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霍新宾，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经历了个体自主参与到党团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共创立前，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谭平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着力推动五四纪念，并为其增添了民众动员的新语义。中共建党初期，随着时局恶化及革命诉求增强，除倡导“到民间去”、“打倒军阀”的纪念话语外，还将其付诸实践，以青年团领导学生发动民众，从事救国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进一步充实五四纪念话语，积极宣传“国民运动”、“民族运动”，开展对民众的革命动员。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与纪念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五四阐释的基本范式，既体现出中共对中国革命对象、领导权与主题的认知和探索，也是其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向“群众的行动的政党”进化的见证与写照。

关键词：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 纪念话语 民众动员 纪念史学

五四运动作为具有界标意义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纪念史上占据显要地位，这不仅表现为中共对青年节的积极倡设，还体现在对五四运动纪念的持久性。随着纪念史学的兴起，学界对中共五四纪念的历史探讨也日渐增多，但综观其成果，多聚焦于民主革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五四纪念的宏观解读，甚少细究中共建党前后至国民革命时期五四纪念的初步展开，且缺乏从话语与纪念演化视角的考察。对话语的分析之所以居于纪念史的核心地位，是纪念行为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特性决定的。诚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M. Halbwachs）所言：“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且“须通过公众活动”才能“保持新鲜”。他强调，“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这就道出了历史纪念话语的实质及价值。从这一角度看去，在中共成立前后以至国民革命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共党人对五四纪念给予高度重视，实现了五四纪念的奠基，并以话语自觉不断赋予五四纪念以新的意义，形成一套纪念的体系，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还发挥出民众动员的效用。对中共早期五四纪念体系形成及内在理路的分析，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与五四纪念的奠基

追溯中共五四纪念发端，需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评论说起。1919年5月18、26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文，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爱国自卫”和“觉悟”的体现，且提议“平民”以“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来“征服政府”。对于“平民政治”的语义阐释，恽代英在7月8日致张景武的信中亦表示赞同，认为五四运动“可使平民注意政局之腐败，而生不满现在之思想，为革新之动机”。五四运动对民众觉悟的影响，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得到生动呈现：“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他们都为五四运动中民众联合的强力所感染。10月12日，陈独秀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演讲中，赞颂五四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一同参会的李大钊更强调五四运动系“排斥侵略主义”，并不只是爱国运动，“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他还在《新生活》撰文，将“五四”提至与“双十节”同等高度来纪念，指出“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就此而言，李大钊堪称中国五四纪念的最早倡议者与推动者。

与革命意义的阐释角度不同，瞿秋白重点从思想文化方面评说“五四”。11月21日，他在《新社会》发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浑然一体的主张：“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澎涨起来，虽然最初发动的时候，是受了外交上山东问题的激刺，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并声言“推广这种运动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以提升“国民觉悟”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五四”话语，与陈独秀等人所推崇的“平民政治”、“民众联合”、“国民运动”、“人类解放运动”的“政治五四”语义看法不谋而合，其话语背后均指向对民众的动员。“政治五四”与“文化五四”的合流、交融，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五四纪念话语的生成提供了土壤，这在陈独秀为率先迎接五四周年纪念的演说中可得印证。

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作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说，指出五四运动与以往爱国运动区别在于“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而“牺牲的精神”是指要以“牺牲大而结果小”的青年精神来改变“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个“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此五四精神诠释，实为陈独秀新文化运动观的政治表达。就在演说20天前，他在《新青年》发文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活动、创造精神，如“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前者乃后者“影响到政治上”的体现，蕴含着民众动员的伟力。

除借文本与演讲进行话语阐释外，早期共产主义者还积极参与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集会。尽管北京政府予以严禁，但由于学生筹备得力，五四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如期举行，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胡适等名流多以演讲刊文为奥援。连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船经地中海时也开会纪念，林长民、王光祈等人还发表了演说。因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拘的周恩来，在日记中流露出对五四纪念的憧憬之情：“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的。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为此，他还领导被拘代表纪念集会。集会于当日下午两点开始，由马骏报告一年来斗争经过。晚上，周恩来主持庆祝会，并与师士范表演清唱。其间，河南曲、八角鼓、评书、相声、滑稽戏等娱乐节目多有上演。这种“苦中作乐”的狱中五四纪念集会，对周恩来、马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而言，可谓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呈现。

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五四周年纪念发挥了先导作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亦竞相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将五四革命精神付诸组织实践的开端。其后，他们积极参与1921年五四纪念活动。5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举办的五四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并在当日《晨报》刊文：“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 。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但不要“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而是要“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5月5日《广东群报》所载谭平山的纪念文章即此“新意义”增添的范例。谭文指出，“五四运动，是我们学生界应当偏劳的，是责无旁贷的。尤为我们学生界应当觉悟的”，而学生界“所应有的责任，就是应当注意于有秩序有组织而能持久的救国运动”，对此，他建议从“组织完密的救国团体”和“向宣传上做功夫”两方面着手准备，且强调“组织和宣传，是今日救国运动中刻不容缓的事”。这表明早期共产主义者已意识到建立党组织承载着救国救民的重任。

上述救国言说和集会，凸显了话语阐释在纪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助推五四纪念的常态化。这与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的积极作为密不可分，李大钊更是倡导在每年纪念时“都加上些新意义”。事实上，在五四纪念的起始阶段，已形成以政治、文化双重语义来阐释五四运动的共识，即以“爱国运动”、“救国运动”指称“政治五四”，以“新文化运动”言说“文化五四”，这种双重语义合流交融态势影响并奠定了其后中共五四纪念的基本底色。

二、中共建党初期“学生运动纪念话语的生成

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以降，帝国主义协同侵略中国及军阀割据造成时局恶化，社会上受恶俗熏染产生“好自恃”、“尚虚荣”、“喜浮躁”、“务空想”的“青年危机”，确立了中共成立后五四纪念的政治背景和现实挑战。中共在一大纲领中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因此，激发青年热情，“复活五四精神”、“到民间去”，动员民众走社会改造之路，便成为建党之初中共党人纪念五四运动的“新意义”。

1922年5月4日，黄日葵在《晨报》刊文，直指时局之弊：“中国的现状，比五四当日更坏了”“我们对付更坏的时局，只有纪念！”在黄日葵看来，青年学生应“实行Vnarod（向，民间去），播下革命的种子”。他进一步指出，“不认识五四运动的大精神的，不配纪念五四，纪念五四而不继续五四运动的事业，可以不必替他纪念”。其动员民众革命的语意清晰可见。同日，曾以国民党员身份跨党的中共党员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副刊发文，表达对五四精神没落的担忧：“政客化的学生，不消说是精神堕落者了，专注目于分数，文凭，学位而作种种享乐的迷梦者，也就与五四运动的精神背道而驰。”如何保存五四精神？他给出“到民间去”的出路：“五四运动的精神如何，乃是为民众而牺牲。到民间去吧，这一条坦道是永能保持这个精神的。”无独有偶，5—6月，杨贤江在《学生杂志》接连发文，流露出与邵力子同样的看法：“五四运动的精神，不但不见发挥广大，而且近于消灭乌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以感慨的事实”，鉴于此，“复活五四精神”的路径在于“发扬青年特性，发扬公众意志的精神”，即“要大家都走上社会革命的路”。在杨贤江看来，“走上社会革命的路”，自然不能寄望于五四以来且“已成三年前的名词”的“救国运动”，而是走“到民间去”的社会运动道路。以上这种“到民间去”的“复活五四精神”之倡议，展示出中共党人试图将学生运动引向与广大民众相结合道路的愿景，显露出为民众利益奋斗的志向。

除在报刊撰文，中共党人还发表演说纪念五四运动三周年。5月4日，沈雁冰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学生会主办的五四纪念会上作《五四运动与青年们底思想》的演说。他反思了五四运动未能深入“到民间去”的不足，认为此次“学生运动，除了普遍几个新名词之外，在政治上社会上的意义，更觉很小”，“人们仍旧得不到真的‘改造’、‘解放’”，因而他勉励青年要“确信一种主义”，即“马克思底社会主义”来“解除烦闷”。其倡议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生运动的意图不言而喻。在北京学生联合会召集的五四纪念会上，李大钊作了关于“政治运动之意义”的主题演说。在李大钊的引导下，这次学联会发出“誓以五四运动底精神，采取适当有效的方法，打倒中国底军阀，铲除民治底障碍，以期实现我们理想中底自由的平等的新社会”的呼声。

这种坚称为平民阶级利益而打倒军阀的具有阶级斗争意蕴的主张并非个例，在时人纪念“五四”的文章中也有类似表述。这表明此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已被用于五四纪念，可谓“到民间去”、“复活五四精神”的纪念话语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耦合体，构成随后中共党人五四纪念阐释的基本内涵。其实，就在上述五四纪念结束不久，6月15日，中共中央即提出“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主张，并于7月中共二大的议决案中，宣明其“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的建政目标。正是以“打倒军阀”为首要内容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引着下一年度中共五四纪念的基调。

1923年4月20日，一个署名“敬德”的人给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信：“‘五四’快到了，中央应通告各地加入学生会活动，唤起群众，于是日游行示威，领导他们做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运动；且借此以唤起学生界。传单亦应由中央做好，令各地照印。”这封信应是目前所见最早提议中共党团以组织名义纪念“五四”的文献，尽管尚未发现施存统的复函，但从4月28日青年团武昌地委书记何恐致施存统有关筹备五四纪念的信中，可以看出“敬德”的建议应是得到了团中央的重视。何恐在信中言及：“‘五四’武汉学生界将做一大纪念会，我们届时将有一打人去演说，结合佢们底单纯的爱国观念，并拟发几种‘打倒……’式的传单。”此时中共党团五四纪念并未停留在计划宣传层面，而是付出行动，这主要通过参与领导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及其所属学生团体的活动来实现。

现有资料表明，至1923年3月间，学联总会中的中共力量已达一定规模，李国瑄、黄日葵、夏曦等共产党人还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评议会中担任主席、秘书要职。这届评议会是主导1923年全国学生纪念五四运动的决议机构。4月29 日，学联总会就五四纪念事宜向所属学联会发出通电：

本会本届评议会议决，每年五月四日各地学生联合会应举行纪念大会，以志不忘。……一则纪念五四之精神，以鼓励国人；一则继续运动，以完成五四未了之工作，唤醒国人，努力奋斗，一致爱国，以救危亡。

该通电是中共党人以中华民国学联总会名义向学生首倡五四纪念的明证。由于学联总会积极策动，五四纪念便在学生中广泛开展起来。在此情势下，共产党人更是踊跃参加，他们多以演说来宣扬中共二大“打倒军阀”的革命政治主张。如5月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召集千余人参加的五四纪念会上，李汉俊作了“应力争外交，打倒军阀，以尽国民之天职”的主题演说；而陈蔚英（陈为人）在演说中亦将矛头指向军阀政治，认为中国遭受外敌入侵“实由于政治之腐败，无论何任总统，均大借外债，私订密约，其用途无一可以公布，误国病民，莫此为甚”。

倘若说天津五四纪念气氛尚显“温和”，那么北京的纪念则颇具“火药味”，最终演化为新一轮驱逐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学生运动。5月4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两千余人的纪念会，青年团员韩觉民任主席并报告开会宗旨，他指出：“从前我们运动之口号，是‘外保国权，内除国贼’，今日之政府，一天糟似一天，我们应有继续之精神，作政治之运动。”至于运动目的有两方面：对内为“打倒军阀”、“裁兵”、“否认现政府”、“否认现国会”、“拥护人权”、“教育独立”， 对外是“作国民自动的外交”。李大钊在演说中更是激励学生投身政治运动：

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以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局立于弹劾的地位。

李大钊这番话，在点出“政治不澄清”原因的同时，更指明学生“加入政治运动”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革命对象，即学生应起来“组织民众”，将斗争矛头直指“立于弹劾地位”的“现政局”，究其意图则在于打倒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鉴于李大钊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声望，其演说无疑是促动此次纪念会学生实施驱逐彭允彝行动的重要诱因。当然，朱务善、韩麟符等中共党人的策动与引导则是直接助力。如朱务善在纪念会上报告学生界“驱彭挽蔡”运动进展情况，并指出其目标已由最初“教育问题”移向“政治运动”，具体表现为“对内则推倒军阀”，“对外则反对帝国主义”。见此情景，韩麟符当场提议对彭允彝“下一总攻击”，与会代表对此一致赞成，遂议决兵分两路：一路600余人到教育部，一路1500余人去彭宅。“驱彭”行动于当日下午4时10分开始。赴教育部那路学生沿途高喊“驱逐彭允彝”、“肃清教育界败类”等口号，但至目的地后因“觅彭不得”只好离去；而另一路学生当被告知彭允彝不在家时，“遂向（彭宅）窗户掷入无数石块而散”。

尽管“驱彭”行动未达目的，但开创了学生运动与中共五四纪念相结合的先例，反映了共产党人“打倒军阀”的革命宣传影响。1923年2月5日，杨贤江在《学生杂志》撰**调推翻军阀政治的必要性：“看清现在的政治状态是已经到了最卑污最无耻的田地，非再经过一次革命，是没法改良的。”因此，他希望学生联合会“能恢复五四运动时那种勇猛的势力”和“彻底的精神”来“改革内政”。3月16日，黄日葵在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通电中对军阀政治的暴虐予以鞭挞：“军阀之横暴，政治之黑暗，外交之逼迫，民生之憔粹（悴），比之五四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五四纪念时评中针对学生“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只读书求学不做社会运动”的“不革命”倾向明言：“听凭你寻找任何不革命的道路”，“军阀官僚总非追着‘革你的命’不可，你往何处逃！”其激励青年学生起来革命“打倒军阀”的期许之情跃然纸上。

还应看到，此时中共五四纪念之所以呈现出“打倒军阀”的鲜明主题，不仅与恶劣的军阀乱政时局有关，也与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优先将“打倒军阀”置于“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前的宣传渊源颇深，更与此时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斗争目标由教育问题转向“推翻军阀政治”关联紧密。这一目标的转向主要是张国焘、邓中夏、施存统等人引导的结果，其中尤以施存统倡导的“从单纯的学生运动到普遍的群众运动”最为典型。1923年2月，他在《先驱》发文就呼吁学生要“切实联络农、工、商，各种民众一同做推翻军阀政治的运动”。这显然是落实中共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所提出的“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指示精神的体现。以上这些，促进了中共建党初期“学生运动”纪念话语的生成，使“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本义向“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延展，其中“打倒军阀”又居于主体地位。

三、国民革命前期“国民运动”纪念意蕴的凸显

随着列强侵华的加剧，中共认识到“打倒帝国主义”比“打倒军阀”愈为重要。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的决议，强调“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这是围绕着“打倒帝国主义”优先于“打倒军阀”提出的。恰如11月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委会议决议案所言：“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由此，中共五四纪念重心逐步由“打倒军阀”向“打倒帝国主义”转换，这在国民革命前期表现尤为明显。

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通告：“‘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在这个目前所见中共中央最早的纪念通告中，既有发挥五四运动“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及其精神的明示，也有“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传”及“望总来一报告”的纪念制度规范。这表明中共对五四纪念愈加重视，开启了以反帝为主、反军阀为辅的“国民运动”话语体系来实现民众动员的领导模式。

正是有了中央局的部署与指示，中共党人的五四纪念得以有条不紊展开。5 月1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所刊李大钊的文章即从“国民运动”语境来看待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在突出学生“国民”地位的同时，还宣明了要以五四精神来“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的反帝主旨。3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文，大加颂扬五四运动中“青年界的革命精神”，并针对英、美、日三国肆意干涉中国司法与外交的时局，寄望青年要联合“农工平民”救中国，为此“一定要去接近他们，要去为他们作工，要联络他们的感情，辅进他们的知识”。4日，朱务善在《晨报副镌》发声要动员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今年纪念‘五四’，我们当引导社会群众反抗日本，更要引导社会群众反抗英美法国！”

以上文章侧重从“五四”的反帝意义来动员民众，施存统、董亦湘在《民国日报》副刊发文凸显“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的结合。施文提出，五四运动是“一种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是国民革命运动底一大转机，其重要竟可说是等于辛亥革命”，其直接成绩是使民众革命意识“进步到更明白”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其重大意义则“表现出‘国民自决’的精神”，即“若欲脱离外力与军阀的压迫，只有国民自己团结起来，用自己团结的力量来反抗敌人之一法”；董**调，五四运动发生是“资本国际帝国主义的百般侵略”和政客军阀“用其卖国政策及压迫平民”的结果，因而，他号召学生、工农要“团结着民众的新力量”来“推倒军阀政客以及国际帝国主义”。

为更好宣扬反帝反军阀以动员民众，中共党团还组织五四纪念会。青年团广州地委5月4日在市第一公园召开纪念会，其传单、演说词多申明“五四运动之意义，非仅为学生运动”，而是“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之伟大的运动”，“听者人山人海”。同日，青年团济南地委于商埠公园举办6000余人纪念会，“演说者多注重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会场“民气激昂”，高呼着“收回关税、收回庚子赔款、推翻现在奴隶式的教育”等“恢复国权”意蕴的口号。而更能突显“恢复国权”主题的，还是中共党团指示学联总会在上海发起的纪念会。5月4日，纪念会在第二师范学校开幕，其宣言就突出了“恢复国权”的反帝主题：（一）收回海关主权，这是“振兴实业唯一的方法”；（二）收回庚子赔款，由“中国人自己处置，自己来发达教育”；（三）反对奴隶式教育，并呼吁民众“赶快去做”，以继续“‘五四’运动争回主权、提倡文化扫除国贼未竟之工作”。此时中共党团已意识到帝国主义侵华已由政治、外交、经济层面深入文化教育领域，因而，“反对奴隶式教育”、“收回教育权”作为“恢复国权”的重要体现，自然也就成为其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核心诉求。

面对“列强对华教育侵略”，杭州五四纪念会“很有切实的表示”。5月4日，在中共党团筹组下，由沈玄庐、安体诚等人参加的杭州五四纪念会在浙江省教育会举行。会上讨论通过了“否认奴隶教育”等提议，并以浙江第五次五四纪念大会名义发布3个“反抗奴隶教育”的通电：（一）请孙中山明令将广州圣三一基督教会学校收回自办；（二）声援广州圣三一学校青年反抗教会教育；（三）敦促奉天东三省教育促进会、教育委员会从日人手中收复教育权。在其纪念宣言中，也呈现出收回教育权抵制文化侵略的主旨：“我们在这‘五四’纪念会里，本过去反抗的精神，和广州、奉天等省一同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我们要收回教育主权，要铲除洋大人在中国办的一切学校。”这既是“恢复国权”的反帝宣言，也是倡导新文化的呐喊。当然，此新文化倡导并非限于对外抵制文化侵略，还包括对内批判“思想复古”。对此，宣言更明确主张“我们该出力来拥护新文化，同时也出全力来反对与复辟派同床同梦的‘思想复古’”。

事实上，杭州五四纪念会宣言通过批判复古思想进而提倡新文化的主张，已成为当时不少中共党人的共识。5月4、5日，青年团上海地委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发一组五四纪念文章，猛烈抨击国民革命兴起前即已存在的文化复古现象。其中，董亦湘认为，“现在自学术思想一直到制度道德习惯，都好像有复古的倾向”，他以“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的言辞来痛斥，且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旧社会中保守阶级的空幻的思想和虚伪的行为罢了”。张廷灏则将复古文化泛起的原因指向腐败的军阀政治，认为“在腐败政象之下，要求发展文化是决不可能的”，“要自由发展文化运动”，其路径在于“回复我们五四运动的精神”，“先把现在腐败的政象，根本打破了，另外创造了一种新的良善的政象，我们才可以安心求学！”与张廷灏的主张相似，杨贤江指出复古思想“往往与腐败政治相关，若不扫净，便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障碍”，因而，他建议青年学生应“本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来“把这一股乌烟瘴气扫荡干净，为革命前途放一线光明”。由上可见，张廷灏、杨贤江在批判复古文化时不约而同提出了要发挥五四精神的出路。此种以宣扬五四精神来倡导新文化的诉求，还体现在5月4日由湖南学联会发起、中共党人李亚农任主席的五四纪念会所通过的宣言中。该宣言强调五四运动值得纪念，不仅因为拥有“能团结能牺牲的反抗精神”，更在于其“受了世界革命潮流及民族自决主义的暗示”，“布下了改造中国的种子，产生了中国新生命的新文化运动”。

尤须指出，湖南学联会纪念宣言认为五四运动“受了世界革命潮流及民族自决主义的暗示”的表述，即以世界革命与民族主义来构建反帝话语，实为此时中共党人五四纪念的新趋向。5月4日，瞿秋白在《上海大学周刊》发文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摧残一切旧宗法的礼教，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主义，自然决不限于民族主义了。”为此，他还从世界革命高度进行阐释，认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是“自然的趋势”，而“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不但对于中国工人是当然的同盟军，就是对于全中国都是民族解放唯一的最好的友军”。据此，他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上是国际主义”。此种将五四运动视为联结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节点的看法，无疑与共产国际“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观点高度吻合，也与中共三大“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这就将中国国民革命打上世界革命的印记，并将其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阵线之中，这也是瞿秋白以民族主义与世界革命话语来纪念“五四”的意图所在。该意图在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所发陈独秀文章中也有反映。陈文从世界革命视角，对作为“国民运动”的五四运动“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的弱点进行剖析，得出了它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的结论。这也从另一侧面反证了无产阶级应作为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看法。在陈独秀看来，这就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的时机。

陈独秀这种借总结五四教训来阐释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观点，很快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议决案中升华为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决策，即“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要“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这样，“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与革命对象可谓一目了然，而“民族运动”也就代替了先前“国民运动”的用语。与之相应，“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遂为中共四大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这也是1925年至1927年中共五四纪念与民众动员所遵循的主题。

四、国民革命中后期“民族运动”纪念语义的塑造

无产阶级领导权决策的制定，预示着中共强化民众动员势在必然。1925年2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工作计划中强调：“对外应利用各种机会使我们的思想能切实深入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尤其对于各种带有全国性的运动及各种普通的纪念日，都须预定一计划，令各地方斟酌进行之。”这为中共党团开展五四纪念指明了路向。4月11日，青年团中央在号召学生筹备五月纪念周活动时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并提出“继续五四运动的精神，组织整顿学生会，反对反动思想与腐败教育，到劳动群众中去，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此后，“民族运动”、“民族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话语在五四纪念中渐趋火热，《中国青年》《向导周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

5月2日，《中国青年》刊发张太雷的纪念文章，从民族革命角度反思五四运动：一是“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太幼稚与软弱，没有维持这运动的力量”；二是缺少“有主义的政党领袖”，致使运动不能继续。在张太雷看来，“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既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起点，也是“世界革命潮流在中国的波纹”， 他期望“有革命觉悟及了解世界革命意义的青年，要纠正五四运动的错误，逐渐集合在革命党的旗子之下，在劳动阶级中间尽宣传与组织之力，以求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且更进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

与张太雷注重从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视角不同，瞿秋白更热衷于将五四运动置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予以纪念。5月3日，他在《向导周报》发**调五四运动是“辛亥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其“政治上的意义”表现在作为一种“巨大的民族革命的潮流，居然开始冲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从此发现真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工会的组织”。瞿秋白更看重的是此政治意义对民族革命运动的后续影响，如针对五四运动“专偏于排日”的反帝不彻底性，他就主张“应当使中国一般平民觉悟到扩大这种民族革命的战线——不是对付某一帝国主义的强国，而是对付一切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他看来，“近年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经走上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这可谓“五四”作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政治意义及中共四大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影响的直接体现。

当然，中共五四纪念并非限于中央层级的宣传动员，还有地方党团的运筹和落实。5月3日，中共领导的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在纪念宣言中就指出五四运动正“走入国民革命及民族独立运动的正轨道上”，且针对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而至次殖民地”的危境，强调“只有我们进步的知识阶级的学生，率导着工人、农人、全国被压迫的国民，实行最后的奋斗”，才能“俾民族解放早日实现”。4日，学联会在南开学校召开1600余人的纪念会，中共党人李宗武、江竹源分别作了学生责任在于领导群众运动和“全国学生应联合打倒帝国主义”的主题演讲。而颇能体现此时中共党团纪念动员的，当属青年团武昌地委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五四纪念万人大会。主席郭芬指出：“五四运动是我们学生实际参加政治运动，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打倒卖国贼曹章陆的运动”，“我们今天的口号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打倒卖国安福政府”。此外，大会还通电学生“唤起全国被压迫之群众”并联合“（被）压迫之民族及阶级，共同奋斗”。会后，学生整队游行，手执写有“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标语旗帜，沿途高呼“恢复五四精神”等口号，并散发传单30余种。这充分展示了在“军警林立、侦探包围之严重压迫”中“学生群众之革命要求”，赢得了民众的好感，以至“市民商店鼓掌放炮以示欢迎”。而尤能展示此“革命要求”的还是突如其来的大雨对游行的冲击，此时学生仍“奋往直前，慷慨激昂，全无顾忌，旁观者莫不啧啧称之”，各讲演团也沿途冒雨演说，“听者亦风从云拥”。此次纪念会之所以效果彰显，实归功于武昌团委卓有成效的领导。据悉，其演讲、游行的传单、标语、口号均由团委拟定，“成绩可观”。

民族革命运动的话语主题随着中国民众反帝斗争尤其是五卅运动的推进而愈趋鲜明。192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为段祺瑞军阀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而告全国民众书中，将“五四”与“五七”、“五卅”视为“形成了布满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个重要时期。除赋予五四运动民族解放话语外，中共中央还在4 月发出的五月纪念日宣传工作通告中表示：“‘五四’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纪念日，领导这个运动的是青年学生。这天的宣传，应以学生为中心，在这革命潮流低落学生群众亦随之分化的时期，我们应提出学生会统一和回复‘五四’精神的口号。”国民革命后期中共五四纪念的开展因而具有了明确方向。

1926年5月1日，学联总会在《中国学生》发布纪念宣言，指出“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占首页光荣记载”的“五四运动不但给与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以重大的打击，并且开了中国近年来民族解放运动一条大道”。此外，还提出“继续五四精神”、“统一并坚固学生的团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与残民媚外的军阀”等口号。同时，还刊发一组由共产党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其中，梅中林的文章也表达了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开端的看法：“五卅运动以及一年来民族运动的发展，都无不证明是‘五四’后的产儿。”并强调“‘五四’以后一切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中，学生始终立于冲锋陷阵的地位”，可见，“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学生所创造，开中国民族运动之正宗道路”。而时任学联总会会长李硕勋则着意于阐释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的革命意义：“五四运动在我们民族运动历史上占光荣的篇幅”，是“以中国学生为领导的第一次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政府的猛烈的政治运动”。李硕勋认为，认清五四纪念的“责任”更为紧要，为此他向学生提出“重振五四的精神”、“领导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而“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奋斗，以获取我中国民族之独立与自由”的责任目标。与以上言论类似，5 月，中共北方区委主办的《政治生活》推出“红色五月特刊”，凸显了五四运动在民族运动史的地位，特刊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过问国事，组织群众的第一次。在将来民族运动史中占重要的位置。这个运动由学生到商人，开反抗卖国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先导，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征兆。”

5月4日，中共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也从民族运动视角刊文纪念“五四”。蓝裕业在短评中不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其价值“足与‘二七’‘五卅’并美”，“都是中国人民，感觉民族革命之需要，开始轰轰烈烈作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运动”，还发出“继续‘五四’的精神，拼着一切牺牲与帝国主义作最后之决斗”的呐喊。另一篇新闻报道强调五四运动“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极大纪念日”，并号召国人“应继续‘五四’精神，彻底作反对帝国主义工作”。而同刊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亦表示：“五四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实开中国近几年来民族运动的先声”，且提出“恢复学生五四运动的革命与团结精神”等口号。

以上报刊所彰显的恢复五四精神、巩固学生团结为中心的民族革命话语在上海、南昌、广州的五四纪念中均有体现。中共上海区委在4月24日发出的纪念通告中就指出：“‘五四’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其意义很值得我们注意”， 并在5月4日纪念会宣言中提出“恢复五四精神”、“巩固学生统一组织”、“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奉直以及一切反动军阀”等标语。同日，由青年团主办的南昌纪念会宣言亦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解放之第一声雷，是学生生命史上最跌宕的一页，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自然爆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之明显暴露，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进攻的一阶段”，并承诺要“继‘五·四’运动之精神”，“集中力量”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铲除帝国主义的走狗的走狗之一切阴谋！”反帝言辞十分激烈。亦在同日，青年团广东区委的纪念通告认为五四运动“使国民革命运动开始群众化，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也占重要的一页”，且主张“统一学生运动”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攻！”并建议学生继续“革命与团结”的五四精神，“到乡村中间去、工厂里头去，宣传教育群众和积极组织与领导一般小商人、手工业者及小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

应该说，上述五四纪念之所以凸显学生团结精神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革命后期中共鉴于愈趋激化的国共矛盾造成学生组织分裂而作出的策略因应，也是其动员民众合力完成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目标使然。至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五四纪念的民族革命话语构建仍在继续。该年5 月4日，刘清扬在中共领导的武汉各界十万人纪念大会上就提出五四运动有“民族运动”、“反对旧文化运动”、“反对军阀运动”三个层面意义，纪念会主席唐鉴则宣读通电，旨在动员民众“继续‘五四’伟大精神，一致团结，并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奉系军阀，新军阀蒋介石及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战”。需说明，此种彻底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话语，与此时中共五大的宣言旨趣是相通的。该宣言指出“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同时也承认此“小资产阶级式”的“民权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且“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未“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言外之意，是应赋予“五四”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语义阐释。此外，宣言还阐明“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的原因，即在于将“那些无确定阶级的智识分子”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并强调“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方能“获得民治的政权”。换言之，即“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而这种“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正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这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完成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至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民族运动”的五四话语仍发挥着动员功能。

五、中共早期五四纪念的体系形成及内在理路

中共早期五四纪念呈现出鲜明的话语自觉及体系特征：其一，话语主题呈现出由建党前后“学生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国民运动”、“民族运动”三种语态演进。这是中共应对民族危机及军阀暴政的革命动员理论日臻成熟的反映。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议案就作出“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的指示。这就改变了“学生爱国运动”的表述模式，无疑是中共开展国民革命急需动员民众的内在要求。自然而然，其五四纪念动员对象也就由学生阶层拓展至国民群体进而再向工农民众聚焦，前文恽代英的“联合农工平民救中国”，董亦湘的学生、工农要“团结着民众的新力量”等表述，即是显例。因而，中共对革命动员理论认知也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议决案中可得证实：“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也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共正式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这样，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便取代国民党“号召指挥”的“国民运动”， 成为国民革命中后期中共纪念五四意义的标准用语，尤其随着五卅运动后反帝斗争高涨，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声”、“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始”等话语更为盛行。正是这些凸显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节点与发端意义的话语，直接影响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水岭观点的形成，时至今日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其二，五四纪念主题经历了由建党初期反军阀为主、到国民革命中后期彻底反帝的转变，与中共对中国革命对象认知的深化密切关联。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就将军阀列为首要斗争对象，建党初期中共五四纪念即是以此为主题。而国民革命前期五四纪念主题呈现反帝优先导向，至国民革命中后期则向彻底反帝转变。在五四纪念话语上，表现为将反帝反军阀语义连用时，多称“军阀”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走狗”与“同盟军”，并辅以“卖国”、“媚外”、“勾结帝国主义”的词语来修饰，且多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类似字眼渗透其间。以上纪念主题与话语的演变，与中共早期对革命对象的认知探索轨迹是同步的，即由建党初期反军阀为主，向国民革命前期反帝为主反军阀为辅，演进至国民革命中后期的彻底反帝。此革命彻底性，可从中共四大、五大关于革命对象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至“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的表述中得以印证。此类突出“帝国主义”的“工具”及“同盟军”来指称“国内反革命势力”的表述，反映了中共彻底反帝的政治诉求。这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构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阐释作了语义铺垫，并成为延续至今言说五四性质的经典熟语。

其三，五四纪念话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双重语义规定着五四阐释的基本走向。与建党前后相比，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党人五四纪念的政治文化语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愈趋多元：其政治语义主要表现为反帝反军阀，文化语义则体现在批判复古思想、宣扬五四精神、收回教育权、倡导新文化。并且，在反帝反军阀的政治语义建构中，常伴有发挥五四精神的文化语义，且多将其作为口号贯穿于纪念活动之中；批判复古思想形式上虽以文化面目出现，但实指背后腐败的军阀政治，具有反封建的政治意蕴；而收回教育权则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与倡导新文化的双重意图。可见，这两种语义建构并非截然分立，而是交融于一体。总的来说，反帝反军阀的政治语义居核心地位，批判复古思想、宣扬五四精神、倡导新文化、收回教育权的文化语义是为反帝反军阀的政治语义服务的，这是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任务使然。还应强调，此种政治文化语义阐释，不仅直接催生了国民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的生成，使其成为学界沿袭至今的学术惯用语，同时也奠定了后人五四阐释的基本范式。

依上述分析，可寻绎出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化及其后世影响。话语演进不仅赋予五四纪念的“新意义”，而且在推进五四纪念常态化的进程中，使之增添了“直接行动”的意蕴，促进了纪念活动与革命实践的统一。中共通过将趋时性的革命理论付诸实践，以期在“实际行动中获得革命的群众”， 实现动员民众的目的，推动了五四纪念体系的形成。

文本纪念作为五四纪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含两种形式：一是由中共党、团员个人署名的报刊纪念专文。其载体，既有中共党团所办的《新青年》《向导周报》《政治生活》《工人之路特号》《人民周刊》《中国青年》《中国学生》， 也有国民党所属的上海《民国日报》及《觉悟》副刊，还有《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上海大学周刊》等学术团体刊物。这些载体形式多样，在学界、政界拥有大量读者，无疑有助于五四纪念话语的传播与普及。二是由中共党团及其领导的学生会所发布的通告、通电、宣言、宣传大纲、标语、传单等纪念文本。这两种形式构成中共早期宣传五四精神、动员民众的基本方式。

纪念文本传播毕竟取决于受众的文化程度，即只有具备一定识字能力的民众才能阅读，而对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阶层就难以企及。有鉴于此，中共党团还格外注重举办报告、演讲、口号、游行等宣传动员形式，尤为重视通过召开纪念会向大众传播革命理念，以弥补文本纪念的不足。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除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天津、南昌、长沙、济南、南京、苏州等大城市召开外，中共党团组办的五四纪念会还于汕头、鹤山、海丰、安源、绍兴、宁波、诸暨、吉安、黄梅、赤水等中小城市举行。至其开会场所，操场、公园、体育场、阅马场、寺庙等可吸纳更多民众的公共空间成为首选，究其人数少至几百多至10万不等，如1927年武汉纪念会就有10万人，涉及学、工、商、党、军、警各界。

文本、演讲、报告、集会、游行等纪念路径，各有侧重，强化了中共早期五四纪念的民众动员功效。笔者以为，衡量民众动员效力主要有赖于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组织者运筹能力，二是民众觉悟程度，三是社会动员环境。这三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其中尤以第一个要素至为关键。因为作为民众动员的直接领导者，在面临后两个要素出现不利情形时，负有应对职责，如中共党团在1925年武汉五四纪念会中就恰当运用冒雨游行、演讲等方式实施反帝宣传，不仅克服了暴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赢得了民众的认同。其后，为应对党团活动遭遇天气不利等情况，1925年青年团中央曾有批示：“以后凡遇有游街运动之事，事前须注意天象，即是游行中忽遇雨时，亦当冒雨游行，如此更能表现出群众革命的勇气，更能博得社会一般人的同情。”其借纪念日来动员民众的用心于此可见。恰如1925年5月中共党人崔晓立所言：“我们今后的五四，是要深入社会群众，是要唤起最革命的工农阶级来领导革命。”1926年4月，中共中央有关“五四”等纪念日宣传工作通告亦有对革命民众要“作广大的宣传”的明示，同时还告诫要注意策略：“自然各地情形不同，孰轻孰重，孰急孰缓，亦可按照当地政治情形及群众革命情绪决定。惟有一主要的注意，就是要使这次宣传更能扩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而不是这联合战线更为缩小。”这反映了中共对早期纪念宣传与民众动员复杂性的认知和重视。

总体而言，五四纪念由早期共产主义者个体发端、自主参与演化为中共有组织有规划地实施，实现了纪念话语与纪念体系的自我革新，为我们提供了从纪念史角度分析中共早期成长进化的样本。与历史大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紧密相连的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藉由趋时性纪念话语的传播与践行，赋予了民众动员的新功用，展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向“群众的行动的政党”演进的轨迹。正是“到群众中去”做革命运动的“群众党”定位，构成了中共早期五四纪念的话语自觉与体系形成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