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1938年/胡适/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1938年，在华夏大地上，战火纷飞，灾难深重，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就是在国人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的“集体记忆”。
    在这灾难当头、战乱频仍之时，历史也给我们另一种面相，倘说中西史学交流史，这一页不应被遗忘。
    1938年，欧洲亦战云密布，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战前夜。就在这样的形势下，8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了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胡适临危受命，代表中国全程参加了这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段往事，在中西政治史框架内，也许不屑一提，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视野里，则需要重新补写这一页不能遗忘的历史，①将胡适这页“学术之旅”，放在当代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大格局中，重新评估它的历史意义、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
    一
    1938年，正值中国进行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其局势可做如下点陈：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
    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由此可见狂妄与嚣张之状。
    然而，是年3月23日至4月6日，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挫其嚣张之气焰。
    是年秋，日军发动“秋季大攻势”，重镇武汉与广州相继失守，然日军的攻势作战也宣告结束。
    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与1月16日的近卫第一次声明相比，反映了日本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美梦的破灭。
    1938年，动荡与不安，外患与内困，交织在中国现代史上。
    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对应邀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1936年12月17日，时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史学会”)主席哈罗德•泰姆普利(Harold Temperley，一译田波烈，或吞泼来)致函中央研究院，函称：据我从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权威人士及教育部长那里进行长期的调查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
    泰姆普利主席对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确实颇为热心。1936年底，他应邀访华。②11月，他作了题为《致中国史学者》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这样赞美中国：
    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政治家，我属于一个国际组织，不会很随意的去表达我对某个特殊国家的偏好，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声称自己在思想和知识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中国多。中国吸收西方的知识，丰富自己不朽的传统，她一直很伟大。[2]
    泰姆普利鼓励中国应融入国际社会，走向世界。他进而说道：
    中国仅仅发展和吸收西方的文化是不够的，她应该带着复兴的民族文化面向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国际形象，就像它应该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民族形象一样。每一个国家都会对世界其他国家有一些贡献，并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一些收获。国家就像蜜蜂，从四处都收获一点来酿造国际生活的蜜，创造放之四海皆可的通用科学。[3]
    泰姆普利的这番话，既睿智又不失形象，他旨在诚挚邀请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作为国际史学会主席，扩充阵营，发展新会员国，这也是他的职责。为此，他热情地说：
    如果中国敲了这扇门，我想她不用等太久就可以进来了。中国史学者兄弟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遇啊！……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实现，那将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4]
    对于泰姆普利的盛情邀请，中方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引起了当时中国学人的极大关注。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磋商的信函往来频繁，鉴于当时中国还未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会，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致函国际史学会，代表中国申请加入，并与泰姆普利不断地进行了沟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政局难料，形势遽变，但中方主意已定。这一点，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在1937年10月25日致泰姆普利的信函中可以得到证实：
    我们这方面，中国期待按照约定的安排参加明年8月的史学会议。中央研究院正在为参加会议做筹备，这项工作不会因为战争的危机局势受到任何影响。[5]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不仅派代表莅会，还指示代表力求在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后，在该委员会中争得重要位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致教育部函中明确指出：“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意、德诸国人待遇是也。”又云：“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中仍为二等国。”[6]
    在我国，先贤于史多有精义，不管是刘知幾的史“为国家之要道”说，[7]还是龚自珍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论，[8]这种历史意识似乎已融汇在国人的血脉中，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中方相关政界要人与学界领袖执意让中国史学融入国际史学界的迫切愿望，当然不会因战争危机而动摇，这种诉求也不会因局势动荡而放弃。总之，中国欲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决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任何影响。
    那么，派谁去呢？王世杰1937年10月25日给泰姆普利的信函中说中方拟派出至少两名代表，人选暂定为胡适和蒋廷黻，④后因战时国家困难，财政拮据，最后确定由胡适一人作为中方代表赴会。⑤在当时的情况下，胡适确实是上佳人选，在傅斯年看来，担此重任者，非胡适莫属，因为他的学术地位、国际声望和外语能力，还有一点说来颇为可怜的原因，那就是胡适此时身在欧洲，顺道赴会，可节约开支。“此时国家困难，无此多钱，胡先生由英赴苏黎世往返，百磅足用，可使旅费甚省也。”[9]傅斯年致教育部函中如是说。其时，国家财政困难到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二
    沟通中外，对话东西，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胡适尽显其才华。借用最近出版的胡适传记之书名“舍我其谁”，⑥实在是再确切不过了。
    说起胡适1938年8月参加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这里，还需要做一点历史的回溯。
    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新史学萌发，向传统史学(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发起了挑战。在世纪之交的1900年，发生了一起标志性事件，那就是在是年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而成为后来国际史学界交流与沟通的重要平台。自此至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举办了21届，走完了百余年的历史进程，被称之为“历史学的奥林匹克”，它的影响在当代正在逐步加深。
    从1900年首届大会至1938年，这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依次在下列城市举办：巴黎、罗马、柏林、伦敦、布鲁塞尔、奥斯陆、华沙、苏黎世。其间，在1926年成立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史学会”)，它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两次大会之间的组织联系工作，该会的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的途径，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10]由上可以看出，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立时期(1900—1950年)，不仅在组织体制上充满了浓浓的欧洲色彩，而且在会议内容上也打上了“欧洲中心论”的色彩。
    万事开头难。大体每5年召开一届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当时虽离“国际化”还有不少路程要走，但1938年8月，中国申请入会，并在这样的大会上首次发出了来自东方的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其意义非凡，对于中西史学交流史的意义，同样如此。
    令人遗憾的是，胡适莅会出席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以笔者视野所及，众多通贯性的《胡适评传》⑦一类书中，未置一词。
    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乃胡适研究史上的最新力作，第一部下限为1917年，在第二部中，有无此事的记载，尚不得而知。其他近一二年内问世的研究胡适的著作，如欧阳哲生的《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⑧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⑨等，都未有记录。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领域的专家，学识有限，迄今笔者仍不知晓其他研究胡适的诸多著作中是否对此留有余墨，承蒙方家补正。⑩退一步说，即使在众多关于胡适研究的书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也是不足为奇的。中华民族在存亡继绝的生死关头，无人关注此时胡适这段短暂的“学术之旅”也是正常的。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页历史不能被遗忘，成为空缺。诚然，提供历史证据，揭开尘封的历史，尽可能地返回到当年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接近客观事实的准确性，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一种责任，已无须留待后人了。
    这就要说到此时胡适的行踪了。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9月他就受蒋介石委派，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出访欧美，他的欧美之行，旨在求得国际援助，以助中国抗战。首站美国，他在那里逗留了10个月，于1938年7月抵达英国。就在这样繁忙的外交活动间隙，他受国民政府之命，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的身份受邀与会，(11)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1938年8月28日至9月3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参会者的注册人数据记载达1206人，而实际与会者只有770人。[11]尽管这次大会“在危机的阴影下”，在欧战全面爆发前，尽管实际与会人数比前几届有所减少，尽管苏联缺席(前七届苏俄一直与会)，但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泰姆普利的努力下，力图打破大会代表的欧美地域的局限，尽量吸纳亚洲历史学家参会，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内设立相关支会，比如远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以兼顾非欧历史学家的研究兴趣。[12]总体而言，这次大会正如研究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史专家厄尔德曼所言：“尽管面对如此阴郁的时代景象，尽管面临内在的和外在的惊慌，这次会议依然循着国际性的高雅规格前行，保持了一种显著的科学的水准。”[13]
    苏黎世大会取得了成功，中国入会，也可为此佐证。胡适赴会，也取得了成功。胡适自始至终参与了这次大会，从他当时所写的日记中，可略知其行踪：[14]1938年8月24日离英赴苏黎世，恰与泰姆普利同行。8月25日抵瑞士。8月26日与泰姆普利夫妇共进午餐。8月27日，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下属的远东委员会会议。8月28日上午，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苏黎世圣彼得教堂举行开幕典礼，大会有6人发表演说。8月28日下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召开理事会议。会上，通过中国、梵蒂冈史学会、爱尔兰为三个新会员。8月29日上午，到会听论文。8月29日下午，写完自己的论文《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后半部分。8月30日，到会报告论文。8月31日，到会听论文。9月1日，复国内电函数则。9月2日上午，到会听泰姆普利的论文。9月2日下午，到会听论文。9月3日下午，赴会，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典礼。
    翻看这一时段的胡适日记，对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记载，较为简略，远不及对国内局势的关注，比如友人徐新**于空难，连续三天(8月25日、26日、27日)，均有记录，9月8日还写诗一首，追哭新六。[15]
    关于会议的记录，在胡适的日记中，较为详细一点的有两则：一则是8月31日听Father Heras(Bombay)［赫拉斯神父(孟买)］讲The Story of Minotaur in the Light of Mohengo－Daro Inscriptions(根据莫亨谷—达罗铭文的弥勒陀的故事)。另一则是8月30日的日记。前者也许觉得有趣，后者因为那天他在会上报告论文，故在当天日记中记录如下：
    上午到会，大会场中论文四篇：
    1、Frans Von Kalken(Bruxelles)［弗兰斯•冯•卡尔肯(布鲁塞尔)］
    2、C. K. Webster(London)［C. K. 韦伯斯特(伦敦)］
    3、E. L. Woodward(Oxford)［E. L. 伍德沃德(牛津)］
    4、我的“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
    第一人占了一点十五分，故余人皆不能［不］大删节。
    但Webster与Woodward两篇皆甚好。Webster题为“Palmerston & the liberal Movement”［《帕尔马斯顿和自由运动》］，一八三○—一八四一［年］；Woodward题为“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16]
    提交给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文共有240余篇，胡适到会多次，听他人报告论文，这则日记是唯一一次对论文作出评判的，他隐然对弗兰斯•冯•卡尔肯的“拖堂”表示不满，因为卡氏占了他与另两位学者报告论文的时间。
    胡适在会上报告的这篇论文不长，(12)显然是急就篇，他在日记中曾说过，直至报告前一日方才写完。从现在对论文的要求而言，它算不上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实际上是一篇演讲稿。倘若这篇英文稿译成中文也就五六千字。依当时情况，对胡适而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欧美之行，临危受命，百事缠身，无暇顾及，他之“不为”，实在是一件很无奈的事。
    但不管怎样，胡适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面对自己所处的时空环境，选择了一个很聪明而又讨巧的题目，以《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为题，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并以此与国际同行交流，彰显了中国历史学家迫切地融入世界，而又坚守本位的诉求和愿望。
    在胡适的众多著述中。这篇演讲词也许并不起眼，但因它而书写了一页中西史学交流史，却又显得十分重要。故在此，对这篇文章有略加介绍的必要。
    胡适一开篇，就这样说：
    晚近三十年来，中国史研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部分归之于新的批判方法和观点之引入，部分归之于新的重要史料的发现。当陈腐的史学传统受到了一种考辨方法论的挑战与责疑时，新史料的发现正不断地拓展对历史的认知，并据此构建起新的事实。[17]
    开门见山，言简意赅，胡适这段开场白引出了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从河南安阳到周口店的考古发掘，这当然会吸引域外同道与史界人士。
    胡适马上转入正题，他把中国新发现的材料，分为六类：河南安阳殷商王朝时的遗存、新发现的青铜器、中古中国时期的敦煌手稿、保存在日本和朝鲜的中国历史的史料、最近向学者开放的中国档案文献、搜求手稿和禁书以及那些被忽视的书。
    胡适对上述六方面新发现的材料，逐一作了介绍。他的介绍，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并以域外学者鲜有所知或所知但不知其重要性为关注点，吸引国外学者的注意力。此文，当然不是对某一专题领域的一种深入的探索，但也可称得上是一篇能抓住听众、颇有吸引力的演说稿。
    凭籍这些近来重新找到的作品，如今我们可以一种更好的状态去理解和重新书写一些最重要异端流派的思想，进而去探究晚近七世纪以来，用话本撰写的一种鲜活文学的进展。[18]
    胡适以上述这几句话(对前述第6点的小结)，结束了他的演讲。至于现场听众的反响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在胡适日记中，也找不出蛛丝马迹。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胡适的这次短暂的“学术之旅”，让国际史学界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从1938年至今，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离我们很远，但还是让国人从夹缝中略知一二。(13)我国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愿望，更是显得十分迫切。早在1980年，中国就以观察员的身份派代表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正式接纳中国为该会的会员国，中断了44年的文脉终于又连接了。自1985年开始，在斯图加特、马德里、蒙特利尔、奥斯陆、悉尼、阿姆斯特丹，总之，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澳洲，每5年一届的“历史学的奥林匹克”会上，都可以见到中国历史学家活跃的身影。更令人期待的是，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落户在我国山东济南。
    三
    在历史(或史学)编年史上，常可见到用某个杰出人物来命名某个时代或时段，前者如把18世纪称作“伏尔泰的世纪”，(14)后者如把1945—1968年这一时段称之为“布罗代尔时代”。(15)对于胡适，也有论者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位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历史人物，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或象征，胡适无疑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19]这自然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对此可以暂且搁置勿论。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胡适研究与时俱进，逐年升温，其研究规模之大，拓展之深，涉及之广，可谓蔚为大观。正如欧阳哲生指出的，胡适研究作为一门“显学”已俨然成形。[20]
    但是，在笔者看来，胡适研究还需向纵深发展，胡适研究的探索之路还很漫长。个人以为，学术研究之进展，不外是新材料的发现，或是视角的转换。上面提到的胡适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开场白”，也大体点明了这一旨趣。这就回到了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众多胡适研究者，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胡适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其因，一是没有留意到胡适在繁忙中参与这一学术工作，因此也就遗漏了他在会上所作的英文演讲稿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二是在胡适研究中，即使留意到了此事，但从胡适研究的整体来考量，也属纤芥之微，故不值一提。但倘若转换一下视角，从中西史学交流史这一角度来评估，那么胡适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其意义就不可低估了。如此，他的这篇英文文章，也就可视为一种“新发现”。所谓“发现”，也就是把原来已经存在着的事物对象化，于是，把它放在中西史学交流史的坐标上，重读这篇文章，就会显示出沉甸甸的学术含量。笔者以为，在胡适研究中，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者视角的转换，这双重的学术理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由此推动胡适研究的不断进步。拙文仅从胡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这一点说起，把以往的历史补上，只因为它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探索无止境，这是学术之路，也是创新之道，这应当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这于胡适研究亦然。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周兵、张仲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等三位青年才俊的有力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①关于胡适1938年代表中国，参加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事，国内学界的关注甚少。桑兵的《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胡逢祥的《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史林》2005年第3期)，已有涉及，但语焉不详。桑兵在《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一书中，对上文涉及中国史学界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作了增补，增补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组织体制、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田波烈(泰姆普列)来华与运作中国入会诸事、中方为此而做的筹备工作等。至于胡适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桑氏援引两函及胡适日记中的材料作了简述。在胡适研究的专著中，就笔者视野所及，迄今仍付阙如。可见，前人对胡适此次参会的阐述与评估，还留下较多的学术空间，尤其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视角而言，更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②泰姆普利来华行踪，当时报刊或有报道，不只是《图书展望》所显示的一鳞半爪。
    ③具体细节，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第164－167页。
    ④桑兵在前引他的文章及专著中，均说据国际史学会方面称，中国曾推举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3人为代表，不知有无文献根据。
    ⑤傅斯年于1938年6月22日致泰姆普利电文称，中国将委派胡适一人参加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参见《中国参会史料》第20号，《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⑥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舍我其谁”，大气恢弘，用之勾画胡适多彩的人生，颇为形象，颇为贴切。
    ⑦这类传记甚多，据笔者手头存书略举一二，比如1992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清的《胡适评传》，2008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桑逢康的《胡适评传》等，均未涉及此事。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就此妄下断语。
    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⑨世界知识出版社增补本，2010年版。
    ⑩欧阳哲生对胡适研究的学科梳理，甚为详细，参见《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第6－12页。
    (11)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1645页。此处转引自桑兵：《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会》一文。
    (12)胡适的这篇简短的英文演讲稿，未见有中文。现英文原稿辑录在《胡适全集》第36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31－637页。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周质平先生主编的《胡适英文文存》(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大致成了前书收录时的底本。周编于胡适思想的深入研究，功莫大焉。
    (13)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输入我国的苏联史学中可略知一二：苏联自1933年参加在华沙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后，直至1955年才复会，参加了在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出版的俄文史书的汉译本中，当时就有《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见世(王九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此外，还有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这方面情况的文章，如张芝联撰《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等。
    (14)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年)，世界文化名人，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颇具才华的历史学家。
    (15)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二战后法国新史学巨擘，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和史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