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太炎《清儒篇》到梁、钱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代脉络》下的清学之开端 

(一)章太炎的《清儒》篇 

严格说来，章太炎的《清儒》篇并不能算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论“清学”之著作，章氏以片段的方式论“清儒”，但实际上却主要以惠栋、戴震为中心的论断与分析之言。[1][9]偏偏梁启超被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学术史著作的《清代学术概论》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讨论“清学”的部份，继承了章太炎在《清儒篇》中以惠、戴为“清学/清儒”为中心的作法，而将“清代学术史”的史述主线形成了惠戴之学或吴皖二派为其高峰的学术史观，并且自此以降形塑了后代学人对清学的认知。因此，无论是吴皖派或是惠戴学，由此种“中心”的认知史述轴线而上溯清学开端的作法，显然便是近代以降多本著作以及更多篇论文意欲探讨所谓乾嘉汉学/考证学所以出现及其起源的缘由。[1][10]这些著作与大量的论文恰足以证明了章、梁在“清学”这个课题上的影响，同时，也正足以说明章、梁有关“清学”的“史观”正是一种“近代”意义下的“开端”；但是，“史观”上的“近代开端”却不足以说明章、梁的“清学开端”之说法或观点就是唯一、或是必然的“清学”之开端。这点也可以更进一步地提供了某种讯息，告诉我们为何受到章、梁影响下的近代学人们的学术著作或论文总是在明代中晚期寻源，而从未涉及过《清史儒林传》的卷首此一重大课题的原因，这里面还是潜藏了一个《清史儒林传》的纂修乃是一“传统的”课题，而不是“近代的”课题，或许这足以部份地解释“清史儒林传”及其卷首之课题为何迟至二十世纪末叶才又出现之故；同时更证明了章、梁在“近代清学研究”上作为“开端”的位置与意义。[1][11] 

持此观察的重要立论基础之一便是来自于章、梁对于“清儒”或“清学”乃至”清代学术史”的论点基调，实可导源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只是用了新措词，或者其人其学在“近代”的“开端”位置，便与作为“传统”的“江藩”区别开来。而实则章太炎的《清儒》篇文字所受江藩于书中所塑之惠、戴学术场景与位置的影响，即便在《检论》中的《清儒》版本已经开始反省“清/汉学”，提出了“康有为之学”实“吴学尸之”的新论点，但基本的惠戴与吴皖之论，却都来自江藩这本与“近代”相对的“传统/古代”旧式体裁书写之书。 

章太炎的《清儒》篇共有两种文本书写，分别收在《訄书》重订本与《检论》中。在《訄书》重订本中，《清儒》篇置于第十二，其前为《颜学》第十一、《王学》第十，其后则为《学隐》第十三。 

《清儒》篇确实是一篇专门议论“清儒”及其学术的文字，自“古之言虚”开始一长段文字，主要是论“六艺”之原，其后则论汉儒治六经之学。值得注意者为其末句，云： 

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1][12] 

以此而带出下文。下文则专论清儒之学，是本篇正文。然正文之前，犹先言清世理学。其云：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1][13] 

在笔者看来，章太炎的这一段文字，根本就是意欲排摈“清世理学”的文字，藉此而引出所欲专门论之的“汉学”。这种表述，在江藩那里，我们是何等熟悉此种模式与此模式之后的立场与观点。抑又不止于此，章氏的首段之末所言的“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也根本就是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序》中的经学史观所表述的“经学三坏论”，“清学/汉学”的位置便在此种史观中，“继汉有作，而次清儒”被表述出其历史的定位。章太炎的书写，显然是袭自江藩的，或者宽泛地说，是受到江藩以及其它清代汉学家的典型论述——继汉、反宋明之论调影响且犹在此视野的藩篱中。 

章氏从排摈“理学”以后的文字，皆论经学与汉学，直至晚清。是故这一段文述便是章氏在《清儒》篇中所表述出的“清学史大要”。在此“简史”中，有几点值得分析：其一，章氏所述实以“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首，以次则为阎若璩、张尔岐、胡渭。这又是江藩《师承记》中的卷一所记之诸儒。除了顾炎武之外，当然，章氏是没有提到黄宗羲的。其二，章氏的以下之文，提出了近代以降学人以为系“近代首出”之“清学分派观”的说法。其云： 

其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1][14] 

又云： 

吴始自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1][15] 

极为明显的，除了述清儒以顾炎武为首之外，其余皆本诸江藩在其《记》中的看法。所谓吴、皖南，此是由江而至章，一变也；而至梁启超书中，则已成吴派、皖派的提法，此二变也。而梁氏书中所言的惠、戴为清代汉学之中心，此则一以贯之，盖与章氏皆本之江藩。在江藩的《师承记》中并未多与常州今文学注意，盖其亦未料及常州学之流衍与影响，若此，则梁启超的书中则大篇幅的叙述，此与章太炎在《清儒》篇后段所批判的力度，便正好显示了章、梁与江氏的差异，原在于历史的推移与时移势异，而不在于“近代”与“前近代”的画界意识。因此，在《清儒》篇后段，章太炎论晚清诸儒皆以古文为轴而诟今文，犹未已，遂于下篇《学隐》第十三中，尤魏源为首而批判之，说者谓訾魏源即是以比康有为也。[1][16]堪注意者，《学隐》篇中章氏皆喜用“汉学”一词，是用江藩语，盖章氏未用焦循与龚自珍之言也；且《清儒》篇中实未提到“焦循”，适足以证章氏熟读江藩之《记》，故视野常为其所藩篱犹不自知也。盖焦循可以有另外之观点与清学史中之位置，此即后来张舜徽所提出之“扬州学派”之观点，焦循即为此一于吴、皖之外另出扬州派之佼佼中坚，张氏谓扬州诸儒之特色在“通”。[1][17]余故曰，章氏论清学与清儒，多本江藩。近世学人以近代论文体而作清学/清学史/清代学术史之研究者，多在“近代意识”下以章、梁为先导，而不知章氏更有先导也！ 

章氏收于重订本《訄书》中之《清儒》、《学隐》等篇，后又重修订于《检论》中，大要而言，前述诸篇，已重编为卷四之《议王》、《正颜》，增入《许二魏汤李别录》、《哀焚书》等。《许二魏汤李别录》中以元许衡、清魏象枢、汤斌、李光地等并之，以论诸理学诸儒与朝臣。对清世理学已有新的想法与体会。而《清儒》与《学隐》两篇，虽大旨未动，然亦有一二处颇应注意。尤其《清儒》篇中除论汉儒章句经学篇幅已减缩外，最可注意者，为“皖南始戴震”在《检论》本中已改为“皖南始江永、戴震”，虽仅二字之增，然所关讯息不小；其后段之言“大湖之滨”一段，原“及戴震起休宁”亦改为“及江永、戴震起徽州”。此则章氏重心细览江氏之《记》卷五耶？[1][18]抑受章氏实斋之影响？此处大可细究。章氏于《检论》本《清儒》中所增添之“江永”，区区二字，表示章氏已重新看待戴震学之脉络，此一重省之观点，要义当在欲导戴震学术之源，实在徽州，亦即出于江永。此种观察，依笔者所见，适与钱穆氏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戴震一节不同，钱氏主张戴震学术历程变化之转关，在于“惠戴之会”，亦即钱氏对于清学中汉学主流之看法，系持“由惠至戴”之观点，而非“惠戴并立”之观点。余英时氏在其《论戴震与章学诚》书中对戴震之学术历程，尤其是与惠学、与江永学之间的关系与变化，已有极精辟之分析与讨论。[1][19]总之，《检论》本《清儒》篇中关于由惠、戴而至惠、江戴之文字的转变，仍然值得再予注意。 

至于原来在《訄书》重订本《学隐》篇中所隐指康有为者，在《检论》本《学隐》篇中，对康有为之不满及评訾语气极强的文字已经正式出现，甚且对于由常州学导源而下且令其专文批评的魏源与康有为，也已谓实由惠氏启之。看来在《学隐》篇中所反映的，是惠学与戴学相较，戴学尤高。此点则梁启超尤发挥之，持论以倡右皖抑吴，容后论之。 

(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氏持论于清代汉学与清学之开山者，其实多承自章太炎之《清儒》篇，章、梁两氏于清学之观点、立论，遂成为近代学人在“近代”以来，重新探讨清代学术时的一个开端视野；特别是在以下两点上：一是吴、皖分派说。二是惠学与戴学说。无论是或否，赞成、继承、发挥、修正、反对，其中实都有着章、梁说的近代身影。 

梁氏在此两点上对于章氏的多所承，若自梁氏的两部清学史之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考实，则一种有关“清学/汉学”近代观点的典范与规范之形成与繁衍，当更为清楚。不仅梁氏于清代汉学诸说大处皆本自太炎，其后的钱穆氏之名著，与梁氏书同一书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书中之基本立场与义例所在，也是从欲与梁书持异论而别抒主轴，转出以立论，然此可谓适以见章、梁于近代学术性上之影响矣。 

梁氏之《清代学术概论》先出，本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作一序言，不意下笔成数万言，遂由“序”而成“书”。盖梁氏实视此书为其“中国学术史”序列之一种，而可称之为《清代学术史》，属于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然其自言曰： 

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着为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1][20] 

是《清代学术概论》之性质即是梁氏的新名——“学术史”之性质的著作。[1][21]可以视之为系梁氏心目中的“清代学术史”之“概论”本。第二自序作于民国九年11月29日，第一自序则撰于民国九年10月14日。梁氏于第一自序中曰： 

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代有时代运动之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它则附庸耳。[1][22] 

梁氏于“清学”之基本观点实于此见之。“清学”前期之主轴，梁氏喜用“考证学”一词，有两点原因：其一，梁氏视吴派之惠学为“汉学”，而惠学只能“求真”，尚未能如戴学之“求是”以为高；此乃梁氏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常见之持论以区别惠学、戴学者。其二，则与其视考证学为一种针对前代理学而来的反动，而且是方法论的反动之观点有关。前期理学在梁氏视之既虚又玄，则此一入清之考证学，自是以“实事求是”与“科学研究之态度”为其特质，故由“惠”而“戴”，在梁氏视之，即属清代学术之史的一种“进化的”发展。此固梁氏喜用“考证学”一词也，既可以表达其对清学特色之论调，复可以衔接民初以来的科学主义与方法意识之思潮。是故由梁氏于《清代学术概论》之中所喜用的“考证学”，以视其后一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当更可以掌握梁氏与章氏于清学持论之异同处。 

梁启超后来以在清华、南开两校任教时所编写之讲义，于民国十八年世正式出版单行本。这本被西方学界视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本使用“学术史”一词作为书名的著作，虽然在内容上仍以有清一代之学术史为主体，但是，至少在断限上，已经不限于有清一代，而用了“近三百年”一词。梁氏自云其故，曰：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1][23] 

把跨代的“晚明学术”入于“清学”中视作“先河”以述之。这是梁启超解释何以称书名为“近三百年”之故。虽然用的是一种新名，但是我们反而可以很深切的了解到梁氏还是在处理“清初学术”的问题。如此一来，若要为“清学”作一上限的断代，便其实有了某种基本的态度。其一，便是把清初遗老之学从晚明学术开始述下，以显清学开端之有先河。这也就是为何许多清学史的著作，在其作为开端的章、卷首，选择了清初三大儒中的孙奇逢、黄宗羲；或者是程朱之学的陆稼书、张杨园；或是作为清代汉学之源、开国儒宗身份的顾炎武之故。“开端”选择的种种分歧与所以分歧，其实便是一种在近三百年的范维中寻求上限之有意义的起点以之作为“卷首”之下的分歧。梁启超在其书中开端式的说明，很有意义地点明了跨越两代的晚明遗老或是清初大儒，都是可被视作“清学”的早期之源，不明此源，则无以知“清学”。另一种，则是将晚明遗老之学从清初划开，使“清学”的精神与“晚明/清初遗老”的学术精神，作出一种区判；江藩所为正是这样的一种立场与调性。如此，江藩一书的书名中之取“汉学”之意，更为豁然。盖晚明诸遗老之学，绝未闻以“尊汉”为的为帜也。则“汉帜”之尊，便推尊于惠氏之学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正是这样的一部建构”清学”中主体性而不将之视为明学之绪的著作。明乎此，则可以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分清代学术为四期之故。此四期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正因清学是自晚明发展而来，所以所谓的晚明与清初，在梁氏的眼中，实是一种初期的启蒙期之学术，真正的清学之来临，还是要待乾嘉之时的惠、戴之学。梁氏云： 

其启蒙期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1][24]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1][25] 

表面上看来，梁氏之此种四期观，系以佛学为说，故曰四期即如生、住、异、灭。[1][26]实际上，梁氏的清学基本观还是受到了所谓“以汉学为清学”之基调的影响，自江藩、章太炎处承来。故其清学史观，既曰“全盛期”之学术为“正统派”[1][27]，又曰“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份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1][28]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则云：“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惟一的生命。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是一种好学问，另为一问题。”[1][29]又云汉学家所乐道的是“乾嘉诸老”。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几乎全被他占领。但汉学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1][30]既称全盛期、正统派，又曰经学、汉学、考证学。其中，汉学分为两个派别的分法，已见端倪，梁氏最喜欢的，还是“考证学”这一词。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其曰：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1][31] 

是故，虽然在其意识中，或不自觉将惠、戴之学皆称之为“汉学”，或皆视为正统派、全盛期的经学考证学，但一旦在吴、皖二派中作出比较时，梁氏的“汉学”专称就给了吴派惠学，而将皖派戴学称之为“考证学”。在其比较中，皖派的“求是”是要比吴派的“信古”来得高！如曰“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以及“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古，戴深刻断制”。这样的语句，都是意图对吴皖做比较。梁氏评比惠戴，一如太炎，均以戴为高，但奇怪的是其语式用词皆袭仿自太炎。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梁氏接受了章氏承自江藩基本述《记》之清学史观，即“清学/汉学”中有“吴皖二派”与“惠戴之学”且实为彼等持之以论“清学/汉学史”的视野中心，只是总称之词略有不同，或曰汉学，或曰考证学。要之，这种以“中间”为开始的叙史之法，在梁氏的两本清学史着中特别明显。表面上看起来是套上佛学之生、住、异、灭观的清学史阶段观，其实便是一种以“汉学/考证学”为其中心与主轴的从“中间”开始的述史之法。因为从“中间”开始，所以清初的启蒙期是从“中间全盛期”倒推逆溯的“初期”；同样的，蜕分期也是从“中间的汉学”为基点而方有所谓“蜕分”之历史的概念分期与语言。[1][32] 

在梁氏此种史观下的“清学史”，其居于“卷首”之开端地位者，便极有意思。梁氏视野中的清学之开端人物是顾炎武。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氏有言：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1][33] 

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六《清代经学之建设》中，则曰： 

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都根本不同，……他们这一派学问，也离不了进化原则，经一百多年才渐渐完成。但讲到荜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1][34] 

试揆梁氏以顾亭林以“开端”之故，当先从何以视戴震之学为整个“清学”精神之代表言起。梁氏云： 

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故正统派盟主必推戴。[1][35] 

又曰： 

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震之学精深，实过于惠。[1][36] 

再则曰： 

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树立，盖未可知也。[1][37] 

而其所以推尊休宁，其实意有梁氏于民初学风之时代背景，此则科学主义的重视心态。故梁氏论东原所以为最高，其论学之言，竟多为近代之科学、客观等词汇。梁氏于论东原学时，先举东原幼年能疑能问朱子何以知孔子学之例后，即继言之曰： 

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亦可以代表整个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何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长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近直到尽头处，茍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1][38] 

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1][39] 

盖梁氏实藉戴震学以联系其心目中所理解之“近世科学”，复以此而诠戴，诠汉学精神与考证学精神。故以戴氏为清学精神之代表。章太炎谓江藩有“右吴抑皖”之曲心，梁氏亦继承此看法。章氏于《清儒》实重戴，观《检论》中诸篇：《议王》、《正颜》，已一改原《訄书》重订本中的《王学》、《颜学》篇名，而惟戴学则仍题曰《释戴》。 

梁氏则于右吴抑皖说之外，更反过来倡右皖抑吴之调，且逼说复说而数见，其推尊戴学，比较惠戴高下之有意，已然明白可见。此种立场与持论，笔者以为，仍是来自于其对于“清学”之基调实以“求是”、以“考证学之方法论”皆符其心目中的科学态度与精神有关。一言以蔽之，推尊戴震之学即其所以置顾炎武为清初学人之首之故。而尊戴与尊顾，固同在于其能有科学的精神与态度治学也。故梁氏以顾炎武则为“正统派”之所出与所宗。则顾氏之所以为梁氏置诸于其“清学史”之开端，其故当在是。总言之，梁氏之“清学史”实以考证学为主轴，以此学而推戴震学为最高，顾氏则以此而遂为清学之“卷首”。 

与梁氏之书同名，而意趣则截然不同之钱穆氏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别以黄宗羲梨洲为其书之第二章，盖钱氏非不尊顾氏而特以黄而为尊者，其持论对扬异趣则在章、梁。章氏《非黄》，而梁氏则亦反对章氏之非黄；梁氏尊戴尊顾，旨在汉学与科学求是之精神，钱氏则秉实斋之《朱陆》与《浙东学术》以论顾、黄，意谓清学之宗实不当在客观求是之学，而更应在能有自我人格与风俗教化之学，此为更根本所在；故与梁氏屹立，曰“盖不知宋学亦无所谓知清学”；[1][40]其次，钱氏既亦曰“近三百年”，则清学之上限自不能从江藩汉学之断，则必如梁书之式，上溯其源而至晚明，更于“引论”中由黄氏而逆溯东林，复由东林而推至于“宋学”矣！[1][41]钱氏既以“引论”为第一章，故以黄宗羲梨洲为其书第二章；若钱氏果更别有所发挥，则固其宜所云者：“余故述近三百年学术，而先之以东林，见风气之有自焉。”[1][42]知此，则梨洲何以为第二章亦可以知见其意(王船山为第三章，顾亭林为第四章)。若然，此钱氏“近三百年”之义，与梁氏于内涵上实大异趣！然若以其模式论之，则仍有同类且相近处者矣。[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