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第151～157页

【作者简介】侯杰(1962-)，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性别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李净昉(1981-)，女，甘肃兰州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妇女史、性别史、传媒史、天津史等领域的研究，香港•新界•沙田

【内容提要】20世纪初发生在杭州的惠兴自杀殉学事件，引起北方报界和戏剧界的高度关注，留下各类文本。借助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解读相关新闻报道、戏剧演出等史料，足见发展新式女子教育不仅是时代提出的议题，也为教育界、报界、戏剧界参与社会变革、展现主体身份、确立自身形象提供了历史机遇。正是编者、作者、读者以及编剧、演员、观众共同塑造和传播了惠兴女杰的形象。记录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不同文本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及其文本的制作者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历史。

【关 键 词】惠兴自杀殉学/贞文女学校/文本研究/主体身份

     清末时期，新式女子学校逐渐兴起，满族女子惠兴①便是率先兴办女学的重要人物。为了维持亲自在南方创办的贞文女学校，她不惜牺牲生命，做出自杀殉学的惊人之举，在北方引起极大的反响。目前有关惠兴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李又宁、张玉法在《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1]中选录一些重要史料，透露出惠兴自杀殉学的信息。夏晓虹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一书中，以“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为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惠兴其人其事，并从满汉矛盾的角度对惠兴自杀殉学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解读。侯杰在《〈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中，借助1906年《大公报》对惠兴自杀殉学的报道和关注，考察清末中国社会性别的相关议题。本文拟通过对惠兴自杀殉学事件本身、惠兴死后北方的各种纪念活动和社会各界的反响、报刊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戏剧演员对惠兴之死的表演与捐款等方面的探索，揭示不同文本如何演绎同一事件，不同文本的制作者在对同一事件的评述中，如何确立自身的社会身份、建构自身的社会形象。

    一、惠兴自杀殉学事件始末

    在清末热心兴办新式女子学校的人士中，满族女子惠兴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她为创办浙江杭州贞文女学校②历尽艰辛、费尽心血，在同族人怀疑甚至反对的目光中，仍坚持办学。可惜的是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办学经费及道义上的支援，贞文女学校难以为继，被迫停课。1905年12月21日，惠兴在家中愤而服毒自杀，以身殉学。

    在惠兴自杀殉学后不久，《申报》就刊出了题为“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的消息，披露此事如下：

    杭州惠兴女士为故协领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十九岁夫亡守节。因读南皮《劝学篇》，大有感奋，遂以提倡女学自任。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延当地有声望者多人，商论创办学校之事。是日，氏忽当众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誓曰：“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纪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遂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校中经费，虽杭州都统德捐洋四十元，又拨公款八十元，留东八旗同乡会会员捐洋百元，端午帅随员喜捐洋五十元，八旗众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统计约得三百余元。卒以无长年的款，支持甚难。今秋复以款拙，致课期时有间断。氏以此校无起色，由于无长年的款，而请款颇费踌躇，郁郁者非一日。继期请款之必得，遂密缮函八封，藏于桌内，复缮禀一扣，开办女学四柱账单一纸，预先服毒，欲乘舆赴两堂递禀。家中人见其神色有异，继而查得茶碗中有烟迹，遂大哗，唤同戚友竭力救治，已不及矣。氏临气绝时，开目尽力言曰：“此禀递上，有长年经费矣。”遂死，年三十五岁，时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遗腹子名金贤，现年十六岁。[3]

    此时，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刚刚起步，不少学校为师资、校舍、经费等诸多问题所困扰。但惠兴最终选择了自杀殉学这一悲壮而又极端的方式，可见其内心之焦虑及现实逼迫之严重。然而，此举多少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戏剧性和表演性。事实上，若非家人发现，那么惠兴的死亡地点极有可能会是在其递禀申诉的公堂，而在现场目睹这一悲剧发生者将是地方官员。悲剧，往往是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和手段结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而这也正是惠兴选择自杀的初衷——利用这种难以消除的惨烈印象，唤醒人们，赢得同情，为贞文女校的存在、发展作最后的绝唱。

    实际上，对于兴办女子学校的艰难，惠兴早有所预料，在办学之初，就曾以十分激烈的方式诠释了自己办好贞文女学校的坚强决心：

    那天开学的日期，女杰登坛演说，痛陈教育的关系，非兴学不能自强。忽然间拔出刀来，在膀子上，割落一块肉下来，鲜血直流，滴个不住。众人大骇，女杰却面不改色，向众宣言道：“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从此日推日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若这女学，半途停废，我必定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众人更惊，方知惠兴女士，真是女中豪杰。[4]

    在听众被惠兴为创办新式女子学校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和牺牲精神发出感叹的时候，谁曾料想其开学之日的一番肺腑之言竟然不幸而言中，在日后变成了事实。惠兴自杀殉学后，其自然身体已经消亡，而其行为本身却被赋予更多的象征意义，强烈地昭示着其以身殉学的牺牲精神。惠兴此举虽出于无奈，但也是对于古代传统的遵守与践履。在留给学生们的遗书中，惠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众学生鉴：愚为首创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弱无能，初意在鼓动能事之人，如三太太，凤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热心创此义务。谁知这几位，都厌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实因现在的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人创兴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啊！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长年经费，使你们常常在一处上学。但愿你们都依着“忠孝节义”四字行事，方于世界有益。我今虽然捐生，这不叫短见，这是古时定下的规矩，名叫“尽牺牲”，是为所兴的事求其成功。譬如为病求神保佑，病好之后，必买香烛还愿。如今学堂成了，就如同病好了，这个愿是一定要还的。女学堂如病人。求常年经费的禀，如同病方，呈准了禀，如同病好了。我八月间，就要死的，因为经费没定准，没钱请先生，只得暂且支吾。我有些过失，几乎把你们都得罪了。望你们可怜我些，不记恨我，则我虽死如生矣。你们不必哭我，只要听我一言，以后好好事奉先生，听先生教训，总有益于身的。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话长心苦，不尽所言。十一月二十三。[3]

    在惠兴看来，只要“此禀呈上”，自己所创办并为之倾力奉献的新式女子学校就能够“有长年经费矣”。显然，她希望以牺牲个人生命的方式换取官方和民间的经费支持，并借以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贞文女学校的关注。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新式女子学校创办初期充满艰辛。这主要是因为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女性没有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必要，对新式女子教育采取漠视的态度。因此，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必须要经历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然而在惠兴的身上，女性的自觉意识体现得较为明显。她不仅自己充分意识到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开女智的重要意义，而且努力付诸实践，不惜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成为勇于尝试、积极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女性代表之一。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妇女解放首先得益于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推动，但是从惠兴办学并以身殉学之举来看，女性的确参与了自身的解放，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份遗书不仅流露出惠兴的心声，确立起女性的主体身份，而且还包含着强烈的民族自觉和自强意识。惠兴提醒满族同胞们特别注意：要想在这发生剧变的转型时期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力图改革、不断进取。可见，清末兴起和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仅影响着汉族士绅，也影响着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满族各界人士。在“汉人创兴学务”、民智渐开的现实面前，惠兴等满族女性充分认识到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对于自身启蒙和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惠兴率先发出唤起满族女性觉醒的呼声，并身体力行创办新式女子学校。贞文女学校的出现则说明：随着中国新式女子学校的发展，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女性的传统身份以及原有的社会角色正在发生着变化。虽然记录惠兴言论的文本非常有限，但这些珍贵的文字及其自杀殉学行为本身都确立起惠兴在创办新式女子教育、增强女性性别意识和民族意识过程中的主体性，反映出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断与现实中诸般阻力较量抗争、不怕牺牲的生命历程。

    二、《大公报》对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报道

    尽管惠兴以身殉学之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但是却并未随着《申报》的曝光而立刻引起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之后，《申报》也很少对此事件进行后续报道。然而作为北方的著名媒体，《大公报》则围绕该事件进行了一系列报道。由满族人英敛之主导的《大公报》将惠兴事件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加以述说和讨论，其立论重心则围绕如何发展新式女子教育等议题展开。

    1906年1月30日，《大公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京师阅报处近日会议，谓陈潘二烈士及慧(惠)兴女士之死，京外学界均已追悼，惟阅报社尚未举行。拟于今春联合同志择地开追悼会，以尽同胞惋惜之情云。”[5]可见此时惠兴自杀殉学的消息已经传至北方地区，而且为惠兴举行追悼会的筹办者正是在清末才兴起的具有启智功用的阅报社。这种组织借助阅报、讲报等形式，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使“报刊不再仅以冠带绅佩者流为对象，而是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6]。作为聚集公众阅读、宣讲新式报刊之地，阅报社加强了媒体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不仅使惠兴自杀殉学事件为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所了解，也使发生在南方的这一地域性的事件演变成为在北方乃至全国范围内讨论的公共话题，而诸如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开女智等相关议题也得以传播开来。

    1906年2月，北京淑范女学校为惠兴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对此，《大公报》以专件的形式刊登了《淑范女学校开追悼会详记》一文。

    淑范女学校校长因杭州驻防贞文女学校之发起人惠兴女士先之以割臂、继之以自尽，冀达其激励同胞维持女学之目的，实为女界中之伟人，务以本月初九日正午在总部胡同本校中大开追悼会。一时维新士女，同时毕集，并有公理会之西女士数人及日本女士均与会，而振华武备学校之学生出入进退尤为整齐，洵及一时之盛。并由校长先期拟定开会条例及仪注昭示，来宾兹附志于下：

    (条例)男女来宾均须在簿上书明姓字、住址，方许入内；凡莅会者均须在女士位前行礼，方许入会场；男宾在外院坐落，女宾在内院坐落，不宜紊乱穿越；凡来宾均不宜随意游散及大声喧笑；入会时，男宾在女士位前行三揖礼，女士行三鞠躬礼；会毕时，亦按次在女士位前行礼；行礼毕，先由本学校学生、次各女学堂学生、次女宾、次各学堂学生、次男宾；礼毕由会长演说开会宗旨，次请来宾演说；毕后合拍一照以为纪念。

    按，当日演说者凡四人：一、本校会长文石泉，二、崇□□，三、刘惺甫，北京梁氏女塾教员，四、杨志伊，顺天时报社白话记员[7]。

    “记”这种文体，不同于消息。它是对整个事件较为完整的呈现，并且包含很多细节描写。而那些对于具体细节的描述会使读者通过阅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时空，从而激发他们潜在的想象力，形成对该事件的认知与评价。《大公报》对此次追悼会的记述，透露出十分丰富的信息：参加惠兴追悼会者，除了女界同志外，还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支持兴办新式女子学校的男性。在惠兴创办贞文女学校的过程中，尽管也得到过部分男性社会精英的鼓励和支持，但考虑到她独自一人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接连碰壁的困难处境，这种支持显然是非常不够的。然而在追悼会现场，男性参加者们既表现出各自对惠兴自杀殉学的追悼与缅怀，更反映出对兴办新式女子学校的支持、对女性觉醒的关注、对女性启蒙的提倡。此外，参加者们还通过为追悼会书写挽联等行为表明自己的社会身份，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以文字表达思想的挽联形成追悼会上独特的文本，流露出悼念者充满悲愤的内心情感及其思想倾向，也反映出他们对惠兴自杀殉学的性别关照。在这些挽联中，表达出来的情感十分丰富。其一，将矛头指向男性在兴办贞文女学校中的缺席：

    救国爱群二百兆碌碌男儿空担万钧责任；

    杀身流血三千年沉沉女界始放一线光明。

    古来讲学有人从未见此等热心女子；

    今竟舍身救国当唤醒那般冷血男儿。

    惠兴殉学的壮举被赋予“为救国而牺牲”的含义。在“救国”这一主题下，女性勇于付出生命的代价，且走在了男性前面。可见，需要被唤醒的反而是男性。

    其二，感叹人们空有万千财富却坐视学堂经费不足濒临停课而无动于衷，成为可恶的守财奴。

    恨守财奴不早破坚囊致女士拼死遗书彼须眉何竟毫无羞赧；

    叹热心人欲大兴教育为学界舍生取义我巾帼皆应翘企光荣。

    其三，将惠兴以身殉学的举动与其他英雄豪杰相提并论：

    拼将一死劝同胞与冯公夏威陈君天华命意相符浩浩孤行苦心普唤众男女；

    独为千年开智化学扶阑志斯南丁格尔挺身任事遥遥并列大名常震泰西东。

    作者认为惠兴可与以死警醒国人、反抗现实和敢于为理想而献身的陈天华、南丁格尔等人齐名，淡化的是性别、文化的差异，强调的是这些新时代的新人物所共有的为理想而敢于献身和牺牲的精神。

    其四，在抒发悲痛心情的同时，劝诫社会各阶层人士以此为起点，积极行动起来，让惠兴死得其所：

    告全国南北政界兵界商界报界化进文明人人爱群普兴教育烈矣伤已志大气豪新史炳星云卓尔名高伟女子；

    愿同胞纪念此岁此月此日此时会开追悼永永崇拜共继遗徽痛乎悲哉笔凄墨惨长歌泣风雨潸然泪落燕少年。③

    上述这些出自崇贞学堂等新式学校或张立强女士、滇南张滢、杨廷书等人之手的挽联，将追悼会变成性别表演的重要场域，悼念的是死去的惠兴，展示的是在场男女所具有的不同社会身份，以及他们在改变女性命运的公共舞台上所要建构出来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形象。惠兴为办新式女子学校而殉学以及其中所纠结的满汉等民族情绪似乎已被淡化，人们多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思考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开女智等问题。

    此外，《大公报》不断刊发有关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读者来函或者来稿，作为对媒体报道的回应，形成读者和编者、作者的某种互动，从不同角度建构起惠兴的女杰形象，同时鼓励社会各阶层人士支持新式女子学校。1906年3月14日，《大公报》刊登了时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的三多所撰写的《记惠兴女史为学殉身事》一文。在文章中，作者表达了对以身殉学的惠兴的深切缅怀之情：“呜呼！学校成矣乎？曰成矣。学校成而女杰死，呜呼！女杰死矣乎？曰死矣。女杰死而学校兴，学校兴，女杰虽死犹生。”对此，《大公报》的编者却不以为然，十分犀利地评论道：在素有“财赋之区”的江浙一带，居然出现惠兴因缺乏办学经费而自杀殉学的事件，实乃一大讽刺。

    《大公报》还披露了北京戏曲界因受惠兴感动而决议捐资助学的消息，并对此予以高度评价：“盖言乡间之子，见闻之孤陋，意识之狭隘也。若鞠部之特出者，生长于京华之地，日游于公卿之间，其意识器局，固自不同，而与乡间俗子充守财之奴隶，日为铜臭所熏蒸，如饮麻沸散，昏迷不觉，虽刀割针刺而不知痛者，其人之度量相去岂不远哉！”④从而推动了日后掀起的为贞文女学校捐款的社会热潮。不久，即有人积极捐款支持创办新式女子学校，北京甚至专门成立了妇女匡学会，为贞文女学校的重新开办募款捐资：“赵次帅之夫人亦认捐二百两作为该堂经费，业经函告发起人矣。”[8]

    对于杭州将军瑞兴恳请旌表惠兴的消息，《大公报》也予以比较及时的报道：“杭州将军会同浙江巡抚杭州副都统，日前联衔奏陈，以杭州驻防厢蓝旗满洲已故附生吉山之妻瓜尔佳氏因倡立贞文女学堂苦无的款，势将中辍，遂仰药自尽等，情恳请俯准旌表以光泉壤而维风化等语，已奏旨交部议奏。”[9]此事表明惠兴为兴办新式女子学校而牺牲的行为得到了官方的肯定。而内阁中书金梁为惠兴请求旌表的奏折，更凸显出上奏者对整个事件的了解及其在彪炳历史中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首先，金梁认为惠兴舍生取义，其殉学之举表明女界牺牲风气超过男性。其次，与历史上记载的烈女节妇不同，惠兴“具国家之思想，而亟亟于培才，振教育之精神，而拳拳于兴学。以女学之发达为目的，以民智之开通为责任，甚乃慷慨而肩义务，激烈而矢牺牲，为同胞剖一分子之热心，即为女界生五千年之特色”[10]。再次，金梁与惠兴都隶属旗营及同氏族，因此“为表彰女宗风励学界”[10]，则成为其应尽之义务。《大公报》甚至还大胆断言，惠兴的自杀殉学之举推动了清末新式女子学校的建立和发展：“自惠兴女士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达。如江亢虎所设之女学传习所、大公主之译艺女学堂。近者设妇女匡学会，虽优伶歌伎亦动热诚。兹又有张亚雄女士在该处提倡女学，风气之开进而愈上，不禁为我中国前途贺也。”[1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惠兴自杀殉学确实起到了动员社会各阶层人士关注、兴办女学的作用，从而使新式女子学校建立和发展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所改善。

    《大公报》充分发挥了媒体干预社会的功能，以多种渠道收集有关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信息。该报通过大量刊载有关的论说、追悼会的新闻报道、妇女匡学会活动介绍、戏剧演出和捐款助学消息等，逐渐扩大事件的社会影响，不断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形成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开女智的社会舆论，为贞文女学校募集资金。而《大公报》利用消息、“记”、论说、来函等文体，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来反映和探讨该事件及其后续事件的做法，透过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逐步建构起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使得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士在评论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惠兴以及贞文女学校的命运，而且在推动新式女子学校发展方面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三、《顺天时报》对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关注

    除了《大公报》外，北方的另一份重要报纸《顺天时报》也对北京淑范女学校召开的惠兴追悼会以及惠兴自杀殉学事件进行了集中报道。

    据《顺天时报》报道，追悼会召开那天，“淑媛志士和东西女士，赴会的不下四五百人，真是盛极了……会长先期在校内大讲堂上，恭悬惠兴女杰肖像，四周用花圈垂挂，一切陈列齐备。又在学门外，支挂国旗两面，交互成十字。并拟定临会的规则和行礼的仪注，也预期用誊写版印出几百张，候来会的每人分给一张，这是未开会以前预先安排的大概想(疑为情——作者按)形”。追悼会不仅组织者精心，参与者也非常踊跃。据该报记者“统计先后到会的，除本学校学生和各女学堂学生，并众女宾外，所有各男学堂学生，及学堂教员，报社记者，一切维新志士，凡知道开会事的，不分远近，都一律亲身到场”。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者不仅要向惠兴施礼，而且“大半多在左襟上佩戴花朵，表示敬意”，进而在寄托哀思的同时，实现集体身份认同。

    演说和敬送挽联，是追悼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天时报》不仅报道了发表演说者的次序、记录了演说内容，而且还披露出演讲者和敬送挽联者的心境，凸显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形象。这集中体现在《顺天时报》社的白话记员杨志伊的身上。他既是事件的参与者，又是文本的制作者，而且还有意识地借助媒体为自己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对于其他发表演说者，杨志伊均一笔带过，唯独这样描述自己：“刘君说毕后，在下也登台演说了一番，大旨说惠兴女杰这一死，可以唤醒国魂，可以激励学界，可以兴起中华。”这不仅概括了自己演讲的主旨、点明了追悼会的主题，而且还凸显了自己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据他“统计这天选送追悼联句的，约有三、四十副”。而其选送挽联的过程，也被他加以渲染，顺理成章地充当了其彰显性别倾向、建构社会形象的工具。“在下向来是崇尚女学的，长说女子为国民之母，今瞻拜惠兴女杰遗像，不由得衷感悲痛起来，就当场也作了一副挽联，聊写追悼敬仰的意思。”

    这些文字反映出《顺天时报》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大公报》等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而且还有助于展开性别分析，追寻文本制作者的主体身份及其所树立的社会形象之关系。在2月7日的《顺天时报》上，杨志伊重新刊发了自己在追悼会上的演讲，特别强调自己是要“告我中国女子，并告我中国男儿”[12]。杨志伊借助报端不仅披露演讲内容，而且袒露演讲时的心扉，申明演讲的效果。

    在演讲中，杨志伊以设问的方式，不厌其详地向听众揭示惠兴自杀殉学的原因：“为什么要死？因社会没有团体。怎么会没有团体？因人人不晓得公德。所以牺牲个人的性命，用尸身来劝谏。死的是什么人呢？不是男子是女子。为什么事情死呢？不是个人的事，是大众的事，是国家的事。有这惠兴女杰一死，必定可以唤醒国魂。”因此，他向男性听众大声疾呼：“今全国学界中知惠兴女杰，是为劝办学堂自尽死，如再不多多公立学堂，速速普立学堂，堂堂男子眉鬚，对着这位已死的女子，羞愧不羞愧呀？还有什么面目立在世界上？男儿不如女子？真是弥天大辱。有这惠兴女杰一死，必定可以激励学界。”[13]在慷慨陈词之后，他自己“末后又说了许多劝告的话，大致说总得要教育普及，使人人明白才好。……学堂是万万不可再缓的了，没有什么男女不男女，满汉不满汉，总以人人赶紧自强为是。”经过杨志伊如此苦口婆心地演说，终于取得了这样的效果：“那时女宾男宾，分立两旁，女宾约一、二百人，男宾约二、三百人，同听在下演说，见在下热血一腔，苦口的哀哀劝告，颇有感动的意思。”而他自己“本拟多多演说，因瞧见日球光线，时已西斜，一时说也说不完，便向众行鞠躬礼，退下。演说毕。”[13]虽然《顺天时报》详细地报道了《北京女报》主人张筠芗和芸公福晋在陶然亭召开追悼会以及北京淑范女学校召开追悼会的情况，可是考虑到没有出席这些活动的人士可能还不知晓或者了解得不够清楚，《顺天时报》在2月8日又刊发了题为“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的长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惠兴自杀殉学的过程。在文章的结尾处，这位白话记员再次慨叹道：“在百千万不知国家、不知公德、不知团体、不知学问、没志气、没智识、没心肝、没脑筋的腐败社会中，忽由女界放出一线奇光异彩，照耀黑暗世界，如轰天雷，如开花炮，如警钟震耳，如凉水浇背，令中国界内一切女子男子，个个惊起，个个拜倒；四万万五千万人，人人脑中，印着惠兴女杰肖像，谈起女界历史，都知道有一个牺牲己身、唤醒同胞的伟大烈女，生气常存，屹立坛前。这样说来，惠兴女杰，并没有死，且永永不会死的了。”

    透过惠兴自杀殉学及不断举行的悼念活动，《顺天时报》的报人们发现满汉分界等问题在清末依然严重存在，而悼念惠兴可以取得调和满汉这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在1906年2月9日刊发了《申论学界报界开会追悼惠兴女杰为调和满汉界限助动力》一文，强调指出：“自从杭州驻防惠兴女子，为学界死，一时喧传南北省。凡抱爱国思想的，无论满人汉人，女界男界，学界报界，你也开追悼会，我也开追悼会，或做挽联，或做挽歌，或长篇、短篇的诗词，或文话、白话的颂赞。新闻记者，或编入记事，或列入论说，或叙述他的历史，或表扬他的关系，累牍连篇，很多很多，还有印了像片，随报分送的。全国社会，对着惠兴女杰的感情，真是达到极点。”而该报报人“最愿赞成、最表同情的原旨，目的却在因有了这开会追悼文明举动，可以调和满汉的界限，可以融化满汉的成见，可以消除满汉的障碍，可以互结满汉的团体”。在他看来，南北学界、报界，为了惠兴女杰，不分满汉，在各处召开追悼会，各人记事著论，满汉的铁划鸿沟一下子开通并合、统一大同，从而缓和了满汉矛盾。足见，在追悼的过程中，惠兴自杀殉学事件被赋予了更多的涵义。

    通过解读媒体的报道，不难发现，惠兴自杀殉学事件被具有不同身份的文本制作者从不同层面加以议论、言说。这些文本的制作者在记录该事件的同时，亦将自身写入了历史，建构起自身的社会形象。

    四、戏剧演出及其“再现”

    由不同文本建构的历史叙事，从多个角度“再现”了惠兴自杀殉学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文本的制作者也纷纷加入了自己对该事件的理解和想象。他们在回应时代主题、表达对妇女解放以及现代化诉求的同时，也集中呈现出各自并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身份。惠兴自杀殉学事件不仅成为报刊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戏剧演出的绝佳素材。经过剧作家的创作、演员的演绎以及剧场内观众与演员的互动，惠兴事件逐渐从静态文本转化为动态文本，并由此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的诠释，拓展了性别表演的空间。

    随着南北方报刊的不断宣传报道，惠兴自杀殉学事件也引起了同样负有开发、启迪民智之责的剧作家和演员们的极大关注。在戏剧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等地，各路名角纷纷登台演出以惠兴自杀殉学事件为主题的剧目，使得惠兴的形象很快被搬上了公共舞台，进一步扩大了该事件的社会影响。实际上，惠兴兴学及殉学过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其丰富的情节和复杂的内涵是构成戏剧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为搬上戏剧舞台提供了一些基本条件。而由京剧演员田际云⑤担任主角的《惠兴女士传》不仅成为探讨戏剧演出如何再现历史事件的重要个案，而且是演员借戏剧演出表达自己思想观念、树立个人社会形象的典型。

    1906年3月至8月，田际云主演的《惠兴女士传》先后在北京福寿堂、广德楼和天津天仙茶园等处演出，观众反响强烈。而将这一剧目搬上舞台的妇女匡学会⑥，正是田际云与《北京女报》的实际主持人、主笔张展云受惠兴自杀殉学之举的感召组建而成。该会以演戏的方式，既宣扬了惠兴的事迹，又为惠兴创办的贞文女学校提供了帮助，使其获得继续存在下去的经费保障。对此，《大公报》更是不吝笔墨进行大力宣传和赞扬。“张君毓书以慧兴女士因兴办女学而致死，既为之开追悼会，同人又欲演戏三日，以所得戏价邮寄杭州，以便兴学。并闻香九霄(即田际云——作者按)名优联合同辈，以演三夜之戏。专卖堂客，其戏子除小角色照例给钱外，余者皆尽义务云。”[14]田际云充满感情的表演，成功地塑造出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克服了书面文字记述该事件的某些局限，使整个事件直观生动地再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惠兴女士传》还采用了演讲与演戏相结合的形式，使讲者、演员、观众共同参与到对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再现中来。“彭翼仲、王子真、张展云三志士于初四日在广德楼戏园登台演说。彭演说本日演说之宗旨，王演说国民捐之历史(是日看戏者每人加收国民捐五百文)，张演说《惠兴女士全传》。演说毕而惠兴女士新戏开幕矣。一时观者颇动感情。”[15]这种形式更有助于那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观众认识和了解惠兴其人其事，也使由惠兴自杀殉学事件衍生出的女性觉醒和妇女解放等观念得到反复强调，形成更为有效的社会传播。

    演出和观看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戏剧，一时成为风气。人们以此表现出自己对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发展特别是新女性命运的关注。作为戏剧舞台上下的两个主体，演员和观众共同参与这个特殊公共场域的建构。通过表演，演员塑造出自身启迪民智的社会形象，强化了自己的主体身份；观众也并非只是被动接受，而是在观看演出的同时，流露着情感，表达着思想。因此在剧场这一特定的场域中，观众也参与了表演，并借助与演员之间的互动，增强了戏剧演出的效果。观众在戏园中曾经出现过如此感人的一幕：

    广德楼田际云扮演《惠兴女士传》，正在众宾拍掌之时，忽闻哭声起于南楼之下。一时观剧者皆左右回顾，甚或高立桌上。哭声大号不止，警兵闻知，即前去劝解，方始停哭。细询原由，实因观剧触发感情之故。……北京戏团二百余年，此乃感动之第一声也。[16]

    可见，通过剧情发展特别是演员的舞台演出，进一步感染了观众，扩大了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社会影响，贞文女学校也因此得到了实际支持。这主要表现在演员们纷纷把演出所得捐献出来，用于资助新式女子学校。在天津，“本月初九、初十两日”⑦，田际云在日租界天仙茶园演唱《惠兴女士传》。当田际云把演戏所得“英大洋十五元，小洋五百四十四角，铜元四千零八十枚，如数交讫”时，《大公报》记者不禁赞叹：“是不但名优爱国，即园主、班主之爱国亦可由此如见一斑。”[17]可见，这种以演戏资助新式女子学校的行为得到了较高的赞誉。在田际云的影响下，梨园兴起了义务演戏助学之风。一时间，在北京、天津的戏楼、茶园均曾有大小名角义务演唱有关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新戏，将加收的戏价及每位演员捐出的戏资，捐为国民捐，或悉数转交惠兴亲手创办并为之献出生命的贞文女学校。

    可以说惠兴自杀殉学之所以会被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实际上是迎合了清末通过改良戏剧开发民智的时代要求。以该事件为主题的新剧的上演，既传播了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开女智的思想观念，又使处于传统社会下层的戏曲演员群体参与到女性的觉醒与解放中来。这些演员在舞台上塑造惠兴“女杰”、“新女性”形象的同时，也通过义务演出和个人捐款等形式主动建构自身的社会形象，提升其社会地位，逐步确立起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身份。与此同时，演员的义务演出又影响到观众及其他阶层人士，人们从不同角度关注惠兴自杀殉学事件，支持创办新式女子学校：“杭州蕙馨(即惠兴——作者按，下同)女士因办女学校不惜牺牲身命，京师学界屡开追悼会。日前梨园中人会议定于三月初在虎坊桥湖广会馆演戏三天，专卖女客座位，所有戏价概充蕙馨女士所立学校经费，以继其志。并闻华丰锦票庄总理以此实为善举，若寄此款时不收汇费，以尽义务。”[18]

    不仅如此，有关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戏剧也受到了清廷的重视。“日前内务府传集京师各戏班名角，于十五日在颐和园演女子爱国及惠兴女士新戏。是日各班已敬谨扮演一切矣。”[19]这可以看做是清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新式女子学校，并开始支持新式女子学校发展的一个举动。

    五、结语

    清末，新式女子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遇到重重困难和阻力似乎不足为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在一向经济十分富庶的江浙地区上演，究竟原因何在？来自中国北方教育世家的张仲述给出答案：“其地教育尚不及前清末叶发达，以军人用款太多，故无力及此也。”[20]正因为如此，惠兴作为自杀殉学这起悲剧性事件的主角，以十分悲壮的方式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

    惠兴自杀殉学事件为什么在清朝末年会受到教育界、报界、戏剧界的高度关注，在社会上引起剧烈反响？一是因为其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震撼力，二是因为提倡社会改良、发展新式女子教育不仅是时代提出的议题，也为教育界、报界、戏剧界参与社会变革、确立自身形象提供了历史机遇。实际上，正是编者、作者、读者以及编剧、演员、观众共同塑造和传播了惠兴女杰的形象。而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戏剧演出，记录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不同文本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及其文本的制作者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历史。因此，在解读该事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不同文本在表述同一事件时所存在的差异，还要注意差异产生的原因，即文本制作者的社会身份及其所秉持的立场。经过人们的文化消费和想象，文本被赋予的意涵日渐丰富，惠兴自杀殉学事件逐渐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清末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然而历史又常常处于失忆的状态，使得文本及其制作者也往往会被置于十分尴尬的位置。曾经轰动南北方、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惠兴自杀殉学事件没过多久就从校园、媒体和戏剧舞台上消失了，也为人们所淡忘。

    注释：

    ①惠兴(1870-1905)，女，满族人，镶蓝旗，满洲已故协领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八旗学生金贤之母，19岁夫亡守节。在杭州兴办贞文女学校，后因经费不足被迫停课。1905年12月21日，在家中服毒自杀，年仅35岁。

    ②贞文女学校是惠兴在杭州创办的女学，她死后由杭州驻防正白旗人贵林接办。

    ③以上挽联均引自《大公报》，1906年2月6日。

    ④《大公报》，1906年3月14日。

    ⑤田际云，清末名伶，艺名香九霄，或写作响九霄。

    ⑥妇女匡学会：由京戏名角田际云和《北京女报》实际主持人、主笔张展云共同发起创办，在兴女学、开女智的晚清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⑦即1906年8月28日、29日。

 

【参考文献】

    [1]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Z].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2]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N].申报，1905-12-30.

    [4]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A].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Z].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5]阅报处开追悼会[N].大公报，1906-01-30.

    [6]李斯颐.清末10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A].新闻研究资料：第50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淑范女学校开追悼会详记[N].大公报，1906-02-06.

    [8]惠兴女学捐款之踊跃[N].大公报，1906-05-11.

    [9]奏请旌表惠兴女士[N].大公报，1906-07-13.

    [10]内阁中书金梁拟请代奏为惠兴女士请旌折稿[N].大公报，1906-07-19.

    [11]女学发达[N].大公报，1906-05-11.

    [12]记北京淑范女学校为惠兴女杰举行追悼会礼式[N].顺天时报，1906-02-06.

    [13]续记淑范女学校追悼会演说词[N].顺天时报，1906-02-07.

    [14]名优颇尽义务[N].大公报，1906-03-06.

    [15]演说创举[N].大公报，1906-05-30.

    [16]文明戏剧之感动力[N].大公报，1906-06-04.

    [17]名优爱国[N].大公报，1906-09-13.

    [18]戏价拟助女学堂经费[N].申报，1906-03-19.

    [19]内廷演剧[N].大公报，1906-06-11.

    [20]张仲述先生修身班演说纪略[J].校风，第65期，191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