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89-97页

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33）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刊的少量历史译著中，1874 年出版的《四裔编年表》被认为是晚清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作[1]，熊月之也认为该书“用年表体例，以各国帝王、总统沿革为经，以各种种族、政教、争战之事为纬，叙事清楚，语言简洁，是人们了解世界历史的实用工具书”[2]，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理应得到高度评价。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就该书加以讨论，不仅如此，不少研究纪年的学者还有误解，认为“我国辛亥革命前，天主教书籍已偶用公元纪年”，对何时使用基督纪年(现称公元) 这一问题基本上处于盲点。[3]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分析该书的体例与特点，并进而就该书对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交融的意义，提出粗浅之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四裔编年表》的体例和特点

《四裔编年表》是一部由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 —1907) 与中国学者严良勋(1845 —1914) 、李凤苞(1834 —1887) 共同编译的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述。[4]该书上起少昊四十年(B. C. 2349) ，下迄同治元年(1862) ，按照历史的演变进程，将东西方错综复杂的历史素材按序列先后，逐年排列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将头绪纷纭的历史事件提纲挈领，并与中国年号相对应。原本英文名称The Book of Dates ，传为英国人博那(Henry George Bohn) 著。[5]“四裔”，在传统中国史书中是凸显传统“华夷秩序”的一个专门术语，指代四方极远之地[6]，此时被用来指称除中华以外的所有地区和国家。

《四裔编年表》全书共分四个年表，每个年表一册，共四册，各自计页。最高一栏为中国的帝王纪年，最下一栏为西历。“年表一”52 页，依次列出的“四裔”有日本、印度、波斯、小亚细亚、亚西里亚·巴比仑·亚里亚、巴勒士登、希利尼(希腊古名) 、埃及，起于少昊四十年壬子(B. C. 2349) ，迄于汉哀帝元寿二年(B. C. 1) 。“年表二”52 页，依次列出的“四裔”为日本、印度、罗马、日耳曼(及北方诸国) 、白里登(英吉利古名) ，起于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 年) ，迄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 。根据历史演变的日益复杂增加比较的事项，如自东晋安帝隆安四年庚子(400) 起，在中国纪年后依次列出日本、印度、波斯、东罗马、西罗马、日耳曼、白里登；至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 依次列出日本、印度、波斯、东罗马、西罗马、日耳曼、荷兰、法兰西、白里登、亚非利加；其间还增加意大利、西班牙、丹麦、阿剌伯等。“年表三”53 页，自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963) 起，迄于明景帝景泰四年癸酉(1453) 。在中国纪年后依次列出日本、印度、东罗马、意大利、日耳曼、荷兰、俄罗斯、丹麦、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阿剌伯、阿非利加。“年表四”71 页，起于明景帝景泰五年(1454) ，依次比较日本、印度、波斯、意大利、日耳曼、荷兰、俄罗斯、挪威、丹麦、瑞典、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阿非利加等，迄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同治元年壬戌(1862) 有中国纪年，但无记载事项。除1874 年江南制造局刊本外，光绪二十三年(1897) 还有“仿江南制造局原本”刻印的《四裔编年表》，前有皇甫锡璋《重刻〈四裔编年表〉序》，扉页上题有“续集嗣出”，估计皇甫锡璋原有编写“续集”的打算，但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到“嗣出”的续集。

《四裔编年表》的编纂特点是以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为主，辅以干支纪年，将中国的纪年方式与基督纪年结合在一起。采用中西合历的纪年方法能比较清晰地表现在同一时空背景下世界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国家、民族间的互相关系，著名历史人物，重要的法令和重要的科技发明等。如年表四，乾隆五十四年(1789) 所列：日本：“改元宽政，减荷兰使入觐仪。”波斯：“色特马拉特兵败被擒，六达夫安立即位。”日耳曼：“曼民乱王，求援于法，法民亦乱，比利时叛。”布鲁司：“王助匈牙利之叛民。”荷兰：“时有化学家三人，名贝止、地蛮得、鲁司得，始化水为养气。”俄罗斯：“败土耳其于黑海，与瑞人平。”挪威·丹麦·瑞典：“瑞典君臣不和，英人来劝，丹、瑞息兵。”法兰西：“度支大臣呢加罢，巴黎司民乱，王如佛色黎。麦利巴始立筹国会，改称法国王为法人之王。”英吉利：“王疾愈，王子淫侈无度，王以北仑瑞家女加罗林妻之。是时法国大乱，英人聚议观衅，不与法事。”西班牙：“议政大臣聚议，仍许女主继位。”土耳其：“王卒。墨西法得第三之子西令嗣立。”美利坚：“始种木棉。各邦咸奉政教，推华盛顿为伯里玺天德，约罕爱顿为副。”(第52 页) 有的记载很详细，有百余字，如道光二十年(1840) 条，英吉利：“二月女主赘日耳曼公爵阿里巴得，十一月生女。北冰洋寻得新海滩五千余里。定邮政，公私信件无过二十余文，伦敦大信局每礼拜有信三百万封。埃及督亚来叛土耳其，并擗西里亚，英人攻之，亚来遁。英商贩鸦片于中国，两广总督焚其鸦片，逐其人。与得撒邦立约通商。”而同年法兰西“公会取回拿破仑柩，葬以王礼，军民送葬者千万人，亲族则无一人。擒罗意·拿破仑而囚之。”土耳其“与西、瑞二国立约通商，七月英、澳、布、俄盟于伦敦，谋逐以伯拉罕于西里亚；英、澳兵船击埃及，克之。”同年关于日本的记载只有一个字：“旱。”(第66 页) 咸丰七年(1857) 日本“番书调所成”；“印度各邦合攻英军，英将海弗老击退之”；“波斯与英人战不克请和”；意大利“自赛地尼阿至阿其里阿，过地中海皆通电报”；同年奥地利“有人谋弑王而立沙非亚亲王，不果”。俄罗斯“谋造火车路，需费十五千万金，向他国借之”。法兰西“王与英、俄、布、瑞士立约，议新赛推尔之地。各国又与土耳其盟以定疆域，白弗里阿王来。”英国“欲通火力海得海口之路，以火药轰裂巨石。法王来会。沉电线于大西洋。”(第70 页) 该书把各国并行或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有助于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帮助读者从东西方并行的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寻找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而原书是一本不包括中国历史的世界历史年表，作者博那不可能在原书中将中国王位纪年、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作为时间标杆，因此可以确定采取中国王位纪年、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而辅以基督纪年的时间形式是编译者的改编。

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编纂年表体著述的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家曾通过天象实测和历象推算，并依据文献记载来排列具体的历史年代，绘制成系统的年表。司马迁《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等最早创立了年表的体例，以后不少正史中都有年表。明末清初万斯同撰《历代史表》59 卷，补编了东汉至五代间所缺之表，共计达68 种，成为史表体著述之集大成者。中国也不乏年表体的专门著述，如宋朝李焘撰《历代宰相年表》，清朝齐召南和黄大华分别编《历代帝王年表》、吴廷燮编《历代方镇年表》，乾隆年间有官修《历代职官表》等。年表体著述既有助于历史事实的考订，又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一个超越帝王和朝代之上的统一的纪元，在古代史表体著述中，汉武帝之前采用帝王在位的年序纪年，汉武帝以降则多以皇帝的年号纪年，而年号纪元的一个致命缺点即纪元之间的纵时距离不容易考订，每个皇帝可以使用几个、甚至几十个年号，每改用一个年号就要从元年开始，导致前后顺序很难一目了然。王位纪年、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相配合，虽然也可以考订时间的先后顺序，但在传统以皇帝年号纪元的框架中，历史学家都尽可能地用各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正统”观念，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书写形式。如康熙年间命工部侍郎周清源撰修《历代纪事年表》100 卷，上起帝尧元载甲辰(B. C. 2357) ，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 ，计3725 年，其表年经国纬，每年以甲子冠于上首，王朝次之，侯国又次，正统居第一格。章学诚所编5 卷本的《历代纪元韵览》，上起秦始皇十年(B. C. 237) ，前有纪元年表，下迄嘉庆，依韵编次，年号同者，又按正统、列国、窃据、篡逆、外国等依次排列。黄本骐编撰《历代纪元表》，用甲子序年以系中国历史纪元，起自汉文帝三年(B. C. 177) ，止于道光元年(1821) 。表内正统年号皆用大字填写，但三国之魏、吴，北朝魏、齐、周及辽、金二朝，也被黄本骐视为正统，由于一格之内双列横名容易引起混乱，于是改用小字，使眉目更加清楚。至汉之新莽、唐之武周、东晋之十六国、五代之十国等其他称帝号之政权，也用小字书写。黄本骐所编的另一本名为《历代统系录》的著述中，将起自三皇五帝迄于明朝的史序，采用历代正统皇帝顶格，闰位及偏安者低一格，列国低二格，而所谓窃据篡逆者低三格的格式排列。上古至周朝详附列国，秦汉以后详附窃据篡逆。历代帝王书其姓名、世系、初封爵位及元年干支、在位年数、改元次数等，如非本支代立者，则说明继篡的原因及朝政得失之最重要者。中国历史上正统僭位多达上千个年号，即使专业历史学家也很难完全分辨其前后顺序。而《四裔编年表》因为没有记录中国，因此避免了传统纪年中的正统问题，显得简洁明了。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纪年者，历史之符号，而于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间之位置，以纪年定时间之位置，二者皆为历史上最重要之事物。”[7]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一文指出，纪年是历史上一种很重要的符号，有了这种符号，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见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8]在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中，纪年这一时间单位的开始和终结都是以王朝更替和帝王的在位年代来计算的，这种特殊的帝王纪年最早产生于中国，是与古代中国治乱兴衰的易代观念相联系的。年号纪年最大的问题是不容易看出时代的先后，如唐僖宗乾符元年(874) 和唐昭宗大顺元年(890) ，只看年号纪年，不研究唐朝历史的人，都很难确定谁先谁后。即使熟悉历史的人，也搞不清楚两个年号之间究竟差多少年，如果一年两个年号，如唐代宗永泰二年(766) 十一月改元大历，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766) ，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两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传统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辄易其符号，此为最野蛮之法(秦汉以前各国以其君主分纪之，尤为野蛮之野蛮) 。于考史者最不便。今试于数千年君主之年号，任举其一质诸学者，虽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对也。故此法必当废弃，似不待辨。”[9]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除了王朝更替的帝王纪年时间单位外，还有一种与帝王纪年相匹配的干支纪年法，以60 年为一轮的“干支”纪年纪月纪日法，干支纪年既可以在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的框架下成为记数工具，也可以独立于王位纪年之外，通过增加闰月和闰年来实现长时段记数。但这些中国传统纪年记数工具都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即无法成为一种无限性的记数工具，无论用王位纪年、年号纪年，还是干支纪年，都会产生“时序检核，颇费精力。且历数屡变，推算尤感困难”之问题。[10]

虽然之前已经有过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这样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历史著述，但麦都思是将“西史”附和“东史”，将基督纪元屈从于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11]，因此，中西两种时间观念在《东西史记和合》一书中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基督纪年法在《四裔编年表》中则是作为中国王位纪年法的辅助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认为在汉文史书系统中，《四裔编年表》是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世界史编年的形式引入了另一种文化系统的时间观念。

二、学界的回应与中西时间观念交融的意义

1897 年皇甫锡璋在《重刻〈四裔编年表〉序》中指出：“自我而外为四裔，中国史家通例也。阅至今日会全球五大洲之人相与联盟，均为列国。由是而再执旧例以为之书，其不至于迷无瞀者几何?若李凤苞之编《四裔年表》固旧例也。苟弗为之剖著明显，于今何裨焉。”[12]《四裔编年表》光绪二十三年“仿江南制造局原本”(印本序言) 表达了对于该书书名及记述范围和内容的不满。一部年表体的历史书，最易引起讨论的还有年代的考订问题。同年，胡兆鸾《西学通考·西书》中称该书“托始于洪水为灾之年，即西历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迄于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凡四千二百一十年所纪，皆亚细亚、欧罗巴、阿斐利加三洲；古今著名诸国及新辟美利坚各国之事，旁行斜上，体仿周谱，而以中国纪年标于上，以西历纪年注于下，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当中国何帝何年，诚为俾益后学不可少之书。惟其所用中国纪年颇有偏信竹书之过。”[13]关于后一点，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第30 回《试开车保民船下水误纪年制造局编书》中，借书中人物方佚庐之口对《四裔编年表》大大讽刺了一番：称制造局里“编了一部《四裔编年表》，中国的年代，却从帝喾编起。我读的书很少，也不敢胡乱批评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国年代，从唐尧元年甲辰起，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从那〔哪〕里考得来。这也罢了。谁知到了周朝的时候，竟大错起来。你想拿年代合年代的事，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只费点翻检的工夫罢了，也会错的，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14]

《四裔编年表》下迄同治元年，即1862 年，当无问题。上起少昊四十年，即公元前2349 年，就很容易引起各种分歧。西史传说是年为天降洪水之年。但中国古籍记载，黄帝以下，逮周厉王，年纪不同，世代乖舛，颇难折衷为一说。该书在周召共和元年(B. C. 841) 以前，均按照《竹书纪年》，然而，《竹书纪年》与他书所载时间迥异，对勘问题很大。如据《历代纪事年表》，少昊四十年当西历纪元前2476 年，与《四裔编年表》的纪元前2349 年，相差达120 多年，这也是引起吴趼人等批评的缘故。[15]尽管《四裔编年表》存在着很多时间考据上的错谬，特别是有关中国皇帝的年号和公元前干支纪年的计算，但其中的基本史实还是可以参考的。[16]郭嵩焘在出使期间收到李凤苞的赠书后，称该书系据“各国书史而汇编成书者”[17]；唐才常的《史学论略》也称该书是“通西史”的好书[18]，并在《各国政教公法总论》等篇中多处引用该书的内容。如果我们只是将该书定位为一部便于参考和查阅的通俗手册，该书则仍可属于晚清国人了解西方历史的一本不错的知识性读物。如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就称该书“虽非完备而颇便检览”，同时也指出该书“舛错亦多”[19]；黄庆澄在《中西普通书目表》中也称赞该书“极便查考”[20]；1902 年《增版东西学书录》“史志”称，该书中“种族变迁、政学始末，与夫战争大局，一一俱载，颇便检阅，而舛错处亦不少，依竹书纪中国年代，尤其巨谬”[21]。该书还在东亚地区产生了影响，如明治十一年(1878) 曾有和刻本，日人广濑乘信训点。日本芦屋子著、尚之补、大馆正材校正的《和汉洋年契》，将日本、中国与西洋纪年合编，上起中土盘古，下迄同治八年(1869) ，也可以视为对该书的模仿。英国人华约翰的《历代帝王年契》等教会方面所编的中西历史纪年表也多采取这种模式：“以耶苏纪年与中国年代并列，略无用处，早年教会之书多如此。”[22]1904 年1 月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的科目，都将《四裔编年表》列为史学学生的参考书，将该书与“历代帝王年表”、“纪元编”、“通鉴目录”和“世界大年契”等并提，作为“年代学”的重要参考书。[23]可见到了清末，中国经历了一个时间意识的重要转变，基督纪年法作为一种世界时间观念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人为的时间观念是文化的产物，接受一种异域的时间观念，也是在接受一种异域的文化观念。值得特别提出是，《四裔编年表》所输入的西方时间观念及其与中国时间观念交融，产生的意义非常深刻。首先，中国典籍的编纂形式是一定时间观念的反映，《四裔编年表》的译刊引发了学界关于中西时间观念的多元性思考，形成了一批类似编纂形式的著述。个体人物传记反映着一种个人时间观念；族谱和家谱反映着一个家族的时间观念；实录和起居注则反映着皇族的时间观念。传统纪年在古代中国带有极强的政治性，王朝纪年在历史上是权力关系中的一部分，与儒家对政治合法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时间在中国王朝的政治性活动中具体化为一种客观存在，在官方史书中，时间化为一种争夺统治和支配权的舞台，时间变化的重要性与王朝政治演变息息相关，时间的整体性呼应着天地运行和宇宙之道。但这种纪年基本上忽略了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外部世界的事件，特别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的王朝纪年还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只是受到内部因素驱动的独立区域。采取统一的历时性编年体的史书，可以通过历史的经线方便地看出历史事件演变的程序；而采用共时性的排列，却能够通过历史的纬度让读者容易识别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共时性的政治文化区域内往往存在超过一种以上的政治性纪年，采用或抵制某种纪年代表着撰史者的一种政治态度。因此，作为官方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能够在编译《四裔编年表》的过程中，接受当时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记历系统——公元纪年，并在同一时间序列下排列东西方各种文明和欧亚大陆各种事件的演变，可以让中国读者改变原来的历史视野，超出王朝的局限而理解历史发展的全貌。1895 年宋恕在《六字课斋津谈》中就指出，今人问世的“外史”，如《四裔编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24]事实上《四裔编年表》的编译即表明了在西史编译上愿意接受某种多元性变化的态度。1890 年王韬也采用编年的形式编写反映公元前3000 年到1874 年西方文化发展历史的《西学原始考》，其中年代系根据西方纪年，但附录相应的中国纪年，在每一年代下，列举出在技术、科学、宗教、建筑、文学、商业等方面的重要事迹。如“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元顺帝至正八年：欧洲地震，英久雨，大水疫疠流行，其病若中国之霍乱，俗名黑死，欧洲患此病而死者二千五百万人，伦敦一城共死十万人。一日夜死二百人，诚非常之灾异，欧史所仅见也。”“一千六百六十九年，国朝康熙八年，奈端始作分光，白光入三角玻璃分为七色，再加一三角玻璃，仍合为白光。”[25]该书的编纂，显然受到《四裔编年表》的影响，但政治事件的内容很少，且将西历纪年放到了叙述内容之首。清末另有《续四裔编年表》(《湘学报》本) 和钱恂《中西纪年周始表》(光绪甲午刻本) 等[26]，都或多或少受到《四裔编年表》的影响。清末归曾祁所辑三卷本《四裔制作权舆》是一部记载近代世界科技文化史的大事年表，采用的方式也明显受到《四裔编年表》的影响，以中国历史帝系纪年，附署西历，记东西方各国科技发明以及重要文化典籍，上起帝挚、唐尧，下迄光绪二十七年(1901) ，记载英国始用机器纺织、美国始用火轮渡海、日本水户藩译刊的《大日本史》，等等。

其次，《四裔编年表》所带来的世界史编年模式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种中西历史横向比较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也进一步触发和增强了民族的危机感。线性时间观提供了一种发展演化的观念，而发展演化是与历史进步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连续性的表述形式和迭进的思考形式，为以后中国人接受西方进步主义作了重要的铺垫。年表是中国传统纪传体史书的一部分，按照年代次序排列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表格。司马迁《史记》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为现存最早的年表，以后的断代体“正史”中的《汉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也都附有年表。但这些年表均为中国的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指出，“ 纪年”作为“符号之优劣，有一公例，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反则为劣是也。”[27]《四裔编年表》正是符合了梁启超所言“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的原则。其在中国

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之下附录公元纪年，从基督降生开始计算年代的方法，突出的要求是追求一种准确的时间计算，使同一历史时空中的历史信息保持一致性。在这类似乎枯燥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中西对照的标准体系，而且能够获取在《史记》等正史附录的年表中所具有的历史的跳动和崭新的思考形式。传统中国的纪年法，无论是王朝年号的纪年还是天干地支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接替的皇帝也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不像公元纪年法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diachronic development) ，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 synchronic other) ，对立于中国的存在。这种压缩和转变包括两个重要的过程。第一是将世界历史的发展文本化，使数千或数百年的异国历史，通过文本的简短形式纵时地再现于当下。第二是将这种再现结果与中国的国祚相联结，使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能置放在万国的世界中来评断。这种认识和评定能力的增长，使中国的知识界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三千年未有的变局’(李鸿章语) 成为此时共有的危机代语。——一种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时间坐标的观点——成为普遍形式。”[28]

第三，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心态的重要转变，从而形成历史叙事上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如天干地支纪年法，反映在个人记录自己生命的方法中是循环往复的，如生肖记法，以12 生肖的周而复始纪年。一个甲子60 年，差不多正好是古人一生的平均寿命，是一个人从懂事(有自我意识) 到死亡的大致时段，人在这一生中要碰到数次自己的生肖年(本命年) 。[29]而年表体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是对上述循环时间观的否定。这种个人记录时间观念的转变比较突出的反映在晚清的一批史传作品中，如梁启超在传记作品中经常采用一种在线性发展的中国时间上添加一个世界时间，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背景”。其在《三十自述》中写道：“余生同治癸酉(1873) 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30]在《李鸿章》传记中，他用了一个强调时间的副标题——“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在传记中，梁启超甚至将世界时间的“背景”作为主要的参考构架，如“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31]这种“世界背景”在中国人物活动中的铺设，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即将中国人物的活动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他后来还进一步提出同一时空下的“本国人与外国人性质相同，事业相同，可以作合传”，如“清圣祖、俄大彼得、法路易十四都是大政治家，三人时代相同，性质相同，彼此都有交涉，彼得、路易的国书，清宫尚有保存。替他们合作一传，可以代表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状况，并可以看出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内对外的方略。”[32]这种宏阔的历史视野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与梁启超阅读《四裔编年表》等西史译著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四裔编年表》不仅是中国第一部中西纪年合璧的外国历史大事记，也是东亚最早的一部采用基督纪年的大事年表，对中国与东亚纪年问题的思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发了清末民初关于纪年问题的讨论。作为王位纪年、年号纪年和非政治性的干支纪年所构成的传统中国的主流时间观念，在鸦片战争后都无法面对近世世界所发生的激烈变化。“我国自明季以还，海航大开，欧美文明，骤然东来，国际问题，因之丛生，所有活动，几无不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者。中西史日之对照，较之上古中古，其用更繁。”[33]1582 年历法修订后，最先在天主教各国使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波兰等国较早使用。1700 年以后，基督教新教各国也开始采用该历，英国则于1752 年始用。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1873 年也开始使用公历。[34]19 世纪中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撰有《西洋历法缘起》，强调“外洋历数定年，其每年二十三节气，分属每月每日，俱有一定之日，与中国之立春或在十月，或在正月者不同。譬如外洋春分向在二月二十一日，其余可以类推，虽至数百年之久，所差断无一日。是以变更，即善忘者，亦偶一翻阅而已。盖至三千八百六十年后，始差足一日。此以日度定年，胜于以月度定年，有如是也。”[35]魏源认为，“自生民以来，际天所覆，大一统之国惟中国。万里一朔，故正系王，王系春，以时改元纪号，整齐天下，编垂史册，各不相袭。此外九夷八荒，自为风气，则皆各君其国，各子其民矣。”印度、西藏、蒙古用佛教纪年；回教部落用“天方默罕默德辞世之岁纪年”；欧美“皆以天主耶稣降生之后纪年”。他认为“各自为朔，将棼然杂出，奚从纲纪条贯矣”。[36]为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中西历史纪年的顺序，他专门编制了《中国西洋纪年通表》，自公元1 年至1841 年，以中国的王位纪年、年号纪年与西洋的公元纪年相对照。有学者以为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一份系统的中西历对照表。但是，魏源绘制的只是一份以中国的王位纪年、年号纪年与西洋的公元纪年相对照的“纪年通表”，并无大事记录。在中西对照的纪年下附有大事记，《四裔编年表》尚属首创，即使在东亚地区也是最早的一种。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在历史上也采用帝王纪年法。类似于今天的中西大事对照年表，在日本是1880 年才首次由内务省地理局编纂的《三正综览》。[37]前述日本芦屋子著、尚之补、大馆正材校正的《和汉洋年契》，《东西学书录》认为该书编年较之《四裔编年表》更糟糕，其中“伏羲以前帝号多本《路史》，而次《民离光》，皆有年纪，西洋各国太略，不足读。纪本国事，神武以前无年纪，大率荒诞不足征；神武以后所纪，核之《四裔表》，颇有出入。”[38]《四裔编年表》采用将传统中国王位纪年、年号纪年以及甲子记数与公元纪年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共时性的事件和历时性的变化，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进步，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亚洲也有积极的意义。《四裔编年表》输入的新形式也引发了后来关于纪年问题的大讨论[39]，有建议用黄帝纪年，有主张“周召共和”纪年，或建议孔子纪年，还有唐尧纪年、夏禹纪年等等。黄金麟指出，在这场纪元革命的争议中，各家建议都有一个以耶稣基督纪年作为参考模型的影子的存在；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即寻找一个远古的圣王作为纪年的开端，从而形成一种类似耶稣纪年的连贯时间的方法，以利史实的编排、记载和记忆。这种期望以一种单线、累积的方式来纪年，主要也是受到耶稣纪年具有便利性的启示。[40]尽管梁启超主张采用孔子纪年，但他还是认为耶稣纪年“至今世界各国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难而至简便”[41]。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一文更是大力推荐耶稣纪年，认为中国传统以皇帝王位年号纪年，但皇帝常常会改元，像武则天，做了21 年皇帝，竟改元18 次，有的皇帝在一年中就改元3 次。近代中国人接触到西洋史上的基督纪年，觉得实在便利。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讲时事还是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有关联，用公元纪年法，可以看得一目了然。[42]这种时间观念在清末中国渐渐得到普遍认同。宣统末年，为筹备立宪而设立的谘议局曾奏请举国改用阳历，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确立阳历享有国定历法的正统地位。

三、余　言

笛卡儿曾精辟地指出，时间乃是一种思想方式。[43]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中，控制时间体系和对时间的解释者，就是社会生活的控制者。而接受一种时空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接受了一种思想方式和文化形态。在晚清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过程中，面对已经被突破的空间观念，作为官方出版机构的江南制造局在出版和编纂过程中，通过“四裔”刻意维持着传统空间观念的同时，但却在不经意之中传达了一种西方的时间观念，并以传统史书中“表”的形式将之与中国的时间观念进行了交融。

基督教文化以其线性的时间观念取代了希腊的循环时间观念，规定了西方文明新的走向。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可能。[44]从这种意义上说，基督纪年的线性时间观念中蕴涵了“现代性”，或者说是这种时间坐标的体系，为后来进入“现代性”样态之时间表成为可能。中国后来引入和接受进步史观，就是因为有公历线性的时间观念作为一种铺垫。潘光哲认为1896 年创刊的《时务报》所传达的世界知识，不仅开启了中国人转换地理/ 空间概念的可能空间，而且该刊将“大清帝国纪元”与“西历”相比照来排比时事，也让中国人调整了基本的时间坐标，时空坐标认识系统的转换，实亦可视为中国被编织进入“现代性”样态之历史经验的一个面向。[45]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见解的话，那么，这种转换时间坐标认识系统而进入“现代性”样态之时间表似乎还可以向前推进20 多年，换言之，可以上溯到19 世纪70年代。

注释：

[1] 姜鸣：《李凤苞》，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61 页。

[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519 页。

[3] 参见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文献》第19 辑，1984 年3 月。

[4] 林乐知、严良勋译，李凤苞汇编：《四裔编年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无出版者记录。下文径引页码。

[5] 唐才常：《史学论略》，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41 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39 页；〔美〕贝内特：《傅兰雅译著考略》作“Bohn’s Series”，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7 年版，第105 页，贝氏书中将《四裔编年表》误写成《裔编年表》。博那(1796 —1884) ，英国通俗读物的出版者和作家，曾出版大量的“博那系列丛书”，内容涉及科学、古典学、小说、历史和经济学等领域。

[6]“四裔”一词最早见之《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083 页。

[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史著四种》，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年版，第7 页。

[8]《新青年》第6 卷第6 号，1919 年11 月1 日。

[9]《饮冰室史著四种》，第7 —8 页。

[10]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自序”，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 页。

[11]邹振环：《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复旦学报》2003 年第3 期，第99 —105 页。

[12]《四裔编年表》，“序言”，光绪二十三年“仿江南制造局原本”印本。

[13]胡兆鸾辑：《西学通考·西书》，长沙1897 年初版、上海1898 年石印本。

[14]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燕山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2 —194 页。

[15] 王云五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第975 —976 页。

[16] 少数年代考订仍有错误，如明朝景泰五年、六年、七年等，与西历并相差一年。

[17]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 年版，第302 页。

[18] 唐才常：《史学论略》，《唐才常集》，第41 页。

[19]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合订本，经史阁1897 年版。

[20] 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卷2 ，上海算学报馆1898 年版，第14 页。

[21] 王韬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版，第44 页。

[22] 王韬等编：《近代译书目》，第44 —45 页。

[23]朱有*（*为王、献二字组成）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 辑(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782 —783 页。

[24]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63 页。

[25] 王韬：《西学原始考》，《西学辑存六种》，光绪十六年上海淞隐庐遁叟手校铅印本。

[26] 王韬等编：《近代译书目》，第316 页。

[2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史著四种》，第7 页。

[28]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 —1937)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版，第151 页。

[29]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9 页。

[3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8 册，中华书局1936 年版，第1 页。

[3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 册，中华书局1936 年版，第10 页。

[3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史著四种》，第61 页。

[33] 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自序”，第3 —4 页。

[34] 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下，《文献》第19 辑，1984 年3 月，第246 —263 页。

[35] 魏源：《海国图志》下，岳麓书社1998 年版，第2241 页。

[36] 魏源：《海国图志》下，第1830 页。

[37] 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自序”，第2 页。

[38] 王韬等编：《近代译书目》，第44 —45 页。

[39] 2007 年初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指出“公元”实际上是“西元”，并倡议使用西元纪年加2698 年的所谓“黄帝纪年”；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也主张定孔子诞辰为“中国圣诞”，还有人在网上联合发出倡议书，采用干支纪年纪月，实际上都有抵制“西元”的意思。其实这些所谓新倡议早在20 世纪初已经是一个说烂的问题。

[40]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 —1937) 》，第158 、160 页。

[41] 但梁启超《新史学》仍然认为采用孔子纪年较之更合适，《饮冰室史著四种》，第7 —8 页。

[42] 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新青年》第6 卷第6 号，1919 年11 月1 日。

[43]〔法〕笛卡儿著，关文运译：《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58 年版，第22 页。

[44]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4 页。

[45]潘光哲：《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 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 年第5 期，第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