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斯年留学德国期间“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一类想法，必获得更深的加 强。在当时德国历史学界，种族史始终是热门的一支，譬如与傅氏同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也 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以“种族—文化”为主轴来诠释历史变动的现象。陈寅恪治史时重“种族 —文化”之特色早已有人指出30，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句即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 异”一语，然后说“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 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故他说要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是皇室之氏族 问题，“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31。至于《隋唐制度渊 源略论稿》中提出隋唐制度的三种来 源，也是从“种族—文化”着眼。32傅斯年在欧 洲的六、七年间，对欧洲历史作过广泛的阅读，在傅氏的古史论文中，随处可见这方面的痕 迹，如《大东小东说》中提到大哥里西、哥里西、大不列颠、小不列颠，近于罗马本土者为 小，远于罗马本土者为大，如《论所谓五等爵》之得到欧洲封建时代爵制之启发。他尤其注 意欧洲史中的种族问题，如《周东封与殷遗民》(1934)：

　　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帝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 人，故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 、意大利西南部三大岛，以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 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遗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3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种族方面的观点，他还受到巴克(Thomas Buckle)《英国文化史》(A Hist 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中地理史观的影响，一度想将这本书译成中文，足见其 重视之一斑34。

　　综而言之，傅氏在民国十五年冬回 到中国时，心中必怀抱着“种族”及“地理”两种观点。他从欧洲运回来的藏书中便有不少 这两类的书。正由于他关心种族史问题，所以他个人的研究工作会以民族与古代中国为主题 ，而且可以说这是他所有关于古代史著作的总纲；而史语所工作之计划与布置，亦与这个主 题密切相关，如史禄国等人之体质人类学调查，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等，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古 代民族的问题。

　　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后，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也是“种族—地理”方面的研究。在他为 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所作的跋中说：

　　十六年八月，始于上海买王静庵君之《观堂集林》读书，知国内以族类及地理分别之历史的 研究，已有如鬼方犭严狁考等之丰长发展者。35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在背景不同的人读来，有相当不同的发挥。譬如郭沫若在1930年 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那是时会使然，即经济状况已发展到另一阶段，自 不能不有新兴的制度逐渐出现，并认为是由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变化。36

　　然而，王国维比较殷周制度异同，并以地理的观点 将殷周加以东西二分的文章，在心中怀抱着“种族—地理”观点的傅斯年看来，意义却不一 样。文化上如此剧烈的变化，显然与“民族”代兴有关。这不是王氏原有的观点。因为在这 方面，王国维仍持守传统的看法，主张“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案：《世本》、 《帝系姓》皆以殷周同出帝喾以后。)但在后人读来，颇觉殷周文化 差异如果以民族代兴去解释，似乎更为合理。所以王国维将直线的切开平铺，而傅斯年又以 种族观点将它们划分成两个集团，所以傅氏会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之上批以“此盖民族代兴之故”。

　　徐中舒显然也是从其师《殷周制度论》读出王国维意想不到的结论。徐氏在1927年所写 的《从古书推测之殷周民族》中反驳其师殷周皆出帝喾之说，认为：

　　殷周之际，我国民族之分布，实经一度极剧之变迁，其关系后世，至为重要。历史非但不载 其事，又从而湮晦其迹，使我国古代史上因果之关系全失真相。37

　　他由几个方面证明殷周非同种民族，譬如说：

　　今由载籍及古文字，说明殷周非同种族，约有四证。一曰由周人称殷为夷证之……二曰由周 人称殷为戎证之……38

　　徐中舒所引材料中尤有《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能，言语 不达”一条，说明周人之语言文字其初是否与中国相同，实属疑问。39

　　徐氏强调殷周非但不是同一种族，而且两者之间有激烈的冲突，他说牧野之战实 系两民族存亡之争，后来周人将这个事实掩盖起来，而儒家又以吊民伐罪为解释之，于是东 西两民族盛衰变迁之迹遂无闻焉。

　　傅斯年以“民族代兴”的观点来理解殷周之间剧烈的变化，深化了他原有的周人在西、殷人 在东的观点，成为他后来的古史方面的几篇杰作，尤其是《“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 周东封与殷遗民》及《夷夏东西说》的一个基本论点。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傅 斯年一再强调殷周种姓不同，认为“《诗》《书》上明明白白记出他们的种姓、地理、建置 、各项差别的。”40

　　在《夷夏东西说 》中傅斯年又说从地理上看，三代及近于三代前期，有着东、西二个系统：

　　历史凭藉地理而生……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 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41

　　他说东西对峙史即三代史：

　　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 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42

　　至传统一元式的古史是像希腊“全神堂”，本是多元，却被硬凑成一个大系统：

　　《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 族和不同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庭中。“元首股肱”， 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 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43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轻率地认为《夷夏东西说》是《殷周制度论》单纯的延续。事实上在《 夷夏东西说》中，直接称引王国维的 地方只有寥寥几处，44

　　而且，《夷夏东西说》的许多观点还与王氏明显不同。譬如王国维说夏在东而傅斯年说夏在西 ，王国维很少说及夷，而傅文中考论东夷的部分相当之多，然而，在原始的精神上，我们仍 可以在这两篇文字之间发现一些微妙的连系。

　　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关系当然还不止于此。

　　傅斯年早年有疑古倾向，但他后来不满意于怀疑古史，并主张重建古史。促成其转变的，当 然是史语所殷墟考古的成果，不过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文字也 发挥了影响。在1930年所写《“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他说：

　　即以《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 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虚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 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 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45

　　他接着推论说，《殷本纪》之世系虽有小误，但是“由文字传写而生，不由虚造。既不妄于 《殷本纪》，何至妄于楚世家?”46

　　足证《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 考》及《续考》两篇文字增强了他对古代文献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出版的《性 命古训辩证》中，也有一段显然与前引有关的话，认为夏代可信：

　　即以殷商史料言之，便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 殷文化甚低”、“当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伪造”等等 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而 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 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为例，设定其必为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是演进至如何 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 最重要的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47

　　他从出土的殷商遗物中推论其“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高甚久之背景可知 也。”48

这个态度与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上所说的，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颇为相近。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