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左翼文化在上海兴盛并广泛传播的关键时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知识青年介入其中。本文解释了这些青年群体是通过怎样的渠道、网络和资源被吸纳到左翼文化的历史潮流，而其在上海的公共生活网络和私人生活世界是如何构建的，阶层、地缘、书店、学校、报刊等各种媒介等如何影响了这个群体的聚集与分化，最终试图阐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城市中小知识青年的动员机制。

中小知识青年是民国时期比较活跃的一个知识社群。按照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小知识青年属于小资产阶级。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的作用介于中共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充当二者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精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去动员和唤起民众。共产国际鉴于中共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工农群众都是文盲，曾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读和讲解党的号召书和小册子。有学者指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据1923年到1924年前后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19%—20%。这就是说，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学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谋得理想职位。他们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不满。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7页。）

这个中小知识青年群体是游离在中国社会边缘而急于寻找政治和社会文化参与空间的政治性群体，国共两党对这个群体都加以积极争取。从20年代初期到30年代中期，存在着一个国共两党在中小知识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的“权势转移”，受中共及其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社会想象等影响的知识青年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个群体即使在绝对数量上不占据比较优势，却是一个掌握着社会文化资源且极具意识形态建构能力也因此在中国社会公共领域里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群体。北伐前后，中小知识青年群体出现急剧分化，其中一部分沉潜到中国社会的基层甚至底层，在乡村建构起一套权力的文化网络，成为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具有极大推动作用的乡村教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党在乡村的文化工作者（有学者曾分析指出：“乡村教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起的革命作用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群体起过这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乡村教师像在那个时期那样，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构成特点有关，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在早期的影响范围和社交圈子。中共早期的党员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圈子和交往关系中，如师生关系、同学圈子来发展组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20世纪初现代教育在乡村的发展，把他们的社会交往关系迅速广泛地扩展到中国乡村，更何况他们中不少人本身就来自乡村。通过曾是他们的学生或同学的乡村教师来进入乡村现场，发展乡村的党组织，开展乡村的革命活动，显然是最为便捷和可行的途径。”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6页。）；另一部分人为躲避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局势，怀揣文化的梦想，汇聚到城市尤其是上海这座提供了最大的政治庇护的口岸城市，并在不久之后促进了左翼文化思潮的兴盛。无论是中共在上海的建立，还是左翼文化在上海的繁荣和传播，都证明着上海所隐含的巨大可能性与微妙的多元性。在革命的年代，左翼就意味着一种批判性的视野，意味着一种与现实中国所有霸权性力量切割的政治勇气，意味着对体制和权力永恒的批判，甚至意味着对自己内心的无情解剖和忏悔。本文即试图描述这一中小知识青年群体是如何从各地汇聚到上海。在来到上海之前，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政治、思想、情感与生活，导致他们来到这座中国最大城市后与左翼群体相对容易发生亲和关系，换言之，是怎样的一种启蒙乃至激进的文化底色，孕育了他们“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而到了上海以后，是怎样的一些分布在这座城市的文化网络及悬浮其上的文化节点，吸纳了一个个游离在都市边缘的中小知识青年，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了安顿的可能，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向上提升的可能；他们在积极融入这座城市之心腹的同时，又是如何通过能动的努力，改变着上海左翼文化的面貌与地图，文化与政治之间形成一种怎样的互动或互伤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哪些文化资源的运用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哪些文化空间具有导向性的作用，中小知识青年在这座城市的聚散离合又是遵循着一种怎样的社会逻辑和情感逻辑。

一、到革命之路：出身、阶层与惯习

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短暂而绚烂的波澜，主要是上层知识精英在城市、大学和媒体推动的唤醒国民、监督政府的启蒙运动。后五四时期从启蒙的文化意识到革命的政治意识的转折，从个性解放的自觉到集团主义的诉求，内在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文化运动孕育乃至催生了20年代的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从新文化到国民革命之间存在一条隐秘的逻辑通道。孙中山的下述言论透露了此中消息：“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转引自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月刊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但若从空间的视角来观察，当我们将新文化运动放置到地方社会的空间来审视，就会发现这场被成功动员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投放到地方社会的一颗颗石子，其引发的涟漪一圈圈往外推展，往下沉潜，刺激了各地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形成。无论是从城市中心散落到地方社会的知识分子，还是从出版中心发散到地方空间的新文化读物，甚至包括从20年代革命中“退出”的知识人，都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地方的近代”的文化现象（“地方的近代”构成了一种与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史观不一样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更注重“近代”在地方这种多元而异质的空间里的呈现。参见罗志田等主编：《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有学者曾谈到历史变动中“时势”如风一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思想的主旋律一旦形成，就会像‘万形而无形’的风吹向各地，这时候史学工作者不能拘限于单线的因果关系来考虑思想的授受。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一股吹向四面八方的大风，它不只吹向青年，连在佛寺中读经修行的僧侣都受其歆动；譬如太虚法师便在这股大风中，既吸收又反击，努力摸索新方向。因为新文化运动批评佛、道与现实人生不发生关系，太虚乃提出‘人生佛教’。此外，他抓到几个新观念，在实际生活中胡乱应用，如在金山寺的斗争中，批评原来的方丈‘专制’，而欲‘革命’之，即是一例。有时候‘风’是以‘泰山崩而洛钟应’的方式发生作用，有时候‘风’只是开启了一个‘机’，从这个‘机’出发乃生出无限的新境。”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13年，“序论”页。）我们可以从下述这些中小知识青年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经验，来管窥“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互动是如何推动着这群人从不同空间聚集到上海这座真正意义上的左翼文化之城。

徐懋庸是左翼文化运动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人士，作为一个出生于浙江上虞铁匠家庭的地方文化人，其转向左翼之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细究其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刘昶所言的小学教师对其影响至深且远。他在回忆录中自述道：“小学时期的老师，有两个对我的影响最大。一个是徐用宾，他本是方山小学的校长……在下管知识分子中间，他是政治上最求进步的人，不断地接受新思潮，在五四运动中是积极分子，后来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九二六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但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了革命，一直在浙江公路建设系统中当技术人员，全国解放两年后才病故。他当小学教师，不只是为了谋生，主要是认为教育可以救国，所以办学很认真，成绩好，在下管和上虞很有威信……徐叔侃是当时仅存的一个‘举人老爷’的儿子，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家学，在中国旧文学的知识和诗文创作方面，在下管数第一。又受了他的表兄胡愈之的影响，对中外新文艺也有相当的研究。五四运动中，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不久以后，就不问政治了。成为颓废派的文人，饮酒赋诗，以‘才子’自命，但因家里穷，生活是困苦的。这两个老师，同我的关系，都从我当学生时期起直到一九二七年，十分密切，而且影响都很深。”（《徐懋庸选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4—235页。）从这段自述可见，影响徐懋庸的两个小学教师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密切关系，其中一人还参加了中共主导的大革命，但这两人后来都从政治运动中淡出，转身投入到地方的文化事业建设。从履历来看，像这样的乡村小学教师大都出身于举人、秀才等地方文化精英和士绅家庭，因此自然会极为注重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与意义。从政治到文化的“退出”，之后通过像徐懋庸这样的学生再进行文化到政治的转换，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

此外，家庭往往也在中小知识青年投身左翼文化乃至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此前的主流历史叙述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甚至认为越贫穷越闹革命，但细查历史就会发现，当压迫到了至深且重的程度，当贫困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革命动力往往消失了，革命意识更无从萌生。有学者通过细致的历史研究发现，家庭苦出身对革命意识和革命参与并非唯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出身良好家庭的青年投身中共革命更比比皆是“（一个作家观察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中，‘五四运动’倡导的‘对个人发展的呐喊’，‘转变为了一个集体斗争’。这个说法的确适用于年轻的叶家兄弟。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叶笃庄、叶方和方实都或参加了共产党，或与其外围组织联系紧密。甚至勤奋好学的理学院学生叶笃正，在坚持科学学业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学生游行，甚至被卷入更激烈的政治活动中。”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6页。），比如范元甄、韦君宜、王元化等人。从早期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士的家庭出身来看，出身于没落士绅家庭的最为常见，因家道中落而往往敏感于时代和世界变迁，社会溃败和世态炎凉往往会孕育他们的疏离感与反叛意识（丁玲就是一个典型。参见许纪霖：《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再解丁玲之谜》，《二十一世纪》2016年12月号。）。如瞿秋白就曾在《多余的话》中自陈：“我二十一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西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 （瞿秋白：《多余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徐懋庸在自述中也提及家庭对其从事革命的影响。他曾经与叔父就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实际后果究竟是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还是导致一种平均分配体制下的集体怠工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议题进行了辩论，同时对革命的主要参加者究竟是乡村社会里正派的好人还是流氓无产者群体，徐懋庸也结合自身经历进行了细致解释，最终说服叔父在道义和经济上支持他投身革命（《徐懋庸选集》第3卷，第228页。）。此前的革命史论述过度关注革命者从所谓的“封建地主家庭”或者乡绅社会的出走。革命者首先是一个传统家庭与宗族关系的叛逆者，这固然有理，但也应注意到像徐懋庸这一个案所展现的情景，即家庭未必一定是投身革命的阻力，而争取到家庭核心成员的支持，往往是通向革命之路的重要资源。

除了家庭出身和小学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阅读”对于中小知识青年投身左翼文化事业乃至共产主义革命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心智刚刚打开的生命世界，最初能够接触到的读物往往对其人格养成和性情会发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受新文化运动在地方上传播的影响，很多中小学的图书室开始引入新潮的文化启蒙图书和刊物。这些图书和报刊为学生群体提供了一定的知识资源和价值观念，形塑了中小知识青年认知中国社会、想象未来世界的概念工具。如夏衍在回忆录中便提及：“学校（1915年9月，夏衍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图书室里，除了《之江日报》、《浙江民报》之外，只有一份上海《申报》，可是集体宿舍里，我们却常常可以看到上海的《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因为这两张报上都有一种副刊，不断介绍各种新思潮——乃至报道俄国革命真相的文章。尽管那些文章很难懂，对各种新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等等）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我们还是生吞活剥地阅读，似懂非懂地议论。”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2页。）上海成为一个新文化和新思潮的集散地，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江南乃至全国各地，这种以上海为中心影响江南乃至内地的文化传播格局是从清末就逐渐形成的 （参见李仁渊：《晚清新式传播媒介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夏衍提及的“那些文章很难懂”，并自述他们“生吞活剥地阅读，似懂非懂地议论”，这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上海和内地城市一个相当常见的文化出版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流行于新潮青年群体之中的“阅读时尚” （就连时为南京金陵大学中文系学生、醉心于古典文学研究的程千帆都被这股潮流所波及：“我在进金大之前，几乎没有接触什么白话文。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但杂志看得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都看。另外，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到现在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不懂归不懂，当时吃下去再说，拿卡片记下来。”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4页。）。据记载，在30年代的中小学里，如果教师的书桌上没有几本类似于艾思奇《大众哲学》、柯柏年《社会问题大纲》等这样的唯物辩证法著作，是会被学生认为落伍于时代的。展示激进意识与展现知识博学，是一种对中小知识青年群体充满了致命诱惑的内在动力（胡秋原评价一份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译著书单时说：“是年社会科学译书一百四十种左右……其中十分之九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每本以三千本计，这是四十五万册的左书。这对于一代青年影响之大，自不待说。”陶希圣在1931年发表了一段颇有意思的评论：“青年思想之左倾，是无可讳言的。青年思想之左倾反映为出版界之左倾。出版界近来的书册最大多数是社会主义的书册，也是无可讳言的……青年思想左倾，则社会主义书籍涌出，并不是社会主义书籍涌出而青年才左倾的。”转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3页。）。有学者曾指出：“对中小知识青年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不免过于深奥，但这个时期这些马恩经典原著尚未译为中文，他们不可能也无须去读。他们所接触到的至多不过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参与中共创党的陈公博谈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通俗晓畅的语言文字对阶级斗争学说所作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正迎合了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们的脾胃。”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第419—420页。）一个是阅读的先锋体验与时尚，一个是阅读的转向，这中间所隐喻的正是新旧之际文化的更替（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52页。）。出生于累世书香而趋于没落的福建旧式地主家庭的郑超麟，在晚年回忆中就谈到其从阅读桐城派古文转向阅读新文化运动时期领袖人物的著作的经历：“幸而五四运动救了我。我说的不是打章宗祥的，罢课游行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的五四运动。我说的是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同梦魇似地压在我身上的孔子道统被我踢开了，连带着做这道统补充品的老庄哲学也被我抛弃了。从此我只过着一种生活，我所行的只是我所思想的。而这是经过严肃思考和内心斗争而达到的，并非为了趋时和从众。这个斗争过程并非一日二日的事情。从写日记骂陈独秀起到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见解，中间经过了几个月，直至读过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后，一切怀疑才消失了。”（《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这种先锋和激进意识的自我正当化，都是依托于清末传入中国的进化论衍生出来的进步意识，而当作为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或知名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说得到京沪等地大刊物编辑的认可乃至激赏时，就更会引发涟漪效应（ 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中华书局，2014年，第337—364页。）。四川的吴虞如此，浙江的夏衍亦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通过发表、阅读和通信所形成的是一个全国中小知识青年纵横交错的交往网络。就纵向而言，所构成的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上海、北京作为新文化、新思潮的集散地，将各种思想文化信息传播到武汉、长沙、杭州、南昌、成都等二线城市，而身处二线城市的地方文人对这些新思潮进行再阐释与呼应。京沪大知识分子对地方文人的文章或者通信的认同与肯定，往往会强化二线文人在地方社会文化空间里的象征资本，反过来，京沪大知识分子也需要地方文人群体的回响。就横向传播网络而言，各种地方城市的中小知识青年，通过书信往来、报刊传递、旅行访问、学生运动声援等多样化形式，构成了一个基于共通的观念、立场和媒介网络而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也折射出这一代青年改天换地、同气相求的家国情怀与青春意识。比如当时一些地方学校主办的校园刊物，居然有一个面向全国的发行网络，因此构成了更为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群体互通声气、守望相助的纽带。据夏衍记述：“这份才出了四期（包括《双十》）的小刊物），在全国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发行网。这份报纸中缝登有一条‘本刊代派处’名单，从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四马路启新图书局、四马路中华书局内姚漱梅君起，一直到武昌中华大学校中学部新声社，一共有三十多处‘代派处’，地区范围很广，远及日本、黑龙江、北京、湖南、湖北……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沙马王堆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杨贤江君’，都在其列。”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0页。）

从小学生转型为小学教师的徐懋庸，在回忆录中细致地记载了其接受并进而传播左翼文化的过程（“一九二五年春，上虞的一批小学教师，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协进社’的团体，主要宗旨是改良教育，促进社会。徐用宾又是其中的领导成员。徐叔侃却没有参加。‘青年协进会’的活动，除了开讨论会，演话剧等等，主要是办了一个不定期的铅印报纸，叫做《上虞声》。这个报纸的编辑和印刷工作，都是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的胡愈之负责的。我也在这个报纸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这事对我后来的发展关系很大。由于参加‘青年协进社’的活动，我的政治倾向明确起来，虽然那时还不过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却为后来接受共产主义打下基础。同时，由此我的名字为胡愈之所知，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三年两个关键时刻，胡愈之都对我有决定性的帮助，这且等下文再说。就在那时，我树立了做一个进步作家的决心，胡愈之是我的模范，而最高的目标是鲁迅。那时我已对鲁迅十分崇拜，读了许多他著译的书，还订了一份《语丝》。我不大喜欢创造社，而倾向于文学研究会，这也是受鲁迅影响之故。”《徐懋庸选集》第3卷，第242页。）。从中可见，在上海与江南小城之间，存在着一个以地缘和趣缘（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等）为纽带的衔接网络，此等乡谊和文字结缘也为地方上的中小知识青年进入大上海以后的基本立足和人生拓展提供了基础。作为上虞民强小学教师的徐懋庸对于追踪阅读左翼书刊并传播给学生也极为主动，他一个人的阅读史也许折射了这个时代中小知识青年转向左翼具有共通性的心路历程：“我自己，在那两个月中，除了编《南针报》和搞其他一些活动外，读了不少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还有陈独秀著的《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的《唯物史观》。有一套长江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讲义》（原来是中共党校上海大学的课本），有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的著作，印得很讲究。此外，还经常看中共的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我对萧楚女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文章《照妖镜下的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特别爱读，觉得他文笔犀利、生动，与鲁迅的杂文有异曲同工之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当然也是读了的。读了这些书，我觉得大开眼界，虽然理解得很少，却也根据所读的心得，到知识分子训练班去讲课。”（《徐懋庸选集》第3卷，第250—251页。）从上述书刊目录可见，其时青年人的阅读趣味有一种趋新的潮流，清末民初所形成的喜新厌旧社会风潮到了20年代的中国，随着新革命话语的兴起以及相当一部分中国社会青年群体被吸纳到各种革命网络之中而愈演愈烈。就某种意义而言，阅读趣味所折射的新革命文化有点类似流行文化，时尚、先锋而又在一种同质化的竞争中越来越高度相似。

最初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小知识青年大都是文艺青年，有着对文学创作强烈而持久的内在兴趣，同时往往因自身缺乏良好的教育资历、家庭背景、社会网络等而无法在体制内获得稳定而迅速的上升渠道，因此大都希望借助“作家梦”来实现在城市里的安身立命。正因如此，这些地方青年在进入上海之前，因为阅读生活和雄心勃勃的抱负，对于上海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期待和想象。上海成为梦想的应许之地，上海成为人生的重要驿站，上海是对内地黑暗、腐朽和缓慢生活的终结，上海也成为流亡者的家园。革命与人生之间构成一种彼此支撑的关系，人生的安定和拓展依托于革命的想象与生活，而参加革命也确实为一些左翼人士解决了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吃革命饭”就成为一些革命青年的自觉或被迫选择 （有学者指出：“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以后，工人因为对革命失望而脱离中共的情形非常严重。相形之下，学生与知识分子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脱党，千方百计要中共安排工作。这虽然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性格有关，但是他们在清党以后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又不愿俯身屈就，应该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因素。共产革命可以发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又可以满足他们高远的理想，更可以为学生和知识分子解决生计问题，一举而数得。”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160页。）。胡汉民在《青年的烦闷与出路》中指出：“在中国现状之下，青年要读书，便要遇着种种困难，种种障碍。大多数青年，困于穷乏，不能求学和不能升学的，固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少数不受经济压迫得升学的青年，又扰于社会的不安，和政治的纷乱，不能安心求学。只看几年来全国的大中小学，不是因为无钱停闭，便是因为欠薪罢课，不然就是因外交上的惨案罢课，再不然就因内战陡起，交通阻隔，学生困在家园不能返校，或是学校受战事影响不能开课。在这种情形之下，教热心求学的青年如何能不烦闷呢？”（胡汉民：《青年的烦闷与出路》，郎醒石编：《革命与反革命》，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第172页。）安徽无为县的王淑明则认为她到上海既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认识更多的志趣相投的偏向左翼文化的朋友：“我是一九三四年到上海的。这以前，我的文章都是从家乡寄出去，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的。因为我是私塾出身，在家乡很不容易找到职业，就想在写作上找个出路来维持生活。又因为自视自己文章的内容，思想上比较进步和接近左倾，于是就很想能参加一些文艺上的进步团体，来提高自己的文艺水平和接触一些革命活动。那时我是多么想参加一些实际上的革命活动呀！写作的门既已打开，文章有了出路，我就决心到上海，以写作为职业，并设法与进步文艺团体取得联系。这样，我于一九三四年秋到了上海。” （王淑明：《我与“左联”二三事》，《左联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347页。）女作家草明则是因为广州政治空气的骤变和书报审查的干扰，而逃亡到上海，“一九三三年八月末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广州市的一个郁闷的下午，我随《广州文艺》的创办人欧阳山悄悄钻进一艘开往上海的运生猪的货轮里……乘这样的货轮，不仅票价（其实没有票）便宜，最重要的是安全。因为我们办的《广州文艺》被列为危险的刊物，被查封了。欧阳山已被陈济棠列入要缉捕的黑名单。我和我校的教员何干之也被列上被通缉的黑名单。因此，欧阳山和我被迫秘密离开广州，逃亡上海。” （草明：《“左联”回忆片段》，《左联回忆录》，第284页。）

湖北籍作家荒煤在回忆中谈及当年这一段心路历程时，特别提到了“革命”与“爱情”在不满现状、充满激情（既包括社会也包括个人）的青年人心里所引发的反应：“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一位同学的哥哥。他在邮局工作，经常把邮局扣押下来的一些上海出版的杂志和书籍悄悄带回家来。主要是创造社的杂志和蒋光慈、郭沫若、郁达夫的一些作品。我就从他那里借了一些，整天埋头读了起来。这时，我才开始发现了一个文学的新大陆。说实话，对那些革命文学所宣传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我并不懂。但是又朦朦胧胧似乎懂得了四个字，那就是‘革命’和‘爱情’。”（ 荒煤：《伟大的历程和片段的回忆——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左联回忆录》，第357页。）通过邮局扣押的左翼书刊来接触左翼文化，并主要通过左翼文学进入左翼文化运动，这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左翼文化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多失意的或者边缘的中小知识青年中间引发巨大回响，荒煤的这段回忆透露了其中的某些奥秘。革命与爱情都容易让青年群体陷溺在对个体生活乌托邦或人类未来社会乌托邦的想象之中。换言之，革命与爱情都表征着一种对于当下社会秩序与生活世界的反叛，都流溢着一种青春的激情与野性的活力，而当这种从阅读世界出发的情感与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以及因为日常人生的匮乏、挫败而带来的屈辱感相互结合时，就会酝酿出一种难以界定却可感知的时代风气。但就其时已经漂移到上海并亲眼目睹政治暴力对左翼青年的压制以及作家群体分化的青年作家柔石而言，他对于上海的革命青年又是另一番感受与认知：“我观察我们朋友，我得到教训了。他们知道新时代要来，所以拼命去迎新时代。他们也并不怎样深信新时代，不过因新时代终究要到的，我们去罢；似说革命一定胜利的，我们革命去罢一样！于文学，只说卖钱。一边他们信他们自己是天才，一边又不肯去坚毅地做。”（ 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同样从那个时代一路走来、曾经接触左翼文化而最终没有成为革命者的作家王鼎钧也特别强调了左翼文学和读书会对于吸纳中小知识青年投身革命运动的功能：“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指中共或亲中共人士——引者注）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指巴金、茅盾、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引者注）。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 （王鼎钧：《关山夺路》，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17页。）

二、初入大上海：同乡网络、文化资本与立身之道

清末民初的新式学堂和学校取代了传统科举制度，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再生产空间，但数量急剧膨胀的新学生群体，却无法像传统士人那样按照修齐治平的方式获得一种稳定而可靠的政治资源和象征资本，绝大多数的人员都面临剧烈竞争的生存压力。在20年代初期，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甚至不得不去投奔北伐和黄埔军校来谋取生路。1926年11月，新记大公报社长吴鼎昌在该报附属的《国闻周报》上撰文，分析当时革命青年剧增和革命文化兴盛的社会因素：“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大学专门之毕业学生，一部分欲进为学者之生活，作高深之研究，希于世界学艺界中占一地位，以谋国家社会精神上物质上两方之进步发明，则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复为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试问此每年递增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予以相当之知识，迫以及身之饥寒，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出身之失业青年，对于现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毋宁谓为生计所迫。近年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 吴鼎昌：《智识阶级与革命》，《国闻周报》1926年11月。）

而对于那些不愿意投笔从戎而仍旧怀抱文人梦的知识青年来说，上海就成为与广州并行不悖的另一个选项。晚清就流传“大上海，居不易”，上海是淘金之地，是冒险家的乐园，可也是贫困者的地狱，是罪恶的渊薮。对于特别敏感的中小知识青年群体来说，他们进入上海以及在上海安身立命，进而寻找自身的人生梦想的过程，就显得特别意味深长。人不可能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不表达自己的生活，有志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中小知识青年在这座城市挣扎着寻求谋生甚至理想的可能，同时用文学创作、日记、书信、戏剧、电影等各种形式记录着他们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格尔茨说，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对于这些中小知识青年来说，这个意义的网络就是他们在上海安身立命的社会网络的延伸，纵横交错的网络经纬上的节点就是分布在这座城市大小角落里的书店、报馆、杂志社、学校、补习班、出版社等各类文化机构。能够成功并迅速与这些文化节点结盟的外省青年，往往就可以较快地在这座大都市找到立足之地，而那些缺乏相应文化资本介入这些文化空间的中小知识青年，则需要经过相对漫长的奋斗，才能够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

前文所述的徐懋庸、夏衍与艾芜的上海故事恰成对照，可以说明既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在新空间的社会脉络之构建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网络资源遵循着地缘、血缘、学缘等相对自然而具体的原则，文化趣味、文学品味、价值理念、精神气质等相对抽象的原则也同时在这些小共同体的凝聚过程中发挥着隐秘的作用。班德在讨论19世纪纽约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时曾指出：“理念人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工作，而社会环境正构成了他们的受众或谓公众。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求正当性，并从中获得型塑其工作的共同概念、表达意图的关键术语及主要问题。这些话语共同体——我在这里称之为‘智识生活的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并且因都致力于一组共享的意义和智识意图而凝聚起来。它们使精神生活社会化，并为指引创造性智识活动的种种范式提供建制化的动力。”（〔美〕托马斯·班德著，张洪彬、毛高威译：《智识生活的文化：城市与专业》，许纪霖等主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9页。）显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也存在相似的逻辑与文化。

徐懋庸虽然是从浙江流亡到了上海，但因为浙江籍在上海的庞大而有力的同乡文化网络，加之自身勤奋好学，且具有一定的日文和法文基础，所以较快地通过翻译在上海立足。翻译的稿费收入成为在上海养家糊口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他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一些左翼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这些又推动了左翼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可见，生活史与文化史是内在融合的。从徐懋庸的自述来看，他通过浙江同乡胡愈之的关系开始从事翻译。最初翻译的《社会主义讲话》和一本讨论唯物史观的书都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且所获稿费颇为可观。第一本书仅12万字便得稿费360元（按照每千字3元的标准），而当时最著名的左翼作家鲁迅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撰写的杂文每篇稿费也就是3元到5元，关键是徐懋庸通过翻译自然地进入了邹韬奋、黄炎培、胡愈之等主导的进步文化人网络。（《徐懋庸选集》第3卷，第269—270页。）正是借助翻译，徐懋庸在上海左翼文化圈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甚至可以在经济上资助更为困难的中小知识青年，在上海的日常生活达到了中上等水准。夏衍在其回忆录中同样提及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寄居朋友家中，翻译对其立足上海的重要意义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87—88页。）。由此可见，翻译书籍的来源（大部分来自内山书店等）、译者的选择、出版（主要是生活书店等）、发行构成一种知识的引入与流通机制，一些出版机构和出版人也是从中间立场逐渐转向左翼的亲中共立场，这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上也有体现 （参见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3—126页。）。当时一些进步书店通过各种形式对处于危险境地的左翼人士实施翻译补贴，并用不同笔名对其加以保护，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中小知识青年对于组织的认同感。曾在上海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任职过的朱联保指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杨贤江、沈雁冰等，不能在上海立足，东渡日本，依靠著译维持生活。当时世界书局由徐蔚南经手，接受杨贤江（笔名李浩吾）译著的《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教育史ABC》两稿，接受沈雁冰所著西洋文学、神话等稿10种（笔名玄珠、方璧等，书名为《现代文艺杂论》、《近代文学面面观》、《西洋文学》、《六个欧洲文学家》、《希腊文学ABC》等），均用笔名出版，对他们的稿费，是我经手汇往日本的。” （朱联保：《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6），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从这些中小知识青年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展开来看，掌握一定的日文、法文、英文或俄文基础，相对于那些没有语言优势而只能靠创作谋生的人，更容易在上海安身立命。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既有一个庞大的文化出版网络（ 参见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2—238页。），也存在一个庞大的消费翻译读物的中小知识青年群体。无论是西方知识的引入与传播还是从中国青年对这些知识的接受与消化来看，翻译都成为一个无法跨越而存在巨大创收空间的职业。教师、学生、报馆文人、出版家甚至各种地方精英都在介入翻译事业。有研究者曾指出：“在出版业兴盛的大环境下，译书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34和1935年均有‘翻译年’之称。虽然鲁迅认为‘翻译年’也未见‘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但随着东西洋留学群体的扩大，留学教育、国内教育程度的提高，译书人才无论质、量均有显著提升。相对于清末民初，战前中国的译书质量有较大进步当是无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显示，在战前十年汉译日书的学科门类中，最多的是社会科学，其次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较少，其比例分别为：64.4%、32.8%、11.4%、9.5%。” （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从1915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到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对于汲取新知、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来说，思想文化资源的整体性置换是一种触目的现象，若说此前更多的是关注现代个体自觉后的理性与普遍人性之善的启蒙运动，而到了此时此刻，人性的阶级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激进社会革命理想，便自然成为一种全新的人民图景与社会想象，启蒙由此走向了革命。

与此形成对照的就是没有翻译能力的纯文人的生活处境，那只能是捉襟见肘、内外交困的生活。相对于前述夏衍、徐懋庸对上海文化出版业的感激之情，作家艾芜对上海的报纸杂志充满着一种怨愤的情绪。他觉得自身的写作才华无法施展，而其创作的作品的价值也没有在稿酬上得到充分体现。一种类似于“承认的政治”也成为上海文化出版空间里的“身份认同政治”之一。他在回忆左联时期的生活时写道：“到了上海，去各个书店看看，自然更要看看光华书局。很使我高兴，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去要本刊物和稿费，却象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我向《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投些散文去，以《缅甸漫画》为总的题名，描写异国的特殊风俗习惯……文章登出了，可是去要稿费的时候，却象打发叫花子似的，丢给我一块钱。我当场撕了那张纸票，再也不向《时事新报》投稿了。现代书局出的《现代文学评论》征文要短篇小说，我投了一篇去。他们公布了应征的前三名的作者，第一名王家棫，第二名徐转蓬，第三名就是我……我写信去要稿酬和一本登载我的文章的小册子，都完全不理。上海的出版商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初学写作者的。”（ 艾芜：《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我参加左联前前后后的情形》，《左联回忆录》，第177—179页。）上海的文化出版业对待像艾芜这样没有多大名气的中小知识青年，自然展现的是一种世俗的冷漠和刺骨的势利，一无所靠而又默默无闻的地方文人在这个文化出版业已经高度资本化和商业化的城市就会感觉茕茕孑立、备受冷遇，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左联、社联、剧联等左翼的文化机构向他们伸出的热情之手。两相对比，自然会促使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形成态度和情感的偏向。

三、革命人的炼成：空间聚合与组织吸纳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对中小知识青年构成巨大的吸引力，除了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较多就业机会之外，还因为这座城市存在着各级各类的大量学校、书店、出版机构和报馆，也分布着价格低廉可让一文不名而又雄心勃勃的文艺青年栖身的亭子间。这是一个各种力量重组的时代，也是遍布着权力缝隙的时代。上海是近代中国地方精英和实业界最活跃的城市，也是媒介资本最发达的城市，它永远向那些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传递着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早在20年代初期，上海这座现代中国文化出版业的中心，就酝酿着一种引入新思潮批判旧体制的激进氛围，通过学校、社团、报刊、读书会、社会运动等各种建制化空间和大众传播方式，传递着一种倾向于苏俄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信息，这对于一部分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构成巨大吸引力。当时一位中共代表刘前在1920年10月5日向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关于其上海旅行成果的报告中指出：“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可以公开进行宣传的核心基地。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各类刊物，这些刊物全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有时候还举行群众聚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附有苏联活动家，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的肖像的文学读物、报纸、杂志。” （转引自〔俄〕乌索夫著，赖铭传译：《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1922年5月，丁玲与几个同学跟着王剑虹来到上海，进入中共创办的平民女校，学校的主课是妇女运动。丁玲早已从向警予和母亲余曼贞那里接受过男女平等思想。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跟着共产党员张秋人去浦东纱厂讲演，背着竹筒为罢工的女工沿街募捐，聆听李汉俊在马克思诞辰纪念会上的讲演，参加无政府主义者举行的会议。 （丁玲：《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2—309页。）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什么都接触，什么都吸收，只要是新的东西，我们脑子里并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蔡和森也跟我们谈过，要我们去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与丁玲、徐懋庸等知识青年广泛接触到左翼文化相对应的，就是中共积极利用一切平台尤其是可以掌控的报刊宣传其政治主张。1926年6月21日，中共上海区委专门下达一份关于推销党刊的通告，其中指出：“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党，日渐扩大而群众化，惟一的方法，在把我们的主义与思想影响深入到群众里面去，惟有尽量做我们宣传的工作。推销党的出版物，乃是宣传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每个党员最低限度的应负的责任，是每个党员经常不息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的导报（指《向导》周刊——引者注），是有系统的很具体的指导民众的惟一政治刊物，同时也就是介绍我们的主义思想给一般民众的最有力量的利器。他在中国出版界已占着很高的地位，已获得青年学生及一般学校教师、较有政治常识的小商人、工人们的信仰。虽然军警当局如何严厉的加以禁阻，但他的销数终是日益扩大；我们可以说，凡导报所到之处，很容易发展我们的党的组织，换句话说，我们要在学生界及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去发展党的组织，就该把导报做入手的媒介物，这是何等重要的一回事！”（《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86年，第246—247页。）从这份史料可见，中共早期“群众化”的最主要目标对象就是青年学生，亦即所谓“学生界”和“小资产阶级”。正因如此，学校里的中小知识青年就成为中共进行文化动员最重要的对象，进而成为重要的依靠力量。

学校既是这些中小知识青年在上海接受教育乃至左翼文化启蒙的空间，也是他们长大成人后谋生乃至传播左翼文化理念的空间。很多学校介于制度化的正规学校与各类补习班之间，往往收费便宜甚至提供免费住宿，因此成为吸纳漂浮到上海的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空间 （有学者在讨论上海大学的历史时指出：“1924年，当上海大学增开了两个附属部门后，学生总数大大增加了，学生的社会构成（或至少在概念意义上的构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和上海大学附设英文夜校都吸引了大量熟练工人、商店职员、商号学徒、书店和印刷厂的雇工、报纸校对员、小学教师、下层党务工作者等。来自上海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教授他们英语，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以及阶级意识’。这些附属学校不收费，并免费提供书籍、钢笔和铅笔。这两所学校的入学人数很快就超过了600名，而上海大学的常规学生人数仍然固定在400名。”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9页。）。徐懋庸在晚年回忆中谈到他进入上海的国立劳动大学之后受到的各种思潮的影响：“在学校附近，有一个叫做‘革命书店’的书店，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出版了许多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并办了一个《革命周报》。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期间，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对‘劳大’学生发生过影响”，“因为这个学校对学生是免费的，又要学生做工，所以投考的学生，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像我这样参加过大革命而失败后穷无所归，到此混饭吃的人也不少。因此，许多学生先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在一九二八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方面和文艺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开展后就转向马克思主义”（《徐懋庸选集》第3卷，第258页。）。从这段记述可见，当时到劳动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各种私立大学读书的，大都是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且有一部分是受大革命失败之政治压迫而流亡到上海。这些中小知识青年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往往是以最初接纳无政府主义为桥梁。社会科学的翻译热以及中共在城市主导的新启蒙运动对他们的理论转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重要的是，这群人中的大多数虽然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其心灵的形塑和影响，可以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而无政府主义塑造心灵的两重人格。这两种思潮自然会造成革命者内心世界的持久张力。尤其值得指出的，当时这样的学校往往对穷苦学生免费，并且提供工读机会，因此对中小知识青年就更具诱惑力。

左联和社联成立后，更是积极利用学校空间，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并培养年青一代的革命者和革命文人。王学文在回忆中详细描述了中共主导下的左翼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过程：“由于大革命失败，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没有出路，集中到了上海，文化工作便活跃起来了。以后，各个文化团体陆续成立。‘左联’和‘社联’派人在上海的一些学校教课，并出了一批杂志书籍……‘社联’和‘左联’合办了华南大学，由潘梓年主持，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爱文义路。学生有进步青年，有党员，也有相当一部分脱党又重新入党的。这个学校没有过五十天就被封了。我参加过教课。还有中华艺大，也是‘左联’和‘社联’的成员去教课。中华艺大被封后，学校有一笔款子交给了组织。党利用中华艺大这批款子和几个教务工作人员，先在法租界环龙路办了一个‘文艺暑期补习班’。这个名称是接受洪深的意见，他说：‘你们叫学校，国民党就要登记、捣乱，不如避免麻烦，叫补习班。’负责人是上级指定的，社会科学方面是我，文艺方面是冯雪峰。学校设有这两方面的课程，学生分为两班，由‘社联’、‘左联’的成员来上课……后来又办了个‘浦江中学’，校董有沈钧儒等，地点是公共租界赫德路。教的课程仍是社会科学和文艺，我也和上述两个学校一样去教过政治经济学，行政我没有管。大约五十天左右，也被封闭了……我们这些能够教课的人，在中华艺大、上海艺大、群治大学、法政学院、中国公学、法学院等学校都去教过课。” （王学文：《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左联回忆录》，第113—115页。）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大革命失败之后，左翼文化在上海的繁盛与传播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很多中小知识青年在地方上没有出路，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而有租界和权力缝隙且有着庞大文化出版工业的上海就成为了逃难者的首选之地。中共在革命失败后被迫转入地下，一部分在乡村开辟根据地，而另一部分就在城市以文化的形式进行政治理念的传播，左联和社联等就是文化政治的主体。中共意识到这个涌入并漂浮于都市边缘的中小知识青年群体是一个可以发掘和培养的政治力量，于是就通过各种形式来为他们创造学习、工作和交流的条件。从这些学校的形式来看，为了应对当局的政治压制，办学形式非常灵活，补习班就成为都市中间流动的政治教育学校，各种社会科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小册子、翻译著作就成为补习班和各种学校的学生与教师广泛使用的知识资源。

报馆、出版社和书店也成为初到上海的中小知识青年寻找同道、汲取思想资源并建立社会网络的重要空间（ 有研究者曾指出：“对于缺乏体制内交往空间的鲁迅来说，内山书店成为他跟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不管许广平还是内山完造或店员王宝良，都特别提到内山书店的一个细节，即专门辟有茶座，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供客人联络感情、交接朋友之用。内山书店成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空间，一方面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认识了大量日本人士；另一方面鲁迅可以在此约见朋友，文学青年也慕名前来结识、拜访。”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前引徐懋庸就谈到了国立劳动大学边上的革命书店对其转向左翼的影响。对于中共来说，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建立最初的党组织，也跟这座城市能够提供的信息网络和人才资源有关，甚至更与这座城市面向国内甚至海外的文化辐射力有关系。有学者认为，上海早在清末民初就已集中全国最多最重要的书局和报刊，并建立了覆盖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和连接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那时上海几乎稍具实力的报馆、书局都建有自己的网络，借助这个庞大的网络，上海成为当时中国的信息集散之地和新学枢纽之所，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场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周武：《商务印书馆与共产主义思潮的早期传播》，《档案春秋》2016年第8、9期。）。据陆诒的记述，从1932年7月至1933年底，《申报》创办了各项社会文化事业。1932年7月15日，《申报月刊》创刊，这是一份综合性刊物，由俞颂华主编，经常发表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同年12月，申报流通图书馆开始对外借书，图书馆内还设立读书指导部，解答读者所提出的疑难问题，后来又在《申报》上辟出“读者问答”专栏，引导读者阅读进步报刊。馆长是李公朴，协助做大量工作的有艾思奇、柳湜和夏征农等人。李公朴同时主持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 陆诒：《史量才与〈申报〉》，《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7—8页。）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起源开始，就极为注重在都市知识阶层和自由职业者阶层的文化传播与文化动员，最初的革命者也的确敏锐地洞察到上海这座城市在生产与传播新思潮方面所蕴含的巨大可能性。即此而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诚然后来变成以农民为主体的一场武装革命，但最初确实是一场以知识者为主体的思想和文化革命。

夏衍在回忆中重点谈及了内山书店对认识新朋友的重要意义：“自从翻译成了我的职业之后，我就经常到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去买书，一是我能讲日本话，二是经常买的是一些左翼报刊和进步书籍，于是很快就认识了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内山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当时，不仅刚从日本回来的文化人，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都是这家书店的常客，鲁迅、陈望道、夏丏尊、郁达夫、田汉也都是内山完造的朋友；那时虽是日本左翼运动的全盛时期，在上海也只有内山书店才能买到左翼书店出版的书报、杂志。”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91页。）以内山书店为媒介，中日之间的左翼知识人形成了一个跨国流动的知识网络和知识共同体。内山书店成为一个介乎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文化空间，既可以在此延展社会网络，也可以在此阅读和写作甚至休闲，同时可以借此了解国外思想动态。从这段记述可见，内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构建中日之间左翼知识人共同体的人物，而上海与东京的相似性，更是让很多从日本归来的左翼知识人比较容易产生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共主导的左联、社联及各种文化团体，更成为吸纳流亡或漂浮到上海的中小知识青年最重要的机构。一种更为宽泛的革命政治以比较具有模糊性和弹性的文化形态呈现出来，就容易吸引青年人的聚集，也似乎更能给青年人提供一种心灵上的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翼文化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形式，而非政治—文化的形态（裴宜理在《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阎小骏译，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以“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作为核心概念，对中共在安源罢工中的文化动员，以及在共和国早期岁月中对安源历史记忆的文化运用等进行了精彩而深入的分析。）。中共主导的左联、社联、剧联等机构有意识地吸纳各类进步青年，运用高度组织化和合法化的形式，动员流亡或漂浮到上海的中小知识青年根据各自特质，加入到各类组织里去。因此，左翼文化是很宽泛和包容的文化理念，而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却是高度组织化的，所以左翼文化是一体两翼，“体”是作为政党的中共，“翼”是指作为组织化的文化机构和更为宽泛的文化观念及文化传播形式。文化让中小知识青年觉得有精神魅力，政治让他们觉得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寻找组织是“五四”尤其是20年代政党政治崛起之后中国青年的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心态与现实渴求（参见邓军：《从“良心”到“主义”：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团组织困境》，《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

当时左联成员分布相当广泛，社会来源比较多元，左联的活动形式也多种多样，可以说是以文化实践的方式来传播政治的观念与价值，这种方式就容易吸纳那些内心处于流亡状态的中小知识青年。反之，政治也以吸纳文化的方式，将这群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转变成中共党员，形成了一种优胜劣汰、各安其位的人员筛选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与东京等日本城市的左翼人士的互动，当一些左翼青年在日本遭受政治的压抑时，就返回上海的左翼文化人聚居的多伦路、北四川路等一带投身中国的左翼运动。这不仅为这些失意甚至处于恐惧状态的青年提供了生命的意义来源，也提供了日常生活的来源。政治不但试图改变生活，政治也提供了生活。王学文就是通过参加革命文学团体的方式进入左翼文化机构，“大革命失败后，彭康、朱镜我等由日本回国，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办了一个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综合性杂志《文化批判》，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很多进步青年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看到这一杂志很高兴，当时影响很大。这杂志也引起我党的注意，党就派郑超麟（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此人后来成为托派）去领导创造社。我从日本回国，也参加了创造社，比他们又晚一些。《文化批判》后分成两个杂志。文学方面的名字已不记得了。社会科学的杂志由朱镜我主编，因遭到国民党的禁止，不得不几改刊名。先叫《思想》，后改《新思潮》，后又改为《新兴科学》。我们不仅宣传介绍马列主义，而且同托派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后还在中央发行部主办的刊物《书报评论》（由柯柏年主编）上发表文章，介绍马列主义，批判错误思想，也是有影响的。出了几期也被国民党禁止了。因白色恐怖严重，杂志不能出。宣传马列主义及与托派斗争，主要通过几个学校，如大夏大学、法学院（当时沈钧儒在那里）的校刊和研究会的组织” （王学文：《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左联回忆录》，第112页。）。从这段回忆可见，中共与左翼文化之间并非一种单向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存在一种左翼知识青年创办的刊物引起党的注意然后被吸纳，两者呈现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而就其时传播马列主义等新思潮而论，上海各高校主要是一些私立大学的校刊、学生会和研究会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此外，地缘、学缘也成为左翼文化机构吸纳中小知识青年极为有效的媒介。很多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一些同乡、同学的介绍而成为左翼一员。共同的地域社会和学校出身，会提供一些共通的趣味、价值观甚至共享的记忆，更关键的是，相对于当时中国还远未成熟的契约社会而言，熟人社会所提供的信任感往往是最重要的安全感来源之一。安全感的另一来源就是找到党组织。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基于地缘、血缘、学缘的共同体之间的社会信任与党员（及外围成员）对党组织的政治信任发生了高度重合，这两者彼此加持、相互强化，产生了对边缘化的中小知识青年巨大的吸引力。如四川南充人任白戈从山东逃亡到上海后，与同乡老友沙汀结识左联的负责人周扬，并成为后者编辑的《文学月报》的固定读者，又通过沙汀的居间联系，认识了另一位出身四川的作家艾芜，进而逐渐地介入左翼文化运动 （任白戈：《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左联回忆录》，第292页。）。魏猛克的经历也如出一辙，他通过湖南同乡青年作家叶紫的介绍认识了周扬，参加了左联，而叶紫曾与他同在长沙的华中美术学校读书，后来分散各地，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重逢（ 魏猛克：《回忆左联》，《左联回忆录》，第304页。）。

在这个各地中小知识青年进入上海的过程中，当然也存在鱼目混珠甚至欺诈资助的情况。这种情形也引起了中共上海区委的警惕和重视，为此还特别发布了一个关于“江浙区同学”（大革命时期“党员”的代称）的调遣及失业同学的救济办法：“近来本校内部，反发生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许多同学，非依上级机关的调遣，甚至于也不得当地组织的同意，任意到其他各地方去，要求所到地方的组织介绍工作，到了经济困穷时，就要求发给川资或生活的津贴，这种现象发生在本校无产政党的组织中，是何等严重的事情！由此事的发生，可以看出本校组织的松懈，纪律的废弛，同学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自利心和浪漫色彩的浓厚。枢蔚（区委的代称——引者注）在所属各外埠党部负责同学中，还发现随便介绍当地失业同学来沪要求枢蔚给予工作，或擅自收留别地前往的失业同学，予以膳宿，最后向枢蔚要求发给此项膳宿费。甚有对某种运动发生时，往往以‘你们如因此次风潮而失业，我们可介绍你们到上海区委，给予工作，或派到广东及莫斯科去’等语，对风潮中活动分子（工人或学生）为鼓动方术者。结果，徒令该失业同学，抱了很大的希望，来到上海，川资旅费耗用许多。最后枢蔚并不能使来者个个如愿以偿，不但使枢蔚感受不少的麻烦，且易引起同志对团体发生错误的怨望，这是何等的于党不利！”（《上海区委组织部通告枢字第七十一号——关于江浙区同学的调遣及失业同学的救济办法》（1926年8月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6年，第316—317页。）从这段文字可见，大革命时期的很多青年投身革命可能并不一定与主义相契合，而是在那个动荡时代寻求一份暂时栖身的职业甚至饭碗而已。这些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背景、底色与个性，甚至不乏自由散漫或者浪漫主义者。他们或许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不满意识或革命冲动，但并无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团体一员观念。如何将这群散漫青年锻造成革命青年，就是摆在当时的党组织面前的一项紧迫的工作。

四、合法化抗争：左翼文化传播的策略

“左翼”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批判性、团体性与自我封闭的刻板印象，但回到民国时期上海的左翼文化圈，却会发现这个左翼文化圈一度保持了相当灵活和宽泛的文化实践形式，它新锐、批判、有战斗力、高度活跃、触角广泛。这种多元和有弹性的左翼文化实践，与当时中共在上海日益构成的激进政治（比如武装暴动、飞行集会、扔传单、炸电车等）构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回到当时的左翼文化场域，会发现在具体的抗议政治与实际的左翼文化实践之间有着微妙的不对称性。或许是后来政党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日益宰制了左翼文化实践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不过，从一些当事人具体而微的追忆来看，他们在上海这座多种力量密布的城市，是具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与平台来传播左翼理念的文化自觉的。退而言之，若他们一直是狭隘和封闭地面对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后人就无法充分地解释何以在大革命失败后，那么多来自各地的中小知识青年汇聚到上海并形成波澜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而从当时上海文化出版业的现状来看，左翼文化人也不可能与盘根错节的文化网络完全切割。他们要维持自己的生计，并在上海这个文化场域里脱颖而出、纵横四海，也必须依托于各种文化出版机构，更何况他们还想方设法试图传播左翼的文化与价值。极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左翼文化与后来延安形成的新革命文化并不相同：前者更为开放与批判，后者更强调等级与服从；前者是在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网络空间里产生与传播的 （在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上海的时候，就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征。石川祯浩曾指出：“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共同活跃于上海论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或者留日学生。以数次到过日本的陈独秀为主，上述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和李达等都属于这一群体。他们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被国民党系的刊物频繁转载；还有些人，如李汉俊等与国民党人缘分极深，很难将他们与国民党系明确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基本属于辛亥革命后接受教育的比较年轻的一代。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曾留学日本。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言论活动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这种国际性的特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自我封闭，也没办法自我封闭，后者则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进行的排它性文化运动。王淑明的记述便很真切地描述了作者、编者与发行者在30年代的上海文化出版业中是如何构成一个彼此依存的关系网络的。正如“启蒙的生意”一样，革命或者说左翼文化对于一些书商来说也是一种生意的契机，而对于漂浮在上海的中小知识青年来说，则是谋取基本生存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她如此描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人大都出身贫寒，专靠卖文为生。但国民党设立了检查机关，严厉箝制舆论，发表文章很不容易，要通过许多关口。左翼作家们既然不愿也不屑向国民党的御用刊物投稿，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就要多方设法找到可以发表作品的地方。另一方面，一些小型书店和杂牌刊物，要想维持营业和争取读者，也不得不冒着风险，采取稍微灵活的态度，和左翼作者接触，创办中间性或比较进步的刊物。”（王淑明：《我与“左联”二三事》，《左联回忆录》，第350—351页。）

资本、政治与左翼，三种力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资本试图利用左翼来跑马圈地，而左翼想借用资本力量来传播理想，统治者也试图利用资本来吸纳左翼力量，而左翼在反抗政治的同时又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形态。正是在这种难解难分的张力之中，形成了30年代左翼文化的复杂光谱。任白戈说得很透彻：“‘左联’的实力一天一天大起来，使得所有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都要左翼作家撰稿，否则就没有销路。资本家为了要赚钱，报刊杂志的编辑为了要吸引广大的读者，都设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而想尽一切办法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因为左翼作家所宣扬的革命思想，正是广大革命青年所需要的思想，这种宣扬革命思想的作品越多，受到教育感染的青年也就日益革命化。”（ 任白戈：《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左联回忆录》，第293页。）徐懋庸则分析了大革命后上海愿意出版左翼书刊的三种类型的出版社：“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夺取了政权，对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并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了多次军事‘围剿’，但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是拥共反蒋的，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大部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办了许多宣传‘三民主义’的书刊，却很少人予以理会，而只要带点‘赤色’的书刊，却大受欢迎。因此，上海的出版机构，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真正同情共产党，而出版进步书刊的，如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等。第二、是商人为了投机牟利，而出版进步书刊的，如光华书店、光明书店之类。第三、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伪装进步，先把读者争取过去，然后施以反动影响的，这是走曲线的道路。新生命书店即属此类。”（《徐懋庸选集》第3卷，第273—274页。）由此可见，左翼书刊的传播是合力的作用，而这合力却未必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实际上是各有心思和打算），却可能在现实中构成一种积极合围的能量。

夏衍极为肯定这种利用体制内空间、从中间地带传播左翼文化的合法化斗争方式，甚至认为这种合法化斗争有助于当时在激进主义政治路线控制下的中共摆脱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惯性：“当时在上海，除了地下发行的党刊之外，没有一家我们自己的报纸（《文艺新闻》前后发行了六十期，终于在1932年6月20日停刊）。因此，要发表影评，非在公开合法的大报上争取版面不可，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如剧评家和各报副刊编辑的私人关系，及各电影公司广告部和各报经理部关系等），先后把上海各主要大报的副刊争取过来，在副刊上开辟了影评园地……《申报》的‘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中华日报》的‘电影新地’、《民报》的‘电影与戏剧’，几乎全部为这个小组所掌握，主要的影评工作者有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舒湮、李之华等，我和郑伯奇、陈鲤庭、沈西苓、施谊（孙师毅）、于伶（尤兢）、宋之的、聂耳也写了不少影评。”（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158页。）

五、结语

民国时期的中小知识青年是现代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身而兼二任，既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与社会各个层面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格，往往是未能被体制充分吸纳的边缘青年，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甚至理想主义气质。这个群体不同于被吸纳到高等学府体制的相对专业化的知识青年，后者往往在学科分布方面更具有多元化特征，在社会政治性格上也更加多样化，而凝聚在中国社会边缘的数量庞大的中小知识青年群体，绝大部分并不具有充分的专业化特征，而基本上集中在文艺领域。在一个崇拜组织和政党政治的主义时代，这个群体很容易被吸收到政党及其衍生出的各级各类组织里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共后来居上，以富有道德魅力的意识形态和四面出击的组织体制，大量地吸引并改造中小知识青年。一种更为激进的整体改造的思路逐渐取代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渐进思路（有学者指出：“当时青年们也逐渐倾向于认为，改变社会必须彻底改变经济组织，人们遂放弃新文化以来的几种信念：一、点滴式的改革。二、个人主义式的，每个分子力求健全自己，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三、由思想、文艺入手的努力。尤其是经过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洗礼，许多原先倾向‘问题’的人，后来发现‘问题’多到解决不完，‘问题’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像胡适等人所宣称的先解放个人再解放社会，而是必须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唯有先改造社会，才能回过头来解救个人；要先毁灭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所有个别的问题才能获得全盘解决。”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4年6月，第40页。），吸引了那个时代中小知识青年的注意力，由此而在上海这座现代中国的文化与出版中心城市形成了震烁一时、耸动天下的左翼文化。就其时历史实况而言，左翼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批判态度，它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和精神气质，同时遵循着布迪厄所言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逻辑，在主动而积极地建构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网络。从本文所叙述的中小知识青年进入上海、在上海安身立命乃至进行政治和文化实践的过程来看，左翼青年在上海既依赖于文化网络，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文化空间，书店、学校、报馆、咖啡馆、电影院、左联、社联、剧联等各类文化空间都成为他们在这座陌生的大都市栖身的空间，同时以此为据点向外辐射左翼的文化观念。从一些左翼核心人士的叙述可见，左翼曾经是一种既有批判性又有弹性的社会组织，或许正因为此，他们才能在多种政治力量管控下的上海形成自身的影响力。

从新文化运动到左翼文化运动，这既是一种合乎历史逻辑的自然展现，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转折。就其转折意义而言，新文化运动诉诸更多的是近代欧洲意义上的启蒙理性和价值观念，它所预设的是普遍主义的人性论，所期待的是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的公众，而到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左翼文化运动之际，阶级意识取代普遍人性，人民概念替代公民概念，革命话语排斥启蒙话语。对于当时中国的理解和对于未来中国的想象，从20年代初期开始因为左翼文化资源的引入、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等逐渐发生巨大的变迁。从整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来看，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从对于城市里中小知识青年的动员来看，左翼文化运动具有文学入门、理论引导的特点。最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大都是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心怀不满的文艺青年，他们通过阅读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等各种文艺作品，激荡起更为强烈和持久的改造社会与人性的乌托邦激情，但随后相当一部分文艺青年在左翼文化机构与人物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各种理论读物，包括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以及各种通俗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在这方面，艾思奇、柳湜、李公朴、夏征农、邹韬奋等发挥了巨大作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成为马列主义理论通俗化的典范，这些或翻译或撰写或编写的理论读物在引导中小知识青年从一个更为纵深和广阔的视角来理解、研究和改造中国社会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笔者曾经对民国时期出版的“社会问题”系列图书作过考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这些理论与实践（社会）相结合的各种类型著作对于中小知识青年理解自身及其时代的导向作用。参见唐小兵：《形塑社会想象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问题”系列图书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其次，从对于中小知识青年的筛选来看，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具有外围吸纳、组织摄取的特征。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它通过左联、剧联、社联以及各种类型的外围组织动员，来吸纳游荡在中国社会边缘的知识青年。最初是以一种相对比较具有安全感的去政治的文化形态来安顿中小知识青年，并且积极利用当时上海社会所具有的各种模糊甚至灰色的文艺空间来进行左翼文化的宣传与普及。这显示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一度比较具有灵活性和弹性，但在引入之后，党组织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全方位地锻炼和培训各种类型的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干部，从数量巨大的形形色色的中小知识青年中间摄取具有更为坚定的意志、更自觉的革命意识和更强大的行动能力的个体，并将其发展为更为核心的成员。这样一种去粗取精、精心提炼的机制也是当时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组织发展中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45—47页。）

最后，从整体面相来看，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具有文化其表、政治其实的特征。正如裴宜理所洞见的那样，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等主要诉诸暴力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的特征。这种文化既包括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的文化，更包括新文化和革命文化。文化特质给中国革命的城市动员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审美乃至神圣感，文化也暗合了知识青年以文化创造和传播为使命的自我认知。（〔美〕裴宜理著，阎小骏译：《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第4—12页。）但很显然，文化并非左翼文化运动的归宿，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左翼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一种以文化为先导的政治，文化为政治提供理论的指引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而政治又反过来影响并操控文化，最终形成文化与政治的深度合流。即此而言，虽然从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论述来看，中小知识青年属于需要被改造的小资产阶级，但又同时成为中共革命不得不依靠的文化阶层。这种特殊的关系模式也为我们理解左翼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长时段来看，左翼文化运动确实又隐含着内在的悲剧性。它是对权力和体制的一种批判，但其对自身所依赖的权力组织的日趋一元化缺乏反思精神和批评意识，反而是一种高度依赖和服从的关系。左翼文化倡导一种高调的社会平等理想和自由理念，但其内部又形成盘根错节的等级化体制。理想与事实之间毕竟存在着一定距离。左翼文化本来倡导一种社会团结与对民间社会的广泛渗透，但事实上，上海的左翼却日益圈子化和都市化，成为悬浮在中国社会的一种波西米亚文化圈，形成了一种反精英主义的精英文化。或许正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以及左翼理念影响下的部分人士的直率真诚的个性及其人生的苦难，才会让我们在回首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的这一页时，有一种悲怆于心而不忍他顾的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