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京)2009年1期，第54-72页

作者简介：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五四新思潮的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纽带而结合形成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经由地缘、师友、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的相互吸引与呼应等几种途径聚合而成新文化阵营。新思潮核心力量的聚合与分化，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新旧杂糅，政治主张对立歧异而思想观念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它本身也经历了由依赖同乡、同门、同事等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向以思想主张一致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新思潮核心力量是一联合阵营，但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之后，它的分裂与重组势所必至。

关键词：《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交往；思想交融；聚合途径

    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由中、青年两代知识分子在对辛亥革命之失败进行反思与探索的基础上所倡导和发动的一场思想革新运动。其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纽带而汇聚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以及由他们启发、引导的青年学生。关于这个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以往有关的研究论著仅笼统地指出，他们是与辛亥革命党人不同世代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是一批急进民主主义者。①至于这支核心力量由哪些人组成，他们的背景及其特征如何？他们又是以何种方式、经由何种途径聚合而成？则很少论及。近年来，香港学者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则对《新青年》及其撰稿人队伍的组成、来源以及他们与辛亥革命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不仅在革新思想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即使在人事谱系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原先也属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系统。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辛亥革命党人是同一世代的人，他们不仅不是“辛亥革命之外的力量，而应是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②。这一观点，揭示了以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一面，对于我们考察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新的思路。王奇生的论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从《新青年》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入手，探讨与描述了“新文化”从“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的“运动”历程。③在众多研究《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中，上述论著是值得重视的原创性成果。④但综观学术界的现有成果，对《新青年》撰稿人队伍及五四新思潮核心力量的构成、聚合途径及早期分化等内容，仍付之阙如。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拟通过对《新青年》主要撰稿人队伍的考察，以展现新思潮核心力量的构成、特征和汇聚途径，揭示以往学界注意较少或忽略的面向，从而推进对此一问题的研究。
    一、《新青年》撰稿人的构成与特征
    众所周知，新思潮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纽带而聚集汇合到一起的。可以说，新思潮的核心力量，实际上就是《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或作者群。本节拟通过对《新青年》作者群的职业身份、教育背景以及早年经历的分析，揭示新思潮核心力量的构成及其特征，以期对这一群体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1.《新青年》撰稿人的构成
    《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2年7月终刊，总共发行9卷54号，据统计，在它上面发表政论、诗文的作者共有两百多人。而以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为界，它前、后期的作者（或撰稿人）队伍有很大的变化，本文着重分析前期（1-7卷）撰稿人队伍的构成、聚合与分化。如果从发表文章的方式与数量来看，《新青年》的作者群可以划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新青年》杂志的几乎每一个栏目中（如通信、随感录、政论）都发表文章，且数量相当多，这部分作者包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鲁迅、刘叔雅、陶孟和、沈尹默、陈大齐和蔡元培等，他们人数并不多，但却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另一类主要是在《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与“读者论坛”栏发表文稿，尤其是来信。这部分作者每一个人发表的文章很少，一般为一篇，多也不过四五篇，但他们人数相当多，地域分布广，构成了《新青年》作者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可以称之为通信作者。本文考察的重点是前者（即主要撰稿人），但为充分说明问题，也兼及后者（即通信作者）。
    根据笔者对《新青年》主要撰稿人和通信作者队伍教育背景、政治活动及其所从事职业的考察，《新青年》的撰稿人主要由下列四类人物构成（一般均以投稿时的身份为主）⑤：
    (1)大、中专学校教师。在这一群体中，尤以北京大学教师居多，五四运动前即达20名，如加上吴虞等1920年后任职的，就更多。这是因为《新青年》北迁后，北京大学教师钱玄同、陶孟和、沈尹默、周作人等都为《新青年》撰稿，并参加编辑部工作，而《新青年》前两卷的作者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杨昌济、高一涵等先后进入北大，成为北大教授。他们一身兼二任：既是《新青年》撰稿人，又是北京大学教授。除北京大学的教员外，北京高师、北京医专以及上海、浙江、湖南、安徽等地中等学校的教员也投稿《新青年》，支持和宣传新思潮。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的这一群体，从《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一直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可以说，他们是五四新思潮的倡导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
    (2)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新青年》创刊之初，其撰稿人主要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随着《新青年》在读者群中的影响逐渐扩大，从第二卷起，全国各地各类学校青年学生来稿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恽代英、常乃悳、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黄凌霜等青年学子还发表了长篇的思想评论。相对于上述第一类新思潮的倡导者来说，这是五四时期新一代的青年，最初他们是新思潮的追随者，后来也加入到倡导者行列，日后并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与活跃分子。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就将其启蒙的对象放在青年身上，希望唤醒青年以图改造中国。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投稿《新青年》，表明《新青年》实现了其创刊初旨。⑥
    (3)报刊编辑、律师、议员与政府官员。这部分人在《新青年》撰稿人队伍中所占比例不大（共18人），但也值得注意。他们早年或就读于国内新式学堂，或留学国外，尽管他们不在大、中专学校工作，但却怀有高远的理想与变革社会的愿望，因而或主动（如汪叔潜，国会议员）或被动（如最初撰稿的鲁迅，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投稿《新青年》，加入其撰稿人行列。其中有些作者如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又如蓝公武、陈博生（渊泉）等人，则积极响应《新青年》倡导的新思潮，改革《国民公报》与《晨报》，为推动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投入新文化运动、扩大新文化阵营的队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4)英美留学生。⑦留学生在《新青年》撰稿人队伍中人数较少，仅十多人。但他们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尤其是在这些留学生中，留学美英的占较大的比例（胡适本人在最初投稿时，也尚在美国留学）。留学英美的学生加入《新青年》撰稿行列，改变了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沟通了国内思想界与欧美社会的思想、学术潮流。⑧从此以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所讨论的问题就主要以西方思想潮流为转移了。⑨
    2.《新青年》撰稿人的年龄结构与教育背景
    新思潮核心力量即《新青年》撰稿人的年龄结构，根据相关传记资料，当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该刊撰稿人队伍中，年纪最大的为吴稚晖（54岁），其次为蔡元培（51岁），年纪最小的为沈泽民与汪静之（二人均17岁）等，前者属于1860年代出生的一代(1865,1868)，后者则属于1900年代出生(1902)。实际上，这样极大或极小的年纪，在该刊撰稿人中，毕竟是极个别人物。该刊的绝大多数撰稿人，分别出生于1870年代、1880年代和1890年代，其中1870年代出生的包括吴虞、光升、杨昌济、朱希祖、温宗尧、吴曾兰、张寿镛和陈独秀，仅8人；1880年代出生的，包括鲁迅、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等主要撰稿人在内，共46人；1890年代出生的，则包括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常乃惠等主要撰稿人及一大批通信者，多达72人。由此可见，就年龄来说，《新青年》撰稿人主要由1880年代出生代与1890年代出生代构成。他们在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之际，其年岁分别在30-39岁和20-29岁之间，当他们最初投稿《新青年》，参与新文化运动时，其年纪还要小三、四岁。这样一个年龄段，正是人生的青壮年时代。一般而言，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其特点是积极进取，敢于冒险，易接受新生事物，对现实社会则多以自己的理想目标衡量评判，具有较强烈的变革现实的愿望。⑩而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皇权统治尽管已被推翻，但民主共和制度也未能成功确立，当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从更深的层次进一步探索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时，适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发生，这样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对五四新思潮倡导者这一代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心态有极大的影响，使他们在对待社会现实与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时，常常采取激烈的态度与立场。(11)
    就教育背景而言，《新青年》撰稿人所接受的教育种类与教育水平差别较大，下面分类说明。1860-1879年之间出生的作者，少年时代一般均受过传统的私塾、书院教育，曾参加科举考试，极少数人获得功名。在获得功名的这些人中间，秀才2人（陈独秀、光升）、举人2人（吴稚晖、张寿镛）、进士1人（蔡元培）。除此而外，其他人尽管未获得功名，但也受过良好的传统经史教育。这样，他们后来所接受的教育、学术训练以及思想观念等，均与早年教育具有不同程度的疏离情况。这种新、旧杂糅的教育背景，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中国教育结构的变化以及传统士绅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变。
    在《新青年》撰稿人中，1880-188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少年时代也或多或少受过传统教育，但他们的少年时代，适值戊戌维新至清末新政时期，科举考试已大大衰落，直至废除（1905年），新式学堂在各省省会、县城逐渐开办。他们中间年纪稍大的（1885年前出生），既参加过科举考试，又入新式学堂学习；年纪较小的（1885年后出生），则直接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因此，在这一代的46名撰稿人中，除任鸿隽为秀才外，其他人均无任何功名。这一代人，在新式学堂结业后，绝大多数又至国外留学，其中留学日本的占一半以上。他们求学的时候，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发动革命之时，故他们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参与了革命活动，正如论者所指出的，这一代人承担的是革命者与启蒙者双重角色。(12)正是他们，倡导并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至于1890-1900年之间出生的作者，由于清末兴办的新式学堂越来越多，且科举制于1905年宣布废除，故他们从一开始，就进入新创办的新式学堂或由传统书院改造的学堂读书。在中等学堂结业以后，留学外国就成为他们首选的目标，如未能留学，也往往选择在国内更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这一代人，除胡适等极少数人已学有所成并进人大学任教外，绝大多数尚在国内大学学习或国外留学，他们是上述前两代人的学生辈，所接受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与前两代人大相径庭，其思想观念也较激进。在《新青年》撰稿人队伍中，这一代人所占的比重最大；同时，在社会上，清末以来教育的改革与新式学堂的发展也使其数量逐年增加。他们是五四新思潮的响应者和拥护者，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因这一代人的加入和支持而获得成功。
    二、《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聚合途径
    前面我们探讨了《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年龄结构、教育背景与职业身份，由此可知，新思潮核心力量是由来自不同职业身份、受过不同教育、年龄也颇有差别的不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仅如此，就其政治态度而言，他们早年的政治背景与党派属性也大不相同。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曾经参与辛亥革命或加入同盟会、国民党的，包括陈独秀、蔡元培、易白沙、钱玄同、鲁迅、吴稚晖、马君武、刘文典、苏曼殊等；第二类是曾经参加或接近进步党、研究系的，包括吴虞、蓝公武、陈博生、李大钊等；第三类是游离于国民党、进步党之外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刘半农、陶孟和、周作人、王星拱、罗家伦、傅斯年等。既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与阵营，个体之间的差异又是如此之大，那么，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或途径汇聚到一起的呢？
    诚如以前论著所指出的，《新青年》是一份思想启蒙杂志，故其撰稿人的结合，理应以思想观念的一致为基础。但我们如果不是以静态的角度而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新青年》在长达7年的办刊过程中，不仅思想主张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在演变，其撰稿人队伍也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新青年》就如同一列“列车”，随着其行进，不断地有乘客（撰稿人）上车，也不断地有乘客下车。(13)乘客的上下，也就意味着其撰稿人的不断分化与重组，而这又是和思想演变、政治事件及社会变迁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将此一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互动的错综复杂之过程全部展现，非本文所能及，在此仅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1.新文化与旧纽带：地缘人际关系之结合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向十分重视乡土亲谊关系，一个人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同乡、同门、同籍人士的帮助和提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乃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传统的地缘人际纽带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此一过渡时期创办的《新青年》也不例外，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初所依赖的社会支持力量，主要就是以地域因缘结合而成的皖籍知识分子。
    考察《新青年》第1卷（即《青年杂志》）撰稿人队伍的籍贯、早年经历和政治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在《新青年》早期撰稿人队伍的聚合中，地缘、人际关系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新青年》第1卷出现的撰稿者共18位，除彭德尊、汝非、谢鸿、方澍、孟明、李穆、李亦民、萧汝霖等生平不详者外，已经查知生平者有10位；而在这10人中，属于皖籍的就有7位：高一涵、汪叔潜、刘叔雅（文典）、潘赞化、高语罕、陈嘏和陈独秀。根据相关资料，这些撰稿人于清末民初曾长期在安徽从事革命活动，与陈独秀建立了或深或浅的友谊。其中如潘赞化(14)、汪叔潜(15)、高语罕(16)等在辛亥革命前即和陈独秀一起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在民初又共同参与反袁运动。而高一涵(17)和刘文典(18)两位，也曾参与过安徽的革命活动，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后，又与陈独秀同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至于陈嘏(?-1956)，乃陈独秀长兄孟吉之子，《青年杂志》从创刊始，即发表其译作，并担任该刊英文编辑。(19)
    此外如易白沙(20)、谢无量(21)，尽管不属安徽籍，但他们幼年即随父辈长期居皖，后来又在皖从事文教和革命活动，与陈独秀等皖籍人士交往密切。“二次革命”失败后，二人又都为《甲寅杂志》撰稿。薛琪瑛(22)的生平不详，但她为近代桐城派著名学者吴汝伦之外孙女，《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即约其译稿，可见二人在此之前就相识。正因为《青年杂志》初创之时主要撰稿人中皖籍人士居多，陈万雄甚至认为该刊是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人杂志。(23)
    由此可见，陈独秀发动的是一场新思想、新文化革新运动，但它最初所依赖的则是传统的地缘人际网络关系。以往的研究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所见的自然多是该刊提倡的新思想、新观念，若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新青年》撰稿人队伍的聚合却正显出其“旧”纽带的作用。在《新青年》第1卷第1号上，汪叔潜撰有《新旧问题》一文，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上自国政，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但新旧之间的界限又不分明：“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24)这种新旧杂糅的特征，在《新青年》身上同样存在，尤其在它创刊的初期。
    事实上，如果不是从既定的观念出发，而是从阅读《新青年》的文本入手，即可发现，即使在思想观念上，创刊之初的《新青年》也难免其“旧”。谢无量和汪叔潜的加入与退出，就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新青年》早期新旧杂糅的特点。
    谢无量在《新青年》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一首长篇律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不久，又在第4号上发表《春日寄怀马一浮》。这是《新青年》上刊发的仅有的两首古体诗作，但奇怪的是，此后《新青年》不但再未刊载过古体诗，谢无量也再未在《新青年》发表作品。原因何在呢？只要我们将《新青年》发表该诗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便不难发现其原由。
    就在《新青年》刊发谢无量的第一首诗之时，作为该刊主编的陈独秀为该诗撰写了跋语，高度推崇此诗：
    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之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25)
    陈独秀的赞誉并非客套语，但这种古体诗是否符合陈独秀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在读者心中是存有疑问的。不久，胡适来信，专门就谢无量诗与陈独秀跋语批评道：“细检谢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而“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谢君也。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也矣。”
    胡适用“新文学”的眼光，立刻发现了陈独秀所提倡的主张与《新青年》实际面貌之间的“自相矛盾”，但处在过渡时期的《新青年》，其“新文学”之作品并不能一蹴而就。为此，针对胡适的批评，一方面，陈独秀检讨自己的失误：“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但另一方面，又解释了其发表谢无量诗的苦衷：
    唯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觏。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不得已偶录一二首，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其所以盛称谢诗者，谓其继迹古人，非谓其专美来者。(26)
    可见在《新青年》初创之际，尽管大力提倡“写实主义”，但仍免不了采用“古典主义”的作品。职此之故，陈独秀刊发其友人的作品不足为奇，但自从陈、胡亮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谢无量及其作品也就在《新青年》上消失了。
    谢无量因其与陈独秀及其他皖籍知识分子的相熟识而加入《新青年》，又因文学观念与文学趣味的不同而退出，此并非新思潮核心力量聚合中唯一的事例，前面提到的汪叔潜也与此相类似。汪叔潜是最早为《新青年》撰稿的作者之一，本文所引其《新旧问题》即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的深刻观察。与此同时，他还与陈独秀合作，计划与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联合成立出版社。(27)但当《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一文后，汪叔潜立即致函《新青年》，就陈独秀关于政党政治的看法提出商榷。他明确指出陈独秀否定政党政治的主张不妥：
    国事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乃先生于《一九一六年》之论文中，将政党政治轻轻一笔抹杀。抹杀政党政治，原非抹杀政党，然当此政党观念仅仅萌芽之时，吾愿贤者慎勿稍持此种论调，致读者之以词害意也。(28)
    陈独秀的主张是超越政党政治，而进一步实行国民政治：“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并宣称：“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业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也。”(29)而汪叔潜原是国会议员，也是民初的“新”人物(30)，但在陈独秀和《新青年》改弦更张，要求开展国民觉悟基础上之国民政治时，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唯一之希望在政党，政党政治优于官僚政治，国人政党观念薄弱，因此，《新青年》应努力倡导政党政治的观念，不应认为政党政治已过时而抛弃之。
    针对汪叔潜的批评，陈独秀则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观点，指出“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立宪政治必须与多数国民生出交涉，否则，即使优秀政党掌握政权，也不能称为立宪政治。因此，国人根本之觉悟，在于由政党政治进于国民政治。而《新青年》目的就在于教育青年“根本之觉悟”，即为实现国民政治奠定思想基础。(31)陈独秀没有接受汪叔潜的意见，而汪叔潜之名从此也再未在《新青年》上出现。
    谢无量、汪叔潜尽管因文学趣味的差异或政党观念的不同而离开了《新青年》，但他们起初均基于其与陈独秀的地域人际因缘而加入初创时期的《新青年》。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尽管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而其力量的最初汇聚却首先依赖于“旧”纽带。
    不仅初创时期的《新青年》撰稿人依赖于传统的地缘、人际关系，即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加入《新青年》的撰稿人队伍，仍与地缘人际因素有一定关系。日后声名远扬的胡适，当初为《新青年》撰稿，即是陈独秀托其好友汪孟邹多次催促的结果。(32)整体而言，在《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中，浙江籍31人，安徽籍18人，分别居第一、二位。这与该刊主编陈独秀为安徽人、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浙江人具有相当的关系。当然，这些人的聚合不完全是因为地缘关系，但地缘人际关系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
    2.同门、师友援引与阵营划分：章门弟子的分化与转向
    同门、师友关系是影响《新青年》撰稿人汇聚的又一重要因素。考察北迁后《新青年》主要撰稿人队伍，引人注目的是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等人居于重要地位，他们不仅为《新青年》撰写了大量论文、诗歌、小说和随感杂文，而且其中有四人参加了该刊编辑部，成为轮流主编之一。应当指出，从《新青年》创刊后至北迁前，他们既未向《新青年》投稿，也未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那么，他们是如何与北迁后的《新青年》发生关系，且成为主要撰稿人的呢？
    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新青年》撰稿之时，陈独秀于1917年1月至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部已由上海迁往北京。(33)诚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新青年》杂志北迁，一方面，《新青年》与北京大学原有革新力量结合，使北大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另一方面，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后，积极协助蔡元培，“援引思想先进、用心改革文化教育和致力整顿社会风气的志士”，尤其是《新青年》初创时期的作者进入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这样，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表明倡导新思潮的人士从一个松散的思想群体结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34)
    上述论断在宏观上揭示了《新青年》北迁的重要意义，但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并非自然而然就发生、形成的。在一刊一校结合的具体过程中，钱玄同等章门弟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章门弟子加入《新青年》撰稿人队伍(35)，并非整体，也非同步，而是在章门弟子内部经历了分化重组之后实现的。
    在章门弟子中，最先赞同文学革命并向《新青年》投稿的是钱玄同，在北大的新旧之争日渐激烈之时加盟新思潮阵营的是朱希祖，钱玄同和朱希祖的转变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此，以朱希祖为例，来说明其加入新思潮阵营的曲折性和复杂性。(36)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他幼承庭训，习经史之学。1905年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在此期间，与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人共同受业于章太炎。1909年回国，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职于浙江教育司。1913年赴北京参加教育部主持的国语读音统一会。不久，应北京大学之聘，任预科国文教员，后又任国文系教授。根据朱希祖的观察，陈独秀任职北京大学与《新青年》北迁以后，北大的章门弟子在文学观念上分为三派：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37)
    ……今年正月自安徽陈独秀先生为文科学长，又得其同乡胡君适之新自美国大学毕业回，亦延为文科教授，则主以白话作诗文。钱先生德潜深于小学，与家君同门，亦深以陈、胡之说为是，此则所谓新派也。(38)
    朱希祖所言不差，在《新青年》北迁初期，章门弟子中，黄侃主骈文，他则主骈散不分，只有钱玄同响应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而加入《新青年》撰稿人队伍，成为“新派”。从日记所表达的言辞之间可以体会到，朱希祖不赞成同门钱玄同和《新青年》白话文学主张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不仅如此，朱希祖在指导女儿朱倩学习时，甚至要求其以黄侃之诗文为研读对象：“家君以倩女流，不妨以美丽为宗，训倩即仿黄君之法，文以郦、杨为主，诗以颜、谢为宗，自是以往，当尽力诵法四家矣。”(39)可见朱希祖实际上对骈文是有所偏爱的，对黄侃仍是非常尊重的。
    但是，仅仅在一年多之后，朱希祖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于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发表《白话文的价值》和《非“折中派的文学”》二文，公开赞成白话文运动。针对有人称他所撰《文学论》为“折中派的文学”的说法，朱希祖宣称：“文学只有新的、旧的两派，无所谓折中派，新文学有新文学的思想系统，旧文学有旧文学的思想系统，断断调和不来。”而“文学的新旧，不能在文字上讲，要在思想主义上讲”。在思想主义上，“要晓得旧思想不破坏，新事业断断不能发生的，两种相反对的主义，一时断不能并行的”。(40)而对于他以前不赞成的白话文，朱希祖也指出了白话文在“功用上”的三条价值和“本质上”的两条价值。(41)
    短短一年半时间，朱的思想转变，幅度不可谓不大，而其态度的转变也甚显突兀，为什么呢？
    实际上，朱希祖、钱玄同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以及沈兼士等人，同是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时的入室弟子(1908-1909)(42)，而沈尹默则是沈兼士的兄长，他们与时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其他太炎弟子马裕藻、朱宗莱以及陈大齐等，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同门，此时又在一起共事，因之，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实际上已自成一个相对集中的人际圈，也是北大内部一个松散而独立的派别。(43)这一人际圈，尽管内部存在学术观念、地域因缘以及争当章门“正统”的派别之争，但在民初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中，通常立场一致。不是太炎弟子但属于这一派系的沈尹默回忆道：民初北京大学的太炎门生虽然分为三派，“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44)。
    沈尹默指的是民初北京大学的第一次新旧之争，但对我们考察五四时期章门弟子的言行颇有启发。在《新青年》北迁之后，章门弟子逐渐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钱玄同致信《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对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高度赞扬，率先响应陈、胡倡导的白话文。钱玄同此信发表后，又极大地鼓舞了陈、胡（详后）。
    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鼓动同门投稿《新青年》，加入这一新运动。他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从1919年8月起，他经常拜访周氏兄弟，极力鼓动。(45)在钱玄同的积极推动下，周树人、周作人弟兄加入《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开始发表作品。由此，鲁迅弟兄的小说与杂文真正显示出“文学革命”的实绩，《新青年》的声势与撰稿队伍也日渐壮大。(46)
    沈尹默、沈兼士和陈大齐等人，分别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2号和5号发表白话诗、通信及政论，开始运用白话文撰稿。
    由此可见，到1919年初，章门弟子中除黄侃等个别人外，大多数均赞同并加入到新文化阵营中了。(47)面对同门纷纷支持《新青年》，此时的朱希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在他对待《国故月刊》的态度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1919年1月，在刘师培、黄侃和马叙伦等人的支持下，北大国文系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国故》月刊社。朱希祖此前曾参与了部分活动，并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因此，《国故》月刊社在1月2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时，将朱希祖列为该刊的编辑之一。(48)耐人寻味的是，朱希祖立即在第二天的《日刊》上发布启事，宣称：
    国故月刊部（编）辑诸位先生左右：前日薛（君）祥绥、杨君湜生言国故月刊事，希祖甚赞成斯举，以为可以发扬国华，惟推希祖为编辑，则因所任校事甚忙，无力兼顾，未表同意。故当日开成立会时，未造刘宅，甚为抱歉，今日遇马夷初先生，亦曾表白辞意。因希祖担任国文研究所及大学月刊编辑，加以校中讲义尚未编了，已觉顾此失彼。再任国故编辑，实觉力所不逮。与其挂名尸职，不如先自告退为愈。敬请贵月刊出版时勿加入贱名为幸。区区之意，伏祈原宥。
    敬颂著安。弟朱希祖再拜
    一月二十八日(49)
    而且，朱希祖同时致函《国故月刊》，要求其在《日刊》再发启事，以挽回前此公告所造成的误解。第三日，《日刊》刊登《国故月刊编辑部启事》，再次对此事作出解释：“前日本社曾托薛君祥绥、杨君湜生恭请朱逷先先生为本社特别编辑，接洽结果，朱先生对于本社宗旨甚表赞同，并允为投稿。故本社将先生列于特别编辑之列。今接先生来函及日刊启事，知先生公务纷繁，势难兼顾，辞去编辑，谨遵来函办理。特此公布。”(50)
    一方面表示“赞成斯举”，一方面又不愿列名“编辑”；表面上称是“公务繁忙”，实际上则是不愿与“国故”社为伍。仅仅为一个“编辑”之名，朱希祖再三要求刊布启事澄清，可见他要与“国故月刊社”划清界限的迫切心理。因为此时，正是北京大学内部的新旧之争日趋激烈之时(51)，朱希祖面对新旧阵营的对垒，不得不在“新”与“旧”中作出与同门一致的选择，即投稿《新青年》，加入新思潮阵营。(52)
    由此可见，师友、同门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援引，以及在人事派别与学术纷争中采取并保持与同门整体上一致的立场，是章门弟子加入新文化阵营的重要原由，也是《新青年》撰稿人汇聚的主要途径之一。
    3.旧同仁与新政见：政治立场歧异与革命同道之合离
    在《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中，陈独秀、蔡元培、吴稚晖、苏曼殊、钱玄同、易白沙、马君武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清末民初的革命活动，原先都属于辛亥革命党人。可以说，共同的革命阅历与政治背景，也是他们能互相援引、聚合的重要因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原先属于辛亥革命党人的新思潮倡导者，在辛亥革命时期，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革命力量关系并不密切。如陈独秀，从1903年就参与反清革命活动，但他从未参加同盟会。又如钱玄同、苏曼殊，曾经加入同盟会，但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甚少参与实际的政治、军事斗争。再如在同盟会以至后来的国民党中都具有一定地位的蔡元培、吴稚晖，前者加入同盟会后，被推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但不久即赴德国留学，直至武昌起义后才回国；后者则在加入同盟会后赴法国，创办《新世纪》周刊，宣传无政府主义，也是到武昌起义后才回国。(53)而在民国成立、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后，新思潮的倡导者，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主流革命力量日渐疏离。陈独秀在民初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为安徽革命事业筹划颇多，“二次革命”后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54)当时，他对于国民党人表示了极度的失望，在为章士钊所著小说《双枰记》作序时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人状态是“凌乱可怜”。他对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宣誓服从他本人的做法，也曲折地表示出否定态度：“团体之成立，乃以发展个体之权利已尔，个体之权利不存，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55)因此，他未加入中华革命党，反而列名于由原国民党温和派组织的欧事研究会。(56)蔡元培、吴稚晖在民初都加入了国民党，蔡还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又再度赴欧洲，都未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而对于欧事研究会，却经常保持联系。(57)至于钱玄同、鲁迅等，在民初都未加入国民党，相反，他们对辛亥革命表示了深深的失望。(58)由此可见，在“二次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仍一如既往，专注于上层的政治活动和诉之于军事行动，对革命思想和方法未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新的探索，一部分原属革命党人的知识分子，逐渐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势力疏离。(59)正是这部分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革命失败后又对革命及革命党本身失望的人士，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及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先后加入《新青年》撰稿人行列，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其次，除具有共同的经历与政治背景外，对待现实政治还要采取一致的政治立场，否则，即使加入《新青年》撰稿行列，最终也将分裂而去。在创办与编辑《新青年》的过程中，陈独秀确曾有意识地力图组织提倡新思潮的阵营，因而，向自己了解、熟悉的皖籍知识分子及曾经共同参加革命的一些友人约稿，是他的一个重要措施。《青年杂志》在创刊之初宣告：“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会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祈祷。”(60)但实际上，为《新青年》第一年撰文的“名彦”几乎没有，仅陈独秀、高一涵和易白沙三人在《甲寅》月刊上发表过文章，其他作者，是在《新青年》创办以后首次发表论著，当时多不为人所知。从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5日）起，《新青年》即在扉页刊登“通告”，宣称该刊得“当代名流之助”，已邀请吴敬恒（稚晖）、马君武、张继、温宗尧、胡适、苏曼殊、李大钊等名流为其撰稿人；另外，在答复一读者来信时透露，《新青年》也已约蔡元培为该刊撰稿。(61)陈独秀所特约的这些撰稿人，吴稚晖、马君武、张继、苏曼殊均为其早年一道革命的同志(62)，温宗尧也为国民党人；胡适是安徽同乡，留美学生，陈已知其人而尚未谋面；李大钊是在《甲寅》杂志上新结识的朋友。然而，其中只有胡适、李大钊日后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吴稚晖、蔡元培也撰文较多，而马君武、温宗尧仅在该刊分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张继则从未有文章发表。所以，《新青年》在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之后，也取消了这个“通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呢？一年半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中发表的一则“随感”揭穿了这个谜底：
    当吾国与德意志决裂之初，余以正义故，以自由故，以反对武力专制故，固与汪精卫、蔡孑民、张溥泉、王亮畴、王儒堂诸先生热心赞成与德宣战，不惜与吾友马君武、徐季龙诸先生立于反对之地位。君武先生且以余在本志（指《新青年》——引者）宣布赞成绝德之论文，怒而取消其投稿之约，当时颇以君武为迂怪。及今思之，殊自惭悔也。(63)
    原来，在1917年2月至3月，北洋政府采取对德绝交与宣战政策时，政府总理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总统黎元洪反对。而在当时政团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支持段祺瑞。原国民党人则态度不一：孙中山以及接近孙中山的一派国会议员（以马君武为代表的“民友社”）主张严守中立，坚决反对对德宣战；以谷钟秀、张耀曾等为首的“政学会”和以吴景濂为首的“益友社”则赞成对德绝交。(64)为反对中国参战，孙中山在3月初致电北京参众两院，指出“加入之结果，于国中有纷乱之虞，无改善之效”。4月，又口授朱执信撰成长文《中国存亡问题》，广为散发。该文论述中国决不能参战，呼吁中国严守中立，并着重指出：“加入问题，即中国存亡问题也。”因为“中国加入惟英国有利，中国既加入，则英国可以中国为牺牲，故加入者召亡之道，中立者求存之术也”。所以“吾不惮千百反复言之曰：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65)但是，国民党内的意见始终未能统一。汪精卫在孙中山通电发表后，仍表示他“始终赞成抗德或至绝交”(66)。当时，知识界、舆论界著名人士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等均发表文章，宣传各自的主张。其中，梁启超是主张对德绝交和宣战最力的一人(67)，为此，马君武斥梁启超为阴谋家，并向政府提出驱逐梁启超出京的建议。(68)而陈独秀则在《对德外交》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与强权的战争，中国参加对德宣战，就是站在公理一边，且参战是“国民发挥爱国心及能力品格之唯一机会”，因此坚决主张宣战，并在文中为段祺瑞、梁启超作了辩护。(69)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中，又不指名地批评了孙中山，称其为“失意之伟人”，攻击他“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虽牺牲其向日之主张进取，主张正义，不畏强权之精神，亦所不惜；虽与国蠹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同一步调，亦所不羞”。(70)与陈独秀的主张相呼应，蔡元培、李大钊等《新青年》特约的“当代名流”，或发表专文，或公开演讲，论及对德外交和参战问题，他们的态度与陈一致，胡适也极力称赞陈之《对德外交》一文。(71)由此可见，《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与孙中山国民党人在参战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在这种现实政治立场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无论陈独秀与马君武以前有何等深厚的友谊，无论他们曾经具有何等相同的政治背景，马君武也只能“怒而取消其投稿之约”了。这说明，即使曾经具有相同的政治背景，而现实政治立场的不同、差异与对立，也会影响新思潮核心力量阵营的组合与分化。马君武因对德宣战问题而退出《新青年》撰稿人队伍，张继尽管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和陈独秀一致，但不久即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温宗尧也参加了护法军政府。在此尽管无法详知他们未为《新青年》撰稿的具体原因，但他们与陈独秀在现实政治活动方面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与态度，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
    4.思想呼应与文化互动：两代知识分子之汇聚
    在思想上，《新青年》的最大贡献是，在如何挽救和改造中国这个根本问题上，它与民初既有的政党与派系包括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产生了相当不同的认识，形成了新的思想和主张，这就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和传播民主主义，发动思想启蒙运动，进一步从思想文化上探索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而如前所论，《新青年》撰稿人的汇聚，地域因缘、师友关系以及共同的政治背景都是部分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他们之间思想主张与见解上的互相吸引、呼应与认同。吴虞、刘半农、钱玄同、蓝公武以及众多青年学生加入《新青年》撰稿人行列，都是出于这一原因。
    先看吴虞。吴虞(1872-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早年习中国传统经史之学，1905年赴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科。留学期间产生了“非儒”思想。1907年从日本回国，在成都教书，并一度主编立宪派报纸《蜀报》。民国成立后，加入共和党，并担任参事，在四川《西成报》、《公论日报》及《醒群报》发表大量文章，继续反孔“非儒”。但他在成都的处境举步维艰，1911年因发表反孔“非儒”，反对礼教及家族制度的言论，曾被四川总督下令缉捕。1913年，他在“成都《醒群报》投笔记稿，又由内务部朱启钤电令封禁。故关于‘非儒’之作，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72)因之，他只能将其诗文投向外地报刊。1914年，吴虞向《甲寅》杂志投稿，《甲寅》发表了他的《辛亥杂诗》。1916年，当他读到《新青年》登载的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后，认为找到了“同调”。因此，吴虞立即致信《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说：“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并提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持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击之者，势也”。而陈独秀在给他的复信中，除说明《甲寅》所刊发的吴虞的诗稿即是由他选载以外，又向吴虞约稿：“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73)从此以后，吴虞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孔子及儒家礼教的文章，有力地配合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主张，因而被胡适誉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74)。可以说，吴虞加入新思潮倡导者阵营，完全是出于思想主张的一拍即合。(75)
    如果说吴虞加入《新青年》撰稿者行列，是源于他已有的思想基础，那么，刘半农、钱玄同、蓝公武等人则是从不同的文学流派、学术派别、政治党派与阵营中分化、转变过来，而加入《新青年》撰稿者行列，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1889-1934)，江苏江阴人，早年入常州府中学。民国初年至上海，入开明剧社任编剧。1913年春入中华书局编辑部，期间撰写鸳鸯蝴蝶派风格的小说在《小说界》、《小说大观》等刊物上发表，又与人合作编译《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书。《新青年》创刊后，因读《新青年》而到该杂志编辑部拜识陈独秀，从此开始为《新青年》撰稿。初期仅翻译、介绍欧洲文学知识，后积极参与文学革命，撰写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长篇论文，并尝试写作新诗、随感、杂文，从鸳鸯蝴蝶派转到了新文学阵营。(76)
    又如钱玄同(1886-1943)，出身于浙江湖州一书香门第。早年习中国传统经史之学，1905年赴日本留学，后加入同盟会。1908年与黄侃、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等从章太炎习国学。后又协助章太炎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宣传中国古代的文字学、历史学等古典文化。(77)此一时期，他的思想深受章太炎与《国粹学报》的影响，发愿“一志国学，以保持种姓，拥护民德”(78)。而如何振兴“国学”呢？钱玄同主张：“师古”、“复古”、“存古”。所谓“师古”，就是师法古代“圣王”制作的“精意”；所谓“复古”，就是恢复“后世事物不如古昔者”；所谓“存古”，就是保存那些因时势不同而“不适宜于今者”，以使后人得以“追想其祖宗创造之丰功伟烈”。(79)从上引文字中不难看出，辛亥革命前，钱玄同的思想具有浓厚的保守倾向。
    民国成立后，共和制度建立，但这不仅没有减弱钱玄同“师古”、“复古”的热情，相反，他认为这是实现理想的好机会。1912年3月，钱玄同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他在上班时，曾经戴上“云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企图为民国作“复古”表率。(80)1914年9月，袁世凯举行祭孔仪式，钱玄同虽已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但他在将袁之仪式与古代典礼比较之后，认为该仪式“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81)他对袁世凯这一举动的政治意图毫无觉察。
    从以上所述钱玄同言行中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主张，基本上属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学报》派与国粹主义者。
    然而，当《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后，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钱玄同，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该文所蕴含的价值及其重大意义，于是便写信给陈独秀，称对《新青年》发表的胡适改良文艺的主张“极为佩服”，并指出，要进行文学革命，就要不怕“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攻击和咒骂。(82)对此，陈独秀感到深受鼓舞，称他以“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83)果然，从此以后，钱玄同不仅自己多次为《新青年》撰稿，参加该刊编辑工作，而且带动同门鲁迅、周作人、朱希祖、沈兼士等为《新青年》撰稿，使文学革命增加了一股有力的社会支持力量。钱玄同的转变与选择，既反映了他勇于自我否定和追求真理的品格，也说明《新青年》所提倡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真正触及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从而使钱玄同这样一个国粹主义者转变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而蓝公武的转变也极具代表性。蓝公武(1887-1957)，早年留学日本，期间追随梁启超，宣传君主立宪主张。1912年回国后，先与黄远庸、张君劢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后为梁启超主编《庸言》之撰稿人。1913年7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在民初政争中，一直追随梁启超，是进步党—研究系的重要骨干之一。从早年的政治背景来说，他与陈独秀分属于不同乃至对立的阵营。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进步党—研究系的骨干分子，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发表了长篇通信（写于1919年2月10日左右）。在这封信中，蓝公武就《新青年》杂志上所讨论的“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问题”以及“革新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认为《新青年》宣传的自由恋爱、男女平等、改革家庭制度的思想，与胡适等人提出的文学革命、建立国语文学的主张，都是正确的，他都是赞同的。但对于钱玄同等提出的以世界语代替汉语的主张，则表示反对。他最后宣称：“吾辈在今日非与旧思想恶战不可，非将他根本推翻，决不能罢手。”(84)这说明，尽管蓝公武与陈独秀曾经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与阵营，但在《新青年》倡导的新思潮兴起以后，他却积极响应，投入到新思潮阵营当中。
    实际上，蓝公武赞同文学革命与新思潮，加入《新青年》撰稿人队伍，并不是偶然的。在《新青年》未创刊以前，针对袁世凯统治时期尊孔复古的思潮，蓝公武就在《大中华》发表《辟今日复古之谬》，批判了这种思潮。他指出：“盖时代迁移，则古今易辙；文化相接，则优劣立判。居今之世，而欲复古之治，以与近世列强之科学、智识、国家、道德相角逐，是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耶？”他并且提出了与后来陈独秀批判儒家礼教时非常相似的观点：“中国礼教所谓忠孝节义者，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背反……足以为今日进步之阻者。”(85)这说明，在当时他已意识到旧道德、旧礼教的危害与“改良社会道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后来又“误于政治活动，从未切实做去”。(86)而《新青年》的工作，则是为中国思想界开路的工作。他起而响应，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动因了。
    除钱玄同、吴虞、蓝公武这样的知名学者以外，大批学生或青年知识分子也成为《新青年》的撰稿人，投入新思潮倡导者的队伍。如常乃悳(1898-1947)，本是北京高师的学生，因读《新青年》上陈独秀有关孔教问题的论文，而致信陈独秀，与其进行讨论，从此与《新青年》发生联系。他们关于孔教的讨论在“通信”栏刊布后，产生较大影响，常乃悳也由此成为该刊撰稿人。(87)
    张崧年(1895-1986)，第一次投稿“通信”栏时，为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曾数次投稿“通信”栏，建议《新青年》介绍新书新报，后成为该刊主要撰稿人，1918年11月，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积极参与和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88)
    陈望道(1890-1977)，1915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提倡白话文与新思潮，浙江“一师风潮”后赴上海，1920年4月接受陈独秀邀请，参加《新青年》编辑部。(89)
    除了上述诸人从《新青年》通信作者转为撰稿人以外，仅在该刊发表过一、二封来函的通信作者，也纷纷加入新思潮队伍，开始在自己的周围、行业或领域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宣传新思潮，开展新文化运动。在此列举一二：
    毕云程(1891-1971)，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做排字工和校对员。他可以说是《新青年》最早的一位知音。《青年杂志》创刊发行后，他就“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又说，“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迨展读数页，觉语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他认为《青年杂志》是“青年界之明星”，因此，他第一次致信《青年杂志》的目的，就是建议其设法“推广销路”。(90)此后，他又四次致信《新青年》，讨论青年修养与青年解放问题。后来，他一直从事文化出版工作。(91)
    舒新城(1893-1960)，时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学生。他致信《新青年》，建议该刊在青年界提倡社会服务，希望能养成风尚。(92)毕业后，他在长沙等地中学执教，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俞颂华(1893-1947)，投稿时在日本留学，因不赞同《新青年》批孔的态度，致信该刊进行商榷。1919年回国后，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并参与《解放与改造》杂志的编辑工作，推动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地区发展。(93)
    以上论述表明，这些撰稿人和通信作者，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身份与职业，政治背景也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在思想上具有大致相同的理念与主张。因此，他们投稿《新青年》，就如何挽救和改造中国这个根本的问题及其方方面面，与《新青年》的编辑和其他撰稿人质疑辩难，讨论是非，探索和寻求中国摆脱传统、走向现代的救国方案。由此可见，思想主张上的互相吸引与呼应是新思潮核心力量聚集的最主要动因与途径。
    在前面述及的吴虞、刘半农、钱玄同、蓝公武等四个代表性人物之中，吴虞为四川籍，一直活动于离北京、上海较遥远的四川成都；刘半农最初属鸳鸯蝴蝶派文人；钱玄同本是主张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主义者；蓝公武在政治上属于进步党—研究系阵营，但《新青年》主张的反孔和文学革命，提出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的根本问题——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民主政治如何走的问题。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真正触及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的困境，解答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内心困惑，从而吸引他们冲破地域、文派、学派与政治派别的限制，加入和投身于这场为近代中国探索出路的思想革新运动中来。他们的转变，说明宣传新思潮、开展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他们的变化与聚集，反映了思想界的群体趋向。钱玄同的转变，不仅带动了同门加入新思潮阵营，而且促发了中国近现代伟大作家鲁迅的诞生。吴虞在向《新青年》投稿之后，即和他的学生孙少荆创办《星期日》与《威克烈周刊》，在成都地区宣传新思潮，开展新文化运动。(94)蓝公武则在1918年11月改革自己负责的《国民公报》，宣称其宗旨是“顺应世界的潮流，制作新的文字，主张自由的思想”(95)，大量刊载白话文，宣传介绍欧洲思想。在他和陈博生（渊泉）等人的带动下，研究系于1918年12月恢复了曾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晨报》，并从1919年2月起，也开始宣传新思潮。《国民公报》与《晨报》的加入，壮大了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队伍，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更大范围内的兴起。至于大批通信作者，当时正在各种新式学堂求学，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刺激，使他们对社会现实产生强烈不满(96)，而《新青年》这样一份刊物出世之后，随着其发行与流传，在不同的地区销售和传布，它所提出的主张与议题，也在各地游走、传播和运动，从而吸纳这批分处各地、观点各异但都有志于社会改革的思想革新者逐渐汇聚于一刊，为新文化运动在全国主要大中型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培育了一批领袖和骨干力量。《新青年》一方面（思想层面）宣传其所倡导的新思潮，一方面（社会层面）又吸纳了各地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两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思想交融与社会、文化互动之中，将少数先觉者提倡的“新思潮”，逐渐发展成为一场追随者、参与者众多而影响波及全国的“新文化运动”。(97)
    三、结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思想演进与社会变动，二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动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必须重视新思潮、新文化倡导者这个社会群体的形成过程、人员构成与特征，以及他们的聚合途径，以揭示政治、社会和文化变动与思想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五四新思潮逐渐孕育并发展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过程。(98)
    五四新思潮的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纽带而结合形成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的政治派系与阵营，具有不同的职业身份和教育背景，但他们经由地缘关系、师友同门关系、相同的政治立场以及大体一致的思想主张等几种途径而汇合、聚集到《新青年》周围。聚集的具体途径各不相同，某种因素在每个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也有大小之差异，许多人的情形可能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与影响。但就新思潮阵营整体来说，在这几种途径中，最初主要是依靠地域、师友等人际关系因缘，而后来则逐渐发展为思想主张的互相影响与吸引，通过思想主张的认同、一致而结合。这说明，《新青年》在倡导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它本身也经历了由依赖传统的社会关系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即由地缘、乡缘、师友等人际因素的结合转向以思想、主张的一致性为基础的结合。《新青年》这一份杂志的转变，与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息息相关，由于它提出的反孔主张、文学革命真正触及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演变与发展中的困境与问题，解决了当时人们心中的困惑，故而吸纳了不同学术派别、不同文学流派、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参与和支持，终于引发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但这场“新文化运动”，最初依靠的恰是“旧纽带”，它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是我们在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首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同时，新思潮核心力量的聚合与分化也反映了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原属于同一政治阵营的人，此时却各具不同的思想主张（如陈独秀与国民党人之间）；而原来处于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中的人，此一阶段则具有相同或大体一致的思想见解，秉持着同样的思想观念（如蓝公武与陈独秀之间）。这是我们在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不得不注意并细致区分的另一个问题。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在《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发行、传播与新文化运动的行进之中，随着它所倡导的一系列思想主张的不断提出和变化，参与新思潮的倡导者也处于不断地分化与重组之中，陆续地有一些人加入进来，也不断地有一些人离开或退出。谢无量、汪叔潜均为《新青年》早期的撰稿人，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当《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和“国民运动”后，他们就离开了《新青年》；马君武则因政治立场的差异而退出了新思潮撰稿人队伍；即使首倡“文学改良”的胡适，与陈独秀一起发动“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但当李大钊在《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则提出异议。之所以如此，除了当时的政治、社会原因以外，与新思潮核心力量本身即是由不同的学术派别、政治派别、思想流派以及不同的地缘、人际派别汇聚而成密切相关。换言之，新思潮核心力量本身是一联合阵营，它因地缘、学缘、思想和政治立场的某种一致性而汇聚、结合，但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因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之后，它的分裂与重组也就势所必至了。我们不必匆忙地作出“进步”或“反动”、“激进”或“保守”的价值判断，而应更深入、细致地探究历史发展演变的曲折性与复杂性，考察每个历史人物及其人生道路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揭示历史的全貌，作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
    注释：
    ①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0页；汪士汉：《五四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②参阅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9、57-58页的相关论述。
    ③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④长期以来，《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众多。但检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内容的探究，而相对忽略对于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的考察；多集中于对《新青年》所刊文本之思想的诠释与解读，而很少将《新青年》作为一份杂志具体研究其编辑风格、栏目设置、撰稿队伍和传播效果等问题。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对此种偏向首先有所突破；此后，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载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和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等文，从报刊媒介的角度对《新青年》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反映了学术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最新趋向。此外，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以吴虞社会地位的变迁为例，分析了五四新思想与社会条件关联互动的过程，也颇有所见。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其他论文甚多，但有些仍重复前人的结论，有些不顾《新青年》等文本的原始资料而只凭研究者的主观推论作出种种诠释，有些所谓“重大成果”或“创新之作”甚至属于抄袭他人的成果而抢先发表。
    ⑤笔者对《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通信作者（共215人）的教育背景、政治背景及其参与近代报刊的活动均进行了考察，制作了“《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一览表”。因篇幅限制，本文略去此表。但本文后面的分析，凡依据该表的资料，不再一一注出。
    ⑥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7-18页。
    ⑦《新青年》撰稿人中，很多人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但此处指的是撰稿人在第一次投稿时，仍在国外留学者，如胡适、任鸿隽、陈衡哲、李剑农、李寅恭、张慰慈、张熙若和程振基等。
    ⑧参阅罗志田《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一文对民初思想界的论述。
    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讨论的中西文化、社会主义、科玄论战等问题均如此。参阅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⑩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1898-1921)》，台北《思与言》第7卷第3期，1969年6月，第140-159页。此文对笔者分析五四新思潮倡导者的特征启发良多，谨此致谢！
    (11)钱玄同曾谈到袁世凯称帝对他的刺激：“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知识，一点也没有……发昏作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第627页）钱氏本是一个好走极端、好说极端话的人，此语略显夸张；而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中，也多处谈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对他们的刺激。
    (1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1-185页。
    (13)《新青年》如同疾驶的“列车”，而它所宣传的“文学革命”、“反孔”、“民主”、“科学”等等思想则犹如列车上所载的“货物”，此一比喻刘桂生教授曾多次提及，并在1999年3月清华大学举办的“五四运动研究历程回顾与检视座谈会”上系统阐述（参阅欧阳军喜《五四运动研究历程回顾与检视座谈会综述》一文所引刘先生发言，《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王汎森在《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一文中，也将《新青年》比喻为“一部急驶的列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24页）。本文借用此一比喻，以便更形象地分析撰稿人队伍的聚合与分化。
    (14)潘赞化(1885-1959)，安徽桐城人。清末即与陈独秀在安徽芜湖一带从事反清活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后赴云南参加护国讨袁运动。李公寀：《辛亥革命在安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
    (15)汪叔潜（生卒年不详），留日期间参加同盟会，后在皖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5年在上海成立通俗图书局，创办《通俗》杂志，进行反袁宣传。《新青年》创刊后，曾与陈独秀协商，拟与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联合成立出版社。参阅汪盂邹《梦舟日记》，1915年6月22日，转引自沈寂《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16)高语罕(1888-1948)，安徽寿县人。辛女革命爆发后，与韩衍、易白沙等组织安徽“青年军”。五四时期安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李宗邺：《回忆高语罕》，《芜湖党史资料》第3期，1983年7月。
    (17)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安人。1913年留学日本，次年为《甲寅杂志》撰稿。1916年与李大钊组织“神州学会”。《新青年》早期他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主要撰稿人。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8)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9年赴日留学。1912年回国后，任《民立报》编辑。“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甲寅杂志》撰稿人。
    (19)《陈独秀答复黄宾虹的约稿信》，《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
    (20)易白沙(1886-1921)，湖南长沙人。从1903年到民初，在安徽从事教育及革命活动，并与韩衍等组织安徽“青年军”。“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为《甲寅杂志》撰稿人。《记韩衍》，《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1923年6月。
    (21)谢无量(1884-1963)，四川乐至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1904年任教安徽芜湖公学，从事革命活动；五四前后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刘长荣、何兴明：《谢无量年谱》，《文教资料》2001年第3期。
    (22)薛琪瑛，江苏无锡人。苏州景海女学英文科毕业。参阅陈独秀为薛琪瑛译王尔德《意中人》所作的序，《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按：《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本文在正文内，按习惯称其为《新青年》，但为保持历史原貌，在注释中则将其第1卷仍称作《青年杂志》。
    (23)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6页。
    (24)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第1-2页（文页。《新青年》在第4卷之前，仅标示每一篇文章的文内页码或者栏目页码，无连续页码；从第4卷第1号起，开始用连续页码。本文引用，一仍原貌）。关于民初中国和五四新文化人新旧杂糅的过渡特征，罗志田教授曾多次论及，参阅其《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5)陈独秀：《〈奉寄会稽山人〉·记者识》，《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第2页（文页）。
    (26)《胡适致陈独秀》、《陈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通信”，第1-4页。正是在此一通信中，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八不主义”。
    (27)参阅沈寂《别具只眼：论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传论》，第346-349页。
    (28)《汪叔潜致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通信”，第1页。
    (29)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l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
    (30)汪叔潜主张的“政党政治”，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新”事物，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动太剧烈，致使这一新生单物在新文化人物的认知中已成“昨日之刍狗”。陈独秀之外，李大钊则对当时的各派政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都反映了新文化人否定政党政治的意愿与要求。参阅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学会与政党》等文，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5—106、276页。
    (31)《陈独秀答汪叔潜》，《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通信”，第3页。
    (32)汪孟邹(1877-1953)，安徽绩溪人，辛亥前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协助陈独秀发行《安徽俗话报》。民初，在陈的建议下，又至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他在清末即与胡适有联系，亚东承担《甲寅》的刊行工作后，他请胡适在美国代销《甲寅》；《青年杂志》创刊后，他即向胡适邮寄一册，并代陈独秀向胡适约稿。后又两次写信催促胡为《新青年》撰稿。参阅《汪孟邹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59-270页。关于汪孟邹生平，参阅沈寂《汪孟邹与陈独秀》，《陈独秀传论》，第184-218页。
    (33)《新青年》编辑部北迁以后，发行部仍为上海群益书社。
    (34)参阅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42-43页的相关论述。
    (35)在《新青年》撰稿人队伍中，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朱希祖等均为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时的弟子。本文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运用“章门弟子”这一称谓。
    (36)钱玄同加入新思潮阵营的方式与朱希祖相当不同，因之关于钱氏的论述，将在后面展开，此不赘。
    (37)《朱希祖日记》，1917年11月5日，转引自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38)此为朱希祖女儿朱倩撰于同一天的日记，此段之前的论述与朱希祖的论述基本一致：“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三派，黄君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此一派也……家君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可见朱希祖不仅将自己的观察记录在日记中，而且也讲述给孩子听。故笔者将来倩此段日记作为朱希祖的评述而引用。《朱倩日记》（稿本），1917年11月5日。本文凡引自朱倩日记的材料，均为朱元春教授惠赐，谨此致谢！
    (39)《朱倩日记》（稿本），1917年11月7日。
    (40)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41)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42)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习会讲学之时，参加听讲的学生非常多，为此，他从1908年4月起，又在其寓所内开设了一个“八人小班”，朱希祖、钱玄同、周氏兄弟、朱宗莱和许寿裳等均为此小班听讲者，是真正的章门弟子。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鲁迅回忆录》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4页。
    (43)他们这一人际圈，是以章门弟子为核心的浙江籍知识分子，主要任职于北京大学国文、史学两系，实际上就是1920年代英美派所称的某籍某系。
    (44)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45)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证之于钱玄同日记，此当为事实。在钱玄同1918、1919年的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与鲁迅、周作人交往并催稿的情形。
    (46)周氏兄弟中，周作人首先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发表《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一文，鲁迅直到第4卷第5号才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二人加入《新青年》较晚，但均一发不可收拾，迅即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
    (47)此时，朱宗莱已逝世，章门弟子中，仅马裕藻、黄侃、朱希祖等三人尚未在《新青年》登台亮相，发表论著。但马裕藻几乎很少发表言论，黄侃则始终反对白话文。后来，随着朱也加入到新思潮阵营，黄侃愈感“国学衰苓，琦说充塞于域内”（黄侃：《与友人书》，转引自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于1919年9月孤身离开北大南下。
    (48)《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98号，1919年1月28日，第4版。
    (49)《朱希祖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99号，1919年1月29日，第2版。
    (50)《国故月刊编辑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300号，1919年1月30日，第2版。
    (51)关于北大此一时期的新旧之争，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论之甚详。参阅《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164页。
    (52)陈以爱认为，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合流，是朱希祖转向新文化阵营的动因之一。笔者以为，朱希祖思想演变的轨迹尚需仔细分析，就其态度转变的突兀而言，说明自“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以后，在新、旧文学之间明确地划分出了两个互相对垒的阵营，且新派在北京大学内部逐渐具有“话语权势”，因之，一部分人在尚未割断与旧文学、旧思想的联系之时，就为“文学革命”的思潮裹挟或社会舆论中“新旧”派别身份的认同而不得不投身于新的文化运动中。
    (53)参阅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1908-1911年的相关论述，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393页。
    (54)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62页。
    (55)独秀山民：《〈双枰记〉叙》，《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56)李根源：《雪生年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第65页。
    (57)蒋永敬：《欧事研究会的由来和发展》，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1979年5月。
    (58)鲁迅多次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如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页。钱玄同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专门声明，他1907年加入光复会，“但革命以后，我却没有加入国民党”。也表示了他对国民党的失望态度。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14页。
    (59)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63-65页。
    (60)《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第1页。
    (61)《通告一》，《新青年》第2卷第1-6号，1916年9月—1917年2月，第1页；《陈独秀答李平》，《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通信”，第2-3页。
    (62)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23-24页。
    (63)该文原为刊于《新青年》第5卷第2号的一篇随感，无题目，收入《独秀文存》时，题名为《伪善的基督教国民》，陈文中的张溥泉即张继，王亮畴即王宠惠，王儒堂即王正廷，徐季龙即徐谦，原先均为革命党人，反袁结束后返北京，在国会或政府中任职。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2页。陈独秀关于“绝德的论文”，即《对德外交》一文，载《新青年》第3卷第1号。
    (64)参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57页的相关论述。
    (65)参阅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19-1027页的相关论述；晚近有研究认为，孙中山反对参战，与德国的经济资助及秘密联络有关，参阅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版，第311-326页。
    (66)1917年3月13日上海《中华新报》，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020页。
    (6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6-808页。
    (68)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71页。
    (69)陈独秀：《对德外交》，《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81-184页。
    (70)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96-198页。
    (71)关于蔡元培、李大钊和胡适有关参战的主张与态度，分别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15页，《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60-263、272、282-284页等处的论述，以及《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通信”栏中胡适致陈独秀的信。
    (72)《吴虞致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通信”，第4页。
    (73)《吴虞致陈独秀》、《陈独秀答吴虞》，《新青年》第2卷第5号，“通信”，第3-4页；又参阅《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关于吴虞生平，参该书前言。
    (74)胡适：《〈吴虞文录〉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0页。
    (75)吴虞从四川成都—地区性人物上升为全国舞台的人物，与辛亥革命后政治条件的改变和社会思潮的演变密不可分。对此一现象，台湾学者王汎森论之甚详，参阅《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37-255页。
    (76)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71页；邹振环：《跳出鸳蝴派的刘半农：五四前后的翻译生涯》，《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3期。
    (77)参阅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07-115页。
    (78)《钱玄同日记》第2卷，1909年1月22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5页。本段及下段的论述参考了杨天石《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1989年）一文，该文收入《从帝制走向共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79)《钱玄同日记》第2卷，1909年9月30日，第811-812页。
    (80)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16-117页。
    (81)《钱玄同日记》第3卷，1914年9月27日，第1352页。
    (82)《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通信”，第12页。
    (83)《钱玄同致陈独秀》、《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通信”，第12-13页。对钱玄同赞同文学革命主张，加入新文化阵营的作用和影响，胡适曾多次道及。他晚年回忆道，钱玄同此信“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84)《蓝志先答胡适书》，《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讨论”，第413页。
    (85)蓝公武：《辟今日复古之谬》，《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彭鹏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注意到蓝公武此文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参阅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86)《蓝志先答胡适书》，《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讨论”，第412页。
    (87)《常乃悳致陈独秀》、《陈独秀答常乃悳》，《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通信”，第2-7页。
    (88)张申府：《五四运动的今昔》，《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89)《陈望道致〈新青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通信”，第1页。
    (90)《毕云程致记者》，《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通信”，第6页。
    (91)陈玉堂：《中国近现代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92)《舒新城致记者》，《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通信”，第5页。
    (93)《俞颂华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5日，“通信”，第21-22页；钱梅先：《纪念颂华》，葛思恩、俞湘文编：《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12页。
    (94)吴虞：《致胡适》，《吴虞集》，第190页。
    (95)《国民公报》（广告），《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无页码。
    (96)《新青年》的“通信”中，许多读者表示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困惑，此不俱引。
    (97)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一文，指出：“《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22页）此一论点确有见地，惜他将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主要归结为《新青年》的传播策略，则不无偏颇。倘若无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呼应与互动，陈独秀与《新青年》即使有多么高超娴熟的传播策略，新文化运动恐怕也不可能“运动”起来，五四运动也不可能波及全国。此一“运动”过程，是全“社会性”的，而非纯粹“思想”、“政治”或其他单方面的“运动”。
    (98)从思想演进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将政治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不是单纯地就思想论思想，才能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深入发展。这是刘桂生教授当年对笔者再三申论的指导性意见，笔者学识不足，在本文中尚未能完全贯彻这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