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罗检秋

一     引言

由于士人治学方法及重心不同，汉学和宋学成为儒学两大范式。至清代，经学大盛，学者注重师法，汉、宋分野更加凸显，汉、宋关系也成为认识清学嬗变的窗口。清末以来，一些论著从不同角度涉及清代汉宋关系问题，[1]但它对学术格局的影响仍待进一步讨论。

清末经学家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2]嘉道以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清代学术的重要转变，自然是晚清以来文人学士的重要议题。晚清名士李慈铭读了魏源的《古微堂外集》后，感慨“自道光以来，经学之书充栋，诸儒考订之密，无以复加。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又自知必不能过之，乃创为西汉之说”。[3]李慈铭好讥弹人物，于经学一贯尊古抑今，此类言论当然不足为据。其后，章太炎、皮锡瑞等人对此也有评论。梁启超则认为：道咸以后清学的分裂，“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前者指清学本身尊古善疑的取向，因学者“既尊古矣，则有更古焉者在所当尊；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于是由东汉古文经溯至西汉今文经、乃至先秦诸子。而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则指道咸以后的经世致用思潮。[4]然而乾嘉汉学盛炽之际，经世取向对士人影响尚不明显。故周予同进而指出，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前期今文学乃“发于学派自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后期今文学则“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5]这种区分不无道理。不过，所谓“前期今文学”和“后期今文学”均非单一因素促成，唯诸因素重要性不同。

清末以来，研究者多从经世思潮考察今文经学的兴起，而对乾嘉之际常州学者转治今文经学的原因缺少分析。近年有论者提出，应从庄存与政治上受和珅排挤事件分析今文经学的起源。[6]一些学者则持异议，认为今文经学起因于庄存与、和珅的政治斗争说，“现在还只能是假说”。[7]

乾嘉经学为何由“古”而“今”并且蔚成风气？我们虽应注意政治斗争及经世思潮的影响，但在社会变动尚不明显的背景下，学术理路尤需重视。皮锡瑞指出嘉道学者开始“知今、古之分”，主要从学术壁垒的建立看待清学演进。学术的转变既基于修正前人而开宗立派，又在于汲取、调融它学。清代今文经学虽沿“知汉、宋之别”到“知古、今之分”这一路向演进，却也受调融汉宋潮流的推动。简言之，在考据学鼎盛之际，汉学自身对于义理的需要促使人们补偏救弊，从今文经阐发“微言大义”，导致学术转变。

二    考据学勃兴与汉、宋紧张

作为传统学术的基础，考据学兴起于汉代并传衍于后世。唐、宋两代，注疏、辨伪之书层出不穷。宋儒虽重义理，而朱熹、王应麟等人诠释儒经仍重注疏。元、明两代，士人尚谈心性，辨伪、考据之学仍延绵不绝。明末社会危机加深，忧时救世的士大夫反思心学弊端，倡导实用、经世之学。明、清鼎革之后，学术由虚返实之势进一步发展了。从顺治到康、雍，相对笃实的理学渐受朝廷青睐，由学术支流上升为高踞堂庙的正统学术。顾炎武等在野学者则倡导“经学即理学”，清代学术走上了“回归原典”的不归路，儒学重心也从“四书”转向“五经”。这不仅一改明儒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积习，且在宋学之外另辟蹊径，形成考据儒经的趋向。惠栋治《易》标举汉学旗帜，一些人解经、注经皈依于东汉经师，汉学亦成考据儒经之别称。考据学兴起之时，一些宋学家也力摒“空言穷理”“荒经蔑古”的恶名，彰显宋学的考据内涵。

考据学从江南一隅迅速影响全局，促使学术文化格局发生裂变。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汉学盛极一时，成为多数学者的共同学术话语。正如焦循所说：“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8]他们不仅指斥宋学空疏，也从不同角度摧毁宋学的理论基石。有的汉学家如阎若璩、汪中等通过辨伪、考证，对宋学依据如《大学》、《古文尚书》的“十六字心传”、河图洛书之类予以否定，有的汉学家如戴震、凌廷堪、焦循等人对宋学的性、理、天道等主题进行了考证和重释，一些汉学家如钱大昕则在文章著述中尊汉抑宋。

到乾隆后期，汉学已走出江南一隅。朝廷开四库馆当然不只是学术事件，也象征着考据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官方学术。所谓“乾嘉以来，朝士崇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9]随着汉学阵营的扩张和政治地位的上升，士人治学的价值取向逐渐转变，排斥宋学的倾向更加明显。戴震说，循宋儒经解，“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而事之”，“实诱吾族以化为彼族”。[10]主持四库馆的纪昀对今文经学还比较宽容，但对宋学及桐城派明显排斥，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有体现。阮元有言：“盖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非公不能。”[11]四库馆开设之初，姚鼐受朱筠推荐入馆撰写提要，却因其宋学根柢，所撰常遭其他馆臣抵制，姚氏最后只得离开。后来姚莹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12]姚莹所说或许有点夸张，却反映了姚氏祖孙的深切感受。汉学如日中天，“汉学名臣”也接踵登台。

民间汉学家的学术取向也相类似。戴震说，“义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覈、能文章。”他治学基于考据而不废义理。其弟子段玉裁则“以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夫圣人之道在《六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理，以行于国家天下，而文词之不工，又其末也”。[13]两代人的学术重心显然不同。即使兼治义理的戴震，对宋学也多反感。至于博学多才的汪中，究心于诸子义理，但“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汉唐以后所服膺者，昆山顾氏，德清胡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元和惠氏，休宁戴氏。”[14]乾嘉之际，汉、宋关系日趋紧张。

另一方面，宋学家也对汉学不少讥评。乾隆朝的理学大臣翁方纲对阎若璩的考据研究不以为然，认为《古文尚书》虽不无可疑之处，“然义皆醇正，列于学官久矣，即如其中一二偶见他书者，安得从而议之？”[15]他还专门撰文驳斥戴震关于“性”“理”的考证。[16]桐城派的姚鼐更认为士人“相率而竞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17]宋学对汉学的反感可见一斑。

汉、宋冲突不久就在两广总督阮元幕中达到高潮。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于嘉庆十七年（1812）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嘉庆二十三（1818）年在阮元幕中刻成，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诸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18]。阮元为之作序推介。此书撰成于汉学炽盛之时，体现尊汉抑宋的氛围。

乾嘉年间，批评汉学的言论以桐城文派最为激烈。他们并非理学重臣，也缺少学理创新，但并非如有的经学家指为无聊文人或趋炎附势之徒。桐城派对汉学的批评虽有偏激之词，却非毫无根据，有些可谓击中要害。道光六年（1826年），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也在阮元幕中的方东树，于阮元转督云贵之际，撰成了《汉学商兑》，与江藩针锋相对。他指斥江藩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又一一反驳江氏对宋学的批评，列举汉学弊端，并攻击其“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19]集中体现了护宋斥汉的激烈态度。乾嘉年间，批评汉学弊端的言论不少，多见于私人信函，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则刊于作者卒后。再则，有清一代，桐城派并不象清初“理学名臣”那样显赫，其学术地位也不如汉学阵营，故方东树抨击汉学还是需要相当胆量的。不过，汉宋相攻的格局则如宋学家陈用光所说：“近时为汉学者诩详说之功，而鲜返约之思；其为宋学者或又徒剿袭语录之绪余，而无自得之实。二者交讥而未有以相胜也。”[20]汉宋积怨益深而“又未有以相胜”，一定程度推动了士人在学术上自我反思。

                    三    汉学积弊与反思

江藩的态度反映了宗派观念，也暴露了汉学存在的问题。乾嘉学派崇尚“实事求是”，考订儒经，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领域，在整理和保存古文献，完善考据学方法，开创证实学风诸方面成就巨大。但汉学的主流是东汉古文经学，注重“传事”而不重“传义”，导致思想枯萎。

乾嘉至道咸年间，士人对汉学积弊提出了不少批评，后来研究者对此注意较多。但一般论著多着眼于汉宋之间的相互批评，而对汉学家的自我反思注意不够。事实上，汉宋相訾不过是学术阵营的外部对立，冲击力相对较小，而学术流派的自我反思往往具有较大的震动和影响。可以说，乾嘉学派的自我反思一定程度上直接引发其学术调整。大体说来，它集中于以下方面：

首先是对汉学的泥古积习及门户观念表示不满。中国士人历来有好古积习，政教好谈三代，学术研究以古为尚，清学便在梁启超所谓“以复古为解放”的趋向中衍生出来。当时，“解放”的意义尚不明显，“复古”的旋律却非常高亢。他们所复之“古”不是孔孟，而是东汉注疏、训诂。惠栋承父、祖之学研究《易经》，学术上趋于专谨，却强化了“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风气。其弟子谨守家法，俨成吴派。复古取向以及伴随而生的门户观念对于汉学的建立不无作用，而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即使汉学盛炽之时，“唯汉是好”的偏向也遭到一些人怀疑，《四库提要》评论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21]惠派自建壁垒，学传不广。皖派经学领域较广，但同样存在泥古积习和门户观念。方东树斥之为“但出于汉者主之，出于宋者非之。诧为辅经，实足乱经。始不过主张门户，既肆焉无忌，则专以攻宋儒为功。”[22]

当时，文史学者章学诚针对汉、宋对峙之势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章氏认为，“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而博文。”他又勾勒了朱学数传而至顾炎武、阎若璩的历程。[23]这说明，汉、宋之学本来具有内在联系。章氏之外，一些治学广博的汉学家如凌廷堪、焦循、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对汉学积弊有所认识。焦循对人们称乾嘉经学为考据学不以为然，认为“乃无端设一考据名目”，“补苴掇拾，不能通圣人立言之指。”[24]他还指出：标榜“汉学”，而“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而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学者，学孔子者也。”“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25]王引之评论惠栋治学“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26]他主张“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27]凌廷堪指出汉学末流“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28]因此，他们虽重考据，却也注意博通，有的还讲求义理。这些批评对于专宗许、郑、贾、马的汉学家无疑有所触动。于是，一些人的学术视野超越东汉，注意到西汉经学、乃至先秦诸子。

其次，对汉学烦琐考据而不讲义理之弊的认识。许多考证著作，总是引经据典，动辄数十万言，看起来专精细密，却不能把握儒学的真精神。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意在针砭戴震，指陈经学流弊。他认为考据学“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桑叶而不能抽丝”。[29]有的汉学家逐渐对考据学的义理需求有所认识。精于文字训诂的段玉裁深感“校书之难”，认为“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30]他认识到文字校勘也不能不涉及义理，晚年自称：“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31]这并非学术自谦，而是晚年的学术反思。许宗彦也有类似言论：“如仅仅校勘文字同异伪脱，或依傍小学，辨析训诂形声，又或缀拾零残经说，所得盖小，私心诚不欲为之。”[32]许宗彦“不欲”从事烦琐考据，也非汉学名家，而他兼通汉宋的取向则具有代表性。稍后，汉学家对这类弊端的认识和批评更多了。阳湖派文宗张惠言指出：“数十年间，天下争为汉学，而异说往往而倡。学者以小辨相高，不务守大义。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为许郑，不可胜数也。”[33]因而，张惠言既承吴派《易》学，又不像它那样泥古琐碎。他以《春秋》之法治虞氏《易》，求其条贯，明其统例，被梁启超称为常州今文学派的两大源头之一。稍后岭南汉学家陈澧更认为，“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34]此说或许有点夸张，但义理枯萎造成的经学困境却是事实。

既然烦琐考据不能真正领悟和履践孔儒精神，那么另觅途径以阐发儒学的价值也就势所必然。随着学术本身的演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士大夫对烦琐考据的怀疑、厌倦情绪潜滋暗长，义理之学便以不同形式应运而兴。

其三，一些汉学家呼唤恢复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乾嘉学派在“实事求事”的旗帜下，埋头于“求真”而不讲“致用”，割裂学术的二重性。对此当时及后世学人都不乏批评。钱大昕尚考据，却重视儒家经世传统，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35]钱氏还主要是针砭宋学，章学诚则明显针对汉学有感而发：“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36]完全摒弃经世致用传统不仅背离儒学本质，而且显然不利于学术繁荣。有的汉学家如陈澧等人既根柢于汉学，又兼采宋学，也注重经学的实用价值，主张治经“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37]陈澧开始自觉地摒弃烦琐学风，转而注重经学的实用性。

汉学家的反思，加之宋学家的批评，促进了乾嘉学术的调整，一些学者逐渐转变其学术观念和学术领域。

                   四  汉宋调融:由考据以求义理

反思的结果之一是，一些学者转治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经世思潮渐呈复兴之势。然而，嘉道年间转治经世实学者毕竟不多，大多数学者仍然专注于经史研究。仅从学术上看，反思汉学积弊也直接推动了汉宋调融的趋势。

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包含通经明道的追求，稍后的考据家阎若璩、惠栋仍讲由训诂以求经义，事实上偏重“训诂”，“经义”则退居次要，甚至无形消失。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38]所谓“义理”即在训诂之中，实际上则是 “训诂”有余而“义理”不足。正如章学诚所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39]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震。洪榜记曰：“（戴）先生以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经之难明，在一事必综其全而覈之，钜细毕究，本末并察，信而有证，合诸至道而不留余议。”[40]戴震力求考据合诸“至道”，并进行义理创新，诚属汉学家的凤毛麟角。

清初以来复兴的理学对士人熏染已久，自然是汉学家讲求义理的重要途径，故他们不同程度地肯定、兼容宋学，犹如王引之所谓“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41]

一些汉学家治学尊从汉儒，学行则取法宋儒。开创吴派的惠氏三代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究心《易》学，旁及五经。他们尊从汉代经师，摒置宋儒注解。但江藩说，惠士奇也在某些方面取法宋儒，“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42]可见，加剧汉宋对垒的惠氏也非完全摒弃宋学，至少在内圣修养方面取法程朱。治学为惠栋所叹服的沈彤通贯群经，长于名物训诂，又不废宋儒义理，后人谓其有清初诸大儒气象。校雠学家卢文弨虽指出宋学在名物、象数、声音、文字方面的缺陷，但对朱子十分尊崇，认为“朱子《集注》自颠扑不破”，“朱子大儒，古今驳难不一，其于朱子无伤也”。[43]后人评价他“笃于内行，服膺宋儒，潜心汉学，实事求是”。[44]钱大昕把朱熹看作孔孟真传：“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45]他们对宋学的内圣功夫相当重视，多所取法。

其实，清代汉学家无论对空虚的宋学多么反感，无论对性理之谈多么厌倦，但如讲求内圣修养，就不能忽视宋儒。因此，比较醇正的汉学家多在名义上或实际上肯定宋儒学行，贪鄙公行者毕竟不多。比如，刘台拱早年曾读乡贤王懋竑、朱泽云的遗书，以宋儒义理涵养心性，治学方法则多取汉学一途。稍后，随着士林衰腐风气加重及理学复兴，倡导宋儒学行修养的汉学家更多了。段玉裁说：“抑余又以为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者也。故考核者，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今之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46]可见，段氏虽尊考核，又重视借鉴宋儒学行。道光年间，广东学海堂最初的学长林伯桐被后人看作“宗主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无门户之见”的学者。[47]曾任御史的陈庆镛“精研汉学而服膺宋儒，谓‘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亭林之言，吾辈当以自励’”。他多次上疏请申明刑赏，指斥权贵，一时声震朝野。[48]类似情形，不一而足。他们把治学（宗汉）与修身（宗宋）区别开来，不失为汲取宋学的途径之一。

汉宋调融主要体现在汉学家肯定宋学的价值，汲取其学理。汉学家大多科举出身，早年为了获得功名，不得不长期研读儒经，尤其是朝廷崇奉的宋儒之书。这种经历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淀，即使士子们后来转治考据，也多少会发挥义理之学的潜在作用。兼容汉宋的阮元自述“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49]阮元治学不如吴、皖学者专精，但具有扬州学派的博通气象。他主持编纂的《国史儒林传》对汉、宋学者都较推重，其幕府也是兼容汉、宋学者的场所。他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50]阮元治经以训诂为前提，也不乏义理，还著有《性命古训》，阐述宋学话题。

为京师士人推重的安徽汉学家程恩泽、著名学者邓显鹤等人都倾向于调和汉宋。 “绩溪胡氏”的胡培翚认为：汉学、宋学兴盛一时，都是时代“运会使然”，二者各有长处，不可分割。“汉学详于名物训诂，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以汉学为难，得其门径亦非难；以宋学为易，则诚有非易者。”[51]胡培翚的好友、精研《毛诗》的胡承珙也有类似看法：“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为学亦无汉宋之分，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汉儒之是之多者，郑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朱子其最也。”[52]他们平实地肯定汉宋各有所长。有的汉学家在著述中汲取宋学。陈澧指出：戴震的《诗经》研究有不从毛、郑而从朱子者，孔广森的《公羊通义》“亦多采宋儒之说”。[53]

嘉道之际，调和汉宋的潜流逐渐明显。有的人如李兆洛、张履等人的学术根柢本为汉宋兼采，无所偏重，自然主张调和二者，寻找解决学术危机的出路。李兆洛治学不分汉宋，惟以心得为主。他认为，“为考证之学者，援文比类，据物索象，迨其说不能自还，则务繁征博引，以蕲必伸，其蔽也凿，然而考订精勤之功不可没也。为义理之学者，穷理必从其朔，其蔽也或，至于穷高极远而无所薄，然而剖析理欲、教人践履之功不可诬也。归之大要，皆有功于圣人。”[54]他偏重史学，也治今文经，鄙弃郑玄的古文经学。魏源说，他和庄存与为常州“并世两通儒”。与李兆洛类似的张履也注意“治经穷理”，自述虽“偏重考证一路，惟为汉为宋，则各从其说之长，而绝不参以成见。”[55]道咸年间注重通经致用的冯桂芬“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56]他说：“汉学杂讖纬，朱学近禅，各有所蔽。汉学善言考据，凡名物象数文字形声训诂，非汉儒不传；宋学善言义理，表章大学，于群经中明诚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一以贯之之说，陈义大且远用，能晚出千余年而俨然与汉儒埒，实亦各有所长。”[57]在他看来，宋学自有价值，实非汉学所能取代。“宋儒固不能如汉儒之博洽，而义蕴精微亦非汉儒所有，其有功于圣学正同，以是历数百年莫能偏废。”[58]这代表了道咸以后汉学中心苏、皖学者的学术取向。

深受宋学熏染的浙、粤学者更重调融。民国学者支伟成曾撰“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列传”，其主要人物包括浙江学者许宗彦、金鄂、徐时栋、戴望、徐养原、黄式三、以周父子、朱一新，广东学者林伯桐、陈澧、桂文灿、朱次琦等人。他认为：“独浙中承万氏余绪，言《礼》多兼杂汉宋，嗣竟成为一派。德清戴望由今文而出入宋五子，且表章习斋学说，范围愈扩。于是番禺陈澧、南海朱次琦辈，闻风兴起，终为晚清学术之枢纽焉。”[59]这里所列名单还不全面，有的学者如朱一新、朱次琦主要根柢于宋学，但所谓“汉宋兼采”成为“晚清学术之枢纽”则是事实。

道光以后，浙江调和汉宋的代表人物是黄式三、黄以周父子。黄式三“博综群经，尤长于《三礼》，谨守郑学而兼宗朱子。尝谓读书而不治心，犹百万兵而自乱之。子以周少承家学，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于郑、朱，何论孔孟！”[60]黄式三认为，汉宋之学无分轩轾，互相依存，因而对戴震、凌廷堪、阮元等人会通训诂与义理之学的路向相当推崇。他著《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等文，汇通汉宋观点，继戴震之后重释儒家争论不休的“气”、“理”、“性”观念。在他看来，戴震发扬程朱真意，不像元明诸儒对宋学任意张扬。这种貌似归宗宋学、实则近乎牵强的辨护，本意仍在推崇汉学，也包含赞赏会通汉宋的学术取向。黄式三治经立足于汉学方法，又汲取宋学议题及思想，注重学术流变，能融会汉宋而不囿于汉宋。黄以周承家学传统，发扬汉学之长，历19年而成《礼书通故》百卷，并有《经义比训》等书。他也摒弃汉宋门户，对宋儒讲求的德性、虚无、义利之辨等论题有所阐发，晚年撰成《子思子辑解》七卷，述孔孟之间的学术传衍。

黄氏之外，肄业杭州诂经精舍的金鄂治汉学，而著《四书正义》八卷，“莫不推阐汉宋先儒诸说，辅翼群经，发前人所未发；无墨守门户之见，矜奇标异之情”。[61]稍后的俞樾也肯定汉宋各有所长。这种认识较之唯“汉”是好、唯“汉”独尊的乾嘉学者已有进步。

汉宋调融的另一主题是，一些汉学家重释汉、宋传统，从而淡化二者畛域。丁晏则被人看作道咸以来“能以汉学通宋学”的代表人物。他精于郑玄的经学，研究《易》学则推重程颐的《易传》。同时，他对朱子注疏非常重视，认为读经应先读注疏，而“注疏之学，朱子教人之学也”。“余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定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统之曰经学而已。”[62]这既是反思汉宋之弊，又重释宋学，从而把汉宋二学纳入经学范畴，化解门户之见。

道光初年，阮元创办的广州学海堂是岭南汉学兴起的重要标志。学海堂较之杭州诂经精舍更重汉宋调融，师生不乏基于汉学而又兼采宋学者，久任学长的林伯桐、陈澧更是如此。他们认为宋学之中有考据，汉学也不废义理。林伯桐曾说：朱子生于汉唐之后，“独能考证古训折衷一是，不以空言说经，可谓不从流俗。”朱子注《四书》多采汉唐经学，故“后学之责非可以区区捃摭遂举其书之正大精醇者而土苴视之也”。读朱子书者，当“实事求是，尊其所闻，何事齗齗于汉宋之界限哉！”[63]像一些汉学家一样，林氏发掘朱子的考据学遗传，主张泯灭汉宋界限，汲取宋学营养。

同时，他们也重新阐释汉学。黄式三的《汉郑君粹言》自序云：郑玄也有义理之学，后人却偏重其训诂。“夫理义者，经学之本原；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读此书庶几知汉学之后继以宋学，二者并存天地，不必画山河之两戒，后儒存分门别户之见或籍是以融之。”[64]陈澧对郑玄推崇备至，与弟子一起编纂《郑氏全书》。但他并不视郑玄为一般考据家，而认为“孔子删述六经，而郑康成氏为之注，其细者训诂名物，其巨者帝王之典礼。圣贤之微言大义，粲然具备。……圣人之道不坠于地，惟郑学是赖。”[65]把郑玄看作传孔子“微言大义”的大儒。陈澧认为汉、宋相通，各有所长，强调汉学之中有义理，宋学也讲训诂，从而化解二者畛域。他不仅推崇汉儒“德行之高”，而且一再阐明汉儒的义理之学。他指出：“近人谓宋儒讲义理，讥汉儒不讲义理，此未见汉宋人书者也。宋人有文集、有语录，汉人不但无语录，并无文集，其讲义理，唯注经耳。……无学之人，不知汉宋之时代不同，但以宋儒多讲道学之语，而汉儒无之，遂以为汉儒不识义理，此不通之极也。”[66]因此，他特编辑《汉儒通义》一书，勾沉汉学之义理。

陈澧之所如此阐释汉学，固然是回应宋学家对汉学的责难，但也意在扭转汉学忽视义理的偏向。他说，“百余年来说经者极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其言曰：不解文字，何由得其义理。然则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义理也。若不思义理，则又何必纷纷然解其文字乎？”[67]他自述治学经历云：“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著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68]中年以后的陈澧成为道咸年间汉学家寻求义理的缩影。

道咸以后，象陈澧那样重释汉宋的情况不少。贵州汉学家郑珍精研许郑而不悖程朱。郑氏治学注重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他指出：“尊德性而不道问学，此元明以来程朱末流高谈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于形下之器而不明于形上之道，近世学者矜名考据，规规事物，陷溺滞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尝不精许郑之学，许郑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视为殊途！偏执之害，后学所当深戒。”[69]冯桂芬也一再指出：“且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70]这类认识有增无已，至清末皮锡瑞、刘师培等人更为系统，阐释汉宋之学相承、相通成为重要学术议题。

另一方面，嘉道时期，宋学家兼融汉学的苗头也在蓬勃生长。就宋学而言，汉宋调融之关键是如何认可、汲取汉学方法。乾隆年间，汉学迅速扩张，宋学更处于停滞、萎缩之中。在此环境中，即使翁方纲、桐城派等排斥、抵制汉学的中坚力量，也多少肯定、汲取汉学方法。翁方纲是较保守的宋学家，却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兼取考据学。桐城派宗师姚鼐认为学问之事有三，即义理，考证，辞章。“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71]他所谓“善用之”，就是以程朱理学为宗，又一定程度上采用汉学方法。笃守程朱的程晋芳对汉、宋不足都有所批评。他任京官期间，又与戴震等人交游，治学贯通汉、宋。

嘉道年间，由于汉学积弊渐显，宋学家评陟汉学的言论虽不绝于耳，但肯定汉学之长、汲取汉学方法的趋势却明显发展了。在汉宋对峙中，有的宋学家试图以孔孟来调和冲突，朱次琦、夏炘、潘德舆、刘熙载、成孺、曾国藩、徐桐等是其代表。桐城弟子刘开对汉、宋之学都有所批评，但肯定汉儒的博学多识，强调应兼通汉学： “夫宋之与汉也，其学固有大小缓急之殊也，其交相为用一也，合之则两得，离之则两失。有大贤者出，兼汉宋之长而折衷于孔孟，不快一时之论而先百年之忧。”[72]以所谓“大”“小”之分来尊崇宋学而又容纳汉学，这在桐城派中非常普遍。管同也说：“义理之得，贤者识其大也，文辞、训诂、名物、典章之得，不贤者识其小也。世之善学者，当识大于朱子，识小于汉唐诸儒及近代经生之说，而又必超然有独得之见，然后于经为能尽其全体而无遗。”[73]陈用光较乃师姚鼐更重考据：“一切考证之学，古人惟事其实而已，至本朝始立其名。……近人为其名者，乃仅仅掇拾遗阙以为博，考核名物度数以为精，而罔知其大者焉。戒其所失而求其所得，则考证不徒不足为吾病，而且有资于吾学。”[74]显然，他是反对标榜汉学之风，而主张汲取考据方法以为宋学（“其大者”）服务。

因此，有的宋学家汲取考据学方法，以此认识、把握孔儒精神。方濬颐长于诗文，晚年始专注学问，但在为官期间扶持学术，且认为“穷经者何？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义理之学也，宋学也。有训诂之学而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不邻于穿凿。二者相需为用，而弗容以偏胜也。”[75]曾国藩也对汉学方法高度重视，并试图以《礼》学沟通汉宋。湘乡弟子张裕钊“与钟子勤书”曰：“近乃复有笃志之士，求宋儒之遗绪，推阐大义。然或专事义理而屏弃考证为不足道，虽其说甚美，而训诂制度之失其实，则于经岂有当欤！”[76]沈垚根柢于宋学，却肯定汉学方法：“君子有高世之才学，必先能为时贤之所为矣。夫唯为时贤之所为，而觉不安于心，乃能创古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为疑，成一己之独是，而后人不以为惑。韩昌黎惟能为世俗之交，故能独创为古文，程朱唯能贯串注疏，故能独成己说。”[77]当时，一些理学家的重要著作恰恰在于汲取了汉学方法，避免空谈性理。如夏炘服膺朱子，但又潜研郑学，撰著《诗经廿二部古韵表》、《六书转注说》、《转音纪始》等考据之作，其《檀弓辨诬》、《述朱质疑》则融会义理与考据，犹为世人重视。自宋代以来，一些儒家人物包括朱熹均对《檀弓》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夏炘的《檀弓辨诬》立足于宋儒观点，分29个论题列述《檀弓》原文，再详述历代经师的注疏评论，进行比较、辨析，最后陈述己见。夏氏提出孔子并无“出妻”之事，《檀弓》并非孔门弟子所作，而是墨家诋毁孔门的作品。此书以详细的考辨而受晚清学界重视，可谓立足宋学而又兼采汉学方法。

汉、宋作为两大学术阵营，从对立、排斥而走向调融，带来一些学术变化。嘉道以后，一些学者开辟了由考据以求义理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