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越南使臣/入华行纪/晚清社会/中国认识

    越南如清使臣自镇南关入华以后，沿途依其见闻而作下的记录，不仅是他们回国复命的必备述职材料，也是越南王朝了解清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信息渠道。他们北使期间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更是越南处理中越关系、制订两国邦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历代越南王朝都非常重视入华使臣的选拔及其在华途中的燕行记录。留心上国政事，访闻天朝事状，为越南如清使臣的一项重要政治使命。那些肩负两国邦交使命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自然不敢马虎敷衍，他们或利用眼睛的观察，或通过与清人的笔谈交流等途径，以获取有关清朝内政外交的多方面信息情报。
    相较于朝鲜使臣的《燕行录》，清代越南使臣流传下来的北使文献更多的是北使诗文集，“入华行纪”①较为有限。但为数不多的几部如清行程记录，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留下了沿途中国地方自然人文地理景观的大量记载，正如越南阮朝人阮椿燕评价范熙亮的《范鱼堂北槎日纪》那样：“至于轩輶往返，凡道路之见闻，山川之名胜，古人名迹之遗，他乡景物之异，水而舟陆而车，虽当匆匆行色，在人所不暇者，犹能运如椽之笔，无奇不搜，亦清亦深，亦豪亦雅，亦典亦博，单词双语中，尽有意思，非徒备日程以为后来重译者之前乘也。”②因此，发掘越南“燕行文献”这一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材料，透过越南如清使臣的所见、所闻、所观、所感、所论而构建的“异域之眼”中的大清帝国形象，无疑有助于我们在越南赴京使臣与清代中国社会互动的特定历史情景中，从微观个案和宏观整体的结合上重新审视和认知清代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清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揭示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内在实质。
    对于存在于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古代中国周边同文国家的域外汉文典籍的文献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已越来越重视。葛兆光教授曾撰文提倡通过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研究，运用“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③。他的观点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在利用越南“燕行文献”的具体研究方面，主要是从越南使臣的北使诗文着眼，讨论中越之间的汉文学交流以及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汉文学与形成于越南的域外汉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刘玉珺、张宇等，即分别通过宏观与个案的研究讨论了越南使臣与中国文人诗文交流的普遍情形和具体形态，从燕行文学的角度为清代中越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④。国外亦有学者利用越南“燕行文献”等汉文典籍就中越关系史、越南贡使的人物个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美国学者Liam C.Kelley、韩国学者刘仁善便着重利用北使诗文、《大南实录》等汉文文献讨论了中越朝贡关系的实质，并从入贡使臣的角度分别阐释了古代越南在中华文化圈中的地位和他们积极参与与中国学人诗文交游的真实心态⑤。越南学者丁克顺则从如清使臣阮辉的在华活动、使华著述入手，通过微观个案的考察，分析了越南使臣对清代中国文化的感受以及当时中国的了解程度⑥。中外学者基于越南汉文典籍的具体研究，虽已取得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有关越南“燕行文献”的挖掘、利用和研究还较为薄弱，现有成果多侧重运用“北使诗文集”中的相关资料进行中越汉文学交流或两国关系史等方面的探讨，而于燕行记、北使程图等资料的使用则明显不够。特别是对于呈现在越南使臣这一他者视野中的天朝异域形象的解读，更是少见。为此，本文拟以晚清越南使臣的“入华行纪”为中心，通过其中所记录的越南使臣在华期间对当时中国的观察、认识和评论来探究晚清中国社会的诸多样相及其掩藏在朝贡礼仪背后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邦交实质。
    一　宫廷见闻纪实
    越南遣使如清，从文书的格式、往来传递到使臣过关、迎送、食宿安顿、拜见各省督抚以及进表与朝觐、赐宴与颁赏等过程，都有一套严密的礼仪规范⑦。这看似繁冗的成规陋矩，却是维系两国“朝贡”关系的重要形式，一旦处理不好，即便是细节问题，也可能会损及两国关系大局。因此，为在形式上尽力表现出“事大之心”的诚敬恭顺，越南王朝针对几年一轮回的如清朝贡礼仪历来都十分谨慎和重视。而作为“燕京万里赋皇华”的朝贡往使的政治核心地，越南使臣在京朝觐、朝贺的礼仪活动，无疑成为其使程笔下的重要内容，历届使部也都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清代宫廷社会的丰富记录。如道光五年(1825年)使清朝贡的潘辉注描述自己在京参加道光皇帝的生日朝贺礼仪时之所见曰：
    清朝承平日久，不事张皇，朝贺礼仪卫，概从简省。万寿节日，庭前惟设黄紫伞二十四，旄矟二十，雅乐八音全部而已。鸣鞭开门，天子升座，众乐齐奏，行礼，虽简而严。至于御坛祭时，始陈卤簿、伞盖、团扇、五色旌旗，节旄、豹尾，并黄轿金马，一切仪仗，然亦多旧时物，殊无华美新饬也⑧。
    其中所见道光皇帝万寿节典礼的简省朴实，显然与我国史籍通常所描写的此类节庆活动中帝王接受百官朝拜时气势恢宏的华丽场面大不一样，越南使臣以其所见还原了清代宫廷生活真实的一面。在他们的见闻笔记中，道光皇帝的力行节俭之举一直影响到清末的宫廷仪制及其皇室生活。如同治八年(1869年)，奉命如清的黎峻、阮思僩等越南使臣描写其随驾赏戏期间观察到的景象云：“大皇帝并两宫(慈安、慈禧)太后驾过，鼓乐作，奉敕宣召，仍照次列坐。遥见正殿中间，施榻一，上施青绸帐，两宫立帐前看戏，御前诸大臣、太监等趋侍如常，仪节极简易。方驾过养性时，乘步辇，百官、兵丁环立御道边，不闻有呵止遮捆者，亦此类也。(乾清宫)宫殿规制极高广，而无锦绣珠玉之饬。殿壁空构，尽糊白纸，帘帷只用青布而已。”虽时隔四十余载，但从出行仪节到宫殿装饰，同治时期的宫廷生活仍不乏道光遗风，故阮思僩亦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宣宗恭俭之化，盖宛然犹存。”⑨结合以上前后二则记录可见，越南使臣通过他们在清朝宫廷亲眼所见的生动记录，相较于中国史书或学者宏观性的泛泛而论来言，往往为我们客观了解清代宫廷生活提供了另一种参照。而这一内廷实录，对于我们在长期接受教材教育而形成的所谓清末宫廷生活腐朽奢华的惯性思维来说，的确不同。
    相较于宫廷庆典的朴实俭省，地方官员出行的仪仗却颇有讲究。前述潘辉注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道光时期京城与地方官员外出行仪的明显差异：
    清朝礼制谨严，诸亲王入侍，皆屏驺从独行，与诸臣无异。同乐听戏日，皇伯、皇叔皆于更五末，步入国门馆直候，送驾幸园时，列尚书早就三座门，朝服露坐瞻伫唯谨，诸亲勋行城中，俱无仪仗，唯一轿数四马驺从而已，毂辇之下，诸臣体制宜然。至于外任行仪，便觉次第生色，督部众抚之出，前呼后拥，八骏前导，伞钺列行，回避诸牌，分列前导，次至于府县正堂，皆有红伞一把旗面数对，其出则吉锣鸣鼓，张旗坐轿，装饬鲜明，俱属好看⑩。
    传统中国的职官礼制，最讲究的莫过于身份等级的尊卑秩序。身处权力枢纽的京城权贵，无论王公贵族抑或文武百官，虽地位显赫，但惧于君臣有别的森严礼制，他们不敢张扬声势，而低调收敛。与京官谨小慎微、行仪简朴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官员因远离权力核心，所以假借君权，使政治礼仪制度赋予的威仪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上自督抚，下至州县，正堂的出行阵容威风，排场十足，此亦谓“在朝廷在边，体格自应殊别”(11)。其中反映出中国官场特殊的政治生态。
    当然，仪节的繁简、仪仗的华丽与否，只是职官礼制的外在表现，而作为传统中国礼仪制度的最高形式，朝仪礼制的核心则在于它的政治约束力。无论臣僚参见，还是藩国使臣的朝觐，都得以此来规范其朝拜天子的行止。以此对内凸显皇权至上的威严，对外强调“天下共主”的恩威。一旦其政治约束力出现松动，反映的或许不仅是这一制度的衰落，更可能与王朝国运的不昌紧密相联。由此，我们不禁想到与潘辉注描写的道光朝初期虽简而严的朝仪完全不同的是，黎峻、阮思僩等人在同治万寿圣节的朝贺活动中所见到的另外一副光景：
    (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万寿圣节)寅初刻，臣等具朝服随四译馆大使陈焞、译字生翟作霖等就午门前直房伫候。辰刻，闻放炮声九，馆使、译字生等引到午门前右边排班(诸王及二品以上官班乾清门，外三品以下则在午门外)，时午门正中门不开，门外亦无人赞唱。忽见前列人等匆匆跪叩，臣等据通事人等传言，亦随人跪叩，方礼拜间，见观者亦有拥挤行间，文员亦有混列右班，朝会大礼如此不整，亦一异也(12)。
    万寿圣节，群臣朝贺，对于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华帝国来说，无疑是一项庄严肃穆的活动，所以在越南使臣的眼中，即便是崇尚节俭的道光皇帝，其贵为天子的寿辰贺仪也是虽简但却不失威严。然而时过境迁，同样参加天朝万寿圣节这一历来被如清越南使臣描写为隆重庄严的礼仪活动，令黎峻、阮思僩想不到的却是如此纲纪松弛，朝仪混乱，以致不免发出“朝会大礼如此不整”的感慨。或许，此刻他们心中发出的不单是对清朝朝仪礼制之衰落的感叹；更以此为窥测清朝国运兴衰的晴雨表，暗含了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中的天朝国力没落的悲叹。
    如果说晚清越南使臣对于天朝礼制的关注，更多是出于两国邦交的政治考虑的话，那么，在对清朝贡的现实中，面对所谓“蛮族”入主的中国，其对华文化心态却发生了“华夷错位”的异变。如尽管身为藩国使臣的潘辉注非常推崇天朝皇帝的朴实俭省之风，但对于清廷上下所着的满式服饰却并不认同，所论流露出复杂的文化心理，其云：“唯衣服之制，不改满俗，终乏雅观。天子衣五金花，亲王衣三金花，大臣以下，衣二花一花，以此分别，其冠帽氊皆同，惟以顶颗黄白青红为差。项挂珠串，恰似禅僧。衣皆狭袖，又类戎服，以此周旋揖逊，毕竟非声名文物之盛耳。”接着，他又进一步评述道：
    自清朝入帝中国，四方剃发变服。二百年来，人已惯见耳目，习俗熟简，便恬然无复疑怪。故明冠服之制，惟于戏剧时陈之。已俱视为偎儡中物，不曾又识初来华夏样矣。我国使部来京，穿戴品服，识者亦有窃羡华风，然其不智者，多群然笑异，见幞头网巾衣带，便皆指为倡优样格。胡俗之移入，一至如此，可为浩叹(13)。
    越南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周边国家之一，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吸收，明清时期的越南甚至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越南王朝亦常以“中国”、“中夏”、“中华”自居。正由于长期受到春秋辨华夷思想的洗礼(14)，所以他们将入主中国的满族视为夷狄，视满服为胡俗，并对清朝固守祖宗之训，保持骑射之俗颇有微词，潘辉注甚至越规私议清帝云：“今道光帝骑射亦精，游幸时好驰马弓矢，扈从者至十余骑，盖其世守家法，不忘驰骤，然亦恐非太平所宜尚也。(如不)一变旧习，蔚然华风，岂不有歉于拓跋魏哉!”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所谓满族夷狄文化的轻视和因自己继承中华正统的得意。而在越南国内，其治国者也不乏在朝堂之上公然对清国朝政的“满汉之别”说长道短，如阮圣祖在和群臣讨论与清朝的邦交典例时云：
    帝因谓礼部曰：朕尝见清国敕谕，押用印信左右各满汉两样字，不亦烦乎!潘辉湜奏曰：臣闻之节次，本国使部述来，清帝每有视朝，与群臣论事，对汉人言则作汉语，对满人言则作满语。在廷之臣，自非通晓言语者，凡事亦不能详悉。帝曰：人君一言一动，为臣下之仪，则当公诸众听，以达下情，若犹有如此歧视，则上下之情壅塞不通，为臣者未免内怀疑惮，谁肯尽心乎(15)?
    以此对应清朝的实际情况，显然越南使臣传递的所谓清帝朝堂之上分别满汉之臣而以满、汉双语议政的信息是违背事实的。而满汉合璧的清代诏书敕谕，本为满族统治之下的清朝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民族特色，但在以华夏文化为唯一标尺的衡量之下，便成了明命帝眼中的陋规夷俗，其论断实则是由于越南统治阶层狭隘的自我优越心理而导致的对清朝观察的一种误解。我们姑且不论越南君臣对清朝文化评价的是非曲直，若仅从一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藩属之邦对宗主国的指斥来言，其行为也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越南口口声声表达的“一心事大”、“克效悃诚”、“永守藩服”的清越之间的那种所谓朝贡宗藩关系，不过是徒具形式外交礼仪而已，实则是越南统治者苦心经营的两国邦交之道(16)。
    二　沿途地方社会的观察与记录
    晚清越南使臣自镇南关入境之后，通常取道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而进京。沿途所经地区不仅有繁华都市，也有山野小村；一路接触到的既有满汉权贵，也不乏乡间布衣。这为他们细致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提供了条件。而他们使华期间有关中国地方社会的微观记录和具体描述，也为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风云变幻的晚清中国社会实相提供了另一视角。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越南使臣范世忠在回国途径广西省城桂林时留意观察到的当地吏治中的陋规恶习，可作为研究晚清吏治混乱的一个辅证：
    回到广西省，见内地通事叙称，两广总督邓廷桢移文定于本年正月中旬抵该省辖，因问之。该称，今年是大计之年，总督大员例得三年一巡，察核官吏，假如广西省向例，知府一、州县三、学政四，由该员自行考寔勤体，至如前途驺从船艘，供应颇属太广，每州县寻常照应仿约三四千银两之外，方得充需，不然则摘出别事革削，以此，州县望风惶惧，或以病告或以老告，抚院堂亦虑失察之咎，听其告假各等语。嗣而，一路舟行，所过州县，间有新任员粘有代理员名帖，有无帖者，其事略与该名所言相符(17)。
    明清以来针对地方官员所推行的三年一次的考核制度——大计，本是为了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肃贪求贤，整顿吏治。但至晚清却异变为地方官员接待上级的沉重财政包袱，稍有不周，则可能被借机革职。因此，广西州县地方官员为求保身，竟在两广总督三年一巡的察核之际，纷纷告假离岗，而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广西巡抚也为了避免承担失察之责，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而听之任之。吏治的败坏，官员的贪腐，俨然已成困扰晚清中国的一大症结。正如越南使臣潘仕俶等回国后向阮翼宗禀报的那样：“同治亲政以来，政事则一遵成典，专用旧臣官吏。则自咸丰以来，仕途掺杂，贪冗多而民生日促，捐纳为之弊也。”(18)若云捐纳之弊，厘金的课征便是其中之一。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由于清政府传统的最大税源田赋和地丁以及漕粮都大大下降，同时关税、盐课也无法征收，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军费支绌。为了筹集军饷，清政府开征厘金。厘金之设，原本是基于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需要而实行的一种临时性的筹饷策略，但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却逐渐转变为正式的税收制度(19)，成为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合法”手段。对于晚清政府推行的这种税收政策，越南使臣依其广西途中所见也有一定记录。如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十四日，赴清使部阮思僩等移船自梧州府城出发时，即见到如下情景：
    诸船户纳税厘金局，半日不清，不得行……厘金局者，乃咸丰六年有旨，抽厘济饷，太平府而上所过州县，皆有厘局，似于巡司征榷之外，别有抽厘之令。盖增取于商民，以助军饷也。旧例，贡使船过司，免检。此行诸船户间有附带米粒、药物，苏抚巡院恐其多带盐货走私漏征，札饬长短送及沿途巡司厘局严行盘检抽征，故所至厘局，巡司人逐船踏勘，不胜其扰(20)。
    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二十六日，如清使部范熙亮等船泊广西省城厅巡司时，也看到了类似情形。行于咸丰三年(1853年)的抽厘济饷，原始于江苏扬州，但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策源地的广西，很快即被这一筹饷之策所覆盖，并且持续广泛推行。以越南使臣所记，已是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数年，晚清政府仍在广西境内沿水路交通要津设有数量不少的厘金局，而且征课对象不一，名目繁多，就连本应免征的贡船，亦不放过。这种设卡抽厘的征税政策增加了来往商民的负担，扰民困商，受到时人的怨愤指责。所以范熙亮说：“问之商者，无不怨嗟也。”(21)
    积重难返的吏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内忧外患的交织，更使道光以后的清朝社会危机重重。而与此同时越南王朝也自阮圣祖明命帝(1820～1840)晚期开始逐渐进入多事之秋。相同的命运，使得越南使臣在彼此怜惜的历史情愫中对于晚清帝国的地方形势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北上途中非常注意这方面的观察。如上述道光十六年(1836年)如清岁贡使部范世忠等便一路如此，他甚至向随行的船户打听清朝地方时势方面的情报：
    行在船户，原系湖南人，该等言属省庆顺府有一人姓赵名金龙，有道士藏形之术，在八排山聚众至数万余人，该循用前明朝服式，其头发留而不剃，所居之人属湖南省，东连广东、西夹广西、北接江西，内十有二峒，极是险峻，四面壁立，兼有平原旷野可以耕植，现今方招兵买马积谷屯田，未曾下山剽掠，以此，台省虽略闻知，第因路险，亦且置之不问等语。嗣回抵广西省城，闻有买得《平徭纪》、《八排山徭新文》二集，查之《新文》，言赵金龙逃逸，不知生死，《平徭》略言，赵金龙歼斃无疑，二人说似相牴牾，并此并存(22)。
    范世忠了解到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发生在与广西、广东交界一带的湖南江华县境内赵金龙率领的瑶族起义。起义持续半年左右，被清军镇压。数年之后，出使中国的范世忠仍能听闻此事，并在桂林见到有关这次事件描述的书籍出售，说明起义在当时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只是民间成书自然少不了演义的成分，所以说法也就不尽一致。
    晚清地方起义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太平天国运动，而兴起于南方并在广西得到迅速发展的天地会起义也同样造成了晚清地方社会的极大震荡。基于地缘上的关系，越南朝野对于邻境广西所发生的这两桩起义一直密切关注。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和广西天地会被清朝镇压以后，由于起义军余部先后往中越边境一带撤退进入越南境内，并以天地会的吴亚终部为核心在越北边境形成一股重大力量，由此更引起了越南当局的恐慌。所以同治七年(1868年)阮朝遣黎峻、阮思僩等如清朝贡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求天朝出兵“援剿”。
    对于退据越南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宣光等省一带的中国天地会余部，尽管越南阮朝迅速作出了反应，数次派兵前去镇压，但因起义军迂回于两国边境之间，飘忽不定，所以多以失败告终。而清朝广西这边，亦未松懈，一方面悬赏严拿吴亚终，如同治七年七月十一日广西巡抚苏凤文张榜告示云：“照得逆匪吴亚终被剿逃窜，现匿越南木马一带，亟应悬赏严拿。无论内地以及越南军民人等，能将吴亚终生擒解镇安大营或太平府，立即由营由府赏银八千两，如枭首验确实者，立赏银四千两。贼夥中有能及正擒解刺杀，亦照此数，急赏五品项零，余贼概准免罪归农。本部院言出惟信，各宜恪遵无违，特示。”(23)另一方面派兵追击，并与越方配合腹背夹击，虽一时凑效，但在清军从边境撤兵之后，吴亚终部继续盘踞越北地区。无奈之下，阮朝国王只得借朝贡之机请求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清廷，希望天朝能及早增派大军前往吴亚终部的集聚地，“直捣巢穴，披其心腹，剪其羽翼”，断其进退之路，从而“早绝凶丑，永静边氛”(24)。考虑到活动在越北地区的这股军事力量“不但使越南在这一地区失去控制，也对清朝在边境地区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25)，所以清朝答应了越南阮朝政府的请求，派冯子材率军出关援助。
    担负着“边事之请”这一特殊使命的阮思僩，在华行程中对于刚刚经历十余年社会动乱的清朝地方形势自然相当关注。他不仅途间了解询问“匪乱”对中国地方社会的影响，并对途间所见因战争毁坏而导致的荒凉景象，多有描述，如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一日，阮思僩过关陆路行至凭祥州途中即看到：
    兵火之后，处处残破，官房民舍，以至诸塘汛，坏者未修，废者未复，殊觉满目荒凉(26)。
    途中所见，满目疮痍，不但沿路地方受到严重破坏，就连本为清朝用以控制边疆的重要军事据点——广西绿营兵戍守屯驻的塘汛“亦皆荒凉”，逐渐废弛。而如战后官房民居被毁、城市衰落、百姓流离的此等残破景象，一路见于阮思僩的行程之中。如由凭祥州起程抵达太平府城时，首先映入阮思僩眼帘的是：“城闉缺坏者未及修，民间房店，处处废毁，月中所见，灌莽载道，盖比旧十只一二耳。”(27)又当他经过南宁府城时，曾经“府城内外，屋舍栉比，商贩辐辏，昔称小南京”的南宁城，“今承兵火余烈，访之十仅四五云”。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日，阮思僩等船泊汉阳府，宿于汉阳书院，他由汉阳县卞差吴增口中得知：“府城年前为贼兵(太平军)蹂躏已四次，至今城内外屋宇萧疏，残垣毁瓦塞满街巷，鄂省城亦然，黄鹤楼兵乱颓毁，今现重修未完。”
    十二月初十日，在从汉阳往汉口的水路途中，只见汉水“岸上列庯，商贾皆以万亿计。惟沿途家屋多有新造未完者，大抵兵火之际，玉帛子女所在，亦不知几番蹂躏者也”。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阮思僩在信阳县城停歇，“城中民家，太半茅茨不完，亦有砖墙瓦屋，上盖以高粱秸者，盖久经兵火，物力凋残故也，沿路自开胜关北，大抵如此”。此等凄凉，阮思僩在其回程行纪中也多有提及，如同治八年五月十四日，当他渡过潩水河，经过河南叶县旧城时，看到“潩南久经兵火，闾里萧条，自此至裕州、南阳略同”。又自裕州城西南行，“田地荒杂，重以积年兵火之后，闾里残破，物力凋瘁”(28)。同治八年五月十八日，在他回抵南阳府城时，眼前的这座昔日规制高广，屋宇联络，商贾辐辏，堪称汴南一小都会的重镇，“但经匪残破，犹未复尔”。
    有关太平天国与清朝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对中国地方社会的冲击，晚清官方及民间文献都有相当程度的记载，但缘于各自立场的不同，往往难免失之偏颇。作为旁观者的越南使臣以其沿途观察所见留下的上述记录，不仅可以弥补中国文献记载之不足，而且他们逐日逐程写下的这些细致的描述，更让我们从历史的细节之处看到了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的晚清地方社会的残破不堪。
    三　笔谈探问朝政
    古代中、越虽属同文之国，但在语言上却因地域的差异并不相通，所以负责语言翻译的通事便成了越南如清使团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不过，越南使臣通常出于其行程方便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提高其燕行记录的准确性，他们往往并不只是依赖通事的辗转翻译，而常常借助笔谈的手段直接与清人交流。因此，除了眼观所见，越南使臣还通过笔谈访问的途径网罗晚清朝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如同治八年二月十二日，阮思僩就曾在京城向前来馆舍拜会的翰林李文田打探朝政：
    因问大皇帝已未亲政。伊言，两宫垂帘听之，枢庭则恭亲王也。大皇帝未亲政，以圣学尚须纳诲故耳。伊又言，圣人天禀，直(真)我朝隆福，即今春少雨，一祷即应可见。以列圣故事考之，可望康乾两朝昇平矣(29)。
    同治十年九月初三日，越南使臣范熙亮也于京城向广西宁明州举人甘梦陶询问：
    再问大皇帝已未临政，二宫视朝何如?多官引见何如?云乾清宫内皇居中，二宫垂帘于后，分左右坐，引见者拜于庭外，正宫是慈安，西宫是慈禛(禧)，诞育皇上(同治)。二宫甚贤惠，去年有西宫太监往山东犯法，经奉旨枭首，一事可见。问大婚、临政期，辅政诸事。言明年婚期，已选进宫女，立后是何人，未详。临政之期，不能知也。辅政是恭王，掌军则七王(30)。
    从这几条材料，或许我们会感到奇怪，为何一直对清朝时政极为关注的越南王朝，此时却对辛酉政变之后的清朝政局如此陌生?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以后，越南使清的道路交通被阻隔，中越双方的朝贡关系也因此中断。黎峻、阮思僩部如清，连同补进携带的前三届例贡仪物是四贡并进，距离上届使部来华时间已隔16年之久。两国邦交关系的隔绝，自然也就切断了越南了解中国的信息来源，导致越南对清朝政局的认知隔膜。而李文田、甘梦陶对于越南使臣问题的回答，也折射出清朝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谨慎心态，他们既顾及国家颜面，也害怕惹祸遭殃，往往不敢直言朝政，反是刻意粉饰太平。由此也说明，越南使臣的行程所记，并非完全准确可靠，不能一味视为信史。
    当然，在与越南使臣笔谈交往的清人中，也有知无不言的，如与范慎遹、阮述在天津相识的陈钧平便是其中一个。阮述《往津日记》记载说：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日)陈蓤舫(名钧平，江苏扬州府高邮州人，原候补知府分发浙江省，告病寓居天津)就馆笔谈。蓤舫下笔滔滔，言论洒洒，多识世情，且谙军务。余问何以家居不出?蓤舫言自少束发受书，屡困场屋。道光年间遭捻匪之乱，家资荡尽，不得已投笔从戎。由军功出身，非其志也。且近来仕途甚杂，至有目不识丁，亦能夤缘高位。他秉性迂拙，不合时宜，故亦无心进取，行将归老林泉，春雨催耕，秋灯课子，长为农夫，以没世耳!余悲其言，惜其遇，亦为之叹息焉(31)!
    陈钧平的身世，可说是晚清乱世中国民间家庭社会生存实态的缩影，也反映了当时清朝吏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正如越南使臣所了解到的：“各省候补，无有体例。如本有差使，则批给薪水，可也。现在李相(李鸿章)营务处候补道员数人，有每月薪水二百两者(粤匪投诚)，有一百两者(军功出身)，有六十两者(进士出身)，有四十两者(举人出身)。现在文书中，粤匪、捻匪投诚者甚多，皆得好差厚禄，殆亦风会一受也。用人去留、薪水多寡，皆出强吏主见，朝廷不问也。现在强吏专权几似唐之藩镇。”(32)多事之秋的清王朝已偏离人才选拔重文轻武的传统轨道，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身份地位反不如投诚招安或行伍出身者，“大体科第出身者，此间不甚重也”(33)。投身军营，攀附权贵，或是获得升迁的最佳途径，社会甚至出现尚武轻文的风气。也难怪乎清末入华的越南使臣途间不乏武举热闹场面的记录，而在所谓乱世造英雄的动荡时代，民间习武者更是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将之视为博取功名的捷径。
    在这种时代风气之下，陈钧平本想苦读寒窗通过文场科第成就功名，但因乱世家道中落，只好“逐流”投笔从戎，由军功擢候补知府，但他并不视此为获得功名的“正途”，报国无门，抑郁不得志，心理的落差使得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充满不满和痛恨。而与异国之臣的笔谈交流，正好成了他针砭时弊、发泄心中怨愤的机会。如他就晚清官场积弊与越南使臣范慎遹的一番笔谈之叙，便均是晚清政坛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官僚机构臃肿，科举入仕的待补官员年年壅滞积压，哪怕是殿试取中者，虽有授主事、中书、知县等官职者，但此二项，“其补缺之期亦难乎其难，中书尚易，须七八年，主事则须十五年后。现在人数太多，恐二十年不补者，尚不乏人”。而未被授职者，则“须十二年后以知县补选，如上科积压人多，几终身无选期”(34)。不仅官职的补缺难有定期，而且官员薪俸的发放亦非常紧张，以越南使臣的总结而云：“中朝诸省候补员人甚多，皆自备资用，无有官俸。惟年有差使，则拨给薪水银两。然事权不一，诸省或以官阶分多寡”(35)。另一方面政府卖官鬻爵，登进冒滥，流品猥杂，贪污腐化成风，如本为清朝官员冠饰的“花翎，不论军功，如文员随驾打围，及国家大婚礼、丧礼皆可赏，但须五品以上方得。若蓝翎，则非有军功及河上填筑决口与水争力等，不得赏也。道光年间，官场有翎者极少，百不有一。今则无人不翎，且花者尤多。光绪五年以前，捐蓝翎一枝三百两，花翎一枝六百两。天津富家，无人不花翎也”(36)。而官员由于俸银无多，仍在推行的养廉银制度，也是今非昔比，“知县侍俸、养廉约共六百金，大缺有千金者。现在部库支绌，均照六成发给”。所以贪腐成风，“知县无论繁简，多有陋规，如江苏省上海、青浦、南汇三县，一年可余十余万金，不可谓非美缺”(37)。国家吏治堕坏不堪。
    为掌握当时中国的政治大势，以便占据处理两国关系的先机，晚清政局的变化自然引起了越南阮廷的广泛关注。如阮翼宗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四月，如清使部裴殷年等回国上朝复命，嗣德即问：“清国主少，又政出宫闱，不知所行如何，国内亦得安帖?”尽管裴殷年回答“内有恭亲王和硕辅政，外则诸总督亦多能臣，国内安宁，盖由于此”(38)。与事实甚不相符。但衔命在身的越南使臣为完成使命，他们对晚清朝政实态的打探，必是经过了一番周详缜密的计划，可谓颇费心机。这由前面的讨论已见一斑。再如范慎遹、阮述向陈钧平打探的有关慈禧太后的临朝称制、清朝中枢权力机关军机处的地位、晚清权臣的重要人物等光绪朝的政情内幕(39)，亦无不体现于兹。如此一来，除探听上述清廷要政之外，道光以后中西交涉背景下的晚清军情，也势必引起越南方面的深度关切，成为其使臣奉命探听的重要话题。如1840年年初，获知清朝与英国交战失利，明命帝马上便向曾经出使中国到过广州的阮知方、李文馥询问清朝的军伍情形：“尔等往年如东，观他卒伍兵仗如何，而红毛乃敢顽梗如此?”而1883年天津使馆内差官张葆廉与范慎遹笔谈叙及的“贵国(越南)取兵于民，各有定额，是存古意。若中国则惟听其自投，或其人好欲立功，或衣食不足，则投居营兵，于民原无定额，惟旗人无论兄弟几人，成丁即有钱粮充旗额，若旗人作官，则别有官俸。中国通国兵额六十余万，旗兵不在此数，八旗最多，人皆为兵，自周岁即食粮，京师饷单，八旗左右两翼闻至四十万，现在额兵饷不能足，步兵每兵终岁不过十两，马兵每兵终岁不过十八两，若营勇，则以月计，每月有三两九、四两五、五两四不等。营勇不在额兵之内，每岁饷项，为数浩繁，颇费筹画。”(40)其中透露不少清末中国军队的尴尬境况。由于国家在兵源上并无严格把关，投身行伍的人多将此视为博取功名的途径或谋生的手段，从军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人尽为兵”的八旗子弟，虚耗饷银，腐朽堕落。国家府库空虚，军费紧张，兵饷发放严重不足，军心涣散。因此表面拥有的庞大军营，不过徒具数字而已，根本没有战斗力。这种状况，印证了阮圣祖与李文馥谈话中的认识：“兵贵精不贵多，广东兵仗若是，红毛人往来商贩已素知之，故敢与之抗耳。”(41)
    凭借越南使臣或通过其他途径广泛搜罗晚清中国政情的信息情报，毋庸置疑成为了越南统治阶层推猜中国形势的可靠依据，以致阮宪祖敢与其群臣断论清朝之国运大势云：“清国政事，近来殊无可观，朕昨日览清国京钞，见有支银给予英吉利，府库钱几空，何委靡也。甚至卖官鬻狱，无所不为，而盗贼、雨雹灾异频仍，意者其季世乎!”(42)越南当局对于晚清中国国情的了解程度，由此更无须多言矣!
    四　晚清时局的关注与评论
    19世纪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中国天朝上国，其形象在被动地卷入西方殖民扩张的进程之后不断受到冲击，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攻势，清王朝只能穷于应对。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兵之后的复杂时局，时刻牵动着形式上仍与清朝维系着宗藩关系的越南王朝的敏感神经。如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冲突刚起，越南明命朝很快就作出了舆论上的反应：
    如(广)东南兴船派员公回，言清总督林则徐与红毛(英国)拒战，各有死伤，未知孰胜。帝谓侍臣曰：红毛兵船不过数艘，林则徐以全省之兵，何乃攻之不克?况红毛涉海远来，何所资粮而能久与清人相拒?岂有内为之应，有所恃而敢然乎?是不过为此顽黠之态，以示其慢耳。大清当初以一旅取天下，兵力何其雄也，此又何其委靡也，朕心实为之不平。且红毛前者为商贾而来，所以构起兵端，盖以林则徐检出鸦片，抄没船货故耳。朕闻北朝皇子、藩王、文武大臣俱吃鸦片，城门市肆亦有公然排列，其国如此，何以律外国乎?(43)
    显然，随着晚清国力的衰弱以及越南王朝对晚清时局的深度观察，相较于清代鼎盛时期越南流行的盛赞天朝物力的普遍崇华心态，此时的越南对于自己长期朝贡的“宗主国”的心态已发生明显变化，正如有学者所说：“一旦中国的力量削弱，朝贡体系难以维系，这一时期的中华世界秩序不过是虚构而已。”(44)看到清朝与英国在广州交兵的被动形势，当时的越南王朝更多的是从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表达对事态的关注：“虽事在彼国，而朕亦不能忘怀，以我国与清朝接界，从来财货百物贸易流通，今红毛为梗，则洋程不通，民间所常用如药材、北茶类者，从何取办，此既病商又病民也。”但以其政治身份而言，则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姿态，丝毫看不出他能从本国与清朝还存在的宗藩关系这一特殊的政治情结出发表以同情心，或鸣不平。他甚至以优越者的立场发表言论，讥诮清军将领的指挥无能：“朕尝观清将关天培《筹海一(初)集》，见得清人不但文臣多尚文词以饬其才，如武将亦习用此术，彼集中所言，不过饬诈以欺世人，何关实用?不然红毛侵扰，何不将操演机略以破之，而狼狈若是。”还嘲讽晚清时局的困境：“近闻清国与红毛相攻，经六七月未能取胜，夫以堂堂大国天下之所瞻仰，始则失信以招兵，终则老师而长寇，成何事体?”(45)更有甚者，当阮圣祖向从广东归来的员役了解到，“去年红毛曾与广东构隙，广东不能制，他知清人稍弱，乃连接大西(美国)、富浪沙(法国)诸国以图之。他兵若来，虽不能舍舟以取其地，而沿海一带清人亦难为备”，则以极具轻视的口吻评论说：
    清人懦弱，我知之矣。去年红毛在广东岛屿徜徉许久，不闻画一策驶一舟以攻之，今他复来，其势不能御，必托以林则徐之启衅为辞，复与他合市耳(46)。
    面对陷入严重国家危机的大清帝国，越南王朝虽不乏袖手旁观的心态，但毫无疑问他们对晚清王朝无能应对外敌入侵的国情大势的认识和判断却是非常准确的，战争的结果正如其所预见。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九月，受阮圣祖之命广安省派往广东打探“广东与红毛构衅事”消息的李应利等人回国，并以查访情形入奏。明命帝因此谓侍臣张登桂、潘辉湜曰：“清国区处红毛之事，何其姑息邪!近闻红毛亲扰燕京，叩阍陈控总督林则徐私扰其国商船，以致惹事。清帝听其言，差人抵广东查究，将林则徐回京治罪，意者将与他作讲和计欤。夫林则徐所禁鸦片，未尝不得之君命，兹乃不当其责，竟以激变，归罪于臣，是何义也?且洋人素贪欲无厌，年前与缅甸相攻，缅甸求和，则计兴师之费，责其赔偿。今亦以此术移之于清，若清人受偿，必至数千万两，其辱国体甚矣!”(47)后来清廷屈辱性涉外事态的发展，无不应验了他们的看法，战争赔款无休无止。
    然而，正当越南王朝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观察晚清中国的动荡时局和嘲笑曾经受天下瞻仰的堂堂天朝上国的时候，阮朝和平发展的好景也并不长久。自阮圣祖晚年起，越南也陷入内外纷争的泥潭，外有西方列强法国的侵扰，内有地方反抗起义。相同的遭遇，无形中影响了越南入华使臣对晚清中国问题的关注点，同时越南阮廷的对华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以后，清越之间的朝贡关系中断十余年之久，“清越朝贡关系之停止，不但是中越两国邦交之断绝，还导致了清朝对越南事态完全感觉隔膜，对于越南境内所发生之事一无所知”(48)。同治七年(1868年)越南遣派黎峻、阮思僩等如清岁贡，重新恢复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但在政治上阮朝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帝国实际还并不信任，所以陈荆和先生曾以不可思议的口吻说道：“更令人费解的是1869年(嗣德廿二年，同治八年)奉派来华之越南贡使并未向宗主国之清廷报告法国侵占南圻之事。”甚至当清朝翰林李文田在京城馆舍向阮思僩问及越南与法国的战事情形时，他亦只是聊聊数语应付云：“丁巳、戊午之间(即阮翼宗嗣德十、十一年，清咸丰七、八年间，1857～1858)，洋夷曾来下国滋扰，相持日久，互有胜负，后来洋夷约和，我皇上重念兵民久苦，许他于南边诸他地方口岸通商，八年于今矣。然此亦权宜自治自强之策，方日讲求之，大约事势，略与中国同也。”(49)
    其实，对于清人提到的这一问题，早已在越南使臣的预料之中，如同治九年(1870年)越南使臣阮有立、范熙亮部如清时，阮朝机密院即专门预先撰拟了“使臣过关后，凡途经诸省及抵燕京，省臣部臣如有问及我国处置洋人事宜，答云：本国与富浪沙(法国)言语文字不同，未曾通问。”而且还要求使臣若与清人“话及洋事涉密者，倘何处有要写出言语小简，即宜收置，不可留遗片文只字，或致传播，以防别碍”(50)。基于本国保守秘密的严格要求，越南使臣在回答清人的上述问题时显得格外谨慎，不肯透露细节详请。其中缘由，不知是因顾及国体不想家丑外扬，或是源于避免节外生枝的疑虑，抑或与阮朝明命帝以来的极端排外政策有关而不愿清朝介入等等。
    越南使臣同样不忘关注当时中国的对外交涉事宜。如当李文田到馆来会时，阮思僩开口即问剿匪御洋近事，李文田的回答为：“洋夷通商口岸非一，现当无事，然各省大吏，已刻刻有振作之意。闽中已设奇器局，江苏亦有之，皆欲习其法以制之。大局则二三年后，今上亲政始能定也。大约内地无患，则外患又不作，频年美政，史不胜书，以天意人事计之，似可有转机。”对此，阮思僩显然是心存疑问的，正如其所感叹：“中国自与洋人约和以后，气挫势屈，虽京师根本重地，他亦杂处，不能禁。”(51)
    为了解他国的御洋之术，阮思僩还违禁与居于四译会同馆的朝鲜使臣私下交往，密书打听朝鲜的涉外事宜及其捍御之道，侧面反映出当时越南在抵御法军入侵中所面临的被动局势。1869年黎峻、阮思僩回国复命，但阮翼宗对他们提供的有关晚清中国时局的情报材料，却并不满意，以至嗣德二十三年(1870年)十月二十五日，如清使臣阮有立、范熙亮、陈文准等于文明殿辞行时，阮翼宗仍以此为戒叮嘱曰：“尔等三人，皆有学问，兹委出疆，凡事当协心商筹，务要得体，途间亦当周咨清国、英、富(法)、俄、衣(意大利)诸国情头，回时具复，勿如前使部多略，未称朕怀。”(52)要求使部三臣详细打探了解西方列国在华具体情形。同时还指示他们利用同文之谊的“情感基因”，探问高丽、日本、琉球等国的“洋情”，以图从中借鉴经验：
    在使馆如遇高丽、日本、琉球使臣，初见宜以同文之谊，往来谈叙，以探其情。如该各使臣果有厌洋，真情说及这款，宜历叙始末。和款，与答清国官员者略同。仍申说云：西洋诸国，专以合纵为计，侵轶我东方诸国，多被其毒，本国与诸贵国均系同文，而地远势隔，其所以自强自治之策，请私与执事商之等大意，以观其言论如何。仍记之，另随宜答复，不可深言，免贻别碍(53)。
    其中流露出越南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鲜为人知的表里不一的一面，无怪乎清代朝鲜使臣的“燕行录”中，间或可见他们对越南使臣的鄙视(54)。
    1873年11月，法军将领安邺率部攻占河内城，虽不到二月时间即被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打败，安邺也被击毙，但此后越南抗法的军事形势却日趋恶化。面对岌岌可危的亡国危机，阮朝一改过去对清袖手旁观的心态，积极与清多方联络，频繁遣使如清，尽管其目的主要是试图寻求“天朝”的政治庇护，出兵援越抗法，然亦不忘利用如清使臣深入了解晚清中国内政外交的国情大势。如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十二月，如清使部潘仕俶等回国，阮翼宗即问“清国处置诸洋及同治政事、官吏得失如何、其势盛否?”潘仕俶使部一行不失其职，将一路通过观察打听、在京搜集浏览新闻报纸等途径所搜获到的或详或略、或虚或实的信息报告阮翼宗，为阮廷描绘了一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晚清内外交困的时局缩略图(55)。而应阮朝所请，清朝也开始密切关注越南局势。《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68“翼宗嗣德三十五年(1882年)十二月”条曰：
    (阮翼宗)命刑部尚书范慎遹充钦差大臣，侍郎加参知衔阮述副之，往清国天津公干。办理户部阮番页充钦派，往广东以递信报。自河城有事，我经移书东督裕(名宽)、曾(名国荃)，祈为妥料。至是，东督委招商局唐廷庚、省属马复贲、周炳麟等同燕派唐景崧来问现情，并商应办事。经派述充钦差，偕清官往呈东督，祈为转达。寻接李伯相电音，邀我国大臣二三人往天津询问，并商议法国之事，乃命慎遹等奉国书以行。
    即自1882年3月李葩利率领法军再度占据河内城后，“中越间官员之来往顿然频繁起来，阮述充钦差奉派广州，向两广总督公署有所转达，但不久又应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要求改派范慎遹及阮述两名及随员赴天津以备咨问”(56)。当时，清朝得知越南河内城失守的消息之后，便派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葩宝)会商交涉，期望从中调解，“拟将妥议善法，有俾两国”。而迫于中方的强硬态度，宝海也答应清朝的请求，同意协商处理，并写信回国汇报相关情况以待审定。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李鸿章不断致信越南询问其与法国交涉之事，“惟北南相距道远，未审现情何似，贵国为天朝藩屏二百余年，最为恭顺，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暨本署遇事关垂，深愿妥为区处，尚其依前电音，速派大臣来津密询底细，便相机与法国公使设法调停”(57)。应该说，此时本身已是危在旦夕的晚清王朝，仍是以一个大国的身份特别是从保护藩属国权益的立场出发，积极出面协调越法关系。只是拘于国力所限和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最终调解结果也就非其所能左右。如越南史书所载：
    嗣后年(1883年)二月，慎遹等至天津，则法已有来书，不肯调停，且执以甲戌约有大南系操自主之权，非有遵服何国之语。不允清认我为属国，复撤宝使回，而以德理固代之。寻又以该掌水手(李)葩利纸桥之死为深仇，理论愈不入，李相又书报清国往英钦使曾纪泽，令联约英、俄、普诸使讲解其事，而亦未有回信。至八月，适得朗国(法国)公新和约，有清国亦不得预我事之款，遂执此为辞，因以卸责(58)。
    原本“中、越当局都期望李鸿章与法使宝海之会商可导致一些转机，但由于法国对越南政策之日趋强硬，宝海被撤职，由脱利固(德理固)任驻华全权公使，且坚持1874年3月之《甲戌法越条约》曾承认越南为独立主权国，因而力斥清朝之宗主权，致使中、法间有关越南问题之交涉陷入僵局”(59)。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的抗法形势以及这一期间的中法交涉，学术界已有诸多重要研究成果，无需笔者再费笔墨重复赘述。但笔者想提出讨论的是，期间越南使臣及其当局对清廷有失客观公允的批评与指责。如当阮述等人得知中法涉越谈判无果而终时，他们在日记里宣泄心中的怨愤曰：
    余等不胜愤恨。我国与法之事，原由中朝来文愿为调停，又召余等至津询问，乃讲说既不能成，又畏缩趑趄不肯以兵船相援，以致法人乘我有事，迫我以和。我国当此变故交集，其势不得不从，而中朝不能保护藩封，不知何辞以自解于天下也?世局至此，尚何言哉(60)!
    越南使臣将阮朝陷入与法交涉的被动局面归咎于清朝的调停失败和未能出兵相助，并谴责中朝保护藩封不力。阮述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有悖事实的。我们姑且不说阮朝在法国侵入其南圻的很长一段时间从未向清朝通报相关信息，之后又单方面与法国签订《甲戌法越条约》(亦称《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第二次西贡条约》)，接受法国一手操持的所谓越南为独立主权国，造成切断中越之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的既成事实，导致后来清朝在与法国的谈判交涉中受人把柄，陷入被动。种种行为，越南无不以自己是与中国平等的国家，何曾视清朝为宗主国?更何况自身已是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自接到越南的求援信号后，从未置身事外，而是多方斡旋，只因国家颓落，处处受制于人，无力扭挽局势，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清朝政府的主观努力。而且，清朝在得知河内失陷后不久，即遣兵过关援越抗法。如1883年3月即由广西发兵进驻越南北部的山西、北宁等省，与驻扎在红河三角洲的法军对峙。同年，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又在河内城西的纸桥一战中大败法军，击毙法军指挥官李葩利上校以下二十余名法国军官。但越南当局对于清军入驻越北却如此认为：
    初清国自法官攻占河城之后，节派营团于夹内地诸边省，并山、北二省(按：越南北部的山西、北宁二省)驻扎，虽曰为我全圻声援，实则以自固藩屏也(61)。
    怀疑清朝出兵援越的真心。我们并不否认自身难保的晚清王朝对于出兵越北抱有的顾虑，正如率军由谅山抵达北芹的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与阮朝参赞裴殷年所云：“此来必为南国救应，惟今春李相(往天津)面责法使宝海(谓南国是清旧藩，既和，何得相犯)，宝海出呈和约(即《甲戌法越条约》，内有自主之国之语)，谓与中国无涉，故中国以暗助为主，总不使其藉口。若果相犯，则不得不从事干戈。”(62)可见，清朝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阮朝也推卸不了责任，但即便如此，清朝并未放弃对越南的援助。更何况法国殖民者存有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伺机入侵中国西南边疆的野心，就算是中方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也会出兵援越，越方何须苛责。
    我们无意掩饰晚清王朝在处理中、法、越南关系过程中所存在的屈辱性妥协一面，但以上述清朝在协调越法交涉中的行为，相比于越南明命朝对晚清中国时局的袖手旁观甚至冷言挖苦，显然清王朝仍不失为担负道义的“宗主国”，她依旧秉承“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上国之道，为保护藩封殚精竭虑。然越南王朝所标榜的中越之间的所谓“宗藩关系”，则完全是以本国利益需求为取舍的，有求即打出这块招牌，无事则自为其主。
    五　余论
    为全面掌握清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情况，越南统治者通过多种途径收集相关情报，而一届又一届的如清使臣回国后上呈的“入华行纪”，更是其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可能出现使臣途间的见闻记录或因观察浮于表面，或因了解不够深入，与事实出现一定偏差，如越南使臣李文馥所云：“使程一路记者甚多，其中疆域之沿革、古后之事迹与夫岩洞庵院之胜、矶滩桥陡之征，或详或略，互有异同，要之各有所据。惟塘汛名号、程路里数，或彼则有而此则无，或此则曰甲而彼则曰乙，难从征准。何也?行路悠悠，目击者少，不得不博之询访，临时传译。听者殊音，鲁鱼帝鹿之讹，其势然也。”(63)这就需要我们鉴别使用。但通常而言，使臣燕行途中逐程逐日写下的内容宏富、包罗万象的“入华行纪”，其价值不言而喻。特别是晚清以后，越南使臣在华记录的信息量更大。就像阮朝明命帝之子阮绵寊评价阮述的《往津日记》那样：“今读此书，腹笥既富，手笔更超，故举凡海程山驿之往来，朔气瘴烟之节候，孤衷之耿耿，匪躬之蹇蹇，以及列国之情形，中朝之政教，近而民风土俗，远而异服殊音，奇器之鬼工，南针之绝技，类皆不胜观缕。而难状之境，如在目前，不尽之意，溢于言表，无不悉备。”(64)
    这一时期，如清越南使臣在华采集情报，除沿用观察、笔谈等传统手段外，也特别注意从清人著述、官方或民间报纸中摘录有用信息(65)，因时势变化，他们描写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所以阮朝当局对此极为重视，一些使臣还因为燕行途中的记录不够翔实而被撤职查办。如阮圣祖明命十三年(1832年)四月，如清使部黄文亶、张好合、潘辉注等回国复命时，他们不但没有因为使行的艰辛而受到奖赏，反而由于燕行途中有关清朝访察的记录不够翔实，而被降旨责备：“黄文亶、张好合等身衔王命，责在周询，乃日记访察清国事状，率皆草略，无一可堪入览，已属不职。”不惟如此，阮圣祖还寄望往后如清使臣能以此届使部行程日记惟录地名里数，而民情国事不曾叙及的粗略草率为戒：“嗣届使期，宜传旨使臣询问民情利病、国内灾祥，明白登记。至于地名里数，已有典故可考，不必赘叙。”(66)
    虽有圣谕告诫，阮圣祖仍不满足于仅仅只是依靠使臣南北往来的行程记录这种单一的信息沟通渠道：“帝欲周知清国之事，尝令河内饬清商采买京钞以进。是岁，清兰州、湖北有匪，燕京于正月大雪，坚凝三尺，民多冻死，而京钞皆不录。帝闻之，敕河内传示诸铺商，凡清国灾伤盗贼之事，虽京钞不载，亦须采访登记。”(67)由此更见越南统治阶层对于了解晚清中国时政的重视程度，以及为全面、及时掌握中国社会状况而精心布设的情报网络。再如绍治六年(1846年)六月，当阮宪祖听说如清使部李文馥等将于回抵镇南关时，便马上对礼部臣僚说：“如清使部回期近已抵关，宜行咨谅省系接回日，其奏折并日记先由马上发递，使部分起续回。”(68)其急于想知道如清使部燕行记录情况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越南阮朝当局为何对渐入晚景的大清帝国如此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由于阮朝视清为威胁，所以其历代统治者都对清朝很感兴趣，他们是考虑到清朝的政治、社会变动会对越南产生影响才如此关切。因此，“阮朝对清朝贡的意图是通过与清修好来缓和威胁，并事先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威胁做准备”(69)。事实上，越南当局关注清朝时政，除了将其视为了解中国的必要途径，由此掌握处理两国关系的主动权之外，他们也希望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为本国资政之需。尤其自晚清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以后，越南遣使如清，除直接的军事求援外，阮朝更希望通过入华使臣的在清观察，以及派员到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以从中获取有益于本国对外交涉的经验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中国的涉外事态以及晚清王朝开展的“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成为越南当局高度关注的焦点。所以，嗣德三十三年(1880年)五月，使清岁贡的阮述等人临行前曾两次接到阮翼宗的朱批谕示：“(使清)其访察是最要。近诸课(即近届如清使臣)，凡自咸丰事始末，皆访问不得，况诸外国事?况能益国乎?使臣五善之责，可不负乎?”“若访察中外情状，不必吝费，必用心厚交与彼官或士，密访，要得详尽真确。”(70)
    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二月，越南官员何文忠、范炳、黎梃(挺)等人奉命驾两艘官轮访问香港，并将十二名越南学童交给石清泉以学习英文、天文、机器等。十二月返国，阮翼宗即召见黎梃，咨询其在港见闻。黎梃的奏：
    英人设官行事，自有程限，大小各有专责，兵则选强壮，日加训练阵法、射法，及分派巡防，余一切工作由官自雇，不役于兵。且言泰西诸国，富强之业不外乎商与兵而已，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故整顿通商尤急。迩来日本步趋泰西，通商四出，清国亦仿而行之。在香港则设招商局，制造轮船，驶运客货，又倡设肇兴公司，前往英国贸易，以为开拓商务之端，以至遴少俊往诸国学习技艺，或延师回国教习，现下制炮造船以及火柴火粒诸艺，取次举行，渐就强盛。或称我国物产素丰(如金银煤炭之类)，人多俊慧，倘能奋发有为，富强之业，自不难致(71)。
    其中可见越南使臣对当时香港政制及其商业贸易的浓厚兴趣和切身观感，并对晚清中国筹办洋务颇为关注，还反映出越南王朝遣使访问考察香港的目的所在，以及期望通过中国之渠道学习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迫切心理。因此，清光绪九年(1883年)越南如清使臣范慎遹、阮述等人在前往天津的海路途中，先后在香港九龙参观试放水雷炮；在广州考察当地机器局，参观所制炮弹；留津期间，参观招商局所办电报局，又带领随行黎碧峰、杜富肃赴天津城北门外窑窝处，观看洋枪队操演。晚清中国成为越南了解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窗口，正如陈荆和先生之言：阮述等在华期间，“尽量参观中国军队之操练及机器局、电报局等施设，亦可反映当时之越南当局急于图强之用意”，而阮述所发出的“中朝之有心洋学如此，其夺彼长技，何难哉”(72)的感慨，这与其说是对中国的赞叹，不如说是越南当局意欲仿效中国开办洋务以图自强的内心写照。
    注释：
    ①据刘春银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湾“中研院”文史哲研究所2002年出版)之“史部”与“集部”所收录的越南北使文献目录，其中包括8种燕行记、5种使清日记、8种北使程图和80种北使诗文集。笔者文中“入华行纪”资料，主要是就越南使臣入华行程中沿途所作的燕行记、使清日记而言。包括“燕行记”中范世忠的《使清文录》、李文馥的《使程括要》、潘辉注的《輶轩丛笔》、阮思僩的《燕轺笔录》；以及“使清日记”中黎峻的《如清日记》、范熙亮的《范鱼堂北槎日纪》、阮述的《往津日记》、范慎遹的《往使天津日记》等。
    ②[越]范熙亮：《范鱼堂北槎日纪》，越南汉喃研究院阮椿燕抄本，A.848.
    ③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
    ④参见刘玉珺：《越南使臣与中越文学交流》，《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张宇：《越南贡使与中国伴送官的文学交游——以裴文禩与杨恩寿交游为中心》，《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
    ⑤参见黎明恺：《铜柱何在?北使诗文与16～19世纪的中越关系》，夏威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12月(Liam C. Kelley, “Whither the Bronze Pillars? Envoy Poetry and the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hip in the 16th to 19th Centuri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America, December 2001)；(韩)刘仁善：《19世纪的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理想与现实》，《东北亚历史杂志》2009年第6卷第1期。据东北亚历史财团网站：http：//www.historyfoundation.or.kr/chn/。
    ⑥[越]丁克顺：《阮辉 及其1765年赴清朝担任使者时编著的书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5～412页。
    ⑦具体可参见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3～105页。
    ⑧潘辉注：《輶轩丛笔》，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01.按，该著作者，刘春银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以之为裴文禩，但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十一册王亮对所收《輶轩丛笔》作者考证，认为应为潘辉注，其于道光五年至六年，担任使华副使，该作即为这一时段的在华记录。
    ⑨阮思僩：《燕轺笔录》，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52.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以《燕轺笔录》的作者为陈清廉，或是源于该作“前言”有云：“行人司九品(青定)陈清亷奉抄”，不过由此也见陈清廉只是奉命抄录者，该著作者实为同治七年至八年，担任如清甲副使的阮思僩，《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当误。
    ⑩(11)潘辉注：《輶轩丛笔》，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01。
    (12)黎峻等：《如清日记》，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02。
    (13)潘辉注：《輶轩丛笔》，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01。
    (14)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15)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〇七“圣祖明命二十年(1839年)十一月”条。日本应义塾大学1961～1981年影印出版。
    (16)对此，可参见拙文《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7)范世忠编辑：《使清文录》(附李文馥《周原杂咏》)，汉喃研究院手抄本复印本，A1757。
    (18)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二“翼宗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十二月”条。
    (19)任智勇：《同治初年的关厘之争——以江南四榷关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0)阮思僩：《燕轺笔录》，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52。
    (21)范熙亮：《范鱼堂北槎日纪》，越南汉喃研究院阮椿燕抄本，A.848。
    (22)范世忠编辑：《使清文录》(附李文馥《周原杂咏》)，汉喃研究院手抄本复印本，A1757。
    (23)(24)(26)(27)(28)(29)阮思僩：《燕轺笔录》，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52。
    (25)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第43页。
    (30)范熙亮：《范鱼堂北槎日纪》，越南汉喃研究院阮椿燕抄本，A.848。
    (31)[越]阮述撰，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32)(33)(34)《见闻杂录》，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100。
    (35)《见闻杂录•候补员人》，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100。
    (36)《见闻杂录•花翎蓝翎》，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100.
    (37)《见闻杂录》，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100。
    (38)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九“翼宗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四月”条。
    (39)具体可参见范慎遹：《往使天津日记》，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471。
    (40)范慎遹：《往使天津日记》，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471。
    (41)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〇九“圣祖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正月”条。
    (42)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卷四六“宪祖绍治五年(1845年)正月”条。
    (43)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〇八“圣祖明命二十年(1839年)十二月”条。
    (44)[韩]刘仁善：《19世纪的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理想与现实》，《东北亚历史杂志》2009年第6卷第1期，http：//www.historyfoundation.or.kr/chn/(东北亚历史财团网站)。
    (45)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〇九“圣祖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正月”条。
    (46)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一二“圣祖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四月”条。
    (47)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一七“圣祖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九月”条。
    (48)[越]阮述撰，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49)(51)阮思僩：《燕轺笔录》，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52。
    (50)(53)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三“翼宗嗣德二十三年(1870年)十月”条。
    (52)范熙亮：《范鱼堂北槎日纪》，越南汉喃研究院阮椿燕抄本，A.848。
    (54)王振忠：《朝鲜柳得恭笔下清乾嘉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抄本〈冷斋诗集〉为中心》，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7页。
    (55)具体可参见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二“翼宗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十二月”条。
    (56)(59)(60)[越]阮述撰，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第7～8、11、12页。
    (57)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九“翼宗嗣德三十六年(1883年)二月”条。
    (58)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八“翼宗嗣德三十五年(1882年)十二月”条。
    (61)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简宗实录》第1卷“嗣德三十六年(1883年)十一月”条。
    (62)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九“翼宗嗣德三十六年(1883年)二月”条。
    (63)李文馥编：《使程括要》，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VHV.1732。
    (64)[越]苇野老人(阮绵寊)：《往津日记•序》。阮述撰，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第17页。
    (65)如阮述的《往津日记》便摘录了不少徐继畲《瀛环志略》中有关西方技器的内容，以为本国借鉴。
    (66)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七九“圣祖明命十三年(1832年)四月”条。
    (67)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八五“圣祖明命十三年(1832)十月”条。
    (68)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卷五八“宪祖绍治六年(1846)闰五月”条。
    (69)[韩]刘仁善：《19世纪的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理想与现实》，《东北亚历史杂志》2009年第6卷第1期。据东北亚历史财团网站：http：//www.historyfoundation.or.kr/chn/。
    (70)[越]阮述辑：《恭纪纶音》，成泰丁酉年(1897年)刊刻，荷亭藏板。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A.417/1。
    (71)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六“翼宗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十二月”条。
    (72)[越]阮述撰，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第1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