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湖北社会科学》(武汉)2009年1期，101～106页

作者简介：何广(1973-)，男，辛亥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武汉，430060）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一词诞生于民国成立多年以后，此后其结构形式稳定，但其内涵则不断流变，在该词所包括的事件主要过程、施动者、时间范围、性质、结果等方面，含义或扩展或缩小，未能达成共识。抽象名词的难以准确界定、纪念语境以及党争政争是“辛亥革命”解读如此分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辛亥革命；词义；纪念；政争

    “辛亥革命”如今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我们一般理解为“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1](p209)围绕辛亥革命，中国现当代还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纪念，从民国始迄于今，未尝稍斩。
    “辛亥革命”从名词诞生之日起，其含义就不断演变。而辛亥革命纪念之中该词的运用最为密集，各方对其表达尤为充分，遂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来探讨其词义的变迁。本文拟选取民国年间《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刊载的双十纪念文章为研读对象，专力探讨在纪念之中“辛亥革命”词义的流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名词的诞生
    “辛亥革命”是偏正结构词语。“辛亥”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本词中对应的时间跨度为1911年1月30日至1912年2月18日。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成功爆发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引发全国响应，一举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以干支结合其他名词组成新名词所在多有，常用来指称某时发生的某事，中国近代史中比较习见的名词，如甲午之战、戊戌政变、庚子之乱、辛丑条约等，莫不如此。
    “革命”是本词的中心语。汉语中最早出现“革命”字样的是在《周易》第四十九卦革卦中，其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汤武革命”作了注解，他说，商汤、周武王“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革命一词的古义可理解为变更天命，改朝换代。
    到近代，“革命”意义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汉语词汇形成有一条重要途径，即先由日本对西方词汇进行转译，形成新词语，或赋旧词以新义，并经留日学生辗转输入国内。①“革命”属于旧瓶装上了新酒，梁启超对此做了系统的介绍。他认为中国古已有之的“革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lution之意也”。“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在这篇作于1902年底的文章中，梁启超反复申说Revolution并非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在其理解中，日本人翻译的Revolution实际无关“改朝换代”，其合理翻译当为“变革”。对于被误解的“革命”，梁启超给出了他的正解：“夫我（国）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2](p368-371)简言之，梁氏的“革命”乃无须改朝的换制。
    梁启超成文之际，革命在中国几成流行语。倡言革命，以革命为题的书籍如《革命军》、《大革命家孙逸仙》也辗转流传。显然，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理解不尽相同，伴随着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展开，留日学生对革命的古义和译义兼收并蓄，大加宣传，革命不但要“革其王命”，“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革命遂成为改朝换制的举动。
    但“辛亥”与“革命”连在一起，还是民国成立多年以后的事情。民国初肇，“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奇怪的是，报纸以及政府公文中均未见“辛亥革命”字样。从现有材料看，尽管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探讨得最多最力，他在早年也惯用武昌起义、辛亥一役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对民国前后的历次革命进行追述，也不见“辛亥革命”字样。他说：“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三次革命在云南，因袁世凯推翻共和，僭称洪宪皇帝，南方各省拥护共和，所以有护国军之役。四次革命则今日，因倪嗣冲造反，而有张勋之复辟。”[3](p113)直到1918年3月18日，孙中山在致头山满、犬养毅的信中，辛亥与革命两词的距离才比较接近。信曰：“文奔走革命二十余年，迄于辛亥，始得有成。”[3](p421)犹未明言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名称较早出自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未久的毛泽东笔下，1919年8月他发表于《湘江评论》中的著名政论《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辛亥革命”喷薄而出。1921年梁启超在国庆日以辛亥革命为题演讲，题曰《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4](p790-794)一文，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稔知，遂成流行语，以迄于今。
    二、词义的盈缩
    辛亥革命词义内涵包括事件过程、革命施动者、时间范围、性质和结果等多方面，民国期间，纪念文章中所言诸方面一直存在着不尽相同但有迹可循的解读，该词的内涵为之左右，其意义随时代演进，时而缩小，时而扩大，一直未能稳定下来。以下试做梳理。
    1.事件的过程。
    较早提到“辛亥革命”一词的毛泽东，在1919年是这样描述革命过程的：“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5](p389)毛泽东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成果。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八年今日》一文中描述史事更加详细：“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皆欲效忠异族，残杀同胞而剿灭革命军者也。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以挽危局，而定国本，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6]孙中山结合个人的经历，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文中未明言“辛亥革命”，但此后对辛亥革命的论述，均以此为中心内容。
    以上的表述基本界定了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可视为辛亥革命的初始含义。基本过程为舆论宣传和准备，武昌发难，民军和清军激战，各省响应，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帝制，共和底定。
    2.革命的施动者。
    辛亥革命的施动者是谁？这是辛亥革命定义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民初民众瞩目的民国元勋是作为群体的革命党人和牺牲的先烈。民间舆论对其不吝赞词，有文章称“斩短命之君统，开万世之先例，是不可不归功于首义诸烈士”，[7]“诸先烈既糜无数代价，以造成民国之雏形”。[8]革命党人也获得了很高评价，舆论说“武昌起义三数人登高一呼，万峰响应”，[9]目光聚焦于武昌首义之际的革命党人，而“党人”、“民党”等词语也是纪念文章中常见词。结合上下文，这些词也有大致的语义边界，所指称的当是身与创建共和武装斗争的仁人志士。北洋政府时期的革命功劳簿上，先烈、首义诸君以及革命党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载入官民心中，其施动者的身份是模糊和抽象的。
    较早使用“辛亥革命”一词的毛泽东，在1919年突出地指出两方面的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劳。他说，“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5](p389)革命党和咨议局并为辛亥革命的主持者。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立宪巨擘梁启超的唱和。1921年梁启超在演说中称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与同盟会分途并进的立宪人士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似乎特别看重“革命党”的头衔。他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这些革命党人“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进现的结果”。[2](p765)“革命党”大而化之，顺理成章地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当然，这与他此前对“革命”的独特理解是相吻合的。在毛泽东和梁启超的言论中，可以看到革命党（同盟会）和立宪派（咨议局）是辛亥革命并列的推动者。
    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是辛亥之役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然而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是飘忽不定的，趋势上看是低开高走。民元《大公报》等媒体对孙、黄同盟会诸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的作为视而不见，大加丑诋。有文章说，袁世凯执政之初，“黄兴获全国矿务权，闻陈其美获全国邮电权”，同盟会诸公可谓“身入宝山，不空手而返”，并不无讥诮地称之为“英雄造权利，权利造英雄”。[10]孙中山的指责更有甚焉，有文章调侃曰：“我第一聪明伶俐之大总统，夫固有遇化存神之妙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无为而登总统之位者，其第一开大口，说大话，成大功之孙逸仙欤？仙乎仙乎，孙逸仙之为第一大总统也。”[11]不但抹杀功劳，还讥刺得位不正，语气尖酸刻薄，超乎想象。1913年双十的共和纪念会继续举办，“然其中之人物风景，实今昔大异”，“黄与孙文诸像，则一律闭置之于一室焉”，[12](p182)作为革命重要参加者孙中山和黄兴的肖像竟然不能让人瞻仰！
    但在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历史地位有了翻覆性的转变，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他逝世之后，中国国民党举行了大张旗鼓的哀悼活动，纪念文章述及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关系时，其称谓已有明显的变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尚未破裂之时，毛泽东在文章中称他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13](p15)1927年10月已被“清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庆宣言书中，依然坚决举起“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旗帜。[14](p316)国民党员认同“近代中国之革命运动以孙中山先生为之领袖”，[15]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令人瞩目地凸现出来。此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罕有形象模糊的革命先烈，也不再出现“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的唯一领袖。
    到国民政府时期，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名单中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和“孙中山”并驾齐驱的辛亥革命双主语。在表达手法上，要么二者并用，如“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无数志士，尽瘁革命”；[16]更多的时候是只提“本党”。如“本党在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推翻了满清，光复了我汉族，创立民主政治，使国内务民族一律平等”，[17]辛亥革命是“吾党先烈创造艰难之丰功伟绩”。[18]1928年“双十节是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的纪念日”的标语张贴于上海大街小巷。1943年国庆日有文章径称“三十二年前的今天，是中国国民推翻满清专制，创造民国的一天。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国民党”。[19]“党”开始从孙中山的光环背后浮现，形象也日见清晰。
    3.时间范围。
    在孙中山早期言论中指代的辛亥革命，无论是1912年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提及的“我国去年之革命”，[20](p438)还是1917年的“一次革命”，[3](p113)都有着极为明确的时间范围，均止于农历辛亥年年底的民国建立。伴随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的步伐，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在慢慢放大，表现为时限向后延伸。在国民革命高唱入云的时代背景下，1928年司令部政治训练部的宣传大纲中说“双十节是中华民族革命成功的纪念日，是恢复中华民族地位的纪念日，是中国国民革命初步成功的纪念日”。[21]1943年《中央日报》上尚有人明确宣称，“一言以蔽之，辛亥革命乃是第一期国民革命的时间”。[22]辛亥革命已然成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其时限愈发模糊难明了。
    4.性质。
    由于辛亥革命一词定名较晚，此前含义与其相近的词汇有“武昌起义”、“一次革命”、“光复”、“辛亥之役”等等，对这些词汇所指事件的评价，为日后人们对辛亥革命性质评价所承续。自民国建立以来，对于那场建立民国的革命就形成了是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的认识，不过这些解说之中，各有偏重。
    一是专指其政治革命性质。民元民间舆论对于政治革命之说赞同颇多，《申报》双十纪念日时评中，有的说这场革命是“斩短命之君统，开万世之先例”，[7]有的说今日之民国较“武昌起义之前，偃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已大有不同。[23]
    另一种专指其民族革命性质。1912年《申报》中有纪念文章回顾革命，感叹“我国民苦满清专制久矣。自去年武昌起义三数人登高一呼，万峰响应。义旗一指，各省景从，不及旬日之劳，遂建共和之盛举。四千六百九年之旧物光复于一朝，扫二百六十六年之淫威尽除于一旦”。[9]突出“满清”的民族身份，以“光复”一词，强调华夷之辨，话语中隐含着强烈的民族革命之义。直至1921年10月，胡适在中国大学演讲中鼓吹好政府主义，提及“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24](p25)也突出了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性质。
    还有一种认为是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并行。1912年4月，梁启超认为“今兹革命，虽曰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然种族革命，其事为具体的，诉诸感情足矣，故尽人能焉，合全国之力以赴之，遂以告圆满之成功；政治革命，其事为抽象的，必须根据于理解，非尽人所能喻也，故怅怅焉若无所著手，冥行擿埴，成功杳不知何日”。[2](p615)虽肯定二者并行，但对于政治革命是否成功则不无保留。而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20](p438)
    自此以后，辛亥革命双重性质的定位被中国国民党继承，并广泛宣扬，遂成主流认识。1930年国民党宣传部门发出的标语，对此有简洁的表述：“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日子；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纪念日”。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庆致辞中，特别提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意义首先“在民族方面，就是推翻了满清，造成了五族的平等地位；第二、在民权方面，就是结束了四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造成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家”。[25](p717)
    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一定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蜷伏于满清异族宰制之下的中华民族，卒将满清专制政府推翻，而建设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26]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辛亥革命虽倾覆了满洲人的统治，但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17]则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还有文章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表示“辛亥革命的伟大，在于它终结了亚洲封建专制巨擘满清的政治生命，摧毁了腐朽的旧社会，建立起局势最完美的民主制度，于整个帝国主义实力所支配的殖民领域中，竖起民族民权民生的大旗，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开启了一条独立解放的光明大道”，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27]
    5.结果。
    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辛亥之役”，还是“武昌首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促成了民国的建立，这是值得庆祝的伟大胜利。蕴含于国庆和元旦等节假日中的革命纪念活动，往往洋溢着喜庆色彩。从纪念活动本身看，辛亥革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庆者，告成之谓也。故成则有庆，败则无庆”；“庆者，行乐之谓也。故乐则有庆，哀则无所庆”。[28]从文本上考察北洋时期的辛亥纪念文章，在20年代以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也极少见到宣称革命失败的言论。
    随着国民党逐渐夺取中央政权，辛亥革命失败的论调也弥散开来。追根溯源，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失败论的始作俑者。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痛切反思了此前的革命活动，并总结历史教训，形成了对辛亥革命的深切认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撰文，不无哀痛地说，“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6]此后，他的这一观点得到国民党的解说和发挥。
    1927年双十纪念期间，有文章称辛亥革命“政治上的成功还是谈不到”，因为“到后来，国家大权为反革命势力所操纵”，“中间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危害民国的事情”。[29]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发布的国庆标语中郑重提醒，“不要忘记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30]有人对论证辛亥革命失败的种种说法进行归纳，“其主要理由大概鉴于辛亥革命以后十六年军阀祸国的一段事实，或者只见到国父去职、袁氏称帝的一段史实，或者断章取义地取国父一二句的说词”。[31]据此来探讨辛亥革命失败，从逻辑上看并不算太严密。
    1930年双十纪念日何应钦对辛亥革命做了一个简洁而又明晰的评价，他说：“辛亥革命仅仅算得上是挂上了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就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32]这段话暗含着这样的逻辑：革命成功与否，应以辛亥革命是否完成既定的（或称为预设的）革命任务，作为衡量标准。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可算成功；由于未能完全实现三民主义，民国徒有虚名，所以辛亥革命又失败了。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对辛亥革命结果的这一判断，也渐成定论。
    三、分歧的背后
    辛亥革命一词含义众说纷纭，甚至还不无抵牾之处。造成这种解读分歧的原因，显然不能仅仅简单视为个人思想认识不同所致，做更深一步探究的话，还可以发现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语言学自身的原因。任何一个名词，均为用以指称或者规定某种事物的符号，以便交流之间能彼此明了所指。对其加以界说或定义，是要“限其义之所止，使无越畔也”，[33](p19)然而这并非易事。事实上大多数词语表述并不明晰，语义的边界极难划定，抽象名词尤甚。“辛亥革命”即如此。对于辛亥革命，时人只有大致可感的核心内容，所指事物并无清晰的界限，这就为该词的界说留下了予人遐想的空间。人们往往据自己的理解，自定范围，加以解读，自然造成了该词的多义多歧。
    第二，特定的使用环境也使得对“辛亥革命”有不同解读。纪念是一个特殊的词语使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的内涵，它使词义向古为今用的方向转变。
    辛亥革命纪念文章的内容“总不外乎什么黄花岗起事哩，孙中山革命成功哩，推翻清室哩，就是这十月十日作为国庆纪念日哩，以及什么希望国民，保有精神哩”。[34]其文章结构比较固定，一般是由对过去的追述、现实的描写以及对将来的希望三个层次构成。“过去”部分夯实文章的基础，这是“纪念”的历史部分，即根源部分，是文章的出发点；“现在”部分是对民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追溯，是文章承上启下的枢纽，是文章的着眼点；“将来”部分提出要实现的任务，是文章的落脚点。纪念文章的最终目的，并不在回忆历史，而是通过“周年纪念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对纪念的客体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的不同需求”。[35](p189)由于纪念是以现在的视角去观照历史，不自觉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已属不可避免，而刻意将历史做符合现实的裁剪更是纪念中的常态。应时之需遂造成对辛亥革命解释的纷繁复杂，甚至解释之间还截然对立。比如辛亥革命的手段问题。1920年陈冷撰文称“中华民国者，借武力以倒专制君主之清室而成立者也”，下句即顺势表达“既借其力，而不能不承其害。故中华民国之九年，实受此武力重心之害而不能自拔也”。[36]可以清晰地看到军阀混战的现实直接投射到其解说之中。而对立的观点“辛亥革命并不是靠武力而成功的。当时革命党的武力跟满清政府差得很远，可是武汉起义以后，各地就响应了”。[37]此论产生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府节节败退之际。突出武力非制胜秘诀，很显然投射了当时国府武力远不如对手日本侵略者的现实。
    第三，政治原因。对于“辛亥革命”一词而言，解说者的政治立场是造成解读分歧的最大原因，它使词义解释出现各为己用的倾向。
    由于辛亥革命催生了中华民国，对于民国各种政治势力而言，辛亥革命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关键政治名词。掌控对其解释的话语权，做有利于己的解释，可以获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因此对“辛亥革命”的诠释，就成为民国时期口型并不一致的政治乐章大合唱。
    北洋政府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十分微妙。北洋政府对建立民国的“革命”讳莫如深，闭口不言。首先，固然因为革命已经过去，“满”已不再是要排的对象，“五族共和”已成国策，过分强调民族革命，显得不合时宜。其次，革命意味着变更政体，翻覆政局，宣扬革命，不利于国基稳固。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宣传革命，则其执政地位尤形尴尬。因此，不提革命在情理之中。不但如此，北洋政府对于关涉革命主题的纪念还进行过强力干预，这样的事例并非个别。民元国庆在北京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举办的纪念会，原名为革命纪念会，但在实际举办时却耐人寻味地易名为共和纪念会。[25](p326)1913年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认为武昌起义门之名有蛊惑人心鼓吹革命之嫌，不利地方治安，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革命”在北洋政府眼里已经被“共和”替代，这种刻意消解革命含义的做法，可算作是对革命的一种怪异解读。
    对在肇建共和历程中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革命派（民党）而言，革命是一个光荣的词语，是足以彰显其历史功绩的金字招牌，遂在纪念中旗帜鲜明地表现革命题旨。1912年首届双十纪念活动中，国民党组织的共和纪念会中排演国庆纪念戏，以文艺形式诠释辛亥革命，剧情分十二幕，依次为“一、武昌兴师。二、南北大战。三、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害。四、黎元洪致书萨镇冰。五、瑞澂逃走。六、冯国璋火烧汉口。七、张彪、铁良安置家小。八、狮子山、雨花台大战。九、光复南京。十、唐绍仪伍廷芳议和。十一、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十二、大总统即位”。[25](p327)不难看出，国民党（同盟会）人通过剧情，解读辛亥革命，突出了革命党人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彰显了北洋系不太光彩的历史，这种解读对于帮助国民党（同盟会）在民初政坛获得一席之地并扩大其政治影响大有裨益。
    曾经的立宪要角梁启超，在解释辛亥革命之中，将“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并列为辛亥革命领导力量之一，并使之跻身“革命党”之列，是否有其政治考虑，也颇堪玩味。
    当国民党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无可动摇。对于三民主义的真释，国共双方各有表述，其解释的背后实际潜藏着这样的弦外之音——论证谁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谁才可以继续执掌辛亥革命大旗，进而推绎出哪一个政权更具合法性。如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方进行“清党”。同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告民众书中，充分肯定包含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解放工农阶级的政纲”的新三民主义之后，继而揭露国民党大肆杀戮工农群众的事实，进而说明“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要开辟新的道路——国民党既然与共产党分裂，既然自绝于工农民众，既然自绝于他过去的革命历史，自绝于辛亥革命的事业，既然背叛革命，那么，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14](p316-317)以正统自居的国民党则发动宣传机器，同年由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双十节宣传标语中就宣称要“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表白“国民政府是为民众全部利益的政府”。[38]国共决战之际，1948年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国庆典礼中致辞，肯定今年以来“中华民国从此始成为名实相符的民国”，而“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莫过于完成民族主义”，认定当前的民族敌人，也是最后的敌人，就是“共匪”，要消灭之，“才能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真正实现国父的三民主义”；[25](p585-587)而中国共产党方面此前即已宣称“我们在解放区的工作，一切均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相符合；我们真正发挥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39]国共双方均高举辛亥革命、三民主义的大旗，但各执一词，为己辩护，质疑对方。
    四、结语
    辛亥革命一词诞生于民国成立多年以后，自其创造以来，其结构形式一直未发生变化，并且稳定沿用至今，周年纪念之际，该词还会有极高的使用率。但它的内涵却一直在发生变化，该词词义涉及的主要过程、事件的施动者、时间范围、性质、结果等方面含义因时而异，或扩展或缩小，未能达成共识，其词义边界较为模糊。凡此种种，使得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一词，内涵极为丰富，极具思想张力。
    辛亥革命因为释读空间巨大，一方面在纪念场合中被解说者做因应时代的解释；另一方面，因为该词所涉及的历史、政治内涵，也为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所瞩目，对其解释遂远远超越语言学文字解释的范畴。他们都对该词进行了各为己用的解读，词义解释的背后潜藏着政治争斗，对其解读也就演变成党争、政争的话语交锋。
    辛亥革命尽管解读分歧，难以准确界说，并非毫无意义。恰恰相反，透过对这一名词的解读，梳理其词义的变迁，不但可以捕捉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反映历史文化传承的过程，而且还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民国年间政治力量消长和政治交锋的复杂历史图景。如今我们对辛亥革命词义的解读，既不要以古限今，也不要以今律古，保持其解读的开放性，或许同样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可供剖析的珍贵的文化样本。
    注释：
    ①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Masini)在其研究成果《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对此做了甚为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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