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摘要：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康有为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各类建策，看起来也是非常西方化的。这尤其表现在康的《上清帝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第六书》之中。但是，如果读一下康有为此期的著作，却会发现，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不那么西方化；他最为关注并熟练操作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经学与史学。这尤其表现在康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之中。传统的经、史之学，是那个时代士人们表达政治思想的方式，即康的表达方式也是相当传统的。

康有为最重要的门生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来改造中国社会，其表达方式也已西方化了；他刊行了《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显示其对西学的特别兴趣。但他也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的撰写，并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论语>与<公羊>相通论》之类著述存世。在戊戌时期，梁是康的追随者，思想上亦步亦趋。

学术界许多人称康有为、梁启超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主要证据是两条：一是“民主”，二是“进化论”。对此，笔者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以能考辨。关于“民主”思想，康有为、梁启超所谈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最主要的依据来自中国传统的经典，与西方政治思想中“人民主权说”的民主，是大不相同的。关于“进化论”，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接触到严复所译《天演论》，但其基本态度是回拒的；康有为戊戌之后接受了“进化论”，并加以自我的理解，与达尔文、赫胥黎学说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别，不可混同。

在完成了以上两项考辨工作后，需要明晰的问题是：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自然存在着“中学”与“西学”两个部分；那么，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其比例关系如何？“西学”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康、梁“西学”的水准又该如何判断？也就是说，需要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做一个基本面的判断。

由此而需要下一个定义，什么是“西学”？虽然从广义上说，一切来自西方的学问都可称作西学，明末西方传教士即已将之传入，主要是天文、历算与地理知识。但若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戊戌变法，就会产生逻辑性的叙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革，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变化，肇端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的产生及其影响。据此逻辑而推导出的疑问为：戊戌变法作为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其发生的原因是否为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或者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否受到了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进而推动戊戌变法？“西学”的概念由此而被缩小，聚焦于因人文主义而催生、因全球扩张而成长的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

本文为此而作，集中注视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特别是“西学”的部分；试图说明，康、梁此时还不了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思想的变化，不熟悉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对西方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着许多误读和曲解，尽管康、梁两人的“西学”水准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据此而再推论，戊戌变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内核中却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理论的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与日本明治维新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

二、“宋学义理之体”与“西学政艺之用”

康有为早年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先后随简凤仪、陈鹤侨、梁健修、陈菶生、杨学华、张公辅、吕拔湖等人学习儒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其祖父康赞修。光绪二年（1876），入礼山草堂，随广东大儒朱次琦学习，前后大约有两年光景。康曾于同治十年（1872）、十一年参加童试，未中式；同治十二年（1874）、光绪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先后以捐生或荫生的资格，参加广东或顺天府的乡试，皆未中式。光绪十五年底，他参加顺天府乡试后途经上海、杭州等地，回到广州。以此经历来看，他与同时代的士子并无太大的差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在东京写自传《我史》，宣称自己很早便受到了西学影响：光绪五年（1879），他“薄游香港”，“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开始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光绪八年，他赴顺天府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他“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光绪十年，他“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光绪十一年，“得西医书读之，以信西学之故，创试西药，如方为之”。光绪十二年，他“令张延秋（鼎华）编修告”两广总督张之洞：“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张之洞听从此策，托康与文廷式“任其事”。光绪十三年，他“作《内外篇》，兼涉西学”。光绪二十二年，他“自丙戌年（光绪十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写作《我史》时，为其人生的低谷，有着许多自我张扬之词，不可全信之。以上的言论，即多有不实之处。如光绪九年购买《万国公报》，此年恰恰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因办学事务繁忙而停办《万国公报》，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由广学会复刊。又如光绪十二年张之洞托康有为、文廷式开局译西政之书，从现存张之洞、文廷式、康有为的文献来看，无其事。再如康称光绪十年开始编《日本变政记》及搜集日本书诸事，更是需要打个大的折扣。然而，在此张扬言词之下，康已经接触到“西学”，仍是不争的事实。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他的“西学”知识来源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和京师同文馆所译之西书，主要是“声光化电”之类的著作，涉及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者仍是相当有限；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对康的影响亦大。

康有为的个人著述，大约起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此至光绪十五年，可谓康早期著述阶段。现存的主要著作有《教学通议》《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实法公理全书》等，可一一检视之。

《教学通议》《民功篇》两书，没有涉及西学的内容。

《康子内外篇》现存本有缺失，不分内外，没有可以被今人认作是“西学”的内容。前引康《我史》称该书“兼涉西学”，若是如此，“西学”将是无比宽泛的概念，引人注目的内容有康的“地顶说”，并言及亚洲、欧洲、地中海区域甚至中南美洲的地理。

《实理公法全书》被视为“西学”精神光芒放射的著作。该书讨论并“制定”了多重关系的“公法”与“比例”，分为“总论人类门”“夫妇门”“父母子女门”“师弟门”“君臣门”“长幼门”“朋友门”“礼仪门”“刑罚门”“教事门”“治事门”。康有为在“君臣门”“治事门”中制定的“公法”，尤其让人振奋，规定了“议院”“民主”（民选的统治者，即“总统”之意，与君主相对立）和官员“公举”。然而，究其“实理”，并非来源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而是出自于“几何公理”。

由此，康有为将“几何公理”作为“实理”，凡出自“几何公理”者，作为“公法”，是最高层级，称为“最精”；他又将不合乎“几何公理”而出自“人立之法”者，作为“比例”，称之“无益人道”，甚至称为“灭绝人道”。

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及桂林讲学内容的中、西学比例关系

上引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信称：万木草堂的教学，“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康的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

现存康有为资料中，有康所著《长兴学记》，有康的门生万木草堂听课笔记4种，有康在桂林讲学时所著《桂学答问》，皆是其思想成熟期之作，由此可知康的教学内容。

《长兴学记》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初期讲学内容的汇编，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正是他与朱一新思想交锋之际。据陈千秋《跋记》，此书是应众弟子的要求而作。该书的主要内容，康说道：

“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之义理至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今举四言为纲，分注条目，以示入德焉。志于道：一曰格物，二曰厉节，三曰辨惑，四曰慎独。据于德：一曰主静出倪，二曰养心不动，三曰变化气质，四曰检摄威仪。依于仁：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宗尚任恤，三曰广宣教惠，四曰同体饥溺。游于艺：一曰义理之学，二四经世之学，三曰考据之学，四曰词章之学。”

除了以上“纲”、“目”的细解外，康还讲授了“六艺之学”“科举之学”“讲学”“说经”“读书”“习礼”“论文”“日课”“四耻”等内容。从以上“纲”、“目”及其他讲授题目来看，康致朱一新信中称其教学“以身心义理为先”，使门生“必有宋学义理之体”，并非虚词。细读《长兴学记》，康在“讲学”（汉、宋学）一节中提到“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在“说经”（古、今经）一节中显现“孔子改制说”与“新学伪经说”，宣布“余有《孔子改制考》”，“余有《新学伪经考》”；在“读书”一节中提到中国传统的经、史诸书；由此可见，“康学”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没有论“西学”，也没有谈“西书”。

四、梁启超的说法：“中学西学”“折中孔子”

若要观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和桂林讲学的实际效果，最直接的方法，是看看其门生。梁启超（1873-1929）是康门大弟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他对康亦步亦趋，思想是一致的。

康有为写完《桂学答问》后，“尚虑学者疑其繁博，属门人梁启超抽绎其条，以为新学知道之助。”即让梁启超依此做出一个简本来。梁由此而作《学要十五则》。

《学要十五则》仿效《桂学答问》，以传授“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为目的，梁启超制定出一个三年的读书计划：

“一月可通《春秋》，半载可通礼学，度天下便易之事，无有过于此者矣。”以上诸学，皆缺一不可。骤视似其繁难，然理学专求切己受用，无事贪多，则未尝繁也。经学专求大义，删除琐碎，一月半载已通，何繁之有？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其余者，则缓求之耳。子学通其流派，知其宗旨，专读先秦诸家，亦不过数书耳。西学所举数种，为书不过二十本，亦未为多也。遵此行之，不出三年，即当卒业，已可卓然成为通儒学者。

五、结论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是中学，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特殊的中学，即“康学”——“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西学不仅不占主导，且康、梁当时对西学有着众多的误读与曲解，特别是在“议会”“公法”等关键概念上。笔者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研究时采用了质疑的态度。这是一种逆向思维，包含着“理应如此”之类的假设；这也不是对康、梁特别苛刻，而是研究目标之需要——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西方化政治改革，康、梁作为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推动者，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即他们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康、梁提出的众多改革方案和具体建策，看起来是西方化的，但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只有形似而得不到精神力量的足够支撑，是不可能采之有道、行之有效的。也就是说，在康、梁的中学（“康学”）底色的思想基础上，或可开出西方化政治改革之花，但因先天之不足，无法结出改革成功之果。也因为如此，我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尤其是西学的部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获得稳妥可靠的研究结论。如果再以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两人思想作比较，梁的西学水准高于康，阅读西书的数量也多于康。戊戌之后，两人也因此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各行各途。

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知识之所以未能达到足以指导大国政治改革的高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因偶然的机会而走进政治舞台的中心，以极其有限的西学知识，提出了貌似西方化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建策，而他们原本要走的道路是“创制立教”。其二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思想资料，也就是说，不懂外国语、没有出过国的康、梁，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登堂入室，接触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的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