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五四运动最值得注意的，不在其规模或激烈程度，而在于“有备而来”。这里指的不是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恰好相反，此次学潮的参与者有大致相同的精神倾向，但无统一立场与领导），而是制度基础以及精神氛围已经酿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巴黎和会不过是一个触媒，或者说一阵不期而至的“东风”，使得启蒙思潮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大、中学生们的“爱国心”与“新思想”喷薄而出。而由此树立的一种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反叛形象，召唤着此后一代代年轻人。

在这个意义上，就“五四”谈“五四”是不得要领的，必须拉长视线，或往后梳理一百年来“五四”因不断被纪念与阐释，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或往前追溯晚清以降“新文化”是怎样逐步积聚能量，并最终破茧而出的。

危机感的积累与传播

作为一个文化/政治符号，“五四”从一诞生就被强烈关注，近百年来更是吸引无数研究者的目光。也正因此，每代学人谈五四，都不是无的放矢，都会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感怀。对此，我的解释是：“‘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

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想到在与年轻一辈接触时，碰了个软钉子：学生们说，那是你们的姿态，很美好，但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谈五四，照样活得好好的。凡在大学教书的，大概都会感觉到，今天的大学生乃至研究生，与十年前、二十年前大不一样。或自认已经超越，或坦承无法进入，反正，“五四”不再是年轻一辈急于体认、沟通或对话的对象。早些年还会嘲笑陈独秀的独断、钱玄同的偏激，或者胡适的“两只蝴蝶”，如今连这个都懒得辩了。似乎，“五四”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除非撰写专业论文，否则没必要再纠缠。

二十年前，有感于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我努力勾稽各种细节，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十年前，针对国人对于“连续性”的迷信，我努力分辨“大至人类文明的足迹，小到现代中国的进程，都是在变革与保守、连续与断裂、蜕化与革新的对峙、抗争与挣扎中，艰难前行”。今天谈论五四的最大障碍，则在于年轻一辈的“无感”。虽然也常起立唱国歌，但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相信“伟大复兴”就在眼前的年轻一辈，很难体会百年前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

就好像从来丰衣足食的人，你要他/她深刻体会“饥饿”的感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这一步必须跨过去，否则很难让年轻一辈，真正理解晚清以降无数爱国志士的思考与表达。

一次次国家危机，累积而成迫在眉睫的亡国之忧；而个别先觉者的心理感受，只有传染开去，才会成为真正的社会危机。从晚清到五四，这种对国家失败的不满与怨恨，透过各种大众传媒与文学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与其说巴黎和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最屈辱的时刻，不如说因新媒体的产生，危机意识得以迅速蔓延；因新思潮的荡漾，年轻一辈的爱国心被唤醒；因新教育的壮大，大中学生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正在崛起。

单纯的危机感并不构成政治变革的强大动力，必须是新的力量及可能性出现，方才可能让个体的精神苦闷转为群体的积极行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众多新政被取消，唯独京师大学堂照样开办。虽然一路走来磕磕碰碰，但晚清开启的废科举开学堂，不仅在教育史、而且政治史上，都是重大的突破。二十年后，走上街头表达政治愿望，推进五四运动的，不仅是北大学生，还有众多师范、女学以及受过教育的外省青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以及李大钊的《青春》，并非泛泛而论，而是特指受过教育的、有可能被唤醒的、充满理想与激情的青少年。

所有的文化/政治运动，都不是无菌的实验室，绝难精密规划。某种意义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常态，设计完美的社会改革，往往事与愿违。晚清起步的新文化，一脚深一脚浅，走到了五四这个关口，拐一个弯，借助“爱国”、“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迅速获得了社会认可。这确实不是梁启超或陈独秀、胡适等人事先设计好的，而是因缘际会，师生携手，竟然打出一个新天地。不过，若将五四运动讲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井井有条的故事，反而显得不太真实，也不可爱。在我看来，这属于“危机时刻”的当机立断，所有决策未经认真细致的路径推演，并非当事人预先设计好的。情急之下，有什么武器操什么武器，哪个理论顺手用哪个，正是这种“慌不择路”，决定了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的阅读、思考与表达。

杂览与杂学的时代

先有考试方式的变化，后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皓首穷经”，失去了制度保证，自然迅速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努力适应瞬息万变的新时代，阅读因而变得急切、随意、零碎与偶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式学堂刚刚起步，到底该如何教、怎么学，大家都没有经验。

旧的教育体制已被打破，新体制及师资建设仍在路上，晚清至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更多地得益于自由阅读，而不是学校的系统训练。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都不为学堂章程所局限，阅读时兼及中西、新旧、雅俗，故呈现博而杂的知识结构。与此前根柢六经的儒生不同，也与此后术业专精的学者迥异，这是杂食/杂览/杂学的一代，教育体制及新式学堂的稚嫩，决定了那代人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博采旁收，思维活跃，浅尝辄止。这让人联想起传统中国“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的“杂家”。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春秋战国时代的杂家，名声并不显赫。而后世文人学者谈“杂家”，更是将其与“显学”、“大道”、“通才”、“纯儒”相对立，带有明显的贬抑意味。单就不拘门户拥抱新知这一点而言，晚清及五四那两代读书人，颇有杂家之风。读书以广博而非深邃见长，学问切己而不精细，立说不求圆融，多有感而发，故棱角分明、生气淋漓。至于说独创性或体系严密，则又未必。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完美的治国良方，也没有现成的阅读指南，只能自己摸索着前进。考虑到教育环境、书籍流通、外语水平以及翻译出版等限制，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接受新知时容易望文生义，且多穿凿附会，这都可以谅解。危机时刻的阅读与思考，不同于纯粹的书斋学问，但求有用，不求系统全面；既然是饥不择食，那就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左右黑白，哪个适应用哪个。后人读其著述，会发现很多熟悉的词汇、思路与学说，你可以追根溯源，但不宜过分坐实。随着学术的专业化以及数据库的广泛应用，理解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的阅读视野，将变得越来越容易。随之而来的，就是警惕用力过度，将先贤兴之所至的“杂览”，说成了旗帜鲜明的“专攻”。在我看来，今人谈论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既不要夸大他们的学问与智慧，也别低估他们求知的愿望与热情——那种上下求索的勇猛与果敢，此前没有，此后也难以为继。

纲常松弛的得失

对于“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的中国人，蔡元培力主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强调“兼容”不同学术流派，如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之写实派与理想派、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则突出“兼容”不同政治主张，即大学教员以学术造诣为主，并不限制其校外活动。这里有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与个人修养，更与那是一个纲常松弛的时代有关。

以辛亥革命为界，大约此前十五年与此后十五年，都属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期。可正是这三十年，思想比较宽松，言论相对自由。若以学术思想为例，此前的“经学时代”与此后的“主义时代”，都力主舆论一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某种意义上，晚清及五四的众声喧哗、百家争鸣，如此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盛况，不是拜皇帝或总统所赐，也不是制度设计使然，而是因中央集权无法落实，各种力量互相掣肘，控制乏力，缝隙多多，于是各种思想学说自由竞争，尚未出现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没有谁能一手遮天，“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于是暂时无法发挥作用。

此前帝制风光，此后主义流行，只有中间这三十年没有“大一统”的可能性——不是统治者不想，而是做不到。“城头变幻大王旗”（语出鲁迅诗），对于因战争而引起的“思想混乱”，周氏兄弟并不特别反感。这也是周氏兄弟不太谈论“盛唐气象”，而对王纲解纽故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故文章潇洒的魏晋六朝特感兴趣的原因。

比起阅读上的杂览、政治上的抗争来，晚清及五四的怀疑精神更有普遍意义。借用鲁迅笔下狂人的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晚清及五四的“疑今”与“疑古”，兼及文化、政治与学术，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基于对当下中国的强烈不满，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与现状。敢于并善于怀疑，“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持强烈的自我批判立场，此乃晚清及五四的时代特征，也是其最大的精神遗产。

危急时刻的阅读与思考，会因心情峻急而有所扭曲与变型，但那种壁立千仞的姿态以及自我批判的立场，值得后人认真体味与尊重。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思想的丰富与复杂，背后是选择的多样性。北伐完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种混沌初开、思想多元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以报章为中心的思考与表述

既然无路可退，那就摸索前进，允许试错——晚清的宪政改革，民初的帝制复辟，五四的批儒反孔，还有联省自治的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共产学说的输入等，无数奇思妙想都能顺利出炉，且吸引公众目光，甚至成为时尚话题。我称之为“慌不择路”，其实并非贬义。比起此前此后若干看起来很美实则很槽的社会设计，晚清及五四的四处出击、徘徊无地，乃民间觉醒及自我拯救的努力。也就是说，改革动力主要来自民间，不是朝廷或中央政府主动出击，自上而下地发布政令，而是众多先知先觉者借助大众传媒摇旗呐喊。

对于新文化的提倡、创作与传播，报章及出版明显比大学或中学的课堂更直接，也更有效。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主要不是因为教授们的课堂讲义或专门著述，而是《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等的声名远扬。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传播媒介的转变，决定了一代人的思考及表达方式。相对于此前以书籍为中心的时代，晚清及五四以报章为中心的思考与表述，呈现了瞬间反应、激烈表态、策略思维、思想草稿等特征。

以前意识形态稳固，经书可长读不衰；如今社会动荡，世人求新求变，报章更能适应这一时代要求。报章的好处是迅速及时，努力解决迫在眉睫的难题，成功影响时代风气，缺点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一切都在流转中，发言时不能默守陈规。不同于运筹帷幄的密室交谈，也不同于居高临下的广场演说，报刊文章更多处于对话状态——与时代对话、与读者对话、也与论敌对话。必须看清上下文，了解各自论述的来龙去脉，方才能准确判断其得失成败。

报章兼及思想探索、知识传递与文化启蒙，文字浅俗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立场鲜明，以及表达的情绪化。读晚清及五四时期的论战文章，凡平正通达的（比如杜亚泉），都不如慷慨决绝、痛快淋漓的（比如陈独秀）受欢迎。五四新文化人洞悉国民的保守性，先将话题推到顶点，碰到反抗，再退回合理的位置。如此求胜心切，更多考虑策略与效果，而不是宗旨与逻辑，落实到文章体式，必定偏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杂感”，而不是堂堂正正、自我完善的“论文”。如此剑走偏锋，当初很有效果，只是随着时代变迁，其负面效应逐渐显示出来。

我曾借用留学生胡适“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推演到五四时期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的“通信”与“随感”。既然是“草稿”而非“定本”，不妨即席发言、横冲直撞，《新青年》上最为激烈的议论，多采取这两种文体。若放长视野，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关于人类前途、文明进程、中国命运等宏大论述，都可看做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思想的草稿”。

正因身处危机时刻，来不及深思熟虑，往往脱口而出，不够周密，多思想火花，少自坚其说，各种主义与学说都提到了，但都没能说透，留下了很多的缝隙，使得后来者有很大的对话、纠偏以及引申发挥的空间。这种既丰富多彩、又意犹未尽的“未完成性”，也是五四的魅力所在。

（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系作者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五四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百年五四”纪念特刊，内容以正刊为准，原标题为《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