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道炫：日本战车及其战争逻辑 |
| 来源：思想史 作者： 思想史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5-10
|
作者简介：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发信息：《近代史研究》(京)2016年第5期
期刊名称： 《中国近代史》
近年有一种说法，认为抗战打早了，蒋介石上了别人的当。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并没有全面占领中国的想法，正是因为中国的全面抵抗把两国拖入了战火，造成了战略上的失分。
这样说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想过九一八，事变当时，不也看不到日本内阁和军部有全面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但日军照样半年内席卷东北。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七七事变后中国继续退让，那么，如何可以排除，日军在东北的行动就不会在整个中国全面复制？
其实，对于这种相信历史的进程来自某些人的头脑的想法，对于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做出尖锐的批评：“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做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①把历史的进程理解为某些人头脑中的图景的翻版，这种认知未免太过肤浅。要了解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从历史的多种关系中入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示的，历史很多时候都是合力的产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和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一样，在近代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属于后发国家。不过，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迅速崛起，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帝国，接着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罗斯，一跃成为东亚霸主。
日本的崛起和对外扩张几乎如影随形。必须承认，近代工业化带来的船坚炮利造就了空前的强国，使得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征服远比自己庞大的国度和民族，大英帝国缔造的日不落传奇就建立在工业化带来的武器、动力等革命性变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工业化造成的资源消耗及超额利润，又为这种征服增添了巨大的动力。英国的野蛮侵略固然给世界很多落后民族带来了痛苦，但其所显示的力量却也成为诸多国家效法的榜样。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表“海外雄飞”大略：“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②
日本崛起后，最初的扩张对象是近邻朝鲜，对手则为中国。在明治天皇鼓励下，200多年前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乃至欲图征服中国的往事被大力宣扬，享有日本启蒙思想家之称的福泽谕吉宣示：“能唤起举国人心且感动全民者，莫如外战，神功皇后之征伐三韩，固在千七百年前，丰太阁出师亦历年三百，人民尚不能忘怀之。今世上有征韩论者，是日本人民千百年思古之情与不忘荣辱之明证也。”③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他国、异民族的生存与权力尚不能进入视野，本国的利益是唯一考量，而利益的膨胀通常又看不到止境。近代文明中，与工业化带来的野蛮征服相向而行的民族国家和人类生存权力概念，在日本启蒙阶段并不能占据主流，日本本身也不具有能够使自身安身立命的文化传承。实力的扩张带来欲望的增长，这种欲望又不受公理和道德的制约，近代日本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麻烦制造者，在其崛起的那一刻似乎已成宿命。
如果从这一基础上看日本此后近百年的历史，其发展趋向就变得不是那么难以理解，拉长时段看，在历史的奇诡和突兀中，可以清晰看到其脉络在。概括而言，日本的对外扩张，基本经历了三个时段：甲午战争前，对手是朝鲜及其背后的中国；甲午战后，触角北延，对手是俄国和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其军力的进一步扩张及在国际关系中遭到西方制约，隐隐然以俄、美、中作为主要争战对象。对手变化的背后，是日本争霸野心的不断膨胀。
日本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朝鲜。1882年8月，时任日本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表示：“现今，欧洲各国与我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切……然而，近期考察我国邻邦之势，其骎骎勃兴，乃是决不可轻视者”，“我之欲以其力相较量者，不在痛痒之感并不急切之国，而在直接附近之处”。④1890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提出所谓“利益线”的主张：“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对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明确表示“我国利益线的焦点实在朝鲜”。⑤日本把扩张矛头指向朝鲜，不可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此即甲午战争之由来。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东北成为日本的下一个觊觎目标，进而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的俄国也成为日本潜在的对手。对此，山县有朋的一段阐释事实上成为当年日本处理与俄国关系的指针：“我国与俄国之关系，虽尚未完全破裂，但迟早一大冲突，势所难免。彼若恃强进而侵犯我国之权利线，我将决意对抗，必须有此决心。”⑥日本结成日英同盟，并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展开争霸战争，都和此一判断有关。日俄战争获胜后，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巨大权益，日本的所谓权利线得到确保。
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跻身世界一流大国，地位与实力的变化不仅影响到日本如何看待世界，也影响到世界如何看待日本。日美同为太平洋大国，美国又向来主张中国“门户开放”，不赞成影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美日围绕远东和太平洋的权益问题开始发生冲突。美国因素的介入，以及中国在辛亥革命尤其国民革命后形势的迅速变化，是一直以本国利益为唯一考量的日本处理国际关系及中日关系的重要指标。1918年6月，日本陆海军确定新的国防方针，陆军的假想敌由原来的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顺位变成俄罗斯、美国、中国顺位；海军也将此前的第一假想敌国由英国切换为美国，美、俄成为日本主要的假想对手，中国列入陆军假想敌国第三位。⑦
由于地处近邻，日本的崛起无可避免地让中国备受威胁。1910年8月，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把朝鲜变为殖民地后，中国东北成为下一个吞并的目标。日本对东北的图谋以及对中国的提防，让中国成为其不断压迫的对象。尽管从对手的分量看，日本显然更加注重美、俄，无论是1923年日本军部制定的《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还是1926年制定的《1926年度作战计划》，都把美国作为最重要的敌人；其次是俄国，再次才是中国。但是，对美、俄，日本事实上并不具有真正的攻击能力，更多只是希望在压服中国、独占中国权益的过程中，排除美、俄的力量和干扰。
当然，我们不能把日本制定的作战计划等同于其对外扩张的事实，也不能把日本侵华的行动简单化为一以贯之的逻辑推进。其间还有日本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权衡，尤其是挑战世界秩序所需付出代价的掂量，当然还有不同政派、不同利益集团在战争选择上的不同态度。重光葵曾谈到：“日本已经有统帅部(参谋本部)与内阁两个并立的政府，而且各有各的独立的对外交涉机关。国家意志不统一，发表国家意志由两个机构讲出来，结果没有所得只有招致国家的毁灭。由日本宪法解释、承认的统帅权独立，其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军部的政治力急速增强，以致其行动自满洲事变后逐步扩张，对外交涉头绪多而且变得严重起来。”⑧不过，无论从日本官方还是民间舆论，乃至从其一路走过的事实看，日本的扩张的确有其一贯的理路，而且这种扩张在举国一致的气氛下，甚至没有受到真正有效制约的可能。日本在中国的战争，表面看，有一系列的偶然，但这种战争的冲动背后支撑的是整个日本不断汹涌的战争大潮，这一战争大潮随着其战争行动的不断升级和成功愈加汹涌澎湃，最后的失控就是冲向珍珠港。
所以，回顾这一段历史，如果津津于一些偶然事件，而回避百年来日本战争机器的加速运转，应该不是一种诚实和明智的做法。广为人知的事例便是日本军方与政府乃至天皇间的折冲。从日俄战争起，军方在前面猛冲，政府在后面制约，军方取得成功后，再获得政府和天皇认可、民众拥戴的模式一再重复。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内阁和军部都不支持在东北进行大规模军事活动。事变爆发后，军方在得到前方进展顺利的消息后，“认为如果没有接受幕僚的献策，不把事态扩展到今日这样严重的地步而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则将贻恨百年，徒劳后悔”。⑨在这样弹冠相庆的气氛下，关东军的对华强硬和冒险政策被看作是先见之明，备受推崇。尤其是日本驻朝军不理睬内阁和军部的命令，擅自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作战，使日本之前辩解的事变是关东军和中国东北军的地方冲突的说法不攻自破，驻朝军这一严重升级战争性质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制止，而且“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被誉为‘越境将军’而获得了‘赫赫威武之名’”。⑩
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沿线中国守军，在其越过长城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政府原本就未计划越过长城作战，英国方面的表态使其更加担心向华北扩展军事势力会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引起国际纠纷。日本天皇下令，日军自4月21日起逐次撤回长城一线。关东军未向天皇奏准便擅自越过长城进犯滦东，已有违旨之嫌，接到天皇命令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只好下令：“在滦东地区作战的部队，迅速撤回长城线。”(11)但是关东军板垣特务机关却以“不要上中国缓兵之计的当”为理由反对停战，关东军在前方也重燃战火。5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提出用兵的目的是：“继续使用武力以加强压制为基调，造成现华北军宪实质性的屈服分解，使满华国界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12)日军由此越过长城线并直逼平津，最终迫使中国方面签订《塘沽协定》。
日军前方的这些独断行动，最终都以其成功而得到承认，有关将领不但未受处分，反而因此获得荣誉，结果是更加鼓励了军方的冒险和独断行为。当一次次的独断成为现实，而日本因此获益时，即便我们不能由此推测在这里面是不是存在前后方之间的双簧，起码可以说，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战争的火车头已经控制在军方特别是前方将领手中。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尤其是军方不断以行动证实自己是对的时候，无论在军人还是国人眼里，政府已经成为软弱的化身。此即重光葵所言：“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身居特权地位的军人越来越向政治方向进展，逼使政治家步步后退。对政治无论有怎样密切关系，事关军事，除军人外，他人没有议论的资格。因有这考虑，所以军部思想上的观念和政治上的意图，原原本本地成了国家观念和国策了。一般国民对这点毫不感到奇怪，而有识之士对这种重压也渐渐驯服起来了。”(13)
当军队的意旨成为国家意旨时，彻底的利益和利己考量已经毫不掩饰，日本向华北的进犯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关东军之所以对华北问题有兴趣，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还在于建设国防国家这点上。政府曾询问关东军，为对抗世界封锁经济的风潮，实现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只靠满洲究竟充分不充分呢？满铁调查部根据宫畸的报告，认为只靠满洲的资源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此绝对需要开发华北资源。”(14)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南进犯、压服中国政府、让中国彻底失去抵抗能力成为日军孜孜以求的目标，至于引文中提到的攫取资源，固然是日军的另一重要目标，但这本身就是日本战争机器不断开动造成的需要，所以与其说资源的需求造成不断的扩张，不如说扩张的冲动反过来加剧了资源的需求。日本永无餍足的战争机器吞下了一个个果实，胃口随着果实的增多也愈益增大。观察这场战争时，不能被日本人本身的诉说引入歧途。
回顾日本近百年的扩张史，固然，我们的确可以从军人的行为中看到横冲直撞，缺乏计划，但这正是开动中的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行特色，天真地以为这只是军人的偶然，而不从中看到日本战争机器多年形成的独特运行机制，不看到中国面对这种实力至上的运行机制所遭遇的痛苦和折磨，对于1937年开始的这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恐怕很难得到持平而切实的了解。
另一方面，正因为日本是被已经启动的战争机器拖拽前行，所以，它的行动的确不是那么有计划，事后看，中日战争的爆发的确和日本军人的鲁莽冲撞与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卫情绪相互激荡相关。在中国领土上太过顺利的经历使日本军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膺惩”中国的说法显示了他们攫取资源、获得利益、进一步压缩中国政府活动空间、打击中国抗战意愿的目标。然而，七七这一次，他们忽视了弱者的勇气和尊严，忽视了中国民气的积累和爆发，忽视了变化中的国际关系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忽视了一个老大民族被逼无奈反抗时的顽强，在被卷入中国的泥潭后，日本的高傲使他们很难停住前进的脚步，而作为征服者，他们又没有吞下整个中国的能力。何况，日本更大的野心还使他们始终不得不面对着美国和苏俄两个可能的更大对手。所以，如果不是仅仅停留在日本的政府文书或军部计划，而是看到日本多年来的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正是中国在七七事变后的顽强抵抗，挡住了日本战车的继续轰隆前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择在中国有限占领、攫取资源，是他们陷入持久战后不得不遵循的行动准则，而不是相反。
七七抗战，不是中国打早了，而是日本一步步的逼迫让中国没有了退路，在中国自身领土上爆发的对外抵抗战争，不是后人的斤斤算计可以轻易臧否的。历史行进到1937年，日本战车在日渐疯狂的战争逻辑驱使下碾踏着中国大地，中国的对日抵抗已经不能不、不得不全面展开，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言历史的合力、历史的趋势在这种时候往往最能显示其威力。任何尊重历史、愿意从历史中看到方向的历史学者，都不应该无视这样的事实。
①马克思：《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4—735页。
②明治天皇：《御笔信》，《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政治卷”，東京，日本评論社1929年版，第33页。
③福澤論吉：《通俗国権論》，《福澤諭吉全集》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版，第641页。
④《陸海軍拡張に関する財政上申》，大山梓编：《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年版，第119页。
⑤《外交政略論》，大山梓编：《山県有朋意見書》，第196—197页。
⑥《東洋同盟論》，大山梓编：《山県有朋意見書》，第266页。
⑦参见于非《从明治四十年国防方针到大正七年国防方针》，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9年，第51—52页。
⑧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⑨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⑩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11)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田琪之译：《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页。
(12)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停战谈判的日志节录(1933年4月29日—5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50页。
(13)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第80页。
(14)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第64页。
|
|
|
|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