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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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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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京)2013年2期第46～64页
【作者简介】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510275
【内容提要】 在众多康门弟子中，唯独梁启超与乃师并称，就此而言，看似师弟二人始终一体同心，实则双方常常貌合神离。合称既非事主的自愿，亦非同门的口碑，此一称谓，戊戌由湖南旧派士绅攻诋发其端，湘中及沪上新党庚其续，庚子前后清廷通缉张其名，癸卯革党与保皇会的论战坐其实。对此，当事双方均不以为然。坊间从俗，尚无大碍，学界因循，则距事实真相渐行渐远。
【关 键 词】康梁/湖南士绅/清王朝/革命党
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父子、兄弟在内的名人齐名之事甚多，而师弟并称，则较为少见。尤其是不限于专门领域者，更加罕有。凡此，大概须具备两点，一是两人志同道合，二是弟子的贡献影响不在乃师之下，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清季民初，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弟并称，如影随形，“康梁”似乎成为共同的代名词，凸显师弟一体的形象或是造成这样的印象。可是，“康梁”一词，除非沿用他人的说法，在师弟二人的文字中几乎不见，康门弟子也极少使用，主要是外部立场态度各异甚至相反的不同人等不约而同的指称。仔细分辨，这样的指称主要适用于政治领域，至于学术思想，尽管梁启超一再声称其学问均得自老师，但旁观者早已知道两人取法各异。而且尽管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一再自谦，实际上康有为不能范围局限其思想和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那么，何以康门众多弟子中唯有梁启超享此与老师并称的殊荣，使二人联系在一起的机缘史事为何，值得回到历史现场，一探究竟。
一、湘绅牵连
江父《忆梁任公先生》记：“梁任公先生，言其轶事者，必及于戊戌变政，故每以康梁并称。先生晚年，殊不喜康梁二字联为一词，闲谈中往往露其意。笔者尝不避唐突，叩询其故。先生反问曰：‘尔以为予之事功，尽于戊戌之一役乎？’乃知先生非抑康氏，实欲在历史上另占一新地位也。”①此说可以讲究之处甚多，与本题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康梁并称的由来，与戊戌变政关系匪浅。不过，戊戌变政虽然为时短暂，却牵扯甚多，与康梁得名相关者，不止一事。
戊戌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后人徐彬撰《梁启超》，专列一节讲述“梁氏与康有为”，他说：“‘康’梁’二字久已成为密切的联属关系。康氏门生綦繁，晚年尤多多益善。而梁氏资最深，名最著。迄乎丁巳之役，康以复辟败遁，而梁以马厂预谋，功名转盛，师弟不相通问者十年。近顷两三岁中，乃归于好，以恩谊终，其间悲欢离合，世或不能尽悉也……梁固服膺康氏，戊戌之役，同发扬，同患难，东游著译，语必称南海先生。时人比之孔之颜回，释之大士，其关系之切，绝异寻常，自不待言。丁酉在湘主讲时务学堂，一承师门衣钵，传宣大同主义，极赞共和民主之治为太平之极则，标《春秋》大一统之义，且言收其功者将在北美，以美行民主其国富而康也。时湘人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等大哗，贻书先兄及巡抚陈右铭，谓梁氏身为主教，而倡言以美国一统寰宇，将置大清于何地，而新派谭嗣同、熊希龄诸人，则力赞梁氏。梁氏语必称师说，故湘绅之攻梁者亦并称康梁。”②此说将康梁并称得名由戊戌变政的大语境落实到梁启超湖南讲学遭到旧派湘绅攻击的具体史事。
湖南绅士的攻击之词，由王先谦的门生苏舆汇编成《翼教丛编》。该书收录的文章限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之前，刊行时间则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以后。③这本不过十来万字的书中，较多使用康梁并称，粗略统计，共有38处。如果放在清末十年间的文献中考量，这样的频率或许并不算高，然而与戊戌时期的文献比较，则相当显眼。尤其是考虑到在此之前康梁并称极少出现，则《翼教丛编》一书之于康梁并称的缘起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仔细梳理，即使同样收录书中的书札文章，也有所分别。该书共分6卷，收录18位作者(其中第五卷收录的4篇为集体作者)的书札文章46篇，作文最多的是叶德辉，共14篇，其余依次为张之洞6篇，朱一新、王先谦各5篇，孙家鼐、宾凤阳各2篇，洪良品、安维峻、许应骙、文悌、王仁俊、屠仁守、梁鼎芬、王猷焌、汨罗乡人及湘绅等各1篇。朱一新、洪良品、安维峻等主要针对康有为的今文说；许应骙、文悌则回应康有为的言西学和变法改制活动；孙家鼐的2篇，一为奏复筹办京师大学堂，一为议复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兼寓保全康有为之意；张之洞各篇，实际上有反对康有为学术思想及其政治主张的立意，文中却并未提及具体人名；王仁俊非议民主、改制，屠仁守驳斥“辟韩”，叶德辉申述“明教”，具体指向是康门，也没有提及“康梁”。以上均为前三卷的内容，这些情形表明，在清政府以及整体的视角下，作为弟子门生的梁启超还无法与老师康有为相提并论，在这一平台上，当时康门的唯一代表，只能是宗师康有为。
然而，一旦活动场所集中到湖南，情况便发生很大变化。因为康有为从未到过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便成为康门的代言人。由于梁启超在宣传、教育等各方面的出色表现，尽管到湖南的康门弟子不止梁启超一人，而且梁启超也并非康门大弟子，他还是脱颖而出，成为旧派攻击的主要对象，并且被抬到与乃师康有为并驾齐驱的地位。
《翼教丛编》后三卷所收录的文章，主要与湖南有关，在前三卷里从未出现的康梁一词，开始密集出现。除了苏舆的序言使用过3次“康梁”外，后三卷中“康梁”并称共35处。而且分布重点突出，叶德辉一人就占了24处，此外只有汨罗乡人6处，王先谦4处，宾凤阳1处，其余各人均不用。如梁鼎芬将两人并提时，书写康有为、梁启超的全名，而不用简称。可见其时康梁并称尚不普及。至于后来日渐流行，叶德辉等人以及《翼教丛编》的编印，起了重要的作用。
叶德辉等人并没有就将康梁师弟二人并称专门作出解释，不过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一些意思。首先是梁启超的声名渐高，成为康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不仅坐上康门第二代的首席，俨然成为大弟子，而且声势日隆，居然可以和老师平起平坐。所谓“粤人梁某，以《时务报》著闻于时，东南行省之达官搢绅，皆为之倾动”。④
其次，来湘的康门弟子中，梁启超的时名较盛，地位较高，影响最大。“湘中幼学之坏，梁氏实为罪魁。”⑤“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倡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⑥
再次，梁启超口必称南海先生，传播康学。“梁之董治而修明之者，皆其师康有为之谬说也。”⑦“既有梁启超《春秋界说》、《孟子界说》、《读西学书法》、《时务报》之类为之爪牙，复有徐学使《 轩今语》为之羽翼，于是康有为之邪说乃大行于湘中，而吠声吠影之徒，竟不知圣教为何物。”⑧叶德辉的《读〈西学书法〉书后》总结道：“凡此诸谬，皆康门之伪学，而欲举一世之人才，消磨其忠义之气，开拓其悖逆之心，固结其死生之志。上无天子，下无纪纲，以行其阳儒阴墨之学，投诚异教，授柄外人。湘中时务学堂诸生，信其邪说，群立党名，父兄不能稽，长官不能禁，推原其故，则以康、梁之死党高据要津，主持风会，驱以利禄之路，弛其名教之防，而人心之败坏，遂岌岌若有不可终日者。”⑨其《非〈幼学通义〉》则对梁启超“以通儒之撰述，为幼学之阶梯”大为紧张，担心“天下尽如梁氏为之师，吾知康有为之邪说将流布海内，复何从得门径哉”？⑩
最后，在祖述康学之外，梁启超又显出自己的特色。叶德辉的《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义〉》，即针对梁启超的著述，并且提出“梁氏之学”的名目。康梁并称，一方面表明康梁一体，另一方面又隐含康不能涵盖梁的潜台词。在叶德辉眼中，梁启超的行事也有不同于康有为之处。传闻有电报康有为赏五品卿衔，游历各国，主持弭兵会，电至时务学堂，汪诵年告诉叶德辉，叶以为“‘此康谣耳，不足信。’数日往询其弟子梁启超，则言之忸怩。梁固笃信康教，终身不欲背其师，而亦不能为其师讳。”(11)
在旧派不遗余力的攻诋之下，湘中新党也开始使用康梁并称。唐才常致函欧阳中鹄：“康、梁为海内所攻，其可危之状，诚如钧谕所云。然以皇上天亶聪明，暨我朝德泽之厚，卜之必无他虑。盖中国至此时始颇有日本明治初年气象，若再经鼓宕，则虽守旧如岛津久光等，亦必洗心涤面，共赞新猷，似不得以畏难远祸之心，稍怀迁就。工部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死生祸福，早已度外置之。卓如汪洋千顷，今之叔度，外似温柔，内实刚劲，尤为人所易知……若使天祚中国，之数人者，必不至为旧党所倾也。”(12)
湘人排斥康梁，时有地缘因素夹杂其间，王猷焌上王先谦书称：“我湘省人心古朴，素好忠义，惟不免深闭固拒，未能开通明达。迩者自陈中丞莅任以来，创设时务学堂，开办南学会，原欲以开通民智，使士民不狃于故常，不安于固陋，法良意美，夫复何言。乃熊希龄、谭嗣同诸人，悖乱其间，遇事朦蔽，耸抚宪聘康有为之弟子梁启超来湘主讲，专以民权、平等、无君无父之说，为立教宗旨，论其罪状，何殊叛逆。于是承其风者，若樊锥、若易鼐、若唐才常等，肆行无惮，显悖伦常，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此诚学术之关键，风俗之隐忧也。”(13)
叶德辉本来对湘学不以为然，学术取向坚持以吴人自居，其说撇开政治上的新旧之争，并非毫无道理可言。如他指“讲学最为通儒所诟病。遍观宋人语录之书，无一非言心言性，明人则无一非言良知。近日湘省偶一见之，则无一非民权平等。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此顾亭林所以以讲学为切戒也。”(14)不论内容，就讲学由耳学以致盲从一点而言，确有清儒反对明代讲学之风泛滥导致流弊甚多的卓识。他指康梁以新学为西学，实则推行康学，改新学书局为西学书局。即使就变法而言，简单地就新旧立论，指其反对一概变法，不合其本意。叶德辉自有其一套变法观念，他在致俞明震书中说：“曩闻葵园先生言，近日新政，若早行于中日讲和之后，至今必粗具成效，外人不敢轻视，胶州、旅大之患可以隐消。今又以康、梁之故，使天下哗然不敢言新，恐终难收自强之效。盖忧时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变者，惟是朝廷不言而草茅言之，未免近于乱政。南皮制军《劝学篇》，且逊顺其词，即康、梁亦必托于孔子改制，而后大畅其说，此亦中国君权至尊之效也。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苟非博观彼教新旧之书，几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15)照此看来，叶德辉赞成体制内的变法，而反对康梁的用夷变夏。
康梁并称，虽然湘绅尤其是叶德辉等人影响不小，却并非独占发明权。在沪上乃至京师，康梁并称的情形也渐次出现。1898年5月15日，汪大燮致函汪康年，内有“清河告康，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16)6月2日函又称：“此时康、梁恐正在津，其(指夏曾佑)于康、梁之交则不待言矣。”“裕函到京，闻康、梁去皆支吾，欲归咎于弟。”(17)6月5日吴汝纶致友人函中也提及：“时局日坏，恐遂为波兰、印度之续，士大夫相见，空作楚囚对泣状；南海康、梁之徒，日号泣于市，均之无益也。”(18)次日，汪康年接到夏曾佑来函，后者告以“弟日内进京一次，康、梁师弟均屡见之”。(19)汪大燮致汪贻年函亦多次使用康梁并称：“大学堂孙相不用康梁，将来康梁亦必攻之。但攻不动耳。兄以为此时凡有与康、梁有瓜葛之事，皆不必沾边。”(20)不过，这时康梁简化并称显然尚未定型，所以陈庆年日记中提及两人时，或与梁鼎芬一样书写全名，或简称康、梁。(21)7月、8月以后，康、梁并称的用法日渐普遍，以致成俗。
梁启超的地位声望飙升，发端于甲午公车上书日夜奔走号召，其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22)此事固然夸大其词不少，引起诸多质疑，但并非毫无实事。继而得益于担任《时务报》主笔，言论风动天下，令人鼓舞激愤。梁启超擅长报刊文字，笔尖常带感情，又学有根底，兼得今文家放任不羁的文风和敢于六经注我式的格义附会中西学知识，任意驰骋，毫无拘束，不仅赢得新进青年的欢迎，不少饱学之士也对其刮目相看。
当然，尽管梁启超声名鹊起，而康有为的学问及人品则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非议，甚至革新同道对其不满的情绪也日益增长，梁启超的一切成就影响毕竟还是在康有为的笼罩之下获得。孙宝瑄在日记中批驳康有为考古不当，出示宋恕，宋恕认为：“子以考古贬长素甚善。然长素非立言之人，乃立功之人。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夫议论一变，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23)
随着梁启超声望的增长，他与康有为之间的差异日渐显现。开始还是平时言谈偶尔流露，相近熟识的同道有所察觉。吴樵曾写信给汪康年，为赋闲的梁启超传话并说项：“卓如近在闲住，意欲到沪助公，或在鄂译书局觅一事。渠未写信，属代致，均望公筹之。康徒唯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公不可无以报之。”(24)继而师弟二人的异趣透过报刊文字公开显露出来。杨养浩称：“长素说多不经，诚如尊谕。然敢言二字，可以当之。卓如通达治体，言不背道，可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25)连孙诒让也承认：“于卓如则甚佩服其《变法通议》之剀切详明，不敢以其主张康学之执拗而薄之。此薄海之公论，非不佞之臆论也。”(26)邹代钧甚至直言不讳地劝与梁启超不睦的汪康年道：“报论卓如主笔极佳，甚明通又不为时人所诋。公此后万勿出笔，缘前次所撰，已为梁大痛斥，且公笔亦逊卓如，各用精神于所长，庶能有济。”(27)
对于和乃师康有为之间治学行事的分歧，梁启超自然心知肚明，后来他承认：1895年陈千秋卒后，“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28)“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29)
不过，敢于另立门户，已是后来之事，而在当时，梁启超面对分别康、梁的各种说辞却断然否认，严词批驳。他向鼓动自己改弦易辙的汪康年声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即如去年强学之举，京师、上海应者如响，自倾在桂林开学会，全省响应，可知公理固在人心也。若因强学之中止而谓然，则宁可谓杭州书院之中止。汉、申各报之诬谤，而谓恶穰卿之人多耶？欧阳锜谓谭复生为穷凶极恶，亦将避之，而不敢征引谭说耶)。”(30)后来梁启超更明确为康有为抱屈，指责“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苦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面 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且不惜与汪康年等分道扬镳，在《时务报》主办权上做非此即彼的抉择。(31)
《时务报》新党分裂，令人叹息。1898年4月，陈庆年与汪康年谈及《时务报》事，汪康年“言梁卓如欲借《时务报》以行康教(康长素为梁师，其学专言孔子改制，极浅陋)，积不相能，留书痛诋，势将告绝。殊非意料所及，可叹也。”陈庆年不禁慨叹：“彼等日言合群，而乃至此，可为发喟也。”(32)张美翊表示：“卓如良金美玉，前劝公曲加保护。盖虑其年少气盛，享名太骤太早，必致横决，乃竟不幸而言中。昔鲁通有尝言，世风日下，人才最难，何苦自相攻伐如此，读之每为浩叹！公虽不与较，窃为卓如深惜之。”(33)
唐才常说梁启超“外似温柔，内实刚劲”，果然。“缪小山来书，舍弟节其大略来，已阅悉。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然请告缪君，弟必不以所学入之报中，请彼不必过虑，不然，书目表后之文，早登报矣。所以不尔者，自信吾学必行，无取乎此，不徒为人之多言也。若夫吾之著书，则彼乌能禁？我今直恨所著之书未成，刻书之资未充耳。他日鄙志苟逮，则将褒然成巨帙，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缪氏抢地呼天，又奚益乎？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更敢抱此敝帚以自炫者，而不意缪氏犹沾沾然，志得意满，谓其字字有来历也。此等人，吾亦以待林乐知之法待之；我固不与之较，彼亦无如我何也。”(34)此番表白，可见梁启超是何等自信！
二、清廷通缉
戊戌政变发生，康、梁等人被迫逃亡海外。清政府随即发出一系列上谕，通缉捕拿新党。各种文书中指名对象，基本使用全称。所指名缉捕者不限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或仅标名康有为一人，而以同时标举康、梁两人之名者为多。如“谕军机大臣等：逆匪康有为等煽乱远遁。朝廷宽大为怀，不肯概行株连。惟近闻该逆等仍复往来各处，结党蓄谋，肆意簧鼓，为人心风俗之害，未便任其倖逃法网。著沿江沿海各督抚随时严密查拿，毋稍松劲。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罪大恶极，均应按名弋获。朝廷不惜破格之赏，以待有功。其胆敢附和邪说，显与该逆等结为党与之徒，一经访拿确实，亦应一并严拿惩办，以遏乱萌而肃法纪。”(35)
“又谕：电寄李盛铎。闻康有为、梁启超、王照诸逆，现在遁迹日本，有无其事。该逆等日久稽诛，虑有后患。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豫杜日人借口，斯为妥善。果能得手，朝廷亦不惜重赏也。”(36)
“又谕：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获。该犯等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其广东本籍坟墓，著李鸿章查访确实，即行刨毁，以儆凶邪。”(37)
作为乱党的首领，清廷偶尔也会使用康梁之类的简称来指康有为和梁启超。朝廷的态度直接影响了相关者的称谓。翁同龢函称：“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甚急，略有怒容。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今遭时忌，必欲抑之，使不得行其素，究何为哉？是何心耶？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呜呼，翁某岂畏罪之人哉！徒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耳！足下知我最深，将何以救之耶？方寸已乱，书不成句，惟知我者谅之耳。”(38)
亡走海外的康门师弟，康有为不久就因为清政府的干预，被迫远走美洲，组织保皇会；梁启超则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痛批发动政变的慈禧太后和一干后党，鼓动保皇勤王甚至暗杀行刺。这些活动，使得康门更加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而梁启超与康有为同为康党代表人物的地位因而进一步确定。其他人则基本退出代表之列。1899年12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令沿海各地督抚“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39)公然鼓动滥杀。同时派遣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办理除康事务，破坏保皇会在广东及海外的组织与活动。
1900年2月14日，清廷再度颁布上谕：“戊午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迭经谕令沿海各省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著南洋、闽、浙、广东各省督抚，仍行明白示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犯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此项银两，并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即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如不愿领赏，愿得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亦必予以破格之赏。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技。并著各该督抚实力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藏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著严查销毁，以伸国宪而靖人心。”(40)虽然分别指称康梁名讳，却将两人等量齐观。
在私人日记中，康党的代表不仅是康有为，也包括梁启超。己亥“十二月十二日(1900年1月12日)，(孙宝瑄)诣昌言报馆，枚叔、浩吾咸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41)虽统称康党，依据清廷的旨意，主要人物就是康梁。
配合清廷的缉捕和反宣传，1900年初，有人撰写了《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小说。作者或为镇江人氏，反对变法甚力，所著名为演义，多关史事，而杂以仙侠怪异之词。以康梁分别为二十八宿的心月狐和虚日鼠，因为贪恋人间繁华富贵，私自投胎凡间，惑乱人世。该书凡四十回，以康梁和戊戌变法为主，写至康梁出亡海外，成立保皇会为止。原来作者打算续写故事，内容有西国各教在英国大摆迷云阵，维护康有为，儒释道三教破阵后，康有为逃往美国，儒释道三教又设十面埋伏阵捉拿康有为等等。不过，续书似未写成刊刻，倒是四十回本不断翻版印制，书名及署名屡有变更(如子明氏著《绣像康梁演义》等)。原版有署名“古润野道人”的序，后来翻刻本大都删去。序谓：
自古佥壬邪佞，挟阴险诡谲之计，以济其贪婪诬罔之私，辩言乱政，蠹国害民，上与下交受其祸。至今读史及之，犹令人眦裂发指，废书三叹焉。而当其时，里党相揄扬，僚友争推荐，君若相亦深信不疑，鲜有能发其奸者，何也？采虚声而不察实行故耳。世有君子而不敢自信君子之人，断无小人而自居于小人之人，且微特不肯自已小人己也，阳与君子附，阴与君子仇，甚至援君子于小人，而以小人冒君子，植党羽，结奥援，互相标榜，为之游扬延名誉，致令正人志士误入牢笼中而不悟。迨变乱成章，排击善类，天下骚然不靖，然后知其前之误也，不已晚乎？(42)
以作者对康梁维新党以及变法之事所知相当翔实看，其真实身份还有深究的价值。此书内容的社会影响如何，待考。至少在康梁合称一事上，当有强化二人一体的效应。
保皇会的组织及其活动，确立和巩固了梁启超在康门中稳坐在第二把交椅的地位。他担任保皇会的副会长，在自立会等组织中，其地位仅次于康有为，这些进一步凸显了梁启超作为与康有为并列的康门代表的角色。尤其是在自立军的武装密谋中，梁启超赞同中原大举的方略，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较康有为大得多。因此，在清政府各级官员的文书中，康梁并称变得越来越普遍，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保皇党的代名词。
自立军事发，从被俘会党首领身上搜出的文书，不仅康有为、梁启超分别位列正副龙头，而且在假造“八月十六日谕正副总理”的清帝诏书中专门列名“乃于工部主事康有为、举人梁启超、新军机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朝野志士等，决定国是，力图维新，将所有弊政贪官，悉行革除……朕今处危地，存亡莫保。所望天下英雄，同伸公愤，速举义旗，纠集志士，以图大事，而救朕躬。至奸臣等罪大恶极，尤合先行殛杀，以除太后羽翼，而快天下之人心。将此通谕天下英雄志士知之。”接着又以自立会“会长康、梁”的名义发出通饬，号召天下英雄，纠集中外同志，尊皇权以复国权求自立，同心协力，共倡大谋，以除奸党，而救皇上。(43)
对于自立军事件，长江沿岸各督抚函电交驰，相互通报，均将矛头指向保皇会。大通事起，刘坤一电告张之洞：“大通之乱，实康、梁余党用富有票煽动兵民所致。”(44)又致函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富有票匪初起，似与哥老会匪不同，且牵涉康、梁两逆，系属钦案内人犯，其中情节尚多，不可不抉其根株，穷其支党。以后若获首要，未便率予正法，授人口实。应请先录供词，密咨敝处，或用密函亦可，以便详细商酌，期于妥协。该两逆丑类实繁，蔓延大江南北，其所最注意者，则在煽惑军心。务望会同寿亭军门督同各军统领，严行查拿，毋稍松劲，是为切祷！”(45)张之洞、李鸿章、罗丰禄等人在函电中，也多次将康、梁并称。而清廷处理富有票案对相关人员进行奖惩时，往往沿用疆臣使节的用语，“壬戌，谕内阁：锡良奏拿获富有票首要会匪讯明正法并将出力人员请奖一折。康、梁巨逆，创立富有票，到处散放，借端煽惑，勾结匪徒，潜谋不轨，实堪痛恨。经锡良严密拿获首犯邵春轩、甘瑞成二名，讯明正法，所有出力各员，自应优加奖励……以示鼓励。此等匪徒，不免蔓延各省，著各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认真查拿，勿任漏网。”(46)
自立军事件后，康梁之说渐成习惯，官方文书尤其如此。张之洞等称：“从前谓康、梁为志士，今已知康、梁为匪徒。”(47)叶德辉奉湖南巡抚俞廉三之命，编著《觉迷要录》一书，收集《申报》关于自立军事件的相关报道，其中屡屡使用康、梁并称，如“昨又接武昌访事友来书，谓此事实由康、梁二逆主谋”；来函引刘坤一致张之洞密电：“访闻康、梁逆党，匿迹长江，潜图不轨，请饬属一体查拿”；又指唐才常戊戌后“遁迹日本，与康、梁诸逆游”；林圭“游学日本，与康、梁二逆及唐等深相结纳，引为同心”。(48)
其时报业渐趋发达，对于康梁一体的形象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申报》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即以“康梁引见”为题，报道二十六日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引见或由总理衙门查看的上谕。戊戌政变后，《申报》康梁并称的标题频频出现，如“康梁家属远飏”、“严密缉拿康梁上谕”、“购拿康梁”、“购拿康梁上谕”，至于各种报道中更多使用“康梁诸逆”、“康梁二逆”、“康梁逆党”之类的说法。自立军事发，《申报》不仅连篇报道官方镇压的各项文书，而且发表社说专文，与官府同一腔调，火上浇油。以该报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在当时的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康梁”并称自然不胫而走。
自立军事败，张之洞鉴于参与其事的上海少年文士为数甚多，其中“未尝无讲求时务、才艺可造之材。其谋乱已成者，不得不捕杀；而其附和同声者，犹望其改悔”(49)，“因于百忙中特草劝戒国会文一通，冀有以平其矜心，发其深省。颇闻在东游学诸生，耳目濡染，不无张脉偾兴之病，文中故兼及之。”(50)其文于康梁并称一事影响较大，详引如下：
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近日汉口、岳州、长沙诸处捕获会匪多名，起出伪印、伪檄、匪簿、逆信、富有票、军械等物，内有正会长康有为、副会长梁启超伪示、伪谕、伪通饬，有国会总会、国会分会及自立会、自立军各名目，总会设在上海，分会设在汉口。匪首唐才常供词，颇牵涉国会诸人。其伪札有“报明上海国会总会开有关防”之语，其弟唐才中供词：“去年康、梁及唐才常设自立会，今年六月将自立会并入国会，在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万张，分散夥党，招匪起事”等语，不胜骇异。国会人数颇多，并非尽系康党。其皆通谋知情与否，不敢臆断，要之必非无因。唯事关重大，尚未得有实据，本部堂姑隐其名，不得不为诸人正告之。
国会中人，就所闻知，大率诵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颇为不少。尊亲之义，岂有不闻？顺逆之理，岂有不辨？或因目击中国大局阽危，愤激不已，而又略知外情，进用无阶，怀才自负，在沪又习闻民权之说，遂以变本加厉之心，迫而为行险侥幸之计。检阅往来逆信，其持论宗旨，无非袭康、梁之唾余，曰“人人有自主之权”，曰“不受朝廷压力”，曰“流血以成大事”。所谈无非惨礉凶险之辞，所传无非诬罔不道之语，所谋无非犯上作乱之事。不知康、梁以作乱逃亡，故必欲诬谤宫廷，以解其罪，煽乱报复，以逞其毒。彼自为计耳，于国家何与焉？于士民何与焉？比年以来，康、梁邪说久已腐败暴露，为人之所厌闻。而国会诸人，大率本非康党，忽然惊为新奇至论，相率信其诳语，然其死灰，字字皆是康说，俨同私淑，并为一谈，如狂如醉，此则至愚极谬，不可不急思改图者也……其知康党为乱人而从之耶？抑谓康党为志士而和之耶？据唐才常办事规条，皆奉康、梁伪谕，有云“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为国家”。康、梁此会之宗旨如此，不知置我皇上于何地？而以之诈骗商人，敛取钱物，靦然号于众曰：“我乃保皇会也”。及康、梁伪通饬密教其党，则曰“欲图自立，必借遵皇权也。”欲欺华人耶，已明明放票作乱矣，欲欺洋人耶，此洋文规条数十纸，已为英巡捕查获，持去各国领事教士传观矣。天夺其魄，狡谋毕露，虽使巧词曲说，其为叛逆之实，何所逃于天地之间……
惟愿自今以后，国会诸人以及外洋各省游学诸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爱其身，自重其名，勿为康党所愚，勿蓄异谋以枉其天才，勿助凶人以残其种类。即使真系康党，亦多由草野寡陋，不晓朝事，受其欺笼，以逆为忠……今日除康、梁二人外，其康党曾与诡谋，而逆迹尚未昭著者，果能憬悟改行，勿作非，勿惑众，官司亦自不株连穷治，何必日行荆棘中，以流血为身心性命之学，而以杀召杀哉。即使曾经随同滋事，现在刊章逮捕之列者，若早能诣官首悔，尚可许其湔洗自新。如其不然，则本部堂粗明大义，有扶植名教之志，忝任疆圻，有保守疆土之责，傥必欲自扦法网，又岂本部堂所能宽？且各省封疆大吏，文武绅民，孰不知有忠孝，孰不爱其身家，何处可以容此辈之窟穴，任此辈之横行。甚至各国洋官西士，亦皆恶其悖乱，视为下流。身名俱丧，进退皆非，清夜自思，何苦为此。
吾闻亚洲极西之地，有犹太国焉，为土耳其所灭，种人分散，寓处于欧洲各国，不能为士为官，以搀和金银成色为生业，各国语及犹太人，皆鄙贱之。何以鄙贱之也，为其宗国已亡，无复君长也。呜呼！国家多难，至今日而极矣。然而国虽弱，可望其复强，政虽弊，可望其复理。若会匪鱼烂于先，各国瓜分于后，则中华从此亡矣，不能望其复有矣。神祇为之怨恫，祖考为之号泣，子孙为之窘辱灭绝，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从康之祸，一至于此。吾为国会中人说，并为康党说，是依听之，是违听之，在会者迷复不返，未入会者慎之思之，嗟尔康、梁，慎勿犹太我中华也。(51)
据此，张之洞眼中的康梁，就是保皇会自立会的头目；而所谓康党，反而主要是指除康梁以外的其他保皇党同道或与党。
张之洞将“最要匪首名单，并摘叙自立会匪紧要情节晓谕地方告示稿，及另劝诫国会文，分咨各出使大臣，照会各国外部，请其查照英国政府办法，电饬其本国驻华各口领事，于所在租界，遇有此等谋乱匪类，勿得容留”。(52)他劝戒国会文的一大套说辞，引起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认为其受旧学而自负通学，耳食西事而自以为深通西学，“故每每有字字皆非，言言尽谬之文字，贻笑天下而不自知。比年以来，此病更深入骨髓，不可救药矣。推原其故，公本徘徊两可而好名最甚之人，不幸而遇国变，一切丑态不容于公论。”(53)
由沈翔云执笔撰写的长篇《复张之洞书》，指张之洞所以致误，有一总原二分因，总原“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朝廷之区别”。二因“一则不知欧美所以致文明之故，视世界公理之新学，一切臆断，疑为康梁之说；一则不知志士之所志，以为舍做官而外，别无保国救民之法，视天下之人皆不如己之得计”。张之洞明确指示所谓康梁之唾余，“曰人人有自主之权，曰不受朝廷压力，曰流血以成大事。不知以此三者指为康梁唾余，将以罪康梁耶？抑以重康梁耶？”欧美各国人士及议会所议，报章所载，皆为自由、平等、民权，而英法德思想家“生于康梁之前，昌言自主，欧美已实受其福。公目未睹西籍，亦将以康梁之门徒死党罗织之乎？若以人人有自主之权为惨礉凶险，诬罔不道，犯上作乱，则诸人将为天下之罪人，何以声名遍于全球，各国争译其书，政治家人人仰之为山斗？其故何耶？无他，公理之于地球，犹衣食之于身，不可一日无者。乃欧西诸名士，竭毕生之力以发明之，公一且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亦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54)这时沈翔云等人对梁启超尚有所期待，虽然认为将世界公理尽归于康梁甚至视为康梁之唾余，未免过于抬举康梁，自觉服从公理西学，而非康梁所鼓动，但并未认为康梁有违于公理新学。而且将康党变为康梁之门徒，似有意隐康而显梁。
康有为也撰文对张之洞的指责进行辩驳，开脱辩解之外，不无自我粉饰之嫌，如针对以人人有自主之权，不受朝廷压力和流血以成大事的说法，自诩“康梁哀民生之困，惧中国之亡，上据孔孟之微言，横鉴万国之通义，特倡此说，以解民缚，使四万万人，各伸其用，以维我国，诚救中国之圣药也”。言及勤王及废立之争，则谓“若康党不动，试问天下咨嗟于圣主之废，有人人舍身以为勤王之举，以争中国乎？试问十二月立伪嗣之时，若非康梁鼓动海外，百电力争，则上遭弑久矣，中国永亡矣，四万万人永卖矣。”“康梁所言者，救皇上也，保中国也，人民宜有自主之权也，不受伪朝之压，以鬻民卖国也，人宜忠偾舍身流血以救君国也。若此而为邪说，则张之洞奖奸翼篡赞皇上之废，助伪嗣之立，为正说也，抑压人民，媚事篡后，助其破京师，毁宗庙，岌岌亡国为正说也，天下后世当有公论矣。夫康梁所言者乃京朝之实事，地球之公理，何尝一日腐败暴露……盖天下无能出实事公理外者，岂待康梁发之而为私淑哉。试问数十万诵读诗书，讲求时务，通知外事，识尊亲顺逆之英才，何不从张之洞而如狂如醉万愚极谬而私淑康梁哉。张之洞亦可自反矣。”“试问当中国危局如此，篡后亡国如此，圣主幽废如此，而大臣勋旧无一朱虚、平、勃、柬之、希范其人，则当今之世不出于勤王以救国，尚有君子行藏之正轨，俊杰树立之坦途乎！徐敬业官不过司马，骆宾王身不过书生，此国会学生诸人所以甘流血从康梁而兴也。岂谓勤王之康梁为乱人而不从，翼篡之张之洞为志士而从之乎。”(55)
此外，康有为还假借“生平不识康梁，而少闻其言论行事，窃疑其浮夸倾覆，大言无实，似窃轻之，以为宜败也。今读香帅劝戒文，乃知其为勤王保皇保国”之人者的名义，撰写题为《惜张之洞劝戒文措辞未善》的文章，反唇相讥“惜香帅措辞之未善弥缝，而过为康梁表彰也”。既然唐才常会众党羽率皆诵读诗书或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不少，则“苟非天生豪杰，亦皆忠义通才”，“张香帅身为大臣，以人事君，当国家危急之秋，何以不罗致此忠义通才，而令尽从逋亡之康梁哉。且康梁而果作乱也，则彼千百万之读书出仕，多才能文，讲求时务，知尊亲顺逆之义，愿流血以救中国者，岂肯误惑之而误从之哉。即使一二人嗜痂有癖，亦何至从者三十万人，被诛者千余人，从之如归市哉……诚以皇上之幽废，中国之危亡，中国大祸，人人所共痛也，举朝公卿媕婀坐视，无一起而为勤王之美名，保皇之矫辞者，志士有欲言者孙保维，即被两湖总督严拿密逮矣。此所以殴天下之忠烈通才皆从康梁也，皆并而为一也。诚非康梁则勤王保国莫属莫从也。然则数千百万通才烈士，固以康梁为志士而后肯从之，必非以其为乱人而从之矣。”“吾甚惜香帅欲攻康梁之乱逆，而适以表彰康梁之忠烈也。”(56)
清政府强化康、梁一体同心，是因为从自立军缴获的各种文书，均显示师徒二人的地位相近，宗旨策略相同。然而这不过是表象，与实情相去甚远。在庚子勤王行动中，梁启超并不满足于以光绪复辟为最高政治目标，而是希望借机实现民政。为此，他对保皇会兵发闽粤的勤王方略不以为然，而主张大合天下的组织路线，赞成与两湖、江浙新党乃至革命派联合发动中原大举，暗中联络同门当中的志同道合者，对康有为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在保皇会的行动计划之外，另与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各方制定密谋，准备借勤王以兴民政，架空康有为，变皇上为总统，甚至在自立军失败后，继续背着康有为在广东与革命党合作。可以说，师徒二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已经渐行渐远。(57)这样的背景，使得沈翔云等人在批驳张之洞的指责时，并未刻意表明自己与康梁的异同并划清彼此的界限。
因为保皇会以海外华人为依靠，清廷想方设法断阻双方的联系，“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吕海寰等：各处华民出洋谋生者甚多，无不眷怀故土，倾心内向。乃孙汶、康、梁诸逆，托为保国之说，设立富有票会，煽惑出洋华民，敛赀巨万。若不详切开导，破其诡谋，使知该逆等藉词保国，实图谋逆，乘机作乱，诚恐华民受其蛊惑，仍纷纷资助款项，蔓延日盛，为患实深。著吕海寰、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选派妥员，前往各商埠详察情形，剀切劝谕，务令各华民晓然于该逆等并非真心保国，勿再听其摇惑，轻弃赀财，以定人心而弭隐患。”(58)此外，“一面将告示稿、劝戒国会文，就外洋各埠旅寓华商，及外国文士之能通汉文者，广为散布，俾晓然于该匪党所为，实系悖逆凶残，专欲扰乱中外大局，所言中国之事，皆系捏造谣言，所勾结同伙作乱之人，皆系无赖会匪，所有对各国人议论，假托保国之辞，皆系狡诈欺人，自不致为其所愚。仍饬驻洋各埠领事官，传谕各华商切勿误听康、梁邪说，枉助赀财，用以伐狡谋而杜乱源。”(59)
海外华侨参与庚子勤王者人数众多，以关系紧密而贡献大论，当属新加坡华商邱菽园。保皇会的海外捐款号称百万，大都没有到位，而邱菽园一人先后捐款30万元，成为保皇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可是康有为将款项主要用于广东，不愿分给两湖，而保皇会策划的广东起兵之事又一波三折，迟迟不动，令邱菽园大起疑窦，加之其宗旨转向兴民政，与康有为渐生龃龉。自立军失败后，被捕者的供词牵涉邱菽园，富有山堂又将其列为正龙头，清方查知，两广总督陶模札行驻新加坡领事罗志尧查明邱菽园、林文庆等人有无植党图粤之事，实则有意为其开脱。邱菽园得知这一信息，于1901年4月上书陶模，声明自己与康、梁的交往，限于考古校经，问政变始末，谈及时务，指陈得失，英雄所见，虽曰略同，而见机观变，豪杰各不相下。书称：
溯自庚子之前，职与康、梁，了不相识。而戊戌、己亥间，侧闻朝政，新旧汹汹，因心发词，早伤嫠纬，每与同人匡坐筹议，共思补苴，或撰报论，公诸天下，或驰书四出，劝建学堂，以励实学，或合舆情，上叩宫门，吁圣安而亲政，凡此种种，谅在宪台洞鉴之中，无烦絮述。倘虑为康、梁所煽惑，则士各有志，无能相强，况即电禀一事，日中辟门，联名商众五百余人，其与职素无杯酒欢者，且居大半矣。职之愚戆，自问不惯煽人，亦不愿为他人所煽。康、梁何人，而可以煽邱炜萲哉。至若楚人唐才常、才中者，绝未谋面，闻亦未涉南洋。职于丁酉来坡，纡道香港，尝从友人案头获《湘学报》数册观之，始知才常在彼主笔，贻笺辨学，中凡数次，亦越庚子春初，才常以所著《觉颠冥斋内言》刻本四卷由鄂邮赠，职见其留心西史，穿穴异同，颇加珍护。然函信往还，不及杂事……今于忠君爱国之人，概目为袒于康、梁之党，康、梁身分，诚日加增，而志士皇皇，进无以为自解之路，其激昂者伤心蜚语，击剑悲歌，次之披发佯狂，引维新为大戒。于斯二者，过犹不及，岂身逢圣明而宜有此。比年以往，职尝与十闽百粤间故旧笺素通辞，语及此意，相对慨然，郁郁久之，如天之福，瞬盼春季。和议底成，两全权大臣收京迎主，捧日再中，前之要君祸国诸人，既因此次尽服其辜，道少豺狼，舆情不壅，君臣合体，万国来同，取法维新，与民乐利，不徒楚粤诸党会本非生而好乱，一旦名义无出，闻而戢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犹人耳，望风解散之不暇，否则流离琐尾，今更越在远岛之中，有不烟销灰灭者哉。(60)
其时邱菽园虽对康有为失去信任，但并未与保皇会决裂，所以言语间只有辩解之词，而无攻击之意。在此前后，他还想请梁启超东归主持全局，愿再出10万，继续勤王大业。梁启超则表示“愿居长崎，以任内事”，而让康有为游历南美。(61)可惜梁启超终究无法摆脱同门师生的钳制掣肘，令邱菽园大失所望，终于和康、梁绝交。1901年8月13日，邱菽园再次公开发表自辩文，除解脱康党干系之外，更对康有为进行指责抨击。他说：
不佞海邦男子，两年以来，籍籍蒙康党之名者，岂真独无闻见，而曾不一为辩白欤。诚以党与不党，我心清白，原有存真。而不图阴鸷阴狠之康有为，即以不佞兀傲自喜，曾无趋附门下之心，故动辄援借微名，播告天下，极力表暴，或刊各报纸，或印名会单，不惜齿牙，大加赞誉，深恐天下人士不知不佞为其党也者。甚至如汉口鄂督所捕之会党，及粤东德轮所获之海盗，搜其行箧身上，亦复遍有仆名……大抵康之为人，结党营私四字，其死后不磨之谥，而其结党之法，总以其学问招徕之帜，以大帽子为牢笼之具，凡属少年聪俊好奇喜事之辈，一与之游，无不入其彀中，此则戊戌以前在粤聚徒及在京结党之手段也。至于亡命出奔以后，则又变用其结党之法，以维新为欺人之术，以皇上为保命之方，其与为仇者则攻击之，其施之恩者，则愚诱之。若夫豪杰有志热心君国，不甘趋附之流，稍与周旋，则必推重其名，表扬其义，逢人说项，到处推袁，一若此人为其前身父母，再世知己，而天壤难逢，笃生不偶者，一欲收其入党之心，一欲绝其归国之路。其用计之狡，弄术之工，至于此极。故凡报纸上所胪列新党之名，及其行事或登诸各西报，或见诸《清议》、《知新》等华字报，极言其人若何有志，若何明义，若何捐款者，大抵皆非其党，而惧终不入其党，故乱造谣言，冀使内地官场得闻姓字，而设法捕获，则虽有志士，亦苦于进退维谷，而不得不依草附木，以中其计。此康有为出走以来，结党营私之心术也……故欲知康党与新党之分，但观康之隐扬足矣。其扬之升天者，其人必立志维新而不肯入党者也。其隐之埋地者，其人必彼死党而甘与之图谋里言倡行自立者也。(62)
此事背后另有隐情。因邱菽园牵涉保皇会，其家乡族人株连受害，邱不得不设法脱罪。据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八月初四日(1901年9月16日)上谕：“张之洞奏出洋华商表明心迹，请准销案免累，并予褒奖一折。据称福建举人、内阁中书衔邱炜萲，向在南洋新嘉坡一带经商，素为华商之望。上年唐才常在汉口破案，供有邱炜萲资助康逆钱财之语，经该督通缉查拏。兹据该举人禀称，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借会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冤被株连，恳予自新，奏明销案免累，并报效赈捐银一万两等语。康、梁二逆，逋逃海外，煽惑人心，藉会敛财，似此被其诳诱者，必所不免。既据该举人输诚悔悟，具见天良，殊堪嘉尚。邱炜萲著加恩赏给主事，并加四品衔，准其销案，以为去逆效顺者劝。”(63)既然想开脱罪名，当然要有所遮掩。但公然骂康，却是发自内心的愤懑之词，而特意避开梁启超，则显示其暗中还是有所分寸。
三、革党断言
庚子之后，梁启超继续在“言革”的道路上前行，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当政者口诛笔伐，其言论文章一时间成为青年学子的热门读物。而清政府则采取严厉禁止的压制政策。在新政复行的背景下，为了讲新学而不被康梁所牵累，1902年，有人特意编辑出版《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江宁邓邦述的序叙详细阐述了相关的想法：
自善化贺氏本吴江陆氏切问斋文钞之旨，辑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以行于世，于是东乡饶氏、上海葛氏、武进盛氏皆有续编。丁戊之际，海上盛行新学，康有为与其徒梁启超等竞出新论，又取当世所号为明达者忧时之作，仓卒辑录，命之曰新编，其中玉石杂糅，不尽可述，则一家之言为多。然其言虽驳，而颇切于时局，非老生常谈不当事势者之可比，故虽以得罪之故，痛诋深绝，而尝户置一编，不胫而走，少年浮薄之子，则奉为秘籍，以为真不朽之大业也。呜呼！文字之与学术固相表里，军兴以来，世凡数变，其初皆出于文字，而学术随之流极，至于今日，诚不可不讲明而急择矣……甲午中东事起，中既不振，始有危言耸论，深忧过虑之夫，发言为文，以与康梁相应，其始犹托于忠爱之旨，世固目为有用者也。戊戌之后，则相率为仇国之论，曰流血，曰平权，曰革命，曰排满，曰亡国纪念，悍然弗顾，以相簧鼓。呜呼！康梁徒以热中之故得罪朝廷，遂为叛逆，然其先区画上下发明强弱之说，心虽不纯，言则未尽非也。从之者不察，乃敢因其得罪远窜之故，发为狂暴昏悖之谈，聚党横决不恤，其后至于外臣疑骇，为之驱除埽廓，然后天下始有公论。是岂真有无君之国耶。推波助澜，变本加厉，若举以揆康梁之初心，或且相左，而世遂从别为新旧之派，以为凡此皆新学也。呜呼！岂非厚诬新学而文字之过哉……是编虽为新编之续，而阅其篇目，确非一家之言，其能有益于读者，固不待论。吾独伤于世变，以为自有康梁之徒，天下几于不能更讲新学，因详学者之流别，欲读是编者，人人自励，副吾所求，庶几不轨之士，不复能逞邪艺，而凡明体达用有心君国者，亦不致多所顾忌，更怀畏沮，则是编之出，其所全者固已大矣。(64)
而清廷采取的防堵政策，仍然视康梁为一体。有人鉴于海通以来，清廷“以报纸最易益人智慧，扩人见闻，舍其短而取其长，殊足为学问之一助耳”，“不料沿及近日，康梁诸逆阴蓄狡谋，初行《时务报》于沪江，继创《湘报》及《湘学报》于三楚，借口胪陈时事，实则用以诱正士入奇邪。迨乎逆迹昭彰，逃亡海外，犹且著为《戊戌政变记》以及保皇会规例、国会覆南皮制军书，侮辱圣慈，指斥执政，稍一披阅，即令人发指眦裂，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噫！文字之禁一宽，而令狂悖之徒弄笔摇唇，目无君父，此而不严为之禁，势必天下文字不尽入叛逆之党而不止。”主张重操文字狱故伎，严文字之禁，奏请仿日本版权所之法设立检书处，对民间翻译西书及各种著述加以审查鉴定，具体办法为：
于政务处设立总检书处，简大员中学有根柢者总其成，一面通饬各直省督抚大员分设检书处，遴委科第出身之司道充检书总办。凡书籍之前已刊板者，责令将样本赍呈，由总办检察再三，必使字句之间全无违悖情形，始准刷印发售，否则既劈其板，复惩其人。若夫新著初成，则先赍呈原稿，字句有违碍者削之，全书皆违碍者焚之，或实系有用之书而一篇一节之中立论稍有不合，则删改而批示之。夫而后文教昌明，伪学尽黜，彼康梁逆说，与夫文人之议论好为奇辟甚至涉及宫闱者，举无自流行，而人心乃于焉大正，岂非当今不可缓之要图乎哉。或虑狡狯文人于呈稿时抽去违碍之处，及检毕发回刊布即重复插入，以冀掩饰弥缝，则当每岁札令府县各官向各书肆调集各书，汇送总办覆检，设与所呈原稿有异，则仍严以禁之，务使狡狯之技无所施，而狂悖之词不得逞。或曰若是则文人恐不敢著书立说，而教术将不得大行，奈若何？则正告之曰，是当既严其禁令而复优予以利权，今书贾翻印之弊盛行，文人每成一书，未移时而已缩为小本，致著述家无从获利，甚且积书不售，折阅良多，应于检核准行后给以文凭，许其专利数十载，有翻印者明定律例，罚必加重，以绝书贾射利之狡谋，庶著述家得以名利兼收，而不至心灰意倦欤。(65)
设立书报审查制度的另一层考虑，是因为新政复行，科举改革，“此后大小科场胥弃时文，而用策论经义。读书之子，争先撰述，以便揣摩所出，新书自必倍多于往日。虽康梁之焰已灭，向之依草附木者，皆敛尾窜伏，不复敢以异说鸣于时。然伪本流传，安知无摭拾成编，以博蝇头之利者。”(66)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以士风日漓，具折请饬整顿学校，提倡正学，以祛积惑而储真才。他认为，“保邦制治，首重求才。而人才之兴，端由学校。学校不储正士，试场安有真才。现在乡会诸试，已复旧制，衡文校士之法，昨已剀切宣示。文体既正，自不致有奇邪之作，出乎其间。第恐士习安于固陋，又蹈从前积弊，揣摩剿袭，不求实学，是因噎而废食矣。朝廷所望于多士者，果安在乎。”既然要提倡新学实学，就不能不预防流弊，“京师管学大臣，各省督抚学政，凡有教士之责者，务宜宣明圣学，加意提倡，严定课程，宽筹经费，多购正经正史，一切经济性理有用之书。慎选生徒，专门肄业，俾成有用之才。不得但攻帖括，弋取科名，贻人口实。书院师长，务择经明行修，品望夙著之儒，尽心训迪。官师考艺外，专以敦尚品谊为主。诸生中果有品端学粹，志在匡时者，自应从优奖拔，俾底于成。其或内行不修，乡评不许，放言高论，气质嚣张，沾染康梁恶习者，严斥而痛惩之，不稍假借……学术既正，士习自端，人心风俗，亦必因之转移。强国之道，必基于此。”(67)
实际上，与外界的观感有异，在此期间，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梁启超一度试图以保皇会内部民主决策的方式逼康有为就宗旨问题表态，以致改弦易辙，而康有为则坚持不为所动，甚至屡次想将日益离经叛道的梁启超逐出师门，赶出保皇会。(68)不过，这一切均发生在保皇会内部，梁启超始终没有公开脱离保皇会的组织系统，或与乃师分庭抗礼，而且在整体上，保皇会的路线依然保持康有为的既定方针，因而对外仍然一体。这时的梁启超，受到内外夹攻，精神相当焦虑，对内他的激进倾向不能见容于师尊同门，对外又无法践诺于盟友同道，他与孙中山及革命党的矛盾日趋尖锐。而在后者看来，梁启超一次次的失信，表明其种种从权办理的言革言行，无非是虚情假意地故设骗局，以便趁机利用革命党的人脉资源。而昔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甚至拜为弟子的留日学生及自立军余众，情绪倾向日益激进，也逐渐弃之而去。因此，当清政府继续以康、梁为词，指责革新人士的言行剿袭康梁余唾时，人们便毫不掩饰地纷纷与康梁划清界限，以至于后来有人(如胡适)还为梁启超抱屈，认为其在掀起革命潮之中，至少文字宣传应居首功。而革命党则坚决认定康梁为一丘之貉。
1903年拒俄运动兴起，清政府故伎重施，署湖广总督端方致电沿江各地：“近日，有日本留学生数人，素不安分，竟煽惑二百余人借赴东三省拒俄为名，欲入长江一带煽乱。日在东京会馆聚议，以一班往北京见袁宫保，并探政府和战之信，其名目谓之特派班；编充卒伍者，谓之义勇队；往内地各口岸转运军装、钱粮者，谓之‘运动本部’。义勇队正在操练，运动部已入内地。上海爱国学社生徒亦有人为之响应。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与庚子富有票情事相同，而饷械较充，羽党较伙，度必有康、梁、孙文诸逆居中主持。事关重大，未敢斥为谣言，不为之备。除札行沿江文武严密搜查，妥慎布置外，特密乞台端迅饬各属，互相防范，以遏乱萌，并随时互相知照。”各地官府遂于往来船只严查有无“前项党羽，及转运军装、钱粮者，务须随时知会，以遏乱萌”。(69)
南京“各学堂总办闻有康、梁党人，分投沿江沿海各学堂游说学生之说，又见堂中学生多有与日本留学生函牍往还，且购阅堂中禁阅之新书新报，深恐革命、逐满、平权、自由、天演、物竞诸说，印入各学生脑中，妄生运动之心，不受长官压制，遂颁条例：
一、禁外人擅自入堂会见学生密谈。虽父兄亲友相探，亦需先投门房挂号，由堂引至客厅，唤生所探之人与之相见。
一、禁书信往来中有骇人听闻之语，如编义勇队及电请政府疆吏禀请拒法、拒俄等事。出入信件均需呈监督验明施行。
一、禁阅新书新报。凡属康、梁著述，及日本近来刊行之各种报册，均不准购携入堂。
一、禁学生聚众演说国政时事。
有一于此，定即斥革严惩。各学堂防范学生之心如此周密，谅可致中国日益富强，不忧外患矣！”(70)
面对清各级政府的防范和指责，留日学生纷纷撰文驳斥。不过，与几年前沈翔云的态度有所不同，留日学生已经不再以康梁为正义公理的同调。陈去病的声辩，还在揭穿清廷防民甚于御寇的行径，“兹马八再之留学生，洵亦可谓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者矣。不意满洲朝廷乃斥为党徒，目为悖逆，指为不轨，怒为对敌，且又重诬之以为孙文之党援，康、梁之臂助，移文州郡，传电畿畺，罗织搜索，防若寇贼。观其儆戒之情与张皇之态，盖几较俄事有过之无不及者。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藉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71)
陈天华则进而强调留学生与康、梁势不两立，不可相牵混淆，力求划清彼此界线。“然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则失实已甚。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国之亡也，必有党祸。吾非欲解免此名也，独奈何加我所不足之人乎？今使曰康、梁是留学生之党，尚且不可，况曰是康、梁之党！康、梁何幸而得此名也？留学生何不幸而得此名也？”(72)
当然，对于那些因害怕牵连而撇清关系者，激进人士也予以道义谴责。《苏报》批评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道：“彼主笔者，素与康、梁为缘者也。戊戌政变，幸以《时务报》之争而免于拘连，常以此自庆。及庚子汉口之变，又拘连矣，以官力得脱。今者，又闻有上海道电告南洋大臣之举，恐又以第二次之集议被拘连也，故亟为此论，以自解于官场也。”(73)
留日学生辨析拒俄只是爱国而非革命，目的是要说明在清朝统治下不能仅仅爱国，革命才是唯一可行的必由之路。而孙中山与保皇党的论战，却是力证保皇与革命水火不容。1903年梁启超远赴美洲，本来目的之一，是确定共和革命的宗旨，结果却中途幡然变计，告别共和，与革命党的关系遂致彻底破裂。是年底，孙中山抵达檀香山，认为该地的“保皇党出大阻力，以搤弟之行事。彼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名实乖舛，可为僇笑。惟彼辈头领，多施诈术以愚人，谓保皇不过借名，实亦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弟今与彼辈在此作战，所持以为战具者，即用康之政见书以证其名实之离。”所谓彼辈头领，就是梁启超，“梁闻弟在檀，即不敢过此，而于暗中授意此地之《新中国报》及金山《文兴日报》，以肆排击。但人一见，皆能明其隐匿，知其为妒弟而发。”
孙中山还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且以此竞称于人前。吁！真奇幻而莫测其端倪矣。弟以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方有下手。”他向黄宗仰通报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的战况，表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但彼党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竞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狡矣！闻在金山各地已检［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今当乘此余暇，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则财力可以无忧也。”并且希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74)
为了收效更加显著，不擅文辞的孙中山先后撰写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刊登于《檀山新报》，着重指出：
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所信，彼名保皇，实则革命，则康梁者尚得齿于人类乎？直禽兽不若也……公等何不一察实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诬康梁一至于是耶？
针对“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于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的疑问，孙中山先是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为证，其中包括具名撰文驳斥张之洞的沈翔云，他们本来还认为康梁为公理的化身，此时则纷纷叛离，继而分析道：
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寝［浸］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既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孙中山用“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的逻辑，指证二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并以自己与梁启超“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为佐证，指认康梁均为“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者”。(75)
平心而论，孙中山的批判之于梁启超过去的行事多少有些出入，梁启超的言革并非作假，也未必是偶发呓语，但就结果和趋向看，则所论大体不错。告别共和之后，面对华侨乃至保皇会内部的一片言革之声，梁启超继续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不仅客观上的确起到欺骗作用，主观上显然也有欺骗的故意。尽管回到康有为保皇旧轨的梁启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内心依然痛苦焦虑，与康有为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可是在革命党、清政府乃至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康、梁一体同心已是不争的事实，双方的分歧，不过是保皇党内部的私事。
不过，尽管革命、保皇双方已经势如水火，在清政府的眼中还是同为叛党。1904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特降旨大赦天下，“京外臣民，无不均沾闿泽。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著即一体开释。事犯在此次恩旨以前者，概行免究，以示覃敷庆典，法外施仁之至意。著该部及各省督抚迅即查明具奏，钦遵办理。”(76)也就是说，反清的革命党与尊王的保皇党，在清政府看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大逆不道，而康梁的保皇，在革命党和清政府的眼中则同样是“汉奸”。只是同名之下，意涵不一，后者是本意，直指“反满”尤其是鼓动或联合内外其他各族人反满的汉人，而前者却为演变，意指转而维护“满清”统治的汉人。
康梁并称，在多部晚清小说中成为保皇党的代名词，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使得康梁一体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梁启超本是近代小说革命的开山，可是小说却成为强化康梁一体最成功的载体。创作过《廿载繁华梦》、《洪秀全演义》等“风行海内，大受社会之欢迎”小说的黄小配，1909年出版新著《大马扁》，其海外友人所撰序言称：
近者，小配以新著之小说名《大马扁》者出而示余，余受而读之既竟，曰：嗟乎！吾子过矣！子毋以康梁二人，招摇海外，借题棍骗，于马扁界中，别开一新面目，而遂为康梁罪也。吾子之意，讵不曰康梁二人害社会实甚，有心世道者诚不能为之宽假也？虽然，社会害康梁，非康梁之害社会也。康梁之棍骗，非康梁之罪，而社会之罪也。夫社会不平，金钱实为万恶之原，世界一日有金钱，即人类一日不能无罪恶。康梁不幸生不逢社会平等之日，自呱呱坠地时，即浸淫于金钱铜臭之内，迷惘既深，则诗张为幻，人情大抵皆然，况才足以济奸者乎？故吾人方言康梁之不暇，而可以棍骗为康梁罪哉？抑余闻之，康梁所以能招摇于海外者，全恃《戊戌政变记》一书。盖书中极力铺张，去事实远甚，而海外侨民，蒙于祖国情势，先入为主，至于耗财破家有所不恤。夫海通以来，内地谋生既困，迫而只身越重洋，寄他人宇下，不知受如何委屈，历如何艰险，乃得区区血汗之金钱。而黠者又以术愚之，而尽劫其所有，徒希望于首领赐环之后，而分我以一杯羹，然卒以是而流离海外，客囊羞涩，终其身有不能归见父母妻子者矣。余言念及此，未尝无余痛也！然则谓此书之作，于社会无功焉，不得也。(77)
就此而论，一向以文字见长的康梁在舆论方面陷入了革命党和清政府的夹击之中。两边说辞各异，指康梁为一丘之貉却是异口同声，这也从不同方面坐实了孙中山的斥责的确是言之有据。
康、梁师徒之间，从来就是和而不同，两相比较，太有成见的康有为霸道，太无成见的梁启超隐忍。据说康有为对于梁启超不服从自己颇为不满(78)，其实，除张勋复辟一事两人公开对立外，如果不是梁启超始终委曲求全，双方或许早就分道扬镳，断绝师徒之谊。可是如此一来，尽管梁启超不喜欢康梁并称，却不得不一直笼罩在康有为的身影之下。他与康有为之间的恩怨离合，在外人看来不免扑朔迷离。即使实际上已是貌合神离，仍然改变不了一体同心的形象。就此而论，孙中山以梁启超未与康有为决绝分离为证，指认两人一个鼻孔出气，实在也不算是冤枉梁启超。这既是梁启超的可爱之处，同时也是他的可悲之处。守旧党、清政府和革命派的异口同声，连当事人也百口莫辩，旁观者和后来人又有多少还会在乎同名之下意涵的分别呢。
注释：
①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②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4—15页。
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未署名的点校者指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刊行，已经识者指出错误。但改定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刊行，依据也只是苏舆序言的署期，似不够充分。《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张尚书〈非弭兵〉》篇后附记：“逆犯康有为，去年假造谕旨，赏加卿衔，往各国入弭兵会，竟发电至上海、广东、湖南，可谓胆大无耻。此篇专攻其谬，湘刻漏，未编入，今特补之。”(第52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897年12月12日)，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向清政府呈递《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总理衙门奉上谕酌核办理，未予采纳。但此事各地风传，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1月27日)郑孝胥记道：“又闻康长素已赏卿衔，命出洋游历，且充弭兵会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9页)则《翼教丛编》最早的湘刻本与后来的增补本篇幅不同，除《张尚书〈非弭兵〉》一篇，《孙协揆议陈中丞折说帖》亦为后补。增补本的刊印当在政变之后。《近代文献丛刊》本所据即为增补本。另有据湘刻本的再版本，增加附录一卷，收录“梁启超上陈中丞书”和“梁启超等与康有为书”多通，前者系时务学堂钞稿，后者为“粤东谭制军从康有为家查抄得之，原书咨送军机处”。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5辑(647)所收《翼教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即为据湘刻本的再版本。
④汨罗乡人：《学约纠误》，《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37页。
⑤《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37页。
⑥《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44页。
⑦汨罗乡人：《学约纠误》，《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39页。
⑧叶德辉：《叶吏部〈长兴学记〉驳义》，《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21—122页。
⑨叶德辉：《叶吏部读〈西学书法〉书后》，《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30页。
⑩叶德辉：《叶吏部非〈幼学通义〉》，《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34—136页。
(11)《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65页。
(1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9页。
(13)王猷焌：《王猷焌上王院长书》，《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55页。
(14)叶德辉：《叶吏部〈长兴学记〉驳义》，《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20页。
(15)叶德辉：《叶吏部与俞恪士观察书》，《近代文献丛刊•翼教丛编》，第177页。
(1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6页。
(17)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2页。
(18)《吴汝纶全集》第2卷上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6—7页。
(1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1—1332页。
(20)《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786—787页。
(21)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38页。
(2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97页。
(2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24)《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67页。
(2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1页。
(26)《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474页。
(27)《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683页。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1页。
(2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页。
(30)《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62—1863页。
(31)《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53—1854页。
(32)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第107页。
(33)《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58页。
(34)梁启超：《与穰卿颂谷书》(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35)《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32卷，《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675—676页。
(36)《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32卷，《清实录》第57册，第675—676页。
(37)《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58卷，《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7页。
(38)翁同龢：《致廖寿恒密函》［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月)］，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85页。
(39)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总第4454页。
(40)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470—4471页。
(4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7—198页。
(42)古润野道人：《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43)《岳州镇咨呈匪情一案》，《俞廉三遗集》第101卷，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32页。唐才中的供词亦称自立会以康有为为正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为副会长。
(44)《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张文襄公全集》第163卷，电牍42，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45)《致黄芍岩》［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1900年8月16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书牍13，第2272页。
(46)《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77卷，《清实录》第58册，第289页。
(47)《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页。
(48)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第51—57页。
(49)张之洞：《与余晋珊》，《张文襄公全集》第218卷，书札5，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50)张之洞：《致李木斋》，《张文襄公全集》第218卷，书札5，第27页。
(51)张之洞：《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张文襄公全集》第104卷，公牍19，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9页。
(52)《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1900年10月31日)］，《张文襄公全集》第51卷，奏议51，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5页。
(53)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64页。
(54)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65页。
(55)康有为：《驳张之洞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78页。
(56)康有为：《惜张之洞劝戒文措辞未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79—82页。该书所收录的三种相关文献，署名“是中国民”的《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实为沈翔云所撰。后两种文字大致相通，显然出自同一人手笔。
(57)详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8)《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79卷，《清实录》第58册，第317页。
(59)张之洞：《张之洞奏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1900年10月31日)］，《张文襄公全集》第51卷，奏议51，第25、26页。
(60)星洲寓公(邱菽园)：《上粤督陶方帅书》，《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来稿杂文”，第10—12页。
(6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3页。
(62)闽中邱菽园：《论康有为》，《同文沪报》，1901年8月13日，引自《北京新闻汇报》，1901年8月23日。
(63)《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86卷，《清实录》第58册，第423页。
(64)邓邦述：《经世文新编续集叙》，杨凤藻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8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65)《奏设检书处议》，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编四编》第6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6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124页。
(66)《奏设检书处议》，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编四编》第6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61)，第122—124页。
(67)《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58卷，《清实录》第58册，第12—13页。
(68)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相关各章。
(69)《密札防匪》，《申报》，1903年7月1日，第3版。
(70)《南京各学堂之压制政策》，《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0日，第7版。
(71)季子(陈去病)：《革命其可免乎》，《江苏》，1903年6月25日，“社说”，第2页。
(72)陈天华：《复湖南同学诸君书》，《苏报》，1903年6月14日，第1—2页。
(73)《读中外日报》，《苏报》，1903年5月18日，第2页。
(74)孙中山：《复某友人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9—230页。
(75)孙中山：《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0—232页。
(76)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191页。
(77)吾庐主人梭功氏：《序》，小配：《大马扁》，日本三光堂1909年版，第1—2页。
(78)周善培：《谈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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