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11年1期第1～5页

作者简介：郝幸艳，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李大钊与汤化龙同为民初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的私交公谊从最初感情甚笃到最后分道扬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既与民初政治紧密相连，又深刻地影响了二人日后的政治走向。目前，学界对他们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尚缺乏专门研究。然而，通过考析李汤之间的友谊与纷争，对于深入认识二人的思想及民初政治状况，不无裨益。

关 键 词：李大钊/汤化龙/民初/政治交往

        李大钊通过孙洪伊初识汤化龙，二人交往初期关系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后由于二人政见出现分歧，遂由合渐离，并最终分道扬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目前学界对李大钊和汤化龙民初关系的研究尚属薄弱，本文试图将相关史料略作考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公交私谊
       （一）交往初期
        李大钊与汤化龙的交往始于孙洪伊。孙洪伊，直隶天津人，进步党人士，曾和汤化龙长期合作共事。为了筹建法政学会及创办《言治》月刊，李大钊1912年冬，拜访了北洋法政学校的捐资者孙洪伊，得到孙的大力支持。孙洪伊鉴于李大钊学识超群，文笔出众将其介绍给汤化龙。“汤化龙初任众议院议长时，惊服李大钊才华，委为众议院秘书，兼民主党的机关报《天民报》主笔”[1]和《法言报》的编辑。通过办报，李大钊和汤化龙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1913年7月，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打算赴日深造，囿于家境需要资助。此时的汤化龙为了选拔一批青年政治家，和他一道承担改造民国的重任，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与扶植。他常言：“革新精神之所寄，除青年学生以外，更无可属之人。理想中之学生，必有轰动一时足当国民铸金之祀者。此理想实现之迟早，以学生之奋斗努力，占社会中坚地位实现之迟早为衡。”[2]汤化龙通过对李大钊编辑工作的考察，认定他是一个可用之才，遂用进步党经费资助李大钊赴日求学，以归国重用。曾任众议院首席秘书的李仲公（即李其荃）回忆此事曰：汤化龙“用党费选送一批青壮年同志到日本留学，培养和充实集团的后备力量。被选送的共九人，计有刘道铿、陈博生，是刘祟佑和林长民介绍的，李大钊、李其荃，是孙洪伊介绍又以文字受汤知遇的，张梓芳（即张必果），是蒲殿俊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是李大钊介绍的；南庶熙，是汤提出的。每人每年的补助费是三百元。”[3]汤化龙不仅资助李大钊，还资助了李大钊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可见对李大钊的重视。1913年冬，汤化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汤佩松、汤佩琳赴日求学，汤“不无担忧，便思忖在东京委托一位忠厚可信的人来关照他俩的生活和学习”，[4]最后通过比较选择了李大钊。汤佩松回忆当时的情景云：父亲对母亲言：想把佩松托付与李大钊，“请他代为管教。说起来，李大钊还算是我的学生呢。前些年，我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任教，李大钊就在那里上学。他非常勤奋，文章写得极好；若把孩子交给他，那是一定可以放心的。”汤化龙在日本的留学生很多，却特意挑选李大钊照顾未成年的儿子，足见汤化龙对李大钊的信任与倚重。
       （二）汤化龙对李大钊的影响
        李大钊与汤化龙初期非比寻常的私交公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的思想言论和政治立场。章士钊曾言：“据吾所知守常（李大钊）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5]在思想言论上，二人都重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主张非暴力的有秩序的进步，都反对封建专制，努力追求宪政。汤化龙政治蕲向为“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主张“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反对革命派打破秩序的激烈行径。他认为：“激烈之革命，有害而无益”，“中国万恶之社会犹如痼疾，去之不以其道，施以猛烈之手术，疾不能已，而或以促其生。”[6]与汤化龙过从颇稔[7]的李大钊对汤的主张表示认同，他言：“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而后秩序为可安；必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8]主张以秩序求进步，反对暴力革命。汤化龙“夙所梦寐祷祈”者乃“立宪政治者、责任内阁者、政党议会者”，“谓非是不能救国图强”[9]。李大钊早期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政党政治理论的阐述，表明了他对立宪政治的向往和追求。正是这种共同的政治追求，使得二人初期在政治立场上都表现为支持袁世凯排斥国民党。加之民初袁世凯假共和的虚伪面目尚未暴露出来，因此，汤化龙在“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10]的主张下，“一方抱定稳和的方法与渐进的精神，一方即承认此旧势力，谋利导之而促之改良”[11]把袁世凯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依靠力量。李大钊也认为，为了“震伏群魔，收拾残局”，需“惟此枭雄是赖”，[12]和汤化龙一样在初期对袁世凯寄予希望。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当袁世凯要裁都督、镇压二次革命时，汤化龙担心战争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便为袁辩护、开脱。汤指出，“共和方始踏入正轨，国家富强有望，不应以莫须有之事迹，而乱诬贤人为词。”[13]李大钊也担心国民党人的地方分权与联邦之说会破坏国家统一，驳斥云：“彼愚妄之徒，偏欲以地方分权之谬说拥庇之，抑知无论地方分权说，在中国今日，已无存在之余地。”[14]其他如建都地点问题之争、《临时约法》问题之争、“宋案”解决方案之争等，李大钊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暴力革命的立场都和汤化龙基本一致，就突出地反映出所受汤化龙的影响[15]。但是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袁世凯，而是以维护统一、实现社会进步为前提。一旦超越了这个前提，矛盾与斗争也就成为必然。这就是为什么二人由拥袁、劝袁变为最终反袁的内在思想动因。
         二、由合渐离
       （一）对袁世凯的不同态度
        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野心的逐渐暴露，李大钊和汤化龙对袁世凯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为复辟帝制做进一步的准备，为拉拢立宪派，任汤化龙为教育部总长，“汤抑郁不愿就，经研究系刘祟佑敦促，为避祸计，勉允担任。”为迎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有人承奉袁的意旨，主张以复古为教育宗旨，变更学校教法，汤具牍以去就争，事遂寝搁，”[16]汤化龙与袁世凯虽有过矛盾，也试图抵制，但终因考虑到“立宪责任内阁的企图既无法实现，顾又不能采取断然态度，仍甘于与袁委蛇”，“冀做一些准备继起的工作”而不愿与袁彻底决裂。李大钊此时虽未能认清袁世凯专制的真面目而举起反袁旗帜，但他在日本初识章士钊，受其“有容”和“对抗力”思想的影响，在对袁世凯专制统治予以揭露的同时，也开始对汤化龙迁就袁世凯排斥国民党的做法有了不同的看法。1914年4月，汤化龙主导下的《中华》杂志创刊，据李仲公记载“丁士峄为总编辑，张东荪、李大钊、李其荃——即我的原名为撰稿人。”[3]李大钊在上面发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警告袁世凯“自节其无极之势力，容纳于政治正轨内”，对异派势力，“幸勿过事摧残，致政治新运，斩绝中途也”。又告诫汤化龙等进步党：依靠袁世凯对国民党“以图抵制者，今当以绝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须不拒正当异派势力之发生，稍进更宜自振独立之精神，以指导专断（指袁世凯——引者）或暴乱之势力（指国民党——引者），舍迷途而趋正轨也。”[17]李大钊这种态度的变化，为二人日后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二）最终一致反袁
         随着袁世凯忤逆共和愈演愈烈，汤化龙最终放弃了对袁的幻想，走上了与袁彻底决裂的道路。所以，此一时期，李汤二人的政见分歧服从于反袁大局，仍然进行了良好的合作。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竟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汤化龙大骂袁世凯：“饮鸠止渴，令人诽谤。遂即召集进步党中坚分子刘祟佑、丁世峄、蒲殿俊、毕惠康等商酌与袁分裂退出政府计划”[13]。12月，袁世凯不顾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事实，公然宣布复辟帝制，这种倒行逆施使汤化龙公开和袁世凯决裂，他“督促在东京的李大钊进行反袁帝制宣传并结合同志作未来准备的工作”[3]。汤化龙由天津潜入上海展开反袁后，又“打电报要求李大钊回国参加反袁运动”[18]。李大钊不顾学业繁忙火速回国助汤反袁。袁世凯在上海布置了大量密探，汤化龙“怕遭暗算，不便出门与外界联系，有事多托李大钊（守常）代为办理。谷钟秀、韩玉宸（大载）、高仲和、骆继汉等在法租界二洋泾桥办《中华新报》，李受汤托，常到该报馆联系。”[19]政学系议员韩玉宸也云：汤化龙“为避袁探狙击，少外出，由李大钊代表向各方面联络。”[6]李大钊在上海活动了大概两个星期后又返回东京。之后，出于反袁斗争的需要，李大钊再次“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结业回国抵沪，正决定作为孙洪伊的代表前往云南，因袁死而中止。”[3]在此期间，汤化龙为孤立分化袁世凯势力，“经常通过蒲殿俊的亲戚江湘浦秘函川督陈宦促其倒袁”[13]。李大钊对在日本留学的霍例白云：“昨济公接川陈二庵电云，川决于翌日宣布独立，湘亦不远，而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20]此处济公，即指汤化龙；陈二庵，指时任四川军务督理兼巡按使陈宦，汤化龙能把这么重要的密电拿给归国不久的李大钊看，也印证了二人当时的关系还是较为密切的。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时汤化龙在沪，欲招纳人才为己助，并谓守常，暂欲十年在野，专司评政。因创《晨钟报》于北京”，延聘李大钊为编辑，“并谓言论绝对自由，不加干涉。”[21]李大钊鉴于汤化龙在护国之役中的积极表现，对汤较为认同，便不遗余力地负责筹办和主编《晨钟报》。希冀以《晨钟报》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推动青年为创造青春中华而奋起直追。然而《晨钟报》创刊时间不久，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汤二人之前存在的分歧，随着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及国内局势的进展，最终以府院之争为导火线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三、分道扬镳
      （一）始于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的主要角色黎元洪、段祺瑞、孙洪伊均和汤化龙有夙谊。“汤化龙本想出面调停，而小孙派的一些人物，则说汤是想为徐树铮弥缝，而想乘机夺取内务总长，弄得汤化龙左右为难；只好袖手旁观。”[13]最后，由徐世昌入京调停，免去孙洪伊内务总长职和徐树铮院秘书长职，府院之争才告一段落。旋因对德宣战案，黎元洪和段祺瑞重生矛盾，汤化龙为调解二人矛盾，迭赴东厂胡同面见黎元洪，“但孙洪伊等人已先在黎面前谮汤，说汤已倒向段祺瑞，不要被汤出卖，因此黎对汤有戒心，黎的左右亦多方阻止汤黎见面。因此汤很牢骚”[16]，与孙洪伊不复见往日情谊。他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使李大钊不免为难。最终“他不仅因为自己与孙的私交近于汤化龙，尤其因为自己的思想更接近于孙洪伊，因此他不肯按汤化龙的意思在文章中攻击孙洪伊，这自然引起汤的不满。”[22]
       （二）根本在于政见分歧
        李大钊为什么开始背离关系一向良好的汤化龙呢？除和孙洪伊关系的原因外，最主要的还是与汤化龙政见分歧越来越大。首先，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期间，开始广泛地接触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如安部矶雄、浮田和民、幸德秋水、创办《新社会》杂志的利彦等人，他们“或者给李大钊上过课，或者其文章、译作对李大钊产生过影响，有的还同他保持密切关系。”[23]这使得他的思想较以前有了一定发展，开始意识到：“势在一党，则蝇附一党，势在一人，则狐媚一人”，“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24]。其次，“经过帝制回潮的政治变动，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青春’、‘再生’观念的形成和对民彝反抗压迫权利的反思在他的思想中加进了革命因素。”[22]同时从拥袁到反袁的深刻反思中，李大钊更进一步认识到专制的北洋势力并不是可资依赖的对象。他总结道：“吾民当知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8]而汤化龙却仍未跳出与北洋势力为伍排斥国民党的窠臼。汤化龙创刊《晨钟报》前曾主张“不党主义”。认为，“分朋而自弱，适开旧派势力，使蹂践政党蹙国家新机，毋宁不党”呼吁“用友谊结合，犹乘舟然，惊涛骇浪中，且图共济，待达彼岸，而后分途，犹为未晚。”[16]希望各党同人捐弃党见，同心制宪。然而不久后发生了府院之争，汤化龙即组织进步党人在北京成立“宪法案研究会”隐然成为支持段祺瑞，反对国民党的力量。对此李大钊直言不讳地指出：“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惟专与争，乃立宪政治之大忌，而专制国民之常态也。故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25]李大钊之言引起了汤的不满。据高一涵回忆：“因汤化龙到北京后即联合徐树铮与孙洪伊相抗，以晨报为攻击孙洪伊工具，迫守常著论文，守常因与孙交至厚，直孙而曲汤。汤怒，阴命人撤去守常论文，易以攻孙之论著。守常因此去职。”[21]李大钊的女婿贾芝也言：“李大钊同志写文章反对汤化龙扶持旧势力。但是他的文章整段地被删改。他不能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自由地发表意见。”[18]
       （三）最终分道扬镳
        李大钊见留在《晨钟报》也难以发挥作用，遂于9月4日发表《别泪》一文流露出去意，9月5日正式辞职。在文中李大钊指出，当今存在三种政治力量，一为甲支“专好交结官僚豪霸子弟”的北洋势力，一为“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的革命派，一为“势力为最微，于是群相与谋，咸谓非亲近甲支，不足以自存”的进步党，李大钊借喻自己为丙支中少年迪穆（暗喻汤化龙——引者）的未婚妻，因“迪穆颇善视之，桐子亦以身许”，迪穆曾“一失足与彼辈为伍，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事后向桐子吐露“至今犹引为遗憾万千”，然“此伤心之痛史，君子遽欲从人以促其再演”，“仍欲亲近甲支”。虽非本意，“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但无奈“以云英未嫁之身，未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且即干预之，恐亦无效，遂决然去而之他。”委婉地表达出与汤化龙绝别的原因所在，但他同时又表示，汤化龙若能“自崖而返”，那他“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徙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汤化龙分道扬镳，但并未就此与其割断所有联系，而是希冀通过规劝的方式使他悬崖勒马，“不至从甲支之败子，同为异姓之豪强所误，陷于可怜之境者。”[26]李大钊事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云“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调劝。”[7]正反映出他当时的复杂心境。
         四、和而不同
       （一）规劝汤化龙
        李大钊虽然脱离了《晨钟》，但二人仍有来往。1916年冬，汤化龙为了培植湖北政治势力，“派亲信朱赓元（敏和）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卢蔚乾联系”，[19]成立了湖北旅京协会。卢蔚乾云：“李大钊时常来学会研究学问，谈论文章；我是驻会干事兼编辑，因此认识李。”[2]曾任湖北旅京协会干事的彭伯勋也言：汤化龙当上协会会长后，“时常约我们到他家里谈话，有一次汤正在和我们谈话，李大钊去了，汤说：你们坐一下，我去和李守常讲几句话，并且说：李守常是中国后起之秀，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19]可见汤化龙虽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因非常看重李大钊这样的有为青年还是继续交往，而此时的李大钊对规劝汤化龙于政治轨道之内与国民党竞争，“万不可援引轨道以外之暴力以为抵制”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然而不久之后的张勋复辟让李大钊对仅有的希望产生了怀疑。汤化龙因助段驱张有功，出任段内阁内务总长，“竟一再犯援引特殊势力之嫌，而终不知觉悟。”[7]8月，李大钊发表《辟伪调和》一文，指责汤化龙等缓进派“与官僚武人相结，附敌同攻，助纣为虐，而一而再，不自悛悔，咎固亦居其强半，虽百喙而莫可辞也。”他当初离开《晨钟报》时曾“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讽劝”，而“至于今日，事实所示，已全不敢作此奢望”[7]对汤化龙深表失望。但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李大钊短暂的悲观之后，并未就此全然放弃调劝的努力。1917年10月15日，在民国成立六周年国庆日上，李大钊言：“大局至斯，平心论之，亦岂一党一派之过。但望各派人士，皆以此日为一年中复旦之机，痛自忏悔，则往者已矣，未来之事，待各派人士之猛省以图补救者，尚自多端。”[27]又在《暴力与政治》中云：“暴力自身不为觉悟，吾侪实未如之何，惟有听其自蹈于绝境，收其逻辑上应得之果。苟依附强力以为政治活动之君子，而能知所自反，或者国事其犹有豸乎？吾侪固馨香祷祝以求之矣！”[28]1918年7月在《调和剩言》一文中又重申调和的必要，“国人对于异派势力，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吾人为避二力之迭兴，主张二力之对立，为免时间的取代，主张空间的调和。”[29]
       （二）原因探析
        李大钊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调劝汤化龙，一是受章士钊调和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日本留学初期结识章士钊后便开始投稿《甲寅》月刊，1917年又加盟《甲寅》日刊。舒新城先生指出：“章士钊以《甲寅》为阵地，提倡讲究科学、尊重客观、注重说理、调和宽容的风气，其影响于当时以至于现在作者不少。”[30]章士钊也云：“守常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及与余交，议论竞与甲寅沆瀣一气，当时高（指高一涵——引者）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5]受章士钊调和论的影响，李大钊也认为，“抑知政治不可一日无对抗，即亦不可一日无调和”，“苟其两力已臻于相抵之域，则相安相守之道，又舍调和而无所归宿。”[7]二是李大钊认为汤化龙终究不同于北洋专制势力之流，他依附北洋势力与国民党为敌的做法虽不可取，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宪政追求，只是方式运用不当。这从李大钊《暴力与政治》一文中“时贤有误认依于强力足以治国”[28]之语可以看出，正因如此，李大钊才不遗余力地再三规劝汤化龙迷途知返。三是后藤延子教授曾指出李大钊始终感恩汤化龙曾资助他留学且十分器重他，因此在抨击缓进派时，矛头指向汤化龙与梁启超，却公开非难梁而对汤化龙则避开指名道姓，显然是出自于感情上的顾忌，李大钊自己也说汤“颇善视之”，而不忍汤“为异姓之豪强所误，陷于可怜之境者。”[26]看来李大钊对汤化龙的感念之情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只是，遗憾的是，汤化龙辞职下野后出国考察，于1918年9月命丧维多利亚，李大钊到底没能看到汤化龙转变的那天。“君子和而不同”，政治上的分野并没有影响到李大钊对汤化龙的私人感情。汤化龙的灵柩运抵北京时，李大钊还“特意到前门车站迎灵致哀”[31]。而李大钊则在日后的奋斗中，找到了救国良方，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二人迥异的人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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