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吸纳西学、评判中西学术的角度不同外，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严复与刘师培也有差异。

   读严复译书和论著，可知他已对西学有系统地加以理解和体认了。他曾把西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数名力质”四学，治数学和名学，“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治力学和质学（化学），以审“因果功效之相生也”；第二层次为“天地人三学”，治此三学，“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并强调“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人学又析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第三层次即最高层次为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43]以现代观念言之，这可谓严复心目中的西学谱系，由自然科学而至于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再进至群学。群学至高无上，是命脉之学，“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44]所以学习西方，最重要的是学好群学。严复对西学的这种认识框架，很明显的是受了19世纪下半叶伟大科学运动的影响，主要是摄取了达尔文、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英国科学家、思想家著作中的养料而形成。[45]

    比较而言，刘师培虽亦对西学有自己的体认，并也有自己吸纳西学的重点，即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为主，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其它学科次之，但这一学科组合相当粗疏，谈不上成体系地了解与接受西学。

读刘氏之书，可知他在论著中曾大量征引过西书，约略统计一下，至少有50部，其中学术著作不下于30部。[46]在这些著作中，社会学方面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群学肄言》、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历史学方面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哲学方面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皆被他多次征引，反复用以说明中国学术上的若干问题。相对而言，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著作虽也被引用过，但较少用以阐释与该学科相关的学理问题。所以如此，盖因刘师培吸纳西学的目的在于“借西学证明中学”，西学只是手段，故在论著里引用西书不能不有自己的侧重点。也就是说，既然吸纳西学最终是为了阐释中学，那么刘师培必然要从其固有知识结构和学术所长出发来做这一点。刘氏是经学世家传人，其学术基础首在经学，而通经必先通小学，故其“幼治小学”，又有良好的小学功底。前已言及，基于其小学修养，刘师培在小学与社会学互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实际上，这些工作也可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待，即所谓以字诠史，如通过对《说文》“禾部”诸字的研究，来分析古代财产和所有观念的产生；通过对“銕”（“中国铁字，古文作銕”）字的研究，“知铁器时代为文明渐进之时代矣”；通过对“姓”字的研究，揭示“上古之民知有母不知有父，故所生之子即以母族为姓”，以此论证母系社会的存在。[47]类似例证很多，率皆与其以小学证社会学之理的成果重合。至于哲学，其基本原理和其分支“名学”为刘师培所关注，盖因刘所受之经学熏陶和学术训练使他看重义理和“正名”。扬州学者如汪中、焦循、阮元等除重经学考证外，又能兼顾义理，这予刘师培以较大影响，他之“正名”之学亦是探“理”之学。在具体做法上，往往是将名学与汉学训诂结合起来以“循名责实”，即是通过逻辑学与小学的结合来探究学理。相对来说，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文学与他作为国学大师所擅之学距离远些，这些学科便不很为他看重。很明显，对刘师培而言，吸纳西学是为我所用，至于所了解的西学是否全面系统，并非他所在意，这是他与作为翻译大师的严复的最大差异。

    刘师培与严复在理解西学上的差异还可举出一例。刘氏虽对社会学（群学）十分看重并有一定认识，但并非像严复那样将其视为有“修齐治平”功效的科学，而只是将其进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使其与中国传统小学互释以改造小学。从称呼的不同也许能看出这种差异之端倪。严复将Sociology译为群学，给人以统摄众学之感；[48]刘师培以及章太炎等人在多数场合下称其为社会学，未赋予其特殊意义，而且刘师培还曾说过：“Sociology迻以汉字，则为社会学，与Humanism之为群学者，所述略符。”[49] Humanism汉译应为人文学，人文学包含广阔，将其理解为群学，似也不差，但说其与社会学“所述略符”则系误解。刘氏本不通英文，有此误解无足怪，但至少从中可看出他对Sociology一词的用法与严复有些差异。

    由上可见，在吸纳西学乃至在交融中西之学方面，严刘相较自然是严复占上风，是他启示了刘师培对西学的接纳以及运用西学“证明中学”。不过也要看到刘师培尚未做到圆融贯通的中西学交融之意义所在。刘氏毕竟是国学大师，他之交融中西固受严复之影响，但也是因对严文持论感“犹有未尽”而欲弥补之，相应来说是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即以己之中学补严复中学之不足，使中西交融更坚实地立足于中国古典学术的基石之上。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严复是当时寥寥无几的翻译大师之一，他的教育背景和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几乎无人能及，所以很难具有普遍意义。而刘师培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却恰好代表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程度，因他们与刘氏一样，既不通外文，又受过多年中国旧式教育，差不多有共通的知识基础，尽管在具体知识领域内每个人各有短长，但明显具有共性。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刘师培等人看似简单、肤浅的中西学比附因更具中国色彩和较易为人接受，可能恰恰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当然，严复会通中西学术以及建立现代新学科的设想也极有意义，两者的结合，无疑促进了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转化。

（原载于《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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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97页。王氏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本意是指道咸以来之经、史、地理之学不同于乾嘉专门之学，“务为前人所不为”，但如将其意扩展开来，却也可用其指代道咸以来一切学术新变化。

[2] 可参见本书所收《清季学术新潮流述论》一文。

[3] 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

[4] 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当为都重万的《严复对刘师培学术思想及〈国粹学报〉学术宗旨之影响》，见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68页。该文所论颇为精辟，足资参证。

[5] 《严复日记》，《严复集》第五册，第1495页。

[6] 《章太炎再与刘申叔书》，《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

[7] 刘师培：《读〈天演论〉》(二首)，《左盦诗录》卷一《匪风集》，《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1907页。以下征引《刘申叔先生遗书》时，简称《遗书》。

[8] 刘师培、林獬：《中国民约精义》，《遗书》第566页。

[9]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遗书》第629页。

[10]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第16页。按“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一语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11]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遗书》第28页。

[12] 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斯宾塞：《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XI页。

[1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29页。

[14] 刘师培：《尔雅虫名今释·序》，《遗书》第446页。

[15]《群学肄言》出版于1903年4月，《社会通诠》出版于1904年1月，《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发表在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的《警钟日报》上。

[16] 可参见严复为《穆勒名学·部甲》所作之按语。严复译：《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7] 刘师培：《国学发微》，《遗书》第480页。

[18]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左盦外集》卷十七，《遗书》第1759页。

[19] “两物遇而伦生焉，对待之名因之以起。故欲观伦之果为何物，莫若历举对待之名，而察其所同有者为何义。盖即诸异而取其同，此求公名之义之定法也。”见严复译：《穆勒名学》第63、64页。 

[20]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左盦外集》卷十七，《遗书》第1759页。

[21] 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曾言：“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见《警钟日报》1904年9月11日。

[22] 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八，《遗书》第1480页。

[23] 马君武译：《自由原理》，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1页。

[24] J.S.Mill, On Liberty and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6, PP. 30, 41.

[25]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52、53页。

[26] 严复：《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严复集》第二册，第237页。

[27]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45页。

[28] 参见严复《政治讲义》、《译斯氏〈计学〉例言》、《名学浅说》夹注、《原强》等的有关论述。

[29] 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左盦外集》卷六，《遗书》第1427页。

[30] 王仁俊辑编：《格致古微》卷一，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参见李天纲：《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页。

[31]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遗书》第506、514页。

[32]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遗书》第2026页。

[33] 李洪岩、仲伟民：《刘师培史学思想综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34]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49、50页。

[35]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49页。

[36] 这一点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也曾指出过，他说：“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见严复译：《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7] 参见刘桂生：《严复中西文化观前后期的一致性》，《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38] 《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13期, 1906年2月13日。

[39] 《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

[40] 方光华：《刘师培评传》第59页。

[41] 刘师培：《国学发微》，《遗书》第480页。

[42] 中国人最早介绍欧洲文艺复兴的著作，即冠之以“古学复兴”的标题。

[43]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6、7页。

[44]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第18页。

[45] 参见刘桂生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6页。

[46] 可参见拙著《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8页。

[47] 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左盦外集》卷六，《遗书》第1431、1430、1438页。

[48] 严复确有以群学统领众学之意，曾说：“以群学为之纲，而所以为之目者，有教化学，有法学，有国计学，有政治学，有宗教学，有言语学。”见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严复集》第四册，第847页。

[49]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盦外集》卷六，《遗书》第1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