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本文注释从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学界深深扎根，顽强生长，成为中国学者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宏大科学文化实践和探索历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赢得学术尊重并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传播、植入中国思想界，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生长为现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贯穿中国思想文化历程一百年的这种“史学参与”，正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相伴相生，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轨迹同步相连。对此进行历史回顾和理论总结，对于在新时代借鉴历史经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传播：中国史学研究在唯物史观旗帜下

唯物史观在中国开始传播，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在“新学”的报刊上，慢慢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首先为那时思想界的“先进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他们救国救民、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唯物史观理论日益受到知识界重视。这正如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其时，学者教授追慕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学习和传播唯物史观是一种思想“时髦”，当时人们的思想先进性体现在学习、跟进和传播唯物史观上；另一方面，说明唯物史观思想影响力的巨大性和深刻性，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希望换一种理论和方法认识学术、认识社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在史学界及思想界都具有革命意义。

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郭沫若等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具代表性、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的代表作，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要论》《社会进化史》《近代的基督教》《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革命史之新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体现了在历史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术宗旨。他们一边传播唯物史观，一边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革命问题。他们带有所处时代的历史特点，就是那个时代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大破大立”的革命勇气。他们努力担负“一身二任”的使命，既要完成前人“史界革命”的未竟事业，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方法和话语构建新的历史体系，对社会发展作出符合历史规律、实事求是、科学准确的前瞻性判断。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历史由下行的“谷底”，到出现上行的曙光，深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理论效能。譬如，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1923年）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与人类前途，认为“只有俄国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国民运动的奋起，世界无产阶级与各殖民地劳动平民携手……方能得世界经济的发达，人类文明的再造”。在那时，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渴望，就像久旱甘霖一样迫切。恰如李大钊指出，我们必须依靠唯物史观“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筚路蓝缕开始就具有运用历史智慧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光芒，这与李大钊、瞿秋白等开拓者的敏锐眼光密不可分。除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外，他们提出问题、启发问题，值得后人尊重和尊敬。

对于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来说，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功不可没。追求科学理论指导，首先在于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如何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革命，需要明确革命的对象、任务和依靠力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为中国革命领航定向，最根本的是要弄清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革命实践问题。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科学结论。应该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深刻的、清晰的，也是准确的。一方面，党内汇聚了像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李达、蔡和森等一批学者型的革命者，他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另一方面，有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成功借鉴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殖民地理论。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不断出现错误认识，从理论上干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这是一个十分紧要的重大原则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一直存在，这是老问题；从讨论这些问题的时代和实践来看，它又是新问题。说它新，新就新在它是实践产生、呼唤理论回答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范畴的，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范畴的？中国革命的前途何在？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难道要等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吗？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直接关涉“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论调都对正在开展的中国革命实践带来挑战和冲击，革命者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予以坚决反对。论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最广泛地组织学者专家参与讨论辩论，促使进步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分析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研究中国革命的前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中国现实问题和中国前途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力量。这是“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一次重要实践”，促进了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同中国问题研究的对接和融合，促进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并且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开辟了新领域，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社会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诸阶段划分问题、中国社会的“停滞”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都取得了新成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开展起来，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论战中得以形成”。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局部执政权，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传播并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高潮。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要求改变近百年史和古代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的面貌，通过“改造学习运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研究中国的历史，终于确立了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学界的话语权。话语权是思想主导权、主动权和领导权的根本体现。以毛泽东亲自组织专家如范文澜、尹达等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为标志，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中共党史的核心概念、理论体系得到确立；此后一些重要的历史观点又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等著作中得到提升和推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话语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我们研究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形态的重要资料。一是在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概念，比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阶段论、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半’性质论、中国革命性质论、中国革命前途论、中国革命地位论等等，对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影响至为深远”。二是开展中国古代社会、中国通史研究，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理论、中国通史理论体系。范文澜将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通史研究与编撰中，迅速成为那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范著通史（《中国通史简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论著代表，应该当之无愧”。尹达则将恩格斯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中国上古史资料之中，充分吸收最新考古成就，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成为与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称的重要史学著作。

总之，唯物史观从开始传播到确立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用史学研究这一重要平台取得的重大文化成果，是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并内化为中国史学理论的宝贵思想历程。

二、生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结合催生史学理论

作为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历史、系统整理历史资料、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普及教育，全面提升国民历史文化素质水平，这是国家政权发挥文化功能的体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史学继续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前进，提供了国家力量保障和充分的社会条件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这对于倡导加强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全新气象。会议“简章”强调，“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应该成为新中国史学的前进方向和目标导向。1951年，郭沫若以中国史学会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史学研究者“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这就是头一个值得我们欣慰的一件事”。郭老的报告连同吴玉章副会长发表题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讲话，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特别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吴玉章强调，“我们研究历史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号召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要形成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言必己出的好学风好文风。这与五四时期李大钊、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的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历史的传承性和实践的指导性。

思想自觉是行为自觉的依据。其效果来自于思想的深处，就有研究范式、工作方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变化。从转型来看，以著名史学家陈垣为代表，他说：“过去我们这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要；只愿单干，不愿集体；只爱专门，不爱普及；只重材料，不重理论；只顾自讲，不求人懂；只讲往古，忽略现代；只愿研究，不愿教课；只重著作，轻视讲义。”从转变的实际效果来看，以史学家张维华为代表，他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多了，也就不再有“读天书”之感，“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应该承认，这种思想转变带来的研究范式和工作方式转变，正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造成的。爱国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政治认同、思想自觉和主体能动性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迅速出现和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大好局面。如果不从史学家主体自觉角度看问题，不从史学家主体发自内心地“追赶时代”和“在新时代有所作为”的追求来看，就不能从史学工作者身上发现时代转变所造成的学风、文风和史学家风格的根本性转变。

新中国史学特别是“十七年史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鲜明的实践特点和时代特征。它既强调“史”，即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国历史的特点；又强调“论”，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并将两者有机统一、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在中国通史体系拟定和理论阐发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鲜活的中国历史内容和民族特色，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堪称优秀代表。范老在介绍“简编”的理论体会时，说他在九个方面增加了“新的观点”：一、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二、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三、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四、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五、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六、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七、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八、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九、历史上战争的分类。对此，有研究者评论：“这些问题的理论阐述，标志着范文澜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通史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反映出范文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方面逐步成熟”。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至今都受到专家好评，这不是偶然的。刘大年先生总结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的经验，在于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实现“科学研究与革命行动”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

第二，强化理论研究，形成唯物史观指导专题研究的创新格局，把握规律性，突出理论性。特别是新中国“史学十七年”，史学界先后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五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被中国现代史学史称为“新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此外，还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深入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序列上的学术传承，是已经开展相关问题研究以来继续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在专门领域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强化。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指出，本书就是要“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但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由多年的研究、思考入手，试图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了解“亚细亚古代社会的规律”。这是时代催生问题意识，时代推动研究问题得到解证。这些研究成果，通过专题研究论文集的形式被固化下来，至今被史学界当作那个时代进行专门问题研究的代表作。例如《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史绍宾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讨论》第1辑。现在看来，当时的研究可能在理论或者方法上、可能在资料掌握或者在论点提炼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甚至是毛病或者失误，但是，当时的探索对于后来的发展弥足珍贵。首先是遵循唯物史观，“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准则”，这样就有了理论灵魂；其次是运用，将理论与科研实践、与中国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再次是发展，史识创新，提升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层次。因此，这批“史论结合”并“以点带面”的研究成果，在今天都值得珍视。

总之，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历史，既要解决实际问题，又要在理论上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从这个时段的代表性成果来看，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所起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史学家认为，“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所得到的收获是超越了前代几十年的总成绩的”。

三、成长：建设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

推进历史学科创新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史学理论，更不能随意丢弃史学理论；必须扎实构建中国形态、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历史契机。历史学家黎澍率先撰文，高度肯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使史学研究“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的重大意义，并指出：坚持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必须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不能用印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结论，代替对历史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历史学家郑天挺也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给史学界带来的新面貌新趋势，认为“一九八零年是中国历史学界繁荣的一年”，其判断依据是，史学研究者打破了思想束缚，“深入思考，以追求真理，详细占有材料，广泛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从而形成了新风气”，“历史既然是科学，就有它的科学方法、科学规律和科学发展。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当然，从实际成果看，这方面我们作的还不够，还要刻苦地继续努力”。解放思想，追赶时代，就是要不忘本来，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立足原来，坚持用中国历史事实说话；走向未来，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发展。

建设高水平、走向世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为史学界的共识。研究者认为，“应该继续加强（历史学）理论建设”，“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研究上花更大的气力”。他们具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奋发朝气。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一直是历史学的首要热点和第一视点。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与科研平台建设、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学术研究与理论普及等互动良性紧密，各方面成果可圈可点。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业力量，创办了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后更名为《史学理论研究》）。全国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刊物、高校文科学报积极发表史学理论文章，史学理论研究逐年出现受到关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在团结史学理论研究者、有计划地展开研究讨论、组织发表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等方面，起到了集结队伍、凝聚力量、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的突出作用。该刊对自己的学术作用和期刊特色有一个明确、准确的定位，“《史学理论研究》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专门研究历史学领域各种理论、方法论问题的学术刊物，是一本探讨有关客观历史过程和有关历史认识以及史学本身发展中各种重大问题的理论刊物，是一本推动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渗透融合，促进跨学科研究的交叉性学科的专业刊物”；该刊对自己肩负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有清醒的认识，“建设和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十分迫切重要而又异常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办好刊物的根本方向”。在中国史学会的支持下还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分会。2019年初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旨在加强历史理论研究，下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思潮、中国通史、国家治理史、中华文明史、中外文明比较、海外中国学九个研究室；在学科设置上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和长时段研究。该研究所的成立，对于学术界重点聚焦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一些高校也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机构；从国家社科“六五”规划开始，专门设立史学理论研究选题，支持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各种大型史学理论丛书、若干史学理论专著、教材得以快速出版。由此，大专院校历史专业教师、科研院所史学研究人员更加关注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固的、跨学科的、专兼职相结合的、老中青相支撑的专业队伍。这支队伍传承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的优良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既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中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提升理论思维水平；又围绕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持续深入地展开专门研究。“如果说，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自身反省的学科的话，那末，它在80年代的起步正预示着中国历史学将出现一次新的变革”。总之，新时期史学理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向上提升的发展状态。

由历史学若干知名专家集中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史学概论》，对于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该书力求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以此为中国史学工作者所必备的学术气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史学发展前沿的面貌。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揭示了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志向和目标，我们有理由将它视为中国史学前进的方向。当然，严格地说，史学概论并不能等同于史学理论。但是，由于“史学概论”的研究、编写发生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重新启动的重要时刻，因此，它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

梳理新时期40年来史学理论建设的重大收获，主要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第一，十分重视并开展历史学研究对象、性质和任务的讨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史学功用等问题，在学科理论中具有引领性地位和作用，“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切实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历史研究工作应当从哪里出发和向哪里前进的问题”。从理论意义上和研究操作的把握上讲，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把人类社会的变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解析”，历史学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内容和知识体系，体现了历史学的学科个性和学科功能。

第二，关注并厘清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史学概论的联系与区别，重视唯物史观指导，认真吸取史学概论养分，促进史学理论建设。明确史学理论自身的学科归属和属性十分重要，否则，就不能“独立地”进行史学理论学科构建，并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这诚如研究者所揭示的：“除了史料以外，历史学还必须要有理论。……历史学所需要的理论应该是统率史料的，是统率和指挥整个史学研究的。但历史学的理论又必须与史学研究密切结合，是属于历史学本身层次的，而不是和史学研究相脱离的，从别的层次外加上去的。过去我们把属于哲学层次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史学理论，这是把‘指导’和‘等同’相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指导史学研究，但不能因此就取代史学理论，不能否认历史学有自己本身的理论”。

第三，紧扣历史发展的过程，科学揭示具有发展规律特点的历史过程，将过程论与规律论结合起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与“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的机械唯物主义”不同，“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围绕历史进程，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才能聚焦“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它与一般的广义的规律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在中外学术界都被认为挑战性极强，但每前进一步，都意义重大。

第四，聚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活动，把历史活动者看成鲜活的各有个性的实践主体和创造主体。有了人、人群和人类，就有了历史；历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人民群众活动的舞台。经过历史创造者问题的两次讨论，人们关于历史主体的认识更加清晰。人民群众、杰出历史人物与每一时代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互动，也就有了生动丰富的历史内容，形成了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创造和精神消费，创造了科学、艺术和宗教知识体系。当然，这里的物质实践活动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这样看来，历史学最根本的性质是人学，不是资料之学。只有书写人民的历史，历史才有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历史才有人类发展创造的不竭智慧。

第五，将历史学家与历史学的关系纳入史学研究的视野，从理论上确立史学家主体论，构建“良史”理论模型。历史学建设，主要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职业历史学家的史德、史学、史才、史识和职业素养情怀、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决定了历史学的精神面貌、道德情操和学术水准。加强史学家队伍建设，就是最根本的史学建设；关注史学家主体的史学意识、史学认识和史学思想，就是最关键的基础工作。有研究者从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史发展的经验中揭示：“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水平直接决定着历史研究水平”。这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关于史学史的究理论和方法、关于史学方法论等问题，都是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些重大问题在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中得到重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是令人鼓舞的。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植根于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植根于百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资源，植根于数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史学工作者在每一历史时代都不懈怠、不动摇，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长足进步，这是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辛勤耕耘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方方面面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这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