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初北京的国学流派

民初国学研究者虽有差异，但所谓新、旧之分主要是思想分歧，甚至包含政治见解和个人利益的矛盾。大多数国学家的研究领域、方法及价值取向并无大异，多继承、发扬了清代汉学传统。民初国学的中心在北京，当时纪念戴震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皖学宗师戴震集考据与义理于一身，直接推动乾嘉汉学走向高峰。他在清代颇受宋学家的非议，清末章太炎撰《释戴》篇之后，戴震的学术体系逐渐得到全面的认识和提升。民国初年，戴震成为清代汉学的象征而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192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戴震诞辰二百周年。北京学术界300多人于1924年1月19日假安徽会馆举行纪念会，梁启超、胡适、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等名流发表演讲。他们又以此为契机研究戴震，北大《国学季刊》第五期辟为“戴东原专号”。

除戴震外，钱大昕、高邮王氏、段玉裁等乾嘉诸老均受民初学人推重，研究者逐渐增多。这一现象折射出民初学术界的汉学遗风。20年代，经学史家蒙文通分析民初国学时认为：“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可说是清朝一代的缩影，就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学术的缩影亦无不可。”[1]民初国学研究群体较为庞杂，学术特色也受师承、家学、思想、知识结构及任职机构等因素的影响，仅仅以新、旧分派或南、北地域划分都难免失之简单。综观之，民初北京较有影响的国学群体有“章太炎学派”、“古史辨派”和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些群体学术特色不一，但均传承清代汉学，发扬实证学风。

    传承汉学的“章太炎学派”：民国初年，经学延绵不绝，虽受新文化的冲击，读经的呼声仍不时出现。民初“读经”主张带有保守性，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些言论蕴含的人文忧思和社会关怀仍值得探讨。章太炎是清末古文经学的殿军，又汲取浙东史学注重经世致用、讲求夷夏之辨的传统，成为民初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因辛亥革命的渊源关系，1913年以后，一批章氏弟子及浙江学者陆续入教北大。 “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学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节、林琴南辈，目击刘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已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2]所谓“刘、黄诸后生”是指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章氏门生故旧，他们在文学上提倡六朝骈文，重视《文选》，与桐城派散文家相抗衡，被五四新文化人指责为“文选派”。实际上，“章太炎学派”的学术范围较广，其汉学成就较之文学主张更重要。这里借用“章太炎学派”一词并不专指“太炎门生”，而是指受章氏影响、注重发扬传统汉学的群体，其主要成员在清末是国粹派，五四前后则以《国故》社为核心（以下简称“章派”）。太炎弟子多属这一流派，但也不尽然。有的门生学术思想上与章太炎分道扬镳（如钱玄同成为疑古学者、鲁迅专于新文学），故不再视为该派成员。

“章派”直接传承清代汉学，学术特色之一是崇信古文经学，与文化新潮保持思想距离，以北大《国故》月刊社为学术基地。1919 年“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乃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3]《国故》月刊推刘师培和黄侃为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屠孝寔、林损、陈钟凡等人为“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等人为编辑，于1919年3月出版第一期。这些人学术渊源上多与章太炎及清末《国粹学报》相关。他们思想上与《新潮》、《新青年》不合，又发扬汉学传统，注重考据研究。《国故》第一至第四期刊发的主要学术论著有：刘师培的《毛诗词例举要》、《礼经旧说考略》，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列子伪书考》，吴承仕的《王学杂论》，俞士镇的《夏小正词例举要》，陈钟凡的《诸子通谊》，薛祥绥的《七略疏证》，张煊的《墨子经说新解》等。《国故》月刊所载文章偏于考据训诂，像吴承仕那样阐述阳明学的文章极少。《国故》月刊虽遭新文化冲击而停刊，但1920年以后上述学者多继续在学术上、乃至思想上追随章太炎。

刘师培曾是清末国粹派的主要学者，家传《左传》学，学术上也受章太炎影响，是“章派”古文经学的重镇。刘师培长于汉学，也颇为自负，曾论清儒得失云：“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踰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惟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4]显然，他对嘉庆以降的汉学变迁不无微辞，而以乾嘉汉学传人自命。除研究《左传》外，刘氏《毛诗词例举要》、《毛诗札记》、《尚书源流考》均体现了正统汉学的特征。

此外，太炎高足黄侃“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读《诗》必守毛、郑，治《左氏春秋》必守杜征南，治小学必守许氏”。[5]又如陈汉章早年问学于俞樾、黄以周，以博通经、史之学而受太炎重视。1912年，章太炎、马良、梁启超等人筹办“函夏考文苑”，陈汉章以长于“群经、史”之学而列为成员。[6]陈汉章的《史学通论》在学术上与清代古文经学一脉相承，立足于信古和释古，以至周予同因此认为，“发展期的中国史学实以经古文学为其学术的背景，虽然许多史学家或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或多的、或少的在受着他的支配”。[7]

擅长小学是“章派”另一学术特征。马叙伦说：“文字语言之学，古谓之小学。盖以《周官•保氏》教六书，施之小学得名。” [8]这是校勘、注释古籍的基础，在乾嘉汉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云：“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成大国’了。”[9]章太炎则指出：“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10]乾嘉诸老强调“读书必先识字”，不通文字音韵者很少，有的汉学家如江永、段玉裁、朱骏声等人尤重视小学。

章太炎注重从音韵研探小学的本原，著述甚多。他的《文始》探寻文字的变易、孳乳的脉络，《小学答问》、《新方言》探讨本字借字的流变，《国故论衡》上卷论文字声韵之要义，《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则批评废汉字行拼音的错误。与段玉裁从《说文》出发贯串群经，高邮王氏父子从群经而归宿于《说文》稍有不同，章氏小学传承乾嘉学派而又取近代语言学之长。章太炎说：“夫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11]他注重音韵，贯通形、声、义，由形以定声，由形、声以求义，从而得转注假借之道。

刘师培也深通小学，著有《小学发微》、《正名隅论》、《尔雅虫名今释》等文，阐述“古代音同之字，义即相同”。他又在其《中国文学教科书》及文集中涉及小学，归纳周代及汉、宋各代的训诂学释例。清末民初，刘师培较早注意到小学的社会、文化价值，其《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涉及这些问题。在研究先秦学术时，他认为：“今欲诠明论理（指逻辑学──引注），其惟研覃小学，解字析词，以求古圣正名之旨，庶名理精谊，赖以维持。若小学不名，骤治西儒之名学，吾未见其可也。”[12]在中西学术融合中，他并未忽视传统小学的价值。

马叙伦将小学作为儒家学术传统，著有《六书解例》、《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书。他又以文字学之长研究老庄，著《老子校诂》、《庄子义证》。《老子校诂》4卷（1924年刊）以经训堂傅奕本校勘《老子》，略兼音韵训诂。他以小学为基础，将“校”与“诂”互相印证，并多采前人及晚近日本学者之作，创见较多。他的见解后来多为朱谦之的《老子校释》所汲取。与马叙伦经历类似的黄节也长于文字、训诂之学，曾在《国粹学报》发表《古算名原》等文，从古代政俗文化背景来研究文字。

黄侃学术上与章氏一脉相承，也曾师事刘师培，长于文字学及音韵学，生前发表的论著很少。1936年，中央大学曾编印“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19种，多属小学论著，如《说文略说》、《音略》、《声韵略说》、《声韵通例》、《尔雅略说》等，或考字形，或察字音，能窥训诂学之堂奥。此外，章门弟子吴承仕注重从《说文》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属于《新青年》阵营的“太炎门生”不少，其中钱玄同是造诣较深的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也长于小学，曾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以训诂学为基础，评议诸家学说，寻讨中国文字之原，受到学者重视。

    “章派”的学术特色传及后辈。清末，章太炎偏重《庄子》，作《齐物论释》，自视很高。随后，章门早年弟子刘文典（叔雅）以数十年之功，著《庄子补正》，其考订之精审，时人谓能复先秦庄子之旧，得到陈寅恪等名家推重。黄侃、刘师培重视骈文，好讲六朝文学，研究《文心雕龙》是其学术主题之一。黄侃曾撰《文心雕龙札记》、马叙伦有《文心雕龙黄注补正》。民国初年，青年学者范文澜师从黄侃、刘师培、马叙伦等人，研读儒经及《汉书》、《说文》等书，追崇考据训诂之学。后来，范文澜究心经史，并专于《文心雕龙》研究，于1925年撰成《文心雕龙讲疏》，后来正式出版《文心雕龙注》10卷。该书旁征博引历代典籍和相关注释，对乾嘉学者如刘毓崧、纪昀、钱大昕、阮元等人的论述也有征引，而引用清末以来学者的论述、校注更多，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孙诒让的《札迻》、刘师培的《国学发微》等书，其师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更是该书的主要材料。《文心雕龙注》纠正前人研究的讹误，又阐发新义，持论平正，体现了清代学术主题和实证学风的传承、发展，是民国时期该学术领域的重要成果。

太炎弟子曹聚仁谈到民初国学热时，提到许多人从事国学研究的理由是：“当代有太炎先生这么淹博的国学学者，我们哪可不快去研究？”[13]这反映了章氏国学的巨大感染力。民初一些学者虽不属于“章派”，却受章氏影响。胡适重视汉学传承，自称做《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对于清代学者“最感射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则“最感谢章太炎”。 [14]这种说法包含取悦“太炎门生”的成分，却也反映出胡适学术上继承清代汉学的事实。顾颉刚一度也是章太炎的崇拜者，其考据学风深受古文经学影响。史语所的创始人傅斯年早年好旧学，推崇章太炎，认为研究中国语言的流变和古代社会学，“非借朴学家的精神和方法做不来”。[15]他在接触西方史学之前就深受清代朴学熏陶。30年代初，“章派”在北平文化教育界的影响有所减弱，却仍然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学术流派。1934年，章太炎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出版《制言》半月刊。一时间，本地听讲和外地负笈来学者达500人。章氏国学讲习会成员的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思想学术上也不完全属于“章派”，但有的学者如马宗霍、金毓黻、沈延国等人传承了太炎之学。

转化汉学的“古史辨派”：1926年，顾颉刚编辑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疑古辨伪思潮的高长，“古史辨派”因之得名，成为民国年间的著名学术流派。后世学者对此不乏研究，时过境迁，“古史辨派”的不足和弊病得到进一步认识。人们大抵肯定“古史辨派”的思想意义，而对其学术观点多所批评。《古史辨》作者的学术取向并不一致，疑古程度也有差异，但其领军人物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人注重疑古辨伪，发扬五四精神，思想旨趣基本相同，故周予同称之为“疑古派”史学。[16]在20世纪下半期，学术界否定“古史辨派”的声音不绝于耳。50年代批判胡适的高潮中，“古史辨派”被当作“唯心主义”史学而遭否定。80年代以后，胡适的史学思想得到不少肯定，关于“古史辨派”的正面评价则不多见。

“古史辨派”的一些观点不免偏颇、粗糙，客观上对现代学术文化确有负面影响，但它在学术上也非全无价值。“古史辨派”思想上与“章派”基本对立，两者体现了新与旧、疑古与信古的分野，但学术上仍有共同之处。“古史辨派”的学术来源虽然庞杂，如传统的宋学、胡适的实验主义等，而其传统根柢主要是清代汉学。它既接受晚清今文家的怀疑思想，又运用古文家擅长的考据方法，发扬实证学风。与“章派”直接传衍浙江汉学不同，“古史辨派”的主角早年深受吴、皖汉学的熏陶。他们传承汉学，又汲取五四精神，并援引近代西学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将传统汉学主题和方法转化为现代学术，形成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双重继承与超越，使史学完全摆脱了经学的羁绊。

“古史辨派”兴起于五四新潮之中，胡适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胡适留学西方而推重考据研究，其考据学在形式和思想上受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较多，而学术内容和方法与清代汉学一脉相承。胡适早年受汉学熏染，也受民初考据学氛围的推动。他早年重视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的著作。1917年4月7日的日记开列最重要的“论汉学方法之书”，有段玉裁的《与同志论校书之难》，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通说》（上、下）、《经传释词》，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章炳麟的《国故论衡》。[17]胡适以“先秦名学”为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后来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蔡元培推介此书云：现在治汉学者虽多，胡适则是留学生而“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且“自修‘汉学’，至今不辍”。[18]冯友兰则认为，胡适此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细。短处是，对于文字所表达的义理的了解、体会。”[19]这些说法反映了民初汉学的影响力和蔡元培扶持青年学者的用心，却也说明胡适继承汉学的一面。随着学识的增长，胡适后来对考据学方法的了解更趋全面和深入。他也认识到清代汉学的弱点，而主张借鉴近代科学思维和方法来改造传统汉学。

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注重疑古辨伪，崇尚实验主义，却又发扬了清代汉学的存疑传统和实证学风。胡适的学术思想直接感染了顾颉刚、钱玄同等人。1920年，胡适鼓励从北大毕业、留校工作的顾颉刚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崔述的《考信录》。顾颉刚、钱玄同最初讨论古史的文章均在胡适主办的《读书杂志》发表。《古史辨》第一册以胡适的“询姚际恒著作书”为开篇，《古史辨》第一至六册共收录胡适的文章、信函20多篇，基本上支持顾颉刚的观点及其辨伪工作。胡适有的论文（如列为《古史辨》第四册首篇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为引发相关学术讨论的催化剂。故胡适是“古史辨派”前期的重要成员。30年代以后，胡适转向“信古”，与顾颉刚的学术观点（如关于老子年代）存在分歧，但他是“古史辨派”形成、发展期的推动者。

钱玄同学术上传承章氏小学，长于文字、音韵研究，民初编写了《音韵学讲义》，但学术思想超越了“章派”藩篱。他汲取汉学方法和实证学风，但不像章太炎那样独崇古文经学，而对清代今、古文经学都有所批判与汲取。他在辛亥革命前夕读过刘逢禄、龚自珍、康有为的书，接受今文经学，民国初年又师事今文家崔适。他对今、古文经均有所了解，最终跳出门户，打破“家法”，抽象地发扬传统学术的怀疑精神，既疑今文经，又疑古文经。五四之际，钱玄同参与“文学革命”，又与顾颉刚、胡适一起讨论古史，考辨经、子伪书，自称“疑古玄同”。他对顾颉刚的疑古观点有所启发，并撰文大力支持疑古辨伪研究。正是在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支持下，《古史辨》才得以顺利诞生。

顾颉刚亲自编纂了《古史辨》的第一、二、三、五册，几乎成为“古史辨派”的灵魂和象征。他汲取了五四思想，又深受汉学熏陶。有学者认为，顾颉刚一生学术“全部植根于传统的汉学”。[20]他幼年进了新式学堂，却熟读传统经史文章，也涉猎清人著述，较一般青年更具有旧学根柢。顾颉刚在苏州上小学期间，因病休学两个月，其间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汉魏丛书》自遣，对古书有了初浅印象。16岁那年，祖父教他读《尚书》及《周易》，知道了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民国初年，他更沉迷于清人著作，编成《清代著述考》及《籍望表》等书稿。他说，“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21]顾颉刚后来著《尚书研究》、《书序辨》，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考辨《尚书》真伪。一些学者亦常将其学术研究与乾嘉学派相比较。杨树达便称顾氏的《尚书研究》“精湛处不减阎百诗也”。[22]

 “古史辨派” 推倒一切学术偶像，进一步廓清由正统儒学或今、古文经学造成的重重迷雾，促进了五四思想的深化和学术更新。他们在学术上立足于考辨古史的真伪，顾颉刚的重要创见“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均是这一思路的产物，体现了鲜明的实证学风和科学态度。但是，“古史辨派”的一些观点当时即受到质疑，后来研究证明，他们的一些看法确实矫枉过正。这种局限性，一方面因他们思想上直接受五四新潮的激荡，尤其接受了胡适“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主张，[23]有些著述以大胆的思想代替了细致的学术考证，难免失之偏颇。另一方面，他们疑古辨伪依据的材料仍偏重于书本文字，没有重视清末以来的考古发现。胡适想等到考古学发达以后再利用地下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逐渐发达，修正“古史辨派”的学术观点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也不悖胡适、顾颉刚的学术思路。

综观之，“古史辨派”既有破坏，又有建设。他们试图破坏偶像和伪史，而建设真史。该派的一些论著也不纯属“疑古辨伪”，而是对经、史、诸子予以重新认识和阐释。他们的思想、学术因人而异，甚至与时俱变。不必说胡适的学术观点前后不同，即便是顾颉刚、钱玄同、童书业等疑古最烈者后来也对自己的观点多所修正、补充。30年代以后，顾颉刚深知“建设真史的事比打倒伪史为重要”。[24]他们在民族危机中修改以前的学术观点，试图重建古史和民族文化传统。事实上，《古史辨》的一些论著立足于正面地认识和阐释经、史、诸子等古籍和古史。罗根泽编辑的《古史辨》第四册，收录有关诸子书籍、年代的考证文章，大多主旨不在于“破坏”，而在“建设”。二三十年代一些有创见的学术著作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刘节的《洪范疏证》等均收入《古史辨》之中，这些论著疑古色彩不同，均以实证研究见长。至30年代，“古史辨派”还包括容肇祖、吕思勉、陈梦家、杨宽等一批重视考证和建设古史的学者。冯友兰曾把现代史学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认为这体现了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顾颉刚、钱玄同等人自然属于“疑古派”。但顾颉刚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必？）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25]这说明，“疑古”与“信古”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释古”之中也需有“疑”有“信”，去伪存真。因之，冯友兰的三派与三阶段说颇受质疑。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古辨史派”思想上、学术上不无局限，但它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学术流派，虽重“疑古”，而非“疑古”一词所能概括。近年关于“古辨史派”的功过是非已有不少讨论，仅就学术史脉络来看，它在“章派”之外另辟学术天地，推动了民初学术衍变和繁荣。

融合中西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后来多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资人数不多，以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此外还有讲师李济，主任吴宓。他们不像“章派”显赫一时，又不如“古史辨派”来势凶猛。创办者本想请章太炎任研究院导师，未能实现。清华的几位导师早年治学不以汉学见长，可谓兼通汉、宋，均有深厚的西学素养。他们像“章派”一样置重中国文化和汉学传统，但不泥古盲崇；他们像“古史辨派”一样重视汲取西学，但排斥西化和疑古倾向，故被看作会通古今中西的学者。梁启超、王国维在20年代明显转重考据，陈寅恪、李济长于考史或考古，汉学色彩增强。吴宓说：“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26]吴宓虽强调汲取欧美“汉学”经验，研究方法立异于其他机构，但实际上与其他机构并无大异，均传承清代汉学。当然，他们较之“章派”及“古史辨派”更重视地下考古，运用考古成果。

清华国学研究院三位导师王、梁、陈均偏重史学。“古史辨派”拆散、解构了中国古代史，王国维等人则以新材料、新思路重建古史。作为“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早年治学重在阐发思想，推动史学变革，晚年则偏重于校注、考证，转入专门研究。如墨学研究，梁氏早年撰《墨学微》，偏重于阐述思想，晚年则著《墨经校释》，偏于考释文字。梁氏的佛学研究、对《庄子》及辛弃疾等文学人物的研究都经历类似转变。钱玄同曾在30年代云： “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太炎）、刘（师培）诸公在距今前二十至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27]他这里将所谓梁启超在“国学”方面的“进步”，归入章太炎、刘师培相类似的学术“发明”中，显然是侧重于考据研究，实际上反映了梁氏及王国维晚年的学术转向。

经历了史学变革和科学思潮的洗礼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探索、总结史学方法的年代。梁启超、胡适、陈垣、陈寅恪，均在专著、论文中涉及历史研究方法。与胡适、陈寅恪以西学为参照而论方法不同，梁启超、陈垣重视从古代史籍和事实来归纳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方法。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的课程除了中国文化史、交通史、诸子、佛学史之外，主要是“历史研究法”。他于1921年至1922年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既汲取近代史学观念，又尊重传统史学方法，全书讲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别择占了一半以上篇幅。1926年至1927年，他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虽不无西方观念的痕迹，而研究、总结的史学方法基本源于传统。书中所述各种专史的做法均以传统史学为素材，而关于史家德、学、识、才的思想则主要阐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观点。 

梁启超治学不以考据见长，却重视总结古代史家的考证方法。他认为：“我们可以说史学的始祖是司马迁，辨伪学的始祖也是司马迁。”[28]1927年上半年，梁启超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记录。全书分总论和分论二卷，“总论共有五章，第一章讲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第二章讲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附带讲年代错乱的原因，第三章讲辨伪学的发达，第四章讲辨伪及考证年代的方法，第五章讲伪书的分别评价”。[29]分论则对两汉以前的经、子书如《易》、《尚书》、《诗》、《三礼》及《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古书的真伪、年代有所辨析。他总结的辨伪方法不无可议之处，却体现了对考辨古籍的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对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尽，影响很大。

王国维是新考据史学的巨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对王国维礼让有加，固然与其为人谦逊有关，却也体现了王氏的学术地位。在20年代，资格较老而又兼通中西的著名学者中，只有梁启超、王国维可以比肩，而王国维对于三代历史的专门研究显然非梁启超可及。王国维身后，中外学者无论新旧，对其学术无不推崇备至。后来有学者将王国维及其清华弟子称为“王派”，以与民初北京学术界的“章（太炎）派”、“胡（适）派”相对，这并非毫无根据。但王国维治学较重博通，缺乏章太炎那样的学派意识，而且清华弟子也不在王国维一人门下，故就开宗立派的意义来说，王不及章。

王国维早年治学较重义理，尤其是西方哲学，晚年则转重考据，在殷周制度史、西北史地和宋元戏曲史等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王国维长于以文字、声韵考证古代制度文物，系统地读过戴震、钱大昕、汪中、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著作，接受其学术熏染。据罗振玉及王国维自称，其训诂名物、考订古器物之学，继承了程瑶田等人的路数。[30]王国维又说：“平生于小学最服膺懋堂先生，以为许洨长后一人也。”[31]王氏弟子吴其昌认为：“先师之学，于清儒中以程易畴、刘端临、吴清卿、孙仲容四人为近。” [32] “与程易畴则性质、方法、目的、态度全似，而所见实较让堂为广。与吴清卿则性质、方法有部分之似，而其他学问似非愙斋所可望。与刘端临则说经甚近，而目的不同。与孙仲容则古籀文字之部极近，而互有精专；籀庼不治西北地理，而先生亦不治诸子学也。”[33]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王国维开出的普通课程有“古史新证”、“说文学习”、《尚书》和《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指导学员的专题研究包括经学（《书》、《礼》、《诗》学）、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金石学和中国文学。[34]显然，这类学术训练与清儒的汉学并无大异。

清华学者的另一学术特征是重视运用考古发现、甲骨金石文字以重释古史。李济是留学归来的考古学家，学术重心不在古史和古籍，但促进了研究者认识、重视“地下之实物”，后来他对殷墟和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推动了古史研究。王国维发扬乾嘉汉学传统，而学术视野、知识结构更具近代性，故能超越清儒。他服膺于段玉裁、高邮王氏的文字学，还从契文、古籀等文字着手而研究《说文》，多有创见。他又引用甲骨文、金石文字及敦煌残卷等新史料考释文字。他归纳联绵字，补正谐声谱，并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作释例，较之乾嘉诸老及“章派” 均有新意。对此，著名学者蔡尚思曾有比较：“当时的学术界尤其是文字学方面，几乎形成以章太炎为首的纯书本的古文字学与以王国维为首的以书本和甲骨相结合的古文字学两大派。……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王国维更是第一人。就此一点而论，王派确实高于章派。”[35]

在文字学方面，王国维与“章派”的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照，而在考证古史方面，王国维又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形成反差。他不仅立足于建立古史，且认识到“殷虚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36]成为将甲骨学引入史学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考释古文字、音韵、古器物，绝大多数是为了考史、证史或释史，他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征文》和《古史新证》不仅继承清代汉学传统，而且汲取清末以来的甲骨学、金石学成果。

这些考释中，王国维的史学重心是殷周制度史。他阐明殷、周的典章制度各不相同，自成系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于是周之代殷，不仅为朝代更替，而且是制度、文化的大变革。[37]王国维从东西两大文化系统来考察殷、周之间的差异，颇具卓识。后来傅斯年影响巨大的《夷夏东西说》实际上采纳、阐发了王国维的看法。王国维的古史考证并不完全准确，有些考证过于依赖文字学和音韵学，难得后来专家的认可，有时史实也有讹误，但他这方面显然超越了同时代而不信甲骨文的章太炎。当然，章、王之间也是同异互见。钱基博曾云：“竺古同，而所以竺古之具则异，罗振玉、王国维之于章炳麟是也。稽古同，而所以稽古之情则异，胡适辈之于章炳麟是也。斯又可以觇别流也。然而，是必求以实事，论切忌于凿空，斯则三家者之所不同而同者也。”[38]三类学者均以考证方法研究古史、古学，而学术途径及对古学的态度却有差异。

陈寅恪长期留学欧美，精通异国殊文及历史文化，但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仍在中国史方面。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受过王国维学术的感染，两人的学术风格相近，均兼采汉、宋而较偏重汉学。就表层看，陈寅恪治学较重义理，又有学术个性和思想追求。他推崇宋人司马光、欧阳修的史学，故有论者认为陈氏史学思想主要源于宋代。陈寅恪的学术重心是隋、唐史，所撰著述较之乾嘉汉学更有思想性，但他提倡“讲宋学、做汉学”，一定程度也是汉学传人。他早年阅读了《皇清经解》及《皇清经解续编》的一些著作，后来治学也一直注重字求正解、文寻确诂。他的某些著作如《元白诗笺证稿》便具有汉学特征，在形式上与清人注诗并无不同。他总结王国维治学的“二重证据”法，所谓注重“取地下之实物”、“取异族之故书”和“取外来之观念”为证据，也体现其本人的学术特色。他很少使用金石、甲骨文字，却注重异国殊文。陈寅恪对异国殊文的比勘、深厚的诗学功底与王国维以甲骨金石文字证史和戏曲史特长十分相似。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开设的“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研究”、“蒙古、满文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均带有考据学特征。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时很短，不像“章派”那样与反清革命背景直接相关，缺少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王国维、陈寅恪更是带有遗民心态的单纯学者。但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学术研究为职志，传承汉学遗风，成绩引人注目。[39]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所作论文，王国维指导16人，梁启超指导14人，李济、陈寅恪各指导1人。这些论文多属于历史考证学，如王庸的《陆象山学术》、《四海通考》，王镜第的《书院通征》，吴其昌的《宋代天文地理金石算学》、《朱子著述考》，杜百钢的《周秦经学考》，汪吟龙的《文中子考信录》，姚名达的《邵念鲁年谱》，何士骥的《部曲考》，余永梁的《殷墟文字考》等。[40]有的青年学者还专研清代汉学家，为其编纂年谱，辑补文集，传承、阐扬清代汉学。于省吾评价刘盼遂辑纂的段玉裁及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文集云：“刘君盼遂尝以所著《文字音韵学论丛》及《论衡校笺》二书诒余，余受而读之，羡其深于斠雠考据之学，其矜慎明确，饶有乾嘉诸老之遗风。”[41]梁、王弟子中，刘节撰写的《洪范疏证》，认为《今文尚书》中的《洪范》一篇作于战国之末，又对其中字义详为疏释，时有精义，受到民初学者的重视。其后，清华以哲学家和文学家众多而享誉学界，也不乏兼事考据研究的学者。如文学家闻一多著《庄子内篇校释》，重视以义校字，阐发文义，不乏创见。他又撰《周易义证类纂》，以训诂考释《易》义，也有新解。1928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这是现代学术建立的重要标志。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与自然科学等同看待，强调“此虽旧域，其命维新”，不再做“抱残守缺”的国学。但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以及清华毕业的学者冯友兰、徐中舒等人成为史语所的中坚力量。

在上述国学群体之外，稍后也出现了一些难以归派的考据家，如辅仁大学的陈垣、余嘉锡。陈垣是继王国维而起的考史大家，学无师承，早年学医，曾撰写一些医学史文章，民国初年从事中学教育，任国会众议员，学术上专心研读《四库全书》。自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以后，陈垣逐渐引起学界注意。至20年代，他相继发表一些论文，并于1925与马相伯、英敛之一起创办辅仁大学，逐渐成为考据学名家和北平学术界的领军人物。陈垣偏重考据学，认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42]他注重窄而深的研究，以考据学缜密而受国内外学术界推重。他虽借鉴国外学术经验，却不像王国维兼采英、日文著述，也不像陈寅恪援引域外殊文。因此，后人说他纯粹依靠“土法土料”进行研究。

陈垣推崇清代汉学，尤其服膺考史家钱大昕，两人史学风格也相似。民国深受钱大昕影响的学者有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人，而以陈垣为最。陈寅恪说他“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43]陈垣传承清代汉学，而学术渊源不限于钱大昕。陈垣的校勘学主要发扬乾嘉学者的对校法，注重版本异同；他的史源学深受钱大昕、崔述等人溯源考证法影响；而其史讳学则是对传统史学的归纳和总结。陈垣传承乾嘉汉学，而青胜于蓝，研究领域有所扩展，研究方法更趋完善。

在考史方面，陈垣较之王国维窄而专（偏重宗教史），时段也限于唐宋以后，尤重元代，似不如王国维博通。但陈垣的专门研究仍具有开拓性，又注重总结传统学术方法，学术上更显严谨而系统。他的主要著作《元也里可温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篇深化了宗教史考证，《校勘学释例》总结清儒经验而进一步科学化，《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西回史日历》等推动了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考据研究，《史讳举例》分析、总结中国独特的避讳现象，开辟了考据学的新领域。30年代以后，陈垣弟子渐多，成为一代宗师。

与陈垣学术相似的余嘉锡是目录学、古文献学家，没有师承，却有一定的家学基础。他幼承家教，早年随父亲（光绪进士）读《五经》、《楚辞》、《文选》、《四史》、《通鉴》等书，后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年17，始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有所疑，则发箧陈书考证之”，自称“此余从事《提要》辨证之始也”。“如此三十余年，积稿至二十余册”。[44]年18（光绪二十七年）中乡试举人，主考为柯劭忞。民国初年，余嘉锡尚默默无闻，终日伏案读书，作《四库提要辨证》（后集为24卷）。该书博引群书，考订精详而不轻发议论，引起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注意。陈、余均有家学渊源，又主要依靠自学成才，早年治学均从《书目答问》、《四库提要》入手，注重考据，路径几乎一样。1931年以后，余嘉锡受陈垣聘请，任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直至1949年。其间，他专注学问，著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书，传承清代汉学遗风而有所发展。陈垣认为，余嘉锡“博览群籍，为文取精用宏，非清代目录学家之专治版本校勘者所能及”。[45]余嘉锡治学受到陈垣的扶持、奖掖，学术思想上也相互影响，两人治学领域有同有异。他们重视归纳、总结考证古书的“通例”，试图对乾嘉汉学有所发展，但陈垣偏重于史学、尤其是宗教史，而余嘉锡长于目录学和古代文学史。

在时代变迁和中西融合潮流中，民国学者的学术观念和思想意识已有所变化，学者之间亦各有差异，但均一定程度上继承、发扬了清代汉学传统，传承实证学风。虽然民国初年学术新潮不断，一些青年学者被推上各种潮头，但像章太炎、陈垣等延续乾嘉遗风的学者并不少，或许人数还超过趋新的学者。这揭示了清代汉学与现代学术的重要关联，也凸显了清代汉学传统的现代价值。

                   附录：清末民初主要民间国学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