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 2009年第2期，8-14页

作者简介：冯黎明，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理论思潮(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文化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入中国学术界。作为一种以“跨学科”研究方法见长的现代学术思潮，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理论界致力于建设现代性学术体制和学科独立性的历史语境中来到中国，它以文化社会学为知识依据并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诠释大众文化，对建立在审美意识形态论基础之上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文化研究；学科化知识；批判性话语分析

文化研究来到中国学术界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文学理论界对这个“混血物种”发出的挑战学科知识同一性的声音或反感或欢迎，至今仍难得统一。本文试图通过关于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和影响的陈述，对它带来学术争议的原因作出反思。

一、西学再次东渐

“文化研究”这一概念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关于文化现象的学术研究，这是广义的文化研究，它早就存在于我国的学术领域，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二是指由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开创的一种当代西方学术思潮，这是狭义的文化研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即后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潮流或学术话语体系，文化研究一反西方传统批判理论中的精英主义或贵族主义倾向，以文化民粹主义的姿态描述大众文化诸现象。它突破现代学术体制设置的各种学科知识边界，强调从多学科视野诠释大众文化，实施所谓“学科大联合”；它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技术、弗洛伊德主义的症侯式心理分析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符号学的解码理论等集合为一种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阐释方法。无论是在知识视野还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文化研究都对建立在艺术自律或审美自主观念上的现代性文学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它挑战了以学科的独立自主为基本理论诉求的知识生产模式，挑战了学术研究方法的专业化，也挑战了现代性对意义单一性、明晰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跟后现代文化对“混杂”的青睐不谋而合。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人文学术界出现“美学热”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化热”。一批学者展开了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地域文化特征、中西文化比较等话题的探讨，这种探讨肯定属于广义的文化研究。尽管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传入，雷蒙·威廉斯、罗兰·巴尔特、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等人开始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但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作为话语理论、作为大众文化理论和作为跨学科理论实验的特定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学学者的视野之中。1988年，周宪等人编译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录了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的文章《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但那时尚处于美学热之中的人文学术界并未因这篇文章而关注文化研究。八十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学术界的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论，初步涉及到学科知识的多元化和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体现出恢复文学理论的历史性

的努力。1991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文译本(吴松江等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到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对作为特定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进行介绍的文章。1995年，周小仪发表《文学研究与理论——文化研究：分裂还是融合?》，[1]同年，哲学家江天骥发表《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当前西方哲学的行动方向》。[2]此后，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潮流进行介绍并评述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风貌，使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特征在中国人文学术界得到普遍传播。从2000年到2002年，《天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期刊还专门组织了系列性的专栏文章探讨文化研究问题。

进入新千年后，国内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且它对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化现象的阐释有效性似乎大于传统理论。于是，从译介西方理论中追寻现代性——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种心理定势———的规律再次发挥作用，大量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著作被翻译出版。这些著作的译介，使得中国学术界对作为当代“显学”的文化研究有了直接的认识。而在文化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外学者，如威廉斯、霍加特、霍尔、汤普森、巴尔特、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福科、阿多尔诺、杰姆逊、D.贝尔、葛兰西等等，这些人的著作从八十年代起就不断地被译介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界。在译介国外文化研究著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阐述，而且试图形成自己关于文化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在这方面成果突出的国内学者有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王宁、戴锦华、王晓路、周宪、陆扬等。他们合作编辑了不定期出版的《文化研究》(丛刊)，国内学界许多引人注目的文化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在该丛刊上发表的。

国内学者在文化研究领域里投入最大者当属陶东风。陶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鼓吹文化研究，而后便自觉地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跨学科”的和“话语分析”的批判性阐释。2001年发表的《广告的文化解读》[3]一文，可视作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一个典范。其它如戴锦华关于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学的隐喻性表述的研究，[4]金元浦等关于大众文化产业的意义革命的叙述，[5]陈文超关于时尚文化的意识形态涵义的分析，[6]等等，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学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了熟练的掌握。2004年，金元浦等主编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把在国内文化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成果汇编成文集(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文化研究对现代学术体制提出了挑战，因为它倡导一种无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化研究的态度出现了对立的情况：老一代的“秩序捍卫者”拒绝承认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而年轻一代的“秩序破坏者”则竭力推崇文化研究对学科体制的超越。尽管如此，陆扬、王毅合著的《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仍然被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这说明文化研究正在得到权力机构的认可，或者说文化研究正在一步步地靠近体制。文化研究在世纪之交为中国人文学术界迅速接受，其中原因在于：学术的体制化带来了人文学术的学科化分工和批判性的减弱，而文化研究以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批判性给中国学人们弥补了某种缺失。但也正是因此，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必然引起学界的争议。

二、挑战现代性学术话语

在文化研究之前传入中国的诸种西方现代文论思潮，打破了长期控制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霸权地位，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致力于构建一种现代性的学术话语系统。而文化研究的传入和扩散，却导致理论现代

性的工程遭遇了挑战。

现代性把现代社会分解成许多相互独立的场域，每一场域都被赋予了属于自身的运作法则。涂尔干关于“分工”的论述、韦伯关于“科层化”的论述，都表明了这层意思。生活世界的“分解”在知识界中的表现即是知识的学科化。随着统领各种知识为同一性整体的那个预设观念——上帝、理性或逻各斯——的解体，知识便依照现代性方案分解成为各有其对象、各有其方法、各有其边界的专业性学科体系。各学科通过构建核心命题、基础概念、独立对象、话语方式等形成了一个自律性的知识活动场域，该场域依照仅仅属于自身的法则获得特定的结构，进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关于文学场域的自主化问题，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书中以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为案例进行过极为细致的描述。虽然在艺术生产领域里审美现代性获得了以“自主性”为依据的合法化，但是在关于文艺的理论领域里，学者们致力于建立自主、独立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工作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在学科知识分离的现代性语境中，文学理论力图为自己设计独立的基础性概念和核心命题，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建构一种不同于其它学科知识的知识系统。但是诗性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就是前学科性的；文学性作为一种隐喻性和揭示性的话语活动，它是一切意义的源头，没有任何现代学科体制能够划定其意义指涉的边界。所以，文学理论追随现代性构建自身的学科独立性，而文学性又阻止文学理论的学科化。于是我们看到，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确证自身学科独立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命题，但没有哪一次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现代文论史上，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等都曾经被拿来为文学理论提供基础概念、核心命题和话语方式，文学理论也力图用这些外学科元素来建立自己的学科独立性。但就像现代性无法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一样，学科专业化的努力并没有使文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增强。比如以美学为基础概念的文学理论，它似乎使得文学理论有了一个独立的“家园”，但是它又无法解释文学活动中的伦理、宗教或政治的内涵。而以语言学为基础概念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看似触及到了文学活动最显性或最自明的现象，但它无法解释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连。所以，文学理论的学科自主性一直就是“心

造的幻影”。

虽然现代性吸引人们不遗余力地追寻它，但自现代性登上历史舞台始，便有人唯恐避之不及或者干脆公然对抗它。进入二十世纪后，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一道学术风景线：韦伯批判现代性的“牢笼社会”和“脱魅”；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性对大地的“遮蔽”；阿多尔诺批判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鲍曼批判现代性的总体性专制……。在知识的学科化问题上，同样有人反对现代性的学科分离。美国学者林塞·沃特斯说1962年以后的文化是一种“不可通约性”的文化。他认为知识分子现在处于一个各种独立范式的学科知识互相隔膜的“不可通约的时代”。[7]马克斯·舍勒也曾表达过对人类学分成“科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神学人类学”，而且“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的现象非常反感。[8]文学性是人性的全部内涵的表现，文学性中生产出来的意义若是被学科体制分解，那就像人被技术理性分解为“单面人”一样。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对学科知识互涉有着特别的喜爱，这中间隐藏着一种反抗学科知识分离的冲动。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文化研究得以大兴于世的原因，即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具有反抗现代性的意义。

F.杰姆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后学科”，其特点就在于它来自于各种学科的“历史大联合”。[9]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突破了单一的诗性语言文本的范围，其视野涉及到全部文化现象；就研究方法而言，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乃是近代以来各种主流学科创立的方法论的汇合，如话语结构分析、症侯分析、意识形态批判等等；就学科属性而言，文化研究超越了所谓实证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对立，它既提倡使用调查、统计等方法，也强调把案例当作症侯来解剖，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内涵。可以说，文化研究对学科专业化的反抗体现了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某些思想倾向。

但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处境却十分微妙。一方面，我们的学科自主性进程并未完成，各专业领域内知识活动的独立性尚不具备，学科专业分工的正面价值尚未充分彰显就要用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来反抗学科专业化的负面效应，这让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体制化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急剧下降，身处其间的知识分子对此多有不满。所以文化研究强调对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揭示，使学者们看到了恢复学术

批判性的可能。

文化研究对现代性的挑战也体现于它对建立在艺术自律观念之上的文学理论话语的抛弃。源于康德美学的艺术自律论堪称审美现代性的第一原理，近代以来的所有文艺学理论话语都可以在这“第一原理”中找到源头。尽管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言，审美现代性是在同启蒙现代性的对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10]但审美现代性用艺术自律、审美无功利等基础概念把自己塑造成独立于世俗生活世界之外的自主性场域，这一做法仍然合于启蒙现代性对生活世界进行分解的原则。由于坚信艺术依赖审美法则达到自主化境界，所以现代文艺学理论也力图以“审美”作为艺术场的基本属性，作为文学活动的支撑点，进而作为文学场的合法性依据，确证文学的独立、自主、自律。“文学性”概念在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性”概念诞生于学者们为文学的自主性寻找基础概念的理论诉求之中。文学的自主又意味着文学活动不依赖于它同生活世界中其它场域的关系而存在；文学由此摆脱世俗社会的生活秩序，从自主走向自由。彼得·比格尔和布尔迪厄等人从市民社会理论的角度指出艺术自律概念诞生于提升艺术文化资本之市场价值的世俗性动机，但艺术自律有解放艺术的功能却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饱受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霸权化控制之苦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美学热”。把文学放在本身就具有自律功能的“审美”概念这一基石上，对于急切地寻求文学主体性的中国文艺界来说，既可行又安全。后来广泛流行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八十年代美学热的结果。

但是文化产业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却打破了审美现代性的象牙塔之梦。福科曾写道：“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11]雷蒙·威廉斯也反对艺术的象牙塔化：“我们不能将文学和艺术与其他社会实践种类分离开来，以致于将文艺划属于十分独特的规律之中。”[12]福科和威廉斯的话恰恰印合了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中诞生的文化研究的理论特征。文化研究学者看到了以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理论的根本弊病，即走向远离历史、远离大地的虚无主义。艺术自律观念割断了文学和社会实践的联系，视文学为一种充满贵族情调的符号游戏。在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崛起的时代，艺术又返回了寻常百姓家，它似乎不再忌讳欲望、实用等字眼，也不忌讳自己跟世俗生活的亲缘关系。

文化研究以一种“普遍联系”的眼光看待全部社会实践，这样就没有了自诩为超凡脱俗的所谓纯艺术。研究者的任务不再是测量艺术象牙塔的结构和造型，而是寻找规训着这结构和造型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文化现象即是意指实践，亦即用符号生产、表述和传播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实践。文化的表象是话语游戏，而一切话语都在或隐喻或陈述的意义上表征着权力的、阶级的、身体的、性别的、族群的涵义。这种普遍联系的观念使得文化研究尤其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意欲通过对这些习闻常见的现象进行分析来揭示其中主宰着社会运作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比较起审美主义的艺术观念来，文化研究在社会意识方面显现出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而在理论范式方面，则显现出一种微观政治学的特点。

建立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放弃了审美无功利、艺术自律等观念，因为大众文化的艺术元素决不是无功利的，也缺乏自律的功能。大众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比如在造型艺术界，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计艺术正在取代纯艺术成为造型艺术的主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康德美学范式很难有效地解释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并不排斥功用。文化研究通过超越学科知识边界和否定艺术自主性而挑战了现代性。对于还处于努力建设现代性学术体制的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文化研究引起激烈的争议是十分正常的。

三、后学科时代的理论同一性

文化研究引起争议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缺乏理论的同一性。它是一种“混合”的理论，其研究对象、评价准则、理解方式等，都呈现出一种“杂烩”的色彩。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文化产业、日常生活、器物、图象、性别、身体、媒介、时尚、家居，等等等等，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而传统的文学理论则坚持以诗性语言文本为理论对象，因而能够体现出理论的同一性。在理论立场方面，持民粹主义观念的文化研究虽然摆脱了李维斯和阿多尔诺等人对大众文化的贵族主义态度，但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之间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导致他们缺乏传统理论的那种在文学经典中梳理出来的、以审美判断为主轴的评价坐标。任何一个进入文化研究的人都很快会发现，这是一座理论的迷宫，很难弄清它的核心命题、概念体系以及理论边界。

国内引进文化研究时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编译“文化研究关键词”。翻译的有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版，刘建基译)和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卫东译)；国内学者编写的有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周宪编著的《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王晓路等著的《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当一种理论缺乏基础概念、中心命题和统一的评价准则时，对之进行阐述就只能从单个的术语或概念入手，以求在对术语的逐一铺叙中完成对整个理论风貌的描述。在宏大叙事解体的历史语境中，那种构筑独立的同一性理论系统的做法已经无法理解和评价“无深度”、“平面化”、“时尚化”、“零散”、“幻象”的生活世界。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之死”，正是指这种以同一性和建构性为特征的理论的终结。[13]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站在传统理论的立场上对文化研究的非同一性理论话语进行指责了。

但是，倘若我们认真考察一下文化研究的知识依据和阐释策略，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散乱”的表象下，隐藏着一条能够穿过它那理论迷宫的小径。

曾经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舞台上扮演过主角的那些理论流派，都有着一种来自外学科的知识依据或思想资源作为自己的理论话语的视点，这一视点为各种“主义”的文学理论提供了支撑其理论同一性的基石。形式主义文论以结构语言学为知识依据，新批评以语义学为知识依据，神话-原型批评以文化人类学为知识依据，精神分析学文论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知识依据，接受美学以阐释学为思想资源；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理论——其基础性观念是“审美意识形态论”——以美学为思想资源，等等。相比之下，文化研究似乎见不出单一而明显的基础性理论观念。这种“后学科”的理论很难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找到固定的位置。

其实文化研究还是有知识依据的，这个知识依据就是社会学。但文化研究依据的不是以三大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学，也不是功能主义者帕森斯、默顿、卢曼或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社会学，而是所谓“后现代的社会学”，是那些敏锐地发现了当代社会运作的特征——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社会学家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称作“文化社会学”。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编写的教材《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福科、布

尔迪厄、德里达、拉康、鲍德里亚、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杰姆逊等人关于权力、消费、图象、书写、身体、性别、现代性、意识形态、符号、叙事、象征、隐喻、力必多等等的论述，构成了当代社会学的理论场域。[14]事实上，在葛兰西和卢卡奇之后，马克思主义也超出了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范式，而演变为一种文化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比如在威廉斯、霍加特等人眼中，阶级差异不等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它更鲜明地体现为文化的差异。

大概在二十世纪中期，社会学发生了类似于哲学在二十世纪初期发生的语言论转向一样的变化，即经典社会学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向。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知识活动，它对社会现象的考察涉及几乎巨细无遗的对象，大至制度、族群，小至身体、符号。从韦伯对官僚体系的分析到涂尔干对分工和自杀的调查，从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的描述到福科关于监狱和医院的诠释，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其视界远远大于着眼在诗性语言文本之中的文学理论的学术图景。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早已意识到文学性意义的内涵和呈现方式并不受专业化的学科知识边界的限制，所以它也力图从外学科借取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来增强阐释的有效性。然而从单一学科中借取来的知识和思想并不能适应文学性意义的超学科属性，因此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要不断地迁移其栖居地，时而语言学、时而心理学、时而文化人类学………。当社会学将眼光移向文化现象时，它就为渴求对文学性进行包容性解释的文学理论开发新的栖居之所平整好了土地，而文学理论也自然而然地走近这块土地寻找“筑居”的基石。

以社会学为基础观念的文学理论借助社会学的学科知识包容性跳出了关于文学性的单一视角的解释模式。尤其重要的是，社会学引起文学理论思考语言形式和美学经验之外的历史实践，这就使文学理论走出了形式主义造成的虚无主义泥坑，恢复了文学理论的历史性。而在文化社会学这一方面，文学理论所提供的阐释技术又使得思想家们获得了有用的武器。比如关于文化符号的隐喻意义的修辞策略分析，再比如关于文化消费者的想象性阅读与意义生产之间关系的分析，作这种分析时必须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提供的方法。德里达、杰姆逊、布尔迪厄、哈贝马斯、福科等人的名字时而出现在社会学中，时而出现在文论中，其原因正在于此。由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文化社会学和文学理论“学科互涉”的结果。假如我们把文化社会学视为文化研究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的话，那么文化研究还是有其相对的理论同一性的。

在学科方法论方面，文化研究也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其基本的方法是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 analysis)。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开端于福科的《词与物》(1966)。实际上批判性话语分析是现代思想史上几种重要的阐释技术综合的产物。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艾伦·卢克(Allan Luke)在《超越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诸种发展》[15]一文中已作了较细致的阐述。在艾伦·卢克看来，作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乃是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几者汇集的结果，所以它超越了批判理论和实证理论的对立。

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化现象的考察之所以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广义的文化研究，就是因为文化研究不仅仅对文化现象进行田野调查式的搜集整理，进而更是要揭示控制着文化符号实践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的真正命意，在于揭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最典型的莫过于罗兰·巴尔特关于黑人士兵向法兰西国旗致敬的图片(《巴黎竞赛报》的封面)的分析。在巴尔特的视界里，黑人士兵向法兰西国旗致敬是一个具有神话意义的符号性图象，它背后潜藏着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即法兰西旗帜下全体人民自由平等、忠于祖国，其实这种意识形态掩盖了事实上存在的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视。[16]被文化研究描述的文化现象固然繁杂，但其批判性所指却大都集中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之上。

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又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因为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理论。文化研究汲取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成果，将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看作一系列生产、传播、消费意义的话语行为。按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的说法，文化就是“意指实践”；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都可以按“编码/解码”的原则和程序处理为一组话语。[17]因此，文化研究在考察当代文化现象时，将器物、身体、行为、图象等等都视为文本，由话语构成；而这些话语则是编码的产物，它们生产或表述着意义。文化研究就是要对这些话语进行解码(或者对文化生活中的解码进行再解码)，即把它们还原成语言表达式，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找到这些语言表达式的言语修辞策略特征，由此特征揭示被隐喻的意义，最后对话语内涵与权力系谱、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阐释。

话语分析是一种独特的阐释技术，它来自于结构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最早运用分析方法来处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的，当属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不过对文化研究直接发生方法论影响的应该是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用法的分析。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使文化研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或卢卡奇的那种“总体化”批判的理论。相比之下，文化研究更像是一种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诗学。弗洛伊德主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是“总体性”意义上关于人类属性的理解，而文化研究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的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症侯式分析”。像精神分析学关注细小的反常言行一样，文化研究也把话语现象中的那些特异之处视为隐喻着“大义”的“微言”，要在其中分析出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的生产或表述机制。建立在“症侯式分析”基础之上的批判理论不可能掀起对资本主义的“造反”运动，它更多的是启迪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控制和规训的状态进行反思。

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引发的不适感，集中出现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研究破坏了以审美意识形态为基础概念的文学理论的同一性知识范式。当前在文学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这一知识范式不仅为文学理论确立了知识活动的法则，而且制订了该学科内的从业人员获取文化资本和投资回报的行业规范。文化研究对学科边界的突破意味着学科知识同一性的解体，意味着学科自主性基础的动摇，进而危及从业人员的权力地位。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文化研究传入中国之后不久便引起了文学理论界在学科属性、知识范式、理论边界等问题上的自我反思。在西方学术界，文化研究遭遇争议的原因不是它对学科体制的破坏，而是它可能带来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在伯明翰学派那里，日常生活实践的全部现象都是包涵着某种意义的符码，我们可以对之进行解码以揭示其意识形态内涵。这种民粹主义态度固然超越了李维斯的贵族主义，但也放弃了李维斯对文化现象的同一性评价准则。法兰克福学派从人类解放论的宏大主题出发对大众文化展开批判，其理论体现出空想的审美救世主义色彩，但法兰克福学派却保有着价值准则的确定性。文化研究放弃了从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上的准则出发展开大众文化诠释的做法，同时也就放弃了评判文化现象之价值差异的确定性杠杆；它对日常生活实践的评价就有可能走向相对主义。

注释：

[1]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

[2]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

[3]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4]戴锦华：《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载《天涯》1999年第2期。

[5]金元浦等：《解码<大话西游>———课堂讨论》，载《粤海风》2000年第2期。

[6]陈文超：《波鞋与流行文化的权力》，载《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林塞·沃特斯：《不可通约性的时代》，载王逢振选编《疆界2：国际文学与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蔡新乐译。

[8]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9]F.杰姆逊：《论文化研究》，载《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10]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7~48页。

[11]见《权力的眼睛———福科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12]参见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孟登迎译。

[13]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york： BasicBook， 2003.

[14]该书中文版谢立中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5]载《文化研究》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冠军译。

[16]参见J.卡勒《罗兰·巴尔特》，方谦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8页。

[17]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