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逸

　　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生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逝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是18世纪中国的杰出学者，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青少年时代成长在文化氛围浓郁的江南地区，就学于苏州紫阳书院，与王鸣盛（钱之妻兄)、王昶、曹仁虎等同学，诗名甚著，号称“江左七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帝第一次南巡，钱大昕迎驾献赋，特赐举人，任职内阁中书。十九年会试中式，在翰林院、詹事府任官，曾赴山东、浙江、湖南、河南为乡试考官，又任广东学政。他在北京长期任职于清闲部曹，“在京都退食之暇，唯以经史自娱，讨论异同，贯串古今，丹黄不去手，既专心于著书”（《潜研堂诗集·序》），与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戴震、赵翼、卢文绍、翁方纲、钱载等切磋学问，皆当时名流。自称：“一旦辞家而仕于朝，与贤士大游，或接武于公廷，或相访于寓邸，出或同车，居则促膝，收直谅之益，极谈之欢，经年累月，无间寒暑……故尝谓朋友之乐，唯京朝官所得为多。”（《潜研堂文集》卷26，《炙砚集序》）

    乾隆四十年以后，钱大昕辞官回乡，不复出仕，专心著述，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居苏州尤久，与著名学者段玉裁、孙星衍、顾广圻、诗人袁枚及弟钱大昭、侄钱塘、钱坫游，讲学问难，游山赋诗。当时，与钱大昕青少年时同学的嘉定王鸣盛、青浦王昶亦辞官归田，“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于吴中，诸弟子执经载酒，称为‘三老’”（王昶：《钱大昕墓志铭》）。其门下弟子2000人，著名者邵晋涵（攻史学，钱任浙江主考时所取举人）、李文藻（攻版本、金石，钱任山东主考时所取举人）以及书院学生李锐（攻天算）、夏文焘（攻舆地）、朱骏声（攻说文）、孙星衍（攻经学、版本、金石）、钮树玉（攻说文）、张燕昌（攻金石）、潘世恩等。钱大昕逝世时76岁，晚年自题其像赞：“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笈，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反映了这位宿学耆儒生当太平盛世，生活优适，乐天安命，嗜于著述，潇洒旷达的情怀。

    钱大昕学问渊博，考辨审实，造诣精深。当时人江藩称：“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即钱大昕）为第二人’，盖东原(即戴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笈，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即郑康成）以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汉学师承说》）。近人陈寅恪称钱大昕“洵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矣。”（《金明馆丛稿》第二本，第23页）金毓绂称他“援引精确，分析入微，为前人论史书中所罕见”（《中国史学史》）

    钱大昕的著作甚多，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刊刻《潜研堂全书》，所收著作即有34种，遗漏未收者尚多。他的代表作当推《廿二史考异》100卷，《十驾斋养新录》20卷，余录3卷，《潜研堂文集》50卷，诗集10卷，诗续集10卷。

    钱大昕的重大贡献是运用实证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历代史籍。中国历史学极为发达，史籍记载汗牛充栋，仅纪传体正史，自史汉以下，绵延不断，这是一笔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前学者，撰史者多而评史者少，评史者又多议论体例、书法或褒贬古人，对已有史书作考证、补遗、纠谬者更少。宋明理学家的流弊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视浩如烟海的史部著作为畏途。清代汉学家视治经为正途，认为史学是粗学、杂学。在乾嘉时代，有三位杰出的学者提倡史学考证，实开风气之先，这就是《廿二史考异》的作者钱大昕、《十七史商榷》的作者王鸣盛、《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他们开启了近代历史学考证的先河，三书各有特色，而钱大昕的著作尤其博洽精当。他少年即嗜读史书，“反复校勘，虽寒暑疾，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廿二史考异·序》）。40岁开始编《廿二史考异》，55岁完成，可说是竭尽了盛年时期的精力。此书对历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尤详于《新唐书》、《宋史》、《元史》，考证此三史之篇幅占《廿二史考异》全书的47%。

    钱大昕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据事直书，是非自见”，不必画蛇添足，多加褒贬议论。他说：“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潜研堂文集》卷18，《续通志列传总叙》）他批评欧阳修的《新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宰相之死，“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廿二史考异》卷56）。

    钱大昕认为：纪传正史，凡官修之书，成于众手，限于时日，故纰谬较多，尤以《宋史》、《元史》为甚。《宋史》冗丛无章，编次失当，北宋部分因有根据，质量尚好，南渡后七朝最差，“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详，盖由史臣迫于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讨论润色之故”（《十驾斋养新录》卷7，《南渡诸臣传不备》）。至于元史更为陋劣，“史之芜陋，未有甚于元史者”，因开局修史，仅331天成书，主编宋濂、王皆“词华之士”，不谙史法，“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十驾斋养新录》卷9，《元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同上）。钱大昕颇有志重新编撰元史，已有部分成稿，但迄未完竣。

    钱大昕考证诸史，尤以舆地、官制、氏族为多。如论晋南迁后，侨置州郡，初不加“南”字。至刘宋禅代后，始加“南”字。而唐人不察，修晋书地理志，俱加“南”字，使得许多地名都弄混了。“史家昧于地理，无知妄作，未有如晋志之甚者”（《十驾斋养新录》卷6，《晋侨置州郡无南字》）。又如汉代分封同姓与异姓侯王甚多，《汉书》称侯国241，但仅能指名194。钱大昕作《侯国考》，列举其封邑所在和始封姓氏，又补充《汉书》失载者25人。又《廿二史考异》指出《汉书》中年代、封号、地望之错误16处，但这些是否真是错误，尚存疑问。后来得见北宋景本《汉书》，证明钱大昕的考证都是正确的。又如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弄清他的出身、氏族，否则便会张冠李戴，历代史书中的舛误不一而足，“有一人而两传，若唐之杨朝晟，宋之程师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纪》以余晦为子者矣，有认昆弟为祖孙，若元史以李伯温为彀子者矣。至于耶律、移剌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鹘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讲，触处皆成窒碍”（《潜研堂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钱大昕花费了大量精力，以文献和碑刻资料纠正补充了历代史书中关于人物世系的许多舛误和遗漏。他学识之广、考证之精，人所共推。故陈垣先生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陈垣与方豪书》）。

    对钱大昕考史补史极有裨益的是他在金石学方面的造诣。他到处访求碑碣，京官俸禄微薄，他却不断去琉璃厂，购置许多金石拓片。“至身所经历，山水畔，宫梵宇，有断碑残刻，必剔拂尘，摩挲审读，或手自椎拓，积三十余年，遂成巨富”（《竹汀居士年谱》）。他52岁时，有一次兴致勃勃地和学生孙星衍从南京同往茅山访碑，过道观，探山洞，在断垣残壁中寻碑访碣，写了一篇《游茅山记》，寻幽怀古，极富情趣。他又到过宁波天一阁，读所藏碑拓，编《天一阁碑目》，收拓片580余通。又毕沅在陕西得碑797通，编《关中金石记》；阮元在山东得碑1700余通，编《山左金石志》；严子进编《金陵石刻记》，钱大昕均得寓目，撰写序言。由于他精通金石学知识，对勘古书，“举生平所阅经史子集，证其异同得失”，故所获甚丰。例如：北京琉璃厂出土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的墓志，而《辽史》失载，钱据此碑补正《辽史》的列传和《百官志》；又如《元史》有谭资荣、谭澄父子的列传，而《世祖本纪》中有覃澄，究竟是谭或覃，钱大昕蓄疑于心。后来见到山西发现的碑文中有“交城县长官覃澄”，山东发现的《祭济渎碑》中有“总管覃澄”，《济祠投龙简碑》中又有“总管覃侯”、“总管覃澄”的记载。有了这些证据，钱大昕得出结论：“可证资荣父子本姓‘覃’而传作‘谭’者，误也。”（《廿二史考异》卷98）类似这种以碑补史之例，不胜枚举。日积月累，钱大昕为所见碑碣撰写跋文，编《金石跋尾》一书，其妻兄王鸣盛为此书作序。王认为：古来以金石学名家者七人，宋之欧阳修、赵明诚，明之都穆、赵，清之顾炎武、王澍、朱彝尊，“最后予妹婿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跋尾》，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潜研堂金石跋尾序》）。

    钱大昕在挖掘历史文献方面，也有很多贡献。《元秘史》一书为记载成吉思汗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本为蒙古文，汉译俚俗，人多不识其价值，四库馆臣称其“传闻之词，辗转失真”。钱大昕却独具慧眼，盛赞此书“叙次颇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执其衷欤!”（《潜研堂文集》卷28，《跋元秘史》）此后《元秘史》遂为治元史者所必读。他又从苏州玄妙观的道藏中，抄录出《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记述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至中亚细亚之事，丘的弟子李志常撰述。时人不识此书，甚至以为是吴承恩所作小说《西游记》。钱大昕加以纠正，力荐该书“于西域道里风俗，足资考证”（《潜研堂文集》卷29，《跋长春真人西游记》）。

    钱大昕亦颇留意于当代学术史，熟悉康熙到乾嘉时代的学术源流，曾为许多学者写作传记或墓志铭，包括阎若璩、胡渭、万斯同、惠士奇、惠栋、陈祖范、王、江永、秦蕙田、王峻、戴震、王鸣盛、曹仁虎、陆锡熊、李文藻、邵晋涵等，这些都是清代学术界的中坚。钱大昕详细记述了他们的言行著作，评论其学术成就，均深入切要，研究清代学术史者不可不读。

    钱大昕在音韵学方面亦有重大贡献。他致力于古声母研究，提出：古无轻唇音、舌上音，凡轻唇音，古人必重读，如匍匐作扶服、文作门、方作旁、封作邦、勿作没。他从古文献中找到65个例证。他又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十驾斋养新录》卷5），故冲读如动，竹读如笃，追读如堆，陈读如田。他从古文献中找到30个例证，援引广博，无懈可击。200年后的今天，山东银雀山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简帛中使用的古字，又一次证实了钱大昕之说。有人问他：《说文》所列9353字，而古代经典中仅见十之四，何以《说文》所收多为经典中不用之字?钱大昕回答：今世所见经典已将字体划一，而当年许慎所见乃汉儒各家之说，师承不同，故所传经典多异文。许慎采录齐备，载入《说文》，故今所见不用之字，很多是当年经典的异体字。他列举出300多个异体字，并一一与今本通行字对合，以证其说。钱大昕说：“今人视为隐僻之字，大率经典正文也。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许慎)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俟后人之抉择。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潜研堂文集》卷11，《答问八》）钱氏列举大量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故能令人心折。

    钱大昕还精于天算历法，在京结识著名天算家何国宗。何久在钦天监任职，是前辈学者，已官至尚书。何闻钱大昕之名，主动往访。时钱仅20多岁，“与之论宣城梅氏（梅文鼎）及明季利（利玛窦）、徐（徐光启）诸家之学，何辄逊谢，以为不及。出语人曰‘今之贾逵也。’”（《清代七百名人传》1639页）钱在天算方面的成绩主要是对刘歆的《三统历》作了整理、疏解。《三统历》存于《汉书·律历志》中，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历书，但内容深奥，文字晦涩，读者难明其意。钱大昕细心爬梳，写成《三统术衍》一书，对其推步原理与测算之法作了详细说明。他在研究中提出“岁星纪年”、“太岁太阴”等问题，为后来天算家研讨的热点。钱氏又对历代正史最为艰深的《天文》、《律历》志进行了考证述评，为研习古代天算历法者扫除了障碍。晚年，与治史相配合，又撰成《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

    钱大昕出生之年，正好发生了吕留良的文字狱。此后，文字狱繁多。乾隆初年，号称宽简。但乾隆十五年发生伪稿案，是一次罗织极广、株连数省的大案（钱大昕时年22岁）。此后，文网愈密，迭兴大狱。钱大昕在京服官时期，正是历史上文字狱最多、最奇的时候，四库馆亦大举禁毁书籍。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迫害不能不在知识分子心灵上留下严重的创伤。“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士大夫都不敢谈论现实和撰写历史。不甘心沉默的人，十分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与抗争。如戴震借疏证《孟子》，阐发经义，发表反对宋明理学的哲学见解；曹雪芹建构一座虚无漂渺的大观园，为一群天真烂漫而饱受压迫的弱女子安身立命；袁枚以抒写性灵批判传统的说教；郑板桥在书画中寄托放达不羁的个性。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反对封建礼教。钱大昕和他们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戴震、袁枚还是论学谈诗的好朋友。他的特点是：毕生精力尽瘁学术，尤其是史学研究，重视考据，提倡实证，不作空谈，既不作修身养性的说教，亦不涉内圣外王的遐想，治史必有确凿而大量的证据，其证据与结论之间必有严密、实在的逻辑联系，排除武断、臆测、伪证，以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补序》)。他以“求是”、“求真”为目的，不盲从古人，不株守成见，“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潜研堂文集》卷9，《答问六》)。这种治学精神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为知识界吹进了一些清醒之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考史学风影响着19以至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后人对钱的成就推崇备至。据赵光贤先生回忆，他的老师、我国史学大师陈垣先生这样说过：“顾炎武的《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先生举《养新录》中考证东晋以来侨置州郡为例：《晋书》中所记南徐州、南青州之类，多是错的。后来沿讹袭谬，直到钱氏始正其误。（《亦见于《廿二史考异》》先生教导我们说，你们应当学习这种方法。在这基础之上，再写文章就比较容易了。听了先生的话，我又读了《养新录》及其它清人论经考史之作，觉得钱氏考证之学，确乎高出众人之上，而先生(指陈垣)所做的考证文章，取材既博，论证又精，纯是竹汀（指钱大昕）一派学风”（《励耘书屋问学记》，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

    钱大昕表面上和其他很多乾嘉时代的学者一样，回避政治，埋头学问，生活上恬退、知足，这种回避与恬退掩盖不了他内心对世务的关心和对现实的不满。他是一个专业历史考证家，研究具体问题，不厌其深其细，较少发表议论，即使发表议论，态度也很谨慎，这是环境与性格所造成的。但时而也流露出一些大胆、精辟的见解，令闻者咋舌。例如：钱大昕看到历史上弑君之事，不一而足。他认为篡弑之事，必有原因，探究起来，都是君主无道所致。“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君也。……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诫后世，俾其君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各得其所，又何乱臣贼子之有?”他进一步发挥：“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义见诸行事故尔。”（《潜研堂文集》卷7，《答问四》）他把中国历史上篡弑频仍、纷争不息的局面都归结为君主的无道，猛烈地抨击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全都不能实施“春秋之义”。这种言论违背了纲常名教，对君主有“大不敬”之嫌。又如：妇女在封建社会中被压在底层，道学家提倡妇女“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钱大昕反对这种戕害女性的非人道行为，主张夫妻之间可以离异，“义合则留，不合则去”，“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他认为：妇女改嫁，合乎情理，不应该受到谴责，“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在妇欤!不合而嫁，嫁而仍穷，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过不在妇欤!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潜研堂文集》卷8，《答问五》）在封建伦理统治的黑暗年代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清醒的呼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拥有自己的国号和纪年。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人们不承认武后称帝的事实，把这段历史挂在她儿子唐中宗的账上。尤其是朱熹的《紫阳纲目》“每岁首书帝所在。又嫌于用武氏纪年，乃虚引嗣圣年号。自二年讫二十一年，至神龙反正而止。于是唐无君而有君，中宗无年号而有年号”，武则天做皇帝的事实被历史家的“春秋笔法”一笔抹掉了，“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钱大昕极力反对这种抹煞事实、歪曲历史的所谓“春秋笔法”。他叹息说：“此亦极笔削之苦心，而称补天之妙手矣，谓如此而合于春秋之指，则愚窃未敢以为然也。”（《潜研堂文集》卷2，《春秋论二》）

    封建社会中的刑罚越来越残酷，犯了死罪，不仅有绞斩之刑，后来又有“凌迟”，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削割下来，使人受尽折磨、极端痛苦而死。钱大昕反对这种不人道的刑罚。他说：“唐律无凌迟之刑，虽反叛大恶，罪至于斩决不待时而已。陆游谓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钱大昕从历史考证，凌迟的普遍使用是由于北宋的激烈党争，“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自诏狱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罹此刑矣。诏狱盛于熙丰之间，盖柄国之权臣，藉此以威缙绅，非深竟党与，不能以逞其私憾。非中以危法，不能以深竟党与，此所以滥酷之刑，至于轻施也。”（《十驾斋养新录》卷7，《凌迟》）这段从考史引申出来的议论，把凌迟之刑与党争联系在一起。而钱大昕出生前夕，正是雍正帝和诸兄弟为继承大位，分门结党，争斗不休，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用刑之滥之酷，超过了北宋。钱大昕这种议论也是深触忌讳的。

    钱大昕由于研究天算历法，接触到西方数学，知道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远超乎中国之上。他和那些抱残守阙的冬烘先生不同，主张中国知识分子应普遍地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说：欧洲各国自然科学为什么超过中国，就因为受到普遍重视，“欧逻巴之巧，非能胜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者辄訾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离附会，无益实用。畴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问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对，乌得不为所胜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潜研堂文集》卷23，《赠谈阶平序》）。钱大昕虽然还并不全面了解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但他因研究天算，觉察到中国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当时，封闭的中国知识界自以为中华的声教文明远超全世界之上，许多人根本不知自然科学为何物?“欧逻巴”国家在何方?钱大昕的思想和知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他大声疾呼“儒者”应当普遍研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以追上西方。这是昏闷长夜中的一声清醒的呐喊，可惜人们充耳不闻，这微弱的喊声仍被一片沉寂所吞没。

    当然，生活在200年前的钱大昕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他在学术上、思想上有更全面、更重大的突破。他作为一个历史考证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虽然不大发表议论，但从一些言论中可以窥见他思想中闪现的灿烂火花。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卓有贡献的学者，是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博导】

【原载《文史哲》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