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荣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访问讲座教授、台湾中坜“中央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荣退教授。

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3期，本文注释从略。 

摘要：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迎接马克思主义之前，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不可小觑。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可以说是对托尔斯泰“复活”微旨的诠释，其意无非要让垂死的中国复活，问如何以理性自觉创造新文明？破旧立新的方案何在？他终于在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找到答案。李大钊因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庶民胜利”的秘方。他自迎接十月革命后，一直在中国领导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成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促成国共合作的要角、华北工运的主导者。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其对学理的创发，而在于其革命行动，最终他虽然牺牲，却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活动开启了契机。

引  言

李大钊(1891-1927)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他“生得仪表不错,身长面白,留有两撇胡子,河北话说得干净而响亮,待人接物，皆有一定分寸”，但历史声名不如胡适与陈独秀；他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而声名也不如陈独秀与毛泽东，这主要是因为他英年遇害，出师未捷身先死，较易为后人淡忘。新文化运动原是思想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他原想凭借思想革新改变旧中国，但因1919年巴黎和会出卖中国的山东权益，引发5月4日的爱国运动，导致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化。新文化运动的旗舰杂志《新青年》原来广泛介绍西学,而于1919年5月出版马克思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马克思传略》《巴枯宁传略》诸文，还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斯主义观》。《新青年》杂志的两大编辑陈独秀与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奠基者。这两位最积极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参与领导了激进的政治运动，其结果陈独秀饱受牢狱之灾，而李大钊则牺牲于刑场，最为惨烈。

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1908-1987)曾说：“史家不宜仅见历史人物的本身，而应去理解其人及其背景和时代的关系。”李大钊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成为中国第一代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传统已无纠葛。他早年就读于北洋新政设立的法政专门学校，除学习英、日文外，还选读了政府与法律、行政学、司法程序、宪法、选举制度、政治思想等课程，已经熟悉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他在西式的法政学校，已学到广泛的西学。他尚未毕业，民国已经成立，对民主宪政的实施寄以极大的希望，自也不免对民初乱局感到沮丧。他在学校时已是《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部长，开始发表忧国忧民的文章，但他对共和始终寄以厚望，所以当袁世凯聘请美国比较政府行政法专家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1859-1939)为他制定称帝宪法时，李大钊不仅发表文章而且组织神州学社，维护共和、反对帝制复辟。

一、李大钊与托尔斯泰

李大钊的思想倾向于西方，一如其他新文化知识分子，视西方文明为现代，认为传统必须现代化。李大钊的西方偶像，初非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而是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李大钊尊崇托尔斯泰，称之为“托翁”，是俄国大文豪，也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巨子。托翁在文学上的高超造诣，涉及敏锐的思想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他深感两千年来的历史，一直是由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政府亦由一小群奸诈之徒控制，既不道德且又暴戾，而人民大众才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道德发展更有赖于多数民众的觉醒。托尔斯泰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反对教会，视为不当的威权，认为真正教徒的永久快乐来自内省、纯正与大爱。他呼吁自由、理性与爱情，但反对婚姻制度与私有财产，认为是对自由的束缚。他身为贵族，但站在被迫害的多数穷苦大众一边，展现出他的人道主义(humanism)，其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乃是基于爱与个人道德以迈向无阶级、无政府的进程。他痛恨一切的压迫，故亦同情庚子事变时期被镇压的拳民。他谴责八国联军的暴行，特别批评德皇威廉(Friedrich Wilhelm，1859-1941)和他本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指两人为罪魁祸首。他因而关怀中国，读孔子、老子书，并与辜鸿铭有通讯往来，建议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以维持纯正的农业社会。他晚年借《复活》(Resurrection)这本小说，怒斥他所立足的世界社会不公，暴露司法缺乏正义，鞭笞教会的虚伪；在经济思想上，他倡导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7-1897)的社会利益归公说，自愿将所有私产归公，他的理想是没有拘束的、自由自在、祥和乐利的地方小区。他反对暴力，认为唯有一种永远的道德革命，使人类内心不断更新。对教会的抨击导致他被开除出教，但他的公众声望不减。他对宗教的看法有其冷静观察，能看到当时邪恶的政教关系。他深信生活的目的存在于一般人的生活之中。

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不可小觑。李大钊行文多引西方学说，但在迎接马克思主义之前，他较完整介绍的外国学说，唯有于1913年自日文译出的《托尔斯泰主义纲领》一文。李大钊所谓“托尔斯泰主义”(Tolstoyism)一词，非其杜撰，西方原来就有此名词，指的就是托氏之思想与主张。“纲领”也就是托翁学说的结晶，所揭八点,最主要指出当前是一没有正义的世界，因是“淫乐”的少数阶级统治“饥穷”的下层阶级，李大钊译之为“虚伪之文明”，虚伪的背后是国家暴力。要消除虚伪的文明，“革命必不得不至”。托翁平生既然主张非暴力，革命暴力自不能为其赞同，故其所谓革命,实乃欲“去旧恶就新善之心的变化”，也就是托翁所说，有赖于多数民众的道德发展与觉醒，纲领中的“悔改”与“悟道”应即“觉醒”之意，纲领中的“劳动者”即托翁心目中穷苦的大多数人民，是人间理性与良心权威之所在,也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托尔斯泰谴责国家暴力与制度的迫害，关怀人民大众的苦难，嫉当权派之恶如仇，最得李大钊的认同，因其亲眼目睹的民国初年，正是军阀乱政、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时期，一般老百姓在政治、社会、经济上都受到严重迫害。他在民国二年四月发表的《大哀篇》，一开头就说：“嗟乎！斯民何辜，天胡扼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将三千年中华帝国比作托翁所说不道德的、压迫人民的国家体制。推翻清王朝、共和建立亦未给人民带来幸福。政党与议员以及“狡猾万恶之官僚”图利谋私，不惜“敲民之骨，吸民之髓”，而武夫又拥兵自重，各地都督成为一方的专制，“满地兵燹，苍夷满目，民生凋敝”，斯乃“少数豪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不久他又表达对其所处之中国的隐忧：外敌环伺，造成“边患”；兵员不易遣散，造成“兵忧”；外债难以偿还，造成“财困”；南涝北旱，造成“食艰”；事多人少，造成“才难”。更可忧虑者，一有“党私”，不争政见而闹意见；二有“省私”，地方畛域，使神州有瓜分之虞；三有“匪氛”，一般盗贼之外，兵在伍时抢掠，退伍后为寇，几成盗贼世界。他遂“环顾神州，危机万状”。于此可见，李大钊的时代关切，丝毫不亚于托尔斯泰，两人均表现出同情受压迫者、谴责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对人民困苦的关切，应源自肩负社会责任的儒家仁道思想,而这种思想深植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乃是“李大钊倾向俄国革命的因素之一”。然而李大钊并不尊儒，甚且反对儒家，认为儒教使得中国衰落，可见之于其《民彝与政治》一文，毋庸置疑，他反儒近似托翁之反对基督教会。更何况儒家民本思想乃基于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为统治者的设想，而李大钊似更欣赏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两人均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国家与政府的暴虐。

李大钊一如托尔斯泰，亦重视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可见之于其对精英政治的针砭。他既批评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英雄崇拜”(hero-worship)，又批评爱默生(Ralph W. Emerson，1803-1882)的“神化英雄”(hero-myth),宣称英雄主义有碍人民大众的利益，20世纪不应再有英雄主义。李大钊之“唯民主义”针对当时挥之不去的精英社会观念、威权思想与政治，明显基于关怀穷苦大众的思维。他于1913年之秋赴日留学时，体验到在野的“自由民主运动”如何对抗在朝寡头政府的威权统治，在早稻田大学念书，又受到多位主张民主与宪政的教授的影响，回国后即以民主自许，以帮助贫苦与抑制豪强自命。

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可以说是李大钊对托尔斯泰“复活”微旨的诠释，其意在于要让垂死的中国复活。演化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举世风行，严复译之为“天演论”，遂亦在中国流通，影响广泛，认为生物固有生死，而国家或文明之兴亡，亦如有机体之有生有死。青春与衰老相对，以李之见：就相对而言，“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以至于死亡；但就绝对而言，可有永续之青春，若谓：“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以“无尽”统“有尽”，使青春无尽乃“回天再造之精神”。李大钊认为有此精神与气魄，才“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已是“老大之邦”“濒灭之民族”，欲使之起死回生，“重返于无尽青春之域”，则有赖于“青年之自觉”，近乎托尔斯泰所说：“吾人为了生活必须再生(born again),经过理性自觉(rational consciousness)而存在。所谓理性自觉，乃‘知需要别求个人之外的快乐’。”也就是要追求大多数人的快乐。托、李两人要求自觉，均意在再生，差异仅一里之遥耳。

李大钊特别重视青年，不仅因青年最具青春活力，且其本人当时仅二十出头，也属青年之列。他亲眼目睹从濒临灭亡的古老帝国到纷扰的初建民国，油然产生“汲汲孕育青春中国再生”的雄心壮志。其壮志又不止于青春之中国，而是欲以理性与努力，求“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度其意，岂非要创造青春人类之新文明以取代腐败虚伪的旧文明？所以李大钊呼吁青春之中国并非仅仅是国族主义的要求。

如何以理性自觉创造新文明？破旧立新的方案何在？李大钊在1917年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来自俄国的大革命。之前，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在给辜鸿铭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世界的伟大革命必将成功，而中国在此革命中会在东方各民族之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李大钊显然以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就是人文世界的伟大革命；其实，托尔斯泰与马克思都在追求人类迈向无阶级、无国界的进步运动，差异的是托尔斯泰要求每个人以爱为最高原则，摒弃暴力，而马克思则主张经济决定论以及阶级斗争。李大钊只见其同，未能辨别差异，可从他所得到的俄国大革命的讯息而知。李大钊所了解的俄国大革命不是暴力的，而是庶民的胜利、人道的胜利。他所认识的马克思，近似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何克(Sindey Hook)所说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以及人类自由的斗士。”

二、迎接俄国革命

按照夏济安的说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没有“亲俄派”(Russophiles)。不过中国知识分子自清末民初以来注意到俄国文学为被压迫者发声，与侵略中国、欺凌俄国人民的沙皇政府呈强烈的对比，二者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区别。当俄国爆发革命，革命党被视为对抗政府的“民党”。俄国民党对抗沙皇政府之际，中国的北洋政府正提倡“贤人政治”与“孔子教育”，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化主张者视为意在巩固专制政府，与俄国民党有意气相通之势。所以当1917年听到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时，不满北洋政府的中国知识分子得到鼓舞，李大钊即认为俄国革命将有助于自由与民主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

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夺权后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就报导了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以及将与德国议和的消息。李大钊的回应七个月后始出，要因事出其意料之外。《民国日报》的报导称十月革命为“政变”(coup d’état),当时也有担忧政变后内乱的言论。李大钊之响应虽然略晚，但反应非常积极和正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承袭了俄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才能一方面唤醒其国人，另一方面适应新世界。他强调若无人道主义，便无十月革命，甚至说俄国的人道主义最能感动人心，非其他民族可比。他更指出俄国的人道主义有其渊源，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心声”。在李大钊心目中，十月革命无疑是托尔斯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延续，亦是他为之倾心的一大原因。另一倾心的原因则更为具体：新俄刚刚建立，即于1917年12月3日谴责沙俄具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并要与东方各国平等相待。列宁又对中国革命表示友善与支持，并经共产国际派员协助。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甚至于1920年9月27日主动宣布：之前所有俄国政府与华条约“一概无效”(null and void),放弃所有夺取的中国领土与俄国在华特权,无偿永远归还中国,包括所有沙俄政府与资产阶级所掠夺者。苏俄最后虽未能履行承诺，然而当喀拉翰宣言随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对中国公众舆论激起了极大的反响,振奋人心，于是使俄国独占西方意识形态的鳌头,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正义与自由的象征。李大钊亦深信十月革命讲人道的真民主，正为20世纪新文明铺路，他因而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革命，后者的爱国主义与国族主义是战争的源头，而前者则是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乃是和平之光。十月革命遂将更新19世纪的旧文明，使全球进入青春的新世纪。他甚至说：俄国精神将能融合东西文明，而能够创造世界新文明者非俄国人莫属。何谓新文明？就是他认为的真正民主，他说：

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

所以依李大钊之见，真正的民主是全面的，认为十月革命正是要实施全面的民主，诉诸人类在所有方面的自由，与法国大革命只是政治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李大钊说：“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既确认十月革命是真正的民主革命，他对之热情迎接，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也就不足为奇。所谓庶民，指广义的工人，也就是靠工作吃饭的所有人；其他的人不是“强盗”，就是“乞丐”。他的结论是：今后的世界将是“一大工厂”，所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

三、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认识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影响到他对欧战的认识。他不认为欧战的胜利是联军的胜利，当然也不是参与联军的北洋政府的胜利，“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甚至是“列宁(Lenin)，陀罗兹基(托洛斯基，Trotsky)的功业”。事实上，列宁在欧战胜利前已经与德国议和，脱离欧战，安能说列宁的功业？李大钊的意思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针对资本家与政客们的胜利，是精神与文明的胜利，而此精神与文明正由列宁所领导的革命所代表，所以才说Bolshevism的胜利。他知道Bolshevism信仰“马客士”(马克思，Karl Marx)，是超越国界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打破资本家独占利益的制度，所以认为欧战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特别提到语言学家威廉氏(Harold Williams，1876-1928)视Bolshevism为一群众运动，且带有“宗教的气质”，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岂仅今日的俄国，20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他也认识到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线，相信“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

当俄国革命尘埃落定，李大钊更感乐观，思想益发激进。他于1918年2月继章士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于翌年在史学系开“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为北京大学购进两万册的西文书,一千本日文书;这些书“大多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他深信战后的1919年是“新纪元”的开始：“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世纪，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自然关切国人如何进入新纪元，他认为需要教育无助的庶民使他们能够自觉。他更鼓励年轻人下乡去，教育农民以启愚昧，要比住在城市更有意义(极像托尔斯泰之言)。他提醒青年们，若要使共和重生，必须从农村开始。他要青年们“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托尔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难怪李璜回忆说:“我在‘少中’民七的九、十月间会议席上，听见他(李大钊)十分赞成(王)光祈的新村运动,主张大家都弃却都市生活,而到农村去劳动。”李璜以为李大钊是“陶渊明的信徒”，却不知李大钊是受到了托尔斯泰的启示。

四、托翁的影响余波荡漾

当时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痛苦与愚昧之中，受到贪官与劣绅的任意宰割，所以知识青年应该下乡去教育而后解放他们,使“黑暗的农村”成为“光明的农村”。不过，李大钊要知识青年前往农村，并无意要进行农村革命，而是希望农民知道共和立宪的真谛，了解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争取“廓清选举”，实施公平的普遍选举。若将李大钊的农村构想与后来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说成一脉相承，未免似是而实非。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庶民的胜利、被压迫者的胜利，他因感动而迎接革命的思想虽渊源于马克思主义，但这新思想里的旧影未消。他将农村与都市作善恶的对比，无疑显示出托尔斯泰“新村主义”对他的影响犹在。难怪有马克思主义史家指出李大钊仍未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性质与途径。

马克思其人与《共产主义宣言》早在辛亥革命前的1900年代就曾由同盟会的朱执信在《民报》上译介，但在十月革命之前并未受到重视。李大钊也是因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庶民胜利”的秘方。俄国共产党因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十月革命，而李大钊则因十月革命的成功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际，不可能对此学说已有深识。他在1919年5月自称，“我平素对马克思没有什么研究”，之所以不惜“僭越”来谈，是由于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乎风靡全球”。李大钊的门生张国焘回忆说:“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为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

李大钊于1919年5月15日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无疑是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最全面的一篇文章。此文主要是翻译马、恩的一些主要概念，诸如资本论、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阶级竞争等，且译文大都取自日本马克思学者河上肇的作品。他还转译了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四种批评，也有一些独出机杼的不同看法。例如他不赞同物质决定上层建筑说，认为“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此外他更质疑“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所以刻意用“竞争”来取代“斗争”，甚至代为解释说：

他(马克思)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他认为克鲁泡特金(Peter A. Kropotkin，1842-1921)的“互助”终究会取代马克思的“斗争”说：“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接着说：“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总之他期盼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不能偏废精神改造，因其乃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他认为阶级斗争之说，是马克思的“小小的瑕疵”,但如果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了阶级斗争，则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就相差无几矣。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人道主义经济学，也就不足为怪了。人道主义与精神改造无疑与李大钊思想相始终,其中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有抵触之处。至于中国现状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决定论”(determinism)，也就难以顾及了。

五、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最大意义，就李大钊而言，并非他百分之百赞同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庶民的胜利、被压迫者的胜利、人道主义的胜利，以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眼中，俄国革命的成功为全世界的解放铺了路，促使他想要积极参与其事。诚如陈独秀所说:“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之命,侵略主义之命也。”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也填了一首词,歌颂俄国革命。当时的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中国知识分子孤立于文化范畴之内，不谈政治，不采取行动。欧战后巴黎和约暴露中国仍受帝国主义羞辱的现实，中国虽是战胜国,因英日同盟之故，仍然失去了山东权益，美国威尔逊总统虽强调民族自觉，亦无济于事，举世似乎唯有苏俄反对帝国主义，站在正义的一边。所以在李大钊看来，今日世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李大钊在此思想气候中，不仅仅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反帝的“列宁主义”(Leninism)者,更是人类解放运动的推动者。他遂在1919年5月4日之后，逐步走上反帝、反军阀政治活动的道路。因此，十月革命对李大钊这一辈知识分子来说,乃是揭开人类解放运动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无疑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筹设俄文班，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然后走出学院象牙塔，走向街头，先号召学生到城里接触劳动群众，成立社团，进行宣传工作，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与劳工阶级集合。此时正好有一批曾经参加欧战的中国工人,约有四万人,在苏俄政府的协助下于1918年陆续回国。李大钊遂于1920年10月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出版《劳动音》周刊，以期提高工人的觉悟，又于同年年底,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推行平民教育与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最终于1921年7月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虽未能南下参与其事，却无疑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且更积极地在北方高举反帝、反军阀的红旗，发展工人运动。

李大钊早先认为俄国革命是庶民的胜利，是全球的大势所趋，显然过于乐观，事实并非如此。俄国的共产革命不仅未在全球畅行，反而遭到强权的遏制与孤立。中国革命响应俄国而起，所受到的障碍亦复不小，北洋政府及其官僚权重势大，与之相抗犹如螳臂挡车。在知识界也遭遇到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挑战，因而有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以及与梁启超等的“社会主义的论战”。来自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干预，亦未尝稍减。李大钊于1922年10月间，在华北领导的罢工风潮，就遭遇到吴佩孚与英美的武力镇压。翌年2月7日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又是一场血腥屠杀，史称二七惨案。李大钊为了增强革命实力，于1923加入国民党，与其领导人孙中山建立联合阵线。然而国共合作并不顺畅，孙中山死后，矛盾日甚，以至于决裂。李大钊北返后的人身安全也屡遭威胁,成为北洋政府追缉的对象。

六、李大钊以俄为师的挫折

1924年6月李大钊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苏联住了将近半年，感受到俄国人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热情支持，深信工农在苏联当了家，所以“中国革命非学俄国不可”。然而中国情况不同，不可能照搬布尔什维克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的模式，当时除军阀割据皆革命者之敌之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无所不在，西方意识形态绝不容共产主义漫延。所以在中国进行俄式革命，仍然是冒险犯难之事。革命势力之薄弱促使共产国际鼓励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李大钊与孙中山扮演联合阵线的主要角色，将社会主义革命纳入资产阶级之中，但孙中山仍应段祺瑞之请北上，参加善后会议，愿与反动势力妥协，而李大钊也要借直系冯玉祥的国民军之助力，但均无功。即使中苏于1925年建交后，共产党依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的死敌，反之亦然，共产党人依然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李大钊作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持续进行群众运动不歇，尤其当五卅反帝斗争时，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十万人的大游行，结果亦以“惨案”终结。李大钊在北京因反帝、反军阀，自身险象环生。段祺瑞政府于1926年3月18日暴力镇压抗议群众之后，宣称对于“假借共党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者，“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段祺瑞政府被推翻后，张作霖奉军入主北京，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更加严酷：凡有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李大钊及其党人为了安全，不得不移入苏联大使馆避难，未料奉军的京师警察厅于1927年4月6日闯入大使馆，李大钊及其19位追随者遭到逮捕，并于22天后全部被处以绞刑。使馆乃国家领土的延伸，入侵使馆不为国际公法所允许，军阀胆敢如此，并非无知，显然是得到在华帝国主义强权反苏反共势力的默许与支持，即使有违惯例，也在所不惜。同时苏联也遭遇到西方世界的孤立与遏阻，无力反制。

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国民党的右派以共为敌，不再相容，使共产党人腹背受敌。蒋介石北伐军于1927年到达上海，于4月12日突然清党，共产党人几乎全军覆灭。蒋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之余，还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中共精英在这一年的大量牺牲，标示1927年是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最为惨淡的一年。李大钊自1917年到1927年始终是主导人物，他的遇害及共产党的大灾难终结了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李大钊从主张新文化到迎接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到因改变现状的责任感走出书斋从事政治活动，到领导共产主义革命活动，到为革命牺牲，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因此而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的确是最早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人，但他有关马克思的知识主要来自河上肇的日文著作。马克思的原作几经翻译，难免在深度理解上会有失误。更可注意者，他进入马克思的世界主要是由于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认定马克思提供了革命成功的秘方，于是将重点从研究秘方，转移到秘方在中国的执行。换言之，他在尚未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之前，就开始执行根据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活动。因此，李大钊不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Georgi V. Plekhanov, 1856-1918)，这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对唯物史观、唯物哲学史，以及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角色，有不少创发性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一元论史观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专著，得到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的赞赏，并于1895年2月8日直接写信给普列汉诺夫，道贺他的专著在俄国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且翌年就有了德文版。在这方面，李大钊远不能与普列汉诺夫相比。

李大钊的重要不在学理上的创发而在其行动，他自迎接十月革命后，一直在中国领导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成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完成国共合作的要角，尤其是华北工运的主导者。他深信俄国革命会起连续效应，引发欧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显然过于乐观。共产主义革命虽在俄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国际，但遭遇到西方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围堵，难有进展。李大钊所面对的内外挑战与艰难困苦，更难以克服，最后连他本人也不免被反动势力所绞杀。不过，李氏锲而不舍的努力虽然惨败，却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活动开启了契机，有其重大历史意义。

七、馀   论

1927年的惨痛教训证明城市起义与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形势迫使中国革命转向农村，使毛泽东有了他主张农民革命的主客观环境。毛泽东于长征途中崛起，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并于日军入侵的国难时期激扬农民革命的国族意识，于二战后获得共产革命的胜利。马克思认为，农民因其保守性格，不可能像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般具有与剥削资产阶级斗争的积极性。1927年前李大钊并未从事任何形式的农民革命，他主要领导华北工人运动，但因为客观条件的缺乏，难有进展，最终失败。1937年后八年抗战，抵御外敌入侵，其间北方广大农民亲历日帝侵略军的残暴，自然而然在国族主义动员下，形成庞大的潜力，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证实农民亦可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锋，未必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工人才有可能。再者，凝结农民的精神力量是“国族主义”(Nationalism)，而非无祖国的国际主义，此国族主义与前述农民革命都足以修正或丰富马克思学说，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按理论或学说需经由实际经验验证，马克思有鉴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而后有“马克思主义”(Marxism)，列宁有鉴于帝国主义的掠夺而后有“列宁主义”(Leninism)，毛泽东有鉴于中国悠久的农民起义传统而后有“毛主义”(Maoism)。更有进者，自斯大林(Joseph Stalin)继列宁掌管苏联后，其目的已是“建立大俄国”(creating Great Russia)，无异是一“新彼得大帝” (new Peter the Great)。此乃大俄罗斯国族主义，国际主义云乎哉！类此皆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语境中的不同发展，毛泽东根据中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修订颇多，且代言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Chinese Marxism)。

有这样一种论断：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诠释者的重要性远重要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人”。其实正好相反，他在政治运动上的重要性远重要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他诚然是第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是受其影响而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中国诠释者，非毛泽东莫属。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马克思国际主义中呈现强烈的国族主义。仅指李大钊是“激情的国族主义者”，则昧于他的“国族主义”见诸他反帝、反军阀的行动——实际内容是反帝的“列宁主义”。李大钊的“反帝主义”(anti-foreign imperialism)大旗，乃针对当时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现实，外人甚至往往误为“排外主义”，但实际内容不出反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李大钊那个时代的中共仍然走共产国际的路线，重点在工运，不可能是“激情的国族主义者”。然而毛泽东所面临的是日寇大举入侵，乃国家存亡之秋，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经过遵义会议，走自己的路，倾向国族主义乃势所必然，而此倾向尚未见之于李大钊的时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特色是农民革命，李大钊是否“早毛泽东十年预见中国的革命将是农民革命”？当时的中国仍是农民大国，任何有心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注意到广大农民的福祉。在李大钊的眼里只有两种人，一是他赞赏的靠劳力吃饭者，另一是他谴责的不劳而获者，广大的农民自然属于前者，而他受到托尔斯泰的启示要青年“前往乡村”教育农民或向农民学习，初未想到要农民当革命的先锋。他自走出书斋，从宣扬新文化到从事政治活动，一直以华北工运为主轴。毛泽东领导农民革命，基于1927年之前工运的失败；要言之，俄国革命的经验未能在中国复制。中国农民革命的成功，殊非李大钊能够预见，亦大出斯大林的意料之外。李大钊初识马克思主义时对陌生理论的质疑，尚未经检验，至毛泽东，则证实外来学说不能完全适用于本土，因而有所修正，而又逢抗日战争同仇敌忾的环境，以抵御外侮动员华北农民，证明农民在革命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毛泽东农民革命之成功为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添写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