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与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发信息：《文史哲》(济南)2017年第20171期 第41-69页。 

内容提要：

1948-1972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发表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学全球共同体。1955-1956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学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国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1956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包括当时欧美地区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史华慈、傅吾康、白乐日、齐赫文斯基等，甚至连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也注意到这次大论战，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国际大讨论。这样的大论战不仅是学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冷战初期欧美知识界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这次大论战的出现受到冷战初期全球政治、思想、学术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全球从未像今天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交往变得日益广泛而密切，这种联系和交往速度亦前所未有。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长期有数十万学者和学生在海外讲学、游学、访学、留学，而外国学生在华学习已成常态。每到假期，不少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考察、开会，参与学术合作。与此同时，大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已在世界各地陆续取得教学和研究职位并在当地立足，为所在地教学和科研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并长期在世界各地进行稳定和频繁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参与世界学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当今世界学术之贡献，早已远远超过20世纪。将来的学者如果要书写这个时代的学术史、思想史和史学史，将面临海量的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录像等资料，要想清理出一个清晰图景，将更为不易。而这种中外学术交往的程度在半个世纪以前不可想象。

冷战时期的中外学术交往远不如现在密切，六七十年代大约是最令人扼腕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原因使中国与居于对立阵营的欧美学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另一方面，随着1960年中苏交恶而不再有密切的中苏科技和学术交往。在中国内部，尽管不乏重要成果出现，但总体而言，学术发展较为缓慢。回顾历史，实际上在1958年以前中外学术交流相对活跃，其中尤以1956年最为活跃。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在这一年中，中国有七十六位科学家分别出席了在荷兰、巴西、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十三个国家举行的十六个国际科学会议。除了在巴黎举行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以外，其他十五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国都是第一次参加。此外，中国科学家还出席了一国举行的三十多个科学会议。去年，中国科学家只参加了四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一国举行的二十一个科学会议。”①在1950年代，只有美国学者因为受朝鲜战争影响访华较为困难，欧洲学者则常常来访，中国学者也偶尔去西欧参加学术会议或以文化代表团名义出国交流。有一些学术交往随着近年各种资料的陆续披露，图景越来越清晰，比如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The Conferences of Junior Sinologues)，便是一例。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自1948年至1972年几乎每年轮流在欧洲各地召开，仅有两年中断：一是1960年莫斯科会议因为参加人数过少而取消；二是1968年布拉格会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导致当地政治形势恶化而取消。虽然中国大陆学者仅参加了1954年莱顿第8次会议和1955年巴黎第9次会议，但在当时均引起国际学界很大轰动。中国学者虽然缺席后来的几次会议，但两次参与西欧会议，让大陆史学界内部当时热议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欧美学者中间引发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这种兴趣既受当时欧美中国学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启发，也与冷战初期国际政治形势、冷战初期欧美学者的思想左倾密切相关。当时以政治立场而言，西欧学者和苏联、东欧、中国学者分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而在两大阵营内部，各个国家、地区的学者内部却存在思想立场、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当时西欧学者普遍思想上左倾，一些学者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颇有好感，而在中国港台地区，却有一些学者对西欧学者的思想左倾抱敌视态度，这样在各国学者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和思想群体。这些复杂的政治、思想、学术冲突，在这些会议上表现甚为突出，值得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仔细分析。

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往事，不仅当时会议组织方留下了若干档案文献，如当时的会议手册等，也有不少学者的报道，如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会后在国内多家顶尖报刊上发表的报道②，意大利学者郎乔蒂(Lionello Lanciotti)在罗马学术期刊《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的报道，美国学者马若德(Roderick L.MacFarquhar)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评论，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章时也提到了这些会议③，台湾学者方豪在会后也发表了会议观感，从中可以看出会议背后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冲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年参与会议的学者陆续出版了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些会议，比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牟复礼(Frederick Mote)，德国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中国学者周一良、张芝联等等；而近年出版的夏鼐日记也提供了有关他参与会议的详细记录④。除此之外，当年的旁观者和参与者还留下了一些往来书信，比如杨联陞与胡适的通信、李济与张光直的通信等等，都保存了有关这些会议的一些议论。这些文献给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它们各有侧重，常常可以互相补充其他材料忽视的一些细节。无论如何，新史料常常会促进当代读者对历史的新知，并引发读者对历史事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各国学者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对于国际学术共同体(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入江昭指出，国际学术界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意识到必须重视跨国议题研究，这些重要跨国议题包括环境保护、疾病控制与防治、人权议题、文化交流等等。这些议题不仅涉及到多国政府组织和机构，也涉及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入江昭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关注国际教育交流以及相关项目，他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社区(global communities)的整合和形塑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⑤。在我看来，国际会议实际上也同样在全球社区的形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国际中国学会议即有将全球中国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学全球社区(a global community of Chinese Studies)的重要作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一开始只是青年学者之间较为松散的联谊活动，后来形成了有计划、有目的、有制度的国际大会，轮流在西欧和东欧各大城市举行，并吸引了来自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学者参与，对于构建冷战时期的国际中国学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受当时条件限制，与会者仅限于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等历史学者，但西欧青年中国学会议参与者发表的论文并不限于中国史学，也涉及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书写“二战”后的国际史学史，不能忽视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中国学者虽然都是历史学者，他们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表现以及影响，并不仅仅是史学史论题，同时也是思想史、学术史议题，甚至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史。“二战”后涉及中国学术的世界学术史至少可以有两种写法：一是以地区为单元，以中国为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写成中国当代对外学术交流史；二是以政治为基准，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将中国学术纳入共产主义阵营。这两种写法，都会忽视广大第三世界各国的学术，比如拉美、非洲、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地区，实际上当时郭沫若、郑振铎、夏鼐、季羡林、周一良等学者多次出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些交流也是当代世界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如果考虑第三种写法，则应该书写学术史的全球史，将中国学术发展、中国与其他各国学术的交流纳入整个世界学术共同体形成与演变过程之中，书写更为全面的学术史、史学史，但这样一种写法的目标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一种写法，常以中国学者为重点，以中国史学为重点，在内容侧重方面容易把握，但也容易写成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文化交流史。而第二种写法，集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美苏两大阵营，则容易写成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写成马列史学和资本主义史学(资本主义和西马史学)对立的历史⑥。我们不可否认，在冷战时期，学术界存在东、西德之间的斗争，美、苏之间的斗争，苏联建国后也发展出对沙俄侵略与吞并中亚进行合法化和合理化解释的理论，目的在于消除中亚各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构建苏联国家认同⑦。而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地区如火如荼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获得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中国在五十年代奉行一边倒政策，对这些斗争予以支持。这种国际政治局势对促进中国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历史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亚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在中国陆续兴起，一些学者也适应时代需要改行做世界历史研究。周一良在1955年莱顿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发言时即主要介绍了中国的亚洲史研究，这种历史研究特别注重亚洲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历史⑧，这一研究趋向与欧美对其他各国进行研究的国际区域史取向迥异。当时《历史研究》也注重介绍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各国以及朝鲜、越南的历史学。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历史学刊物很少会留出篇幅介绍越南、朝鲜的历史学。当时的史学确实很大程度上要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服务。

在开始正式讨论之前，这里先澄清一些相关的名词和概念。本文所谓“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在中国大陆学界最初由周一良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予以介绍，称之为“青年汉学家年会”。当时他陪同翦伯赞参加了1955年莱顿第8次会议，回国后作了简短的报道。他所谓“青年汉学家年会”也并非是会议本身自己的用法，会议的英文名称是The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因每年一次，故周先生称之为年会。周先生在报道中对会议起源作了一点简单介绍：“一九四八年夏，西欧若干国家一些比较年青的‘汉学’家门在荷兰莱登聚会，交换研究工作和图书资料的情况，创始了青年‘汉学’家年会，以后每年轮流在伦敦、巴黎、罗马等地召开。”⑨第一次会议并非在1948年夏举行，而是在1948年1月6日至12日。

1956年第12期《历史研究》则刊出了翦伯赞报道1956年巴黎会议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之为“青年汉学家会议”⑩，无疑是相当准确的，因为会议名称从未带有欧洲字样。1960年第4期《历史研究》报道了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也称之为“中国问题会议”(11)。这些会议所讨论主题不限于传统汉学，不少论文是讨论现当代中国问题，所以说“中国学家”更为切题。而且Sinology本身译成“汉学”也成问题，因为所谓“汉学”主要处理汉文文献，而实际上Sinology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东方学的一部分，很多学者常常结合汉文和非汉文文献(比如敦煌和西域出土的胡语文献)讨论中国历史、语言、考古问题，不如回归到“中国学”为佳。本文为了方便理解会议轮番举办于欧洲各个城市起见，称之为“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中国学家，但每次会议均吸引相当数量的资深学者，这些资深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并非初次见面，所以会议本身不仅带有以文会友、帮助各国青年学者扩大学术交往的性质，也有帮助各国资深学者重新建立学术联系的作用。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始末。这里所说的中国学者，不仅包括中国大陆学者，也包括港台学者，以及旅居海外的学者。所谓海外中国学，从来不是单纯由海外学者创造的，它一直是国际中国学界的集体产物。无论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还是中国大陆、港台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海外中国学的创造和发展。中国大陆、港台学者对海外中国学提出的挑战，实际上反过来促进了海外中国学的反思和发展。本文将重点讨论大陆学者在会议上提出何种论题，有何表现，又在何种程度上引起欧美学者的兴趣，有何影响。并对这些论题出现的国际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背景进行梳理。其次要讨论的问题是，欧美中国学家如何理解并认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学者参加会议持何种态度。欧美中国学家虽然所持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海外中国学者、大陆港台学者与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态度背后的政治和学术因素都值得仔细讨论。再次，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与欧美学者如何理解和适应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不断扩大，其中又是如何形成各种误会和斗争，冷战时期各地区学者又如何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引起争执。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历史，尽管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但在学界并没有出现全面系统的研究。早在1958年，方豪即提出，一个会议如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便值得写一篇小史。他在1958年参加第11届会议时向会议早期发起人荷兰学者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提出修史建议，以免史料散佚。他在会上也问了不少学者关于这个会议的历史，注意到几乎无人每届都参与，大家所知都一鳞半爪。龙彼得却认为会议要等举办三十年时再写历史，而他自己已注意搜集史料，已积两尺高。这个会议从1948年办到1972年，终究没有达到龙先生期待的三十年。本文当然也无意写成一篇该会小史。方先生简单介绍了这个会议与中国的关系，指出Sinology是指有关中国的研究，也是西方学者对东方国家研究即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不少东方地区曾是西方的殖民地，西方学者对这些地区的研究有其方便，亦有其优越感。他指出：

以汉学来说，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应该成为汉学，而是“国学”。我们对于研究自己本身的事，无论语言文字，当然较外人为便利；但学术为天下公器，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亦不必闭关自守，只要其目的不是为文化侵略，我们都欢迎；只要其研究成果实有可取，我们亦衷心接受。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亦和国际间贸易相同，必须知道国际行情，愈详愈好，愈新愈好。所以对于这一会议，我国绝不能置之不理。(12)

当然他这里所谓“我国”指的是当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接着他便追溯了中国人参加历次会议的历史，但却不仅仅限于当时台湾学者。他提到的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大陆学者、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等等，不过以和台湾关系较近的学者为主。他提及1949年以后因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没有财力参与这一会议。但因为一部分汉学家的太太是中国人，加上一些中国学者旅居欧洲，他们很早就参加了这一会议，只不过台湾所知不多。方先生说得不错，实际上1950年在伦敦亚非学院召开第3次会议时，已有多位当时在英国的中国学者如傅乐焕、刘殿爵等人参加。

两岸学者正式同时参加会议是1955年莱顿会议，大陆派出翦伯赞和周一良，当时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陈荆和在巴黎进修，请示了台大文学院，在院长沈刚伯指示下就近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则参与的中国学者甚多。大陆除了上次与会代表翦伯赞、周一良继续参加之外，加派了夏鼐、张芝联。香港大学派出罗香林、饶宗颐两位，其他海外中国学者则有旅居伦敦的郑德坤、旅居马来西亚的贺光中等。台湾派出正式代表团参加了1957年德国马堡会议，成员包括李济、方豪、张致远三位，大陆代表则缺席这次会议。参加马堡会议的中国学者还包括港大罗香林、饶宗颐、刘若愚，新亚书院牟润孙，以及旅居香港的柳存仁。旅居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如新加坡潘重规、华盛顿杨觉勇、汉堡赵荣琅、剑桥王铃、伦敦陈志让等人。还有一些是欧美学者的华人亲属，如傅吾康夫人胡隽吟参加了1953年9月7-12日在罗马召开的第7次会议(13)。

方豪所提到的1956年会议中国学者参与情况，也可以在饶宗颐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饶先生回顾自己与日本和欧洲中国学家的交往时说，他第一次去日本是1954年去京都大学见吉川幸次郎，而第一次去欧洲则是1956年去巴黎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会上见到了周一良、翦伯赞、夏鼐等人(14)。他后来也参加了马堡和帕多瓦举行的中国学家会议。当时虽然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对立状态，但两岸三地学者仍有机会借助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得以在莱顿、巴黎等地碰面，一起参加学术讨论，这也算是冷战时期难得的现象，当然也值得我们今天来回顾和反思。

一、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之由来与早期发展

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动议是在1947年夏季。当时英国的一些青年中国学家到莱顿访问同行，双方意识到各自均处于独学而无友状态，遂讨论了举办中国学家会议的计划。1948年1月6-12日，来自欧洲六所大学的青年中国学家们首次聚集在剑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六所大学包括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伦敦、剑桥、牛津。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学者，但资深学者起了很大支持作用。在这次剑桥会议上，与会者很殷切地希望最终能出现一个密切合作的欧洲中国学派(School of European Sinology)，促进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互访，这些信息包括课程讲义和图书设备等等。会议也拟定了未来交流计划。(15)可见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主要由英国和荷兰青年中国学家发起(16)，目的是促进欧洲内部中国学学术交流，并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所谓一体化欧洲中国学派。傅吾康在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书中也简要回顾了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创办经过：

倡议者之一是剑桥的龙彼得，我从中国回来途经英国时认识了他。龙彼得来自弗里希亚群岛的荷兰部分，与之相应，他的个性很强，固执己见。他的汉学知识很牢固，也希望其他人具有同样严谨细致的学术精神，言辞常常很尖刻，当中粗暴地羞辱他人。我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敏感，所以从一开始就和他很合得来。龙彼得是青年汉学家会议的灵魂发动器。起初，参加会议的人仅仅来自五个国家：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上一代的汉学开创者没有参加。会议是非正式的，很自由。全体与会人员尽可能一起住在某个学生宿舍或类似的地方，一起吃饭，共同生活，时间长达一周。会议大部分时间用于自由讨论。这类不算官方组织的欧洲合作，当时还很罕见。尽管我有教授的地位，但却感到自己还足够年轻，可以加入这个圈子。(17)

这是欧洲中国学家留下的较为详尽介绍早期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文字，特别标出了龙彼得在开创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提示了会议最初作为青年联谊会的组织性质。

剑桥会议之得以举办，确实与当时资深学者的支持分不开。当时英国资深中国学家主要包括剑桥夏伦(Gustav Haloun)(18)、伦敦亚非学院西门华德(Walter Simon)、伦敦大英博物馆翟林奈(Lionel Giles)、牛津德效骞(Homer H.Dubs)等等。会议本身除了交流信息之外，也有很强的联谊性质，虽然会期长达六天，但论文发表的时间并不多，这次会议上仅有四篇正式论文，分别由四位资深学者发表，包括夏伦的《中国古籍的文献研究之诸方法》、魏礼的《列子与中国文献断代》、西门华德的《关于虚词“也”的一点想法》、德效骞的《三至四世纪马兹达教入华考》。而青年学者主要是观摩和参加讨论，这些青年学者包括后来在欧美学界极为活跃的何四维(A.F.P.Hulsewé)、蒲立本(Edwin Pulley blank)、芮玛丽(Mary Wright)、谢和耐(Jacques Gernet)、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龙彼得等，当时都是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与会者除了发表论文、参与讨论之外，也花了很多时间参观考察和交流意见，考察了剑桥、牛津、伦敦亚非学院等一些高校的相关中文藏书，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组织的小型敦煌文书展览。大家也互相通报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第一次青年中国学者会议有几个特点。首先，会议虽然叫“青年中国学者会议(A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会议论文主要发表者仍为资深学者，他们的论文侧重传统中国历史、语言研究，也即是传统东方学的语文学研究。其次，与会青年学者当时基本上都尚未出道，来参加会议主要是观摩和学习。再次，会议时间较长，代表们花较多时间参观考察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交流学术信息。最后，与会者主要来自西欧六所大学，被认为是代表这些大学来交流中国学信息。

这些特点在后来历次会议上陆续被颠覆了。1949年4月8 14日第二次会议在莱顿举行，论文发表人变成以青年学者为主。与会者来自西欧七所大学，除了参加剑桥会议的六所之外，还增加了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代表的西德科隆大学。会议原本还邀请了法国戴密微、戴何都，瑞典高本汉等资深学者，其他如布拉格、牛津、汉堡、哥廷根、柏林一些学者也收到邀请，但都未能与会。虽然发表论文学者不多，但这次会议参与者来自七校，多达数十人。正如会议组织者克拉默斯(R.P.Kramers)所言，上次剑桥会议是为了筹划未来，这次会议目的则是为了展示一些个人和集体合作学术成果。这次会议还尝试性地邀请了一些古典学、历史、圣经学等中国学以外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报告，主要讨论各自领域内对文献的处理方法(19)，以备青年中国学家们参考。然后是芮玛丽、龙彼得、何四维、蒲立本等人发表与他们博士论文题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唯一发表论文的资深学者是莱顿戴闻达，他主要介绍了荷兰的中国学学术史。这次会议的明显变化是参与大学与学者数量的急剧扩大。

1950年6月第三次会议由伦敦亚非学院蒲立本组织，参与学校和人数又有增加，共有六十余人参加，来自西欧英、法、荷、德、瑞典的九所大学。西德除了上次傅海波继续参加之外，又增加了汉堡福克司(Walter Fuchs)、美因茨温特菲尔德(Viktoria von Winterfeldt-Contag)夫妇。剑桥青年唐史学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也首次参加。法国则来了吴德明(Yves Hervouet)、苏远鸣(Michel Soymié)等人。白乐日(Etienne Balazs)接受了与会邀请，但未出席，只提交了论文。伦敦亚非学院作为东道主，自然参加的人最多，除了组织者蒲立本之外，还有后来成为知名中国艺术史家的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中国哲学史专家葛瑞汉(A.C.Graham)、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秦瑞(J.Chinnery)。当时在该校留学的一些中国学者，如傅乐焕、黄锡凌、刘殿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20)。傅乐焕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会议结束后回到中国大陆(21)。黄锡凌1949年才进入伦敦大学，1950年接受了中国香港大学讲师一职，也在会议结束后去了香港。刘殿爵当时刚被任命为远东部中国哲学讲师(22)，后来还参加过几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1956年巴黎会议上见到了中国大陆代表夏鼐等人(23)。

1951年第四次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傅吾康夫妇参加了会议，住在学生宿舍区。傅吾康晚年回忆录留下了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美好回忆。当时傅吾康的一些法国学界朋友比如于儒伯、康德谟夫妇和李嘉乐还在北京。他们夫妇见到了白乐日，并与戴密微共进晚餐。他们遇到了一些熟人如宾格尔、林圣观、龙彼得、傅海波等人。这次会议是法国中国学展示其雄厚力量的一次机会。

第五次会议于1952年9月8日至14日在瓦恩举行，组织者是科隆无薪讲师傅海波。这次会议上，在哥廷根教中文的博士生刘茂才介绍了他对东突厥史的研究，这是他当时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计划。剑桥博士生杜希德介绍了自己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吴其昱介绍了自己正在研究汉文文法(24)。这次会议与会者来源地区十分广泛。会议邀请了西欧地区以外的多位学者，包括澳大利亚堪培拉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研究《后汉书》)(25)、麦基洛(B.McKillop，研究陆九渊)、加拿大多伦多杜百胜(W.A.C.H.Dobson，研究汉代和中文文法)、印尼雅加达曾祖森(Tjan Tjoe Som，研究《汉书·五行志》)、日本东京山本达郎(研究17、18世纪的近代中国史)等等(26)。

1953年9月7-12日，第六次会议在罗马中远东研究院举行。傅吾康说，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何四维。第六次会议组委会包括伯戴克(Luciano Petech)、布萨利(Mario Bussagli)、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郎乔蒂等四人。当时有来自十二国的代表参加，包括有来自土耳其、瑞士、奥地利的代表。与会西欧中国学代表之中，除了上述傅吾康、何四维之外，还有福克司、谢和耐、白乐日、叶理夫、杜希德、鲍吾刚等学者。这次会议甚至吸引了一些知名佛教学家出席，如日本铃木大拙(27)、法国巴罗(André Bareau)等等，以及当时在巴黎利用敦煌汉文和回鹘文文献写作博士论文的哈密屯(James Hamilton)，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中远东研究院院长是佛学家、藏学家图齐的缘故。在这次会议上，傅吾康夫人胡隽咏提交了中文论文《中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28)。当时在牛津任教的中国学者吴世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1954年8月28日至9月2日在英国杜伦大学哈特菲尔德学院举行了第七次会议，首次邀请了美国、苏联两国代表参加，分别是美国的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苏联的郭瓦烈夫(E.Kovalev)和齐赫文斯基(S.Tikhvinsky)(29)。齐赫文斯基后来回忆说，苏联成立后一直没有太多国际学术交流，直到五十年代初苏联政府才决定恢复苏联东方学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于是派人参加了在剑桥举行的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此事引起英国媒体的报道，1954年8月30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指出，苏联派代表参加这次东方学家大会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随后苏联代表也参加了剑桥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据齐赫文斯基回忆，“英国有一个基本上由年轻人组成的青年汉学家组织，他们欲与阿列克谢耶夫比高低，对他所奠定的古典学派发难。就是这个青年汉学家组织后来转变成欧洲汉学家协会，并成功地开展着自己的工作”(30)。齐赫文斯基说青年汉学家组织是为了和俄国学者阿列克谢耶夫争高低，未免夸大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地位，这也算是苏联学术民族主义心态的一种表现。他的晚年回忆似有误，当时并没有什么组织，而是当时英国和荷兰青年学者的联谊会。这次会议上美苏学者参与人数较少，也没有很强的政治背景，所以当时还没有爆发特别明显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次会议上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苏联、美国和英国15所大学的代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龙彼得组织编纂欧洲图书馆所藏汉文丛书联合目录，这可能是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法国青年学者、法共党员谢诺则在会上讨论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并介绍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龙彼得认为研究中国必须多角度，并对中国学方法进行了反思。白乐日则从经济社会史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并介绍了宋史研究计划，提议组织国际合作项目，编辑宋史研究手册。这次会议上杜希德已被任命为伦敦亚非学院远东史讲师。此前，日本学者榎一雄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一年，而随着榎一雄离去，伯克利列文森将来伦敦担任访问教授。这一年伦敦亚非学院也出版了田汝康在该院完成的博士论文《砂拉越华人社区的社会结构》(31)。

第八次会议在莱顿举行，首次邀请了中国大陆代表，中国政府派出了翦伯赞和周一良两位(32)。这次会议非常重要，除了中国大陆代表之外，一些美国知名学者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也克服了麦卡锡主义引起的麻烦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外学者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冷战后的首次接触，既有斗争，也有友谊。傅吾康认为，“当时正值中国谨慎的对外开放时期，但这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白乐日给傅吾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白乐日受过全面的辩论训练，口才极好，而且无论法文、德文、英文都没问题。“白乐日清晰的阐释和锐利的评论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和辩证的方法论基础上的，总是令人留下强烈的印象。白乐日与当时北京来的代表进行了非常尖锐的辩论，这场辩论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对那些批评性的评论耿耿于怀。”(33)傅吾康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事实上，在1956年巴黎会议上，白乐日作为主要组织者，对中国代表团相当热情，并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傅吾康称第九次巴黎会议在佛维举行，北京四位代表都是知名学者而非机关的行政干部。尽管傅吾康对这四位与会者的判断是对的，但在会议中北京代表却因为意识形态分歧与政治立场迥异，和其他与会者之间发生激烈争论。

傅吾康也介绍了第十次马堡会议。这次会议有来自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15个国家(地区)一百多人参加，许多人来自美国和东亚，如香港饶宗颐、罗香林，台湾方豪，傅吾康的老朋友张贵永以及哥大富路特，但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困难在于——不仅仅是这次会议的困难——中国学者出国必须通过政治部门的审批，这些部门通常只以中国官方代表团的名义参加某个国际会议，而我们只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有时候中国方面尝试以没有来自台湾的汉学家作为出席会议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对此持反对的立场。我们不能因为国籍和居住地而拒绝任何一位汉学家。台湾当局也偶尔试图阻止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到会。”傅吾康接着指出，1958年第十一次意大利帕多瓦、威尼斯会议、1959年第十二次剑桥会议，中国都未参加。中国代表团因为签证过迟的原因没有参加剑桥会议(34)。关于第十二次会议，傅吾康说：“在苏联同行的邀请下，下次会议将紧接着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之后在莫斯科举行，时间是1960年8月。但是，这次会议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而被临时取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学术服从政治的需要，这一点严格地主导着当地的学术界。”(35)1961年第十三次会议由傅吾康组织在汉堡附近的“里森之家”举行。苏联、捷克、东德临时拒绝参加，中国没有回应他的邀请，匈牙利来了两名代表，波兰来了一位，美国则是费维恺，时在伦敦的马来亚大学王赓武也参加了会议。

简单而言，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规模的扩大，组织会议的城市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和苏联，与会学者也来自世界各地，这使得会议看上去更像是世界中国学大会(36)，而参与会议的学者能在会上会下交换各种意见，似乎一个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当时都很期待参与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学者仅有两次机会通过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交换意见，参与这一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二、欧美中国学界热盼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参与者来源地区扩大到亚洲，邀请中国大陆、港台、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学者也是相当自然的。那么当时欧美学者对邀请中国大陆学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当时留下来的材料和后来学者的回顾都提供了不少线索。虽然随着冷战开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政治上对立，但铁幕并未完全阻止两大阵营之间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当时欧美中国学界极其期盼与中国大陆学者交流。不论是当时思想上左倾对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好感的欧美学者，还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学者，都非常愿意与中国大陆学者交流。这种交流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欧美学者期待了解中国学术的进展，一方面是希望了解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资料和信息，以作为他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资料。总而言之，无论是第一手文献还是第二手研究，欧美中国学界都对中国学界充满期待。

随着冷战序幕拉开，欧美知识界也出现急剧分化。总体而言，思想界、知识界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导。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政权在东欧、亚洲广大地区的急速成长，亚非拉各国纷纷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缚，引起当时欧美知识界的广泛欢呼。欧美学界的亲苏、亲共倾向不仅体现在思想上、学术上，在人事上也对当时世界局势有很大影响，比如当时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受到法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在蒋介石政权败退到台湾之后很快就驱逐了该组织内部的“民国政府”代表，一些职员如张歆海、程其保等人纷纷出走美国(37)。尽管当时欧美知识界有少数人如海耶克、波普尔、雷蒙阿隆对亲苏、亲共倾向持批判态度，但总体上欧美知识界仍然极为左倾，这股知识界、思想界的左倾，到6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发展而达到高潮(38)。

当然，这股激进左翼思潮运动在美国也引起了右翼政治势力注意，对共产主义入侵西欧和美国的恐惧一度笼罩着华盛顿政府，国会和政府都介入了争论，最后演变成政治运动与文化战争，公权力也介入了媒体传播领域。美国国务院在40年代的对华政策上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联邦政府开始检讨所谓“失去中国”的责任，也开始对这些左翼学者在政界的影响进行批判和反思，国会内部争论不断，加上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咄咄逼人的架势，使得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39)。美国中情局介入了对左翼学者的调查和迫害，并开展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秘密行动(40)。当时一些活跃在政界和学界的中国学家陆续被政府调查，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甚至护照被吊销，被禁止出国访问。这种状况直到50年代中期才有所缓解。1955年拉铁摩尔刚刚获准得到护照，得以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他也正是在这一年9月莱顿会议上邂逅了翦伯赞和周一良。而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在美国被认为是同情中国大陆政权的左翼学者，在中国大陆学界却正遭到猛烈的批判。费正清、拉铁摩尔都被中国学界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周一良去莱顿之前，在1954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顺带批判了费正清。据夏鼐在日记中说，1956年参加巴黎会议时，8月31日晚上中国会议代表团在翦老领导下商议开会方针，因为周一良“曾写一文骂过西洋汉学家，翦老去年曾与白乐日争辩过。我们这次抱‘求同存异’方针，争取朋友。希望我与张同志取温和态度，但原则上仍要坚持不懈”(41)。翦老在莱顿时对美国学者其实比较克制和友好，这一点可从牟复礼回忆中得到印证。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大致可按照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费正清这类学者，“二战”期间或者战后参与过美国在华政治活动，曾服务美国联邦政府，担任政府或军队秘密职务，有政府雇员经历和背景，也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在学术上有一定表现；还有一类是比较偏重学术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二战”期间为盟军进行破译密码等技术性、事务性工作，但与政治比较疏离，如牟复礼、蒲立本(42)。而从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来说，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亲苏亲华左翼学者，一类是政治立场非左翼中立学者。前者有些是共产党员，如英共秦瑞、法共谢诺，也有非共产党员身份亲共学者，如意大利图齐。非亲共政治中立学者如白乐日、牟复礼等人。但他们对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一起交流学术都非常期待。

1955年翦伯赞、周一良参加莱顿会议时，与秦瑞、谢诺开始认识，得到秦瑞和谢诺的帮助，双方结下了友谊。1956年巴黎会议时，谢诺作为东道主，不仅亲自去机场迎接中国大陆代表团一行四人，更在会议期间对大陆代表团照顾有加，导览巴黎风景。谢诺同时表示出大陆代表团来法可以合作从事政治宣传的愿望。据夏鼐讲，1956年9月17日，谢诺总结这次会议，认为颇为成功，要给组织上打报告。据牟复礼回忆，1955年他在莱顿很期待和中国学者见面。他是周一良太太早年在哈佛陆军特训班的中文学生，1940年代就认识周一良夫妇。当时他博士刚毕业，来到莱顿，原本打算投奔戴闻达，因戴闻达去世，遂应何四维邀请到莱顿访学，并参加中国学会议。牟复礼会议全程也都陪着翦老为其翻译。他在回忆录里并提及秦瑞、谢诺很想结识翦老。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很期待与中国学者见面。据周一良的会议记录，白乐日也很希望中国学者来西欧开会交流，在莱顿会议上就支持中国学者参加第九次大会。翦老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中则提及，在周一良与罗香林的翻译贺光中发生冲突时，白乐日代表会议主席团发言，请中国代表周一良先生继续发言，“希望中国的朋友尽量发言”(43)。

当时美国学者很期待与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交流，或者说交锋。很可惜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到欧美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事。不过去苏联则相对容易得多，只是1960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学术交流也难以为继。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中国季刊》1960年第4期撰文介绍莫斯科举行的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44)，特别提到当时大家非常期待中国派出代表团来参加本次大会，结果中国代表团完全缺席，让人极度失望。每天开完会，与会欧美代表回到所住的乌克兰旅馆房间里都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缺席问题。马若德说，苏联一家期刊曾对1957年中国代表团缺席慕尼黑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表示遗憾(45)，而1959年7月苏联《当代东方》说人数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将参加1960年莫斯科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期待。1959年北京出版的《历史研究》第9期也刊出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供稿《关于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报道了这次大会将在列宁格勒举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卡弗罗夫，院士奥尔别里、司徒鲁威、茹科夫、维诺格拉多夫、马伊斯基、康拉德等人。大会筹委会还成立几个专题委员会，如关于古代东方问题委员会、关于东方各族人民的文献和手稿出版问题委员会以及关于东方语言学问题委员会。大会还准备出版多达450种以上的科学出版物，将列宁格勒所收藏丰富的东方手稿挑出一部分文献资料予以出版并组织专门展览，以反映苏联境外东方各族人民古代独特文化，以及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科学、文化成就。苏联为了筹办这次国际大会，确实下了很大本钱，其目的则是为了宣传苏联意识形态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46)。在这之前，1959年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举行的第十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就“要求必须吸收更加广大的学者参加中国学会议，特别是那些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而会议最后也在匈牙利学者普实克、法国学者谢诺等人提议下，对中国学者因外来原因未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

马若德表示并不知道是何种原因让中国代表团缺席，但他认为最终决定出现在1960年7月9日。因为这时出版的苏联《当代东方》7月号发表了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中国研究所齐赫文斯基一篇关于中国学的文章(47)，而这篇文章的第一页被撕掉了，并被细心地用一张新页取代。这个变化被欧美学者理解为苏联试图遮掩有关中国代表团参会的信息，而这种遮掩是近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导致的结果。因为到7月底，尽管看起来社会主义阵营在布加勒斯特达成一些妥协，但苏联新闻开始不点名地攻击中国看待战争与和平的“教条主义观点和立场”。马若德说，根据北京的南斯拉夫通讯站报道，苏联技术专家正在撤离中国。这之后中国学者参与欧洲中国学会议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出现转机。

三、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华人学者，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一是当时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如刘殿爵、傅乐焕、郑德坤、胡隽咏、吴其昱、吴世昌、刘茂才、王铃等人，二是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者，三是中国大陆地区学者。正如前文简短提示的，旅居欧洲的一些华人学者很早即就近参加了一些会议，大陆学者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学者则参加较晚。这些学者之间，以大陆学者和旅欧学者之间交换意见较多，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则有一些冲突。

中国大陆学者两次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都只派出了历史学者，但实际上当时新中国历史学发展只是刚刚开始。尽管1950年即设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历史所却迟至1954年才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则更迟至1955年6月1日才成立。当时历史学界在翦伯赞、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领导下，花很大力气从事近代史料整理和编纂工作，主要成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50年代初至“反右”之前这段时间，中外学术交流相当频繁。仅1955年夏鼐在短时间内即接见了瑞典考古代表团，法国、挪威、比利时、新西兰文化代表团，以及澳大利亚外宾。1956年4月18日，中国文化代表团也访问了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其成员有中科院的侯德榜、茅以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北方和西方部副总干事等人。当时代表团会见了院长图齐，图齐是意大利知名左翼学者，对新中国相当友好，当即赠送一本他自己的著作《西藏图绘写卷》以及其他学院出版物给中科院院长郭沫若(48)。

中国学者两次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均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托翦伯赞负责组织人员参加，并在会议期间领导代表团工作。程序上是由欧洲会议组织者发邀请信给中国科学院，邀请中国史学工作者参加。所以，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名义上是邀请学者个人，但实际上和中国学者联系是通过中国科学院。所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派出与会代表，第一次参加1955年莱顿会议是翦伯赞和周一良，第二次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是翦伯赞团长带领团员周一良、夏鼐、张芝联三人，翦、周两人是莱顿会议参加者。因为莱顿会议欧美学者表示对中国考古新资料非常有兴趣，所以翦老次年带上了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并组织了考古成果展览(49)。张芝联则因为通晓法语，可以为代表团在巴黎的活动提供翻译帮助。据他自己讲，他当时在代表团管理生活财务，兼任翻译(50)。1956年之后，虽然也几乎每年接到邀请，中国代表团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也尽量发电报给会议组织者表示祝贺。1957年9月5-12日第十次马堡会议召开(51)，中国代表团收到邀请，但未能与会，就发了贺信给会议组织者。未能成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内发生反右运动，史学工作者忙于应付政治运动。这次会议同样收到邀请未能与会但也发信祝贺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不过，这次会议港台地区一些学者则应邀参加。后来也形成了常态，即大陆学者被邀请与会却常常未能与会，而港台学者一般参会不成问题。

1958年8月3-9日第十一次会议在意大利帕多瓦举行，中国大陆学者没有参加，也未发信或发电报祝贺。其实原本打算参加，因故至7月下旬才决定不参加(52)。东德派人参加也发电报祝贺，罗马尼亚和新加坡没有参加，但也发电报祝贺。这次会议引发了会议组织者之一意大利学者图齐和台湾学者方豪之间的论争，值得注意。1959年9月7-12日第十二次年会在剑桥举行，中国原拟派出以侯外庐为首的代表团，但因为签证延误，未能与会。据当时《历史研究》的报道，“会议组织者邀请了中国以侯外庐教授为首的代表团，但是由于签证过迟，以致未能参加会议。英国当局的这一粗暴无理的行动引起各位代表的极大不满，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缺席给会议的科学内容带来了严重损失。普列布累克(即蒲立本)教授代表与会者对中国学者之缺席深表憾意；在大会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并就此事一致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53)。最后一天，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普实克、谢诺、韩南等人提出动议，对中国学者因意外原因未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进入6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机会越来越少。

1956年巴黎会议，中国代表团一行四人于8月29日抵达巴黎，9月18日离开巴黎，经苏联于9月23日返回中国。参加完第九次会议之后，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都写了会议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汇报》，对会议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报道，留下很多珍贵信息。翦伯赞不仅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对会议讨论过程做了详尽介绍，还为《人民日报》撰文《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倡导中法友谊。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当时参加会议一方面是为了和世界上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中法两国之间的友谊。周一良指出会议主要为了让各国汉学家交换研究成绩和互相学习，并促进文化交流和增进彼此了解。张芝联则主要介绍了参加会议代表发表论文的情况(54)。

翦伯赞的报告称报名参加者有195人，包括一些临时参加的代表，也有之前邀请的代表有事未能参加。与会代表以法国、西德、英国三国人数为最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包括中国四人、苏联两人、捷克两人、东德五人(55)。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翦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参会者也更为关注。意大利学者郎乔蒂在报道中则给出了代表们的详细来源，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大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德、西德、英国、夏威夷、荷兰、香港、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美国、苏联。会议荣誉共同主席是法兰西公学院戴密微和索邦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戴何都(56)，会议组委会主席是白乐日，成员则包括白乐日、谢诺、叶理夫(Vadime Elisseeff)(57)、谢和耐、吴德明(Yves Hervouet)、康德谟、于如伯(Robert Ruhlmann)、李嘉乐(Alex Rygaloff)、苏远鸣(Michel Soymié)等人。

周一良在1956年10月12日的《文汇报》发表了《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一文(58)。周一良指出，所谓汉学包括中国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研究。在巴黎召开的第十次会议有近二百人参加，使得会议由最初的西欧组织逐渐带有更广泛的国际性质，“前年开始有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参加，去年有我们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学者参加，今年又来了捷克的汉学家们”。除了着重介绍大会集中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周一良还提及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法国研究汉学的学术机构并与一些汉学家会晤。这些汉学机构包括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国民图书馆写本部、赛奴奇东方博物馆。而会晤的汉学家主要包括戴密微、李嘉乐、白乐日、于儒伯、谢和耐、叶理夫、谢诺等。他特别提到谢和耐的新著《五世纪到十世纪中国佛教经济史》材料充实，值得注意。除了汉学家之外，代表团也见到了法国全国博物馆管理处处长萨尔、中亚考古学家格尔什曼等。

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的文献之外，夏鼐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与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等一起参加巴黎会议的全过程(59)。早在1956年3月23日，夏鼐就在日记里提到了参加巴黎会议的事。当日上午文物局送来已经由陈梦家选择过的出国展览照片，夏鼐再审查一过。当日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来谈下半年结合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组织考古学展览事。7月23日夏鼐还在乌鲁木齐考古训练班上课时，即接到中国科学院请中共新疆党委宣传部并文物局转发的加急来电，告知有紧急出国任务，请他8月5日前返京。7月31日下午夏鼐接到王明来信，得知是派他去巴黎参加青年汉学家会议(60)。8月7日翦伯赞请夏鼐到文化俱乐部与胡愈之、韦悫一起进餐，听刚从巴黎回来的胡先生介绍巴黎文化界情况，胡先生指出外国人尤其汉学家很注意中国文字改革一事。

从夏鼐的描述来看，这次会议上法、英左翼学者谢诺、秦瑞等对中国代表团相当热情，并提供了很多接待服务。当中国代表团于8月29日当地时间下午4点抵达巴黎时，谢诺到机场接机，将刚刚抵达的代表送至鲁特西亚旅馆(Lutetia Hotel)下榻，然后一起去金龙饭店用餐。第二天一大早谢诺来商谈工作。白天由李嘉乐带领游历协和广场、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晚上到李嘉乐家用餐。8月31日前燕京大学校友、正在巴黎大学的梁佩贞来访，介绍留法人员情况。张芝联遇到石泰安(Rolf A.Stein)，石泰安表示想与夏鼐见面。这一天，代表团也由翦老召集起来讨论开会方针，主张抱着求同存异方针，争取朋友。9月1日到谢诺家吃午饭，陪同的有英共秦瑞夫妇。饭后到维纳公园参加《人道报》组织的义卖。后来又到中法协会的中国馆喝茶，遇到越南学生会主席阮克援。秦瑞晚上为中国代表团翻译会议文章。9月2日法国学者于儒伯来访，转到会议安排的宿舍入住，遇到苏联代表郭瓦列夫、陆绵采夫，以及德国学者傅吾康、英国学者西门、日本学者市古宇三等人。晚餐与芮沃寿、拉铁摩尔夫妇一起。晚餐后参加开幕式，戴密微、戴何都致辞。郑德坤自剑桥来，告诉夏先生其近作《中国史简史》已经定稿，希望夏先生替他审阅一遍(61)。9月10日郑德坤来取回其文稿，夏先生只读了一半。郑先生是日11时需要返回英国，所以没有时间让夏先生完成审阅任务。这个行程反映了当时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后与各国左翼学者接触更多、来往更为密切。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发表论文，参加讨论，与其他与会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老朋友欢聚，认识新朋友，参观了莱顿和巴黎学术研究机构，并举办了中国大陆考古成果展览，但也进行了意识形态斗争。参加学术交流方面，莱顿会议期间，翦伯赞做了两场报告，分别是《新中国历史、考古、语言学研究工作概况》、《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62)，周一良的报告是《新中国关于亚洲国家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在1956年的巴黎会议上，翦伯赞原本准备讲《就新近考古发现来看汉代的经济》，但在会上主要讲《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指出应以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来理解中国社会性质，张芝联报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展》，周一良报告中国大陆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情况，夏鼐报告《新中国的近年来考古发掘》，并组织了有150张照片的出土文物展览。

巴黎会议上，汉语教学与汉字改革工作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1956年9月7日，与会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汉语及文学的工作情况。周一良介绍了中国方面的情况，并分发了汉字改革方案等小册子。翦伯赞还接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带了一封信去巴黎给西欧中国学家，征询西欧学者对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这封信由戴密微译成了法文。西欧中国学家们不同意简体字，但赞成拉丁化，因为简体字会增加学习者负担，他们不得不学习繁体和简体两种字体，拉丁化则让中文更接近西文。翦伯赞发现这与他在日本的经验相反，他说日本学者赞成简体字但不赞成拉丁化(63)。

参加莱顿和巴黎会议期间，中国学者也与欧洲中国学家们进行学术交流，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如1956年9月5日，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去白乐日家用茶点，获赠白乐日出版的《隋书食货志考译》。夏鼐等人与旅欧华人学者也进行了接触，并有学术交流活动。比如夏鼐在郑德坤请求下，帮其审阅《中国史简史》稿本(64)。9月12日下午，中国留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铃、吴其昱、刘殿爵等五人来找中国代表团谈话。夏先生注意到刘是香港人，不想回国，先告辞(65)。实际上当时刘殿爵已经担任伦敦亚非学院中国哲学讲师。骆惠敏在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王铃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进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和写作。左景权和吴其昱当时都在巴黎留学，毕业后也都留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

参加学术会议，发展学术友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受政治影响，与会代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华人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之间因意识形态纷争产生的矛盾。具体表现在9月4日的争议。这一天轮到香港代表罗香林用中文发言，他也讲历史分期，当时由美国学者史华慈担任小组主席，马来亚华人学者贺光中担任翻译。罗香林结束论文发表后，大陆学者周一良起来发言，对罗香林的解释提出质疑，但主要是介绍新中国史学者对于历史分期的标准问题，特别讨论了封建制度的定义，发言时间较长，引起了贺光中的不满，认为周一良讨论发言应该仅限于对报告人论文的批评，而不是宣扬自己的观点，指责周一良发言时间过长。这又引起翦老的不满，翦老随即起来应战，向大会指出，“一个翻译竟敢限制中国代表的发言，我们认为不能容忍，这是对新中国不友好的表现，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教授，我对这种不友好的态度提出严重的抗议，请主席团对贺光中的无礼取闹表示意见，如果主席团也持贺光中的不友好态度，我们可以退席”(66)。周一良接着询问可否继续发言。史华慈表示可以继续发言，大会组委会主席白乐日也表示支持周一良继续发言，并希望中国代表尽量发言。据夏鼐的叙述，这次讨论结束之后，在随后越南学者报告时，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等马来亚、香港代表均退席出去。据夏鼐的日记，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上午会议结束后，会议代表进午餐时，巴拉士告诉中国代表团，贺光中在抗战时曾与日本合作，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利用，曾在澳洲工作，现在马来亚教书。母亲是比利时人，故英法两国语文不错，但极为反动。又说这次这三人是事前并未报告，前天报到并交来三篇论文，排不进去，结果勉强排进这篇。

除了学术交流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发表在当时中国大陆官方报纸的一些文字也给中国学者参加会议的目的蒙上了一层外交色彩，这些文字认为中国学者参加巴黎会议深深体会到了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法国学者热情接待了中国学者，法国人期待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法国人民与中国学者也在会议和参观过程中发展了中法友谊。翦伯赞1956年10月3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一文，风格和内容与他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迥异。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将这次会议写成一个外交关系新进展的报告，重点并非学术。他在文章中总结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收获不少，这些收获不仅表现在学术上以文会友，听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各种意见，而且还收获了中国大陆学者和世界各国中国学家之间的友谊，而这种友谊正是中国学者今后和各国中国学家在学术研究中进行合作的一种最好的保证。翦伯赞接着特别提到了法国中国学家的友好和热情：

在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法国的汉学家对待我们是友好的，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忘记把我们当作是法国学者们最尊贵的客人。在开幕的致词中，在闭幕的宴会中，在巴黎市长的招待酒会中，我们都能体会到我们法国朋友的这种友谊。这些法国的教授，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这就是恢复北京和巴黎的政治和文化的正常关系。还应该提到的是我所接触到的法国青年，特别是研究汉学的青年，他们对新中国是向往的、友好的。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希望通过我们把他们的友谊带给中国的青年。此外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杜布伊先生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在科学研究方面和我国合作；法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贝尔热先生、副司长巴叶先生在他为我们举行的酒会中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和我国交换学生和教授。作为中国的一个教授，我们欢迎法国学者们的这种友谊，并且珍重这种友谊。我们希望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友好合作，在新的历史基础上恢复中法两国的正常关系。

翦老的愿望是很好的，憧憬也很美好，甚至1957年初中国学者也几乎要去参加在联邦德国马堡举行的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了。可惜随着反右运动的兴起，翦老终究没有机会重返欧洲，其他学者此后也没有机会再去欧洲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直到“文革”后才恢复交往。

对于这次巴黎会议，周一良也指出：“欧美的学者们想要研究中国学问，当然要和中国大陆学者发展友谊；而中国大陆学者也愿意把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67)他指出代表团不仅在巴黎受到教授们的礼遇，也受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欢迎，好多学生自愿来当中国代表团的向导和翻译，陪同参观档案馆、卢浮宫、凡尔赛等地，体现了中法友谊。他甚至认为在中法两国人民共同愿望的推动下，中法邦交正常化也将是不久的事。

四、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中国学会议对国际学界之影响

中国大陆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可谓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历史学者第一次以集体形象登上世界学术舞台，以平等身份参与世界学术讨论。虽然有一些西欧学者在50年代初也访问过中国大陆，但相当一部分学者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大陆学者，更不易了解大陆学者的学术取向和成就，而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学术中的影响，也多半是通过各种间接渠道了解。中国大陆学者虽仅参与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但所造成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远。一是宣讲唯物史观和介绍中国大陆的历史分期讨论，引起了西欧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和讨论；二是介绍中国在1949年以后取得的考古成就，让西欧中国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发现非常感兴趣；三是介绍中国大陆当时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也在海外引起中国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在海外的发展。但也失去了一些对话和参与的机会，比如缺席白乐日主持的国际宋史计划便是一例。总而言之，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邀请美国和苏联学者参加，使得它由一个区域性组织变成世界性组织；而邀请日本、中国、澳洲等地学者，又使得它由世界性组织变成全球性组织。

中国大陆学者两次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不仅进行了学术交流，也将两次会议视为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阵地。出国宣传唯物史观是当时翦伯赞为首的中国代表的一个重要目的，周一良也说：“我们也根据我们的理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按社会形态划分历史时期的正确性。”(68)翦老则指出谈历史分期不等于宣传共产主义，历史分期问题是哲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周一良认为这种“软中带硬”的语言非常生动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态度，如果有欧美学者对中国大陆学者进行不友好的中伤，则必须加以驳斥。这种态度在当时冷战下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也是正常的。

当时中国大陆史学界的领导人如郭沫若、翦伯赞、刘大年等人都特别强调科学的历史观。中国当时不仅在政治上“一边倒”，学术上也接受了苏联历史学的影响，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951年苏联科学院派人来中国谈历史学合作问题，主要是当时苏联学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其中中国史部分决定交给中国学者编写。这个项目当时由中宣部指示范文澜、翦伯赞、向达、邵循正等人领导，1953年定稿。但苏联科学院未接受这一稿件，中方决定自行出版，即《中国历史概要》(69)。这是第一本全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作的权威普及本中国通史。虽然此稿未被苏联接受，但由编写过程可以看出，此书正是当时中苏史学合作的产物。

当时中国史学界一再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力图使历史学变成真正的历史科学，在中国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统地位(70)。郭沫若在1954年1月2日给《历史研究》所写的发刊词强调：“汉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释。”(71)当时各地举行的历史学会议都称为“历史科学大会”，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将历史学“科学化”的努力。总之，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致力于将历史学进行科学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刘大年就指出：马列科学历史观的确立，才将史学变成科学(72)。

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理论讨论主题出现了所谓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王学典认为：这五朵金花的出现产生于一种“战时史学”体系，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多重内容构成，深受当时国内一波接一波的阶级斗争政治风气以及国际上冷战局势影响(73)。王先生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当时产生“五朵金花”的国内史学发展背景，指出唯物史观派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具有社会史和学术史的意义。这一判断，如果结合当时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学思潮来看，是相当准确的。当时世界史学潮流正是经济史、社会史的兴盛。这也正是国际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感兴趣的学理性背景。

从国际学术发展来看，历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其实明显受到苏联史学影响(74)。苏联史学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而集中讨论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颇受重视，明显的例子可以举出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75)。而且这种情况对欧美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但“五朵金花”之中，只有所谓历史分期问题引起了50年代以来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各阶段社会性质和分期的持续讨论。这种讨论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也引起了回应。这可能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56年巴黎会议尤其集中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欧美一些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傅吾康、史华慈、白乐日等都先后参与了这场国际史学大讨论。而在1955年翦伯赞、尹达随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时，翦伯赞12月7日在日本史学六团体组织的讲演中主要讲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引起日本史学家铃木俊、西岛定生、仁井田陞等人的浓厚兴趣和讨论(76)。后来铃木俊等人还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1957年出版，总结与中国史学家的讨论。12月21日翦伯赞、尹达又与增渊龙夫、远山茂树等人座谈近代史和民族文化问题，翦伯赞作讲演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主要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接受情况。

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分期感兴趣，也有其思想和学术基础。早在20世纪40年代，欧美学者即已经开始注重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77)。随着冷战的开始，意识形态的斗争更为紧迫。在美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阵营深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热烈讨论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兴趣。自启蒙时代以来，欧美人士宣扬所谓普遍人权，认为人类有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追求。而这种追求背后有所谓科学、理性的普遍性。这也就是沃勒斯坦指出的，这种所谓普遍主义来自于启蒙时代，应被称为启蒙普遍主义，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理文化，也是资本主义的统治思想，这种普遍主义正是历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穹顶的基石，强调现代化、科学技术、理性(78)。而在50年代，相当一部分思想左倾的欧美学者认为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可谓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胜利，因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对于平民权利和利益的承诺，已经随着新政权的确立而实现，土地改革的完成、公私合营运动的展开，足以打倒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样支持阶级平等的政权也就获得了合法性。即使是在一些美国左翼学者看来，旧的政权退守台湾在于它是腐败的大资产阶级统治集团(79)。另一方面，大陆新政权在倒向苏联阵营之后，由苏联援助开始了急速工业化，引进苏联科学技术，在宣传上突出“科学”因素(80)，这些新的发展都是当时欧美左翼学者所赞成的(81)。简而言之，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均继承和运用了启蒙普遍主义意识形态。

当时法国知识界不少人非常崇敬毛泽东主席，认为他能给中国带来平等和繁荣。1954年法国向中国派出了一个由左翼学者牵头的法中友谊代表团，当时的负责人之一是法共地理学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友德雷施(Jean Dresch)，他希望高师也派学生参加，刚好当时在高师任教的法共思想家阿尔都塞认识当时唯一一位正在学中文的学生毕仰高(Lucien Bianco)，便推荐毕仰高参加了法中友谊代表团。代表团到达北京，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82)。他们当时对中国印象极好。毕仰高实际上1953年才开始学习中文。不过，他给谢诺提供了不少信息，1956年谢诺将从他这里获得的第一手观察以及1955年听翦老的介绍综合起来撰写文章发表，介绍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现状(83)。

政治上、思想上，欧美知识人的左倾对于他们看待中国学术、看待中国学者当然也有很大影响。在学术上，当时欧美也存在一个向左转的倾向，不仅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研究下层阶级、阶层和群体，历史学也深受左翼思想影响(84)，这导致了经济史、社会史的繁荣局面(85)。一些新兴研究领域也应运而生，如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等，其中尤其以文化研究最令人瞩目(86)。尽管欧美左翼学者在政治上并不接受共产主义政权，也不接受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理论，但他们对经济史、社会史、劳工史的重视是非同寻常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仅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即有经济社会史黄金一代的出现，白乐日、谢和耐、杜希德均投身于中古经济史研究(87)，而许理和研究佛教也是社会史取向(88)。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注重将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看。1956年巴黎会议上，组委会主席白乐日甚至安排了一个小组讨论，请年鉴学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和一些社会史学家参加。据夏鼐在日记中说，1956年9月6日晚餐后，大会讨论世界通史和汉学之关系，由巴黎大学布罗代尔教授作报告。接着拉铁摩尔、叶理绥等发言，白乐日为主席，张芝联来参加。周一良陪翦老进城了(89)。而根据翦伯赞的会议纪要，法国方面有巴黎大学西洋近代史教授拉布鲁斯(社会党)(90)、布鲁阿(共产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拉铁摩尔、哈佛大学叶理绥参加，剑桥大学蒲立本、布拉格大学普实克先后发言。“大意是世界通史中必须注意中国的历史，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始能全面观察。”(91)翦伯赞更注意参加会议发言者的政治身份，还特意标明了两位法国学者的党派身份。

正是因为这些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背景，中国大陆学界当时热衷的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也同时引起了欧、美、日一些知名学者的兴趣和热烈讨论，可以视为一次“中国社会史国际大论战”，这大概也是20世纪学术史上唯一一次世界各国学者就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社会性质和分期进行正面交锋。1955年由于中国学者翦伯赞和周一良的参与，中国史分期这一论题引起西欧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是以在莱顿会议上便已决定下一年会议主题定为分期问题。结果这一论题在巴黎会议上最为热门，欧美学者和香港学者也都参与了讨论，并与中国大陆代表发生激烈交锋。

这次会议上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文包括蒲立本的“上古、中古、近古”、傅海波的“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何四维的“略谈中国史的分期”、张芝联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郭瓦列夫的“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傅吾康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罗香林的“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史华慈的“中国史分期的公式化”、芮沃寿的“中国史上佛教史的分期”、梁佩真的“中国诗及其分期”等等。但芮沃寿和梁佩真的论文并不涉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讨论。这一点已经在1956年9月8日巴黎会议期间的总结会议上经拉铁摩尔指出，拉氏认为文学和美术分期，与社会史的分期不同，社会史的分期，中国和西洋也不需要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史的分期不能只看社会经济结构。这当然是针对当时翦伯赞等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阐释。

欧美学者有几类观点，在翦伯赞的会议报告《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一文中有比较简要的说明。一类认为分期没有意义，比如傅海波发表论文《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认为历史分期仅是为了研究方便，历史家应多多致力于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分析，而不必徒耗精力于空谈历史分期问题(92)。蒲立本在会议上讨论了所谓“上古、中古和近古”的分期办法，指出刘知几的《史通》已经用了这三个词。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史家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史也分为这三期。但是分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不将各期视为各有特异的内容。一类认为社会史分期有问题，如何四维发表“略论中国史的分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化，犹如马氏文通用拉丁文法来套中国文法(93)；白乐日则认为分期太细，近乎幼稚。史华慈发言主题是“中国史分期的公式化”，认为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国作为亚细亚式社会，历史上长期停滞不发展；二是中国社会有发展，但其发展分期是和西洋一样，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但史华慈认为这些观点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还引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攻击这些学者的马列主义史观(94)。但这些说法遭法国学者谢诺的反驳，指出他只是引经据典却不依据中国历史事实来看问题，实际是教条主义。

还有一类是提出自己的分期，以对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分期。如罗香林提出四阶段论，一为氏族社会时代(约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四百年)；二为封建时代(公元前1400-211)，即盘庚迁殷至秦统一天下，做官靠贵族出身；三为选举社会，即隋至清末，以科举取士；四为清末科举制度废除进入新时期。这一看法遭到周一良的反驳，周先生认为：“罗的说法，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在秦始皇时废止，实即胡适的说法。我们新中国的史学家的意见以为一个社会是否系封建社会，不是决定于什么选举或科举，而是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首先决定于土地为谁所有。如果土地为地主阶级所有，而这种土地所有者又以封建办法剥削农民，那便是封建社会。”(95)

苏联学者则从苏联史出发，讨论了中国史的分期。在1956年9月4日的讨论中，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郭瓦烈夫报告“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指出当时苏联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应该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96)。但英国学者范登龙随即就此提问：这一有关中国现代史起点的说法是否在苏联已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全体苏联史学家的一致意见或仅是东方学研究所同人的意见，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取得一致意见。郭瓦烈夫的分期论，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典型的苏联中心主义、学术霸权主义的体现，将中国历史的转折置于苏联历史的转折基础之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汉堡大学教授傅吾康讨论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强调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性，这一革命使得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共和制度，而且“二千余年的儒家相传的君主一统的政治思想也一扫而空”。傅吾康也指出革命有一个长期过程，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在同时进行。

翦伯赞对历史分期的意义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发言分五点：“一、应不应该分期的问题，在这里驳斥了分期无意义和分期有政治目的的谬论。二、分期的标准问题，在这里驳斥了唯心论、多元论，宣传了唯物论。三、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这里驳斥了那些说中国学术研究不自由的污蔑，宣传了我国新近开展的‘百家争鸣’的学风。四、翦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张，在这里反对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法，驳斥了罗香林的什么选举社会、科举社会等胡说。五、结论，欢迎各国汉学家参加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并指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并不妨碍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史料，只要大家是追求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是会逐渐接近的。”(97)这些发言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的一般立场。

英国学者蒲立本的发言最具史学史价值。他对中国社会史的关注并不始于1956年巴黎会议。早在1953年，蒲立本就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时就回顾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以及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他当时发表了就职演说，题目为《中国史与世界史》(98)。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体现了蒲立本作为一位语文学家所受到的欧洲思想与文化之广泛熏陶，无论是欧洲思想史还是欧洲中国学学术史，该文都做了简明扼要的清理，值得一说。他回顾了历史上欧洲学者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国际中国史学界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的讨论。在他看来，欧洲学者日益意识到人类的历史并非只是从古典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欧的主流发展，其他地区人民和文化也很重要，要想认清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注意其他地区的历史。他指出伏尔泰以前的欧洲学者都试图将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中国史，塞进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框架，特别是《圣经》的历史叙述框架。伏尔泰则是第一位扬弃欧洲中心主义，将中国纳入其新世界史框架的学者，不过伏尔泰过于高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性和理性特征。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赤裸裸的专制主义。他也讨论了中国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黑格尔将中国文明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童年时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在于用经济因素取代抽象精神，但也将中国人称为半野蛮人，恩格斯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政权的腐朽中的半文明。马克思提出了五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基于亚细亚、古代、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力模式。他的所谓第一阶段的亚细亚模式其实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替代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第一阶段“东方”(the Orient)。马、恩两人受摩尔根影响，用部落社会来称古代奴隶制以前的社会，只不过他们在印度找到了一些公共村落的样本，便很自然地推断他们等同于亚细亚社会(其政治形式即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最初形式来源于原始共产主义。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理论被用来解释中国的情形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他也认为斯宾格勒的中国历史观虽然比黑格尔略强，但也是试图将中国史嵌入其所建立的古典和欧洲历史进程的框架中去，荒唐地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来已经衰亡了两千年。在他看来，汤因比也试图用欧洲史的一些概念来讨论中国史。

在批判了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历史观之后，蒲立本转而讨论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特别以1914年内藤发表的《支那论》为例，因为此书首次试图给中国史从其内部的重要性出发来进行分期。蒲立本指出内藤的兴趣不仅在于学术，也在于政治，内藤对中国史的认识是要预测中国民族革命的未来结果，这反映出内藤本人的学术兴趣仍带有日本民族主义的目标。蒲立本甚至认为内藤也走上了和黑格尔一样的路。内藤的主要看法是中国在北宋，即10到11世纪，已经进入现代，即从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向专制主义，以前统治者是贵族的一员，而之后统治者获得绝对权力来统治其子民。蒲立本认为这是因为内藤心目中已经拿中国史来类比欧洲史，即从封建社会到王权专制主义的过渡，比如法国在16、17世纪的变化。通过这样的比较，内藤认为袁世凯如果想重建一个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在对上古和中古的分期问题上，蒲立本认为虽然内藤不会承认简单以西欧史的变化比附中国史而尽量以所谓理性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史分期，但他将公元3世纪末胡人开始统治北方为分水岭区分上古和中古，实际上是以罗马帝国的衰亡作为参照物。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则试图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等方面来拓展内藤的理论，并试图将其思考植入世界史发展的一般理论。其看法在日本深受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学家的欢迎，甚至“二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接受其解释。

蒲立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1925年以来在西方、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炙手可热。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俄国学者马德亚尔(Madyar)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认为它指东方的特殊社会结构形态，其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缺乏、与灌溉有关的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村庄公社、专制主义。这种看法很快被德国学者魏特夫接受并将其加以发展，后来魏特夫又将这种看法介绍到美国。但这种看法在远东地区并不流行，因为这种看法使得远东史看起来死水一潭、缺乏进步，而当地不断发展的革命政治拒绝这一看法。1927年中共中央便声称他在与亚细亚社会作战。1928年中共中央将亚细亚社会改称为封建社会。郭沫若最初称之为原始社会，此即马恩所谓亚细亚社会，后来他改变主意，认为中国史发展也存在马恩所谓五个阶段。尽管关于亚细亚社会的争论很多，但一般最为人接受的看法是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奴隶社会。而东方专制主义，则逐渐成为与这一社会形态剥离开的政治统治形式。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声称它在为反封建社会战斗，因为一般中共学者均认为封建主义在不同政治形态下作为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延续(99)。

蒲立本引1953年出版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百科全书》为例，认为在苏联学界一般同意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是公元三、四世纪，而封建主义一直被囚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下。郭沫若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五百年时进入封建社会，当时政治封建主义开始瓦解。日本学者前田直典则将中日韩越视为同一整体的东亚文化，试图提供一套理论解释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接受内藤理论中唐宋分际的看法，不过他认为公元一千年是古代和中古的分水岭，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水岭。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终结于鸦片战争，这之后直到中共取得胜利之前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对中国史分期的理论讨论，在蒲立本看来，均可称为卡尔·波普所说的历史主义理论。波普批判了这种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理论简单地假设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有机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人类社会整体上乃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蒲立本赞成波普的看法，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存在多样性，不同意任何单一历史主义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他提出只有两种办法可以将中国史和世界史联系在一起。一是分析复杂历史情境中的一些断片并进行中外比较，二是展示中外之间的历史联系。他个人的学术研究重点无疑是后者。对于前者，他特别引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为例，指出尽管韦伯的中国宗教研究完全基于1920年前欧洲中国学界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非常有启发，比如中、欧城市的比较，以及士人的绅士理想与专业官僚统治的理性利益之间的冲突等等。第二点则主要讨论了中国所谓四大发明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这篇文章几乎对当时世界各地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都作了清楚的梳理和说明，甚至对中苏两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所涉及，反映了蒲立本广阔的学术视野，他用世界性眼光关注一个单一主题的研究，并且能联系当时欧洲的思想状况进行恰当的评说，非常值得重视和学习。

五、从巴黎会议看台湾史语所对大陆考古所之关注

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之中，考古所是最早成立的一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科院也随即在11月成立，取代逃亡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成为中国大陆科技和学术发展最高领导机构。考古所则是当时中科院下属研究所中较早成立的一个，1950年5月开始筹办，人员主要来自留在中研院北平研究院历史所和未离开的中研院史语所人员，8月1日正式成立。相比之下，历史所则迟至1954年才成立。主要原因也许是当年中研院历史组不少人因为政权更替而离开，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委会一共五人，傅斯年(当时由夏鼐代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董作宾，分别是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各部门负责人，其中只有陈寅恪留在大陆，傅斯年、李济之、董作宾到台湾，赵元任留在美国。因此，考古所成立早，也直接导致考古学工作能够保持延续性，梁思永、夏鼐等人领导考古所一开始即能保持正常的考古工作。1955年翦伯赞、周一良去莱顿参加第八次会议，即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一些考古新发现，引发与会者的浓厚兴趣，随即要求交换资料，进行合作。

1956年9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会议时，即请夏鼐随团参加，介绍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当时夏鼐的身份是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他所做的报道是关于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进展，并且还在会议期间举行了考古成就图片展。1956年夏鼐还在意大利《东方与西方》杂志发文《我们的新石器祖先》(100)，介绍新成果。当时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院长图齐对中国十分友好，和夏鼐一直保持交往。意大利中国学家郎乔蒂等人访问中国时，也会见了夏鼐(101)。

海峡对岸的“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家李济非常关心大陆的考古工作，虽然台湾并未派人参加1955年、1956年莱顿、巴黎会议，但是李济积极了解并询问有关夏鼐在巴黎会议上的活动。1956年12月6日，李济致信张光直，提到劳延煊写信告知，张光直有夏鼐在巴黎开会发言的抄本，希望得到一份。不过李济怀疑这个发言是否值得张光直打印一份给他(102)。1957年2月19日李济再次致信张光直讨论夏鼐文章与人品之关系，因为张光直说到夏鼐是一位当代圣人(103)。1957年5月11日，李济致信张光直，告诉他自己已经得到夏鼐在欧洲演说的原文抄件，但发现夏鼐没提在山东滕县发现彩陶的事。他觉得张光直的报告另有来源，希望来信补充。他表示也看到了1956年9月夏鼐等参加巴黎中国学家会议展览时的照片，但新石器时代一项下只有西安、天门、新沂、良渚等处。

1957年李济应邀赴慕尼黑、马堡等地参加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和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这时中国大陆代表却缺席了，失去了一次两岸学者正面接触、同台竞艺的机会。李济1957年7月27日写信给张光直，告知将于八月底赴西德开会三周，会后拟取道北美返台，将于9月24日到波士顿小住三日，期待与张光直夫妇畅谈。1958年12月12日写信给张光直，说台北学术界可能有点转机，史语所同仁生活有些安定了。胡适回国让教育界耳目一新。但他感到现代的青年中国人都不愿意做中国人了，觉得自己有点透不出气来。1959年4月17日写信给张光直，“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在山东的考古，如临淄、曲阜、泰山附近这些重要区域，没有惹起那些红专学者大量的注意——也许有，我却苦于不知——不过我也可以猜出若干理由。因为近十年在大陆的考古，实在只是挖宝贝的变相名称，不是要解决任何问题。凡是有问题的考古者，所具有的问题都早已洗脑被洗得光光；所以始终就没有一种有计划的学术性的发掘(自从失去梁思永的领导后，就走了薄古厚今的路)”(104)。可见他对反右以后中国大陆学界特别是考古学界的动向十分关注，也有所了解。

六、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看世界中国学界的矛盾

尽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为建立一个松散的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当时冷战造成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欧美学者内部政治与思想立场的差距，使得各种矛盾在会议内外也显得较为突出。会议反映出国际中国学界充满各种内部和外部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包括欧美资本主义阵营与苏东、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如苏联与西欧、东德与西徳之间、中国大陆与港台之间；也包括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左右翼学者之间的矛盾，如英共学者秦瑞、法共学者谢诺等左翼学者与其他西欧学者之间；同时还有欧美资产阶级学者及其亚洲政治盟友港台地区资产阶级学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图齐与方豪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美国学者对台湾学者态度也很微妙；甚至也有中国与苏联学者之间因为政治分歧引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中苏政治争吵导致中国学者缺席莫斯科青年中国学者会议以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最后是中国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的矛盾，如翦伯赞、周一良与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之间的矛盾，等等。

但是有一类矛盾，在会议上没有展示，这便是中国和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历史学家之间的矛盾，因为来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中苏两国学者基本上都是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学者，中苏两国国内被视为持资产阶级史学立场的学者无缘参加这些国际会议，当时翦伯赞所说的北大历史系胡适旧部、清华历史系蒋廷黻旧部、燕京历史系洪业旧部，就很难有机会出国到西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其实，在五六十年代，欧美学者已经注意到中苏内部两类阶级立场不同学者之间的矛盾，比如卫徳明便撰文批评中、苏内部无产阶级学者带着政治目的歪曲了历史(105)。

当时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表明，面对学术问题，中苏学者常常出于同样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在同一战壕作战。中国学者常常赞扬苏联学者，批判西欧学者。而苏联学者也在中国学者缺席的情况下，帮助中国批判西欧资产阶级学者(106)。苏联编译的中文《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称，苏联学者指出英国学者帕尔塞关于义和团起义的报告提出了错误解释，因为没有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新材料；而剑桥大学郑德坤关于中国陶器的报告也没有利用新中国的考古发掘与收藏。该文总结说：“西欧某些学者的报告有许多普遍性的缺点。例如：第一，有些报告人不设法说明所研究的局部现象中应占有的地位；第二，报告往往没有明确的结论，因此，报告人的观点表现不清楚；第三，很少利用中国解放后出版的科学著作。”而苏联学者的情况与此相反，“苏联代表们的报告则竭力设法把局部问题同问题的较广泛提法联系起来，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作者们的观点明显地表现在结论中”(107)。

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美苏两大阵营的碰撞，也表现出西欧学者对社会主义阵营学者的挑战，如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副所长郭瓦烈夫主张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应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引起英国龙彼得的疑问。慕尼黑大学教授傅海波在论文中“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家，谓某些代表由其本国社会制度关系，不得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否则回国后将遇困难”。这一政治攻击，遭到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赖切奈夫斯基回击。剑桥大学郑德坤也针对张芝联的会议发言，攻击中国大陆学者讨论历史分期带有政治目的，这也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学者翦伯赞的当场反驳。在莱顿会议上，翦伯赞对白乐日、格拉姆等人挑衅说中国学术不自由也进行了反驳。可见，由于分属冷战开始后的两大阵营(108)，两个阵营的学者在意识形态方面非常对立，即便是同文同种，但分属不同意识形态营垒之间的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学者之间，也会爆发冲突，如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东德和西德学者之间的冲突。和这一对立类似的还有港台学者与大陆学者对政权正统性的争论，比如翦伯赞提到巴黎会议上，曾由贺光中报告香港地区中国学的研究概况，也涉及到台湾，口口声声说“中国如何如何”，欲争正统。但翦老认为既然认同还是中国，则可以置之不理。

当时台湾学界也对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持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目的。方豪指出，“国民政府”刚迁台不久，政策是“匪我不两立”，后来决定“改变消极策略，不让大陆政府在国际会议上信口雌黄，而是要对其谬说加以驳正”。张其昀1954-1958年担任“教育部长”期间，非常在意提高台湾在国际学界的地位，不愿大陆“在各地招摇，混淆耳目，因此竭力协助各专家教授以及学术团体，尽量参加所有学术性国际会议”(109)。张其昀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前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系“国民政府”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得力干将，所以在当上“教育部长”之后致力于在学术上强化意识形态斗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学界在1957年派出以李济为首的代表团到马堡参加会议。在这之前，也有一些政治倾向上不支持大陆政府的海外华人学者参加，如前文提到的马来亚学者贺光中。

虽然政治上台湾与欧美、日本各国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但在学术与文化上，民族和国家之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区别。美国左翼学者对台湾政府颇不以为然，尤其以费正清较为明显，因而引起台湾对费正清出卖“国民政府”的大批判，其风气几乎与大陆批判胡适无异。其他哈佛学者对台湾学界的态度也因人而异，但有些学者显然是故意保持距离的，比如叶理绥便是如此。1955年12月21日李济致信张光直，告诉他两周前赖世和曾来台北访问，留了五天，对自己表示了一些好感。但他很惊讶叶理绥数年之内两次来远东都没有访问台湾。他请张光直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哈佛圈内的人，只要留心观察即可(110)。李济是哈佛早年校友，尽管他上学时哈佛尚未成立远东研究项目，但他对哈佛远东研究一直较为关注。当时两岸学者还是在学术上有一些隔空交流，除了前文说的李济对夏鼐的关注之外，两岸学者通过发表文章进行学术讨论也还存在。比如季羡林发表《浮屠与佛》之后，1956年周法高在《史语所集刊》第27本发表《论浮屠与佛》一文，与季先生商榷。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退守台湾之后，同时退到台湾的学者并未忘记在国际上宣扬中国学术和文化。方豪虽然政治上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宗教身份是天主教神父，但又极力推广中国文化，文化和学术上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在他身上表现极为明显。方豪的学术爱国主义精神在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上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他了解到外国学者发起和组织宋史计划之后，特意召集组织了非正式的宋史研究会，并将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付印之后赠送各国与会学者，以表彰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贡献。另一方面是请昌彼得复刻中央图书馆所藏宋版书，赠送各国学者，以展现辉煌的宋代文化遗产。他也提示，早在1954年杜伦会议上便有人提议编一部宋史提要(111)，不久便在巴黎成立了宋史提要计划处，由白乐日主持，计划十年完成，参加人员来自世界各国。

1957年法国《年鉴》学刊发表了白乐日的一篇文章，介绍宋史提要计划。在白氏文章之前，有该刊主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一小段引言(112)，介绍计划缘起，指出研究经济社会史的重要性，而他也在白乐日帮助下，列出参与宋史提要计划的一些主要学者，如慕尼黑傅海波，剑桥李约瑟、蒲立本、龙彼得，芝加哥柯睿格(E.A.Kracke Jr.)，罗马伯戴克(L.Petech)，堪培拉斯普兰克(O.B.van der Sprenkel)，西雅图卫徳明，哈佛杨联升，香港饶宗颐，东京青山定雄、榎一雄、仁井田陞、周藤吉之、和田清、山本达郎，京都羽田亨、神田喜一郎、宫崎市定、塚本善隆，福冈日野开三郎，仙台曾我部静雄，法国本地则有谢和耐、韩百诗、叶理夫等人(113)。日本很快就在1955年成立了东洋文库宋史提要编纂协力委员会，1957年出版了油印本《宋代研究文献目录》，后来又出版了《宋代史年表》、《宋人传记索引》等参考工具书。方豪在海外宋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刺激下，民族自尊心大受挑战。1957年他召集一些学者非正式地成立了宋史研究会，随后编印了《宋史研究集》第一辑。本来准备了100本打算分送给意大利会议参与者，但因为夹在中央图书馆赠送图书中间，而随着中央图书馆赠书被意大利方面拒绝，只好拆开邮寄给个别学者。昌彼得从中央图书馆所藏201部宋版书中选了170多种，复刻成《宋版图录》，由方豪带去意大利分送给各国学者。他还从国立艺术博物馆征得28幅书画带到中国学会议上展览了一天，以宣传中国艺术成就。与会者中，以科隆远东博物馆和荷兰某博物馆对这些书画及其作者最感兴趣。方豪的发言也专门选了与台湾有关的题目，叫《汉学考证方法一个例子：〈台湾外记〉的抄本和印本》，用他的话来说，是为祖国尽力。他发言时，三位苏联代表当场退席表示无声的抗议，而荷兰学者龙彼得、何四维则参与了讨论。很可惜，大陆学者没有机会参加1956年以后的西欧中国学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国际宋史计划，失去了和欧美、日本学者合作和对话的机会。

但是台湾学者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也使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公开化，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左翼学者图齐与台湾学者方豪之间的争执。1958年8月31日方豪在《大陆杂志》撰文报告参加1957年8月3日至9日在帕多瓦和威尼斯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情况。1958年9月18日方豪在《教育与文化》发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114)。指出参加这次会议较出名的中国学家有德国傅海波、荷兰何四维、波兰赫迈莱夫斯基、英国葛瑞汉、美国拉铁摩尔、法国谢诺、意大利郎乔蒂、苏联齐赫文斯基等。而与会的中国代表也各有千秋，“赵国钧的锋芒毕露，刘若愚的才气横溢，杨觉勇的侃侃而谈，饶宗颐的老成持重，都为中国人增光不少”。他还特意提到了图齐作为亲共学者对台湾方面的刁难，主要表现在“中央”图书馆原计划赠予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一批书籍，借这次汉学会议展出，郎乔蒂表示欢迎并表示谢意，但图齐“素为一亲共学者，竟加拒绝”。“中央”图书馆最后只得将这批书籍赠送给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报告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外国汉学家亲共问题”(115)。方豪指出，外国汉学家虽然不是都很亲共，但亲共的汉学家很多；而“铁幕内国家的代表当然都是共党人士，但像东德来的人就不一定是亲共的，只是他们不敢多说话”。他认为这次意大利中国学家会议被亲共中国学家操纵了。1957年中国科学院曾致函慕尼黑中国学家会议，对于不能参加表示歉意，而慕尼黑中国学家会议也在会议上正式提出回信并进行表决，台湾代表李济、张致远、方豪投了弃权票。1958年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中国大陆方面完全没有表示，可是方豪报告说，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议由大会致函中国科学院，表示没有中共代表参加很遗憾，在亲共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提议获得通过。台湾代表再次投了弃权票。

方豪说：“今年几乎所有欧、美汉学家，对所有中国人，尤其对台湾去的人，特别冷淡。对于我，简直视为眼中钉。”(116)方豪认为，欧美汉学家私下里谈话大多把大陆代表缺席的原因归结为方豪的出席，并到处询问是否方豪明年会继续出席汉学会议。方豪认为外国汉学家之所以亲共，是因为大陆送给这些学者的书籍都很精良，而且邀请他们去大陆游玩。中国文化原就在大陆，“欧洲汉学家正和我们本国学人一样，哪个不想到敦煌、安阳去看看?哪个不想一游长安、洛阳?哪个不想一登长城?哪个不想一出阳关”?方豪还提到这次参加会议的德国学者傅吾康、傅海波原本接到大陆对外工作委员会张奚若的邀请去访问，打算8月15日启程，却在不久前接到通知，说大陆内部人事变动，暂缓启程。通过这个例子，方豪说很多汉学家想得到大陆的“宠邀”，以便去大陆游玩。不过，他觉得欧美汉学家去大陆看看也好，因为他1957年路过巴黎，曾由驻法代表陈雄飞安排与五位去过敦煌的法国汉学家共进晚餐。这些法国汉学家告诉他，大陆学者忙于开会，不能坐下来做学问，部分过去很右的中国学者正在被清算。所以这些汉学家，对大陆的期望也大不如以前。方豪这次开会印象最深的欧洲汉学家是波兰的赫迈莱夫斯基，此人对方豪的《中西交通史》非常有兴趣，对方豪也非常和蔼。此人三次访问大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告诉方豪不少他在大陆的经历。其次，除了文化原因之外，方豪也指出外国学者很势利，因为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领土与人民都极少，外国都想和大陆进行贸易。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原只有罗马、米兰、威尼斯三处，今年增设都灵一处，报名的已有四十人，都只是想学一点语言，到东方去淘金”。他还特别提到会议的组织者郎乔蒂，前年与中东远东学院副院长乔伽尼诺(Alberto Giuganino)以及总务长到中国大陆游玩了三个月，在西湖边住了一个月。这些叙述不尽符合事实，因而很快引起图齐的不满和反驳。

图齐认为在方豪文章中存在很多错误信息，比如说，意大利政府(那便是内务部)不希望共产国家代表团进入意大利，苏联、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团因此迟到；本年会议的主持人郎乔蒂去年曾和乔伽尼洛以及总干事一起被邀请访问共产中国，在西湖停留了一个月；共产中国对欧洲中国学家很慷慨，邀请他们去旅行。实际上，意大利中东与远东学院文化代表团访华是学院要求的，由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安排，于1957年3月29日至4月26日期间访华，在杭州和西湖停留了六日，并非一个月之久(117)。图齐认为，方豪文中所提供的错误信息以及文章所体现的精神，让他感到很遗憾。在他看来，邀请方豪是将其当作中国学家而非台湾代表，因为会议邀请参会者通常是邀请其个人并非邀请政府代表。图齐也指出，方豪的报告反映了方本人思想不够清晰、报告事实不够准确、缺乏人道的容忍态度，这些都有违他作为学者和神职人员应该具有的品质。图齐指出，实际上郎乔蒂和其他成员去中国都是为了联络中国学者，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考古和文化研究，同时获得关于那个庞大国家的第一手知识。因此，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并继承和发展他们的事业。意大利中东与远东学院完全与政治毫无牵涉，它不可能对事实视而不见，一定要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六亿人生活、思考和工作的国家(118)。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早期发展有一个过程，随着规模扩大，逐渐从只有西欧六所大学学者参加的地区性学术会议走向邀请美苏知名学者参加的世界性国际会议，又扩展到邀请日本、中国学者参加的全球性会议，曾经在1955-1956年间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学会议，也出现了构建中国学研究全球社区(global community of Chinese studies)的迹象。这在当时国际关系中政治上两大阵营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是一个异数。很可惜，随着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出现，这样一个美好的局面未能延续和获得稳定发展。这些国际事件主要包括中苏交恶，使得中国学者意外缺席1960年莫斯科东方学家会议以及直接导致莫斯科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取消。因为两大阵营的对立，也出现了苏联以及其一些东欧盟友抵制汉堡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而中国国内发生的反右运动也妨碍了中国学者参加1957年以后的几届会议。

但值得留意的是，当时欧美思想界、学术界的左倾局面也使得西欧中国学界急切盼望邀请苏联和中国学者参加会议。随着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国际学术交往，使得苏联学者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成为可能。而中国在1950年代初仍然对西欧学者持友好态度，尤其在1956年曾有对外学术交往的黄金时代，使得中国学者得以参加1955年莱顿、1956年巴黎两届年会。

1956年巴黎年会甚至以中国国内讨论最为热烈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这种兴趣既体现了欧美学界思想左倾，学术上重视经济、社会史的趋势，也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的选题、思路与方法，曾经对国际中国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引起了持续的讨论。国际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涉及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学者，可以称之为一次“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从学者参与规模、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远远超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分期大论战也可以看作是冷战时期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学术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冷战后中苏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垄断地位造成的结果，也有当时欧美、日本地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引发史学界进行中国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的国际背景，可以说，这次大论战是受到全球化时代政治、思想、学术因素之合力推动而出现的产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论战，使得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曙光。这道曙光尽管昙花一现，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学术合作的先声。

总而言之，中国学者曾经通过莱顿和巴黎中国学会议参与过中国学全球社区的建设，国际中国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同时莱顿和巴黎会议也让中国学者在海外广为人知，特别是翦伯赞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国际形象代言人；而夏鼐在海外学界也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的论著也得以在海外发表，引起欧洲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周一良也结识了白乐日、许理和、谢和耐等欧洲中国中古史知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张芝联也受益于1956年的巴黎会议之行，这对他后来成为当代中国法国史的奠基人之一有着深远的影响。1955-1956年中外史学之间的交流作为全球史学史上的大事，值得铭记。

注释：

①《中外科学家接触频繁，今年有二十七国同我国进行学术性往来》，《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0日。

②有关1955年莱顿会议，见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有关1956年巴黎会议，见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翦伯赞：《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人民日报》1956年10月31日；张芝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巴黎：记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光明日报》1956年10月30日；《二十一国汉学家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9月8日；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文汇报》1956年10月12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66-172页。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对翦老参加莱顿和巴黎会议也有详细的记录(第296-301页)。另可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2015年第1期。

③谢诺发表若干文章，吸收了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等人对中国国内近现代史研究提供的信息，对此作了介绍，见Jean Chesneaux,“L’histoire de la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ecles,”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10e annee,no.1(1955),95-98;“La Chine contemporaine:Etat des travaux,”Revue franc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8e annee,no.2(1958),384-411.

④John King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2)，中译本[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章克生校，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新译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熊文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傅吾康回忆录Wolfgang Franke,Im Banne Chinas.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Bochum:Projektverlag,1995); Im Banne Chinas.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1998(Bochum:Projektverlag,1999)，《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欧阳甦译，李雪涛、苏伟妮校，[德]傅復生审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牟复礼回忆录Frederick W.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另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夏鼐：《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⑤Akira Iriye,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15.入江昭还以1972年赫尔辛基举行的UN支持的自然环境会议为例，说明研究国际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这一会议乃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一个小脚注。

⑥当代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很多成果，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讨论，而在西文学界也出现了不少论著，如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On Shi and Lun:Toward a Typolog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C,”History and Theory vol.35,no.4,Theme Issue 35: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December,1996),74-95; Arif Dirlik,“Social Formations i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The Case of‘Feudalism’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vol.19,no.3,“Social Science Concepts”(Summer,1996),227-267; Q.Edward Wang,“Encountering the World:China and Its Other(s)in Historical Narratives,1949-89,”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4,no.3(September,2003),327-358; Huaiyin Li,Reinventing Modern China: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chapter 3: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50s.

⑦Vladimir Fedorenko,Central Asia:From Ethnic to Civic Nationalism(Washington,DC:The Rethink Institute,2012).

⑧Gi-Wook Shin,Daniel C.Sneider eds.,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 in Asia:Divided Memories(London:Routledge,2011),44-45；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谈朝鲜战争。

⑨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有关翦先生和周先生参加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2015年第1期。

⑩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原载《文汇报》1956年10月12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6-172页。

(11)《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作者署名夏杨，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1959年第6期摘译。

(12)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2624页。

(13)VI Conferenza Sinologi Juniores,Roma: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53,26-28.她提交了论文“中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用中文发表。这次会议主要实际组织者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的Luciano Petech,Mario Bussagli,Lionello Lanciotti(郎乔蒂)等三人，但会议得到了院长图齐和副院长Alberto Giuganino的大力支持。图齐是一位亲共学者，而Giuganino在1957年曾与郎乔蒂一起访问中国大陆。

(14)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光明日报》2000年4月6日。

(15)“Introductory Note,”Notes on a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Cambridge,London,and Oxford,January 6th-12th,1948。这份会议程序册封面最下方印着“私人和保密”(private and confidential)字样，最初似乎仅流通于与会者内部。

(16)方豪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中也说：“一九四八年，一些在当时自认为青年的欧洲汉学家，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起见，发起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性的所谓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的发起人是荷兰的龙彼得先生(Piet van der Loon)，其余发起人分隶于英、法、德、荷、义五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3-2625页)此处他主要以国家列出最初的发起人，但实际上第一届会议参与者有来自瑞典斯德歌尔摩的学者而无意大利学者。

(17)[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下部第七章“学术会议与大会”，第284-288页。作者在该回忆录中简要回顾了他参加的历次会议的情况。

(18)有关他的事迹，参见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与剑桥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3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1-310页。

(19)这些报告包括W.Den Boer,“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upremacy of the Philological Method in Classical Studies,”J.G.Locher,“On the Methods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Field of History,”J.de Zwaan,“On the Method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New Testament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Leiden(April 8-14,1949),2-7.

(20)The Third Conference of the Junior Sinologues(London,1950),16.

(21)傅乐焕在John Pratt爵士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Natpat and Ordo:A Study of the Way of Life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Khitan Emperors and Their People)。

(22)何志华：《研思精微、学术典范：刘殿爵教授生平概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1卷(2010年)，第8页。

(23)《夏鼐日记》卷五记，1956年9月12日周三，“下午中国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铨(应是王铃)、吴其昱、刘殿爵五人来谈话”(第257页)。

(24)V.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Wahn/Kln,8-14 September,1952.

(25)毕汉思实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的弟子，1952年才去堪培拉任教，1961年回美。

(26)V.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Wahn/Kln,8-14.September,1952.会议主要组织者是W.Speiser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傅吾康说，这次会议第一次有了来自亚洲的代表，即日本东京的山本达郎。尽管山本在中国学界以研究敦煌文献知名，但他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讨论1922-1927年的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其实这次会议上还有来自雅加达的代表曾祖森。

(27)“The V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East and West vol.4,no.3(1953),181.

(28)VI Conferenza Sinologi Juniores,7-12 settembre,1953,26-32.

(29)这次会议是紧接着剑桥举行的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之后召开的，所以很多与会者接着就来参加杜伦大学中国学会议。见Raymond Dawson,“Preface,”VI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Aug.28-Sept.2,1954,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Durham,iii.此次会议由斯伯丁基金会(Spalding Trust)、伦敦中国协会、牛津大学东方学董事会赞助。西德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参加杜伦会议，但东德没有学者参加。

(30)慕丹、李俊升编译：《俄罗斯著名中国学家齐赫文斯基访谈录》，《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齐赫文斯基回忆说这次会上认识了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实际拉铁摩尔和费正清未参加这次会议，齐氏是在1955年莱顿会议上认识这两位美国学者的。

(31)VI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Aug.28-Sept.2,1954,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Durham.

(32)周一良1985年重访日本，回国后写了《扶桑四周》一文，写到自己曾在莱顿会议上首次见到山本达郎；见《周一良集》第四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3页。

(33)[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286页。

(34)《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见第85页注⑥。

(35)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284-288页。

(36)现在欧洲汉学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有每两年一度轮流在欧洲各国举行的双年会，参加的学者主要以欧洲为主，但也有来自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学者，规模上可以称作世界中国学大会，第21届大会将于2016年8月在俄国圣彼得堡举行。而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近年组织了若干次世界汉学大会，参会者虽然主要以海外中国学者为主，但并不侧重某一个地区，比欧洲汉学协会要更少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而美国的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也每年举行年会，参加的学者以美国为主，也有大量其他地区学者参加，但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中，汉学相关主题只占一部分。

(37)张歆海、程其保都是早年清华学校送往美国的留学生，他们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到美国长岛大学投奔早年在清华做交换教授时教过他们的老师沃尔科特(Gregory H.Walcott)。见拙撰《沃尔科特与清华》，待刊。

(38)有关欧洲知识界与冷战的研究，见Nancy Jachec,Europe’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ld War: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ulture,Post-Wa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 & Co.,2015); Benjamin Tromly,Making 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Universities and Intellectual Life under Stalin and Khrushche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Lucia Bonfreschi and Marzia Maccaferri,Between Empire and Europe: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during the Cold War(London:Routledge,2015); Hilton Kramer,The Twi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Chicago:Ivan R.Dee Publisher,1999).

(39)Albert Fried,McCarthyism,The Great American Red Scare:A Documentary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Richard M.Fried,Nightmare in Red: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Mary Sperling McAuliff,Crisis on the Left:Cold War Politics and American Liberals,1947-1954(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8); Robert M.Lichtman,The Supreme Court and McCarthy-Era Repression:One Hundred Decisions(Urbana,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2).

(40)Frances Stonor Suanders,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London and New York:The New Press,1999); Hugh Wilford,The CIA,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Calling the Tune(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3).

(41)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8月31日星期五，第251页。

(42)蒲立本1951年由西门华德指导，在伦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53年即被剑桥聘为汉学讲座教授，1955年出版了《安禄山叛乱之背景》一书。所以1950年代后半期青年汉学家会议召开时，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已是剑桥汉学教授的身份。

(43)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44)Roderick MacFarquhar,“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The China Quarterly no.4(1960),114-118.

(45)据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24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秘书长是德国学者傅海波。傅氏参加了1956年巴黎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当场邀请了与会中国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1957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东方学家会议，“送给每人一张请柬”。可惜代表团最后未能成行，也未参加这一年9月在马堡举行的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46)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研究，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宣传的研究，参见Michael Kemper,“Propaganda for the East,Scholarship for the West:Soviet Strategies at the 1960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in Moscow,”in Michael Kemper and Artemy M.Kalinovsky eds.,Reassessing Orientalism Interlocking Orientologies during the Cold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170-210.

(47)这个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是以前的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中国学研究所合并组成的。苏联科学院以前设立了东方学研究所，1956年其中的中国历史经济组独立出来组成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出版《苏联中国学》期刊，但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而该所撤销，相关人员并入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院。有关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介绍，参见罗元诤：《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24-26页；综合研究见J.Stuart Kirby,Russian Studies of China: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Soviet Sinology(London:MacMillan,1975).

(48)“Activities of the IsMEO,”East and West vol.17,no.1(April 1956),114.

(49)夏鼐当时并不是党员，他1959年3月才入党。但因为业务能力突出，也积极学习俄文和历史唯物主义，组织上信得过他，也请他出席巴黎会议。《夏鼐日记》卷五经常有夏鼐记录自己学习俄文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动。

(50)张芝联：《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51)《哲学社会科学动态》刊登了署名小氾译自《现代东方》1957年第5期的报道文章《第10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指出1957年9月5-12日在西德马尔堡城举行了第10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有来自16国(地区)的160多人参加，苏联代表团4人。这次会议主题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和革新”。捷克斯洛伐克学者普鲁谢克《论传统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苏联学者尼基甫洛夫《谈谈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法国学者胡塞涅《汉字的拉丁化问题》等文章引起热烈讨论。香港学者罗湘林的文章《香港在争取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一文莫名其妙，对香港的殖民地性质只字未提。一部分汉学家则避口不谈中国历史、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问题。见《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3期。由于是摘译自苏联报道的文章，罗香林的名字误为罗湘林。

(52)据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他1958年7月17日晚抵达罗马，听在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任教的杨凤岐说大陆方面原定派三人参加，其中一人为周一良，但7月25日之后，又听说大陆学者不出席会议。此文原刊《中国一周》1958年第437期，后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3-2632页。

(53)《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

(54)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2005年张芝联在“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趋势”研讨会上回顾了1956年参加巴黎汉学会议的情况，指出当时汉学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之争，五十年后不再可能重现当年那样的情形。见吴原元：《“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趋势”研讨会综述》，《汉学研究》第10辑(2007年)，第381页；王晴佳：《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55)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87页。

(56)Lionello Lanciotti,“IX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East and West vol.7,no.3(October 1956),262.翦伯赞说是巴黎大学教授德密微和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主任戴乐都分别致辞。郎乔蒂列出的香港代表主要包括香港大学讲师罗香林、饶宗颐。翦伯赞报告里说罗香林和饶宗颐赶来开会，因剑桥大学王铃去参加国际科技史会议，巴黎会议组织者便把罗香林的论文“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取代王铃的位置。罗用汉语发表，马来亚大学讲师贺光中口译为英文。翦伯赞提到贺光中“唐宋民间音乐研究的新途径”、罗香林“蒲寿庚考”、饶宗颐“殷代卜辞中的杂占”三篇论文送交太晚，没有列入发表议程，用油印本分发。翦伯赞还暗示这三人“似系台湾出资遣送来参加会议的”。见《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89页。台湾未派代表参加，所以台湾地区汉学研究近况由贺光中介绍。据翦伯赞说，贺光中“口口声声说中国如何。我们因为台湾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并未起来拦阻他”。当时周一良介绍大陆的研究，贺光中介绍了香港的汉学研究，饶宗颐介绍香港的甲骨文研究。

(57)叶理夫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之子，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后师从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1941-1982年在巴黎Cernuschi博物馆任职，一开始主要协助格鲁塞工作，后来接替格鲁塞担任馆长；抗战期间曾在法国驻重庆公使馆任职，1945-1946年任戴高乐政府驻华首席代表；晚年任集美博物馆馆长。其学术生平见Bobot Marie-Thérèse,“In Memoriam:Vadime Elisseeff(1918-2002),”Arts asiatiques tome 57(2002),229-231.

(58)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6-172页。

(59)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8月29日星期三至1956年9月18日星期二，第250-260页。

(60)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7月23日星期一、7月31日星期二，第240、242页。

(61)即Prehistoric China(Cambridge:Heffer,1959)。郑德坤在铭谢中感谢了夏鼐、杨联陞、周一良、张光直等人，他应该是在巴黎期间与夏鼐和周一良谈过他的书稿；Ralph C.Croizier的China’s Cultural Legacy and Communism(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0)英译了中国学者的文章，其中一篇是郑德坤的《共产中国的考古学》(Archa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见邓聪：《悼念郑德坤先生》，《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60页。郑先生在1959-1963年之间出版了《中国考古大系》三卷，其中第一卷《史前中国》1959年出版，其前言中向夏鼐先生表示感谢。1983年12月20日郑先生邀请夏鼐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夏先生回忆了两人1956年在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上的会面，当时郑先生将《史前中国》的稿子交给夏鼐指正。

(62)翦伯赞这篇论文主要以《红楼梦》为材料来分析18世纪的社会经济；这实际上是受到当时国内1954年兴起的以《红楼梦》评论为背景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影响。关于这场讨论的评述，见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收入氏著《良史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67-268页。

(63)翦伯赞：《在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5月27日发言，刊于《拼音》1957年第7期，收入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续编》，《翦伯赞全集》卷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44-446页。

(64)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9月2日星期日，第252页。

(65)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9月12日星期三，第257页。原文王铃作王铨，有误。

(66)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89页。

(67)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6页。

(68)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7-168页。

(69)张传玺：《翦伯赞传》，第276-277页。

(70)实际上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地区出现一系列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著，不仅莱顿会议上有德国学者专门讨论范文澜的史学，美国有专门研究翦伯赞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一些知名学者也相继发表文章讨论，见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3,“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47-60,“The Plac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y Their Studies of the Past”; Albert Feuerwerker,“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6,no.2(1961),347-353.

(71)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72)其实苏联刚刚成立时，在史学界也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相关讨论见George M.Enteen,“Marxists versus Non-Marxists:Soviet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20s,”Slavic Review vol.35,no.1(March 1976),91-110; Eduard Thaden,“Marxist Historicism and the Crises of Soviet Historiography,”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Neue Folge,Bd.51,H.1(2003),16-34.

(73)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良史的命运》，第265-279页。王先生此文回顾了“五朵金花”大讨论的来龙去脉，指出了这些讨论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权力中枢对史学的兴趣，二是领袖人物对某些观点的好恶造成的影响。但他也特别指出了马列史学中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不过是披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而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仍然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思维模式。

(74)有关苏联史学讨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评述，见Rudolf Schlesinger,“Recent Discussions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History,”Soviet Studies vol.4,no.2(October 1952),152-169；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评述，参见Leo Yaresh,“The Peasant Wars in Soviet Historiography,”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16,no.3(October 1957),241-259。

(75)Wayne S.Vucinich,“Postwar Yugoslav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23,no.1(March 1951),41-57; Marin Pundeff,“Bulgarian Historiography,1942-1958,”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3(April 1961),682-693.这些都是欧美重要学术刊物，体现了当时欧美学者对社会主义阵营史学主要趋势的关注。

(76)张传玺：《翦伯赞传》，第286-287页。

(77)Meribeth E.Cameron,“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5,no.2(June 1946),171-177.

(78)但是沃勒斯坦用世界系统理论批评资本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歧视，并非真正具有普遍性。见Immanuel Wallerstein,“The Ideological Tensions of Capitalism:Universalism versus Racism and Sexism,”in Race,Nation,Class:Ambiguous Identities,by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translation of Etienne Balibar by Chris Turner(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1),29-36; John F.Sitton,Recent Marxian Theory:Class Forma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226-229.其他对资本主义普遍主义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代表性反思和批判，见Samir Amin,Eurocentrism:Modernity,Religion,and Democracy.A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nd Culturalism,translated by Russell Moore and James Membrez(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9).

(79)作为一位中国经济社会史学者，白乐日当时其实对中共土地改革运动饶有兴趣，并感到中共农村改革是吸引大量追随者战胜腐败、无能、官僚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的因素之一，见Etienne Balazs,“Tradition et revolution en Chine,”Politique etrangere no.3(1954),291-308.

(80)方豪在报告1958年意大利举行的第十一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时说，苏俄学者带来16册新书在大会上展出，但只有一天就收起来了。而苏俄代表也秘密赠送了一些代表苏联人造卫星纪念章(《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32页)。苏联用航天技术的成就来展示其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和进步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方面。美国也在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打造科学英雄的光辉形象，相关研究见David Hecht,“The Atomic Hero:Robert Oppenheimer and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Icons in the early Cold War,”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49(October 2008),943-966; Storytelling and Science:Rewriting Oppenheimer in the Nuclear Age(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15).

(81)Donald Clark Hodges,“The Dual Character of Marxian Social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29,no.4(October 1962),333-349.该文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82)

(83)Jean Chesneaux,“Les Travaux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en Chine populaire,”Revue Historique vol.215,no.2(1956),274-282.文章主要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第三所即近代史所的工作情况，比如范文澜、翦伯赞、聂崇歧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编辑《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情况。

(84)Q.Edward Wang and Georg G.Iggers eds.,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Routledge,2015.

(85)见Mark Mazower,“Changing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stwar Europe,East and West,”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58,Wartime Economie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Labor(Fall 2000),275-282；以及戴维斯的回顾，Natalie Zemon Davis,“Decentering History: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History and Theory vol.50,no.2(2011),188-202.其实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的左转并不限于欧美，日本史学界在二战后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局面，见Curtis Anderson Gayle,Marxist History and Postwar Japanese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86)Dennis L.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87)对于白乐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提示，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0-84页。

(88)20世纪50年代是欧美学者研究中国中古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黄金时代，一大批重要论著均在这一时期出现，蒲立本出版《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赖世和出版了《圆仁入唐求法行记》英译本，白乐日出版了《隋书·食货志》法文译注和研究；当时许理和是青年博士生，正在撰写《佛教征服中国》；谢和耐也是博士生，正在写《五至十世纪中国寺院经济》；杜希德也致力于唐代财政史研究；翟林奈则陆续整理发表了一些敦煌社会经济文书。

(89)《夏鼐日记》卷五第254页，提到由巴黎大学Brandel教授作报告，日记整理人后面注为布朗代尔，有误，应是Braudel，即布罗代尔。他是白乐日的支持者，白乐日则是这次巴黎会议组织者，故白乐日将布罗代尔请来参加这次会议并作报告。有关布罗代尔与白乐日的关系，参见Maurice Aymard,“étienne Balazs et Fernand Braudel,”Actualitéd’étienne Balazs(1905-1963).Témoignages et réflexions pour un centenaire,Textes réunis par Pierre-étienne Will et Isabelle Ang(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études Chinoises.Volume XXXV); Paris: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études Chinoises,2010),37-65.

(90)1956年9月14日星期五，夏鼐等人去参加社会党历史学家Lahrousse(拉鲁斯)教授家举行的酒会。夏鼐先进去，少顷翦老等亦来。见夏鼐：《夏鼐日记》卷五，第258页。

(91)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92页。

(92)另据翦伯赞报告，他在论文中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家，说某些代表受其本国社会制度关系的约束而不得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否则回国后将遇困难。这一说法引起东德学者赖切奈夫斯基(莱比锡大学)的回击。

(93)何四维专业为中国秦汉史，但也留意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见A.F.P.Hulsewé,“Chinese Communist Treatment of the Origin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1965),78-105.

(94)这篇文章在11年之后经修改才发表，见Benjamin Schwartz,“Some Sterotypes i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Philosophical Forum vol.1,no.2(1968),219-230；收入作者论文集China and Other Matte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18-29.

(95)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89页。

(96)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介绍他的主张和一般中国史学家的分期法没有很大出入，只是他将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提前到1917年。这话说得比较客气，没有批评郭瓦烈夫用苏联十月革命来套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97)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90页。

(98)Edwin G.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初刊Sarawak Museum Journal(1956)，收入其文集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Aldershot,Hampshire,Great Britain; Burlington,Vt.:Ashgate,2001),1-20.

(99)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研究，见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100)Hsia Nai,“Our Neolithic Ancestors,”East and West vol.17,no.2(July 1956),162-167.

(101)Lionello Lanciotti,“Xia Nai:1910-1985,”East and West vol.35,no.1/3(September 1985),282-283.夏鼐生前曾在意大利发表文章介绍中国考古新发现，见Hsia Nai,“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Cina Supplemento no.2,XXVIth Conference of Chinese Studies Proceedings,“Understanding Modern China:Problems and Methods”(1979),7-13.夏鼐1955年创办了《考古通讯》，任主编。1956年9月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夏鼐准备了打印本《中国考古新发现图片目录》供与会学者参考。

(102)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页。

(103)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17页。

(104)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22-35页。

(105)Hellmut Wilhelm,“The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The China Quarterly no.23(1965),122-139.

(106)翦伯赞也感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比较友好，英共秦瑞、法共谢诺、荷共学者以及一些进步学者对中国代表友好；见张传玺：《翦伯赞传》，第283页。

(107)《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原文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1959年第4期摘译，但内容实际有所改写。

(108)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一些异常情况，在西欧引发反响。张芝联曾回忆到，他1956年参加巴黎会议时结识了一大批中青年汉学家，也接触了若干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研究巴黎公社史的布吕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谢诺等，这些学者“顶住了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退党逆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见《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109)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4页。

(110)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7页。

(111)白乐日在杜伦大学召开的第7届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介绍了宋史提要计划，“Project Provisoire d’un Manuel de l’Historiodes Song,”VI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August 28-September 2,1954),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Durham,12-15.

(112)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策划下，从德国流亡到法国的匈牙利裔中国白乐日和美国知名印度史专家桑纳被聘到巴黎参与他的东西方经济社会史计划。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第74-75页。

(113)白乐日在1957年撰文简要介绍了这一计划，见Etienne Balazs,“Une carte des centres commerciaux de la Chine a la fin du XIe siecle,”in 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 12e annee,N.4(1957),587-593.这个名单确实将大陆和台湾学者排除在外了，难免引起方豪的反弹。

(114)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3-2632页。

(115)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9-2631页。

(116)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30页。

(117)夏鼐在日记里提到了他接见意大利代表团的情况，1957年3月29日星期五，“下午对外文协来电话，谓意大利代表团已于今日抵京，约晚间进餐时商谈参观日程。傍晚赴新侨饭店与周南同志等招待意大利代表团，团长阿·吉乌干尼诺(Giuganino)，团员有兰乔蒂(Lanciotti)、贝内狄克特(Benedikter)、英彼雷阿利(Imperilli)，谈至9时许始散”(《夏鼐日记》卷五，第299页)。后来又记4月2日晚去国际俱乐部参加对外文协招待意大利代表团的晚宴；4月3日星期三上午，意大利代表团来参观考古所。

(118)Giuseppe Tucci,“à propos of the last 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East and West vol.9,no.4(December 1958),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