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2015年第1期

内容提要：20世纪的初期和中叶，林纾和嵇文甫分别撰有《评选船山史论》和《王船山史论选评》，一则为学生揣摩练习作文而作，一则为批判而撷取其思想精华而作。面对共同的对象《读通鉴论》，在船山所论秦至南北朝时段的史事内，两者选评的对象仅有一论重合。本文尝试就两者的撰述旨趣、内容、批评视角和各自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之异作初步的梳理。

   20世纪的船山史论研究卓有成效。在内容丰富而体裁多样的论著中，有两部选评类著作也值得关注，即林纾先生(1852-1924)的《评选船山史论》和嵇文甫先生(1895-1963)①的《王船山史论选评》。林纾是20世纪初叶的著名古文家、翻译家，有深厚的文史修养。嵇文甫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也深为学界所看重。他们都学有专长，所作选评也非率尔操觚，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遗憾的是，学界对这两本“选评”的关注尚少。前者可能为其翻译成就所掩盖，最近几年，国内才有《林纾〈评选船山史论〉考述》[1]一文对其略作介绍；新加坡学者撰有《历史的记忆与再诠释：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惜又流传未广[2]。至于嵇文甫，他有关于船山研究的论文集《王船山学术论丛》[3]，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所作选评的光华，目前尚无专文论及。此外，两书受到冷遇的共同原因，可能是学界对选评这种体裁的学术味道不甚看重，从而对这种古老体裁的价值存有疑虑。

      选评的对象相同，所以二者有其共通的地方；又因时代背景的变迁，整体学术发展的进步，撰述旨趣的不同，以及学科视角的差异，而透露出诸多异解。比观两者，于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于理解船山史论，于感受时代变迁，皆能获得一些有益的讯息。

      一、问世背景与撰述旨趣

      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是其授课讲解《读通鉴论》的积累。废科举后的中学制度学科繁多，学生精力有限，已不能如古人那样治经史之学。作者针对学生在国文课上面对《读通鉴论》命题的作文“寻条失枝，往往如隙中观日”，而教师“讲义录要，务取省约，于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均之不省”的情况，乃“采选船山史论，取其博辩者，逐课讲解，间有疑义，则随时发明，或出口授，或笔篇末”，故书中多次出现“欲诸生稍知”某事，“以示同学”之类的话。后在曾经受教的学生的帮助下交由商务印书馆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出版[4]《缘起》。这是其撰写的背景、目的和出版的大致经过。

      很明显，林纾主要是从作文的角度对船山史论予以选评。因此，我们须得注意他对“论”的理解。在他看来，“论者贵能破理。……非所见之确，所蕴之深，吐辞不能括众意而归醇，析理不能抑群言而立于，不如不作之为愈。”[5]909这是作者在民国五年(1916)出版的《春觉斋论文》中的话。以此为标准，他系统地分析、评价了从庄子到船山的诸多名家之文，对一些论史者如韩愈、苏氏父子提出了批评，船山也在其批评的对象之内。通观《评选船山史论》，林纾对船山史论的批评广泛而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他并非没有知人论世，其批评多能持之有故，可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参考，下文将会对此详细分析。至于作者对船山所论精到处的欣赏，诸如“伟哉，先生之论，其深知驭兵之不易，言则宽，宽则骄生”[4]卷一《论驭兵之难》；“先生论学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为效当在万世”[4]卷二《论管宁》；“先生此论，可谓洞达政体，至于极地矣”[4]卷二《论晋诸王之置军》；“论东晋南宋事势，洞若观火”[4]卷二《论东晋国势》；等等之类，不胜枚举。不论是批评还是赞赏，似乎都可以从其论文的几个标准来看待。当指出的是，就笔者所见，曾国藩就曾将船山史论视为作文揣摩之资。他在给其子的信中谈到：“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尔拟于《明史》阅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5]《曾国藩全集·家书·谕纪泽纪鸿》在这里，曾国藩将《读通鉴论》作为“宏开”之作的典范。林纾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对其作文“宏开”之论的发展。

      嵇文甫于1962年8月出版的《王船山史论选评》，点评《读通鉴论》20论、《宋论》5论。作者由齐燕铭谈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而想到：“古书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两者往往混杂在一起，不经过仔细分析批判，是很难受用的。于是乎我想选评船山一些史论。”这是其撰写宗旨，即甄别船山史论的“精华”和“糟粕”，以明了其进步性与局限所在。

      《王船山史论选评》充分反映了作者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成果，对船山史论的评价很高，所谓：“其论史，一方面由于他身遭国变，创痛剧深，所以比物连类，感慨寄托，独寓之忱，触处流露；另一方面，由于他自有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深入无浅语，每一议论，洞彻渊微，总表现出他那根本的哲学见解，非浮光掠影之比。……意味深长，叫我们现在读起来也可以受到多方面的启发。”不过，作者也特别指出，船山“究竟还是个封建士大夫，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限制和阶级的限制，我们既不应对他作过高的要求，也不要随便把他吹嘘长大”[6]《前言》。这些看法，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船山史论所作的历史而辩证的看待。

      林纾将《读通鉴论》视为作文的典范予以剖析，嵇文甫则撷取其精华以受其启发，二者对船山史论都是既有高度的肯定，也有严肃的批评。不过，也正因为撰述旨趣的不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两者的选评各有自己的侧重点，所作肯定，抑或批评的具体内容也差异明显。

      二、内容与视角

      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只涉及《读通鉴论》，共73篇。首施以标题概括船山所论的主旨，次录船山原文，末以“林纾曰”发论；其中卷一凡39篇，评选船山所论周秦至东汉灵帝时史事；卷二共34篇，自东汉献帝至南朝刘宋营阳王时期。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选评》，涉及《读通鉴论》和《宋论》，也是首施标题，次录原文，末予以“评”，下限是南宋宁宗时期。

      关于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林若虹教授在《考述》一文中，将之归纳为阐精补义发掘船山之旨、因船山之论而连类及之、借题发挥讥切时事、对于船山之说提出异议等四个方面，侧重于从林纾的评选与船山史论的关系分析。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这样看待林纾对船山史论所作的评选：第一，完全同意船山的说法，但主要不是对船山所论的对象进行分析，而是联系船山的人生和学术，揭示其论的自况之意，如《论留侯》、《论杜根》、《论申屠蟠》等，这类情形不多。第二，分析船山的立论依据和理路而表示同意，并进一步补充说明或就清朝史事及时势发表评论和感慨，如卷一《论严延年劾霍光》、《论孔光》、《论驭兵之难》，卷二《论晋诸王之置军》、《论元帝时爵赏之滥》、《论东晋国势》等，林文所述的前三种情形大致可归入此类。第三，有不同意船山所论之处，但多注意其所论的现实针对性，从明朝的政治风气、南明朝的人事纷争、新旧朝交替时的隐微等方面探讨船山如此立论的深意，如卷一《论李斯之用申商》、《论汉高之夺韩信军》、《论李固之议立清河》，卷二《论蜀汉君臣不能培养人才》等。第四，完全不同意船山所论，提出异解，如卷一《论汉之士气》、《论张敞》、《论崔琦之谏梁冀》，卷二《论袁绍曹操优劣》、《论马日磾力不能为温峤》、《论武侯之苦志》等，皆属此类。这种分类，可视为对林文的补充之一。

      须得补充说明的另外一点是，此书卷一的前24论，并非按照船山依《资治通鉴》所定的时间顺序评选，其间有无深意，尚待继续探讨；卷二关于晋惠帝时期的两论，即《论东海王越》和《论陆机》也与《读通鉴论》的顺序相反。

      进一步的问题便是，应当怎样认识林纾所作评选的内容和主题？从其本身剖析，考察其与《读通鉴论》的“学脉”关系，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要将之认识得更为清晰和全面，透过嵇文甫所作的选评反观，则可能会有更为鲜明的轮廓性认识。前一种分析，《历史的记忆与再诠释：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一文，已作出了细致的描绘，因此，下文尝试侧重于后一种视角的分析。

      首先，关于两者选评对象的差异。

      从总的选评数量上看，后者大概是前者的三分之一；从涉及《读通鉴论》的选目来看，后者则仅是前者的七分之二不到(20/73)。按常理来说，关于同一历史时段，前者所评选的篇目很有可能会涵盖后者所选评的大部分。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呢？

      对于船山关于秦汉时期的评论，在下限至东汉灵帝时期的这一时段内，林纾评选了45论，嵇文甫选评了5论，两者所选无一论重合。后者所选为《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秦始皇)、《论乡举里选》(汉武帝)、《论限田》(汉哀帝)、《论汉光武安定战后秩序》(东汉光武帝)、《论斛米三十钱》(东汉明帝)。前者所选，秦始皇统治时期有《论李斯之用申商》、《论赵高》；汉武帝统治时有《论张汤之杀伍被》、《论程李》(程不识与李广)、《论治盗》；汉哀帝统治时有《论孔光》；光武帝统治时有《论光武之待窦融》、《论光武之诏任延》、《论伏波》、《论卓茂》、《论彭宠》；明帝统治时有《论班超》。嵇文甫所注重的是船山论封建郡县制度的根本变迁及选举制度的相应变化、土地制度、治国方略、经济政策等方面，其中论汉光武安定战后秩序，并讨论了史学的经世致用品格；林纾关注的则是吏治、君臣伦理、士大夫的修养、某一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等等。

      对于船山关于三国时期的评论，林纾评选了6论，嵇文甫选评了2论，也是无一重合。后者所选为《论曹魏防治宦官外戚》、《论诸葛亮不出子午谷》。有意味的是，林纾也评选了船山论诸葛亮，即《论武侯之遇》与《论武侯之苦志》。同论一人，嵇文甫关注的是船山论诸葛亮北伐何以出祁山的战略，对船山揭示出诸葛亮以攻为守防备曹魏的战略苦心深表欣赏；林纾关注的则是诸葛亮与刘备、刘禅的君臣关系，对船山责备刘备和刘禅有疑心于诸葛亮的说法予以了反驳和批评。

      对于船山关于两晋时期和刘宋朝的评论，林纾评选了22论，嵇文甫选评了3论，其中有1论重合，即船山关于东晋成帝时期的第14论。

      船山针对蔡谟驳止庾亮一事，讲了如下一番道理：从内备和外患形势两方面分析，东晋的处境远比南宋要好。但是南宋朝廷上下多以报仇为志，不能容忍秦桧之流；而东晋士人却以苟安的态度阻挠北伐之人。分析其原因，他认为，东晋之人有“为宰相保其勋名，为天子防其篡夺”的考虑，但衡之以民族大义，他们和秦桧当同受谴责[7]卷十三《东晋成帝一四》“蔡谟议驳止庾亮经略中原当受名教之诛”。

      林纾在《论东晋国势》中，首先对船山所论表示了高度肯定，认为他“论南宋东晋事势，洞若观火。……论之详尽，语之警快，无可议也”。不过，船山讲蔡谟诸人“侈敌之威，量己之弱”，而谟驳止庾亮经略中原之议，“尤为短生人之气”，是有感于弘光政权的败亡而发，并非合理之论。因为南明和清朝的力量、政治局面相去悬远。接着，林纾从北方少数民族的势力、庾亮的人才资源等方面对比两方的力量，认为蔡谟所论有其合理性。然后，林纾着重从政治情势上分析东晋的颓势，认为其“弊在士族用事，贵门阀而贱豪侠。凡士族中自任以复仇，言固动人，而惜死之心直同妇孺，其人实不足恃”；“晋人方饰衣冠文物，即一二健者如祖逖、陶侃、温峤之伦，间足图功，而肘掣即随其后”；且当时“尊巾扇尘屐之清流为上相，一筹莫展，百凡无备。闻恢恢中原之言则人人攘臂，与叛臣向阙之兵则惴惴危惧，此胡澹庵所谓‘满朝皆巾帼者也’”。因此，林纾的结论是，“即有百庾亮，亦乌能如蔡谟料敌之精？”最后，林纾发出颇动感情的感慨：“嗟夫！嗟夫！吾辈今日一无反类，但有摒除积习，振尚武之精神，力廲新学不忘国仇，用船山之言，祛晋人之懦，此则畏庐老人剖心沥血以告吾心爱之同学者也。”[4]卷二

      嵇文甫在《论蔡谟孙绰等阻止北伐》中对此论的选评也持肯定态度，指出船山从东晋世家大族的门阀习气观察，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过与林纾有三点不同之处：一是没有具体分析个人，而是从大处着眼。二是肯定船山“能说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这样大胆的话，也就了不起了”[6]22。指出船山从民族大义的角度认可君主的轮替，在《论刘裕》中，也再次肯定船山的这一见解。这是与林纾相当不同之处。三是未结合现实发表感慨。

      面对《读通鉴论》，在秦至刘宋的时段内，林纾评选了73论，嵇文甫选评了10论，两者仅有1论重合且多有歧见，双方关注点的异趣之大，足以见之了。再通观嵇文甫的其他15论，综合比较两者(仅从彼此的有无来看)，大致可以得出如下认识：林纾侧重于君臣伦理、气节、具体人物的评价，嵇文甫则侧重于制度变迁、经济制度、治乱兴亡、人物评价的方法论、谋略、民族思想；就主题相近的一些内容来看，前者相对着眼于细节的层面，后者所论更为宏观。

      其次，关于二者对船山史论的批评角度。

      说是批评角度，实际上也是评论的角度，只是借此以更突出地反映其各自的特征。林纾所评选70余论，有批评之语处多涉50余论，此处不能一一言及，其最主要的方面或可概括为：疏离史实，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见解歧义。这三者多相互联系，而以疏离史实为批评的基础和核心。

      见解歧义，如针对船山“盖相可使之御将，而不可使为将；将可与相并衡，而不可与六卿并设。宋之以枢密司兵而听于相，庶几近之矣。以枢密总天下之戎务，而兵有专治；以宰相司枢密之得失，而不委以专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遗意，而因时为节宣，斯得之与”[7]卷二《汉文帝四》“文帝罢卫将军军及太尉官合将与相为一”这一见解，林纾认为：

      船山谓即相以将，似不可行。余谓：“亦存乎其人而已”。曹操于献帝时，即相以将者也，而汉焰中衰；武侯于后主时，亦即相以将者也，而残汉得保；若王敦、桓温，均未尝为相，但为大将军，而晋柄中落，几危其社稷。鄙意，在置相得人，使相可也，即使将亦无不可。若云“以枢密总天下之戎务”为得“三代之遗意”，试问赵家当时，倾全宋之力不能制一元昊，矧在契丹至于金元之祸，勿论矣。……若夫事必本三代，强今日事势之不使者，牵合而迁就之，适足以生乱，不足效也。[4]卷一《论文帝罢卫军太尉》，p5

      这是对将相能否兼任提出不同于船山的看法，并以历史事实作出说明；而对于船山关于宋代枢密使的看法，更是上升到通变因时的高度予以批判。又如，《论汉之士气》针对船山所持“汉元帝诏四科举士……盖孱主佞臣惩萧、周、张、刘之骨鲠，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7]卷四《汉元帝二》“四科销天下之气节”的看法，他认为汉元帝诏“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此元帝之夙心，非有鉴戒矫厉而出之者也。先生谓‘孱主佞臣以柔懦销天下之气节’，是言过矣”[4]卷一。也是属于此类情形。

      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这一见解在《论贾谊陆贽苏轼》中有典型的体现。该文的主旨即是“不能不为东坡称枉”，可以从四个层次看其论证：首先，苏轼乃性情中人，乐观豁达，身处贬谪的逆境，不似贾谊之郁郁而死，柳宗元之痛哭。面对“苏武之胡妇，澹庵之黎涡，而船山不斥其用情之谬，而独斥东坡，何也？”其次，苏轼有诗文书画的爱好，贾谊与之无异，且其“慷慨大节，固不后于贾陆二公”，“乃必摧抑骂詈，沦之于后世轻薄名士之列。船山又似过矣”。再次，针对船山认为苏轼流于佛的指责，林纾认为，贾谊、韩愈、柳宗元、朱熹等人都或多或少有迷信、方术、佛法之惑，对苏轼也不应苛责。最后，林纾直接将船山本人与苏轼比较一番，所谓：“船山经学高于东坡，而文章不及东坡远甚。然《遗书》有《龙舟会传奇》一卷，则亦雕虫之一斑。何能轻率以诋东坡？千古文人每好相轻，实则皆客气也”[4]卷一。这是相当严重的指责了。这里的四个层次，皆归结到心态和方法，可谓对船山因偏见而执行论人的双重标准的针针见血之针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林纾对知人论世方法的充分运用，它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批评船山评论史事和人物违背了这一精神，有臆测和歪曲之处；同时也从明代的历史和船山所处的现实分析其何以如此立论。当然，作者针对不同的问题而有相对的侧重。如在《论臣节》一文中，针对船山对明代受廷杖之人“亏体辱亲”的冷嘲热讽[7]卷二《汉文帝一三》“后世戮辱大臣”，林纾指出：

      明代之有廷杖，是愈益君权之尊。太祖、成祖，骄很(狠)凶残，甘人如饴，瓜蔓之抄，靖难之师，正人君子，覆灭几尽。区区廷杖，犹法外之仁耳。船山明之遗老，不敢斥其祖制，故但责邹李之无耻。用意至深，顾已酷矣。须知明之受廷杖者，何止邹元标一人，安得人人悉如高景逸之自尽，不屈于奄手？袁子才与洪稚存论吴中行之狱，亦谓：“中行为他人父母，自损其遗体”，此说即本船山。然当乾隆时，《船山遗书》未出也，子才殆自申己意，以雄辩见长。平心言之，古人本有难处，据局外一偏之见，乘瑕蹈罅，安有完肤？畏庐之喋喋言此，正欲使论古者存一仁恕之心耳。[4]卷一

      知人论世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章学诚谓“论古必恕”，而“恕非宽容之谓”，是指“能为古人而设身处地”[8]《文德》。林纾此处所论，可视为对这一原则的极精彩之运用。

      疏离史实，即林纾注重从史事来源和准确性上考辨船山之误。上述两种批评，皆有其史实的依据，其他诸如论《汉高之夺韩信军》的“《史记》不言”；《论贾谊陆贽苏轼》中的“《汉书·贾谊传》所载”，“《宋史》俱在”；《论汉之士气》的“元帝之诏在永光元年二月”；《论张敞》的“考王铚《默记》”；《论彭宠》的“吾按《后汉书本传》”；《论刘殷》的“《刘聪载记》乃不多叙刘殷事”；《论慕容恪之爱人》中言“盖本诸《魏缭子兵令下》第二十四章”[4]卷一，卷二等等之类，或指明材料来源，或弄清楚史事发生的确切时间和背景，无不体现着林纾的求实和严谨。从这一角度对船山所论的批评，《论光武之诏任延》是最为典型的体现。船山就任延答复光武帝的“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一语发表看法，认为“然则尊卑陵夷，相矫相讦，以兴讼狱而沮成事，抑岂天子之福乎？”[7]卷六《后汉光武帝二七》“忠臣不和非定论”林纾对此颇有意见：

      延对以“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私”字正与“忠”反。船山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遂极论流弊，谓“下吏駤戾必翘上官之过，以为异同”。此驳不和之臣，非驳不私之臣也。……船山舍正史之言不录，而用高峻之《小史》，亦不为无故。当日金堡诸人不惟抗上官，而且抗宰相，小朝棼如乱丝，船山必亲见而亲闻之，谓“不和之臣必非朝廷之福”。故借此而发挥其胸中不平之气，非笃论也。试问“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二语，有何流弊，乃斥之为“相劝以傲”？然则徇私以媚上官始不傲耶？延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雷同”二字，正指阿私而言。若真和者必不同，合上下语气，洞然易晓。船山必用《小史》以坐言失言之罪，此律亦为失入。[4]卷一

      不同史籍所载言语的一字之差，直接影响到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这种评价的再评价。如果说，此处所言还有对船山改用一字之用意的理解，在《春觉斋论文》中则是更为严厉的批评：船山“往往入古人于冤狱……骂人到快意处，倒将正史之文撇去，寻觅笔记中讹谬之言，力入古人之罪。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此言见之本传，见之《通鉴》，无可议也。船山忽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和字原可为私字之讹笔。忠臣不私，本无可驳。若言忠臣不和，则留下无数罅隙，生人议论矣。诸如此类，一部《读通鉴论》中，奇冤之气触天。”[5]910

      其实，这段评价的争论至林纾此处还不会完结，因为，他当年引用的《读通鉴论》所使用的版本中，在“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一语下，少了船山的这一说明——考异曰：延传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为长，又与上语相应，今从之。这一补充说明见之于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读通鉴论》中，编者明确指出“嘉怡钞本无此夹注”[7]239、240。由此来看，林纾对船山的批评也有因所见不全而失察之处。不过，无论如何，他注重史料的准确性，以其为批评和评论的基础，这种自觉的意识是值得学习的。

      上述所言见解歧义、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疏离史实，有所不同而又相互联系，可视为林纾评选船山史论的三个批评层次，而以对史实的辨析最为基础和关键，正可归结到作者所谓作文要“见之确”，避免如“隙中观日”的要求。

      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选评》对船山史论的选评，当是与林纾所论相当不同的一种类型。从消极的一面来说，他没有(至少没有形诸文字表达)林纾所注重的史实的关照和辨析，不甚注重微观细致的层次。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他更注重思想性的分析，对其所选评的船山史论是肯定得多而批评得少，其角度的最大特色是注重阶级的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学术背景所造就的。

      今人在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船山学术研究时，多注意到了关于船山思想的阶级和时代属性的两个基本派别，即市民启蒙说和封建地主说[9]。1962年，嵇文甫发表了《关于王船山的阶级立场问题》和《王船山与李卓吾》两文，分别从正面阐述(船山贱商、非平等自由思想)、船山对李贽的批评着手，申论了船山及其思想的封建地主性质[10]。这一基本看法，也清晰地反映在《王船山史论选评》中，其对船山史论的批评多是从这一立场立论的，具体而言，即是注重分析船山的阶级局限。如：

      关于船山论土地制度：在《论限田》中，嵇文甫指出：“船山明确承认私有制，不赞成用国家力量来干涉，比着一班儒生高谈皇古，倒合乎实际，也反映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胜利。至于讲‘窳惰之民’和‘民畏有田’那段话，更显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分明带有阶级性呵！”[6]10在《论职田》中，也指出船山在论述土地的经营中所贯穿的君子、小人的义利之辨思想还是“儒家向来的传统见解”，“表现出私人地主反对官家地主的阶级立场”[6]34。

      关于船山论君民关系：在《论人思为天子》中，嵇文甫指出，船山强调天子的神圣职责，反对那些不像样的君主，很带民主气味，值得加以表扬；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警告那些所谓乱人，“天子自有真”，不要妄干天位，“如果就把这和近代民主思想混在一起，恐怕还需斟酌吧。”[6]27在《论君民关系》中，嵇文甫同样既充分肯定船山所论“民主性的精华”，也指出：船山毕竟受历史的和阶级的限制，不能将其和近代的民主思想混同起来；他讲君民关系是从“彝伦”，即从纲常名教出发的，这是儒家向来所讲天定的君民之分；讲君不该暴虐百姓，民也不该犯上作乱，仍是孟子那一套调和阶级矛盾的说法。嵇文甫更特别提醒，要注意船山解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段话：“他(船山)认为，只有到君不成其为君，社稷都不成其为社稷的时候，什么君臣名分要讲也无从讲起了，然后才可以说一声‘民为贵’。根据这个道理，像杨行密、张全义这班人，都不必拿通常的君臣名分来加以苛责，而都可以‘许之以为民主’。‘民主’者，‘民之主’也。这班人总还有点像个‘民之主’的样子。注意，‘民主’，‘民之主’。有趣！”[6]49很显然，作者认为船山政治思想的近代性特征相较于其封建性的一面，还是极其有限的。

      综观以上所论可知：从评选的内容上讲，虽然二者所论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不过差异则更为明显，尤其是嵇文甫所注重的君民关系、民族思想、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在林纾的评选中都是难得一见的。而从评选的方法与角度上讲，林纾注重从史实出发进行知人论世的细致分析，而嵇文甫是通过历史考察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其局限、撷取其精华而获得启发。或许，他们的不同，都可以从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

      三、时代与船山史论选评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方面，人们只能从已有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学术趋向上认识其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人们对研究对象的阐述或多或少都会顺应时代的需要。

      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嵇文甫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关注的对象如经济政策、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治乱兴亡、人物评价的方法，充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内容上的一些特色，如关注经济基础和重大的历史节点；其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更是时代学术的产物。当然，他早年对船山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反映到了其选评中，如将“假手论”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相比较等等。

      而对于林纾来说，其撰写《评选》的时代，正是对船山史论的民族思想和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大力表彰的时代，对于这些，他却有意地回避了。看似矛盾，其实这种回避本身也就代表了他的一种态度。在《论驭兵之难》中，他呼吁“立宪之朝，文武之士人皆存爱国保种之心”，则“其至于悖乱者必鲜”[4]卷一，这里或可透露些此中消息，即他对清皇朝的认可。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有意回避。当然，作为针对中学生的授课讲义，他能讲的内容也是有其范围的。1923至1924年间，梁启超反思清末对船山史论中排满思想的发挥，认为“现在事过境迁，这类话倒觉无甚意义了”[11]，并呼吁对船山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林纾的有意回避，恰也成就了《评选船山史论》的生命力。

      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林纾身上却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评选船山史论》，时代还给它打上了哪些烙印呢？

      其一，关注经济的发展。船山持崇本抑末的主张，对汉初困辱商贾的政策深表赞同[7]卷三《汉景帝七》“汉初富庶自困辱商贾始”。林纾在《论贾》中就此谈到：“船山之为此论，就崇祯时言也。若在今日，则国债取之商，兵费取之商，路矿二政靡不属商，试起船山而柄大政，仍能作困辱商贾语也？”进而谈到西方商人的冒险和对中国经济权益的掠夺，林纾对此是痛心疾首，故“若能振刷其商政，格吾之资财不令外溢于敌手，即听吾商穷奢极靡，其漏卮亦仅在国中，贫民可沾溉也。惟其狃于竖儒之说重士而抑商，百方以脧之，极力以遏之。昔与外人争利，其稍得微利者，官中即从而奄有之。于是富者远飏，舍祖国弗顾，拥产入敌国民籍，中国之膏腴竭矣。”[4]卷一虽然林纾对商人的奢侈态度有纵容的一面，鉴于其针对性，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处提出的问题，即使在今日，也是值得严肃思考和需要认真面对的。在《论治盗》一文中，林纾不同意船山以宽纵治盗的方法；进一步，他结合现实分析了人民何以要为盗的问题。在他看来，“惟吾华实业不讲，民无术以图食，不盗则馁死。馁死不足以自制，不若为盗，快一时之获”[4]卷一。讲求实业发展，正是其“抉盗之根”的办法。

      其二，认同冒险开拓。船山对班超进西域的评价，倾向于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当时的西域对汉王朝没有特别的战略价值，班超的作为是欺弱凌寡[7]卷七《后汉明帝九》“班超之定西域不足为智勇”。林纾从史实和战略形势上对船山的说法予以驳斥，《论班超》的开篇即是这样一段话：“班仲升者，即今欧西之冒险家也。英人之入非洲，或数十人，或数人，或一人，铲翳治秽，犯瘴疬而居，其力乃能抵抗土著。时苏噜诸部亦动出万余众，西人以数百人当之无惧，惟其有犯死立功之心，往往得十一之济。中国人持重不苟发，故陈汤诸人之功，恒为目论者所遏抑，积渐隳其壮往之气，而国基荏弱，遂兆于此。”[4]卷一今日对西方殖民者的评价已与林纾不同，但他的意图在于，鉴于列强环伺的时代形势，呼唤国人奋发图强。从船山到林纾，因时代背景的不同，各自的关怀自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自然也就反映到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

      其他，如在《论仇香之化陈元》中，赞同船山对仇香感化陈元的认可，末了感慨：“仁人之言，其感人如是耶！元之改行，非仇香无以自致于善类，非先生亦无以辨元之足为善类。天下惟有耻之心，虽逆子尚能自奋，况吾国同胞皆铮铮者！苟奋以耻心，国家宁有不强者也？！”[4]卷一在《论元帝时爵赏之滥》中，则说：“今当主幼国危，列强环伺，非人人奋志，与天争成败，与人争生死，亦决不可自存。击楫渡江，祖豫州吾辈之师也。所愿诸同学，深自砥砺，鼓舞于功名之路，斯吾志也。勉之，望之！”[4]卷二在林纾的评选中，诸如此类对时代局势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担忧，为国家前途的呐喊，激昂慷慨之文字不时出现，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在嵇文甫那里，相对来讲，对时代的关注没有林纾这样酣畅淋漓的表达。不过其时代性也有所外露，如评船山《论谓人莫己若者亡》[6]10而提倡“畅所欲言”[6]39，认为《论陈兢九世同居》[6]49是一篇“反浮夸风的好文章”等[6]66，读者只要稍知当时的历史情势自可会意。

      船山所作《读通鉴论》共计912论[7]《〈读通鉴论〉编校后记》，p1193。面对这一共同对象，在秦至南北朝这一时段内，林纾和嵇文甫所选竟仅有一论重合，怎不令人心生惊异。

      综合来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其一，从内容上讲，林纾所涉及的面更宽，但嵇文甫关注的内容则更为宏观。其二，林纾侧重史实的考辨和知人论世的细致分析，嵇文甫则较多地以阶级分析法剖析其思想的精到和局限所在。其三，两者的选择各有时代和自身政治立场、学术积累的影响，如林纾几乎不谈船山对专制思想的批判、民族意识，但较多地结合现实而呼唤国民的振作；嵇文甫则相对较少言及时代，侧重纯学术的解读。总的来讲，二者可谓各有所见，都有助于从某一侧面认识船山史论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还需指出的是，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从出版以来，1922年已是第10次印刷，不仅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所论本身的价值，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评选这种古老体裁之价值的最好证明。对于经典古籍的传播，在流行文白翻译之作的今日，选评这一形式，似乎也是引导读者阅读、思考从而得以提高历史与人文素养的一条有效途径。

      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2]卷十一《读书法下》林纾和嵇文甫所选录而论者都可归入这一主题。本文以上所论，正是在认可这一共同性基础上的区别探讨。其实，相对来说，对两者共同性的提炼较之相异处的分析更为困难，是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本文则仅仅是注意到了二者之异，至于其为何会相异如此之甚，也需继续探讨。已论所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①林纾，福建福州人，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嵇文甫，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市，原名嵇明。林纾所论的是《读通鉴论》，嵇文甫所论还涉及《宋论》，今人一般言“船山史论”，所指涉的对象稍广(参阅萧箑父：《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江汉论坛》，1962年第11期，第1页)。

原文参考文献：

·         [1]田若虹.林纾《评选船山史论》考述[J].中国文学研究，2007(1)：74-76.

·         [2]李焯然.历史的记忆与再诠释：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C]//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成都，2007.

·         [3]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         [4]林纾.评选船山史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         [5]岳麓书社编.船山全书第16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6]嵇文甫.王船山史论选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         [7]王夫之.读通鉴论[M]//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         [8]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278.

·         [9]朱迪光.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

·         [10]郑州大学嵇文甫文集编辑组.嵇文甫文集(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524-541.

·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