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置身其中的一代知识精英，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总结传统学术文化的重任。他们依据前代学者遗留下来的丰厚的思想资料，以前所未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清理经学源流，评骘各家学说，总结各派得失。在此基础上成书的《总目》，对当时乃至其后的学术思想文化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而汉学又以乾嘉时期为极盛。毋庸置疑，在清代学术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总目》对汉学的推崇，起到了转移风气，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前，汉学虽然方兴未艾，但在政治地位上，尚未能与朝廷崇尚的宋明理学分庭抗礼。《四库全书》及《总目》编纂工作展开之后，统治者逐渐发现汉学也可以用作其炫耀文治、点缀盛世的工具，便转而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兼容并包政策[1][54]，大力提倡注经编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1][55]。这一文化政策转变的直接体现，就是四库馆实际上成为“汉学家大本营”[1][56]，以及随之而来的《总目》对汉学的大力推崇。自此而后，汉学也上升为统治阶级认可的官方学术，并很快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辑佚的研究成为一时风气，考据学迅速发展到全盛阶段，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乾嘉学风。许多学者竭毕生精力，从事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乃至目录、版本的研究和考证，丛书的汇刻、佚书的搜辑、古书的校勘、目录的编纂等各门专科学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汉学以对中国历代典籍的整理和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为其最大功绩，就此而言，《总目》的导向之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随着汉学的逐渐兴起并上升为统治阶级认可的官方学术，理学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在形式上，理学仍然高踞于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但清统治者所关注的，已不再是理学自身的庞大体系和那些高远空洞的性理之旨，而仅仅归结为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亦即纲常名教的提倡。继康熙帝制定著名的《圣谕十六条》，雍正帝对其加以注释发挥，刊为《圣谕广训》，颁发全国，朔望宣讲之后，乾隆帝更为强调“阐明风教，培植彝伦”，注重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使广大臣民心甘情愿地做朝廷的“忠臣”与“顺民”，以确保大清帝国的“亿载基业”。《总目》一方面贬抑理学的空疏措大，一方面仍奉传统儒家思想和纲常名教为正宗，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这一做法，既透露了清统治者文化政策因袭转变的个中消息，也起到了“正人心，厚风俗”，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如果说，在清统治者那里，理学已由一种理论体系降格为一种实用哲学，那么，在知识界，理学虚无飘渺的性理之旨和随心所欲的解经方法，则遭到了学者的严厉批评和普遍唾弃。钱大昕指责“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1][57]，以致“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1][58]。江藩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1][59]。王鸣盛则一概反对“横生意见，驰骋议论”，明确主张“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1][60]。可以说，乾嘉年间，学术界弃宋返汉的风气盛行一时，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甚而“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1][61]。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总目》尊汉抑宋的思想倾向，是不无关系的。诚如后人所言：“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1][62]宋学已然溃不成军，难以与汉学争锋抗衡了。

    当然，从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汉学、宋学都是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尽管其研究对象不同，治学途径与方法有异，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术。《总目》在尊汉抑宋的同时，仍然主张“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其着眼点正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乾嘉年间，即便在汉学风靡一时，汉宋之争始终或隐或显，持续不断的情势下，已不乏有识见的学者觉察到汉学、宋学各自的弊端，而主张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补偏救弊。如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学者“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1][63]。焦循不满考据学“跼蹐狭隘”的弊病，大力强调“通核”，反对“据守”[1][64]，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1][65]，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被称之为汉学护法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他以《周礼》师、儒之分来涵盖汉宋之别，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因而他既反对“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的倾向，也不赞成“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弊端[1][66]，而主张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可见，乾隆以后，特别是嘉道年间，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派补偏救弊。而《总目》融合汉宋，各取所长的宽容主张，无疑为清中叶以后出现的汉宋合流趋势开启了先河。

    乾嘉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处于乾隆时期的封建盛世，站在两千年来封建思想文化发展高峰的《总目》编纂者，继承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传统儒学的价值取向，大力倡导经世主张，注重发掘古代典籍中蕴含的经世意蕴，从而使得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目录著作，强烈地传递出一代知识精英以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为重的积极心态和文化信息。而乾隆以后，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各种矛盾也由隐而显，许多“在其位，谋其政”的封疆大吏和朝廷官员，以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则直接面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经世主张。诸如漕运，历来号称“天庾正供，关系甚钜”[1][67]，在朝廷大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吏治民风整肃，漕运基本正常运行。至乾隆末年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吏治败坏，风气奢靡，漕政弊端丛生，形势日趋严峻。对此，一些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乃至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有的揭露漕政弊端：今地方“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款，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需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故而“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1][68]。有的提出整饬办法：或申明漕船定式，不得夹带其他货物；或优恤运弁旗丁，保证沿途开销；或更定漕政章程，不得随意勒收折色，等等。更多的官员士子则开始从根本上考虑漕运的改革办法，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主张。他们一致认为，海运一省费用，二能避免沿途需索，三可根据四时风信，通盘筹算，使南粮北货互通有无，种种优势，皆河运所不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终嘉庆一朝，海运之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诸多官吏士子对漕运的关注以及改革的设想，却仍然反映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并最终促成了其后漕政改革的实现。他如河工、盐政、铜政，乃至人口等重大问题，也不乏有识见的官吏士子起而揭露其弊端，并提出种种改革的建议。可以说，乾嘉时期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正是面对社会经济方面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大政的危机，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提出他们的救弊方案和经世主张的。这些经世主张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空，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小的书斋，摆脱理学的束缚，直面现实，经世致用，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而《总目》倡导的传统儒学的经世精神，无疑为乾嘉时期出现的经世思潮，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清代中叶，伴随《四库全书》编纂而产生的《总目》一书，以其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晰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传统目录学史上的丰碑。但是，它又绝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目录著作，编纂者渗透于其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愿望情感，乃至学识水平，已经使得它远远超出了一般目录著作的功用和意义，而堪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时代结晶。毫无疑问，《总目》本身所包涵的丰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蕴，它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学术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并予以正确评析的。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1][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

[1][2] 参见周予同：《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1][3]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4]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论衡》提要。

[1][6]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续藏书》提要。

[1][7]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藏书》提要。

[1][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颜氏家训》提要。

[1][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刍言》提要。

[1][10]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四，《一贯编》提要。

[1][11]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12]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1][1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天学初函》提要。

[1][14] 《清世宗实录》卷五九，雍正五年七月谕。

[1][15]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提要。

[1][1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穆参军集》提要。

[1][17]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18]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19]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20]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先天易贯》提要。

[1][21]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日讲易经解义》提要。

[1][22]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23]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日讲易经解义》提要。

[1][24]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儒行集传》提要。

[1][25]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表记集传》提要。

[1][26]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儒行集传》提要。

[1][27]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提要。

[1][28]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

[1][29] 纪昀：《纪晓岚文集》卷八，《济众新编序》。

[1][30]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一，《守令懿范》提要。

[1][31]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九，《小学史断》提要。

[1][32]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庆元党禁》提要。

[1][33]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五，《太极图分解》提要。

[1][34]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总叙》。

[1][35]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钦定明臣奏议》提要。

[1][36]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庆元党禁》提要。

[1][37]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易类案语。

[1][38]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总叙》。

[1][39]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毛诗本义》提要。

[1][40]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七，《诗疑》提要。

[1][4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孝经问》提要。

[1][42]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4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九经古义》提要。

[1][44]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周易述》提要。

[1][45]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易汉学》提要。

[1][46]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周易述》提要。

[1][47]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48]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诗类序。

[1][4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四，五经总义类存目案语。

[1][50]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五经总义类案语。

[1][51]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诗类序。

[1][5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

[1][53]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1][54]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1][55]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

[1][5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5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仪礼管见序》。

[1][58]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1][59]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1][6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

[1][61] 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

[1][62] 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一，《复黄又园书》。

[1][63]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秦小砚书》。

[1][64] 焦循：《雕菰楼集》卷八，《辨学》。

[1][65]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1][66]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1][67] 贺长龄 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四六，蒋攸  《拟更定漕政章程书》。

[1][68] 贺长龄 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四六，蒋攸  《拟更定漕政章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