分两路分别对川西及西康等地进行考察。(40)        由大学师生组织或参与的边疆社会调查研究是当时边疆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批理论素养深厚、训练有素的大学学者组织的调查研究有着较高学术水准。这些调查研究活动贯穿于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以全面抗战时期为高潮，体现了以大学学者为主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献身精神与学术自觉。这些调查研究范围涉及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通过调查加深了人们对于边疆地区社会、人文、地理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了解，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救国方针下各种相关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通过调查研究的开展为种种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推进了大学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进程，大量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并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相关学科学术的发展。同时，围绕边疆研究而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聚集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众多大学学术团体的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为大学相关学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研究基地，一批批学术新秀通过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而崭露头角。        四、政府对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介入及其效果        整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大学学者通过个体的独立研究、大学中相关系所的有计划组织或大学之间的联合研究(41)等多种方式展开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大学的边疆研究亦有关注与介入，从而对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其途径除了由各级政府部门主导的边疆调查研究项目及边疆问题学术演讲外，(42)主要通过为公私立大学边疆问题研究提供经费资助并为其指定研究主题的方式进行。        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文化团体及边疆研究机构的资助主要通过教育部来推行，1934年教育部开始补助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开设边疆问题讲座，而对于公私立大学边疆问题研究有计划的资助则始于1939年补助各大学院校设置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其后资助学校范围每年略有变化。1939年补助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者有复旦大学及云南大学，1940年增加大夏大学，1941年又增加西北大学及华西协和大学，至1942年因复旦大学边疆农垦科停办而停止对其补助外，另增加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及西陲文化院，1943年停止对西陲文化院的补助，增加东北大学，改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中大学除中山大学外，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及贵州等西北、西南各省，内容包括设置边疆研究机构、开设与边疆有关的课程及讲座、开展西北及西南边疆社会调查研究、整理边疆文物及编辑出版边疆研究著作等。1944年中央大学及西北大学增设边政系后，补助费大受影响，仅指定金陵、大夏两所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分别研究康藏教育制度、西南氏族文化及西北边地语文及史地等问题，1945年又增加华西大学研究康藏寺庙教育。至1946年各大学复员，“乃依据边疆新形式，及各校分布状况，改为分区研究办法，分别指定云南、贵州、中山、浙江、华西、金陵等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分别研究夷、苗、番、黎、康、藏、蒙、回各族教育文化。三十六年(1947年，作者注)复停止补助中山、金陵两大学，集中经费补助其余各校赓续研究”(43)。到1948年，由教育部补助设置边疆讲座的大学教授有金陵大学、云南大学及西北大学等六所。(44)        不可否认，教育部对各大学边疆研究的补助对于大学边疆研究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曹树勋认为，“此项研究问题之确定与分配，自较散漫的设置科目或讲座为进一步。然分头工作，各不相谋，既无交互参证之便，且有人才浪费之虞”。(45)因物价暴涨、经费拮据及研究力量分散、补助政策欠缺持续性等因素，这种指定性的大学边疆研究活动的影响远不及其时各大学自主性的边疆研究活动的影响来的持久和深远。        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边疆问题研究因其特殊的学术研究境遇而表现出诸多特点，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首先，这一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具有浓郁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取向。在国难危重的背景下，大学学者以其经世致用的学术情怀自觉地投入到边疆研究中，通过边疆研究来认识边疆、宣传边疆、开发边疆，以期救亡图存，解救民族危难于倒悬，大学学者边疆调查活动的开展、边疆研究论著的撰写及边疆研究人才的培养无不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形成了中国边疆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高潮，在强调边疆研究学术品质的同时，重视边疆研究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功能，发挥学术研究于普通民众启蒙与宣传的价值；其次，这一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具有鲜明的综合化的研究趋势。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学者在边疆民族、宗教、语言、历史、地理、习俗、人口、环境、地质、水利、农林、畜牧、交通等众多领域展开研究，大大突破了传统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围，深化了大学学术研究与边疆社会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再次，这一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也体现了开阔的边疆研究视野。它是中国学者基于学术理性将西方相关学术思想、理论与方法与中国边疆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有益探索，其结果是多元的中国边疆研究流派雏形的出现，它提倡重视边疆研究与边政人才训练、边疆宣传和服务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等，不仅对当时大学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或“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我们当下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研究可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如科学的本土化的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如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途径及边疆研究人才的培养方式，如综合应用分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的诸多学科的整体性思维，如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存的研究取向，以及边疆调查研究、边疆社会服务及边政人才训练有机结合的学术构想等。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是，从学术发展的继承与创新的内在理路看，当前边疆研究的开展应在继承以往边疆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大学学者为主体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与客观分析，对当前边疆研究的开展也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