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兵：“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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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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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5年第20157期 第94-113页
内容提要：
今人习以为常的“华南”区域概念，始于1895年，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相应地日本方面的南清之说，也被译成华南。民国时期，因为地域差异和政治分裂，体育界采取分区方式组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南为分区之一。国民政府统一后，分大区进行的模式被其他社会活动乃至政府组织所仿效，华南的用法日渐扩张。而日本实行南进政策以及国民政府加强珠江流域各省的建设，使得华南的指称更加流行。不过，华南一词的使用虽然逐渐增多，其涵义却有广狭两种，广义即南华，指中国南方或南中国，狭义指以珠江流域为主的若干省份。而且狭义不仅所指省份因人而异，还与西南、中南等概念混用，尚未专有特定。华南指称的晚出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动不居，提示区域研究应自觉分区概念的形成演化与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履。
关 键 词：华南/区域研究/教会/日本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作为方便名词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作为关键概念使用则应当十分慎重，以免任意增减而害意。历史上指称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名词，或是名词虽然相同，由不同主体使用或在不同语境之下却意涵各异，受到内外各种要素转移变化的影响，才逐渐演化以致约定俗成。如果不顾演化的历史，用一时的约定俗成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名词集于一线，则难免似是而非。有鉴于此，不宜用概念连缀历史，而要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二者的取径做法看似相仿，实则迥异。前者先入为主，以今人说古事论古意，无论如何旁征博引，心中先验的一是已经认定，对于史事的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只能看朱成碧，与本事本意相比照，难免捉襟见肘；后者则由梳理错综复杂的千头万绪寻出线索，呈现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所论必先探知领悟前人本意及前事本相，进而知其所以然。由是可以避免此类研究中称引前人所言，实际上不过是发挥己意的通病。
1923年，梁启超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符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1]经过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梁启超所告诫世人的毛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成为普遍化的常态。使用大区概念研究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便是典型事例，值得顺时序检讨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以“华南”为例，以《申报》为脉络，辅以相关资料，即可窥见一斑乃至大体。
一、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综合今日较为正式的各种通行说法，华南的概念包括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两种涵义。就自然地理而言，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中国南方”，地理上指秦岭一淮河一线以南中国的广大区域。这种区分包括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自然条件，南方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热带季风气候，以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古时以水路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狭义的华南则特指“岭南”，即“五岭以南”。而广义的华南地区除广东、广西外，包括福建中南部、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以及江西省、湖南省部分位于五岭以南的州县，如衡阳、永州、郴州。就行政区划而言，民间的“华南地区”说法多样，涵盖各异，官方的规定也屡有变更。据称民国时代有的教科书将华南的范围定义为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以及海南省和香港、澳门。而依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定义，狭义的“华南”通常只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以及香港、澳门。或认为广义的行政区划包括台湾省，海南省全部，福建省东南部，广东和广西，乃至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
上述各种说法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显示“华南”概念的变动不居，虽有约定俗成，却并非大同小异。而且不少说法本身就是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例如声称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指中国南方，似乎古代已经存在华南的概念并具有明确指向，这显然并非事实。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行政区划，华南都是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而非古代已有华南的特指。换言之，今日被人们叫作华南的各个地方虽然古已有之，但古代却没有用“华南”一词来专门指称。所谓广义的华南指中国南方，似是而非，很容易误导众生。
晚清以前，没有作为特定专有地域指称的华南之说。华南一词的出现，目前查到较早的为189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辑》，由“东莞王炳耀煜初辑”，其中提及：“西四月二十六号伦敦特报日：中日议和，据电报所传，内有数条于欧洲颇多关涉。……日本在中国之北，既得旅顺口、威海卫以扼守京邸之海门，又在华南踞守台湾、澎湖以中梗欧华通商之孔道，是不啻双手合抱中国，而屏各国之人为门外汉也。各国能不亟起阻挠，以免日后之大损哉！”[2]《甲午中日战辑》的编著者名王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于东莞县官涌乡，是中国礼贤会第一位传道人王元深的长子。王元深是信义宗礼贤会的牧师，妻子早逝，便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德国籍牧师叶纳青(Ferdinand Genahr)，让他们在叶牧师于惠州所办的传道学校读书。经过一番周折，开始不好学的王炳耀感悟到生活的艰辛，立志读书上进，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866年为传教士，后被聘为香港信义宗巴陵会育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济会参加礼拜，听王炳耀讲道。后王炳耀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诫鸦片社。1902年病逝。
王炳耀之外，王元深的另一子王谦如也是香港的名牧。王炳耀和王谦如子女众多，王炳耀有子女十人；王谦如有子女九人，王家成为19世纪香港有名于时的信仰基督教大家族。王氏子女在香港接受西学教育，又受到教会风气的熏陶，皆能成材成器，以王炳耀的六个儿子最为显赫。七男王宠贤童年早逝，王宠勋、王宠光、王宠佑、王宠惠、王宠庆、王宠益均学有所成。六男之中只有长子王宠勋没有到外国留学，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任教。其余五兄弟均留学英、美。四子王宠惠为法学博士，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
王家的背景显示，华南之说的出现，当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华南一词只是偶尔用之，而且基本都出自外国或来华外籍人士。如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申报》第9415号的《胶湾政策》，根据伦敦来信引述德国某官拟就呈诸议院的振兴胶州湾诸策，其中提及“青岛为作客华南之诸西人避暑处，若有欲设山东全省筑路开矿公司者，必设在德界之内，所定章程务期与德律无悖。此后倘再辟一新疆，德律即随之而往。惟有关于华事者，则华律或可相辅而行云”。
晚清使用华南一词的情形并不常见，而且所指很可能只是中国南部的简称，未必如今日专指南方的某些特定地区。进入民国，华南的指称逐渐增多，其中一部分与日本有关。如日商在上海设有华南洋行、华南银行。[3]日系航运公司所辟航路也分成华北、华南各线。1923年10月，“日本福冈县教育会所发起之华南教育视察团谷甚藏等二十一名已于前日抵沪，当日在沪视察日本小学校、公济医院等处，旋赴杭州观潮，预定今日回沪，续赴苏州、镇江、南京各处视察，十日回国。据该团长谷甚藏言：该视察团之目的，在视察中国之教育设施、教育方针与状况，及为教育背境之名胜等。又据该团员武藤直治言：此行意在分科调查中国并日侨之教育状态、人情风俗、各国之殖民地政策及各国之产业(工业及农业)等，调查结果将择要发表。又该团系福冈县各中小学校长等所组织。”[4]该团考察的范围在长江下游的江浙，所谓华南，显然与今有别。况且就日语本身而言，晚清一般称为南清，民国以后则称为南支，很少直接使用华南。出现在《申报》上的报道，当是翻译使然。
除了日系商企，中国也有一些公司、工厂、学校冠以华南之名，如上海的华南电气公司、华南机器厂以及福州的华南大学。[5]1922年，同济毕业工程师舒震东、龚积成、赵际昌等联合上海中外著名工程师组织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专计划一切大小工程，其中分机械、土木、建筑等部，事务所暂设闸北宝山路鸿与坊华兴里八十九号，已于日昨开成立大会。闻该所与上海之中西、广东之华南、及北京之华北各工程事务所均已接洽妥协，对于工程上互相提携，将来该所于我国工业前途，裨益谅非浅鲜也。”[6]这些名称及其分布显示，首先，华南仍与外洋有关；其次，意涵所指与今有别，但也出现特指广东等具体地方的情形；其三，使用华南的地域不限于一处。如位于上海的华南影戏公司、华南印书社、华南烟草公司、华南旅馆、华南国货公司、华南农场，复旦大学还有一支华南篮球队。所指既有对南方特定地区的专称，也可能是笼统包括南中国的泛指。
民初对于华南一词的使用影响最大的，当属远东运动会。该项赛事由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发起。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八届改为三年，最后两届为四年一次。1920年，组织赛事的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并更名为远东体育协会。中国参加了历届远东运动会，直至1934年因为日本坚持把“满洲国”拉入，中国强烈抗议并退出，远东体育协会因而解体，远东运动会随之消亡。
参加运动会的重要准备是选拔运动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别显著，缺乏统一组织，而且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所以遴选事宜采取分片进行的办法。1919年5月，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为期一周，“我国此次遴选与赛员，分华南、华北两部。兹悉北部与赛员四十人，于上月二十八号出京，带同职员五人，乘津浦车南下，已于昨(一号)晨抵沪，由四川路青年会招待一切，定本星期日乘‘哥伦比亚号’轮船出发。本埠与往者有南洋公学李大星等九人，青年会朱镇庚一人。”[7]这里的华南、华北，显然是南北中国的简称。
1921年5月，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各项参赛选手分片产生，分别组成四支队伍，“中国选手号数自三百号起，分华东(东方八大学)、华南(福建、广东等处)、华北(东三省、直隶等处)、华中(湖北等处)四部分。”[8]如足球、篮球等，均分区组队参赛。5月26日晚7时，“远东运动会总干事葛莱博士在西藏路一品香欢迎各处运动员及各队领袖，除华东外，华南、华北、华中各队员皆到会。葛博士并致勉辞，略谓：此次远东运动会，已费六个月之预备，以有今日之成功，吾辈兴致愈接愈近。数日之后，即将举行。诸位运动员此次由各处来申，平素相隔千余里之遥，声气虽通，见面殊难。今日相聚一堂，正可藉此握手联欢。遂请在座各组如华北、华南、华中依次起立，华北到者十人，华中五人，华南四十四人。”[9]南北东中的划分，尽管仍与今日习惯不同，已经显出后来大区分界的端倪。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依然分区组队，但减少了华中区，而且要先由各区进行预赛来决定哪支队伍代表本区参赛。即是由一区之内的强队代表该区出赛，而不是挑选出该区的强手共同组队。如“华北、华东、华南篮球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最后预赛时，华东一队业经运动会竞赛委员决定，由约翰篮球队代表。目下代表华南之广州队业已到沪，而华北大约于星期日晚间来沪，至迟不逾星期一。其比赛程序，星期一由华东与华南为第一次比赛，星期三由第一次负者与华北为第二次比赛，星期五由第二次胜者与第一次胜者赛。是故第一次比赛之负者倘能于第二次之获胜，则于星期五仍有比赛机会”。[10]
由于分区组队和关注赛事等因缘，1921年和1923年远东运动会期间，成为报馆频繁使用华南一词最为集中的时段。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的比赛成绩很差，引起体育界和关注体育事业的各方人士的深刻反省，设法努力改进。“自中国在远东运动会失败后，国内各界人士均致慨于中国无体育机关，以为积极提倡运动，及将来加入远东运动会之准备。兹有唐少川、熊长卿、卢炜昌等发起组织中华体育协会，筹备以来，已将匝月，各方对之均表赞同。昨日唐君等八人联名致函国内体育界及各名流，定于明日(星期六)下午二时起，假座四马路岭南楼召集发起人会议，讨论进行方针并附去拟就之宣言草章。”会议宣言对于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五届失败，尤其以第六届成绩为历来最差，“大家都以为这是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奇耻大辱。远东选手及领袖回国后，曾于六月六日在《时报》馆开过一次讨论会，列席的选手领袖有华北杜连科代表张德平、华南刘福基、华中杜荣棠、华东沈嗣良，女子选手领袖高梓女士及其他热心体育人士。”会议讨论结果，“对于组织体育机关一事都认为急不容缓之举，因为有了这个机关，可以请求政府的赞助，引起社会的注视，叫一般选手平时有联络的机会和充分的准备。”[11]
1923年7月7日，中华体育协会召集人会议假座岭南楼如期举行，到者30余人。“首由戈公振起立致词，略谓此次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论者早知无优胜之望，良以中国平时既无体育机关，又乏相当准备。迨失败归来，各方均极愤懑，欲从根本上所建设，曾举行一讨论会，当时决定先从华东方面组织一体育会，然后与华南、华北、华中各体育会组成全国体育会。后唐少川、熊长卿君提议先组全国协会，再组各处分会，并拟在中国各部建筑大规模之运动场，其经费则在国内外募集。各方对此提议表同情者颇多，故有今日之会。请诸君共同讨论一具体进行方法云云。”相继演说者对于组织中华体育协会均一致赞同，议决用中华体育协会名义联络华南、华北、华东、华中各体育会，定期举行成立大会，并拟暂假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为临时筹备处，“当举出唐少川、马子贞、沈信卿、郝伯阳、卢炜昌等二十人为筹备委员，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侯可九、裴国雄、马西民七人为筹备会执行委员。”[12]
第三次全国运动大会于19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武昌举行，对于参赛费和奖额作出新的规定，所有参赛者必须缴纳参赛费，团体每队3元，个人参赛第一项1元，以后每项半元。奖项则设(甲)全国个人或团体奖；(乙)省奖；(丙)区奖等三类，后两类以占优胜数多寡计算，区奖还须依照下列分配标准：1.满州；2.华北(直、鲁、晋、豫)；3.华西(陕、鄂、湘、川)；4.华东(苏、浙、赣、皖)；5.华南(闽、桂、粤、贵、滇、香港)。各项运动非有两区加入与赛者概不给奖。[13]除华南、华西外，这样的区域划分与现在已是大同小异。
可是，上述通告是由设于上海的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代发，一周后，从武昌发出的第二号通告，将区奖的区域划分更正为(甲)华北；(乙)华南；(丙)华东；(丁)华中；(戊)华西。[14]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分区去掉了满洲，增加了华中。这样的调整，势必相应地影响到华南的涵盖。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历届全国运动会均按分区组队或竞胜的方法进行，华南概念的使用在这一领域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所指比较明确稳定，与现在的华南范围大体吻合。1924年6月，江苏省教育会附设的体育研究会经过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洗礼比较，鉴于中国体育事业分区建设，“华北组织较为完全，成立已逾十载，华中、华南亦已组织，刻尚力求完备，瞬息当有可观。惟我华东尚无正式机关，率以东八大学代表之，偏而不全，至以为憾。同人佥以江浙乃东南重镇，提倡体育最早之区，未观厥成，徒落人后。果能乘此时机，群策群力，联合两省体育机关组成华东运动团体，克期成立，犹为未晚，于国内既足以表示有系统之组织，于国外且可以表彰我开体之情神，影响所及，关系匪轻”，发起组织华东运动会，通函江浙各体育团体，并发表缘起，准备与其他各区争胜。[15]是年11月，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致函各体育机关及各校校长，明确提到武昌举行的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各省区大都有团体之组织，“黄河流域诸省有华北运动会，长江中流诸省有华中运动会，沿珠江诸省有华南运动会，独江浙两省尚无联合团体。”呼吁继江苏之后，召开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16]
其他方面受体育运动会分区的影响，有的也按东西南北中分区组织。如1926年4月江苏童子军联合会董事李启藩、江苏省童子军总教练章君畴致函英国庚款委员长威灵顿爵士，请拨庚款一部分作为发展中国童子军事业的经费，其简章计划之一，就是“于华中、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各地分设童子军分会，以促进各区童子军事业，使全国事业平均发达与进步”。[17]这里的华南，所指大体如今。1925年，上海有人特为华南学生设立宿舍招租，美其名曰：“本宿舍主人鉴华南数省留沪学子日多，寒暑假期无适宜居住，特设一华南寄宿舍于爱多亚路五福里(即嘉应学生会旧址)，地处交通，招待周到，价格克已，实非沪上各宿舍所能及。现寒假将届，本宿舍尚有余榻，凡各学子其盍兴乎来。”[18]
早在191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更名为中华教育会时，就将全国分为八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为第一区，山东、河南为第二区，浙江、江苏、安徽为第三区，湖北、湖南、江西为第四区，四川、云南、贵州为第五区，福建为第六区，广东、广西为第七区，东三省为第八区。[19]到1915年，演变成8个地方教育分会。1925年，分区增加到10个，各区涵盖的地方则有所变更，“或以一省为区，或联合数省为区。合各区面积而言，除甘肃、新疆、云南附属于他区外，已可包括中华本部。”10区名称依次为：华东；华南；华西；华中；直隶、山西；福建；毗豫；湖南；东三省；山东。[20]
总体而言，北京政府时期无论官方还是社会各界，使用华南集合概念的相对较少，而且内涵外延均不固定。其中将华南与华北相对的概念较为普遍。1924年，沪西绅商张国珍、李及贤等发起华南农场，开幕式演说提出中国以农为本，“淮南子以东南神州为农土，则江苏尤为宜农之地。惟社会上墨守成规，对于农学，弃置不讲，以致进步甚迟。此次同志组织华南农场，于试验之外，并愿在地方上尽劝导之意。开办伊始，请各界人士随时指教，以匡不逮，并望同人尽力经营，无负到会诸君之盛意。鄙人前与同志发起华北大学时之情形，与本场现状相似。今华北已扩充校舍，开**，而华南方呱呱堕地，华北犹兄，华南犹弟，希望小弟努力前进，追随老兄。”[21]谈到地理和交通，则以美国的山脉为横断，“吾国的大山，都是由西而东的纵断山脉，所以华南和华北的人民，常常隔膜着，因此语言、风俗、习惯、思想以及其他一切，双方不易融洽。”主张效法美国，以道路建筑为发展实业便利交通的利器。[22]这两处的华南、华北，都是南华、北华即南北中国的变相。
有时华南的概念使用起来似乎广狭兼有，例如谈论福建的路政，一方面说：“广东省城，自开为商埠以还，因受国外贸易之影响，实为华南西化最早之区。福建毗连广东，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订开商埠凡四，闽省占其二，厦门、福州是也。他若浙之宁波，苏之上海。”似乎仅指狭义的华南，可是另一方面又说：“在中国北部，区域广大，道路平坦，仅以马车为运输之利器。但于华南，则不为功也。其地除少数不幸之区种植罂粟外，其余遍地耕种稻禾。该项田地，需积水深三时至七时，地土既为有限，则除需用之途径外，实不能再耗废于扩充大道之用矣。且欲建筑道路于山麓之间，则距须藉机械工程之力。”[23]则又似指南北相对的南中国。
电影发行业存在类似情形。1926年，“为谋影片商与制片公司双方之便利及增高国制影片艺术起见，援美国制片公司联合发行之例，由上海影戏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等组织六合影片营业公司(英文名称为United Film Exchange)，设事务所于上海仁记路三十五号三楼，并在华南、华北等各大埠分设代理处，办理发行事务。”[24]该公司广告多次强调要在华南方面扩展业务，其华南所指，即中国南方。其他如新人影片公司在华南、华北、华西、南洋各地设立经理处。[25]民新影片公司“出品在华北之平津、大连，华南之省港澳，华西之湘鄂、长沙、重庆，南洋之星架坡、爪哇、菲律滨、安南、暹罗及加拿大、古巴、檀香山、欧美等埠戏院开映”，[26]该公司摄制人员前往香港、澳门及华南一带摄制时便道或前往中山县翠亨乡孙中山诞生地，摄取该乡景物及孙中山故居，以备将来摄制孙中山一片之用。[27]这些“华南”所指，则并非广大南方地区，而是如体育界分区的华南。
二、“华南”的涵盖与演化
从华南一词发生的历史可见，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来华西人关系密切。即使在体育界，也显然受到外部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维持大一统的格局，但社会文化的区域差异显著，很难一概而论，一统而治。所谓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相辅相成。尤其是历史上的南北之分，到了近代更加凸显，所以来华西人早就有了北华、南华的指称。相比之下，尽管东西差异也很明显，但是由于差距太大，反而难以形成对应关系。所谓西部问题，清代以来主要是靖边与开发。
不过，以大范围的区域眼界观察和划分中国各地的差异，虽然与历史上的分封制及行政区划有所关联，主要还是晚近发生的事。清朝连分省意识也还在形成之中，清中叶尤其是晚清以后才逐渐重要，大区的观念可以说并不存在。民初政治分裂，并不以省为限，又不仅仅是大而化之的南北之别，辛亥民元之际，以南北指称清革对立，就有人站出来表示不满，认为所分并不在南北。
1920年代后期开始，华南的用法日渐扩张，尤其在交通、贸易(棉纱)、社会事业(如禁毒、募捐)、气象、对外关系等方面，分区的指向也日见明确。如洋钞出口，分为华北方面(包括天津、青岛、奉天、长春、烟台)，华南方面(广东、香港、汕厦、福州)，长江方面(汉口、江西、共装北路、南路、长江)。[28]1928年日本大藏省公布十月份日本对华贸易，输入中国各地及由中国各地输出，分为满洲、华北、长江一带、华南珠江一带、辽东半岛、香港进行统计比较，长江方面，又称华中，华南则指明为珠江流域。[29]而驻华英军于上海设华北司令部，将香港原有的司令部称为华南司令部。到1929年将两司令部合并为一，由华南司令出任总司令，仍驻香港，驻沪英军统兵官改称为上海区司令。[30]1930年，英国政府鉴于中国现状虽不靖，但进口贸易与年俱增，派遣有史以来赴远东的最重大考察团作为正式商务使节，调查英国现有对华对日商业状况，回国后报告政府应采行何种方法以发展及增进英人商业。其在华视察的主要区域为上海、汉口、华北、东三省，华南则以广州为中心。[31]
北伐后，国民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分区展开各种活动，以巩固和加强统一局面。1929年，以国际联盟禁烟大会行将举行，国内拒毒运动应加紧努力，以为应对大会张本，中华国民拒毒会特决定于当年春间举行轰动全国的巡回拒毒运动，以资唤起民众而示我国拒毒决心，计划先于江浙、次及长江、华南各重要商埠城市举行拒毒大运动及展览大会。所定运动大纲规定，自1929年春季至秋季，分为甲、江浙；乙、长江；丙、华南三区，举行巡回展览大会，通过登刊拒毒运动特刊，张贴图画标语，举行拒毒运动大会，表演拒毒新剧，扩大宣誓运动，举行学生拒毒演讲论文比赛等形式，唤起民众协力拒毒，督促政府切实禁烟，响应国际禁烟大会。[32]4月正式启动时，又将三区改成四大区，即一、江浙区，分苏州、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镇江；二、东北区，分辽宁、哈尔滨、吉林、长春；三、华南区，分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四、长江区，分武昌、汉口、长沙、南昌、芜湖、安庆等，“均由该地当政机关及拒毒团体先时筹备，听候全国巡回拒毒运动团到时，即行举行。”①此次拒毒运动自4月1日起，在上海举行开幕典礼后即在江浙区先行试办，继而在长江区的南昌、九江、安庆、芜湖举行，接着在东北区举行，每处运动期限为三日至七日，共计12处，参加团体达500余，参加民众达35万余人，“风声所播，远近震动，对于鼓吹舆论，唤醒民众，督促政府，成效甚著。”当年中华国民拒毒会举行第五届年会，各地分会以及该会各合组团体提案甚多，经大会分别讨论通过，决定扩大巡回拒毒运动，并于最短期间内着手实施，尤其是于尚未举行的华中、华北、华南及华西四区分别继续举行，力求达到震荡全国之雄效。各区确定举行活动的城市为：1.华中区：武昌、汉口、长沙、岳州、开封、郑州；2.华北区：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石家庄、太原；3.华南区：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澳门、香港、梧州、南宁；4.华西区：四川、贵州、云南(视财力及时间容后再定)。从1930年春季开始，举办各种活动，大张旗鼓地推行拒毒运动，并组织各地拒毒分会及同志社。[33]
1931年11月初，中华国民拒毒会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及杭州青年会召集全国拒毒代表大会，大会筹备期间，设大会筹备处于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及杭州的浙江省拒毒会，此外并在沈阳的辽宁拒毒会设东北筹备处，天津的河北拒毒会设华北筹备处，福州的福建拒毒会设华南筹备处，昆明的云南拒毒会设西南筹备处，成都的四川拒毒会设华西筹备处，杭州的浙江拒毒会设华东筹备处，南洋的新加坡拒毒会设南洋筹备处，“各处主任，亦经分别委定，即日开始工作，一方面由大会筹备处派遣专员，分赴东北、华北、华南、华东、南洋各区，宣传大会使命，以引起全国人士之同情。”[34]
国民政府迁都之后，因首都南京的教育事业欲谋发展，需款甚巨，由党国要人发起大规模募捐团，计划募集国币100万元为建设用款，分华东、华中、华南、华北、华侨五大队，以蒋中正为名誉总队长，俟蒋返京，即开始筹募，预定一个月内完成。[35]
教会方面延续其分区活动的传统，1929年5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谋奋兴信徒精神生活，并图对外扩大宣传，特于迩近次第在广州(华南)、辽宁(东北)、北平(华北)、汉口(华中)、上海(华东)等处，举行分区退修会议，更于五月十八至二十五日，在杭州之江大学开全国会议”，讨论教会今后五年进行方策。在上海的华东区会，即于5月12至16日，假座天同路狄思威路口中华圣公会救主堂举行，赴会人由华东江、浙、皖、赣、闽五省各公会推派代表，报到者100余人，总题“华东教会奋进运动五年计划”。[36]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被划入华东区，而不是传统的华南区，意味着在具体分区方面，华南的涵盖仍然存在变数。1934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讨论本年度各部工作计划及一切行政方案，举行春季议事大会，到会者除会长及总务处各部职员外，有华东、华西、华南、华北、东北、西北各联合会代表30余人。[37]1937年4月12日，世界扶轮社第八十一区次社区大会在南京召开，前任总监王正廷演说，提议第八十一区应更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与菲四区，使社务进行更加便利。[38]
从行政层面看，分区进行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缺乏正式的行政依托，因而国民政府尝试加以调整。1930年4月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召开，蒋介石任名誉会长，会长戴季陶，副会长张静江、何应钦，担任筹备主任的朱家骅报告这次运动选手产生的方法和历届不同，从前是适用华东、华南、华北、华西、华中分区运动会的产生方法，这次则以省、特别市及海外华侨团体为单位。“其所以改用这个办法的意思，是要全国的运动家在政府的领导和奖励之下，能够普遍的总动员起来。我们相信在这一次会里，一定可以发见各地许多新进的运动家，一显出他的惊人的纪录。”[39]提高运动成绩固然是考量的重要指标，加强行政统一，削弱各地割据则是背后的政治目的。
不过，分区确有规划办事的便利，因而一些行政职能部门处理具体事务仍好用分区的方式。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举办特税办法，“将全国划分为区，每区设区局一处，隶属于特税处，区之下再设若干分局，于省市及重要出产各县就地征收。华南各省已将各区划就，计苏、浙、皖为一区，粤、桂、闽为一区，湘、鄂、赣为一区，鲁、豫为一区。各该区局长、副局长已分别令委。”[40]内政部为了统一水利机关，设水利局，由中政会交付审查。“该部拟定计划，总局设南京，一、淮河局，设皖；二、黄河局，设鲁；三、运河局，设苏；四、扬子江局，设鄂；五、华北局，设津；六、华南局，设闽或粤。各局组织规程正起草中。”[41]经行政院送中政会交有关系各组审查，认为可行，由大会讨论通过。“拟于中央设全国水利总局，扬子江、黄河、华北、华南、运河、淮河等处设水利专局，直接归总局管辖(河流跨两省以上者，始得设专局，仅在一省者，归各省建厅办理)。”[42]财政部是广义的华南，内政部则为狭义。
经济委员会的棉业统制会决定首先调查棉纱两项的生产消耗状况，以便改良统计，使国内棉布达到自供自给的目的。其“纱布调查，计分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四区，除华南一区暂未组织调查团外，华东区内之上海方面自调查以来，已将就绪，不久即可出发，至无锡、南通各地。华北区出发调查日期，已定本月十五日，由团长聂光耀率领团员二十余人，赴冀、鲁、晋、豫、陕五省调查”。[43]稍后，经委会棉统会特派专员分赴全国各城市调查棉业产销状况，全国分区又调整为华中、华东、华南、华北、华西五区，每区复分若干组，预计三数月后调查完毕，该会即根据调查情况改善棉种与织布等方法。[44]
银行举行的各地金融调查，同样采取分区进行的方式，除了九大都市外，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东北、西北各区、香港及国外。[45]
体育界在加强各省正式行政地位的同时，仍然要利用分区的架构，并设法使分区与省制相互配合。褚民谊谈到全国运动会时就表示：“以中国之大，召集非易，最好先行分华东、华北、华南三区，每区轮流举行一次，俟各区举行后三年中再召集全运一次于首都，藉可比较各区体育成绩。至区运会之召集者，当由该区各省市体育委员会主持之。全国运动会之召集，则由教部体育委员会主持之。”后来全国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教育部体育委员会指定在各省轮流召集。[46]负有帮助政府指导全国体育事宜之责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原来仅设华北、华南、华东、华中等分区组织，1933年全运会在南京举行时，有人建议各地亦应有体育协进会之组织，以协助各地政府进行体育事宜。1935年全运会将在上海举行，上海体育界同人趁机发起组织上海市体育协进会，以谋协助政府发展上海市的体育事业。[47]
当然，分区也不免流弊，例如中国是舶来片的大市场，译名理应通令划一。可是不但外国片名华南、华中、华北各不相同，就是演员的名字也相差许多。“江南的范朋克，是华北的飞来伯，上海的瑙玛希拉，平津就叫薛爱黎。”[48]这显然不利于统一局面的加强与巩固。
三、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日本占领东北后，继续加紧侵华步伐，尽管内部有南进与大陆政策的纷争，华南却是一致的目标。这使得“华南”的名称再度集中出现于各个媒体。据1934年日文《上海日报》发表的中国贸易状况调查，长江一带大抵入超，华南方面各港则输出增加。按1月的统计，中部方面，如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5埠输入总额为66449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25000元，输出总额24257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1051000元。长江沿岸一带，如重庆、万县、宜昌、沙市、长沙、岳州、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等11埠的输入总额为9344000元，输出仅263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000元。华北原为中国物产主要输出地区，如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胶州、秦皇岛6港的输入总额为14554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703000元，输出为13808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558000元。华南方面，如福州、厦门、三都澳、汕头、广州、琼州、北海、龙州、拱北、三北、梧州、南宁等16埠的输入总额为15869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869000元，输出为12564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787000元。总体看华南比华北、华中具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49]这使得日本更加重视华南的经济价值。
1934年7月，台湾总督府将先期预定的对岸五领会议易名为“华南领事官会议”。据厦门日本领事馆称：台湾总督府每年夏季举行华南领事馆会议一次，今年依例举行。[50]内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原定的“对岸会议”，参加者为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五地的日本领事，会期在6月。因为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乃宣告展期到7月，名称改为“华南领事官会议”，出席的领事减去上海，增加了香港。据7月10日台湾当局发表的此次“对岸五领事会议”之目的，“因为对岸各地有台湾籍民甚多，消极的欲保护此等籍民，积极的欲谋经济的进出、文化的贡献、与夫完成中日亲善的诸种之连络起见，特开此会，磋商各项应行事宜。可知其用意所在也。”出席者除五地日本领事外，由总督府总务官长平冢任议长，总督府总秘书长熊泽、保安课长坂口为干事，列席者有总督府内务部长小滨、警务课长石垣、文教局长安武以及外务省事务官田尻、拓务省事务官荒基、驻华公使官山田等。会议开幕时，由台湾总督中川健藏莅会宣读日本天皇关于脱离国联的诏书，并宣布总督府对于该会之希望及方针。所讨论各案，包括文书课、殖产局、警务局、财务局、文教局、交通局、专卖局、高等法院检查局、海陆军各部门的主管事项、协议事项、希望事项、依赖事项以及民间之事。[51]
据7月18日华联电，会议具体涉及华南的有：1.复活总督官房内之外事课。为进展华南，殊有复活外事课之必要，该课与外务省协同管辖华南一切之外交事项，外务省已赞成，故定明年起再设该课。2.恢复华南之市场，并为更进一步扩大市场，各领事须积极调查市场或宣传日货。3.汕头领事竹内提议台人自由渡华作经济视察，文书课长能泽对此予以原则的承认，并谓总督府已有准备，但困难点在于防止中国革命思想之流入台湾，及台人中之不稳分子(反日思想者)往来中国。4.植田殖产局长询问倾销台湾煤办法，港粤领均答只能待排日空气之缓和。5.植田又请各领为台湾波罗蜜罐头之推销斡旋。6.厦领竹本提议移台民往闽开始产业，植田承诺之，并嘱其具体调查准备。[52]
有评论鉴于中川总督、平冢长官、各局长、各领事及外务省拓务省代表均出席，中川总督于开幕时即表明对华南态度之主旨，会议议决通过福州、厦门日领提请总督府恢复外事课的议案及讨论包括殖产、文教、警务、司法、财政及海陆军等事项，断言“可见其任务并不止于驻外领事官之联络已也”。[53]
此次会议的正式结果，经总督府文书课公开发表的议案共有38项，具体如下：1.台湾总督府外事课复活事项。2.以“中日亲善主义”为纲领之宣传事项。3.给与中国人之团体视察台湾所关各种便利之事项。4.关于华南需用煤炭之状况者。5.关于中国凤梨罐头交易状况者。6.关于指导籍民殖产事业与奖励者。7.查禁私运金块出口事项。8.查禁私运伪币入口事项。9.关于博爱医院者。10.博爱医院增设产婆(接生女医)养成所事项。11.台湾总督府勤务警官兼用为外务省警官之问题。12.关于取缔华南各地之台湾人所营鸦片烟馆之方针所关事项。13.对岸情势之新闻记事所关事项。14.关于闽报(设在福州)经营事项。15.台湾青年所关事项。16.扩充对于中国人流行症预防注射施疗之事项。17.取缔漏籍不报者之事项。18.取缔由台湾以小型船向中国私运者所关事项。19.振兴台湾华南间之贸易事项。20.为扶助小本经营举行低利息资金出借之事项，以及各地台湾公会与台湾全地工商机关联络所关事项。21.关于扶助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者。22.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互相融通所关事项。23.对岸文化事业所关事项。24.关于改善教员(在华之日本学校)待遇。25.关于台北放送局(无线电)布音事项。26.关于调剂大阪商船会社轮船于福州停泊者。27.对于厦门、台湾间往来船客给与便利之事项。28.对于遇难飘到之船员救济费支出之事项。29.使中国海关对于遇难船与私运船有所识别之事项。30.使司法事务趋于简捷所关事项。31.对善邻协会所经营之新闻(即厦门《全闽日报》)予以积极援助之事项。32.关于各领署互助搜查逮捕所在犯人事项。33.关于通报侨民登记者之事项。34.关于领署代执行罪犯之处刑事项。35.关于拘拿票之形式事项。36.案件所关事项。37.疏濬广州仓库栈桥前之河床(该河系指珠江)。38.收回广东支库之固定放款案。这些议案，涉及与华南相关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教育、医疗、新闻、司法、侨民等各个方面，涵盖广泛。恢复总督府外事课的建制，显然意在专门负责以华南为主要对象的各方面活动。除上列各项外，其未发表者尚有关于海军等事项的议案。
由于日本退出国联并加速对华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步伐，台湾总督府此次召集的“对岸会议”一时间引起国际上的严重关注，华南及菲律宾、南洋英荷属均形紧张。台湾总督中川健藏于会后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略谓：“领事会议因正值时局紧张之际，故易引起各方注目。然领事会非如各方所传之重大，亦非秘密。领事会在田总督时代曾开会议二次，嗣以总督府事务繁冗乃中断，此次不过复活而已。关于台湾对于对岸政策，系以增进彼我文化为基本方针，其他企图各该地台湾籍民与日侨经济的振兴之处，此外别无任何政策。病院学校或新闻事业等社会设施之经营，亦不外于上旨，为期彻底强化此方之意见，往往引起彼我之纷争与误会，为防止此项事情发生，乃使各领事一年一度来此作种种恳谈，今后将继续举行。此次会议之结果，将来对岸有积极设施之必要时，在可能范围内增加预算，以期伸张‘对岸政策’云云。”这样欲盖弥彰的辩解，令人更加觉得会议“用意甚深”。“台督之谈话虽意在解释，然字里行间亦足耐人寻味也。”[54]此后日本针对华南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完全印证了人们的揣测。1935年底，“日人在台湾举行热带产业会议及外海陆联席会议后，继又在香港举行华南日领会议，盖为日本南进政策之起始，内容虽秘，惟其以台湾为中心，向华南及南洋作经济的发展则系定策，地域包含闽粤香港及菲律宾英荷属暹罗，事业为扩张日货市场，推广航运，援助各该地侨民之经济等项。最近在厦门开幕之‘厦门金融组合’，即在此目的下应运而生。此项组织为驻厦日领奉台湾总督府之命主持，由台湾公会出面组织，前台湾公会长陈长福主其事。”台湾总督府为其提供补助资金经营储蓄抵押业务。[55]
1936年3月，风传有阴谋家拟在闽省设立自治政府，广州报纸对此予以极大注意，虽然时局危险已极，一般敢言的报纸还是公开指此事系日人背后主使，“谓日人意欲占领闽省，而为侵占华南之第一步骤云”。据路透电引报载某方报告，三月一日有解职的闽省保安队长等集议组织自治政府，“拟先组织闽省人民自治会及闽南民军，然后在德化、惠安等四处成立自治政府。查惠安为海口，台湾等处之接济可由该处而入。日官场对于闽省自治运动一事未发意见，但对自治运动有日人助之一说，已切实否认之矣。”[56]同时，台湾总督府又提议创设台湾拓殖会社，开发台湾南华南洋产业，作为实施南进政策的经济机构。“日本最近高唱‘北守南进’，于是南进政策甚趋积极。本来去年召集华南领事与海陆军部之外海陆联席会议及热带产业会议后，对南政策已甚急进，迨广田内阁成立后，台湾总督中川赴东京，提出‘台湾拓殖会社设立案’，得广田之允许。最近阁议，遂决定提出议会，大半可通过。”据日本阁议通过的拓殖会社法案大纲，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目的为开发台湾、南华、南洋，而促其事业之发展。为符合同样目的之投资共资金3000万元，年额1500万元，政府用现物出资，其余年额之大部分由制糖会社出资。会社的正副社长、理事、监事，均由政府任命，负责业务。台湾总督府接到议决消息后，即召集各部门官员会议，讨论磋商创立事宜，分别制作具体调查案，详商南华南洋设施费。总督府并以南进发展为立场，对南华南洋日人事业之开发或发展，每年有近60万元的设施费预算。[57]
华北事件发生后，国人对于日本政府南进政策的动向，似已不像对大陆政策那样关心，华联社特稿指出：“此实大误。盖日本在华北之进攻虽日紧一日，但其在台湾之经管，在华南之阴谋，在南洋各地之活动，亦在在有引起严重事态之可能。日本政府之野心，原欲并吞全中国，控制太平洋沿岸各弱小民族，以遂其独霸东亚之迷梦。其对外政策之动向，无分南北，究皆与吾国家民族之存亡息息相关者也。广田内阁成立后，永野海相以扩充海军实力，遂行南进政策，要求扩张海军预算总额为五亿五千余万元，并于最近发表海洋政策新方针，锐意向南太平洋各方积极发展，同时对于华南各省之活动亦甚为积极，如厦门浪人之活动，闽南各县汉奸组织之暗跃，皆由台湾方面予以直接或间接之援助。此为吾人不可不予以严切之注意也。日方当局为谋实现上述之目的起见，正拟变更台湾之行政机构，以军部人物充任总督，实行军政一元化，并拟设立拓殖会社以为经济侵略之大本营。此项计划目前正在特别议会商讨之中，实现之期当在不远。至对于陆军及空军之强化，亦进行不遗余力。现台北飞机场业已竣工，此项飞机场之筑造费时七月，设备完全科学化，机能之大，允称日本第一。最近日本政府所发表之海军政策新方针，其基调与陆军省之大陆政策完全一致，即欲南洋之优势为称霸东亚之更进一步准备是也。日本政府向南洋发展，系以暹罗、婆罗洲、马来亚、菲律滨及荷属东印度为主要对象，进而对抗英美海军，退而掠括天然资源，故前此大角岑生赴委任统治岛视察，即为谋在该岛设防，以掩护此海洋政策之遂行也。”[58]
日本积极进取华南，与将华南视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发生尖锐的利益冲突，英日两国对华南航业的竞争甚烈。“九一八”以后，华南航路除福州、上海间有三北公司轮船外，沪厦汕港粤间航业几乎完全为英商太古轮所独占，福厦汕港间则有美商德忌利士公司。1934年，日轮恢复华南航线，英日两国航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日本方面，沪厦汕港粤间，有日清之“华山丸”、“嵩山丸”、“庐山丸”、“唐山丸”四艘，台湾厦门汕头香港间，有大阪之“福建丸”、“广东丸”、“凤山丸”及新增之“香港丸”四艘，福厦间则有“大球丸”、“共同丸”，1936年又新增日菲线，经厦门赴菲律宾，有“芝加哥丸”、“墨西哥丸”两轮。英国方面，太古公司因南洋英属限制华侨进口及华北航业衰落，亦极力扩张华南航线，原航新加坡及华北各轮，多调往华南线。在厦投资80万元，建造新栈码头，于1935年完成，海轮直接靠岸，客货起卸便利。且1935年起，沪厦港粤线除每星期五原有“济南”、“太原”两轮北上南下经过厦门外，又新增“庆元”、“琼州”、“广东”、“嘉应”四轮，自海口经香港、汕头、厦门至上海，每星期一必有轮经过厦门赴沪，是为北上线；每星期二则新增“绥阳”、“新宁”两轮，自沪经福州、厦门赴港粤，是为南下线。福厦汕港间，原为美商德忌利士公司之“海宁”、“海坛”等轮航线，太古无之，至是太古公司各轮乃并航福厦。惟自英日对华南竞航后，沪厦间共增十轮，供过于求，客货价因均大跌。沪厦间唐餐楼客舱自32元跌至22元，统舱自8元跌至6元半。是以闽粤货物运输较前锐减，太古总行不得不将星期二的“绥阳”、“新宁”两轮停航，而以星期五的“太原”、“济南”两轮改变航线，南下驶经福州再过厦赴港粤，“绥阳”、“新宁”两轮则调驶华北，并准备调整“庆元”等四轮的航期航线。[59]
日本的南进政策以台湾为策动中心，台湾新闻界乘机组织“华南考察团”，团长为《台南新报》台北支局桥口政幸，团员为《大阪每日新闻》台北支局记者松田庄一、《台湾日日新报》编辑局岩泽庆三、日本电通社台北支局记者草璧龟雄、台湾《新民报》记者林夔龙、台湾《新闻报》于保倭卫等，于1936年5月访问福州、厦门、汕头，与当地报界进行交流。事前驻汕日领致函市政府，转告汕头报界公会和记者公会，说明该团来访的目的。由市长陈同昶陪同访问记者公会时，各记者及公会各董事皆到，记者公会致欢迎词称：“日本报界受资本主义之支配，已变成极少数人之言论机关，不能代表日本大众讲公道话。例如大谷光瑞的《纵横论》，指中国为匪国，指中国人为匪类，肆意侮辱。又贵族院议员三上谓中华民国国号有失日本之尊严，要将中华改为‘支那’，似此侮辱友邦之言论纪载，不加丝毫纠正，诚使吾人至为抱憾。中日同文同种，两民族之间，应如何互相尊重，互相提携，两国前途，才有和平亲善之希望。”接着桥口政幸致答词道：“台湾与华南，地理历史相关至为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台湾舆论界没有来过华南，和华南人士不免隔阂。此次组织考察团来闽粤观光，所经各地，与报界交换意见，其结果，觉得中国与日台，到底一定能达到亲善目的。敝团默察华南各地人士与报界还没有去做促进两国亲善之工作，或者华南各地同业未到过日本与台湾，不了解邻国友邦之情形。贵董事说日本报界不知贵国的情形，那末，华南报界亦似乎未大明了日本情况，由是彼此发生误会与疑忌，不能互相谅解，与未能明白真正亲善的意义。敝团与福厦两地同业会见时，提出一个建议，即‘台湾与华南的亲善，应当从两地报界做起，负起促进的责任’。福厦报界，皆表示赞同此议。今天来到汕头，亦希望贵地同业负起这种责任。日台住民，正努力于和平工作，希望汕头报界亦组一考察团到台湾去，敝同业等当竭诚欢迎。”此番强词夺理的态度逻辑，在日本政客乃至各界的言辞中并不鲜见。只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论如何巧舌如簧，事实还是胜于雄辩。“桥口政幸致词既毕，各记者咸默然无表示，因此回茶会，乃记者公会奉市府命令而行也。”事后桥口表示，对于汕头记者所提议勿侮辱中华民族过甚，致中国人感受刺激，大难为情这一点极表同感。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团可算为日本南进政策之先锋，以文化提携为标榜，作软硬并进之动作，实堪注意也。”[60]
汕头记者的当面抗议不仅由于对华北遭受日本侵略的感同身受，还有着当地面临严重威胁的切肤之痛。其时日本在潮汕一带不断制造事端，欲挑起冲突。1936年初日领署巡查角田进暴死于路上，迟迟不能侦破结案。“自是之后，日舰被派来潮汕华南一带游戈者络绎于道，日海陆军官要员来潮汕视察者有如过江之鲫。宣传大亚细亚同盟之松井石根大将游说西南当局，经于一日过汕飞厦，虽未与潮汕军政官长谋面，而驻汕之‘芙蓉’、‘朝颜’两舰长及日本居留民会长等，特开盛大之欢迎会，在欢迎席上，作种种重要报告。松井听取此报告后，以便贡献其对付华南方策，确定其推进亚细亚大同盟主义，使此主义伴同经济外交势力，深入潮梅民间。松井飞厦之后，日海军细萱司令偕日皇侍从武官平田乘‘夕张’旗舰抵汕，时海面发出隆隆之炮声，日领原田中及居留民会长等重要日台人十余名，特驾汽船往‘夕张’舰迎之登岸。平田之来，闻系调查角田案件，因是日东区委员李汉魂适乘‘海亨’船赴省，市长李源和奉调署理顺德县长，原任顺德县长陈同昶则奉调来长汕市，彼此正忙于办理结束交代手续，故平田细萱抵汕后，未拜访本汕文武当局，即日下午五时半乘‘夕张’舰返台湾马公要港。”在此期间，日本驻粤沙面总领事署武官步兵大尉太平秀雄、炮兵大尉尾川勘治，“由总领事河相达夫备文向省府声言赴东江一带游历，请通知沿途军警保护。粤政府不便拒绝，又恐沿途发生意外，特派出宪兵排长梁世英带宪兵六名，驾驶电单车六辆，沿途随行保护。太平、尾川两武官二日午刻由广九路搭车至樟木头，转搭总部所派之省道汽车，一路前进。连日天寒地冻，细雨霏霏，省道公路干线，路基不平，泥泞淤滑，日武官不辞跋涉之苦，在寒风细雨中作长途旅行，所过各处之风景及山川形势特别注意，即沿途村落各小地名，亦志之甚详。二日午后四时抵惠阳城，转平山向海丰，三日晨由海丰出发汕尾，再折回陆丰、惠来至普宁，四日经流沙入潮阳，转搭火轮来汕。潮梅人民见日武官如此行动，日来人心颇感不安。”[61]
据汕头通信：某国图我，近来益趋积极，并组成谍查队，分配于我各省腹地，到处刺探军情及地理形势。潮汕方面已有发现。若辈皆操流利之本地方言，装束与潮梅人无异，并与蓬寮中之贫民极接近，常被潮人招赘为婿，认为亲戚交谊，由若辈每月补助女家伙食费六七元。查潮汕方面已登记户籍之某国侨民约600，其来往无定及保护货物运输入内地者，约有四五百人之众。若辈皆为在乡军人，曾受过严格训练，由其最高当局指挥，担当特殊任务。闻其编制分为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五大支队，每支队分为三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另一个特别中队，每中队分作五六组。汕头市区本划分六区公安分局，该谍查队亦分作六组，每组约五人至十一人，支、大、中各队长，皆由某国人充当，各组长则为台鲜人。其内容组织非常严密，与军队无异。各中队有流动指导员，该员工作时间极短，往来台、福、汕、厦、广、梧各地，去训练指导各人员工作。至在华所招集人员，先准其入台鲜籍，受某种保障，然后施以实际训练，其课程为侦探术概念、间谍之研究、军事侦查术、天空通讯法、化装术、照相术、中国交通地理、无线电学及收拍使用法、罗马字符号、间谍与通讯术、支那人民之心理、出入公共场所之交际学等，训练期间为四个月，以后有函授之商务班、国策讲述、组织法各种普通课程，甚至有危险应付法、口供等，闻其中分子至为复杂。潮汕局势近来极形严重，故驻军对于若辈亦特别防范。当地军政警开会讨论检举汉奸、浪人等办法，限各区乡联保检举，严加防范。揭阳、澄海、饶平等县“亦由军警督促清查各乡丁口，施行武装点名及五家联保，以后有一家容纳外乡亲戚居家，如不报告区乡公所，一经点名查出，联保之五家一同受坐。现检查施行非常严密”。[62]
为了统制华北、华南经济，日本还决定扩充朝鲜、台湾两银行，指定朝鲜银行负华北责任，于华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行；台湾银行负华南责任，于华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所。对两行的扩充，中国各银行均甚重视。新声社记者特公布两家银行的历史，朝鲜银行原系韩国银行，于1909年由日本政府特许注册创立，1911年日本并韩一年后，该行改组为朝鲜银行，总行设于朝鲜京城，在华分行计有上海、青岛、天津、安东、大连、营口、辽阳、沈阳、小西关、铁岭、开原、四平街、长春、哈尔滨、旅顺、龙井村、傅家甸、阁仰等18处，资本额为日金4000万元。台湾银行系甲午台湾割让后，日本设于台北，为官商合办，1899年开业，总行设在台北，在华分行有广州、厦门、汉口、上海、汕头、福州、香港等7处，资本额为日金1500万元。[63]其所谓华北、华南，仍是南北中国的代称，与其他特定具体区域的指称有所分别。
必须指出，日方的华南指称，除了涵盖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并非日语系统本身的用语，主要是针对中国使用或由中国人翻译所致。在以中国自称中华为自大的日本看来，华南至少隐含对中华的默许，而不愿予以认可的。
四、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与日本加紧侵蚀华南的谋略相对应，国民政府也试图加强对华南的控制及建设，以备不虞。华南地位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华南的指称也日见明确。1934年底，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中央银行接见《申报》社记者时发表重要谈话，表示准备视察华南财政。据他说：“本人前为明了全国财政及各省废除苛杂情形，曾二度赴华北及长江、黄河流域各地详细视察，对各地经济以及农事生产等情况，得获更深一层之了解。惟华南方面，历次均因公务忙碌，未克前往。近闻年来华南教育、农村、经济等各项建设事业多有进展，且粤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先生亦有电邀本人前往参观及演讲，故余拟俟财政部及中央银行事务稍暇，抽空前往一行，对珠江流域广东、广西各地财务及农村建设等近况作一度考察，俾作中央对改进华南财政及经济等设施上之参考。”[64]
财政之外通讯是优先考虑事项，中国往来华南各处电报以广州为中心。其电路由有线电传递者有三：一是由上海出发，经沪福直达线至福州，再经厦门、汕头而至广州。二是由汉口出发，经九江、南昌、赣州，越大庚岭达韶州，而至广州。三是由汉口出发，至长沙、衡州、郴州、韶州而至广州，或由衡州、永州、桂林、梧州而至广州。由无线电传递者有二：一是粤汉直达，二是沪广直达。由水线传递者，有外商大北公司所设的沪港水线而达香港，转至广州。“此华南电路之大略情形也”。上项有线电路，迭经战乱，年久失修。粤汉直达阻断已逾20年，其余各路，支离破碎，从未开放直达。近年湘闽赣三省各段杆线，虽因军事进展，随时抢修，然因陋就简，工事不坚，不能直达工作，辗转递报，稽延时日。若遇天时或盗匪阻断，尤为误事。故以前国内各商行发寄华南电报，因其准确可靠，多愿加付水线费，而由沪港水线拍转。数十年来，丧失利权，何可胜数！及沪汉粤三处无线电台成立，开放沪广粤汉两路直达，挽回利权不少。但以电机容量有限，若将华南各报均交两路拍转，事实上固所难能，且终不免拥挤延误之虞。交通部为疏通南北电信交通起见，选择粤汉最捷之线路(即长衡韶广线路)积极整理，加设杆线，以期直达。其余如赣闽两省线路，亦正着手修理。湘粤线路工程于1934年6月开始进行，次年1月始告完成，2月11日实现粤汉直达通报，成绩甚佳，来往电报，迅速准确，20余年粤汉直达阻断之线今由湘省开放完成，“从此华南消息，瞬息即达中原，对于全国通讯上当有莫大贡献也。”[66]
通讯顺畅，交通亦提上议程。1936年2月，罗文干到南京接洽黄埔辟埠经费，会晤各主管当局，并确定日期进谒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商谈。据称：“黄埔治港辟埠，即总理《建国方略》中建筑南方大港计划。广州在华南商务上占极重要地位，但以港身太浅，大船不能进口，自香港开辟后，华南贸易中心悉移香港。现粤桂内地交通渐决开发，粤汉路不久告成，建筑南方大港，实不容再缓。至辟埠计划，自民十四年后，已迭决拟订。”[66]罗文干的行为，表明广东方面也在积极利用有利时机加强自身地位。早在1920年代中期，广东就有争取成为第三学术中心的努力，要求分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广东建立应用科学研究所。而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一直自视为华南最高学府，对于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仅仅选择资助香港大学不以为然，此时趁国民政府加强华南建设之机，上书庚子赔款中央董事会，请求拨款500万元，作为在小北建筑新校舍的费用，谓全部计划共需2100万元，中央与地方政府已设法筹款，但所缺犹多。“查中山大学为华南学府，与香港大学同一重要。”如董事会不能全从经常捐款中拨给500万元，则请分年拨付息款，以500万元为限。[67]
至此，华南的指称日趋具体明确，但是不仅缺少正式依据，就连约定俗成也尚在过程之中。直到1936年，律师公会还将全国分为三区：1.华南区：即首都、上海、杭州、广州等各律师公会会员最多之区，规定7名。2.华北区：即北平、天津、山东等各律师公会会员次多数区，规定5名。3.华中区：四川、汉口、江西等各省律师公会，因会员最少，自愿退让。以上规定之12人中，俟决选时，产生律师界之十代表。[68]这里的华南包括长江下游的江浙，但不含长江中上游各省，与通常广狭两义的华南均有所不同。1937年4月，法国前越南总督范连尼到南京，据其自称：“予离安南之后，即至华南云南、广西及广东视察。”范氏是第一次来华，“盖当范任总督时，正值中国革命内战时代也。然依其今年视察之所及，则中国诸事，均有进步，而尤以建设方面，更为显著。今日在华南之旅行，其便利殆与沪宁间之往返，大有相似处也。”[69]其两次提到华南，前者是华南的各省，则一般不在华南范围之内的云南也被算入。后一次华南以沪宁作比例，应指狭义的华南。
由此可见，华南的名词虽然近晚清已经出现，直到1930年代，依然涵盖有别，究竟何所指，使用起来因人而异，言人人殊。如日本福冈县的华南教育视察团，所视察的地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城市。而上海中外商人以华南为名的工厂、银行、公司，也未必与后来认定的华南有所关联。较为明确与后来华南相似相关的，一是航运公司的华南航路，包括粤港线：二是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要与广东的华南工程事务所相互提携。至于台湾省以及设于福州的华南大学，虽然所处地方(尤其是闽南地区)的经济布局和人员移动多倾向于华南板块，因而有时也被放在华南的范围，可是常常被划入华东，所以也有人认为福建省和台湾省成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两个概念的交迭区。
来华西人开始使用北华、南华，仅仅是泛称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有时华南的意思与南华相同，并非特指南中国的某个具体地区。1920年代前后参与远东运动会期间，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分裂割据造成阻碍，采取分区选拔选手组队的办法，出现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划分及指称。这一划分至少有两点与后来的地理及行政区划不同：一是由于体育的发展较为落后，没有西南、西北等分区；二是东北纳入华北的分区。而且各区主要是以学校等单位原有的运动队为基础选人组队，并不采取海选的办法，所以具体的地域划分只能大而化之。不仅如此，这样明确而固定的分区当时仅仅适用于体育界，主要是为了应对政治上割据纷争局面的权宜之计。而在政区划分上，不仅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一般被归入西南，就连后来在华南概念下地位最为稳定的广东(包括隶属于广东的海南岛)，也常常被认为是西南的一部分。这不仅见诸坊间和媒体习用的西南各省、西南军阀等指称，更有正式的政治建制作为支撑。
1931年，因蒋介石在南京汤山关押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引起内讧。反蒋的国民党中执委、监委委员南下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在汪精卫、胡汉民的主导下，依靠两广等地方的军事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是年底，蒋介石下野，宁粤合作，广州反蒋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举行了两次联席会议，决定取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名称，另外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等机构，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军务。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其实两广仍然维持半独立局面。
1936年7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陈济棠下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行政院也同日宣布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在此之前，两广都属于西南的范围。而两广尤其是广东，正是后来所称华南的核心基础。当然，西南政务委员会媒体有时也称为“华南”，与同样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相对应。有消息称：“华北、华南政分会案，宁粤双方观点不同，俱极重视。综观各委意见，原则上并不悬殊，但对新闻界谈话，谓通过与否，待决于全会，实则大致已有约定。蒋曾于十五前之中常会提出讨论，经众决提交全会，趋势所至，似必实行。其组织及权限，尚须从长计议。”[70]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陆续设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大区。中南大区包括后来的华中、华南两个区域，广东即属于中南大区。大区的设置及其称谓既有各地历史的渊源，也受到中共自身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南大区取消后，区域概念分别由华中、华南的指称取而代之。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清代、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华南基本上不是正式通行甚至常用的区域称谓，不仅适用的范围有限，使用的时间也不能长期持续，所指更是变动不居。概念及所属的含混变化，显示华南是否一直以今日的形态构成独立区域，与周边地区不同，不无可议。目前以广东为中心的指称，除了一定的历史渊源外，主要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位的上升。至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份，究竟是属于华南还是华东、华中、西南，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况且即使广东，也曾有中南、西南等不同的归属。用今日的观念认定这些地区现在同属于华南，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但是若进而用这样的概念考查历史上华南的内涵外延及区域内外的关系，就很难避免以己意增减古人之妍丑，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受此误导，历史无疑会朝着今人所处环境所决定之是而被再度创造。
大区与分省的关系密切，大区的分法及其变动，与区域内各省的地位升降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省，原设于中枢，元代才出现分地而治的行省。而且元代的行省，既因缘唐宋的道、路，也有自己的行事规划。如唐代的岭南道，宋代的广南路(后分东西)，均将两广合为一体。而元代广东属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则包括广西。明清以后，分省才逐渐演变为大体如今。况且分省开始不过与部院分事而治相对的分地而治，并非所谓地方行政层级。随着清中叶后行省的固定化为直省，尤其是晚清推行洋务新政以及外官改制，且受日本行政观念的影响，省朝着地方最高行政层级的方向转化。与之相应，分省意识逐渐形成，并随着以省为单位推进各项新政事业而不断强化，以省为名的会馆、书院、学校等设置以及各省同乡会和新式社团日渐增多。在此过程中，用近代外来行政观念考察各省军政长官的身份地位，便有中央政务官与地方行政官一身二任的性质，这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由此产生的种种纠结，使得省制问题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依然令人相当困扰。后来虽然在体制认定方面日渐明确，可是实际运作之中仍然存在种种两难的情形。迄今为止，与此相关的各种行政、财政、人事问题，依然或隐或现，让不知症结所在者倍感棘手。
以省作为固定的政区并清晰划界，因缘历史，严格说来不过200年。省界内外的联系与分别，随之出现变化。这无疑会影响大区划分的差异性与同一性。有时一省之内的差别之大，远过于和其他省份相邻地区的联系。从省与省的关系看，也是变动不居，未必如今，尤其是未必始终以经济发达与否确定主从地位，清代陕甘总督治下的甘肃与陕西，以及民初的川、滇、黔、桂、粤，往往穷省可以凭借政治军事的实力而居于强势。两广的情势即相当突出，虽然清代两广总督的治所设于广州，对广西政务处于主导地位，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却恰好相反，作为众多地方军阀当中唯一能与蒋介石中央分庭抗礼的桂系，不仅拥有桂军，而且把广西建成有数的模范省，对广东的影响力常常大过广东对广西的影响，桂系的势力甚至一度控制湖北和安徽。
五、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综合上述，各省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主要是近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概念，无论媒体、教会、市场还是体育界，都带着西式有色眼镜。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和日本逐渐加快侵华步伐，使得大区的指称用法越来越广泛，并逐渐趋于约定俗成，只是尚未定于一是，存在名同实异或名异实同的情形。大区概念的使用，大都不过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简，并未深究分区的当否以及意义。这样本无深意的分区，在1960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研究中有所发挥。区域研究的初衷，是鉴于中国幅员广大，差异显著，若是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的局限，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小空间的范围，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不见林的偏蔽，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可是实行起来出现若干不无可议的偏向，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各项：
其一，用现行的行政区划作为分区的依据凭借，上溯考察该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这犹如傅斯年所批评的将2000年集于一线，用后出的概念考察之前的分区，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发现相似性，导致将现行区域内各地方的历史强行牵连在一起。预设区域，势必以假定为主导，所有的联系及分别都是在预定的范围内自说自话。实际上现行区域内的各地，在历史上未必以统一区域的形式相互联系，或是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更为主要。用后出的集合概念研究前事，即使晚清分省意识已经明确，直省地位显著上升，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研究仍不免忽略当时一省各地以及各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二，将所认定的区域内没有事实联系的现象想当然地视为同类并加以归纳。研究基层社会，往往苦于没有特定地方的连续性资料，可是既然按照后来观念预设了一定的范围为同一区域，则凡是历史上在此出现的事情，均分门别类地视为相同事物，进行归纳分析。其实这些事实是否同类，全在研究者的主观认定，否则就无法使之相互联系。这样的求同本来就与史学的见异背道而驰，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自律，更加有如天马行空，任意驰骋。而有连续性资料的基层社会单位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全面掌握才能定点取舍。随意选点随便下手，只能穿凿附会地将并无实际联系的区域内各地方形似而实不同的人事现象组合在一起，并套用外国别科的框架加以组织阐释。此外，研究单位日渐下移缩小的趋势带来的问题之一，是相关资料缺乏连续性和丰富性，只能跳跃地进行类像化处理。而且单一记录不易像研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那样进行多方比勘印证，又和初民社会研究类似，大都不会被他人或后人反复勘验，说起来像而未必是的情形所在多有。
其三，缺乏整体观照，只就局部具体立论，所谓区域性特征，一旦放宽眼界，则或大同小异，或生搬硬造。最为典型的是一般区域文化研究，各自的分区看似有历史渊源，其实不过是画地为牢，重新编织组装材料史事。据此形成的区域文化史，与其说是重现历史本相，不如说是杜撰各人心中的历史。即使旁征博引材料，却脱离事实原有的时空位置及彼此联系，貌似叙史，实则演义。诸如此类的再创造，只是借述说历史讲出各自心中的认识。受此误导，一些史上实有的实事，也会被重新解读乃至塑造。例如浙东学派的研究，大都不能分别历史上浙东、浙东学术及其指称的渊源流变，在梳理历来的相关史事和指称的基础上，重现二者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分别。各自依据心中之是重编浙东学术的谱系，实在是创造历史而非研究历史。
其四，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无论空间还是层面，都被严重分解。中国历来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区域研究引进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假定个别等同于一般，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本相相去甚远。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区域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关照，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很容易被人为肢解。将区域研究的经验放大，还会形成以局部为整体，从局部看整体，由局部求通论的偏见，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的根本谬误。
区域研究的流弊，根源于学人欲突过前人而力有不逮，无法循规蹈矩地接着做，只能另辟蹊径，借由外力，以求出奇制胜。欧洲各国，主要是拉丁方言区分裂而成，国土人口有限，美国虽然地广，却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各州独立性很大。在欧美人士的眼中心底，广土众民的中国如何能够长期连接形成一体，实在是匪夷所思之事。戴着自己的本色眼镜，自然容易看到区域之间的差异，而不易把握彼此的联系。其实中国凭借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同化力，早已过了分封的时期，进入一统的时代。或指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不及他国，不过是以现在国家为单位，倘若放眼全球，中国历史上正是几乎竭尽所能地融合了很大一部分世界而成，而且迄今为止，仍是真正融合有间的最大部分，除此而外，岂有他哉。
就此而论，理解中国最为关键的恐怕并非区域的差异，而是在存异之上能够求同。以欧洲中心的准则为尺度，中国的大一统受到的批判远过于理解。尽管大一统的一些做法以及统到何种程度不无可议，可是却不像历史上其他大帝国那样昙花一现，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很难解体。不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为循环往复的规律，而且分的趋势日渐减弱，合的状态日益巩固。考虑到当今欧洲共同体连有限的统一也很难维系，就不难想象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且经历治乱分合而长期持续，的确难能可贵，确是最为重要的特征和本质。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大一统，凭借的主要不是暴力强制，而是文化同化，单纯或主要依靠武力的大帝国，基本不能持久。中国的化人与欧洲的分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层次，重视区域差异说到底还是分界的变相。
毋庸讳言，中国的融合尚未达到无间的程度，因而不会故意抹杀差别，弄些表面上看起来单一的假象，所达到是和而不同的境界，不必强同，也能共存。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等正是因此而反对鼓吹边疆民族，顾颉刚对此予以正面回应并进而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只有在这样的整体观照之下再来研究人与地不同的具体，才有可能贴切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流变及其本质特征。
观念偏差之外，主导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受到学科发生于初民研究的制约，有意无意忽视大文化；二是误解所谓田野调查，连带进一步放大了对于文献记录的怀疑。
人类学原本是为了初民社会的研究而发生的，随着研究对象的逐渐减少，到1930年代，面临着时段和层面下移的重大转折。费孝通适逢其会并且因缘巧合进入中心位置，按照他的看法，“当时的社会人类学事实上是一门研究殖民地上土人文化的学科，明确提出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谓‘文明’社会，应当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71]在此转化过程中，人类学的方法固然必须有所调整，基本性质仍然不能不受生成系统的制约。而初民社会无论上古(考古学)还是当时(人类学)，主要对象是人地较小的单位，一般只考虑内部，较为忽视与上一层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假定任何单位在相对独立的同时都具有普遍意义，每一个体如同分子细胞，与其他个体同质。这与文明社会尤其是中国的情况无疑相去甚远。
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自然形成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的范围及内外关系在历史上变动不居，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别及联系错综复杂。更重要的是，长时期的大一统取向及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无论王朝体制还是社会组织，有意无意地采取各种形式促成跨地纽带域的社会联系，地缘性往往成为社会成员广泛交往联系的凭借。如避籍制使得京官的同乡组织发达，与原籍绅士相呼应；绍兴师爷依靠地缘关系持续占据幕府的席位；大小商帮一面背靠原籍的物产交通等优势，一面凭借地缘性的会馆、公所等组织成为居住地的重要社会势力，促使原籍与旅居地联系的增强。由于城乡之间较少人为制造的壁垒，流域经济孕育的富庶地区形成枢纽，辐射面宽，联系和影响往往大幅度超越地方界域。
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较高，经历分合治乱的反复，加速加强了融合的程度，各地域之间具有多样化的联系机制。即使在分裂的状态下，各个层面的交往联系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持续进行。晚清遭遇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可是社会联系的格局并未改变。如上海等城市凭借商帮以及各种新式社团、传媒、邮电等形式，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原籍及各地交往的频率进一步加快。以区域史或城市史的观念，很难全面关照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局性作用。一些中小城镇亦如此，如浙江湖州吴兴南浔人士在湖州、苏杭、浙江、上海乃至全国，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界的许多要津。民初重陷割据分裂的状态，虽然政治对立，军事混战，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联系却始终未曾中断，教育、体育等项活动，还一直由全国性组织主导进行。
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一方面，史料的类型大幅度增加，除文献之外，各种器物、图像和口述资料也进入史料征引的范围，甚至发掘现场也成为重要的历史证据，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研究本来就文献不足征，同样文献不足的上古历史，即陷入疑古辨伪的窘境，这使得主要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在古史和基层社会等领域受到强烈冲击，发掘调查成为回到现场的重要取径。
不过，民国以来的学人对此也存在误读错解。新一代的人类学主张离开书斋，回到实地，主要并不是因为一般而言文献不如实地考察更加可信，而是由于人类学在开始阶段所依靠的文献，基本上是各种外来者的记录。正如费孝通所描述的英国新旧两代人类学者的差别，弗雷泽(James Frazer)很像中国旧式的冬烘先生，高坐在书斋的太师椅里，伏案终日博览群书，阅读一叠叠从英国当年旅居在广大殖民地上的官吏、商人和传教士寄回的书札杂记，用进化论构筑海外各地土人生活的理论。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则反对用异样的眼光将土人的行为和思想看得乖僻离奇，主张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他们的文化。所以他呼吁人们从关闭的书斋走出来，到人类学的田野里去吸一下清新的空气。[72]其间分别的关键，并不在文献与调查，而是认识对象的外感与内化。
中国早已脱离初民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一以贯之，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学的文明史部分，不仅不能摆脱文献和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印证文献的古史记载。傅斯年针对李宗侗所说古史的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的看法告诉顾颉刚：“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觉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73]史语所后来的重建，半是所谓史前时代的拉长，半是文明史初期的完善。至于三代以下，顾颉刚的做法和傅斯年的说法均未过时。
关于不同国度史料与史学的关系，章太炎有过整体性的评论。他指责“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中国即是“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可以器物补史乘之未备，而不宜以器物疑史乘，或作为订史的主要凭据。[74]李宗侗误以为欧西古史资料多，其实不然。葛兰言(Marcel Granet)当年试图研究欧州的古代民史，因为缺乏资料，不得不转而研究中国。中国古史文献繁多的特点，一直制约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虽有地上与地下之分，仍是以文献证文献，而不是以古器订古史，更不是以发掘重建古史。1930年代成立于北平的考古学社，对于掘地和金石学同样看重，其所谓考古，主要还是考证文献记录的古史系统。所以社会人类学者抱怨道：欧州的考古学包括古地理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先史人类学、先史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古语言学，而我国现代学者往往仅知在文字学一方面努力。②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新锐考古学人对于中国考古学与文献的密切关系依然感到困惑。对夏文化的期待成为中国学人的重要情结，背后也受此制约。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人类学将研究重心从初民社会转向所谓文明社区，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如果说马林诺斯基呼吁人们走出书斋进入人类学的“田野”，作为初民的生活地方还大体成立，作为文明时代的田野，就很容易误解为仅仅限于乡村社会。其实，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所谓田野，出自对于field一词的误译，其本意应是“实地”或“现场”。即使马林诺斯基，与其说是强调离开书斋文献，不如说是抛开外来者戴着有色眼镜的描述记录，回到研究对象活动的实地现场，像研究对象一样地从事各种活动，以求达到对于该文化的内在理解。不仅如此，要想像马林诺斯基所主张的那样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土人的文化，以及费孝通所说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研究文明社会人们的生活，仅仅靠走马观花的调查，难免仍然外在，要想实现文化内化，必须亲自回到现场，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无论内化与外在两派如何聚讼纷纭，行走式的调查是无法真正体验和了解土人文化的。同样道理，对于文明社会的研究，也应当想方设法使自己内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同时代身边事，可以借助调查，无需内化，因为他本身就是文化内人。若是研究已成过往的历史，要想穿越时间，回到现场，哪怕是本地人，仍然离不开文献史料，内化式地熟悉现时现地生活只是有助于更加贴切地理解史料，只有全面系统准确地解读史料，才有可能亲临其境地回到历史现场。
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特定时段甚至特定时间，而且要想方设法回到实时实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使研究者变成历史的亲历者。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穿越时空隧道，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力求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回到没有后出外来概念的时期，体会当时当地亲历者的言论行事，并且顺时序地了解观念史事从无到有的发生及其衍化。这样的努力永远不会与历史完全重合，因此也永远有继续努力的空间。
华南指称相对晚出，内涵外延变动不居。如果假定华南为从来就有，等于预设前提，用后来观念看前事，难免以现在的概念组装过去的史事，强古人以就我地理解前人的本意。历史上属于华南的，或许视而不见，不属于华南或同时还属于其他区域的，则反而被囊括，不能以历史的态度对待。因为不仅福建、江西、湖南是否华南大可疑问，广西到底属于华南还是西南也有异议，甚至广东本身的“华南”历史也不长且不定。笼统视为华南，是以当下的局势衡量历来的情形。这与浙东等研究的倒述大体相似，看似历史叙述，实则削足适履，而非量体裁衣。要想求其是，必先求其古，由求其古而致其是。在此前提下，应当重新思考适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区域研究方法和取径。将华南之类的区域概念作为历史问题加以研究，首先应当梳理概念的发生及其衍化的历史进程，了解这一概念产生和流变的语境，尤其要注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的变化以及指称相同而内涵外延不一，或是指称有别而所指全同的情形。其次应探究各种区域集合概念出现之后，对于所指区域相关人事的观念认识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影响了什么、影响到何种程度。只有了解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概念的意涵及其所指。
①《全国巡回运动昨日开幕》，《申报》1929年4月7日，“本埠新闻”，第14页。该报道称第一区为江苏区，据《申报》1929年10月26日第14页“本埠新闻”刊登的“拒毒会近讯”，应为江浙区。
②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社会学与民俗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该文原载《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4期和第2卷第1期，1942-1943年，并出有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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