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她”字存废的论争与“她”、“伊”二字的竞逐

或许受到上述“她”字和“伊”字新鲜书写之别样的刺激，刘半农和周作人对谈如何翻译“she”字一年之后，舆论界又开始关注起“她”字来，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她”字存废问题的激烈争论。

1920年4月3日，《新人》月刊创刊号上登出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一文，态度鲜明、指明道姓地追索“她”字的“始作俑者”，并毫不含糊地反对使用该字，造成了较大的反响。寒冰此文发表后半个月，孙祖基随即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登出《“她”字的研究——刘半农果真是错么？》，予以反驳。几天后，寒冰再发《驳“她字的研究”——刘半农不错是谁错？》一文，孙祖基也作《非“驳她字的研究”》一文应战，于是两人一来一往，在《学灯》上打起了擂台。同时，邹政坚、梦沈等人也在《学灯》先后撰文，与寒冰辩论。而寒冰则越战越勇，复作《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和《再驳她字的研究》两文，继续与之周旋。这样，1920年4月，关于“她”字问题的争论就进入到一个高潮。其势头一直延续到是年夏秋。

1920年6月之后，远在欧洲留学的刘半农也加入到论争中来。他写成著名的《“她”字问题》一文，寄回国发表在是年8月9日的《学灯》杂志上，首次正式而全面地申述了自己主张“她”字的理由。寒冰则仍不屈不挠，再作《续论“她字问题”》载于3天后的《学灯》上，给予激烈的回应，大有真理在手，决不服输之慨。

除《新人》和《学灯》外，当时卷入这场讨论的，还有《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等其他报刊。直接或间接参加论争者，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人之外，还有邵力子、陈望道、蔡元培、大同、壮甫等其他人。1920年底到1922年关于“‘他’字分化”的讨论，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她”字问题，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余脉。

作为这次“她”字论争高潮中反对“她”字的主帅，寒冰在与刘半农直接交锋之前主张废弃“她”字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文字的最高目的，只在适应人的需要”，而文字是否适应人的需要，“就以能够得到大众的公认为前提”。“现在大众已经公认从前的他字已经达到适应需要的目的，（故）没有更改的必要”；二是从时间上考虑，文字使用对大众是越方便越省事越好，现在大众见了“他”字，一见便晓，不费思考的时间，而见到这样用法的“她”字，字典里也“无证”、“无据”，反费思考的时间，“这真是庸人自扰”；三是认为，既然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要改为“她”，那么女子自称的“我”、“吾”、“余”和别人称女子的“你”、“伊”、[1]“汝”等，也应该一律照改，以示区别，这岂不是太麻烦。四是中国古文中本有“她”字，所谓“她字《玉篇》古姐字，《说文》：蜀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亦作她，或作媎-----《六书故》：姐，古文，或从也声，作她。或从者声，作媎”。寒冰还提到该字的另外两种古代读音，即一为“子我切”，音“左”；二为“陈知切”，音“驰”。在随后的辩论中，他明确表示，其之所以要指出“她”字的这一来历，不是笼统反对“古字今用”，而是意在证明：“‘她’字不是刘半农自己造的，是从千年古墓里头掘出来的”。同时，“她”字在古文里既已有固定的意义，就不便用作新的意思。[2]五是强调“她”与“他”同音，故“‘她’字的改革，只能在字面上显现差别，口头上绝对分不出阴阳性，看得见，听不出”，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一点实际上还是重复前面提到的周作人的观点）。不仅如此，寒冰还进一步指出，即便是从字面上看，“她”字的分别意义也不大。因为反正读者无论如何得看上下文。而一旦看上下文，那么不加区别的“他”字，也能判别出其在文中的具体所指来，何必多此一举非要一个“她”字不可呢？[3]而如果不看上下文，不仅区分了性别的“他”或“她”字的具体所指仍然不明，甚至“我”和“你”等第一、二人称代词的所指，也未必就能够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楚。[4]

在不断的争论中，寒冰逐渐发现，他所主张废弃“她”字的核心理由其实只在于以下两点之上，即“‘她’字没有（区别于‘他’字的）声音，是一个缺点；‘她’字在字典说文里有固定的意义，容易引人误会，是两个缺点。有这两个缺点，自然要赶快将他抛弃，重新审定一个办法，来解决文字上头的困难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又何必苦苦的生吞活剥，将这‘她’字勉强消化进去呢？”[5]

针对寒冰所提出的废弃“她”字的上述理由，孙祖基、邹振坚、梦沈、大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或提出了疑义，或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反驳。[6]他们指出，正因为要适应人的需要，才须造出一个代表女性的“她”字或其他合适的字来。在有些场合，如果没有第三人称代名词的男女区分，无论你怎么读上下文，也搞不清文中“他”字的确指。[7]固然，不加性别区分的“他”字也曾经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得到过人们的公认，但“她”字这类改革更符合今人和未来的需要，不久也当会得到公认，成为字典中的“证据”，恰如从前的“他”字也曾经有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样；同时，“她”字的采用本是为了清晰分辨、节约时间起见，但刚开始时自然仍难免陌生，逐渐习惯后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女性第三人称与第一、二人称是有区别的，不能在一概混淆的基础上否认“她”字区分性别的必要，因为“第一二位的代词，是代表语者与对语者，其距离一定十分逼近；第三位代表被语者，却可离得很远。还有一层，说者与对语者，是变动的，不加多的；被语者却可从此人易为彼人，从一人增至二人以上”。[8]另外，他们还指出，古代虽有过“她”字，但现在几乎被人遗忘，这并不意味着今人不可以在新的意义上使用它。口头上“她”虽无法与“他”字相区别，但它首先在字面上凸显出性别差异，“使无含混的弊”，[9]这也是有意义的，等等。

在维护“她”字方面，刘半农稍晚发表的《“她”字问题》一文中的看法，总的说来要更显成熟。他强调说，中国文字中应该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是现今才有的新需要。中国古人没有这个代词，但却“都在前后文用关照的功夫，使他的意思不至于误会”。现在我们与世界各国语言发生接触，且不说它在本国文字中将来是否有大用，“至少至少，他（它）总能在翻译的文字中，占到一个地位”。为此，他还举出翻译上的例子，来给予具体的说明。

对于寒冰以第一、二人称即“我”与“你”等“为什么不分出阴阳来”为辞，反对第三人称性别区分必要性的意见，刘半农的反驳也显出了更高的水准。他除了综合前人的看法，以“距离远近”和“是否加多”两方面的特点对之加以区别解释外，还认为寒冰的这一反诘“很好”，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没有“把他误会作‘取笑’”，而是予以了精心的辨析。在刘半农之前，和寒冰激烈对垒的孙祖基，曾以英文中第一、二人称不能像第三人称一样区别男女性别为例，来嘲笑寒冰“异想天开”、“不读书”，甚至盲目地认定“无论哪一个国，都是这样的用法”。[10]这曾激起寒冰的反感，声言此乃仅“拿英语做标准”。[11]不过限于见识，不服气的寒冰当时却未能举出反证来。刘半农则不同，他毕竟见多识广，了解世界各国语言的复杂性，故他一面策略性地承认“法德文中，把无生物都分了阴阳，英文中把国名、船名和多数的抽象名，都当作阴性，阿拉伯文中，把第二位代名词，也分作阴阳两性”[12]（这些知识若要被寒冰得知，还不早成其反对“她”字的理由！）；一面又机智地提出“需要”与“盲从”的界限，强调“这些现象，都是语言史上遗传下来的，我们若是‘盲从’，为什么不主张采用呢？”。言下之意，采用“她”字并非盲从于英、法、德乃至其他任何语言现象，而是根据自身新的需要作出的理智选择。

接着，刘半农又以“无论哪一国的字书，都是随着年代增加分量，并不是永远不动”；“我们做的文章里，凡是虚字（连代词也可并在内），几乎十个里有九个不是古义”；汉语古文里好些字的古音早已改变等三个方面的史实，驳斥了所谓不能重新造新字、不能改动字的古义和古音的说法，进而明确指出：“综合这三层，我们可以说，我们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像，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要用他。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若是从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作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

可能是因为造“她”字之初，刘半农尚完全不知古文中早已有个“她”字字形符号的缘故，所以他此时似乎还不太愿直接正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即便历史上有过此字，也不过是一个不甚习用、早被人遗忘了的“废字”而已。故他自己在文中仍称“她”字为“新制”。

对刘半农来说，“她”字唯一的遗憾就在发音上与“他”字仍无法区别开来。同“伊”字相比，这难免显出不足。但是同时，“她”字也有胜过“伊”字的地方。用刘半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方很小，难求普通；二、‘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于白话，不甚调匀”。因此最后，刘半农认定：“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

那么，究竟如何改变发音，才能既合理又方便呢？刘半农认为英文中的所谓“强式”和“弱式”的发音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很好的榜样”。依照此例，可以定“他”字为[ta:]音，把新制的“她”字,或缩短一点，定为[te]音，或延长一点，定为[ta:j]音。这种改变语音的做法诚为难事，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到。[13]

然而，刘半农的意见却并没有折服寒冰，反而引起后者更激烈的反弹。在《续论“她字问题”》中，寒冰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辩。他首先批评刘半农绝口不提“她”字早已存在的事实，以及 “‘她’字有与‘媎’、‘姐’相混的弊病”。认为专门造成一个与其他字容易相混的字，在使用时还得要“留心”去辨，还不能“绝对”分明，这个字也就“实在看不出什么可贵的地方”；其次，他也不认同采用英语中“强式”或“弱式”的发音法区别两个字读音的可行性。认定，平时一般人说话本来就“轻重没有标准”，在实际发音上，恐仍难将两者区分开来。同时，寒冰还强调，“造字借字，必须三要素：第一音符，第二便利，第三不勉强”，若按刘半农造字改音的办法，“她字音不能表字，音符的作用失了；用口读不得，不便利了；只就译文的便利，及分为‘强式’、‘弱式’两方面着想，太勉强了”,因此寒冰认为，“她”字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

其实，在刘半农直接作出回应之前，寒冰在与孙祖基等人的争辩中，其论点前后就已经有所变化：他起先是固执一个笼统的“他”字的，认为效法英文，在语文中硬要作出男女第三人称代词性别之分完全没有必要，纯属庸人自扰；可是后来，他虽然还是坚决反对“她”字，却又略微调整了立场，主张采用“伊”字，接受了区分男女性别必要性的看法。等到他与刘半农直接交锋的时候，就已变作“伊”字的坚定护法人了。因此，拥“伊”而 排“她”，遂成为寒冰驳难刘半农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

刘半农不是强调“口语中用‘伊’当第三位代词的，地方很小，难求普通”吗？寒冰则声称“伊”字具有相当的“普通性”：“江苏、浙江、福建及江西、四川的一部分，很惯用伊字，就是安徽、湖北、河南，也不是绝对不通行的字。如果再用力推广，不难全国一致”；刘半农不是说“‘伊’字表现女性不如‘她’字明白”吗？寒冰则毫不含糊地认定，“伊字在以往的诗词曲中间，十九代表女性；遗传到现在，还未改变。现在如果将伊字代表女性的他字，有遗传的根基，自然收更圆满的结果。即无女旁，女性何尝不显明！”不仅如此，寒冰还举例说明，女性显不显明同“女旁”并没有必然联系，“不是有女才会分明，无女便不分明”，关键在于“从来造字是要多少保存古人的经验”： 如，“奴字是女旁，在习惯上谁不承认他是代表男性！如果要用他代表女性，谁不加上女字，使他成为‘女奴’！”又如“伶俜”等字，“无论什么人，也自然会说是代表女容的字，而字面何尝用女来显现！”

寒冰这些维护“伊”字的慷慨激昂的驳论自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其中让人疑惑之处也委实不少：且不提“伶俜”一词是不是明确只表“女容”，那个“奴”字是否仅代表男性，即如其所断言“伊”字使用的地域范围如是之广，以及该字在以往的诗词曲中“十九代表女性”两点，就很难服人。关于“伊”字的使用地域问题，主张“她”字的一些学者或谓仅限于“江浙两省的一部分”地区，[14]或谓只有“江苏东南和闽浙等地”。[15]总之都认为范围很小，连当时主张“伊”字的人，也多承认这一点。至于“伊”字在诗词曲中的用法“十九代表女性”之说，就更缺乏根据了。实际情况乃是：从前的“伊”字基本上没有男女性别之分。

此外，寒冰主张“伊”字而排斥“她”字，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在他看来，当时的文坛中，“伊”字的使用实际上已显示出某种现实优势。故他自信地宣称：“就事实论，眼前的报纸杂志，大多数都采用‘伊’字而不采用‘她’字，可见‘伊’字已有统一的希望，而‘她’字则无统一的希望”。[16]

概括地说，1920-1922年之间，在有关“她”字问题的讨论中，从语言自身的角度来反对“她”字的意见大致不外两类，一类是从语言的简便和有效性原则出发，整体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作性别区分的；另一类是虽认同区分，但却反对“她”字而钟情于“伊”字的。像寒冰这样的人，则经历了一个由一类到二类的转变过程，故尤具代表性。

在当时，公然持第一类立场的人为数并不很多，但也绝非没有重要的支持者。如学贯中西的蔡元培，他在1920年6月发表《北京国语传习所的演说》，就明确表示了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区分性别的意见，他说：“近来有人，对于第三位的代名词，定要分别：有用她字的，有用伊字的，但是觉得这种分别，也是没有必要。譬如说一男一女的事，如用他字与她字，来分别他们，固然恰好；若遇着两男或两女的，这种分别还有什么用呢”。[17]当时，蔡元培显然还没能注意到已经有人在使用 “伊们”或“她们”了，他是从语法应尽量简洁的立场出发立论的。正是因此，他还批评了英、法、德等国语文中的数词变化、形容词的级数变化和动词时态、语尾变化等过于复杂，不如中国简便的好。[18]言下之义，在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不分性别的做法，实际上比西方语言还要更为简便些。

除蔡元培之外，当时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要加以性别区分的，还有陈大悲和孙逊群等人。陈大悲是当时著名的戏剧家，他1921年初夏曾在《戏剧》上发表《剧本中的“伊”和“她”’》一段随笔谈，从剧本和表演的双重角度，对于当时以“她”和“伊”等来区分男女性别的做法均不赞同，认为“照西文来分别，为麻烦为多事”。[19]

孙逊群表达类似意见，则是在“他字分化”的各种方案多提出来之后所进行的一次偏激反拨。1921年10月，他从代词的效用出发，提出汉语中一个“他”字就已够用，不必再分化的观点。这与前此寒冰的有关看法相似又有所不同。在孙氏看来，学会使用代词，的确是语言文字的进步，它可以省字，即省掉前文中那些已经出现过的较长的“本字”或“本名”。但正或由于此，如果前文已经出现那些可供代替的“本字”或“本名”，那么后面再以一个“他”字来“代”时，也就往往能够达到清楚的目的，不必另对“他”字加以太多的分化性改造。他说：“从字形上下功夫，改符号，加符号，那又何必要用代词呢？不直接用本（字）呢？假使说，外国文的第三位代词，有种种区别，我们也当仿他，这不是理由。他们所以要区别，自有他们的原由。我们的‘他’字，不分化而用，也能够用，便是我国‘他’字的效用大”。[20]不过，孙氏却并未讲出汉语中“他”字“效用”格外大些的原因所在。

孙逊群反对“他”字作性别区化，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我国的文字不是不精密，实是区别太细，所以文化传播较迟”，这从“说文、字典上去看，用字的轻重繁简区别真是细得了不得”一点，可见一斑。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去从前无谓的许多区别”，而不是去主动再造一些无谓的新区别来。[21]

对于孙氏的上述看法，语言学者龚登朝则提出了商榷意见。他在《学灯》上发文指出，在简单的会话和作文中，“勉强混用”一个“他”字确有可能，但在复杂的文章里，就绝对不行了。当然，男女性别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别使用也终有自身的限度，即总有“应用不全”、“无论改到什么地步，不免有困难的情形”存在的可能，但当遇到那种实在难以处理的特殊情形时，就最好不用代词，而直接使用需“代”的本来名词好了。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代词无用。代词毕竟简洁方便，很多时候说话作文都应该使用。与此同时，龚氏也承认，在中国的确“文言里原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区别字，在白话文里应当废掉的”，比如，猪、羊等动物，不同年龄竟有不同的称谓字；亲属的名称也分得极为精密、细致，等等，但这些需要废掉的繁琐区别字，与中文里第三人称代词不精密、同样需要改进其实并不矛盾。[22]

总的说来，1920-1922年间，在公开发表的讨论中，主张第三人称代词要有男女性别之分的意见，还是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主张性别区分者内部，则又基本以主张“伊”字的人略占上风。1920年4月底，《新人》杂志社在将此前由寒冰《这是刘半农的错》引发出来的相关讨论文章汇编在一起时（题为《“她”字问题的辩论》），主编王无为特作了一个“编者按语”，对论争进行了阶段性总结，颇能反映当时“观战”者以为“她”字已经根本动摇，而“伊”字却暂居优势地位的看法。他写道：

“关于‘她’字的问题，自寒冰主张推翻以后，狠生了重大的反响。现在双方辩论，已告一小段落。结果：刘半农造的‘她’字，根本虽经摇动，寒冰对于攻击‘她’字的立脚点，也有变更的地方。就是对寒冰的话表示不信任的祖基、梦沈-------诸君，也趋向于改用伊字的途径。所以‘她’字有无存在价值，现在已经不成大问题。现在成问题的，就是女子代名词，用‘伊’字是不是适当，和代表中间物的字该如何改造，然后达到完全——适当需要的目的。我希望诸君继续讨论下去”。[23]

当时，认为“伊”字优于“她”字的人们所持的理由，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之外，还有两条值得补述：一是有人强调在传统中文里，“伊”字可以仿照“朕”字的先例，由广义变为狭义。“朕”既可以由从前“人人可用作自称的代名词”、变作后来国人早已“历来习惯”的帝王专用之自称，那么“伊”字由“第三身男女两性共用的代名词” 变成“仅作女性第三身单数的代名词”，也就顺理成章了；[24]二是已经有人开始从两字的偏旁着眼，认为“伊” 字的构型在体现男女平等精神方面，比“她”字要更为合理（下文还要专门谈到）。

不过，主张“伊”字者攻击“她”字的说法虽多，却也不免存在内在的矛盾：如个别重要辩手（像寒冰），总是强调“她”字为旧有，易与旧义相混；而更多的拥护“伊”字的人（像陈望道等），则秉承周作人的旧虑，批评“‘她’字是新造的字，铅字尽须新铸，印刷稍有不便”。[25]这一矛盾，其实对于史家评断当时“她”字刚出现时的性质问题，至今仍不无某种参考价值。

同主张“伊”字者相比，拥护“她”字者的一个主要困扰则在于发音问题上。他们当中由于绝大多数人既承认“她”字在发音上无法区别于“他”字为缺陷、为不足，却又无法提出一种统一的令人信服的改音方案来，有人如邹政坚甚至因此建议把“她”字读作“伊”音，[26]从而遭到许多主张“伊”字者的抢白。用语言学家陈望道的话来说，就是“‘她’字读作‘他’，口里仍无分别；读作‘伊’，何如径用‘伊’” 。[27]

在刘半农之前，钱玄同和周作人两人都曾提出类似改“他”音读“拖”音的建议，但不久之后都又以为有点“矫揉造作”而自动作罢。前述寒冰针对刘半农提出的“她”字发音问题而进行的种种驳难，也能表明，在与“伊”字竞逐的过程中，“她”字的拥护者们因主张“她”字不同于“他”的发音，反而使自己一度处于某种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实际上，“伊”字不仅在正式的争论中一度领先，在实际的被运用过程中，也曾经显出优势来。当笔者带着“她”字和“伊”字使用频率这样的问题意识去阅读五四报刊等文献的时候，明显感到，1919-1922年间，新文化圈对“伊”字作第三人称单数词的使用要多出“她”字不少。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钱玄同不用说，茅盾（沈雁冰）虽在1920年的时候偶尔用过一下“她”字，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则都使用“伊”字；叶圣陶在放弃“他女”之后至1923年前，也基本都使用“伊”字；李大钊、邵力子、李汉俊、郑振铎、陈望道、朱自清、刘大白、黎锦熙等等舆论界和语言学界的活跃人物，1919-1922年间也都自觉使用“伊”字，其中有人甚至延续使用“伊”字到很晚。

    这就无怪乎1920年9-11月间，反对“她”字主张“伊”字的寒冰要认定，当时的报纸杂志大多数都采用‘伊’字而不采用‘她’字，这已表明“伊”字有“统一的希望”，并以此来驳论刘半农了。事实上，当时有这种判断的，绝非仅寒冰一人。 1921年6月，参与争鸣的大同也曾撰文断言：“用 ‘伊’字算是最妥当。虽没有人下一道统一的命令过，但现在文坛上已慢慢地有统一的现象了”。[28]1922年11月，钱玄同更是充满信心地表示：“近来我和黎锦熙先生商酌，女性用‘伊’，不但已经渐成习惯，而且在旧文学上本也略有根据，不必再改动”。[29]应当说在当时，这种对“伊”字流通和认同强势的判断，并非是论者毫无根据的信口之言，只不过后来的情况又发生了逆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