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谢进东,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讲师。

来源：《史学月刊》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摘要：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关键词：科学史学派;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现代性;钱穆

钱穆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引论》中将晚近中国史学分为三派:“传统派”“革新派”和“科学派”。其中,他对“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的“科学派”做了如下批评:此派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其“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钱穆虽未挑明此“科学派”所指是谁,但他用一句“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来做其定语,加之从其批评的角度概括出来的那些治史特征来看,当知“科学派”主要指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还有深受胡适学术思想影响的以“古史辨”闻名学界的顾颉刚和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等人。

上面这段引文,是钱穆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从学史致用的角度,视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家治史只顾实证、求真而无益于服务国家民族和社会现实,因而对他们进行批判的直接证据。黄东亦指出:钱穆的这段文字,是对新文化运动之后占据史学主流的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科学派”标志性人物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思潮的反动。这似乎表明:钱穆与“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存在很大分歧,前者宣扬的民族主义史学与后者倡导的科学主义史学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通过梳理1940年以前钱穆和“科学派”的历史著述便可发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二者史著之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科学派”史家的治史理念并非截然不同,其实是“大同而小异”。

学界在研究文化民族主义者钱穆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家之关系时,较多强调两者在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与分歧。王汎森指出,钱穆之所以批判胡适,原因就在于他反对胡适抹杀传统历史文化的过激之论,“钱穆与胡适学派最大的决裂点恐怕还是在一个老问题上,即对传统历史文化究竟应该同情地理解,还是采取决绝的批判态度”。同样,周质平认为胡适与钱穆的分歧,在于前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反省与批判,而后者对中国文化则持“温情”与“敬意”的态度。陈勇也表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有一个由尊崇到疏远再到公开对立的转变过程。钱、胡关系开始疏远始于1930年代后期,疏远的原因主要与二人所持的不同的文化观有关”。西化派主将胡适与文化民族主义者钱穆,因文化观的南辕北辙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失和。

基于同样的判断,陈勇指出:钱穆对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之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基本肯定、‘相当赞同’转为总体性的批评”之过程,其“否定性批评主要是出自文化意义上的批评……主要是从民族文化立场着眼立论的”。“钱穆与顾颉刚在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上……是‘所同不胜其异’”,二人“为20世纪的中国学人树立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典范”。石兴泽亦认为:钱穆的治史理路是,不崇古泥古,对古籍典章虽有所怀疑,“却又对传统文化抱以崇敬的态度,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疑古、批判传统文化大不相同”;“傅斯年与钱穆史学主张的分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现代与传统两种史学观念的分歧……钱穆的讲授和著述,在其方法上,是对经史的研读和诠释,在其精神上,则是阐释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张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仅与‘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精神相去甚远,也与坚持这种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傅斯年及其新史学派迥然不同”。陈勇从历史研究的目标在于求真还是致用的角度论述了钱穆与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派之关系后指出:钱穆赞同“新考据派以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实为己任”,但认为“历史研究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此一层面上,还应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于现实……就此而言,钱穆在求真的基础上更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较之新考据派真用两分的主张,其识见似乎更胜一筹。”

由上可见,学者们在研究钱穆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家之间的学术交谊时,侧重强调双方之间的差异与分歧。多数研究者观察到的主要是钱穆对胡适的批判并与之决裂,或钱穆与顾颉刚在史学思想上的“和而不同”,或钱穆与傅斯年在史学观念上分属传统与现代两个不同的阵营,又或钱穆重视求真与致用之结合,而傅斯年则持真用两分的主张。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以西方科学文化来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胡适等“科学派”史家注重探求历史真相、强调客观、排斥主观,而反对西化并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民族主义史家钱穆则注重经世致用,带有很强的民族国家情感,因而认为二者是相互冲突、不相融合的。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是凿枘不合的。不过,若从其产生的思想源头即西方的学术环境来看,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却是现代史学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分支。现代西方史学在产生之初,虽然建立在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但其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借助历史或史学的力量,激发民族的凝聚意识,进而创立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这也是被称作西方现代科学史学之父的兰克为何将民族国家作为其史学编纂的核心价值之重要原因。兰克曾在1880年指出:“人类历史只有在民族国家的历史当中才能彰显出来。”其撰写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普鲁士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等著作都蕴含着一种很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诉求。

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科学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显然有其特定的目标和旨趣。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本质是对科学及其方法的信仰,它认为宇宙和人类的知识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能获得,亦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获取可靠知识的唯一方法。美国学者郭颖颐(D.W.Y.Kwok)曾对“科学主义”的内涵作了界定:“确切地说,科学主义(形容词是‘科学的’scientistic)应该被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认为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能够被认知的观点。”要而言之,科学主义是一种泛科学化的认知观念,它基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将人类社会看作是与自然界同样的认知和研究对象,认为只要采用科学的方法,人类社会乃至思想领域的各种现象,都可以获得客观的认知与科学的解释。科学主义思想自19世纪末开始由西方传入中国,国内受此观念影响的史家主张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像自然科学研究者看齐,运用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以推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许冠三指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中国诸多新史学派别尽管治史理念各异,但在迷恋科学这一点上如出一辙,“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榜。”科学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引导着历史研究者注重从事实出发,在保持客观立场、摒弃主观意识的基础上探求真实、可靠的历史实在。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几乎与科学主义同时由西方传入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首要目标,是要聚合国内各族人民为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而开展一系列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包含建构与此类活动相关的一系列话语、思想和学说),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世界民族国家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现代化强国。相应地,民族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其主要目的在于突破以“华夏中心主义”的普遍世界主义为理想的传统历史思维,但同时也表现出主动回击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强烈意愿。进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史学一方面旨在促成“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力图通过历史著述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坚决反击一切外来侵犯势力,实现中国的自主、自立与自强。

从表面上来看,科学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的目标似乎是相互抵牾的。比如,科学主义史学重在追求史事之真,较为忽视史学研究的现实功用。相比较而言,民族主义史学则过分看重史学之用,常忽略史事之真,未能将史学之用牢固地建立在史事之真的基础上。但是,如果将科学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置于建构现代中国认同的背景下,两者之间便有了内在的逻辑联系,即借助科学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让“民族成为历史主体”的现代史学或新史学。也即,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科学主义只是史学革新的手段,实现本民族国家的自立与自强才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在了解了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后,就很容易理解钱穆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对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科学派”的批评,“或多或少”忽视了他们的著述中也常有民族主义历史思考的一面。正如王晴佳所指出的,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史学研究实际上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其考证史学和科学史学,“实质都是民族主义史学。甚至,它们也都是科学主义史学”。反观钱穆,其治史虽重在宣扬民族主义,但不能就此说明其与科学主义史学毫无关联。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他的著述也“得到科学史家的赞赏,成为当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流的一部分”。

所以,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于钱穆和“科学派”史家的著述中的。“尚实证”“号客观”的“科学派”虽凭借科学实证的治史功夫立足学界且声名远播,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前后因为社会局势的影响已经开始践行了民族主义历史观,做了很多具有民族主义诉求、关涉国家社会现实的历史研究。而一贯以宣扬民族主义扬名学界的钱穆,在治史的早期对“科学派”恭敬有加,且自觉运用他们倡导的科学主义史学方法开展历史研究。只不过,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内愈演愈烈的抗战局势,钱穆才更加侧重民族主义历史研究。所以,无论是钱穆还是“科学派”史家,在治史早期都重视科学史学研究,到了30年代后都有一段注重民族主义历史研究的经历。

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在钱穆与“科学派”史著中的融合表明,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的治史理念是基本趋同的。二者的学术观念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就总体的史学思想而言,其实是“大同而小异”。小异在于:钱穆与“科学派”史家在展开具体研究时,对于同样的研究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看法或有着不同的取舍。比如,对上古史的研究应当是持疑古还是考信的态度,在历史研究的目标方面究竟是更强调致用还是更强调求真。大同在于:作为现代史学观念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二者的历史著述中都有明显体现,二者在治史目标上都追求致用与求真的结合及相互补益。因此,钱穆与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家同属于现代史学阵营,而非分属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史学阵营。下文将重点从“科学派”史家后来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践行,以及钱穆治史早期所表现出的科学主义倾向两个方面,进一步论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

科学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便对国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历史学亦浸润其中。建设历史科学或科学史学便成为很多史家追求的主要目标。钱穆所批评的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在学术研究生涯的初始时期,都有一个追求科学史学的高尚梦想,也都有着把历史学打造成科学之雄心壮志。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掀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采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科学方法,就是要通过“撇开成见,搁起感情”这种科学态度,达到“尊重证据”“寻求事实”之目的。他曾对钱玄同说:“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这表明胡适秉持一种科学主义的态度和超民族主义的立场,志在做“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1928年冬,他致函胡朴安说:“我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

顾颉刚深受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的影响,其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中提出的核心命题——“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便是将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科学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籍考辨的一个产物。顾颉刚将历史学看作一门科学,认为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即“审订史料”,旨在“定传说之是非,寻残存之实物,重建已逝之史实,使过去人类活动一一显现于吾人之前,若目睹然”。并且,如若研究方法得当,不同的研究者基于同样的史料,应该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顾颉刚的科学主义史学观还表现在,他把其所谓的国学即史学看作是与自然科学同等性质的科学。他说:“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了解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要救世安民,所以是超国界的。”可见,顾颉刚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超国界”的并不追求“救世安民”,而是旨在发现历史事实和真相的科学。

与胡适和顾颉刚相比,傅斯年史学观念中的科学主义情结更深。他自1926年冬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就主张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建设中国新史学,要将之“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科学。傅斯年在史语所1928年的年度报告中说:在“中研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他认为自然科学如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是可以供给历史研究做工具的。同时,他亦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摒除主观思想和意识在研究过程中的渗透,如此历史学才能够跻身于自然科学行列。所以,他说“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并由此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傅斯年的科学主义史学观还表现为反对著史。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他反对著史,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旧式著史常被主观伦理思想所牵引,以及它不求“直接的材料”而多用“间接的材料”,这些都是与他的科学史学观背道而驰的。傅斯年亦反对“国故”的观念,认为历史学研究应该采取超国家的立场,“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

由上可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在其治学的早期,都心向科学主义史学研究。但是,受动荡不安之社会时局的影响,他们却无法安心在象牙塔里做纯粹的不关时事的学问。彭明辉曾说,在1920-1930年代的中国,“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使得此一时期的史学工作者,陷入学术研究与时代动向之间的思考”,“新考据学派(史料学派),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究其内涵殆追求客观之学术精神……但当时代变局牵动史学动向时,客观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亦随之增强,两者间的界线乃纠结而难以厘清”。此所谓“客观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可被理解为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在关涉历史研究的求真与致用上存在着冲突与抵牾。然亦正如彭明辉所言,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之间的界线“纠结而难以厘清”,两者之间虽时有冲突,但不至于完全对立,甚至还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即便是那些倡导以科学主义观念与方法治史的“科学派”如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在民族大义之前,也不会机械地坚守价值无涉和超国家立场,而会以史学为武器,发出时代的呼声,践行民族主义历史研究。于是,民族主义史学与科学主义史学便融合共存于他们的史著之中。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整理国故”时,尚志在以科学主义态度和超民族主义立场做“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过,他在1930年撰写的《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却致力于讨论怎样解决中国正在遭遇的困难与问题。他说:“我们今日要想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怀着这重大的责任心,必须竭力排除我们的成见和私意,必须充分尊重事实和证据,必须充分虚怀采纳一切可以供参考比较暗示的材料,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为社会国家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排除成见和私意”“尊重事实和证据”,这些科学主义的学术研究原则,却成为胡适尝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必要条件。这恰好表明,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胡适的学术研究中是融为一体的。

顾颉刚原本是把历史学看作一门“超国界”的并不追求“救世安民”的科学。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促使他去思考、讨论和研究中国边疆史、中国民族史。顾颉刚看到日本侵略者为了侵略、瓜分中国国土,混用种族与民族这两个概念,“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他认为有必要也有责任从历史和理论上厘清“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这个事实,并强调“我们要提倡民族主义,便不能不使国内各种族达到通力合作的境界”。1939年2月,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各族经历了文化的融合,到战国时就已经合为一体,“到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因此,他强调:“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我们就当……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的正理!也是我们的大义!”

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着手编著《东北史纲》,以抵御和抗击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事实上,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在傅斯年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他去思考如何响应“书生何以报国?”这个时代问题。《东北史纲》便是在这一时代问题激励下的产物,旨在驳斥日本人鼓吹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从历史上证明东北属于中国。1932年10月,《东北史纲》(第1卷)出版。傅斯年在“卷首·引语”中铿锵有力地说道:“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

简而言之,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家都经历了一个从倡导科学主义史学到践行民族主义史学的过程,这两种史学亦随之融合共存于他们身上。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时局动荡而促发的社会需求所致。但实际上,科学主义史学注重的求真与民族主义史学重视的致用,都是现代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亦可说是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因而,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在他们史著中的融合与共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后,亦对国内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意愿激发了一批历史学家,在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运用历史研究和教学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由此前“崇尚科学实证”“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风气向“经世致用”“以史救国”的研究路径转变。钱穆治史便是如此。其治史早期致力于考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七七事变前后,便开始着力于思考中国的出路、前途和命运等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前途与希望仍须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中获得,并在其国史研究中寄托了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钱穆常告诫国人:要对本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非“鄙夷”和“蔑视”。他在《国史大纲》中呼吁:“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国史大纲》是体现钱穆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代表作,既蕴含着他对中华民族国家的甚深之爱,也寄托着他对那些能够为了本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而勇于奋斗、牺牲的中国国民的殷切期望。

钱穆基于民族主义立场把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家的考证研究及其倡导的科学方法批评得一无是处。不过,钱穆在其治史早期(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却对此科学方法推崇有加并自觉加以运用,其中显露出来的重视科学方法的治史理念是与此派相契合的。在此期间,钱穆在科学史学观念影响下著述不凡,在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科学派”之中,而非像他在后来批评该派时那样置身其外的。

钱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撰写的《国学概论》一书的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对胡适、顾颉刚等人倡导的科学方法甚为推崇。钱穆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介绍的“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对于研究国故意义重大,且对胡适引介的实验主义(即“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与功用大加赞赏。他亦称赞由胡适、顾颉刚等人在学术界掀起的“疑古”史学运动在“破弃陈说,驳击旧传”方面“确有见地”。钱穆还在1931年发表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称赞顾颉刚的“古史辨”因采用了西方史学界之“科学的见解和方法”,与晚清之今文学的“疑古”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钱穆还自觉运用胡适倡导的另一种科学方法,即胡适所谓“剥皮主义”来开展《易经》研究。胡适称此“剥皮主义”为“历史演进的见解”或“历史演进的方法”,此方法与胡适笃信的实验主义的一个重要元素——“历史的态度”密切相关。“历史的态度”是“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钱穆在1928年作《易经研究》一文时,认识到“《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其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易经》里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经》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在了解其形成过程后,钱穆认为《易经》的研究,就可以借用“一个比较可靠而可以少错误的新方法”,即“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的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的东西也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著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虽然,钱穆批评“科学派”的考证研究不关现实、毫无意义,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即以“考史”成名,所作大体也是此类与现实关系不大的考证类研究。其治史早期的两部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1930年6月发表于《燕京学报》第7期)和《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皆以“考证”致其功,与被他批评的“科学派”史作实属同类。1929年,顾颉刚读到钱穆的书稿《先秦诸子系年》,对他在治先秦诸子学中体现出来的考证功夫深为赞赏。顾颉刚对他说:“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顾颉刚因赏识钱穆而推荐他至北平燕京大学任教。钱穆还应顾颉刚之约稿,在《燕京学报》发表了长文《刘向歆父子年谱》。该文旨在用考证的方法来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钱穆以《汉书》为基本史料,在详细梳理了刘向、刘歆父子的生平事迹后认为,《新学伪经考》主古文经乃刘歆伪造以助王莽篡汉之说,其事理不可通者有28处。从疑古辨伪而求真的角度看,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与顾颉刚“古史辨”的研究主旨是类似的。钱穆晚年回忆,他治学早期所做的“考古”研究与顾颉刚的“疑古”实属同类。因此,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经顾颉刚推荐发表于《燕京学报》后,又被收录于顾颉刚1935年编著出版的《古史辨》第5册,此册还收录了钱穆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周官著作时代考〉“论秦祠白帝有三畤”节》两文。此前,顾颉刚于1931年编著出版的《古史辨》第3册已收录了钱穆的《论〈十翼〉非孔子作》。此外,《古史辨》第4、6册(罗根泽编著)和第7册(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共收录了钱穆的考证性文章近20篇。钱穆还应顾颉刚和罗根泽之约为《古史辨》第4册作序一篇。就此而言,若把钱穆归之于“古史辨”派亦不为过。钱穆也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钱穆晚年回忆自己在北平的时候,经常得到傅斯年邀请,至史语所做客,“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后,亦得到了胡适的高度赞美。黄东对此评论说:“钱穆暴得大名者是其考证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此文得到了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的认可,并认为其所用者乃是科学的研究,由此引为同道。”值得玩味的是,尽管钱穆对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派”的考证研究极尽批评之能事,但他却被朱希祖列为与顾颉刚等同属考证派。

不仅如此,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中说“学术本无国界”,与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表达的反对“国故”的观念、主张治学取超国家的立场,在张扬学术的科学化追求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钱穆在20世纪40年代初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时强调,中国文化的研究及发展需要借助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方法,乃至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必需“急激的西方化”,也即“急激的自然科学化”。他在此显露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并不弱于傅斯年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意图。

由上可见,钱穆从治史之初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家的学术交流甚为密切。在此期间,钱穆治史,注重运用胡适、顾颉刚等倡导的“科学方法”,其历史著述表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与“科学派”是相当契合的。也正因为如此,钱穆得到了顾颉刚的赏识与举荐,遂自1930年起以一中学教师身份先后跻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进而一跃成为北平高校之名教授与国内学术界之名学者。然而,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抗日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钱穆才开始逐渐摒弃此前以科学方法展开的考史研究,开始重视倡扬民族主义精神,并将之付诸历史研究与书写,以期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等问题,乃有《国史大纲》之面世。因而,钱穆在该书“引论”中对“科学派”的批评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过,钱穆所批评的科学主义史学同他当时宣扬的民族主义史学同样都是他治史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融合共存于他的史著之中的。

钱穆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引论》中,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之史学,乃为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与当身现实无预”而又“无意义”的研究。但是,从上文论述中可以看出:1940年以前,倡导科学主义史学不遗余力的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皆从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兴亡之立场上做了很多关乎国家民族和社会现实的历史研究,其史学远不是钱穆所批评的那样与现实无关且无意义。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钱穆对“科学派”推崇备至,自觉运用此派倡导的科学方法,以致其治史理念及方法与此派相当契合。只不过,后来伴随着国内抗战局势的日益紧迫,他才开始注重民族主义的历史研究。由此可见,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家乃至钱穆的著述中,从而构成他们治史事业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钱穆的上述批评表明,他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钱穆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也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

科学主义史学注重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排斥历史研究的主观性,而民族主义史学却带有明显的情感和主观性。表面看似冲突、抵牾的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能够融合共存于钱穆和“科学派”史家的历史著述中,是有其内在逻辑可循的。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性观念的理论表达。无论是科学主义史学偏向基于科学实证的求真愿望,还是民族主义史学倾向于立足国家民族和社会现实的致用思考,都是现代史学思维的基本表现。这两者的融合,能够在史家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将求真与致用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起到互补相成的作用。基于历时性考察,从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相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亦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尽管钱穆与“科学派”在一些具体史学问题的见解上有所差异,但是“所异不胜其同”,二者在史学思想上是“大同而小异”。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运用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来指称“科学派”和钱穆的史学观念,旨在分析和探讨他们史学思想中某些具有突出共性的内容。所谓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带有规约性质的理论概念。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理论概念或术语都具有规约的性质。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带有规约性质的理论概念都有其必要性,同时亦可能存有缺陷。就本文的论述而言,采用科学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之概念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缺陷也可能存在。若有缺陷,则有待进一步的具体研究来加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