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求是学刊》2009年5月，第36卷，第3期，137-143页

作者简介：俞祖华（1964—），男，浙江永康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赵慧峰（1963—），女，山东临沂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烟台，264025）

内容提要：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从各自角度对“五四意义”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从而形成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 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表现为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把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 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经历了从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到五四“文化断裂”的话语诠释系统转变。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五四意义”的多向诠释，进一步凸显了五四精神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关键词：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五四启蒙

90 年前的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有多个阶层参与、多种思潮竞起、多重诉求并发的复杂的社会运动，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思想画卷、一面形态万千的文化长廊。当事人即已感觉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多重性，希望从更广义的视阈体认其意义。如李大钊于五四运动两周年之际撰文指出：“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1］（下册，P464）当年的五四就不是单纯的、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复合的现象；而后来对五四的纪念、对五四的反思、对五四意义的追寻因视角与时代的差异就变得更加歧异有别与变动不居。五四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激烈的论争，而在随后岁月里由它所引发的一波波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决不逊色于当初，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很少有像五四运动这样人们对之讨论得如此之多、争论得如此之烈，却又论述得如此不充分的事件。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运动标志着一种民族复兴或解放，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场民族灾难。即使那些对之讨论最多或欢呼最热烈的人中，其观点也是殊为分歧的。”［2］（《序》）在不断延续的五四纪念、五四反思中，五四被不断地“加上些新意义”，从而建构出因人而异、与时俱进的五四话语体系。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在五四所提供的思想舞台上有过各自的精彩亮相。在后五四时代，三大思潮的代表性思想人物从各自的文化取向、各自的需要出发去捡拾着、找寻着“五四记忆”，解读着、诠释着“五四意义”，对相同的五四符号作出了不同的话语阐释，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建构起色彩斑斓的“五四意义版图”。

一

五四启蒙是多元的，但无论是在五四启蒙的发生过程中，还是在后五四时

代对“五四意义”的诠释中，激进主义都处在主流的、强势的地位。一提起五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彻底反帝反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等。尤其是五四启蒙中社会主义这一因素引导着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从思想启蒙到民族救亡、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的重心转移。

在讨论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等概念时，有学者注意到：激进主义固然以“激烈反传统”为重要特征， 但却不能将反传统主义等同于激进主义，不能以激进反传统作为区别激进主义与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的界限，如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都带有“反传统”的性质。因此，他们认为判断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是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工具，文化激进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3］。的确，始终关注政治、关注救亡、关注民族主义的目标，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政治根本问题的途径，并日渐由启蒙走向救亡、由文化运动走向政治斗争，日渐倾向于直接进行社会改造或政治革命是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激进主义一脉相承的基本思想轨迹。

五四过后，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从政治、救亡、民族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五四被纳入民族革命运动、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系统，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反帝反军阀的意义被突出强调，而其作为启蒙运动的意义则被相对遮蔽。在五四激进主义革命话语诠释系统中，五四首先被定性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被看做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而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启蒙也与革命话语作了链接，被称为反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其政治意义被突出地强调，认为“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4］（第2 卷，P545）。布尔什维主义、劳动阶级、直接行动、根本解决、社会改造、十月革命等成为这一话语系统的经典词汇。

这一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萌发于陈独秀、李大钊，奠基于张太雷、瞿秋白，定型于毛泽东。

这一革命话语系统在五四激进主义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事后解读中即已呼之欲出。五四运动一周年前夕，陈独秀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两文，都强调从政治的角度对五四运动进行解读。他提到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5］（上册，P516）。可见，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 其领袖人物选择从思想文化入手，不是不问政治，而是以文化影响政治，是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政治根本问题的途径。到了抗日战争初期，陈独秀依然以革命话语诠释五四， 他在1938 年写了《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认为五四运动的要求代表了民主革命的要求，这一运动的时代性没有过去［5］（下册，P597）。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就是“革命话语”、“ 暴力话语”的支持者，他发表了《暴力与政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讴歌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以自己所熟悉的“革命话语” 解读五四，注重从中国革命史的坐标上凸显其政治意义, 并推崇青年学生“直接行动”的精神。他在《双十与五四》一文中，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相提并论，称“双十”与“五四”“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1］（下册，P107）。他在五四运动两周年时发表的《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一文提出了以后五四纪念要“加上些新意义”。五四运动三周年时，他在五四纪念的演说中把五四称为“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6］（第4 卷，P230）。

1924 年4 月19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第一个中央文件。此通告将“五四”与“五一”、“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七”并提，彰显了其激进主义的历史意味。

张太雷、瞿秋白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形成与确立的重要环节。张太雷于1925 年撰文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释“五四意义”，他指出：“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7］瞿秋白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从这一意义来看，“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8］（第3 卷，P155）。他们的解读都有着浓厚的政治情结与政治色彩，五四运动被视为“革命运动”且被赋予划时代的意义。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但在五四运动以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仍为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这一背景深深地影响着五四的话语阐释。在抗日烽火中得以定型的、以毛泽东的“五四观”为代表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着重从救亡救国、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待五四运动及其价值并突出其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定位，体现出民族革命战争年代语境的特点。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许多著作和报告中，都对五四运动作过论述，这些论述的主旨是将五四置于民主革命的长期历程中，视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加以考察，并以革命话语的方式阐释其性质、地位与意义。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与意义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 也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无论是后期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还是前期的新文化运动都具有划分新旧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寻常的“革命意义”。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4］（第2 卷，P558），“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4］（第2 卷，P558），中国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两个阶段，五四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旧范畴， 五四后属于新范畴，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4］（第2 卷，P699）。从文化革命的角度，“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4］（第2 卷，P701）。这样一来，五四成了不妥协、完全、彻底的代名词。除了五四运动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前辈一样， 毛泽东也推崇五四运动“直接行动”的精神。他称赞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首先觉悟”，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指出工农大众是“主力军”，强调“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4］（第2 卷，P559）。

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与时代主题的转换，“五四意义”诠释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巨大变迁，在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五四在思想解放方面的意义首先被关注。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将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 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并称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指出五四运动是空前的思想解放，“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9］。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推进，在“革命话语”里被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换枢纽的五四运动，现在又被纳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逻辑环节，并将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1999 年5月4 日胡锦涛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说：“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我们党自建立以来，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就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汲取一切有益的新思想、新经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0］

二

在当年的新文化阵营中，除了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还有属于自由主义一脉的胡适、蔡元培等人，新文化运动至少是由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共同催生的，但两者后来分道扬镳。两者在后五四时代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与话语阐释中出现了分歧，与激进主义凸显政治意义、突出救亡色彩的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形成对照，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自由主义在叙述、诠释五四时，其“选择性的记忆”与“寻求意义”的侧重点显然放在了前期，而后期的发展则被解读成“政治干扰文化”（胡适），甚至被说成是启蒙的中断、夭折。

胡适是五四启蒙中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发言人，也是后五四时代突出文化色彩与个性解放的五四启蒙话语系统的创发者。他称陈独秀等人为“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而自己主张“只谈文化，不谈政治”［11］（第1 卷，P352）。他对五四后期及其后来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生运动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即虽肯定学生关心社会、参与社会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意识，但认为学生运动是不幸、不经济、非常态、不得已的事情。20 世纪30 年代，胡适接受了有关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的广义理解。谈到两者关系，他在《纪念“五四”》一文中指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起源，他说：“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如果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11］（第11卷，P580）他还为五四运动因提倡个人主义而“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作了辩护。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解读五四，蔡元培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如上所述，胡适就把五四运动追溯到蔡元培主政时的北京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自由主义，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民众的觉醒，就没有五四运动。他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希望学生“读书不忘救国”，但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不希望学潮发展到失控、“过激”的地步，主张学生还是要以求学为主要任务，做到“ 救国不忘读书”，鼓励学生回归到从新文化入手为国家的进步奠定基础。这是他在五四时期对待学生运动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日后纪念、反思五四的重要立场。1919 年7 月23 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肯定了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告诫他们不要忘记文化方面的责任， 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吾国人口号四万万， 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 而绝对牺牲之乎？ ”［12］（第3 卷，P641-642）1920 年5 月，他在为纪念五四一周年而作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中，则谈到了罢课的损失：“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12］（第4 卷，P140）

罗家伦、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们不仅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了激进的立场，也曾经激烈地批判过传统文化。1919 年5 月26 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短文，首创“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指出五四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诠释“五四精神”的文章。后来，他们的立场转向自由主义，由此其对学生运动的评价与文化主张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家伦在《“五四”的真精神》一文中，坚持五四运动完全基于青年的爱国情操，没有任何政党或政团介入。他也一反新文化运动打倒旧传统、旧思维的主张，认为传统国粹应该与近代教育融合。他后来还有一篇比较详细地回忆、评点五四的《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而五四运动又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因为必要经过了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国语文学之势力才能普及于青年及一般民众身上去”。他总结了五四后期学生运动衰落的原因，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第一次学生运动” 都是用功学生负责，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 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 但是后来“各种政治的成份都参加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13］。傅斯年也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 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13］。他本就不赞成暴力，此事发生后更决意退出风头正盛的学生运动，此后也一直对学生运动有所保留，并留下了“绝不参与政治”的决心。

殷海光是严复一代、胡适一代之后自由主义的新一代旗帜性人物。他在20 世纪50—60 年代的台湾继续构建着前辈思想家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话语系统，而且也继续把“五四”作为启蒙话语的标志性符号。他自称为“五四的儿子”，以继承五四精神、完成五四运动未竟之民主、科学启蒙任务。殷海光从前期到晚年一直关注着五四，只是他观察与解读这一话题的动机与重点有所不同。20 世纪40 年代末50 年代初，他还没有成为完全的自由主义者，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五四与今日》、《五四运动三十年》、《这是唯一的出路》等文，有配合反共宣传的色彩，不过还是给予了五四运动以高度的评价，如认为，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进步底里程碑；它象征着由旧的中国蜕变为新的中国”，“它扬弃了腐朽的中国， 而为新中国之政治的和文化的建设指示出一个美丽的远景”［14］（第1 卷，P1-2）。50 年代后期，他开始以自由主义的温和、平和、理性的基调言说五四运动，以启蒙主义的话语标志五四运动，对激情飞扬的五四运动不再像前期那样高调地予以颂扬，对五四启蒙中的激进姿态、激进主义明确地作了保留。他认为揭橥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需要“靠着一股冲劲”，然而“科学和民主思想，只能在长期和平稳定的环境里才能慢慢滋长，只有在大家尊重理智的心理状况之中才能徐徐发展。在动荡、混乱、贫困、落后和焦急的氛围里，没有几个人准备本着理智的态度来了解问题，来解决问题的。于是科学和民主就难以在人众中滋生。没有科学和民主领导的人众，常常是盲目的人众。盲目的人众，最易被简单的口号，动听的教条，美丽的诺言，遥远的景象，玄虚的主义或对过去事物的回忆所吸引” ［14］（第1 卷，P306-307）。他认为五四运动所揭橥民主和科学是中国摆脱困境不可分离的主题，然而五四运动的激情对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所需要的理性温和的环境却造成了损害。他指出：“有些历史事件，在‘事过境迁’时，比当时可能要看得清楚些。显然，五四运动的声势大过它的实质，五四运动的火焰大过它的成就……任何一个较大的思想系统之完成，决不是三年五载所能竣事，而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酿造。五四运动显然没有来得及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他认为五四运动后来转入政治旋涡与前期追求“民主”、“科学” 之间存在着矛盾：“五四运动的内部成素有很深的对极性格（ambivalent character）:‘爱国’，‘反对卖国’， 这些要求所含有的心理情况与‘民主’及‘科学’所需准备及训练大不相同。前者是逆境的反应； 而后者需要顺利和安定的环境。”［15］（P201-202）他认为民主与科学的实现必须执著而不盲目，坚定而不激越，五四运动的激情、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想激荡均不利于向这一目标前进，强调“民主与科学不是街头叫卖的口号……中国的问题既非靠复古神话所能解决，更非靠暴力与‘革命’这类方式所能解决”。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认为五四精神最可贵的是温和的“胡适思想”而不是狂激的“独秀思想”。他批评陈独秀“太热心了，热心到狂激的地步，以至陷入武断的态度而不自觉……等到他晚年居四川时才开始觉悟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了。胡适之先生则数十年来始终谨守着杜威哲学的园地，坚稳地为中国之现代化而努力”［14］（第1 卷，P318）。他认为“胡适思想”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胡适思想之消长是中国国运起伏的寒暑表。

三

20 世纪90 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在大陆“复出”后，有人对五四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认为五四运动撕裂了中国文化传统。但这种关于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诠释话语绝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唯一声音。而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运动渐趋于极端的批判只是近年的事情。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有保留、有批评、有非议，但没有对其决然否定、断然拒绝。其实，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些开创者也是五四人物，虽激进、趋时不如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者，但也对文化的创新创造如儒学的现代阐释有所追求，可说是五四启蒙的支流。许纪霖指出五四运动实际是一个多元的、各种现代性思潮互相冲突的启蒙运动。他提出，“多元的五四启蒙”，其最初的用意就是要把杜亚泉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流纳入启蒙话语体系。在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新儒家是主流派别，这一文化流派虽主张复兴儒学，但也主张接纳五四启蒙所提倡的民主、科学。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 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 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

与自由主义思潮的“五四观”类似，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对从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的发展不以为然，对学生运动颇多疑虑。如已从趋时转为落伍的严复对五四学生运动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 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 ”［16］（第3 册，P695-696）他还认为， 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的蔡元培不识时务。梁启超也认为从政治运动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并无人们预期的那样令人满意，而且是有瑕疵的，“目前之政治运动，专恃感情冲动作用，感情之为物，起灭迅速，乏继续性，群众尤甚。经数次挫折，易致颓废，颓废以后，元气之回复，倍难于前”，但从文化运动的视角来看则是有收获的，“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五四运动的经验表明“非从文化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则无根蒂的政治行动，决然无效”，“所以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17］。在主张侧重从文化运动的角度思考五四运动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上，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有相似之处。

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是有褒有贬， 其所褒扬主要是五四启蒙倡导民主与科学，而对主流阵营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则一直有所批评。还在新文化运动正在展开期间，杜亚泉等人就批评过五四启蒙的激进反传统。五四运动后，《学衡》派、《甲寅》派等保守主义文化派别对新文化运动继续进行批评。梅光迪在1922 年1 月创刊的《学衡》杂志上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批评其“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18］。此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五四启蒙的反传统倾向都有着程度不同的保留与批评。

至于五四启蒙所揭橥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由于其揭示了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且在五四运动后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追求，文化保守主义也视其为儒学现代诠释需要加以认同的人类普适价值而予以接纳。五四启蒙的“返本开新” 话语诠释系统试图说明儒学与现代化，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并不矛盾，认为民主与科学的倡导为儒学新发展提供了契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反民主、反科学的，因此， 无须通过抛弃传统文化接纳民主、科学，可通过儒学的现代转换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

文化保守主义既要复兴儒学又不反对民主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对非儒批孔且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启蒙，必然会持一种矛盾的心态。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揭示了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实际上也指明了对儒学与传统进行现代诠释的基本切入点。因此，真正有见地的保守主义者决不会对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启蒙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新儒家的有识之士就把将儒学与科学民主的结合作为儒学新开展的基本路径，这一路径就是“返本开新” 、“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返归儒家道统之本开出民主科学之新。牟宗三的“三统”之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路径：“一，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 以融纳希腊传统， 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19］（P6）

从“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出发，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启蒙提倡民主与科学自然是认同的。同属“五四人物”的梁漱溟对这两者就一贯采取拥护的态度，他在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山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表示赞同与敬佩陈独秀等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主张，“只有近年《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我对这两样东西（指民主和科学）完全承认，所以我的提倡东方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20］ （ 第1卷，P349-350），“其实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你只要细审从来所受病痛是怎样，就知道我这话非激”［20］（第1 卷，P532-533）。贺麟则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21］（P87）。牟宗三拥护五四启蒙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但对其反传统文化及向激进主义方向的发展则深不以为然。他曾说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出现是近时中国发展之一重要的关节。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这都是不错的。然而由此亦开出了意识的歧出。在这歧出中，最重要的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之政治意识反倒日趋闇淡，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占地位的，倒是跟反封建而来的反中国文化，这已先动摇了自己的命根，已不是相应民主政体建国之健康的意识。还不止此，又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意识。这一个歧出是一个轩然大波，是一个大逆转。”［22］冯友兰对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也是肯定的， 他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1919 年的五四运动把西方的‘长技’归结为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学习西方和批判封建主义，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出发，批判才有正确的意义，学习才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而从专制和宗教的观点出发，那就不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简直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23］（第6 册，P64）杜维明表示，“五四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我完全赞同。甚至我认为，要发扬儒学的真精神， 必须首先发扬五四精神”［24］（P83），“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应该有开拓的、前进的、面向未来的志趣，和胡适提出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以及对科学与民主的提倡，在当时都有深刻的意义”，包括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儒学政治化的猛烈的批判也“有其很健康的意义”［24］（P54）。但他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用了文化比较的“强人政策”，“即为了对付那些顽固守缺的顽固派，为了证明中国文化不行，就要特别把中国文化中污糟糟的一面凸显出来，以为通过这样的策略，就可以把西方文化中的菁华，如民主人权、科学精神等等都输入到中国社会之中”［24］ （P88）。可见，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激进反传统虽有批评，但也有某种程度的理解与肯定， 而对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则采取了“全盘承受” 的态度并由此在总体上肯定五四启蒙的合理性与历史功绩。

那种趋于极端的有关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断的“文化断裂” 话语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新保守主义形成后出现的。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较早对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提出激烈批评并将五四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他宣称：“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这种态度的“直接历史根源”可以“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 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倾向”［25］（P1）。随后，余英时在1988 年所作的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演讲中将五四运动视为激进主义的重要环节。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觉得激进主义基本上还是政治的激进主义”，“因为这个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的层面”；他也将“文革”视为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文化激进主义发展的逻辑结果，称“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进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26］（第1 卷，P7，12）。此后，一些大陆学者对所谓的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作了激烈的批判，五四运动的负面意义被突出地强调，有的学者也将其与“文革”相提并论。如陈来撰文指出：“无可否认，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27］。

近代史上除了文化保守主义， 还有政治保守主义。国民党在五四时期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后来演变成了反对激进主义， 同时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保守集团。与国民党政治立场从激进转向保守相适应，其对五四运动的言说与解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等人对这场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孙中山曾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28］（第5 卷，P209-210）随着国民党转向保守，蒋介石等人除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继续肯定五四运动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和倡导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则予以否定。蒋介石这样评价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2］（P474）陈立夫更是表示，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的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29］。尽管国民党于1929 年7月经中央执委会第20 次常务会通过将五月四日确定为学生运动纪念日，但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总之，三大思潮对于“五四”的言说有同有异。除了新保守主义对“五四”有过过于极端的批判，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都是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的， 它们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对五四爱国运动所体现的民族主义诉求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接纳。但三大思潮对“五四”的诠释、解读又有着重大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关系、救亡与启蒙的关系。自由主义思潮将五四时期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也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当时的中国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实行“根本解决”才能为其他具体问题的解决创造前提，强调从事政治救亡。历史表明，在不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情况下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与文化救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救亡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但救亡可以唤起启蒙。激进主义对“五四”政治意义的诠释，揭示了五四启蒙、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二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自由主义思潮主张激进反传统，后来甚至提出“全盘西化”，而保守主义主张全面认同、复兴传统文化。片面否定传统或是全面回归传统，都不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必须坚持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分析，区分糟粕与精华，予以批判地继承。激进主义的“五四”话语诠释响应了时代的主旋律，与历史进步的节奏最为合拍，也揭示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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