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4年12月17日14版）

编者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是近代中国各派别、各界别的最基本共识与最大公约数。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寻求从民族沉沦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近年来，尤其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愿景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学界相关研究持续深入、成果不断涌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认真梳理先驱者围绕民族复兴提出的丰富思想，回顾反思前贤为寻求复兴之路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能够给人以启迪和鼓舞，使我们更明了过往的历程和未来的路径。为此本刊特邀请郑大华、黄兴涛、俞祖华三位近代思想史专家就“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这一话题各抒己见，与读者交流。

主 持 人：

本报记者 户华为

特邀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郑大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院院长 黄兴涛

鲁东大学教授、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 俞祖华

“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观念的提出及内涵

主持人：谈到“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话语，有两个作为其思维基础的核心观念即“中华民族”与“民族复兴”，它们是何时出现、何时定型的，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郑大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这一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我们在充分肯定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这一口号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孙中山在这里讲的“中华”，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中华”一词的：一是指“中国”。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就写道：“我们中国将国家自称为华夏，夏为大，华为美，是大而美丽的国家的意思。中华，也称中国”；二是指“汉族”。陶成章在同一本书中又指出：“所谓中国民族，一名汉族，自称中华人，又称中国人”。中华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最早是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和使用的。在这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1905年，梁启超又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考察了先秦时除华夏族之外的“苗蛮族”“蜀族”“巴氏族”等其他8个民族，以及他们最后大多都融进华夏族的史实并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清末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还有杨度（《金铁主义说》1907年）和章太炎（《中华民国解》1907年），尤其是杨度，他不仅和梁启超一样已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并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民族认同思想。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主张，对“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到了五四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民族认同思想，为各界人士所接受，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即：实现民族振兴或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其他某一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振兴或复兴，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振兴或复兴，这是对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至于“民族复兴”的内涵，概括孙中山的思想，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从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黄兴涛：正如大华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一词是梁启超于1902年率先使用的，他还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甚至明确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但当时梁启超还没有把“大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一词明确对应起来。真正指代中国各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是杨度1907年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正式阐发的，但杨度所谓的“中华民族”概念，立基于汉满蒙回藏“五族立宪”论也即“五族大同”论，乃是就未来而言，并非就当时现实立论，且主张以满汉联合、同化其他国内民族为途径，尚不具备各民族平等融合等现代理念。在我看来，完全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初，以“五族共和”的现代国民论为基础才得以最终定型、正式形成的。在五四运动以后，受新形势下的民族危机和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理论等的刺激，现代“中华民族”概念得以迅速地传播开来，且部分地与“五族共和”论产生张力，“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亡国灭种的血雨腥风和抗战救国的民族实践中，这一概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全民族的普遍认同。当然，中共和国民党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理解又有不同。

俞祖华：我谈一下“民族复兴”一词的出现及内涵。清季就出现了一些近似于民族复兴的词语，除了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外，还有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及的“少年中国”，欧榘甲1902年在《新广东》中提出“中国者，今日将死而复生，散而复聚，静而复动，灭而复兴之大机会也”，《新民丛报》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所使用的“复兴中国”“振兴民族”，华兴会1904年提出过的“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等。五四时期，李大钊使用了“中华民族之复活”“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华再生”等说法。孙中山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讲演中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几乎同时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用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这一说法。此后，不少先哲都对“民族复兴”有过阐述。通过阅读先哲们的这些阐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讲的民族复兴的主要内涵是：⒈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包括收回部分曾经失去的领土；⒉以“少年中国”“青春中国”等相号召，恢复中华民族的朝气活力；⒊以赶超列强为目标，恢复中华民族世界领先的国际地位；⒋恢复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像清末国粹派提出的“古学复兴”，孙中山提出的“恢复民族精神”等；⒌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民族自信。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历程

主持人：近代“民族复兴”有一个从思想的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进而发展为社会运动的历史过程。请谈谈这一思想何时萌发？又如何发展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郑大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时期，其起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称：“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孙中山、梁启超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分别提出了“振兴中华”“少年中国”“古学复兴”等接近于民族复兴的话语，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复兴”这一概念，这也是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称为孕育或萌发期的主要原因。五四时期，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民族复兴”“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与清末民初比较，五四时期不仅明确提出了“民族复兴”，孙中山还阐述了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这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但五四时期民族复兴思想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因为它还只是李大钊、孙中山、梁漱溟、梁启超等少数人的思想，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所谓“思潮”，诚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它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甚至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民族复兴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首先，一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相继创刊，如《再生杂志》《复兴月刊》等；其次，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相继出版，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再次，知识界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用时人的话说：“‘中国复兴’四字，现在几乎成了口头禅。而各种复兴运动，也就应运而起。”

黄兴涛：从目前我和学界同仁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李大钊的确不愧为“中华民族复兴”论最早的创发人之一。他的“中华民族之复活”说虽明确表达于1917年，但早在1915年和1916年受日本辱华之“二十一条”的刺激时即已萌生，可以说乃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面对日本企图断绝中华“根本兴复之生机”的行径，一腔热血的李大钊坚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性未必由此长沦也”。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中，1924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年的1月至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说，对其以往思想予以重新解释，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甚至还明确使用了“民族复兴”的提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年的3月，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受时事刺激，坚信与其忙于从“国家”和“政治”方面努力，不如赶快就“民族”和“社会”方面入手，遂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公开倡导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这是以前学界有关研究尚揭示不够、重视不足的内容。另外，1924年5月至6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在新的思想基点上，重新表述和说明了他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并显示出与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不同的思想取向和特色。凡此种种，大体可表明，“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此时已然初步形成。当然，作为一种具有更加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还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俞祖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生成发展，与民族危机及救亡斗争的发展，尤其是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密切相关。考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雏形、定型与高涨，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史上的1894、1915、1931、1937、1945这几个关键年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是对民族危机在观念层面的应急反应，而日本侵华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生成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生，是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开始的。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紧接着又抢夺德国在山东的侵华权益，使中华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再度强烈地刺激了濒临厄运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思潮因之蓬勃兴起。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民族复兴思潮持续发展并不断深化、不断高涨，成为支持全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向下沉沦到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

近代各派别、各界人士对民族复兴路径的探索

主持人：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各派别、各界别的共同目标、共同梦想，但对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各种政治力量、各界人士有着不同的方案设计，有着不同的道路抉择，其成败得失历史亦已给出了答案。请诸位分别论之。

郑大华：早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萌发和发展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就选择过不同的救亡道路，尝试了各自的复兴方案，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希望以改良的方法建立君主立宪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力图以革命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希望从思想文化入手确立民族复兴的基础，还有轰轰烈烈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此外，“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等各种方案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付诸实施，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都不足以使中华民族最终摆脱沉沦。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党派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成为社会思潮，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后一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因知识结构、政治背景等不同，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必须发奋图强，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吴泽霖在《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中认为，民族能否复兴取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环境是否丰富以及是否能充分利用，以满足全民族的根本需要；二是生物方面人口能否比以前有较为适当的繁殖，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三是在文化方面能否适应和对付当代的严重问题。赖希如指出，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应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弱点”进行改造，克服“民族性弱点”。郑宏述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两大敌人，“要使民族复兴，希望民族向前迈进，无论如何需要打倒这两重巨大障碍”。潘光旦在《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中写道：和个人或家族一样，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历史的文化”这三个因素，只有这三个影响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性。这些议论都不乏真知灼见，但离开政治道路的正确选择，又只能是“纸上的民族复兴”。真正使中华民族从沉沦走上复兴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黄兴涛：时人认定，民族复兴乃是抗战的最终目的，抗战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手段和关键。因此涉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各种具体的民族改造和复兴的方案，也得以纷纷提出和传播。有的关注“精神建设”和道德力量，呼唤民族性改造；有的重视“物质发展”，鼓吹“汽车救国”；有的认定民主制度和科学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发起“新启蒙运动”；有的主张通过“民众教育”，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有的呼喊“农村的危机必影响到国家的危难”，复兴农村即是复兴民族；有的则视工业进步、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和保证。更有的从中华民族平衡发展和实际抗战的整体角度来考虑，或把西南地区视为“复兴民族最有力之根据地”，或把西北视为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地区，提出“开发大西北”和“开发大西南”等发展战略。然而，无论是哪一种主张和观点，人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忘记当时民族危亡的严峻环境，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主张和抗战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共同关心改进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保持健康问题。社会学家潘光旦编有《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生物学家秉志著有《生物学与民族复兴》一书，竺可桢等自然科学家编有《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等，无不从这一角度为战胜日本和复兴民族殚精竭虑，献计献策。

俞祖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可以说是“目标同向，途径不一”。国难当头之际，正如《复兴月刊》创刊词所称“吾四万万人同立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尽管目标同向，各派、各种政治力量、各代表性人物，对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对民族复兴的实施方案，却有着不同的思考、选择与设计。有的选择了政治路径，而同为政治路径也千差万别，蒋介石强调“以国民党治国”，坚持“三民主义是我们救国保种、复兴民族惟一的光明大道”；蒋廷黻提出专制建国、新式独裁，主张建设现代国家“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胡适等力主中国选择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复兴月刊》提出了“强力政治”“有节制性的民治主义”；中国共产党则相继提出了“工农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主张。有的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如梁漱凕提出“中国文化复兴论”；解炳如提出“改造民族性，始是复兴民族的根本办法”；贺麟提出“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等等。还有的注重从经济角度思考民族复兴，如有人提出“以农立国”，主张以复兴农村、复兴农业为重点；有人主张“以工立国”，强调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推进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实质与核心就是工业化；有人主张走工农并重，提出“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的“第三条道路”，等等。各种方案或未及实施，或效果有限，或此路不通，历史所选择的成功复兴之路是：中共领导人民以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

近代民族复兴思想及实践的历史启示

主持人：近代先哲的民族复兴思想弥足珍贵，前贤寻求复兴之路的探索值得总结反思，请谈一下你们认为我们能从近代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中得到哪些启迪和感悟呢？

郑大华：“古今中西”之争是贯穿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近代先驱者对民族复兴的探索，同样无法回避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吸收的关系，无法回避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明、如何吸收外来文明、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明等问题。民族复兴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要恢复中华民族固有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自信力。但是，民族复兴绝不是要复古，不是要恢复中国昔日的辉煌，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的发展，从而为人类作出新的重大贡献。复兴有恢复之意，更有建设之意，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民族复兴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622—623页）。复兴有传承之意，更有创新之意，民族复兴必须通过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来实现，实现民族复兴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发展要求同步达到的、并列的目标，也是先驱者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期盼。

俞祖华：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4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谈“大国崛起”也好，谈“民族复兴”也好，都应该是指综合国力的全面提振、全面跃升。我不赞成把其中的单一方面夸大，如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危机，把民族复兴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归结为儒学的复兴。实现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不能唱“独角戏”。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强力推动的“民族复兴运动”“新生活运动”之所以成为效果极为有限的“纸上的运动”，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在于它把需要一代代国人付出不懈努力才能达成的艰巨事业庸俗化为不过三年五载、表面轰轰烈烈的“政治秀”，在于它把必须以全面社会转型加以推动的国家全面现代化建设窄化为恢复“四维八德”“固有道德”的文化复古运动。民族复兴属于全民族的梦想，需要全民族付出全方位的共同努力。

黄兴涛：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众声喧哗，其历史实践也复杂多样，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迪：第一，一个古老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尤其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第二，实现民族复兴要勇敢地抓住机遇，艰难地迎接挑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如当时敏锐的国人所提醒和呼吁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苦难，但抗战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机遇。用张君劢的话来说，如果中国人能有此自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未尝不可以借此机会革除赘疣、消除积弊，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与“重生”。傅斯年所谓：“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力效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也是此意。应当说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极为宝贵的。第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内地发展与边疆建设并重，尤其是国内各民族团结融合、同呼吸、共命运，一体发展、共同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真正宗旨和可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