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康区中部瞻对地区的一位名为工布朗吉的土司通过武力扩张，占领了大片邻近土司的辖区。而且他的崛起也是对清廷和拉萨的噶厦政府权威的一种挑战。1862年他控制了川藏大道，梗塞了邮路，并阻滞了驻藏官兵粮饷的运送。就西藏噶厦政府而言，工布朗吉对康区的控制严重影响了川藏茶叶贸易，同时，由于他持反佛教的立场，他对噶厦政府的威胁尤为严重。噶厦政府于1863年初派兵进剿工布朗吉，最终以后者失败而告终。①
    1865年击败工布朗吉后，通过任命藏语称为“梁茹基巧”的驻瞻藏官，拉萨当局得以将其统治延伸到瞻对地区，并对其他康区施加影响。由于并不是所有土司都欢迎拉萨当局替代工布朗吉来对该地区发号施令，驻瞻藏官的进驻使得康区各土司间原本已经错综复杂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而且，这也损害了清廷和拉萨当局间的关系。因此，康区的各种势力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导致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该地区出现了一场统治危机。这也影响了卫藏地区总的局势，而且使得清廷对康区的统治更为松散。所以，“瞻对问题”，尤其是工布朗吉及其领土扩张不仅是清廷决策者及封疆大吏关注的重要事宜，而且也是历史学家和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主题。
    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史学对工布朗吉形象的构建差异非常大，有人将其尊为英雄，有人又把他描绘成一个恶棍。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他的态度却是矛盾而又摇摆不定的。基于现有的藏文、汉文及英文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本文将探讨工布朗吉的形象构建。尽管本文的重点不是将工布朗吉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价，或讨论他的领土扩张活动，但当我们评论有关记述时，也能阐明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希望本文能就我们对评价这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所涉及的诸多方面的知识有所补充。
    一、汉文文献及汉族史学家对工布朗吉形象的构建
    有关工布朗吉的汉文文献数量众多，包括清朝官方文档、民国时期出版的史学研究论文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史学家的作品，但每个时期史学家对工布郎吉的形象塑造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对工布朗吉的传统看法
    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模式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而，清廷的决策者、封疆大吏及史学家们自然将扰乱秩序视为最严重的罪行，并将叛乱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他们也赞颂和谐的社会关系，并要竭力显示当政王朝的伟大。因此，官方汉文文献及传统的汉文历史作品称工布朗吉为“恶贼”及“残暴的恶棍”并不足为奇。传统的历史研究对反抗当权者的人所持的偏见决定了历史论著中的叙事方式——叛逆者总是被描绘为暴虐人民的不肖之徒。同时，这也决定了有关论述中所用的语气及语言风格。《清实录》中所记载的清朝封疆大吏的有关奏折及皇帝的谕旨都反映了这些偏见。
    道光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1848)成都将军裕成及川督琦善上奏的有关工布朗吉早期活动的奏折称：
    中瞻对野番工布朗结，负固不法，出巢滋事，先后抢去上瞻对、下瞻对嘓陇、喇滚(现下占一带)各土司等印信号纸。占去有号纸峪纳(现谷日一带)、撒墩(现沙堆)土千户地方二处，并无号纸头目地方九处……前督臣，以外番狡逞，未经理论。乃该野番竟其凶顽，夜郎自大，又欲侵占里塘。查里塘系通藏大道，该野番逞其强梁，一经占据，大路梗塞，所关匪细……②
    这两位具奏人不遗余力地将工布朗吉刻画为“一个侵凌邻近土司，并攻占其领土的顽固不化的恶棍”。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用轻蔑的语言以及谴责的口气来叙述工布朗吉的有关活动。比如他们用了诸如“出巢”、“滋事”、“凶顽”等贬义词汇，而这类词汇往往通用于所有的叛逆者。但工布朗吉被单列为“野番”，而不是“化民”。在清代文献中“野番”一词专用来描述清朝统治者认为居住在“化外之域”的少数民族族群，往往意味着清朝对这些族群的控制微乎其微。
    再者，在官方报告中对工布朗吉的负面描述不仅显示了儒家思想意识的主导地位，而且也反映了有关官员所关心的更实际的问题。为了其政治目的，有关官员常常歪曲和夸大事实。清军军官把上奏的机会看做是邀功请赏的手段，竭尽全力地描绘其“辉煌的战果”，让朝廷感到其军事行动的成功。
    琦善上奏给清廷的另一奏折中，他汇报说其麾下的官兵在战场上战果辉煌。奏折中写道：“枪炮其施，贼番不能抵敌，折四逃窜。”进而，他又提到“我兵奋追，杀毙贼番无数”。事实上，清廷官兵与工布朗吉总部的战斗规模十分有限，琦善是依靠“以抚为主，武力次之”的政策，通过向工布朗吉授予官位，以换取其对清廷权威的承认。
    在同一奏折中，琦善也将清军从瞻对撤退叙述为凯旋，并把工布朗吉描绘为诚心地“悔罪投诚”，而且，愿意将其占领的领土归还。工布朗吉后来的行动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有关工布朗吉后来活动的叙述也用了叛逆者不肖与残暴的叙事策略。据奏报，绵延万里的领土都被工布朗吉所袭扰。同治元年(1862)，工布朗吉的军队又包围了里塘，扰及川藏大道，并梗塞了茶道。康区各土司辖区内的人民以及噶厦统治下的部分康区的人民“难以忍受他给他们带来的痛苦。”③
    另一奏折报告说由于工布朗吉侵犯了其领土，甚至连一向谨小慎微且极其恭顺的明正土司也撤走驿站。因此，新近被任命为驻藏大臣的景纹也未能继续上路，到西藏赴任。同样的，大多数为官差所提供的交通乌拉差役也常常被延误。④此外，驻藏大臣满庆等人的奏折中也对工布朗吉的活动作了如下叙述：
    瞻对夷酋工布朗结纠合德尔格特土司扰及霍尔、章谷等土司地方，不日由巴塘、江卡即到乍丫、官觉等处。其子东登公布纠众围困理塘正土司官寨，大路桥梁俱被拆毁，拆阅文报，捆缚通事。⑤
    满庆等人还报告说瞻对“叛贼”占领了乍丫所属地区，并在昌都的部分地区杀死了许多头人和平民。“叛贼”迫使其余人向他们投降，并劫掠了其财物及牲畜。大多数官方文献从未论及导致叛乱的根本原因。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驻瞻对的清朝官员张继却谈到了叛乱的动因。他注意到了瞻对地区常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并推测说这类困难可能是导致叛乱的根本原因。⑥张继将工布朗吉的活动与自然灾害联系起来比较让人感到意外。中国传统的史学著述很少将自然灾害与社会的动荡联系起来。
    由于大多数传统史学家强调记述史实，在中国史学著述中也能找到一些有关工布朗吉的正面叙述。比如，虽然清朝官员张继对工布朗吉总的看法很差，但在他的叙述中仍然包括了一些对工布朗吉有利的评价。在有关工布朗吉的出生及儿时的记述中，张继写道：
    工布囊吉者，瞻对呵鲁之子也……俗传其妻遇雪山神而生工布囊吉。工布囊吉生而臂力绝人，兼有诡智，至幼嬉戏，儿童多受其指挥。既长而驰马试剑无虚日，每顾盼自雄曰“天何生我在蛮夷中？”[1](P.99-117)
    作者运用了十分肯定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叛贼”，诸如其高贵的出身以及甚至在儿时已显出的高超的领导技巧及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似乎认为由于工布朗吉不幸地出生在一个蛮夷家庭，这一切都被荒废掉了。
    民国时期及后来台湾的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史学家对工布朗吉的看法与清朝官员类似，他们将工布朗吉视为一个“恶棍”和“匪徒”。由于他们的研究主要基于清朝的官方文献，而且他们都受相同的史学哲学，即儒家思想的指导，因而他们对工布朗吉的看法类似并不足为奇。针对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以及二十世纪初叶中英就西藏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增长，尤其是清末，清王朝对康区的控制将西藏带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因此，在民国时期对该地区的兴趣再次兴起，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有关西康的著述。由于大多数著作只论及有关康区的诸如社会、历史、地理或政治的一般情况，有关工布朗吉的叙述一般很简短，有些甚至只有一、两行而已。[2](P.20)在当时致力于专门研究康区的《康导月刊》上也只有几篇文章。⑦民国时期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对工布朗吉及其军事扩张的看法与清朝官员的看法相似，它们继续使用早期的有关记载所用的贬义的词句：
    清咸丰年间，四土司为工布朗结一人兼并。工布朗结为人阴鸷而狠，有并西康以西拒西藏、东抗四川之心。康地各土司，或割地，或纳贡，均俯首帖耳，而莫敢谁何。同治初，工布朗吉以劫掠藏人购茶故，起衅。[3](P.36)
    从上面引述的这一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段叙述是基于清朝的官方文献，尤其是其中的几行字似乎是从奏折原文中一字不差地照抄的。同时，在任乃强的《西康图经：境域篇》及李亦人的《西康俯瞰》中也能找到几乎是从官方文献中逐字逐句照抄的段落。尤其是当李亦人在其有关瞻对地区地理位置的简介中论及“贼酋”工布朗吉和他的父亲所居住的地方时，他的记述中仍保留了诸如“贼酋”及“巢穴”等贬义词。[4](P.29)
    就中国台湾史学家而言，虽然有一些人从事包括西康在内的藏学研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对西康问题，特别是瞻对问题的政治及历史意义的兴趣在不断减弱。确实，迄今笔者只找到一篇专论工布朗吉的文章，即孙子和的题为《清末川边工布朗吉起义》的论文。除了《清实录》中的有关文献外，孙的研究主要基于大陆史学家陈一石文章中所引用的有关奏折及清朝官员所著的其他第一手资料(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陈一石的文章)。所以，他自然承袭了对工布朗吉的传统评价，即“一个扰乱和平者”和“一个恶棍”。[5](P.29-57)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学研究及史学著述有了新的变化。中国新一代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的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被认为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大众身上。伴随着这一新潮流而来的是着重强调阶级斗争是变革的主要动力，而且农民运动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主题。⑧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把起义赞美为反抗压迫的正义运动，这与传统儒家负面描述叛乱的史学模式正好相反。
    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意识及学术环境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根据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理论来重新塑造工布朗吉的形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选择史料及史实时有相应的侧重点。甚至当他们运用清朝官方文件时，他们对那些被认为是“污蔑农民起义”的记述置之不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有关工布朗吉的新的叙述。这一潮流的一个绝好例子便是1959年由四川民族调查组撰写的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工布朗吉第一次被称颂为一位“农奴起义”的领袖。该报告中的这一段落反映出他作为反抗封建农奴主的农奴领袖的新形象：
    参加的人数由几千发展到一万多人。涉及范围从瞻对到甘孜、德格等地，影响所及，遍于康东、康南及西藏地区，历时达三年之久。起义群众击溃了封建阶级的武装，逐杀了土司等封建阶级分子，占领了土司的辖地，取代了土司的政权。随即打开了土司的仓库，把粮食、金印、衣物等，分给群众；并烧了土司的契约、帐薄，废除了乌拉。但由于起义军的领导在后期开始腐化，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措施，造成内部的不健全，因而在当地封建统治阶级勾结西藏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下，终于失败了。[6](P.20-35)
    有关工布朗吉这样的浪漫性叙述不由得让我们想起英国传说中的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
    1963年出版的《西藏简志》基于1959年的调查报告，也有类似的叙述：
    1887年瞻对爆发了以布鲁曼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先打垮了瞻对土司的封建武装，杀死了穷凶极恶的土司，没收了土司的财产，宣布废除差役。起义军在新龙、德格、甘孜等地转战三年，孔洒、麻书土司被赶跑了，德格土司也逃往金沙江西岸，投奔西藏农奴主统治集团去了。各地农奴闻声奋起，响应起义，抗差抗租斗争风起云涌。起义军取得初步胜利后，布鲁曼等人骄傲了，生活开始腐化，内部不团结，脱离了群众，不久也就被德格土司勾结西藏农奴主打败。布鲁曼率领残军退回新龙，又被包围，最后被农奴主用火烧死，起义告失败。⑨
    从上面引用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批中国史学家对工布朗吉事件的描述与其他研究典型的“正义的农民起义”的史学家的叙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里笔者只简要地提及其中三个比较突出的特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这一主线始终贯穿上述段落；其次，在叙述各个事件时，他们侧重于强调农民起义先进性的那些方面；最后，它们所列出的起义失败的原因也使人不由得想起这类研究中常用的一些典型性的原因，比如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起义军内部的分裂、领导脱离人民大众的作风以及他们所采取的错误措施等。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的政治、思想意识以及学术气氛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对学术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在研究农民起义这一领域中也有了一些新的动向。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史学家仍然继续侧重于农民起义的研究，但是评价这些起义的标准、学术讨论的风格及整体上对农民起义的观点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于此时生产力被强调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再是阶级斗争，因而，在评价农民起义的作用和地位时就有余地可以对他们作不是那么正面的评估了。史学家们开始重新评价各次农民起义中的人物，并强调这些运动的许多“落后”方面。而且，由于在中国开始兴起相对较为开放的学术讨论，有关农民起义的学术会议及著述常常反映出学术界对这些起义的评价及研究是有争议的。⑩
    工布朗吉再次成为一些新研究的主题，而且一些有关他的很有意思的文章被陆续发表。这在历史学家中掀起了一场关于其起义的性质以及他的出身的激烈争论。总的来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史学家的著作和论文继续将他描述为农奴起义的领袖。而另一些史学家则认为他的活动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最好的例证，而且将他谴责为领土扩张以及剥削农奴的封建农奴主。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由于1863年噶厦政府的介入，工布朗吉事件由起初的反清叛乱发展成为了“部落”间的战争。
    持第一种观点的最具代表性的是曾文琼的题为《十九世纪中叶川康地区的一次农奴大起义》的文章。该文是反映这类文章独特的叙事结构的最好例证，同时它也充分显示出当时的政治、思想意识及学术环境对塑造这样一位“正气凌然”的农奴起义领袖和对起义本身的史学重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曾文琼在该文中仍然沿用当时流行的有关中国农民战争研究所采用的典型的框架。[7](P.30-39)这篇文章声称工布朗吉领导的反叛是正义的农奴起义，因此阶级与阶级斗争这一主题贯穿其讨论及研究方法的每一个方面。
    曾文琼提出起义前几年连年天灾以及瞻对农奴主对农奴的极其残酷的剥削是导致工布朗吉起义的具体原因。他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调查报告，并以他自己在该地区实地调查的结果来补充说明工布朗吉起义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并强调起义进步的诸多方面。
    曾文琼将起义目的模糊不清这一现象归咎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起义发生的场所的限制。他认为在康区这样一个处处都充满了“神”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是不可能凭空产生一个超越“神权”的政权来。作者声称，尽管这次起义目的模糊不清，仍不应低估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而且他还认为工布朗吉及其领导的起义并不是一个区域性的事件，而是属于全中国范围内广泛的反清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写道：
    这个(起义)重大意义不能局限于康巴这个狭窄的范围之内，它应是全中华民族重大的反清爱国的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巴与内地相隔千里之遥，但藏族人民的命运与祖国各族人民的命运是息息相连的。农奴起义的整个历史证明：没有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就没有藏族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以太平天国革命为首的各民族人民革命斗争失败了，藏族农奴起义也就随之宣告结束。这一真理充分表明，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同呼吸、共命运，她们不愧为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祖国是她们共同缔造的，历史也是她们共同用鲜血写出来的。[7](P.37)
    正如我们可以从上面这段话中看出的那样，作者对此次起义意义的叙述是依照“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指导原则写成的。确实，这一原则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西藏历史发展的不容置疑的终极目标。该作者提出的造成工布朗吉起义失败的具体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基于他自己实地调查的新发现，他对上述典型的原因又加了一条，即隐藏在起义内部的敌人的破坏。他指出像其他所有没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支持和指导的农民战争那样，工布朗吉领导的“农奴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在探讨这次“农奴起义”的领导阶层的情况时，尽管有关工布朗吉的家庭出身的诸多叙述有明显的出入，作者还是高度评价了工布朗吉在这次起义中的作用：
    布鲁曼是农民起义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根据民间传说，他出身于瞻对波惹村的一个贫苦农奴家庭。从年青时候起，就参与农奴反对土司、头人的压迫和剥削的活动，是一个从阶级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农奴领袖。但文献资料却明显记载布鲁曼(工布朗吉)出身土司……可见罗布七力被诛后，他的土地财产，随着也被清朝没收而赏赐给出力的头目了。他的儿子工布朗结是否因此而下降到农奴地位，这里暂不考证，但工布朗结不会对清王朝和其它土司头人的“杀父夺产”善罢甘休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布鲁曼的出身和当初参加起义队伍的目的如何，从他与清王朝及其十五路土司的斗争来看，自始至终是有利于起义军的。特别是最后与敌人决战中，临死不屈，表现了农奴们的革命坚定性……起义军中的另外几个首领……与敌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奋勇作战。特别是起义军被困期间，无一人动摇变节……这一大批起义军首领的英雄事迹，代表了起义军的主流，也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7](P.34)
    从上述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文琼试图将起义领袖工布朗吉的家庭出身与他的阶级属性或他为哪一个阶级服务分开来看[8](P.57)。事实上，强调“阶级属性”使得作者在有关工布朗吉家庭出身的诸多资料有所出入的情况下仍对他作出正面的评价。加之，其他所有的首领都出生于农奴家庭这一史实也支持了作者关于工布朗吉的诸多活动是为农奴阶层的利益而服务的观点。因此，通过解决作为进步的农奴领袖的标准这个问题，曾文琼称颂工布朗吉为忠实英勇的起义领袖，他为农奴阶级的利益服务，并与敌人血战到底。
    最后，就叙述此次起义的语言以及为此所选择的资料而言，该作者也沿袭了马克思主义者歌颂农民战争、批判“统治阶级”的典型手法。他极其热情地叙述此次起义，他的文章充满了赞美之辞和敬佩之意。相反地，作者用贬义词与批评的口气来描述农民的敌人，即统治阶级。
    第二类文章的代表是徐铭的题为《工布朗结是农奴起义领袖吗？》以及上官剑璧的《瞻对土司布鲁兵变杂议》。[9](P.27-35)徐铭的文章也是基于阶级分析的，但他在选择有关文献资料方面却与曾不同，他将工布朗吉塑造为与曾文琼所描绘的完全相反的形象。不像曾文琼通常在其研究中不用官方资料，徐铭在叙述自1728年以来瞻对各土司归顺清朝后的瞻对历史时大量引用官方文献。
    徐铭得出了应将由工布朗吉领导的反叛与其他农民起义区分开来的结论，而且他在探讨时把清代瞻对“封建农奴主”们的一贯表现联系起来研究。徐铭认为这些封建农奴主的诸多活动是为了恢复和扩大他们被清政府削弱的权力，因而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他们为争夺本阶级利益以及争夺剥削本民族人民的高压权力而进行的“叛乱”活动。在徐铭的绪论中，他提到了学术界对工布朗吉有不同的评价。他认为工布朗吉的阶级属性问题是评价他领导的反叛性质的关键所在。
    徐铭认为要判明工布朗吉是农奴主还是农奴起义军领袖，就必须剖析工布朗吉所执行的是什么措施和政策。也就是说只有探讨其措施是有利于农奴还是有利于封建农奴主政权，才能从根本上弄清工布朗吉到底是谁的利益的代表。在徐铭的这篇文章中，他大量引用了清朝官员张继对瞻对历史及工布朗吉事件的记载，同时还广泛引用了与工布朗吉同时代的瞻对僧人玉勒楚臣的有关记述。(11)徐铭将工布朗吉描述为一个旨在康区扩大其势力范围的野心家，同时也是一个迫害和压迫人民的无情的刽子手。徐铭声称由于工布朗吉在康区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扩大其势力范围，并长期与清廷和西藏对抗，所以他所执行的是封建农奴主政权的措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铭的这一提法：即判断工布朗吉事件的性质时，这次反叛的领袖工布朗吉是否出生在土司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布朗吉的所作所为像封建农奴主阶层的一员，而且他所领导的军队绝不是一支农奴革命的武装。[6](P.20-26)他进一步指出其他史学家之所以对工布朗吉持肯定的态度是由于他们没有利用那些如实记载当时事件的藏汉文史料。更重要的是，徐铭认为一些研究工布朗吉的作者们太过于依赖1959年的调查报告，而他批评这一报告是很不全面、很不完整的。
    上官剑璧通过运用有关汉文官方材料和藏文史料，认为工布朗吉事件的性质是“农奴主阶级劫掠性质的战争”。他指出这次“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封建农奴主政权，而是为了在康区建立自己的统治，使自己成为雄踞一方的土皇帝。”同时，这次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人民被迫四处迁徙，居无定所，且不可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这只是使农奴从一个领主统治下转到另一个领主的手中，并未摆脱受农奴主阶层奴役的地位。与徐铭的论点相似，在探讨工布朗吉反叛的历史背景时，上官剑璧认为由于这次反叛既不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也无助于人民团结起来抗击外国侵略者，因此，他认为工布朗吉家族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反动战争。上官剑璧叙述说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从而，该作者认为“只有藏族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分裂的阴谋或对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才是推动藏族地区社会前进的动力。”[9](P.27-35)
    与徐铭不同的是，上官剑璧还专门有一节探讨工布朗吉是如何利用宗教来扩大和巩固其势力的。由于徐铭和上官剑璧都对工布朗吉作出了负面的评价，他们都大量引用了强烈批判工布朗吉及其军事行动的汉藏文官方材料。因而，他们也继承了这些材料的苛刻且带有贬义的词句和批评的语气。
    有趣的是有时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陈一石本来在他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把工布朗吉视为农奴起义的领袖(12)，但在他于1986年所著的一篇文章中却将工布朗吉描述为是一个发动旨在扩张领土战争的野心勃勃的土司和大农奴主。(13)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该作者提及他参阅清代档案资料后修正了他从前的看法，但没有解释这么做的原因。从多方面来看，就语言的运用及对这一主题的处理方法而言，陈一石的叙述较其他史学家的描述更为客观。在他的论文中，他避免使用流行的具有政治色彩的语句以及批评性的措辞。他没有完全采纳汉文材料中标准的全面谴责工布朗吉的观点，而将工布朗吉视为是一位有胆识的藏族领袖，认为他在政治、宗教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在政治上，工布朗吉被描述为一个企图扩大其势力以逐步统一藏区为目标的土司。他为了使农奴听命于他而执行的“轻赋薄徭”的政策也被认为是进步的。就他对宗教的态度而言，陈一石指出他极力反对麻醉人民、听天由命的藏传佛教。更值得注意的是，陈一石不像其他史学家，将工布朗吉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作为认识瞻对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陈一石声称工布朗吉的反清斗争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且由于他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开展的反对藏传佛教的斗争，他至今仍被藏族人民所称颂，因此，工布朗吉不失为藏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然而，陈一石也指出作为一个农奴主，工布朗吉也剥削和压迫广大的农奴。作者认为工布朗吉在后期为扩张领土所进行的战争具有兼并的性质，给康区社会经济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再者，长期的战事也给藏、汉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总而言之，纵观工布朗吉的所作所为，作者认为他不配被称颂为农奴起义的领袖，更不能说他是“人民的英雄”。
    徐铭和上官剑璧的文章发表以后，后来的著述有些显然没有注意到当时开展过的争论，只是记述了他们认为是真实的史实，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在《西藏简志》一书中有一段相关史实的简短叙述，作者根本没有提及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而是将瞻对发生的各事件描述为一系列的武装暴乱，其中包括工布朗吉及其父亲试图将其势力扩张到康区邻近土司属地的活动。[9](P.27-35)1999年徐君所著的一篇文章中也有一段比上述段落稍长的记述，她也以类似的方法来描述有关史实。这些叙述所用的材料、语言及口气与陈一石1986年的文章相似。[10](P.16-27)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出现了更为开放的政治、思想意识及学术气氛，这些作者显然能够对过去被称颂为农奴起义事件的历史做出比较负面的评价，同时在阐述他们的论点时也可以自由地运用官方材料。此外，当阶级斗争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时，这些作者也就无需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在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样，他们就得以将其精力放在历史研究本身。
    尽管还有四篇文章是在徐铭和上官剑璧之后写成的，但它们仍然继续将工布朗吉称颂为大型农奴起义的英勇的领袖。(14)其中一篇是1986年米宏伟和卡萨泽翁写的“布鲁曼领导的农奴起义”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基于在工布朗吉家乡流传的民间故事收集写成的。(15)另一篇是于1991年出版的《新龙县志》一书中的有关记述，该县志中有按历史年代写成的“瞻对历史大事记”以及被认为是瞻对杰出历史人物的工布朗吉的一个小传。
    对该事件的初期与后期有不同评价的是中国藏学界的知名学者牙含章先生。他认为1849年工布朗吉领导的反叛是一次反清斗争，而且这也标志着康区人民公开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开始。但是他声称到了同治年间这一反清斗争转化为部落间的斗争，而且把西藏也牵连进去了。[11](P.62-66)
    二、藏文文献及藏族史学家对工布朗吉形象的构建
    正如汉文文献及汉族史学家对工布朗吉的评价那样，藏文文献与藏族史学家对工布朗吉形象的构建也远非一致。一方面，与他同时代的卫藏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康巴人将工布朗吉视为一个恶棍、一个军事扩张家和佛教的敌人。另一方面，他家乡的藏族人以及一些藏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则相当肯定，将他赞誉为一个地方英雄以及农奴起义的领袖。
    与汉文文献相比，令人惊讶的是与工布朗吉有关的可以运用的公开的第一手或第二手资料只有很少的几种。公开的藏文资料仅有几封由康巴人写给西藏噶厦政府的**书、后来收集的民间传说以及由史学家所进行的有关研究。还有瞻对地区的与工布朗吉同时代的一位僧人对工布朗吉及其活动的记述，这一记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藏人是怎样看待工布朗吉的。在探讨工布朗吉的家世时，将其描绘为一个贪婪、残酷且脾气暴躁的人，据说他常常嫉妒他人，并虐待他的仆人。该记述详细叙述工布朗吉如何屠杀人民，并向人民摊派乌拉差役为他营建官寨。同时，也详尽地描述了康区各地人民如何武装反抗工布朗吉的压迫及其残暴的屠杀政策。简而言之，他被塑造为一个嗜血成性的用纯粹的武力占领其他土司领地的恶魔，他的恶行还包括屠杀无辜的人民、亵渎“神圣”的宗教以及拒绝服从清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的权威。(16)
    鉴于工布朗吉曾劫掠了西藏噶厦政府朵噶尔本采买的茶叶，并占领了邻近土司的领土，噶厦政府及邻近地区的人民对他做出很负面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在里塘第巴工布占堆和库沃比丘洛桑晋写给噶厦政府的请求发兵援助的信中，他们将工布朗吉称为是佛教以及众生福祉的破坏者，而且也是长期受诅咒的“匪徒”，认为工布朗吉剥夺了康区人民安居乐业的机会。他属下的军队被称为“匪军”，并认为他们不仅骚扰了康区各土司的领地，还阻断了四川与西藏间的邮路。
    在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藏文史料中工布朗吉的主要形象是敌视宗教权威的人物。除了上述的求救信外，还有扎西次仁于1982年国际藏学年会所宣读的论文中的一段口传资料中也写道：“尽管阿衮(即工布朗吉)相信佛教有关因果报应及转世的教义，但除了信仰那些能够当着他的面表演令人置信的奇迹的喇嘛外，他通常不信仰转世活佛。”[12](P.207)后来瞻对地区格桑寺著名活佛喜绕俄热的有关文章中将工布朗吉对佛教的态度描述为是矛盾的。一方面工布朗吉在自己的官寨顶上修建了一座经堂，但另一方面他又扣押当地的喇嘛、活佛作为人质。当地人就工布朗吉对佛教的态度也有不同的看法。喜绕俄热引用的一个口头传说中声称当地的一个喇嘛说工布朗吉是“魔鬼”转世，而另外两位喇嘛则又说他是“护法神”的化身。[13](P.1-44)
    瞻对当地人对工布朗吉的看法与官方文献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他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探讨当地人对工布朗吉的看法的较早的一次尝试是由四川民族调查组于1959年所进行的实地调查。根据这一调查，工布朗吉家乡的人们把他描述为一个为了减轻贫苦农民的痛苦而奋斗的侠肝义胆的领袖。当然，由于这些记述是在事件发生上百年后收集的，因而它们的真实性是有限的。总而言之，口传资料确实表明工布朗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民众的支持，而且由于他执行了深受人民大众欢迎的政策，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尊敬。甚至连被派去镇压他的清朝官员琦善也不得不承认工布朗吉“深受当地藏人的支持”(17)，而且张继也评价说：“那时，他可以指挥瞻对全体百姓”[1](P.109)。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工布朗吉事件开始引起了国内外年青的藏族学者的关注。虽然在国内的藏族学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工布朗吉事件，但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也有分歧。1984年格勒撰写出版的《甘孜州史话》一书仍然称颂工布朗吉为农奴起义的领袖。尽管该作者注意到了对工布朗吉评价的有关争论，他仅在一条脚注中提及了史学界对工布朗吉所持的矛盾的观点，而没有对为什么会有相互矛盾的观念做更多的解释。他经常引用对工布朗吉作出了正面评价的曾文琼的文章以及牙含章所著的《达赖喇嘛传》，所以他对该事件的叙述也自然地沿袭了以曾文琼的文章为代表的第一类文章的观点。因而，这一叙述的叙事结构以及资料、语言及语气的选择都与第一类文章相一致。但与像曾文琼这样的其他史学家相比，格勒运用了有关工布朗吉童年时代及青年时代的新的民间故事，尤其是他的眼睛是怎么弄瞎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工布朗吉被描绘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英勇机智的人，同时他还非常合群，喜欢与人交往。与曾文琼、徐铭和上官剑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格勒没有详细探讨他将工布朗吉归为农奴起义领袖的原因。特别是与其他记述相比，格勒的文章没有将阶级属性问题作为评价工布朗吉的一个重要标准。基于工布朗吉的父亲被杀以及家产被没收等情况，该作者推论说他的家庭地位可能下降了，而且有可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同时，一方面，为了说明工布朗吉对清政府和其他土司杀害他的父亲、抢夺家产的仇恨可能是促使他反叛的一个因素，作者引用了玉勒楚臣的有关记述。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完全忽视了玉勒楚臣的记述对工布朗吉做了非常负面的评价这一事实，在他的有关叙述中对此只字未提。[14]
    喜绕俄热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将工布朗吉描绘为一个破坏了康区稳定与和平的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家。《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的简短叙述也对他持有类似的看法，它们都仅仅论及该事件的梗概而已。[15]喜绕俄热注意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有关如何评价工布朗吉的争论，他在绪论中指出：
    为了探索其究竟，我们在新龙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查阅了有关的藏汉文资料，对工布朗吉的出生、家世以及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查证搜集。
    因而，他的论文到目前为止是最详尽的一个记述，而且就其对这一主题的处理方法而言，他的描述也较为客观。与其他对工布朗吉持非褒即贬的一边倒的态度相比，喜绕俄热的论文既对工布朗吉的某些做法作出正面的评价，又对他的其他一些做法做出了批评。在解释工布朗吉之所以得到瞻对地区人民的称颂时，作者声称人们为了发泄对噶厦政府派驻瞻对的藏官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愤恨，往往就传颂工布朗吉的英雄事迹。他得出结论说，虽然工布朗吉的一生确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他确实是一个不足效法的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作者提请读者注意，在幼年时期，工布朗吉是一个寻报私仇的狂热信奉者；成年以后，随着其地位和权势的增长，他个人的野心也不断滋长，以至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一个挟私报复、嗜杀成性的人，他的统治以及他采取的措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虽然总的说来喜绕俄热认为工布朗吉是一个军事扩张家，但他声称工布朗吉给“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以及人民的富裕和安定所带来的灾难，则是极为深重而无法弥补的”。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探讨过的那样，喜绕俄热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标准反映出当代中国在政治上对“西藏问题”所关心的问题，即诸如“祖国的统一”及“民族团结”等问题。[13](P.1-44)
    与此同时，几位流亡的藏人也写了有关工布朗吉的文章。最显著的是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沿袭了对工布朗吉的传统的看法，即对他进行了负面的描述，而且将他在康区的统治描绘为“恐怖统治”[16](P.187)。确实，夏格巴一书的藏文版对他的叙述更为尖锐，将他称为“梁茹之敌”，而且把他的活动描绘为“劫掠康区各地”[17](P.42-45)。显然夏格巴对工布朗吉的看法是从西藏噶厦政府的立场来看的，但由于他是西藏政府的一个重要官员，他这么做并不足为奇。
    印度的一位藏人史学家扎西次仁对工布朗吉的叙述相对较为公平，他既没有将他极端妖魔化，也没有过度地赞颂他。扎西次仁的文章是可与喜绕俄热的文章相媲美的最详尽的文章之一。他的文章倾向于强调地方因素，而且他大量地运用了他对当地人的采访材料。他的研究包含一些新的材料。比如说，在探讨工布朗吉的性格时，作者将西藏政府和德格的统治者们祈求神灵结束他的权威叙述为导致他的种种不正常行为的原因之一。除了扎西次仁的文章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记述提到过这一插曲。
    由于扎西次仁的文章侧重于叙述当地人对工布朗吉及其军事活动的基本观点，因此，他的研究特别有意思。这些在官方材料中根本找不到。康巴当地人，尤其是瞻对人的被“掩盖”的观点涉及了西藏政府的武装干涉、当地人对藏军的看法、西藏政府对工布朗吉及其家族的背叛以及当地人对工布朗吉之死的反应。作者的记述与夏格巴文章中藏军被尊为“天兵”以及他们得到当地人的坚决支持这一叙述恰恰相反。他叙述说由于藏军到处劫掠，并对当地人犯下了诸多的暴力罪行，康区人对藏军的到来并不是特别热情。接着，基于他对上瞻甲日尼玛坚赞以及吴里打本多甲仓绕丹多吉的采访，作者叙述了西藏政府是如何背叛工布朗吉及其家族的。[12](P.196-214)
    总之，尽管扎西次仁提供了有关工布朗吉极其丰富的材料，他的研究还是反映了当代流亡藏人所关心的政治问题。他对工布朗吉的军事活动作了正面的叙述，将它们视为是统一康区的行为。他将西藏政府击败工布朗吉及其军队叙述为“以欺骗和狡诈的手段消灭了他”，而且进一步声称随着工布朗吉被击败，“西藏失去了有可能阻挡汉人扩张野心的最后一堵墙”。他将工布朗吉的崛起视为是对康区满人统治不断深入的反抗。
    三、结论：历史“真相”如何被构建
    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往往受诸多微妙与不是那么微妙的因素影响。意识形态的侧重点、官方文件的倾向、当代政治的语境以及当时学术研究所关心的问题都对工布朗吉的形象施加了影响。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布朗吉的形象从一个惹人生厌的幸福与和平的破坏者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民间英雄。有些人把他塑造为受压迫的农奴的领袖，而有一些人却将他描绘为一个追求私利的军阀。
    由于工布朗吉损害了西藏噶厦政府、邻近的土司以及清廷的利益，他们对他的描绘自然会是负面的。在官方的汉藏文材料中，工布朗吉都被描述为康区和平与稳定秩序的破坏者。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史学家如何看待工布朗吉有一定的影响。儒家对社会动荡的反感使得他们对工布朗吉持否定的态度，而且忽视任何有关他的正面描述。
    与此相反，在中国兴起的写“人民的历史”的新趋势以及当时赞美农民起义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他重新塑造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农奴起义的领袖”、“新的人民的历史”将其侧重点从统治阶级转向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之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广大人民。对他们而言，官方资料充满了“污蔑广大人民”的言论。因此，这些史学家主要寻找一些赞颂工布朗吉英雄事迹的实地调查材料，而完全忽视官方材料中与他们的观点矛盾或有可能对他们的观点提出质疑的任何证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思想意识以及学术气氛的变化使得史学家在评价农民起义的作用和地位时有相应的空间可以对它们作不是那么积极的评价。因此，在有关的历史学家中就出现了一场对工布朗吉评价的争论：他是“一位农奴起义的领袖”，还是“一个致力于领土扩张和侵略战争的野心勃勃的封建主”？有些史学家继续歌颂他的革命精神和反抗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但是其他人不仅将他视为一个企图将其影响延伸到整个康区的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家，而且也认为他是一个迫害和压迫人民的无情的刽子手。
    总而言之，上述对工布朗吉形象的塑造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历史叙述依靠当时流行的叙事方法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来塑造历史人物。而这些叙事结构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关心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在中文的官方记载中对社会动荡的偏见使得有关作者运用贬义的言词，而且采用了尽可能地将工布朗吉妖魔化的叙事方法。在中国农民起义的一般性研究中，以及有关工布朗吉的个案研究中都能找到这样的典型例子。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农民起义研究的总的趋势影响下，有关工布朗吉的研究趋向于极度地赞美他的诸多活动，忽视谴责他的官方资料，而且竭尽全力地采用时下流行的农民研究的构架。甚至在对工布朗吉的反叛，诸如他提出的“口号”以及实行的政策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研究史料时，史学家们仍然沿用标准的叙事框架，对这些方面加以简短的叙述。因此，这些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他们所塑造的工布朗吉的形象：一个农奴起义的领袖或一个统一康区的民族领袖。通过研究工布朗吉这一能动的区域性人物，本文的主旨就在于从多种层面揭示“真相”产生的可能性，以及探求不同时代对工布朗吉形象的具体塑造所牵涉的各种各样的角度。

    (17)陈一石《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三)》第47-48页。也请参见朱批奏折，民族类，全宗号1334第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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