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陈独秀/民主与科学/政治叙事/历史事件

  近年有学者以《新青年》杂志为视点，撰文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予以专门而细致的考察，提出了诸多不同于当前史学界流行观点的新看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受惠之余，我们又颇多疑惑。其中，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该文认为：“陈独秀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新青年》是拥护民主、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①该文在被收入一本论文集时更直言：“‘民主’与‘科学’只不过是陈独秀的挡箭牌，并不是《新青年》杂志具体提倡的思想主张。”②而综观其全文，该文主旨或可概括为：新文化运动是“运动”起来的，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一事是后世“叙述”出来的。
    对于该文所述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只是后世叙事所致这一说法，学界反应不一。同一作者的两本陈独秀研究专著在关于此问题的描述上，前后发生了变化。《晚年陈独秀》一书曾认为：“《新青年》及其掀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抨击，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和喜爱。”③而《陈独秀思想评传》一书则在“高擎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的标题下，又增加了这么一段：“民主与科学，当时是无人敢于公开反对的。陈独秀把自己招来罪名的原因归结于追求民主与科学，这就堵住了悠悠众口。”④这种观点的细微变化可能受到该文观点的影响。亦有至今不采纳此观点者，如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以及任建树所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一仍其旧。正面回应者是一位中学历史教师，但其文章主旨不是十分清晰。他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基本内容，是整个运动的旗帜”，并比较了孙中山与陈独秀所提倡“民主”内涵的不同，即前者注重“民主政治的制度结构”，后者注重“民主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体系”。他显然认为陈独秀举起了民主的大旗，而全文又不断对其所回应之文加以赞同。⑤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考察。
    一、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这一印象的由来
    该文关于“陈独秀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只是“挡箭牌”这一论断显然比其他论断对我们的冲击更大。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这一观念遍及各种专著及相关书籍，以至此印象深存于我们的记忆中。因而，需要通过普及率较高、较权威的著作来探寻一下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这一印象的由来。
    先看党史类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影响较广的党史权威论著，按出版时间顺序，依次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
    由胡乔木主撰、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党史开山之作。该书直接从1921年写起，间接地提到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和“宣传科学”⑥，并没有展开细说。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在叙及此问题时写道：“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正面要求，可以说有三个：一个是提倡民主，即‘德谟克拉西’，要求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政治和封建礼法、伦理；一个是提倡科学，即‘赛因斯’，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再一个是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而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学、古文，以及所谓‘国粹’。”⑦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相关叙述基本相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前，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经有力地进行过民主主义文化的宣传。他们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君主政治，反对军阀政治。他们提倡科学，反对旧教条、旧八股，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反对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旧礼教和旧道德。”⑧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所述与其前书也基本相同，但更加明确：“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要求有三个：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和提倡新文学”，“‘新青年’杂志揭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当时称为拥护‘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斯’先生)，对封建文化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战斗”。该书进一步解释道：“提倡民主，便要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提倡科学，便要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⑨在建党7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关于此问题，前者指出，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标志，“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是民主、科学两大口号的倡导者”⑩。后者叙述如下：“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1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2002年第1版与2011年第2版关于此问题均作如下陈述：“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12)
    另外两本专著也可作党史著作观。一为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为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其所叙述大同小异。如《五四运动史》的叙述为：“《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曰民主，一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新青年》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还没有民主政治，还是孔家店统治中国，针对中国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提出了为民主和科学而战斗的口号，这是很对的”(13)。
    再看近现代史学著作的叙述。近些年影响较大的近现代史教材是中华书局版的《中国近代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史》上册，大部分高校均采用这两本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李侃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是这样叙述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即指出，要脱离蒙昧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后来“在‘人权’与‘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14)。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上册也作如此叙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中国要从专制和愚昧下求得解放，摆脱落后状态，赶上资本主义强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民主与科学的提出，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因而成为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两面光辉旗帜”(15)。前者直接指出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就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后者虽然未明确指出陈独秀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但明确认为新文化运动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此，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或主要“内容”，这与党史著作“口号”的叙述稍有差异。还有一本影响较大的近代史著作是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该书关于此问题的相关叙述为：“从思想上为扫除政治学术上的障碍，奠立民主、科学的基础而奋斗的领导人物，应推陈独秀(1879—1942)”，“陈独秀之所以歌颂西方文化，抨击中国文化，目的在提倡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勖免青年为此两大目标奋斗，赶上世界潮流”(16)。
    再看陈独秀研究者的观点。唐宝林、林茂生、任建树三位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均认为陈独秀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如任建树在上海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大会上，以“《新青年》的历史地位”为题发言依然明确指出：《新青年》以倡导科学民主闻名于世(17)。沈寂则从客观需要与主观动机的角度叙述如下：“陈独秀说，以往的历次革命都是‘单独政治革命’，均未触及‘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对中国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必须来一次打倒偶像，破除迷信的思想革命，才能真正巩固共和新制度。因此，他以‘民主’与‘科学’为利器，发动新文化运动。”(18)贾兴权所著《陈独秀传》写得较为生动：“《青年》杂志一创刊，就疾呼民主，高扬民主大旗。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就竖起了民主这面旗帜”，“陈独秀在高扬民主大旗的同时，又响亮地提出了科学的口号，并为此摇旗呐喊，要求国人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生和一切社会问题”(19)。《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一书的叙述更带着些文学色彩：“《青年》杂志一出世，即振聋发聩，它树立起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向打破旧体制、改造旧社会的大道上挺进。”(20)
    其实，这一印象最迟在高中时期即已形成。高中历史试卷中至今仍有此类题目：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提出了( )和( )的口号？或者，陈独秀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指什么？这应该是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这一印象深存于记忆之中的主要原因。考诸目前高中历史教材，仍作如此叙述。如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如此叙述：“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有：一、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由陈独秀首先提出。”(21)新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3”中对于新文化运动是这样介绍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陈独秀号召青年，以民主和科学并重，拿出‘利刃断铁’的气魄，‘战胜恶社会’。”(22)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党史著作、近现代史教材与陈独秀研究者均一致认同陈独秀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由此，中学历史教科书也作如此陈述，以至但凡读过高中者均记得是陈独秀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二、“民主与科学”作为政治叙事的形成
    该文指出：“‘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显然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更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因而最终凝固为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永久记忆。”确实如此，相较于其他口号，“民主与科学”更具政治意义。
    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就因陈独秀被捕而撰文指出陈独秀是因为宣传民主与科学而遭逮捕。此时毛泽东未真正参加革命，尚不足以形成政治叙事。蔡和森在1926年中共六大上所做的党史报告中说：“每个同志都知道《新青年》主笔仲甫同志，但是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则为：民主与科学。而这两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的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23)李立三在1930年所做的《党史报告》中也提到：“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对孔夫子。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新青年》特别受着青年界的欢迎，因为《新青年》内容主要是反对封建制度，宗法关系，反对旧礼教，主张婚姻自由等，同时还有白话运动，这是完全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反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斗争。”(24)由这两个报告可知，中国共产党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事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予以解读，内容大体一致，但叙事的表达语句尚未完全统一。
    政治叙事的真正形成应该是在新启蒙运动时期。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者陈伯达说：“启蒙运动之成为文化上的群众运动，这是在五四的时候。以‘新青年’为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群众的姿态，向‘中古的’传统思想和外来的侵略文化，公开宣告了反叛。‘打倒孔家店’，‘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提倡白话文’——这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25)在他看来，他要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是更深入、更广阔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不但要继续高举“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而且更要将这次新文化运动和目前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26)。另一位发起者艾思奇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人和世界提出了新的看法，“在五四时代更具体地表现为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要求”，而在目前这个时期，“思想文化上的任务，仍是五四时代未曾完成的任务。德先生和赛先生，仍是我们所需要的”(27)。何干之则在《中国思想运动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中心，提倡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的白话文，提倡怀疑的精神，提倡废孔孟，铲伦常”(28)。后来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何干之又进一步用马列主义观点对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阐释：“中国民族解放的性质，是反帝的民主主义运动。所以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也在灌输民主思想，宽泛点说，是资本主义文化。用陈仲甫先生在《本志罪案之答辩》(《新青年》6卷1期)里所举出的两大任务，一是拥护‘德谟克拉西’；二是拥护‘赛因斯’。”(29)齐柏岩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敌人是传统封建思想，“当时群众的反独断，反迷信，反盲从，反复古的精神，特别强烈；‘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喊叫得特别响亮。但是作为这种反传统思想根据的，是从欧西请来的‘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二位先生，这二位先生，在欧西的‘中古的’时代，曾大显过身手，杀退了封建的魔鬼。自然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只有请来这二位先生才是对手”(30)。胡绳则以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据指出：“在‘五四’运动的战士们的面前，飘扬着一面战斗的旗帜，在旗帜的正面写着‘民主’，反面写着‘科学’。”(31)可见，当时因为发起新启蒙运动的需要，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主旨内容做了较为规范和系统的阐述。
    1942年延安整风之际，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对五四精神有了一个权威性论断。他说，五四精神是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后来五四运动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面给了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及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义向右翼的发展”(32)。1946年胡绳在为欢迎胡适回国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五四’时代所追求的新内容、新精神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民主和科学二语可以概括。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来反对旧礼教、旧道德，反对所谓传统的精神文明，胡适之先生也是勇敢的先驱者之一。”(33)这和毛泽东在1942年的论述有相似之处。他又写道：“‘五四’时代在思想内容上主张科学，主张民主，这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失掉了新的意义呢？的确，‘五四’时代的人物，有些已‘渐渐被人唤作落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代表者’，但是我们必须看出，他们之所以落伍，并不是因为他们坚持着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禁受不住时代的播弄，不但不能发挥科学与民主而前进，反而是从‘五四’时代的阵营往后退却了。”(34)在此，民主与科学已然成为一个参照物，即以是否坚持和推进民主与科学为标准来衡量思想之新旧、人物之优劣。
    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关于民主与科学，其说法先后有些变化。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是这样叙述的：“和‘五四’爱国运动同时，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曾进行了有效的反对封建文化、宣传科学的文化改革运动。”在编入《胡乔木文集》时则做了修改：“‘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口号，是要求民主和科学，但是‘五四’运动中的左翼，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却同时传布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传布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35)但就内涵而言，修改之处与之前所述并无原则性差异。
    在此，我们从这一系列的追述中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构成前后一致、顺承发展的合法性链条，即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看来，民主与科学是资产阶级文化，用之作为利器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一场反封建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化变革，这就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由此，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渐渐构成一种政治叙事。但由此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一事因其已构成一种政治叙事，就仅仅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不是一次真实的历史事件。
    三、时人的反证
    1920年，思想学术独成一派的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做东西文化演讲时说：“以前的人都不曾说过中国的道德风俗等等的弊端，无论是立宪派或革命派，从没有一个人敢与中国文化开战的，就有也不敢十分坚决。到了陈仲甫他们几位，才直截了当从这个地方说起。那是民国五年的事，到现在不过三四年，居［然］把大家的意思统统改变了。他的势力也竟有从前变法论盛行的时那样普遍；引起全国人都注意文化的改革。”(36)在此，梁漱溟已明确指出陈独秀等人志在革除传统文化。在论述西方文化的特点时，梁漱溟认为陈独秀所言“西方的文明只是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和赛恩斯(科学)两位先生”与他的观点相冲突，但他又认为以往关于西方文化的认识都是枝节零散的，“没有能贯通奥窍的。到近来始稍稍见有进步。像陈仲甫这话，就是其看通的窍，指给大家看。他这见解在今日已经大概是‘所见略同’”(37)。由此可知，梁漱溟认为陈独秀等人是在用民主与科学来概括西方文化，然后借之革除中国传统文化。
    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其人生观》一文中说：“我顺便要向陈仲甫、胡适之诸位先生商量，这是梁漱溟先生提醒的功德。我们中国已迎受两位先生，——赛先生台先生，——迎之固极是矣，但现在请清楚，还少私德之迎受。”因此，吴稚晖主张再迎一个来“做我们孔圣人续弦的周婆的，叫做穆勒儿(moral)姑娘的便是。请她来主中馈，亦且无妨牝鸡司晨”，并且主张穆姑娘治内，赛先生兴学理财，台先生经国惠民。(38)可见，反对复古且对新文化运动颇多微词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也认可陈独秀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蔡元培认为，孙中山重科学、扩民权的思想“已渐布潜势力于文化上。至《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而轩然起一大波，其波动至今未已。那时候以文学革命为出发点，而以科学及民治为归宿点(《新青年》中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就是英文中Science与Democracy两字简译)”(39)。他又详细提到孙中山对科学和民主的要求和论述，指出孙中山要求我们学科学，就要迎头赶上去，这样“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孙中山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民权世界，民权就是“以人民管理政事”。由此，蔡元培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用这两种标准，来检点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明明合于标准的，知道没有错误。我们以后还是照这方向努力运动，也一定不是错误，我们可以自信的了”。(40)很显然，看似《新青年》在实践孙中山的思想，而实际上蔡元培在用《新青年》所宣扬的科学与民主来概括孙中山思想的主旨，当然也就认为陈独秀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在新启蒙运动中，张申府认为，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历史使命，还要再提倡。但有一点要注意，科学与民主都是客观的东西，“提倡科学与民主，第一切戒的就是把它人格化。在五四的时候，曾有人把民主叫作德先生，把科学叫作赛先生。这不过是一种文人的结习，其实很违反了科学与民主的真义。这样子提倡科学与民主，无异南辕而北辙。现在再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万不可再因袭那个的。科学与民主，就科学与民主就是了，可叫什么先生小姐？”(41)1937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新文化运动口号的不足，并加以修正。他认为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应该将之改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42)。无独有偶，胡绳也对“民主与科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文中写道：“也许有人要说：民主和科学岂不是‘五四’运动的理论根基么？但是民主和科学其实只是当时的战斗的标帜，而还没有能力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基础。”(43)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民主与科学确实是当时的中心口号，不然又何必对这一口号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呢？张国焘在回忆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44)
    伍启元在1934年就出版了一本一直不太受重视的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全面描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变革。此书将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文化革新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全盛时期。他认为《新青年》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大转变，即“从中国文化转到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中心，不外‘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两大怪物。新文化运动所要提倡的，就是这两大怪物了”(45)。
    以上数例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该文观点——陈独秀抬出民主与科学只是震慑反对者。于是再读该文，我们又发现其有些论证也存在纰漏。
    四、该文论证中的纰漏
    该文指出：“史家认定‘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其主要依据是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但如前所述，后来关于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叙事并非仅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据，以此为据者也多是党史著作，而多数近代史著作则以《敬告青年》一文为据。但亦非全然如此。《许德珩回忆录》这类严格说来并非史学的著作即以《敬告青年》为据。书中写道，《敬告青年》中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就把‘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提出来了，从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46)。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有“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这样带些“震慑”语气的言辞，就只以其为史家论证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的论据而向其辩难。
    该文引用胡适对新思潮的概括，以证明胡适并不赞同陈独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的概括。该文引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的原文如下：“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由此，该文得出结论：“胡适认为，陈独秀以‘德、赛两先生’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虽然简明，但太笼统。可能是回应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但胡适原文接着还有一段，该文却未加引用。胡适原文如下：“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47)显而易见，胡适上文所说“太笼统”一词是针对其他论说者而非陈独秀，对于陈独秀反而是“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这样的评语。接着，在引用了陈独秀关于要拥护民主就必须反对孔教、要拥护科学就必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的话之后，胡适说：“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拢统了一点。”于是他提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评判的态度”。(48)在这里，胡适提出自己对新思潮核心主旨的观点，他认为陈独秀的说法无法解决国粹和旧文学与民主和科学之间的逻辑问题，而不是完全否定陈独秀的说法。在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看待这两种说法：胡适所说“评判的态度”、“重估一切价值”，正可与“民主与科学”的提法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主要从消极的、破坏的意义上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后者主要从积极的、建设的意义上来概括。后来胡适在批评孙中山有意抬高中国旧思想和旧道德地位时再提此事也是一个论据。胡适说：“陈独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运动只是拥护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科学)，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吴稚晖先生后来加上一位穆拉尔姑娘(道德)。中山先生既欢迎科学，又分明推崇民治政治，却不幸在这里极力用夸大的口气，抬高中国的旧政治思想和旧道德。”(49)因此，我们认为胡适是基本认同而不是反对陈独秀的提法。
    该文提到恽代英、沙汀、何其芳等人以论证《新青年》在当初影响力不大。文章写道：“恽代英一直到1919年3月才开始订阅《新青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恽代英仅零星购买和偶尔‘杂阅’过《新青年》”，“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文章举出的这些例证颠覆了我们以前形成的一个观念，即《新青年》创刊伊始即大红大紫，影响遍及所有后来在历史上留名的进步青年。我们目前的一些史学叙述也确实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在此，笔者还可以再加一例。邓小平直到1922年2月14日在法国与王若飞、赵世炎结识时，受其影响，才“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革命思想”，并自述其深受“《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的影响(50)。是否部分人未能阅读到一本杂志，就可以证明该刊物影响力有限呢？现以蒋大椿先生2001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4期上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为例。文章一发表，便引发学界一场大辩论，影响遍及史学界、哲学界。但如今问及此领域后学者，大都浑然不知有此一事。再以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为例。近年来，部分考入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复试时方知有此一书，但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本书是党史界的经典，影响极大。由此看来，恽代英、沙汀、何其芳等个例也只能微弱地证明该杂志的区域影响不平衡。我们认为，《新青年》确实不是一发刊便名声大噪，这只是后世叙事给读者造成的主观印象。蔡元培在为《独秀文存》作序细说与陈独秀的交往时，也提到是“渐渐儿引起新文化的运动来”(51)。但如果仅以不同地域几个人(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人)的回忆不同，便判定某种杂志或学说的影响力之大小，在论证上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该文指出：“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对此，我们以为前半句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后半句则略显武断。该文关于陈独秀“炒作”《新青年》的论述往往予读者以陈独秀无处不在夸大杂志影响与故意抬高杂志主旨的印象，但细加阅读，不难发现陈独秀并非完全如此。早在1916年《答陈恨我》中，陈独秀就明言：“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真理愈辩而愈明也。”(52)从此段话里，我们可得出与该文相左的两个判断：从前半段“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可知陈独秀并未否认杂志至今(1916年9月)未受较大关注，无较大影响，因此“罕受驳论”。从后半段“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及其杂志内容可知陈独秀并不仅仅为了办杂志而办杂志。他是将办杂志与改造社会连在一起的，是当做一种事业来做而非仅仅当做一种职业来谋生。
    陈独秀也未因明确提出《新青年》主旨在于提倡民主与科学，就回避和否认杂志讨论孔教和文学革命问题。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陈独秀写道：“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新青年》所讨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也明言：“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53)。可见，陈独秀并未故意回避其“破坏”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也并未一直用民主与科学去“震慑”反对者，而是直言林纾“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
    由上述论列可证：第一，陈独秀并未完全否认杂志创办中所遇到的现实困难；第二，其杂志主旨无论是被叙述为民主与科学还是反孔教和旧文学，在陈独秀看来都是一回事，并非故意只提某种说法以“震慑”对方。换句话说，也正因为他有鼓吹民主与科学的远大志向，才使得批孔、文学革命等成为应有之意。
    五、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系
    该文指出：“综而观之，当时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其他‘新思想’甚少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表面看来确实如此。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说：“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54)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一点，即最初《新青年》引起人们的注意，确实是因为白话运动或文学革命。张申府也说：“五四潮流开始于白话运动。”(55)罗家伦在分析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的三个推动因素时也提到：“文学的革命引起整个思想的革命。”(56)
    但我们的考察不应止于此。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发起文学革命的原因或者文学变革与思想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探究的问题。齐柏岩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是整体性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在文化的各部门上，都掀起了肉搏的血斗”，其中提倡白话文是运动之所以成功的基础和支柱，是“因白话文占胜利的关系，才使新思潮深入到群众中去”(57)，可见提倡白话文是普及革命思想的前提。伍启元的看法也大概如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是注重个人的自由发展；要人人有发展的机会，当然先要有教育上的平等。但在教育上要使人人有机会求学，必不是在深奥，雕琢文学的社会中所能够做到的事；因之，他们第一步就起来改革文学，使文学通俗化，使文学民众化。这就是文学革命的发动。”(58)所不同的是前者把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并列视之，而后者则认为文学革命只是思想革命的外在表现。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载《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批判新文化，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关系被其一语道破。文章指出，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59)。因此，“文言白话之争固然并不是区别新旧的绝对标准，但是适之先生说得对，打败文言正是剥夺了旧文化思想所凭借的形式，这不是不重要的事”(60)。蔡元培后来在自述北大经历时也如此说道：“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61)因此可知，在当时，文学变革必然引起思想变革，思想变革必然需要文学变革。这又正如胡绳所说：“白话的形式加上民主科学的内容与精神，就形成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62)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陈独秀自己的话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他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63)
    白话文改革、文学革命无非重在扩大思想的影响，做普及工作，而非深挖民主与科学的深层内涵。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甚至后来几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仍然是要扩大民主与科学的影响，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在新启蒙运动中，就有不少人指责新文化运动影响仍然不够广泛：“‘五四’运动的最主要的一点成功是它把文化运动扩大为群众的广泛的运动，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它所接触的群众是有限制的，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64)张申府甚至明确指出，虽然中国提倡民主与科学本已有年，但封建思想仍很普遍，官僚武断恶习仍很流行，鬼神迷信尚未消除，国家仍很落后，所以“仍大有把科学与民主重新加以提倡的必要”(65)。
    六、结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渐成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新道统的开端，其所宣传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构成前后一致、顺承发展的合法性链条。作为一种政治叙事，意义愈加凸显，以至后世叙事对这一历史事件过度渲染，赋予“民主与科学”过多的事实上不曾有过的色彩，给后人难免留下不少夸大的印象。但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一事，首先是一个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作为政治叙事，我们应当去虚就实，弃其所当弃，竭力还原；作为历史事件，我们则要在还原历史之时，存其所当存，切忌将那些层累地叠加的东西和历史的真实一股脑地都抛弃掉。
    注释：
    ①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以下所引该文论点未注明者均出自此处)。
    ②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第20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263页。
    ③祝彦：《晚年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④祝彦：《陈独秀思想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⑤方旭：《也谈新文化运动——读王奇生〈革命和反革命•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历史教学》2010年第17期。
    ⑥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
    ⑦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6页。
    ⑧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第21页。
    ⑨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7—28页；《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28页；《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4—25页。三者语义完全相同。
    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
    (1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8页。
    (1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7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13)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14)李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第483页。
    (15)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1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0—341页。
    (17)任建树：《科学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8)沈寂：《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19)贾兴权：《陈独秀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1、86页。
    (20)张宝明，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21)《中国近代现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22)《历史3(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23)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8页。
    (24)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8页。
    (25)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夏征农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一般书店，1937年，第68页。
    (26)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夏征农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第73页。
    (27)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夏征农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第18、27页。
    (28)何干之：《中国思想运动的再认识》，夏征农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第38页。
    (29)《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9—340页。
    (30)齐柏岩：《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夏征农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第101—102页。
    (31)胡绳：《“五四”运动论》，《胡绳全书》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32)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6卷，东北书店，1948年，第956、957页。
    (33)胡绳：《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313页。
    (34)胡绳：《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315页。
    (35)《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2012年新版《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此处未再作改动。
    (3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6页。
    (3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594页。
    (38)《吴稚晖先生全集》第1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78—79页。
    (39)蔡元培：《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93页。
    (40)蔡元培：《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94页。
    (41)张申府：《科学与民主》，《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42)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90页。
    (43)胡绳：《“五四”运动论》，《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39页。
    (4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40页。
    (45)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第8页。
    (46)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4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1页。
    (4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551、552页。
    (4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3页。
    (5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51)蔡元培：《〈独秀文存〉序》，《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428页。
    (52)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9页。
    (53)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0、61、10页。
    (5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9页。
    (55)张申府：《五四感想》，《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5页。
    (56)罗家伦：《纪念“五四”》，《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1册，台湾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第466页。
    (57)齐柏岩：《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夏征农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第102页。
    (58)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8—9页。
    (59)《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81页。
    (60)胡绳：《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315页。
    (61)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4页。
    (62)胡绳：《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313—314页。
    (63)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0页。
    (64)胡绳：《“五四”运动论》，《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页。
    (65)张申府：《科学与民主》，《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