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清史参考》2015年第32期

通常来说，在18世纪的欧洲，中国和东方仅仅被当作是热望的理想、梦幻的国度，是宽容和对宗教漠不关心的象征。本文涉及了一些与历史有关的实用的主题，比如对另一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形象的理解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形象是怎样在一个遥远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即意大利，被认知和利用的。
 
一
 
马可•波罗和他的《东方闻见录》在引起13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遥远的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上贡献良多。安德里亚•科萨里在 1515年（明正德十年）写给朱利安诺二世•德•梅迪奇的信中提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强调了经济形态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中国商人从北部穿越辽阔的中国海洋，为购买香料他们一直航行到被称作马六甲的地方，他们从自己的国家运来整船的麝香、大黄、珍珠、马口铁、陶瓷、丝绸以及各种镶边的纺织品、绸缎、织锦，所有的物品都质量上乘。因此，他们都非常勤劳，他们有着和我们相似的能力，但脸孔丑陋、眼睛很小。他们穿着与我们式样相同的衣服，鞋袜也与我们的一样。尽管他们之中很多人声称相信我们的宗教，但我猜他们都是异教徒。去年，我们几个葡萄牙人航行到了中国海岸，但我们被禁止登陆。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风俗规定外国人不准进入他们的国家。
 
几十年后，到东亚旅行并一直到达澳门的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卡莱蒂（1573-1636）为古代中国人在印刷和军事领域的发明兴奋不已，他详细描述了那里的官场生活、语言和政府机构。同时期的耶稣会士乔万尼•波特若 （1544-1617） 在他的《全球关系》中把中国描绘成自古以来最为秩序井然的国度，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为丰富”的国家时，意大利关于中国的传说似乎开始不断成长起来。
 
作为第一批调解两种文明的文化中介，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没有实现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目标，但他们对欧洲思想史本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开创了新局面。他们在中国停留了很长时间，无疑，在意大利和欧洲，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他们寄回的各种报告。事实上，后来发生的意识形态之争和现代思想的发展都深受耶稣会士引入欧洲的以“关于中国的传说”为基础的中国形象的影响。不过，因为它们已被广泛研究，我将不再着墨于此。我要提及的是一些还较不为人所知的例子。
 
耶稣会士马菲（1535-1603） 注意到了中国人不信教，他在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高度赞美了中国美丽的大城市、有一千两百条支流的大运河、城墙上可容纳四到六人并肩通过的长城、风景秀丽的花园、雄伟壮丽的宫殿，以及高大的庙宇。卫匡国（1614-1661）于1655 年（清顺治十二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中国新图志》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其中，神父基歇尔（1601-1680）于1667年（康熙六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关于中国的第一部百科全书《中国图说》。丹尼尔罗•巴托利的《耶稣会史》不仅保留了为耶稣会士的行为辩护的重要文献， 还保留了观察和描述中国的基本资料， 这些资料包括了从地理到社会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内容。
 
此外， 从17世纪下半叶起，耶稣会士开始通过翻译把中国的经书介绍给欧洲。西西里耶稣会士殷铎泽（1625 -1696）于 1657 年来到中国，他于1669年在印度果阿出版了《中庸》（原书题为《中国的政治哲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了《西文四书直解》（即《中国贤哲孔子》）。
 
有一些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有关远方文明的早期知识， 引入了可以就在传统的基督教世界之前还有“它种文明”这个问题引起广泛讨论的材料。中国代表着与欧洲所面对的其他非欧国家不同的“另外一种”文明：正是它的古老和连贯向犹太—基督教传统和历史的统一性与多面性提出了挑战。“贤明中国”的观念在耶稣会士与其他教派抗辩时非常有用，同时，中国的“自然神论”和它的开明专制政体也为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有趣的辩论素材。即使是起初只局限在教会内和不同教派之间的关于“中国礼仪”的论争也很快就突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为广泛的论题，即儒家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逐渐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以及不同社会的价值相对性这些问题。举例来说，对礼仪的反省间接提出了如果祭奠祖先是一种文明仪式，是否也是与基督教学说相背的这个问题。
 
正如学者艾田蒲（1909-）在《中国之欧洲》一书中自相矛盾地指出，耶稣会士们如此高度赞美中国的价值观，以至于欧洲人开始怀疑到一个如此文明有序的国家传播福音的意义究竟何在。因此，他指出，耶稣会士不仅没有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相反，还使欧洲去基督教化了。
 
这一时期的确是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黄金时期。18世纪的意大利和整个欧洲一样，在许多文化领域，包括艺术和文学领域都大规模地崇尚中国的艺术风格和异国情调。
 
二
 
随着欧洲经济中心从意大利往法国、荷兰和英国移动，意大利的作家们关注着国外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新作，有一部分人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争和最新看法上。我们可以粗略地把他们分为三种：“亲华者”，他们把中国夸赞成完美的国度；“排华者”，他们把中国的形象描绘成极其负面的；以及采用调和的方法破除由先前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的传说者， 他们寻求一种更为客观的审视方式。通常来说，我们可以把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到1750年（乾隆十五年）这段时间划分成第一个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盛行的是对中国无条件的赞美，目的是为了批判欧洲文明。随后，对中国的态度就开始日益变化。
 
1760年以后，当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试图发明一种可以为新的社会提供政治和道德基础的社会科学时， 就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此外，狄德罗质疑了翻译文献的可靠性，着重指出了早先的材料在信息方面的缺乏。比如，他强调说佛教的传播带来了迷信的盛行，以及中国传说里中华帝国的腐败和专制。
 
另一种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的批判来自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因而，同是一个中国，在伏尔泰那里就是反启蒙主义者的欧洲应该学习的积极榜样，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成了教会独裁的隐喻。
 
因此， 围绕中国形象的争论经常隐含着第二层意义和目标：譬如说，总有一些赞同中国理想化传说的人想要改变欧洲各国的思想情况和相互之间的传统作用；许多攻击中国理想化形象的人打算对抗所谓“异教徒的美德”或“善良的无神论者”这种说法。此外，在意大利，这样的辩论还受流行的反改革思潮的影响。
 
因而，在中国艺术风格的流行和普及之外，在意大利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国的传说在民事改革政策中起到了虽然有限但却真实的作用。意大利的“教化”中国和欧洲的“教化”中国之间的主要接触点体现在经济和法律领域， 在重农主义者的农业问题和政治理想化上。对他们来说，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先例。事实上，在意大利知识分子这些于亚平宁半岛上推行启蒙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中， 中国的问题以及它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帷幔成为他们那时争论的要点。在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大区）改革家们看来，中国在田园牧歌式的潮流中被树立成了道德完美的理想主义的牧歌式典范。相反，1784年，朱塞佩•格拉尼尝试着还原和重新评价在他那个时代看来并不犀利的大话，并批评了被过分看重的中国制度和政权。与之相对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是和平、迷人、干净的国家这种骗人的说法”和中国社会尽善尽美的传说，罗伯蒂审视了中国社会的消极面。塞尔利奥•索利1973年出版的专著《中国与意大利的启蒙运动》中分别论述了这几位的观点。
 
相反，吉昂•里纳尔多•卡尔利于1780年在《美国书信》中批评了诽谤中国传说的人，理由是他们的论据没有以中国历史的真实材料为基础。不同的是，马特奥•加尔蒂 （1765-1821）宣告了一种新的关于整个亚洲的“中国的和平和秩序”及儒家学说的复兴。西比翁•马菲（1675-1755）及其他作者赞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通常说来，许多作者会对带有政治影响的风俗习惯和官方仪式留有深刻印象，诸如皇帝御耕及其高度象征意义。
 
一些思想家深刻地认识到考试制度的历史重要性，指出这是区分过去的中国史与欧洲史的重要因素，因为考试制度的引入取代了世袭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早期灵活性。热诺夫斯观察到：
 
但有一个国家不同于我们已经提到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精英来源广泛、数量庞大，既不是世袭得来的，也不是花钱买来的：选拔的唯一依据是学识的优劣……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商业教程》）
 
费朗齐利写到：
 
我讲到中国……在那里，有才能和德行的人肯定比那些只有显赫先辈的人有更多机会，在那里，不靠君王的个人意志或朝臣的偏袒，也不靠贿赂或宫廷阴谋，而是通过法律来分配责任和职位，通过法律把它们提供给所有人来竞争……（《法律学》）
 
当然，这种对中国社会如此理想化的描绘与对它的消极的和恶意诋毁的描述一样，都没有想过要对那个遥远国度的真实情况做深入调查，但它却作为一种鼓励制度改革及引入一种新的更加开放的社会形体的典范，被明确地灌输给了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和政客。
 
一些作者不仅不赞成把中国理想化，而且更是对中国人的形象持极其消极的看法。卡兰托尼奥•比拉蒂（1733 - 1802）在《意大利的改革》中表达了一种相当消极的看法：“中国人非常善于欺骗顾客，其他国家最为谨慎的商人也常常免不了被欺骗，与他们打交道的多是骗子而不是中保人。”维多尔•希尔维奥•格兰蒂（1668-1739）同样苛刻：“通常，很多冒名顶替者、自负、傲慢的人成功了。他们舍得花钱摆宴，费尽心思耍弄阴谋，设计陷害别人。”（《君主史》）
 
最后，只就意大利人的看法来说，研究中国刑法法典的乌戈•弗斯克罗（1778—1827）的立场值得注意， 不同于那些过分赞美者或极力诋毁者，他表达了一种相当稳健的观点：
 
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不为欧洲所真正了解。首先与他们打交道的传教士有着所有发现者都有的过分赞美自己的发现的价值这种倾向，他们夸大了中国人的美德和文明程度。在他们之后，一些哲学家只为本性爱好矛盾而满怀喜悦地阅读他们的书籍，因为常受不快乐的想法影响，他们轻视自己所熟知的事物，赞美他们所知甚少的。（《历史学批判集》）
 
中国的乌托邦，或者说，作为乌托邦的中国，在意大利和欧洲的观念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异国情调，它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或者只是一个幻想的庇护所， 但它成了那个时代进行批判性再思索的核心；它是对渴望的“它种文明”的一种理想化，或是反对欧洲习俗中一些落后思想的论据。中国成了一些启蒙支持者描绘新的政府和社会的生动譬喻。显而易见，这个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强迫欧洲面对另一种古老且同样重要的文明，去重新思考自己，发现价值观的相对性和世界大同的价值。
 
作者简介
 
Paolo Santangelo，1943年生,意大利人，中文名史华罗。罗马第一大学东方学院东亚史教授，意大利《明清研究》杂志创办人及主编，“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群体想象及情感表达国际科研项目”负责人，意大利汉学学会、欧洲汉学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史的研究。共出版学术专著近60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20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明中的高丽国和民族的一致性》《孔子和儒家学派》《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某些成分》、《中国通史》（合著），主编《中国历史和文化百科全书》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