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蕴茜：地方展览与辛亥革命记忆塑造（1927-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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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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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11年4期第155～165页
【英文标题】LOCAL EXHIBITION AND THE MEMORY SHAPING OF THE REVOLUTION IN 1911
【作者简介】陈蕴茜(1965-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南 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
【内容提要】展览是由西方传入近代中国的新型空间形式和现代视觉机制，它不仅可以传播科学技术、普及文 化知识，也可以塑造人们的政治记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地充分利用纪念馆的常年展与各类临时展(包括西湖博览会)来纪念、宣传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并通过展览陈列的视觉冲击让人们感知辛亥革命的艰辛与壮烈，形成深刻的革命记忆，以强化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关 键 词】地方展览/南京国民政府/辛亥革命纪念/记忆塑造
展览是近代由西方传入的新型空间形式，对传播科学技术、宣传历史文化、促进商品交流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有关近代中国展览的研究逐步成为史学界的新热点，成果主要集中在博览会和国货展览的研究。①而关于展览与宣传辛亥革命纪念的关系，只有一篇论文涉及，主要考察了西湖博览会中的革命纪念馆，为今年杭州举行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提供历史依据。②事实上，展览具有多重功能，其中政治记忆的塑造功能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力图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地方展览进行考察，揭示国民党如何利用展览这一新型空间形式来对人们进行辛亥革命记忆的塑造，展现出现代国家政权在记忆塑造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效。
纪念馆与辛亥革命常年展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帝制，开创了现代新型国家。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影响着中国未来的走向，它是国民党进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开始举办各类专门的革命史展览，传播革命记忆，从而使民众形成对国民党的认同。
从展览举办的时间长短进行划分，一般有两种形式：一为常年展，一为临时展。常年展大多是纪念馆或博物馆中的固定陈列，这一形式在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史展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博物馆的功能在于“促进民众知识，完成普及教育”③，因此，各类博物馆也陈列展览革命纪念物。1922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就已经陈列了如“孙中山先生墨迹(石印)”、“徐烈士祠堂碑记拓片”、“邹容照片”、“革命诸先烈照片”、“福建省黄花岗纪念币”等革命文物。④后来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进一步发展出专门陈列革命文献的第七陈列室，展品“大都为中国国民党前期之革命史料，计有同盟会成立，晚晴园聚会，中华革命党成立，孙总理攻惠州城等摄影多帧。此外并有北伐军路线地图，辛亥革命烈士遗物等”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更为重视，各地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博物馆或纪念馆、纪念室，各博物馆或纪念馆均举办辛亥革命常年展。
江苏省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对辛亥革命纪念尤为重视。早在1928年，江苏省政府即开始筹建“江苏革命博物馆”，由民政厅“派员兼办征集物品”，物品种类“以整个的国民革命史为标准”，包括“甲：革命以来之史迹；乙：革命以来之宣传物；丙：革命先烈遗像及造像影片；丁：革命先烈遗物；戊：革命以来各大战争图及重要物品；已：革命各大纪念日之重要物品及档案”⑥。如1930年征集到“赵伯先烈士广州起义时所用之私章一方并陈列”、“辛亥攻宁一月小册一本，又赵伯先烈士追悼会摄影一幅”。该馆还向汕头梅县启化图书馆征集到原藏品《民报》第3号和《天讨》杂志一本。不仅向各单位征集，纪念馆也向个人征集，曾向浙江嘉兴早期同盟会成员方於笥征集了旧藏《革命问答》、《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多册以及《黄兴传记》。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南京，为此，博物馆向中央党部宣传部征集了《总理奉安实录》2部。⑦
创立革命博物馆的目的就是举办展览，让人们膜拜先烈，牢记先烈的革命精神。《江苏博物馆馆刊》发刊词对此进行了阐发：
吾人之所以永念夫先烈，思有以昭示夫国人也。且夫在天之灵，亦自完其天职而已，宁望后人之必崇报我也？然而我国民之得以处于今日党国下者，端由诸先烈之不惜躯命誓死力争，前仆后继，壮往不二，以造成兹日之庄严。则我国民纵不能一一馨香俎豆以竭其顶礼膜拜之忱，而瞻仰遗容，留连故物，自不胜其徘徊眷恋，肃然有以，立懦而廉顽，宁得谓为世变日新，往昔牺牲无足挂我齿颊哉？……重念之，而吾总理在天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重念音容宛在。而诸先烈在天之灵，亦如在其左右，音容虽邈，肝蠁犹通。夫又奚必登紫金山头，过黄花岗畔，而后始致其哀，悲抒其感概也……⑧
在举办者看来，展览可以让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甚而促使人们形成革命记忆。该博物馆的部分陈列成为最早的辛亥革命专题展览。
建立革命纪念馆、举办常年展览是各地方政府的设想，但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困难，不少地方只得在历史博物馆内建立革命纪念部，这样既可举办展览，又比较节约财力、物力。如南京市立历史博物馆曾计划建立革命纪念馆，后因经费难筹，于1930年在馆内建革命纪念部并征集各类纪念物予以陈列展览，以“灌输革命思想，适应现代潮流……引起民众观摩研究”⑨。后来该馆又设中国革命历史等6部，陈列各类文物，分类注释；还敦请党国名人书写国民党政纲、总理遗训，并请画家绘制革命历史写真、先烈遗像以举行革命文献展览会，进而“引起首都人士之观感”⑩。至1936年，该博物馆已收藏革命纪念物共计321件，其中不少为辛亥革命纪念物(11)，这使常年展内容日益丰富。
杭州西湖旁的白云庵曾是辛亥革命志士们集会的地方，政府在白云庵大殿侧建立辛亥纪念馆，时人题额制联，以表纪念。(12)1927年，江西省政府将建于忠烈祠的纪念会改为革命纪念馆，因“该馆地址偏僻房屋狭小，且时有军队驻扎，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先烈英灵而资民众观感”，遂对纪念馆重新进行整顿。(13)该馆向全国各地征集革命史料进行陈列，如四川省东川道道尹公署就曾转饬所属各县教育局协助江西革命纪念馆征集革命物品。该文件还包括向陕西革命纪念馆征集革命物品，这说明陕西省也曾建有革命纪念馆。(14)建立革命纪念馆并常年展览革命文物，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做法。1929年，济南市政府因“趵突泉风景幽雅，游人众多”，将其旁之四面亭及吕祖庙改建为革命纪念馆并举办展览，“以广宣传”(15)。1930年，广州市博物馆设革命纪念部，并陈列革命纪念品(包括总理遗像、手书、生前所用文具、墨迹、委任状、印信，及各先烈遗像等)17种72件。(16)后来，广州市政府“为保存革命先烈遗物起见”，饬令工务局“将粤秀山启秀楼修葺，以作革命先烈遗物陈列所”，工程完竣后“特令教育局主管该所，并征集先烈遗物，一俟征集完竣及布置安善后，即可开始陈列”(17)。湖北作为首义之省，自然不能落后，省政府于1932年筹建湖北革命纪念馆，并专设征集股，“征集有关于革命先烈之遗物”(18)，以便纪念馆举行陈列展览。此外，上海市立博物馆也陈列了革命纪念品465件。(19)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教育发展迅速，各地利用陈列展览来进行社会教育，不少民众教育馆设有陈列室，有的则专设“革命纪念室”，常年陈列革命遗迹史料。如1935年广东省梅县建立民众教育馆，内设有革命纪念室。(20)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常年设有公民教育展览室，其中陈列有“革命纪念、史、地”等3项展览。(21)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设革命纪念陈列室，常年陈列革命史迹图片493幅，“以供民众观览”(22)。由于从兴中会成立到民国建立之间，牺牲的烈士在国民党历史上占重要比例，且事迹尤为突出，因此，辛亥革命纪念物是构成纪念馆(室)常年展的陈列主体。
对于各地革命纪念馆及陈列展览情形，张继曾有过概括：“值此国难方殷切，全国上下戮力复兴民族之际，则此发扬党史精神之陈列馆事业，自有要求其普遍之必要。现各省市之中山纪念堂，及类似革命历史博物馆之设立者，亦日有兴起。”(23)可见，民国时期革命历史博物馆或纪念馆在全国城市已经兴起，为当地革命史包括辛亥革命史常年展奠定了基础。
西湖博览会中的辛亥革命纪念展
除常年展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地的临时展也在纪念和宣传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湖博览会里的革命纪念展览，对于塑造人们的辛亥革命记忆具有积极影响。
1929年，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庆祝北伐成功，浙江省政府特地举办规模宏大的西湖博览会。博览会的举行应该“饮水思源”，这“不得不归功到革命军，由革命军而联想到革命诸先烈，所以就设立革命纪念馆，为八馆二所之冠”(24)。
该纪念馆建立的目的就是纪念和宣传革命精神：“革命纪念馆担负着精神建设的责任……所陈列的多是先烈血迹、本党精华，非但昭往例而示来兹，扬党徽而光先烈，而且在训政时期为物质建设之南针，所以这馆不是如其他各馆所徒然欣赏其物质之奇巧，而在于精神之灿烂——发动革命的情绪，确定革命的立场，坚决革命的意志，遵本党的主义，用革命的手段和步骤以精神来领导物质，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这就是本馆真正的意义。”(25)
革命纪念馆属于党务工程，馆长自然由党务系统的人担任，即由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监察委员李超英担任，体现出国民党对革命纪念馆的重视与控制。纪念馆位“设西湖孤山之唐庄平湖秋月及浙军克服金陵阵亡将士纪念墓一带。除浙军克服金陵将士纪念墓为天然革命纪念地外，于白堤末端建骑街牌楼一座，遥望作平正雄伟态者是也”(26)。该纪念馆设有总理纪念厅一座，陈列室6间。(27)虽然该馆是各馆中最小的，但因位列展览会之首而引人注目。为了突出这一纪念馆的革命纪念功能，展览会又在西湖著名的景点平湖秋月处建革命纪念塔一座，塔“以三民主义奠其基，以五权宪法结其顶”(28)，即塔基下部为三角形，象征三民主义，塔身上作五角形，象征五权宪法，将孙中山的思想通过象征手法加以呈现。(29)
纪念馆最重要的功能是陈列展览，革命纪念馆“把革命过程中，种种有价值，可以留为纪念的东西，如先烈遗像、遗墨、遗物、战争摄影，还有其他珍贵物品，一类一类的陈列起来”(30)。革命纪念“馆门左右有对联一，上联为‘革命精神 大智大仁大勇’，下联为‘救国主义 民族民权民生’”(31)。对联道出了筹办者对革命纪念馆功能的定位。社会各界对此都有明确认识，连《商业月报》介绍西湖博览会的文章也都认为，设立革命纪念馆是极为必要的，因为“今吾国已直隶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关于国民革命军成功之史迹，至足珍贵，亦至足以为奖掖后进之良剂，故此馆之设立，使命綦重”(32)。革命纪念馆是西湖博览会排列位置最前的展馆，也是民国时期革命纪念馆中最具影响和特色的临时展馆。
此馆以陈列孙中山遗物和革命纪念文物为中心。人们进入革命纪念馆后首先进入总理纪念厅。纪念厅内有孙中山遗像，参观者进门无须门票，但先要签字，并“向总理纪念厅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如不鞠躬，则易被视为异类，当时的游记中说“或许会当你是反革命”(33)，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及国民党领袖的至尊地位在此跃然呈现。“总理一生坚忍不拔之志行，尽萃于斯，厅内设革命书籍阅览室”(34)。另外，厅中展出各类孙中山遗物，如“总理命令”等，还有孙中山奉安南京北上迎榇所用的丧车模型等，这些都让人们联想到孙中山为中华民族而奋斗的一生。
《西湖博览会参观必携》记载了革命纪念馆有关先烈的文献与文物陈列目录，包括：
(一)先烈所有遗像、(二)先烈所有遗著遗墨、(三)先烈生平所好读之书籍，及其形成革命所性及革命思想之书籍、(四)先烈生平之遗物、(五)先烈临难之殉难物(略如断头刀、绞台、执行枪决时所用之枪)、(六)临难地点及一切情形之照片、(七)先烈革命所用之武器(如手枪炸弹刀及其他武器)、(八)先烈死后之荣哀、(九)祭堂照像、(十)追悼会及出殡照相、(十一)坟墓及铜像石像照像、(十二)挽词、(十三)国家各种褒典、(十四)先烈名单及传略。(35)
据纪念馆保管部所列的重要的先烈纪念物，多数是辛亥革命先烈的遗物。先烈遗像有陆皓东、史坚如、杨衢云、刘道一、彭家珍、赵声、温生才、林觉民、方声洞、陈敬岳、蒋翊武等烈士遗像，遗物则主要有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手枪、马宗汉刺恩铭的杖式手枪、秋瑾常用的小刀、傅国英的剑等；先烈遗墨则包括徐锡麟供词、马宗汉传、秋瑾手迹、朱执信集、林觉民遗墨、方声洞绝笔书等，摄影作品则有宋教仁赤身伤痕、灵榇及殓前各照片、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摄影、同盟会入会证书、中华革命党证书等。(36)这些构成革命纪念物的主体。
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也成为展览的内容，如“伦敦蒙难情形、袁世凯窃国情形、护法诸役”等。一般历史展览往往透过时间序列来呈现，革命纪念馆的展览也是如此，特别强调革命沿革史，即按“兴中会史、同盟会史、国民党史、中华革命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各省市县自秘密至公开之党史、海外党务史”来陈列。(37)当人们结束革命纪念馆的参观活动时，依然要受到革命教化，因为出口处又有一对联，上联是“恪守总理遗教，努力奋斗”，下联为“继承先烈伟迹，慷慨牺牲”。(38)
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是革命纪念物集中陈列的空间，但实际上，展览会还有一些场馆也陈列孙中山纪念物，革命纪念已经渗透进了整个博览会其他空间。如参考陈列所“正殿中供银制总理遗像，上端四字曰：‘天下为公’，下端题曰‘知难行易’”(39)。特种陈列馆中有一亭，南北两壁各悬大画一幅，“一为孙总理建国大纲铁道计画，一为东方大港，测绘至为精密”，另一陈列室中，有中山陵模型。(40)工业馆中有孙中山半身塑像模型(41)，艺术馆中有孙中山全身塑像，丝绸馆内则有一个模范结婚礼堂，上面悬挂着孙中山遗像。(42)孙中山纪念物随处可见，以至著名文人周瘦鹃在参观西湖博览会三日后说：“如今西子不但是著西装，并且著了中山装了。”(43)可见，中山符号在展览中的呈现对人产生的影响。
地方临时展与辛亥革命纪念
西湖博览会作为特殊的临时展，在纪念辛亥革命、塑造革命记忆方面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民国时期各地方还有大量规模不等的临时展，这些展览都包含了辛亥革命纪念。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对辛亥革命精神遗产的挖掘以服务于抗战，临时性纪念展览随之增多。在国民党看来，“辛亥革命是抗战建国的前提，而抗战建国就是辛亥革命之继续和完成”(44)。辛亥革命“开辟了一条独立解放的光明大道，这一个反抗压迫民族的国民运动的拓荒者，是我们今天今日民众纪念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45)。由此，各地将举办辛亥革命展览作为动员民众抗战的手段之一。
1936年11月1日，浙江省图书馆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并设专室“陈列民族革命文献，由明代至现代浙省民族英雄遗物，足资观感”(46)。举办这一展览的目的就是在“国运方艰，外侮孔棘”之际，发扬“伟大磅礴之气”及“爱乡爱国之精神”，使其“发扬以光大之于全国”(47)。总之，在国难来临之际，举办这样的展览就是要激发民族主义精神。
展览所陈列文物包括陶成章遇刺前三天所留遗墨、陈英士血衣、秋瑾遗物等。除这些全国知名的烈士遗物外，还有嘉兴革命七烈士之一敖梦姜(48)秘密时期的宣传品：木刻祖宗教56福书祷词四纸。(49)这些革命文物和文献是世所不见的珍品，引起参观者极大的兴趣。
1937年10月10日，上海博物馆与通志馆也联合举办了一次“上海文献展览”，其中专门陈列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孙总理与哈同等人的照片、总理手札、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总章、军国民教育会捐启、军国民教育捐册、南汇县党狱始末记、上海光复诸先烈事略、沪防福字营光复上海纪念歌、沪军都督府收支报告、辛亥革命纪念品手卷、辛亥沪军攻宁战利品笔刻一方、沪军都督府通用笺、沪军都督陈赠战胜纪念徽章、沪军都督命令二道、海上光复竹枝祠、大革命写真图第五集、辛亥革命时上海各会之麟爪，吴淞光复军纪略、黄克强祭吴禄贞文钟架、徐自华重建秋社等、辛亥年后改革政治被难人事实清册之档案、万福华事略、沪南商团祭九松熊沛如俞志伟像赞、《共和周刊》、民国新闻“宋教仁被害记”、中国社会党对宋教仁暗杀案宣言、陈英士殉难血衣(袄)、陈英士殉难血衣(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往还电稿、大总统悬赏拿缉黄兴等告示摄影、炮筒、肇和举义殉国烈士陈可均遗像、陈英士手札横幅、陈英士手迹对联、影印“总理遗嘱”等。(50)这样的展览虽然只是地方文献展览的一部分，但也起到了宣传辛亥革命的作用。
地方临时展中影响最大的是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1940年元宵节，国民政府前经济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发起人叶恭绰等在香港举办“广东省文物展”，特设革命室，陈列革命遗物和太平天国遗物。这次展览的目的之一是利用文物展激发国人热爱中国文化之情，进而支持国内的抗战。筹备委员会认为：“汉族的革命思想，竟能从广东文化孕育滋长，卒至由孙总理倡导国民革命以成三百年兴汉倒清之大功，此革命精神之发展即广东和全国民族精神之成功也。现在抗战期间，此种同一精神，又要充分发展和表现出来。”在香港举办展览，为使“这个特殊环境下旅居的中国人，得有极深刻的印象”，“确是抗战期间发扬民族精神增加民族信念的最高最妙的法门”。(51)吴铁城在致辞中也表明了举办广东文物展的宗旨：“现在我们进行着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神圣抗战已经踏进最严重的阶段，最后胜利已在接近的当中。……我们所恃的是中华立国的精神，以及先烈先哲忠勇刚毅的气概，给我们以很大的激励，继有今日的‘抗建’表现。所谓立国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讲气节，崇尚忠孝仁爱……这就是大会所标举的‘发扬民族精神’的意义……在这处历史演变的中心人物，领导我们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就可以做我们民族精神的典型。他感受异族束缚的痛苦，起而推翻专制，创造三民主义，我们可以说完全受我们先烈先哲忠勇刚毅的熏陶……现在遭遇着外族侵凌，国家存亡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大家所需要的，正是以上所说的民族精神的扩大化，与深刻化了。”(52)
在所陈列的文物中，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文物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在革命室中，摄影图片非常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辛亥革命历史。孙中山自然是展览的中心，围绕他的展品最为丰富，如孙中山与四大寇的合影、孙中山求学时的课本、革命时发行的债券和借据。(53)展品生动地叙述了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艰辛。除了孙中山纪念物外，辛亥革命烈士的遗墨、遗像、墓影等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抗战之后，各地继续举办临时性革命纪念展览会，而且展览大多选择在国民党历史上重要的纪念日，如国父诞辰、黄花岗起义即革命纪念日、双十国庆等，这是将纪念空间与纪念时间有机结合，进一步起到彰显纪念孙中山和革命先烈的功能。如1946年11月12日为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海市立博物馆特举办“国父事迹文物展览会”，“陈列国父之手札墨迹著作以及有关国父事迹之记载等”共200余件，展期3天。(54)同日，由广东省各文教团体联合发起的“国父文物展”在广州开展，展期一周。展览主要包括孙中山遗像(有照片、画片、石膏像、铜像等)、遗物、遗著、遗墨以及国父一切史迹。(55)
1947年3月29日革命先烈纪念日，上海市立博物馆联合中央党史会、上海市党部举办革命文物展览会，共有1000多件革命文物参展，分“国父文献、先烈文献、革命史迹、革命纪念物四类”(56)。除作系统陈列外，展览会还“印有陈列品目录，以供参观者参考。展览共一星期，前往参观者异常踊跃，颇极一时之盛”(57)。
革命文物展览一般由官方机构举办，少数由民间自发举办，组织者多为辛亥革命参加者或烈士后裔。如1947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老同志钱化佛、王养吾等“为纪念卅六年国庆节，特发起革命文献展览会，将各人珍藏之先烈遗物数百件，陈列于本市南昌路法童学校内，公开展览。陈列品中以先烈遗墨最多，国父手书之‘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想利及人’楹联，陈英士烈士贻果夫立夫二氏之家书，宋教仁及蔡锷等之诗词，黄兴手书之单屏，于右任经营《民立报》时代之画幅，俱极为名贵。其他如起义之图片，秋瑾烈士之手卷真迹，陈英士烈士之血衣，攻克南京天保城时所用之炮弹等，更为革命史上极有价值之光荣史料”(58)。纵观各类展览中，革命先烈的遗墨和遗物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展品，特别是陈英士的血衣(包括照片)，多次出现于各类展览中，成为核心展品，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
该展览得到政府的支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为展览会题词：“鼎新革故，取义成仁，廉顽立懦，光国垂勋。”国民党要员潘公展为展览会专刊题词：“先烈之血，革命之花，灌溉培育，缔造国家，三十六载，日月光华，名山文献，永宝无瑕。”(59)这次展览虽然由民间组织策展举办，但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而对于烈士后裔所办展览，政府则进行管理，如秋瑾女儿秋灿芝于1948年在上海举办“秋瑾遗迹展览会”时，上海市社会局进行了严格的审批。(60)
国民党不仅重视利用革命纪念临时展进行社会教育，而且希望将其制度化。如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曾在书中倡导要纪念革命先烈，而且要求在革命先烈纪念日这一天，“革命先烈祠墓开放，唱革命先烈纪念歌，图书馆书坊展览关于革命先烈之书籍及纪念物，并廉价”。他还说：“时至今日，革命诸先烈之躯壳虽亡，音容虽渺，然其出生入死，继续不懈，始终不屈之精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人之纪念先烈，亦不过纪念其此种精神而已。故是日凡有其祠墓之处，皆当开放，以供各界人士前往瞻仰致敬，其遗墨遗物有收藏者，亦当展览……至其遗著及有关之书籍，应减价展售，用资激发而广流传。”(61)事实上，将革命史迹展览融汇于民众教育之中，这是民国时期较为普遍的做法。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遇到孙中山纪念日或革命先烈纪念日，都举办纪念展览。如1931年3月12日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展览，民教馆汇集了孙中山北上、病况、逝世、奉安等历史事件，“制作图表模型，分别陈列”，并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开幕，展览一星期，参观人数达9200余人。后民教馆又“汇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像及史略制作陈列”，并于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开展，展览也是一星期。(62)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也在10月举办围绕中华民国国庆的纪念展览，而11月则举办以孙中山纪念为中心的展览。(63)这些临时展使辛亥革命纪念深入到下层社会。
总体而言，各类展览中，孙中山遗墨与遗物，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空间布局所占据的位置，都是其他革命先烈文物所无法超越的。不唯如此，在其他的展览中，也能“遭遇”孙中山纪念物。如一些市立博物馆，尽管陈列的主体都是自然物质遗存，但也会有孙中山和革命纪念品等。广州市博物院大量陈列地矿标本、动植物标本，也到各地“征集革命纪念品”，并在五楼布置有“总理遗像，陈列其中，以资崇敬”。(64)1930年，上海举办第三届国货运动大会暨国货时装展览会，举办时间定在了辛亥革命纪念日，展会入口对联为：“提倡国货，会值三周，运动宣传图发展；纪念共和，节逢双十，欢欣鼓舞庆升平。”展馆内，总理遗像与总理遗嘱位于突出位置。展览会开幕式的仪式中也包括对孙中山的纪念：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三鞠躬、瞻仰总理遗像、静默三分钟。不仅总会如此，即使分会也是如此，如10月9日举行的国货时装展览会、13日的国产丝绸展览会，开幕仪式均包含孙中山纪念仪式；展览会标语中有“提倡国货是总理民生主义的实行”，而展览中则有制成表格的孙中山《实业计划》。(65)
此外，一些烈士祠中也举办展览。如浙江绍兴徐公祠陈列有徐锡麟遗像、刺杀恩铭的手枪和他的血衣，“使来展拜者，得以反复观览，有足启迪其心志，不徒以神道偶象目之”(66)。
视觉、感知与革命记忆的形成
一般而言，展览的目的是让人们对展品、陈列产生感知与认识，但革命纪念展览则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感知与认识，而是要让人们形成深刻的革命记忆，以起到教化民众、传播意识形态的作用。如何通过物品陈列让参观者形成革命记忆，则有赖于展览对参观者产生的视觉冲击，促使人们形成当下的感知，进而形成记忆。
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通过雕塑与绘画来宣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总理纪念厅有孙中山演讲的雕塑，布展者的目的是以此“表示总理毕生从事宣传，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精神”，两壁悬挂油画，其中一幅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进攻的情状”，策展者的目的是让参观者“想象到诸先烈奋勇杀贼、舍生取义的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瞻仰和起敬呀！”(67)生动、形象的空间展示让参观者深有感触并形成了深刻记忆，形象地描绘于记述中：“厅中为演讲台，雕刻家王静远女士所制之总理遗像在焉。左右两壁饰以林风眠所绘之‘黄花岗烈士’及‘五三惨案’之油画。绘影绘声，令人气张而神夺。”(68)
革命纪念展览一般以先烈的遗物为陈列主体，因为遗物可以拉近参观者与先烈的距离。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众多的先烈遗物，清晰地反映出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叙述。策展者也表明了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看到“革命诸先烈的遗像、遗著、遗物、供词、血衣等”后，能够“触目惊心，不但使参观者俯仰今昔，瞻望依违，更进一层要使全国的同胞，都认识本党从前奋斗的精神，一致兴起，共同牺牲，来完成诸先烈未竟之功，以造三民主义的新中国！”(69)事实上，参观者也的确明白先烈遗物的意义，有人在游记中写道：“诸先烈的遗墨很多，大抵都是激昂慷慨之作”，并在游记中列举了“种种革命历史上有价值的珍品”，如陈伯平和马子畦的遗照、孙中山在1914年7月8日的亲笔誓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墨、秋瑾遗诗、黄兴致泽如先生函、陆皓东供词等。(70)如此详细的记述，实际上就是记忆深刻的表征。还有参观者这样表白看到革命先烈遗物的感受：“吾人看见，不期然而然会表一种景仰和敬慕的同情。革命的精神，因此可以焕发起来。”(71)著名文人周瘦鹃也说：“我心中所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一观革命纪念馆，因为内中有许多很名贵的先烈遗物，是我们所轻易瞧不到的。……先参谒了中山先生遗像，就由第一室起一间一间的参观过去。壁间张挂诸先烈的遗影以及有关革命的各种图像，密密层层的，多得不可胜数，可惜既苦短视，又因时间匆促，不能一一细看。那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最深的，其一是徐锡麟烈士谋刺恩铭的一枝藏有手枪的手杖，也很足动人。”(72)这些游记文字发表于报刊，集体性的革命记忆也随之传播。
民国时期声光电技术尚不发达，但已成为展览重要的表现手段，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利用声音来强化展览的效果。在总理纪念厅旁的休息室，策展者放置了孙中山演讲录音，表面上休息室是让参观者休息的，而实际上，演讲及歌曲留声片在纪念馆中发挥着调节身心进入另一种革命情境的功能，以至“游人于此未有不感发革命情绪者也”(73)。纪念馆还有馆歌，进一步通过音乐来强化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记忆：“珍重共抛汗血，国花点染星星！”(74)正是透过革命纪念物的陈列、声音的调动等，使革命纪念馆成为塑造辛亥革命记忆的重要空间。正如策展者所言：“革命纪念馆，是一部革命史实体的记述，饱含富有刺激性的革命材料，所以我们一到革命纪念馆，不觉悲壮热烈，慷慨激昂，而赤血丹心。雄胆浩气的先烈遗物像，及其他革命所遗留的陈迹，齐扑我们的眼帘，使我们热血奔腾，戟刺兴奋，猛烈地警醒环境的灰黑、过去的黯黝及未来的渺茫，不得不继续先烈的遗志，辟出未来的生路，救中国于危难飘摇之境。”(75)
在所有先烈纪念物中，血衣毫无疑问是原质的直接暴露，它给予观者以不可抗拒的冲击力。人们的视线所及曾经是历史人物身体的一部分——鲜血！正如有学者在分析新四军纪念馆时所指出的：“过去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升级为高度的、无须实证的华美存在(死亡)。崇高客体也找到恰当的形式：不可见，但就在我们眼前；它既是现实，又刺激着想象；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永恒精神的唯一身体对应物。”(76)展览透过经典叙事和原质冲击，来营造历史真实氛围，让参观者能够直接感受、触摸历史，它的叙述模式是单一的，它的陈列也是单线的，在原质化文物陈列的视觉冲击下，参观者形成了深刻的革命记忆。学生对革命先烈遗物充满敬意，一位学生在参观浙江文献展后这样写道：“最后又看到女学生争看着的秋瑾女侠的和服……车中还不住的追想着陈英士烈士的血衣。”(77)
浙江文献展开放共计18天，前往参观的人数达8万人，后因参观者太多，展览会又延长3天。(78)据简又文记述，有“扶杖的老妪，列队的学生，执笔的文士，颟頇的乡民，和一般市民……各色人等络绎前去，我知他们参观以后爱乡土，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必大为兴起，较前振奋”(79)。辛亥革命文物与文献在浙江文献展览会上具有很大的影响。该展览会虽然主要展览的是浙江地方文献，但因《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均详细报道(80)，因此，其影响随着媒介而广泛传播。
广东文物展对于促进人们形成革命记忆、动员港人支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展览吸引了众多港人：“人人一登二层楼，即仰见高悬当中的孙总理遗像在党国旗之中，左右则有历代名贤鸿哲烈士大儒的遗像……各人瞻仰遗容自起敬仰之心，其爱国爱种的精神，没有不油然兴起的。遗容影响之大，真是不可言喻。……更有革命文献，陈列品比广州市展览者为尤多。……从各方面实际的观察，则大多数人都注意‘革命室’的陈列品，日日时时室竚立数百人，简直无从转身，甚至无容足之地，可见影响之大而深了。”(81)
在陈列文物中，先烈遗物最能激发人们的情绪：“义烈之士的遗像，遗物，著述，墨迹，琳琅满目，我们瞻仰起来，分外觉得我们乡邦文化的可敬可爱，亲切有味，真足唤起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同时绝对的坚定我们抗战建国的信仰，由于这种精神的感召，相信我们民族复兴，绝对的有了一个很大的把握。”(82)因时代较近，人们对这些革命文物更感兴趣，“人多好欣赏。因之这一室，观众最为拥护”。当然对于众多的参观者而言，如果文物与真情故事相融一体则更为感人：“星期日的一天，有一妇人浏览最久，竟至晕去。后有人说，他的丈夫，是三月廿九之役殉难的烈士，感从中来，凄怆昏厥了。”(83)这一故事作为展览会的花絮被刊登到报刊上，引起人们更深的感慨。
革命文物展不是仅仅让人们认识革命文物，策展者的目的是要让人们透过参观对革命先烈产生景仰之情，形成深刻的革命记忆，进而转化为积极参与抗战的精神动力。应该说这次展览达到了这一目的。一位参观者写下了发自内心的感触：
至于创造中华民国的革命史实，这是谁都应该知道的，这自然不须作甚么的叙述。不过当我看到史坚如烈士供状的照片时，联想到我们的先烈，毅然的牺牲一切，为民族求解放，凭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奠立了中华民国的基础。我们身为国民一份子，当怎样的警惕？怎样的负起我们的责任？此后应怎样的努力？才对得起我们的国父和无数的烈士呢！(84)
另一位观众在参观记中叙述了深刻的记忆：
孙总理创造民国之艰辛，史坚如之忍苦牺牲，奥定国基，先烈之舍己为国，睹物思人，直可启人愚梦，发人深省。须知，比者国难未已，国家之倚赖忠勇者，以资卫国，殊不负先烈当日之壮烈牺牲也。相信此次之展览，当可启发一般迷梦者。灯红酒绿，笙歌满夜之香岛，更宜多所展览。诚使人人寸心不愧天，则我中华民族之精神，将重振国光，而照耀世界，而先烈之壮志，永兴日月而不朽也。……以言图像，此次陈列，类皆名儒烈士，追维先贤，令人肃然起敬，流连瞻仰，景行行止，不禁感慨系之！(85)
其实这与举办展览的官方意图极为吻合。
广东文物展影响巨大，港九许多中小学特地放假由老师带领学生参观展览，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参观展览接受教育，筹备会还举行了征文比赛，并评出了10名优胜奖，获奖的每篇征文中都详细记述了参观革命室的感想，其中一篇征文详细记述如下：
这充满了血和泪的一个小房间——第四室——窒息的气氛是特别显得紧张而严肃。这充满了壮烈史迹的先烈遗物，是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底心灵。这儿有先烈被捕时不屈的供状，有用血写成的画，有孙总理行医时代的器具，广告和毕业证书，还有那初期革命的四大寇合照……是兴奋了醉生梦死者萎靡底心儿。……他们像呼唤着正在年青的我们说：“我们是没用了，新生的祖国底寿命，是永远地寄托在你们年青人底身上……”
……
我们目睹先烈先贤用血肉和脑汁创造出来底遗物，我们一方面起了崇高向上的心理，一方面油然而兴救国救乡的观念；这样是“文展会”最初的意义和最终底目的了。(86)
可见，参观者深深地被辛亥革命先烈遗物所打动，并立志要抗日救国。此次展览在香港社会引起广泛的反响，当地报刊竞相报道，其中《星岛日报》、《国民日报》、《循环日报》、《华侨日报》、《越华报》、《国华报》、《真光周刊》等不仅进行报道，而且刊登参观记，进一步扩大了展览的影响。
抗战之后的革命文物展，依然具有塑造人们革命记忆的功能。上海革命文物展仅举办“一星期，前往参观者异常踊跃，颇极一时之盛”(87)。“观众对于黄花岗殉难烈士之照片及文物，更感兴趣，有多幅名贵之墨迹长卷，因限于陈列设备，未能全部展览，观众咸以不能一睹全貌为憾。该会遂应观众之要求，将逐日更换展览。”(88)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此次展览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非常满意，特别予以嘉奖：“查本年革命先烈纪念日举办革命文物展览会，宣扬主义，表彰先烈，收效颇宏，具见工作切实，极表欣慰，特电嘉勉，并希转知全体工作同志为荷。”(89)由此可见，这些展览在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人们革命记忆的塑造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一些日常与革命史无关的展览中也会出现纪念孙中山或辛亥革命的物品，这一方面是强化人们的革命记忆，另一方面则表明人们已经形成革命记忆。1936年4月15日，南京在夫子庙图书馆举办“首都名胜及新建设摄影比赛”，其中也有与孙中山、辛亥革命元老谭延闿、辛亥革命纪念等相关的作品，包括《中山路》(2件)、《总理陵》(3幅)、《陵园黄昏》、《谒陵已罢》、《谭陵》、《革命纪念馆》、《远眺中山陵》、《史料陈列馆》等众多作品，这些作品占了整个展览的三分之一。(90)这是革命记忆的再传播，同时也是参加摄影比赛者自身辛亥革命记忆的呈现。
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革命史展览多由公立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等官方机构举办，是国民党宣传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渠道，具有塑造人们革命记忆的功能。由于一些地方革命博物馆或纪念馆并不是依托于辛亥革命遗址建立的，它们与历史事件没有天然的联系，因此，其辛亥革命史知识的传输更依赖于史料陈列与展览。文物资料的陈列，主要是透过空间编排、路径设计、场景布置来建构叙事性结构，从而让展览的内容生动地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展览就是一个“叙事”文本，纪念物、史料、空间布局、陈列方式构成文本的主要元素，它们互为上下文，参观者进入展厅，就开始了展览文本的阅读。而在阅读过程中，他们被符号化的先烈遗物——血衣刺激着、感动着，从而形成了不可磨灭的革命记忆。这种记忆背后是关于国民党合法性来源的叙述，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必须强调的是，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史展览一直以孙中山为中心，即使如西湖博览会这样的展览也是如此，这与国民党以总理遗教为基本精神准则相一致。政治意识形态对民国时期展览的隐性控制昭然若揭，人们在展览中遭遇着“革命史叙述”，也在形成着辛亥革命记忆。而革命史本身附属于党史，因此，地方性展览建构起的国民党历史叙事成为国民党宣传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国一体化和合法化的工具。
注释：
①参见马敏《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马敏主编《博览会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付海晏《“跑调”的国货展览会：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张在刚《试述北平国货陈列馆的国货宣传活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参见王佩良《论西湖博览会与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③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编印：《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物品目录》，1922年12月，《引言》，第3页。
④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编印：《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物品目录》，1922年12月，第21、36、45、81、91页。
⑤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编印：《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概况》，1948年6月，第7页。
⑥《江苏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组织章程》(1928年2月10日)，《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3期，第149～150页。
⑦《本馆纪事·本馆大事记》，《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30年第13期。
⑧巢南：《发刊词一》，《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29年第1期。
⑨《市立历史博物馆添设革命纪念部》，《首都市政公报》1930年第70期。
⑩《市立历史博物馆力谋扩充》，《首都市政公报》1930年第72期。
(11)中国博物馆协会编印：《中国博物馆一览》，1936年1月，第45页。
(12)黄元秀：《西湖白云庵与辛亥革命之关系》，政协全国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51页。
(13)《江西省政府委员会报告》(编印者不详)，民政·第12页，1929年12月。
(14)《东川道奉省令转饬道属各县教育局长征集革命物品寄陕西、江西革命纪念馆陈列》(1928年12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卷宗号：民191—01—1309。
(15)《呈省政府奉令将趵突泉之四面亭及吕祖庙改建革命纪念馆一案已令行职府社会局拟具计划俟呈覆再行具报由》，《济南市政月刊》1929年第3期。
(16)(19)中国博物馆协会编印：《中国博物馆一览》，1936年1月，第97～98、86页。
(17)《启秀楼将陈列革命先烈遗物》，《广州市市政公报》1931年第378期。
(18)《湖北革命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组织简章》，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宗号：LS1-3-129，《革命纪念馆筹备主任呈吴醒汉为拟具组织简章及规则仰乞备案由》，1932年5月27日。
(20)程志远：《梅县图书馆发展情况》，政协广东省梅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梅县文史资料》第6辑第2册，1993年3月，第64页。
(21)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编印：《四年来之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1934年8月，第35页。
(22)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编印：《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概况》上编，第13页；下编，第88、131页，美丰祥印书馆1936年版。
(23)张继：《党史陈列馆与社会教育》(1937年5月17日在中央纪念周的演讲)，《中央党务月刊》1937年第105～106期。
(24)(27)(29)(33)(70)(73)张寄涯：《革命纪念馆记游》，《旅行杂志》1929年第7期。
(25)李英超：《革命纪念馆特刊发刊词》，《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五》，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606页。
(26)(28)(34)(68)潘起凤：《西湖博览会八馆二所概况》，《旅行杂志》1929年第7号，第1页。
(30)《西湖博览会之概况》，《江苏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100期。
(31)(38)自平：《各馆所参观记》，西湖博览会编：《西湖博览会参观必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1、22页。
(32)王宪煦：《西湖博览会之鸟瞰》，《商业月报》1929年第9卷第8期。
(35)(37)西湖博览会编：《西湖博览会参观必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7、7～9页。
(36)《陈列物品撮要》(原载《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参观指南》，1929年)，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6册《西湖博览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09～813页。
(39)凤子：《参考陈列所》，《旅行杂志》1929年第7号，第37页。
(40)钱壮飞：《特种陈列所概况》，《旅行杂志》1929年第7号，第35页。
(41)冯俊主编：《西湖博览会》，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2页。
(42)谢辉：《记1929年西湖博览会》，《文史精华》2011年第1期。
(43)(72)周瘦鹃：《湖上的三日》，《旅行杂志》1929年第7号，第39、47页。
(44)黄旭初：《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为二十九年版国庆纪念合作》，《建设研究》1940年第2期。
(45)潘公展：《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7期。
(46)(79)简又文：《浙江文献展览会》，《逸经》1936年第19期。
(47)陈训慈：《浙江文献展览会之旨趣》，《图书展望》1936年第1期。
(48)敖梦姜即敖嘉熊，生于1874年，字梦姜，平湖人，清末曾以秀才习吏，1903年赴上海，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立志反清革命，次年，在嘉兴成立温台处会馆，作为浙江革命党机关。嘉熊在江、浙、皖三省的会党中极有号召力，被陶成章、秋瑾等倚为浙江反清起义的重要力量，但为清廷所恨。1908年3月11日，敖嘉熊不幸死于城东乌桥港河中。
(49)祖宗教(一说黄帝教)，由敖嘉熊创立，是以宗教名义号召组织汉族同胞进行反清革命的组织。参见《祖宗教首领敖嘉熊及其温台处会馆的兴亡》，谢一彪：《光复会史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8页。
(50)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通志馆等编印：《上海文献展览会陈列目录》，《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1937年7月，第61页。
(51)(53)陆丹林：《广东文物展览会纪录》，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上册)，(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印1941年版，第214、214页。
(52)(82)吴铁城：《对于广东文物展览会的感想》，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上册)，(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印1941年版，第218、219页。
(54)陆丹林：《国父诞辰纪念上海市立博物馆举行国父事迹文物展览会之意义》，《文物周刊》第1～40期合刊，1946年11月10日。
(55)《国父文物展览》，《申报》1946年10月20日。
(56)上海市立博物馆编印：《上海市立博物馆要览》复馆后第一版，1948年8月，第5页。
(57)(87)(89)《中央宣传嘉勉革命文物展览会》，《上海教育周刊》1947年第2卷第11期。
(58)《革命文献今起展览一星期》，《申报》1947年10月10日。
(59)辛亥革命同志会编：《辛亥革命文献展览会纪念册》，建新印刷厂，1947年10月10日，扉页。
(60)《据请举行先烈秋瑾遗迹展览会批仰知照由》，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6-12-214-1，《上海市社会局有关举办秋瑾遗迹展览会、追悼教育家陶行知、省立台湾大学文学系主任许寿裳、郑国洞将军大会的有关文书》(1947年11月—1948年10月)。
(61)陈果夫、邱培豪：《中华国民生活历》，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93～94页。
(62)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编印：《四年来之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1934年8月，第35、37页。
(63)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印：《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施概况》，1937年，第51页。
(64)《五层楼之布置陈列》，《广州市市政公报》1929年第316～317期合刊，第100页。
(65)《本市第三届国货运动大会暨国货时装展览会开幕记详》，上海市国货陈列馆编查股编印：《上海市国货陈列馆十九年年刊》，1930年，第149、159、161页。
(66)《先烈遗迹》，《文华艺术月刊》1929年第3期，第21页；蔡元培：《徐烈士祠堂碑记》，政协浙江省绍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徐锡麟史料》，1986年8月，第74页。
(67)(69)吴山：《对于参观诸君的小贡献和本馆的希望》(原载《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参观指南》，1929年)，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6册《西湖博览会专辑》，第798页。
(71)《西湖博览会开幕》，《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29年，第23页。
(74)江东小谢：《革命纪念馆馆歌》(原载《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参观指南》，1929年)，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6册《西湖博览会专辑》，第816页。
(75)管举先(革命纪念馆保管课主任干事)：《革命纪念馆的意义和特点》(原载《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参观指南》，1929年)，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6册《西湖博览会专辑》，第799页。
(76)胡恒：《革命史、快感、现代主义》，《文化研究》2010年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77)海：《参观浙江文献展览会归来》，《蕙兰》1937年第8期，第40～41页。
(78)《浙文献展览会延长三日》，《申报》1936年11月14日。
(80)《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申报》1936年11月1日；《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上海：《大公报》1936年11月3日；《浙江文献一瞥》，《中央日报》1936年11月7日。
(81)陆丹林：《广东文物展览会纪事》，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上册)，(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印，第214页。
(83)思丝：《粤文物展花絮》，《真光》周刊，1940年第1卷第3期。
(84)张聘渭：《参观广东文物展览会述评》，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上册)，(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印，第302～303页。
(85)苏肇鎏：《参观广东文物展览会述评》，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上册)，(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印，第306页。
(86)胡汉辉：《参观广东文物展览会述评》，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上册)，(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印，第329～330页。
(88)《文物展览会揭幕》，《申报》1947年3月30日。
(90)《首都名胜及新建设摄影比赛今日起公开展览》，《中央日报》193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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