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信息：《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2期。

内容提要：

以印刷工身份奉派來華的麥都思，創辦中文報刊成為其主要的工作。其中文辦報活動，從時間來講，始於1817年甫抵馬六甲，迄於1854年，堪稱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中從事中文辦報活動最久者；從中文報刊種類來講，除主編《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和《遐邇貫珍》外，還不同程度地參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天下新聞》以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相關事務，可謂參與中文報刊種類最多者；從辦報地點來講，麥都思中文辦報從馬六甲、巴達維亞，再到香港、新加坡，為從事中文辦報地點最多者。

16世紀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已將印刷出版作為傳教策略①，但他們只出版書籍和傳教單張，並沒有創辦發行期刊。②利用報刊輔助傳教，是近代來華新教傳教士的創舉。第一位來華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實為創辦報刊輔助傳教的首倡者，但馬禮遜在華27年間，真正由他創辦的中文報刊僅有一種，即1833年4月29日在澳門創刊、同年10月17日終刊的《雜聞篇》(Tsǚ-wǎn-pien,A Miscellaneous Paper)，存在時間不到半年，出版3期共12頁。③另一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繼馬禮遜之後來華的第二位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於1813年抵澳門，1815年4月到馬六甲。他在7年間僅創辦一種中文期刊，即1815年8月5日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以下簡稱《察世俗》)，1822年6月因米憐去世而告停刊。吉德(Samuel Kidd)於1824年11月到達馬六甲，1828年創辦並主編中文報刊《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僅維持了一年。④1833年8月1日，普魯士籍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zlaff)⑤在廣州創辦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⑥。1837年初，該刊轉至新加坡，由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又被譯稱“在華傳播實用知識會”或“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接管後，郭實獵仍為編輯之一，但其主要精力已放在教務和政務方面。可以說，在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中，只有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從事中文報刊時間最久、參與中文報刊種類最多，且辦報地點有馬六甲、巴達維亞、香港、新加坡四處。新加坡學者卓南生稱麥都思“與中文報刊淵源甚深”⑦，誠為的論。

一、麥都思中文辦報活動之基礎

麥都思筆名“尚德者”，自號“墨海老人”，19世紀著名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漢學家，與馬禮遜、米憐並稱“新教在華傳教團三先驅”⑧。在傳教方略、創辦報刊、建立書館、漢譯聖經/漢學研究諸方面，麥都思都為後繼傳教士做了重要鋪墊和準備工作，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視的人物。在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中，麥都思之所以成為在中文辦報方面成就突出者，與他具有深厚的辦報基礎密切相關。

首先，麥都思自幼學習印刷技藝，並以印刷工的身份被倫敦傳道會派遣來華。麥都思於1796年4月29日生於倫敦一個商人之家，年少時入聖保羅座堂學校(St.Paul's Cathedral School)接受過幾年初等教育，15歲⑨時回到祖籍地格羅斯特(Gloucester)，跟一個叫伍德(Wood)的印刷工當學徒，學習印刷技術。對此，《麥都思行略》稱其“回哥羅斯的乃祖父之故邑也。十五歲，習裝印書籍事，得值以贍父兄”⑩。有論者稱他入倫敦傳道會後始接受印刷業務的專門訓練，顯然有誤。麥都思其時學習印刷技藝的初衷，是幫助父兄補貼生活之需，但從此與印刷業結下不解之緣。這段經歷使麥都思掌握了印刷技術，為日後在南洋及在華的辦報活動乃至文字出版工作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1813年12月，麥都思在格羅斯特南門教堂(Southgate Chapel)聆聽了畢紹普牧師(Rev.Bishop)的講道後決定受洗，皈依基督教。通過閱讀馬禮遜和米憐傳回國内的信件，他燃起到異邦傳教的熱望，並在其兄的勸說下決心到中國傳教。(11)1816年，倫敦傳道會為設立在馬六甲的印刷所招募印刷工人，麥都思的申請獲准。在倫敦赫克尼學院(Hackney College)接受了幾個月的神學培訓之後，1816年9月，麥都思以印刷工身份被派往馬六甲。(12)恰如米憐所言，“他(指麥都思——引者注)較為直接的工作目標是管理印刷所”(13)。

其次，麥都思極富語言天賦，且“稍長媚學”(14)，具有深厚的漢學功底。麥都思來華前沒有學習過中文，但抵達馬六甲後，出於傳教及印刷出版的需要，“他勤奮學習漢語，以自己年輕朝氣蓬勃的性格贏得別人的尊重和喜愛，並讓周圍的人樂於幫助他；他與他們一起熱情高漲，堅持不懈地學習，這使同工們高興地期待他在漢語學習上進展神速，並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佈道站一名有用的助手——這個期望一直未讓人失望”(15)。至1819年，麥都思已能用中文佈道，編寫並印刷了一本中文《地理便童略傳》，以便在學校中使用。同年，麥都思在檳榔嶼建立一所中文學校，在當地華人中散發傳教小冊，挨家挨戶與他們交談。麥都思一生用中文撰寫和編譯的著述多達59種，絕大多數是1843年遷往上海前在南洋出版的。這些著述顯示了他這一時期的漢語水平已相當高。關於麥都思的漢學修養，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曾談到：“在世的所有漢學家中，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16)同為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將麥都思視為“那個時代漢學家的領袖(corypheus)”(17)。黃時鑒先生亦指出：“在19世紀上半葉西方出現的一批研究中國語文卓有成效的學者中，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佔有一個明顯的位置。”(18)洪惟仁甚至認為，馬禮遜在語言學方面的成就遠不及麥都思：“不論從質與量來看，從深度與廣度來看，都不妨做這樣的評判。”(19)嫺熟的漢語能力，成為麥都思創辦中文報刊的基礎。

二、麥都思創辦或主編之中文期刊

目前可以確知，麥都思主編的中文期刊有兩種，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英文名Monthly Magazine)(20)與《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

1823年7月(道光癸未年六月)，麥都思在巴達維亞創刊並主編《特選撮要每月紀傳》，這是傳教士創辦的第二份中文月刊。麥都思此時創辦這份刊物，與一年前《察世俗》的停刊有關。他通過在馬六甲參與《察世俗》的編纂、印刷事務，藉此認識到報刊對輔助傳教的重要性及可行性。關於該刊的創辦，麥都思在創刊序言中有如下說明：

……夫從前到現今，已有七年，在嗎啦呷曾印一本書出來，大有益於世，因多論各樣道理。惜哉，作文者一位老先生，仁愛之人，已過世了，故不復得印其書也。此書名叫《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夫如是，弟要成老兄之德業，繼修其功，而作文印書，亦欲利及後世也。又欲使人有所感而發其善心，而遏去其慾也。弟如今繼續此《察世俗》書，則易其書之名，且叫《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此書名雖改，而理仍舊矣。夫“特選撮要”之書，在乎記載道理各件也。(21)

“此書名雖改，而理仍舊矣”一句，清楚地表明《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是承續《察世俗》而創辦的。事實也確然如此。《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在宗旨、內容、式樣等方面，皆與《察世俗》相仿。有論者業已指出，“它同樣是以中國書本式樣刊印，以封面而言，……報刊名字及出版年號的排列位置卻十分相似。麥都思還模仿米憐取了一個中文筆名‘尚德者’而署上‘尚德者纂’。至於右上角，則印上《論語》第十一章先進篇的‘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如此種種，都足以說明《特選撮要》與《察世俗》之雷同”(22)。實際上，《察世俗》的封面式樣不僅為《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所繼承，後來傳教士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中文期刊也繼承了這種風格。

當然，與《察世俗》相比，《特選撮要每月紀傳》亦有自己的特點。雖然它從本質上講仍是一份傳教期刊，但世俗內容較《察世俗》有所增加，主要體現在地理和歷史方面。《特選撮要每月紀傳》自第一期連載麥都思的《咬

較之《察世俗》，《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說教色彩略濃些，這體現了麥都思將口頭與文字相結合的“播道”策略。就此而言，稱《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為一份說教性期刊，似無不可。

《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於1826年停刊，共出版四卷，總印數達83,000冊。(26)至於停刊原因，麥都思或其他傳教士均未作清楚說明。據麥都思回憶，1827年，他埋頭編纂日英—英日詞典。(27)加之當時他是巴達維亞唯一的傳教士，傳教站所有事務均需親自操辦，因此，“中文月刊的停辦，也許是分身乏術的結果”(28)，此說當非臆斷。

麥都思主編的第二份中文月刊《遐邇貫珍》，1853年8月1日(29)創刊於香港，是來華傳教士於《南京條約》簽訂後創辦的首份中文定期出版物，也是香港第一份中文近代刊物。它由馬禮遜教育協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出資主辦、香港英華書院印刷、發行。馬禮遜教育協會是為紀念馬禮遜在華開拓基督教傳教事業，於1835年1月在廣州成立的，“旨在以學校及其他手段振興中國教育”(30)。1839年，該會在澳門創立“馬禮遜學校”，聘請耶魯大學畢業生鮑留雲(Samuel Robbins Brown)(31)為校長。(32)1843年，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1850年停辦。(33)之後，馬禮遜教育協會決定將其部分資金用於出版中文期刊，遂促成《遐邇貫珍》的創刊。關於馬禮遜教育協會創辦《遐邇貫珍》的緣由，1855年第八號曾有說明：

夫馬禮遜行略，理宜於遐邇貫珍傳之，蓋此書之所設者，原有記載馬君之意也。傳內所載麻六甲英華書院，創自馬公，及其棄世數年，所有寓於粤省遠人，觸其流風餘韻，莫不興發善心，商議別立馬禮遜之教會，捐金數萬，以為膏火，教育唐人後生小子。動以百計，即香港、省城、上海等處書館，每年亦有資助，歷今不衰。二年前，理馬教會之主人，囚議每月刻貫珍數千，以天下事理傳喻唐人，誠可謂善述馬君之事，善繼馬君之志者也。此遐邇貫珍一書之所由來也。(34)

藉此可知，《遐邇貫珍》的創辦是為繼承馬禮遜遺志，這亦是馬禮遜教育協會成立的初衷。該會決定聘請麥都思擔任主編，顯然是看重其以往豐富的中文辦刊經驗。然而麥都思遠在上海，他既要開展教務，另又擔任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翻譯，本身工作極其繁重，難以再勝任辦刊工作。由他擔任主編，只是難覓合適人選的暫時行為。對此，麥都思在《遐邇貫珍》創刊號序言中已有所交代：“現經四方探訪，欲求一諳習英漢文義之人，專司此篇纂輯，尚未獲選，仍翹首以俟其人，乃先自行手為編述，尤勝於畏難而不為也。”(35)

一年後，麥都思終於找到其婿奚禮爾(Charles Batten Hillier)接手。奚禮爾出生於英格蘭一個海軍家庭，在福音派傳統中長大。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結束後，他成為一名自由商人，在東印度商船“密涅瓦號”(Minerva)上擔任二副。鴉片戰爭爆發後，“密涅瓦號”奉命將一支英國軍隊運往香港，奚禮爾随之而來。(36)戰後，奚禮爾留在香港，服務於佛格森·萊頓洋行(Ferguson,Leighton & Co.)，1842年被香港治安法庭雇為文員，成為香港首任總裁判司威廉·堅(William Caine)的門生(protégé)。(37)威廉·堅曾先後擔任香港輔政司(1846～1854)和護理總督(1854～1859)，為“香港早期殖民官員中最具影響力之一”(38)。經威廉·堅舉薦，奚禮爾在1843年擔任助理裁判司，1847年成為繼威廉·堅之後的香港第二任總裁判司。總裁判司職務需要與華人打交道，所以奚禮爾刻苦學習中文，最終達到不用翻譯即能與華人交談及閱讀文件的水平。麥都思將《遐邇貫珍》的編輯事務轉給奚禮爾，正是因為奚禮爾具備中文修養。自1854年起，奚禮爾開始編輯《遐邇貫珍》，並繼續擔任港府的重要職務。奚禮爾擔任編輯一年後，因其出色的語言能力及人格魅力，經港督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推薦，擔任英國駐暹羅首任領事。(39)奚禮爾遂將《遐邇貫珍》的編輯工作轉給時任香港英華書院校長的理雅各(James Legge)。(40)理雅各主持《遐邇貫珍》編務，直至1856年5月停刊。

目前，國內外眾多學者認同1838年10月在廣州創刊、1839年5月停刊的中文月刊《各國消息》(News from All Lands或News of All Nations)的創辦者亦為麥都思。據筆者目力所及，此說首倡者為美國漢學家、曾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的白瑞華(Rosewell Sessoms Brittion)。他的《中國報紙，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與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堪稱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雙子星座。白瑞華藉此作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41)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對白瑞華此書給予高度評價。(42)白瑞華在該書中明確寫道：“1838年在廣州，鴉片危機爆發前夕，《各國消息(Ko-kuo Hsiao-his)》(插圖15)——也就是《所有國家的消息》(News of All Nations)，在年輕的英國人奚禮爾的幫助下，由無所不在的麥都思出版。”(43)此為麥都思和奚禮爾創刊《各國消息》說之起源。1936年，對白氏成就極為肯定的林語堂在英文《中國新聞輿論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一書中，沿襲了白瑞華關於《各國消息》的論斷：“他(指麥都思——引者注)參與編輯的報刊計有：《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各國消息》《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天下新聞》，等等”(44)。自此，該說屢被中國報刊史、新聞史和出版史論著襲用。然而，這一說法實為訛傳。

第一，由前揭可知，麥都思1817年7月抵達馬六甲，協助米憐管理印刷所事務，後赴檳榔嶼和巴達維亞開展傳教和中文印刷。直到1834年8月馬禮遜病逝，倫敦傳道會失去了在中國內地的唯一傳教士，麥都思才奉命於1835年7月21日抵達廣州視察教務。(45)稍作停留後，同年8月26日他即與美國傳教士史蒂芬(Edward Stevens)牧師搭乘美國商船“休倫號”(Huron)，自伶仃附近起航，沿中國海岸考察，北至山東半島，沿途散發《聖經》節譯本、佈道書和傳教冊子，10月31日返回伶仃。麥都思沒有立即折返巴達維亞，而是在澳門埋頭因北上而中斷的《聖經》修訂工作，直至1836年1月9日，完成全部新約及舊約《出埃及記》的修訂。(46)翌日，麥都思啟程返回巴達維亞，於4月6日自當地啟程返英，取道鹿特丹(Rotterdam)，8月5日抵達倫敦。他在英國逗留近兩年，1838年7月31日乘船離英，11月5日再抵巴達維亞。(47)根據這一行程推算，《各國消息》於1838年10月在廣州創刊時，麥都思尚在英國返回巴達維亞的航程中，不可能分身兩處創辦《各國消息》。麥都思途經廣州再返巴達維亞，這種可能性猜測，從時間來推算是難以成立的：麥都思返英時因借道鹿特丹，耗時整整4個月，而返回巴達維亞僅用時3個月零6天，耗時縮短即是未經中轉的有力明證。

第二，倫敦傳道會傳教士、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於1867年在上海出版《來華新教傳教士紀念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48)該書彙集了1867年以前來華的338位新教傳教士的傳記資料，按傳教士來華年代先後順序編排，每篇傳記前一部分為傳教士小傳，後一部分為其中外文著作目錄，並附有簡要内容介紹。偉烈亞力在麥都思傳記部分列出其中文、馬來文、英文著作共計94種，但並未將《各國消息》列入其中。(49)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偉烈亞力於1847年抵達上海，協助麥都思管理墨海書館，至後者於1856年離滬返英，兩人在墨海書館共事9年，偉烈亞力對麥都思自是十分熟悉，設若《各國消息》為麥都思主編，偉烈亞力不應遺漏。

第三，戈公振在其《中國報學史》第三章《外報創始時期》的“中文雜誌”中，提到《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天下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等中文報刊，卻對《各國消息》隻字未提，這可能與戈公振此時尚未閱讀《各國消息》有關。1927年1月，戈公振在倫敦大英圖書館讀到《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和《各國消息》，回國後即撰《英京讀書記》一文，對前者作了更詳細的介紹：給出刊物全稱《特選撮要每月紀傳》，且明確指出“教士麥都思編”，並錄下《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長篇序文。但對《各國消息》，戈公振僅簡短記載：“此報存道光十八年九月十月二冊，連史紙石印，廣州出版，每冊八頁，載各國及廣州消息，暨廣州洋商與各國交易市況。”(50)這應是國人首次提到《各國消息》，但戈氏沒有言及創刊人。若該刊有證據顯示麥都思是《各國消息》創刊者，戈氏斷不會遺漏如此重要線索。

第四，傳教士創辦的中文月刊，亦會刊登一些其他主題的文章，但宗教與倫理內容，卻是不可或缺的。被譽為“中國近代雜誌的第一種”“中國近代報業的開山鼻祖”(51)的《察世俗》，也刊載了一些介紹西方天文地理知識的文章，但本質上是一份嚴格意義上的宗教性期刊。與《察世俗》相比，《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地理、歷史等世俗內容明顯增加，但宗教與倫理內容時時可見。吉德創辦的《天下新聞》雖由英國商人資助(52)，但宗教與倫理方面的文章仍佔相當篇幅。郭實獵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同樣如此。(53)而《各國消息》著重介紹外國新聞及廣州的商品市場價格，完全不涉及宗教內容，若為傳教士創辦，實有悖於常理。傳教士的天職是傳播基督教義，皈依異教徒，他們從事的一切活動，像醫療、教育、出版等，本質上均服務於傳教宗旨。各差會之所以允准所屬傳教士創辦報刊，也是意識到可以藉此傳播基督教義。若完全為世俗利益創辦報刊，這不僅有違傳教士的天職，他們不會心甘情願，各差會亦必斷然拒絕。

實際上，早有學者指出《各國消息》是由外國報商創辦。(54)近年，有學者指出《各國消息》與1835年的《廣東新聞》(The Canton Press)同為自由派商人所創辦。(55)遺憾的是，這些論者並未論證具體創刊者。《各國消息》究竟為哪些外國報商或自由派商人創辦，尚待進一步探究。但《各國消息》絕非傳教士、更不可能為麥都思創辦，這是可以推斷的。

三、麥都思參與的其他中文報刊

除《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和《遐邇貫珍》外，麥都思參與的其他中文報刊尚有：

(一)《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由米憐創刊於馬六甲，編務大部分時間由米憐全盤負責，所刊載的文章也多出自其手。封面書“博漢者纂”“博漢者”即米憐的筆名。1817年7月，作為印刷技工的麥都思到達馬六甲，立即協助米憐管理印刷所。大約一個月後，米憐前往廣州養病，1818年2月才回到馬六甲。其間，“麥都思先生承擔起印刷所、學校和一般的管理工作……任務十分沉重”(56)。麥都思負責《察世俗》編務，並為其撰稿。米憐特別指出：“《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的一些文章，尤其是1819年中的文章，由馬禮遜先生、麥都思先生和梁發所提供。”(57)當然，麥都思為《察世俗》的撰稿並不限於1819年，偉烈亞力即指出《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最後幾號的稿件是馬禮遜、麥都思和梁發撰寫。(58)

《察世俗》至少出版至1822年3月，(59)因米憐去世而停刊。一種說法為，米憐去世後，《察世俗》的編務“由麥都思接辦，麥都思將刊物維持至年底”，而“馬禮遜為安排米憐遗孤，也去了馬六甲，和麥都思在馬六甲耽了一段時間，編了《察世俗》的最後幾期，並印刷了翻譯《聖經》數篇”(60)。此說是否屬實？随著馬六甲佈道站傳教士人數的增加，以及麥都思與米憐在派往檳榔嶼人選上存在矛盾，最終導致二人決裂。1820年9月，麥都思離開工作了3年的馬六甲，先抵檳榔嶼，1822年初再抵巴達維亞，(61)從此再未返回馬六甲。根據胡特曼(George H.Huttmann)1822年6月14日致馬禮遜函，鑒於米憐因病無法主持工作，胡特曼曾向米憐建議，由他寫信請麥都思、美爾敦(Samuel Milton)或司雷特(John Slate)回馬六甲負責中文部工作，但遭米憐拒絕。直到去世前一天(1822年6月1日)，米憐才要求胡特曼致信馬禮遜，務必請求馬禮遜“立即到馬六甲來至少主持幾個月的工作”，目的之一即是避免《察世俗》遭遇停刊的命運。(62)遺憾的是，馬禮遜在同年7月5日接到胡特曼來信後，並未如米憐所願即刻趕赴馬六甲，直到1823年2月4日方到達。(63)而此時《察世俗》已停刊近一年。米憐去世後，《察世俗》的編務由麥都思接辦、馬禮遜協助出版之說，皆與事實相違。

(二)《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

《天下新聞》是《察世俗》停刊6年後，由馬六甲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的又一份中文月刊。與《察世俗》的出版經費主要來自倫敦傳道會等宗教團體的資助不同，《天下新聞》的出版資金是由英國商人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和馬地臣(James Matheson)提供的，其中馬治平捐贈的指定用於印刷出版《天下新聞》的資金即達700西班牙銀元。(64)因出資人的緣故，《天下新聞》的性質及內容與此前刊物相較，均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一份完全宗教性的刊物；內容上，除宗教與倫理外，中西歷史、歐洲科學以及中外新聞等佔有相當大的篇幅。(65)該刊的式樣也突破了過去的書本式而改為散張，並用活字印刷，當屬最早採用中文鉛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中文雜誌，在英華書院所有出版品中，是唯一採用鉛活字印刷的出版物。

麥都思一度被戈公振等學者誤認為《天下新聞》的創刊者及編輯。(66)實際上，《天下新聞》的主編暨創刊者為吉德(Samuel Kidd)。之所以出現謬誤，據學者分析，可能因吉德使用的筆名“修德”(cultivator of virtue)與麥都思使用的筆名“尚德者”(one who esteems virtue)，二者頗為相似有關。(67)吉德於1820年進入倫敦傳道會開辦的高斯坡傳教學院(Gosport Missionary Academy)學習神學等課程，啟程東來前曾跟當時在英國休假的馬禮遜學習中文。(68)1824年11月，吉德抵達馬六甲，在高大衛(David Collie)指導下學習中文書面語和福建方言，1827年晉升為英華書院中文教授。1828年高大衛去世，吉德繼任為英華書院第三任校長，同年創辦並主編《天下新聞》月刊。《天下新聞》出版時間不長，1829年12月吉德返回英國後，《天下新聞》即告停刊(69)，前後僅持續一年時間，共出版4期，每期印刷1,000份左右，4期的總發行量超過4,250份。(70)

麥都思並非《天下新聞》的編輯，但其編纂的《東西史記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的摘要曾在《天下新聞》連載。若就此而言，麥都思曾經一定程度上協助和支持《天下新聞》，則算得上符合史實。

(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由前揭可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係郭實獵在廣州創辦的一份中文月刊。關於該刊創辦的緣起，郭實獵在1833年6月23日起草的創刊意見書中稱：

……儘管我們與他們(按：指中國人)有過長期的往還，可是他們卻仍然自稱是世界上第一個民族，而把其他民族看成是“蠻夷”。這種盲目自負，嚴重地影響了住在廣州的外國居民利益以及他們和中國人的交往。

這個月刊是為維護廣州和澳門的外國公眾的利益而開辦的，它的出版意圖，就是要使中國人認識我們的工藝、科學和道義，從而清除他們那種高傲和排外觀念。刊物不必談論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魯的語言去激怒他們。這裡有一個較為巧妙的表明我們並非“蠻夷”的途徑，這就是編者採用擺事實的方法，使中國人確信：他們需要向我們學習的東西還是很多的。同樣感到，編者還應致力融合外國人和當地有影響人士之間的友誼，並希望這種努力最終證明是成功的。(71)

可見，該刊宗旨是為在華外國人的利益辯護，並通過展示西方文明，使中國人認識到洋人並非“蠻夷”，然後知己不足，願向西方學習，發展同西方人的平等交往。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編輯出版並不順利，中間幾度停刊、復刊，1836年則全年未出。1837年初遷至新加坡復刊，由中國益智會負責編纂，1838年停刊。但究竟迄於何期(現可見至9月號)，目前只好存疑。據黃時鑒先生考證：就實際内容而言，該刊共有33期，加上完全重出的6期，今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共有39期。(72)

關於麥都思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之關係，可以確定麥都思是該刊的供稿者，其《東西史記和合》分11次刊登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東西史記和合》亦於1829年在巴達維亞刊印，同年在馬六甲再版，1833年又在馬六甲重印。該書採取東史、西史比較敘述方式，東史即中國史，起自盤古分天地，迄於明亡；西史是西方古史及英國王朝史，起自上帝造天地，迄於英吉利哪耳慢朝。該書“確可被認作中文著述中比較敘述中西歷史的首次嘗試”(73)。在敘述方法上，採取上、下欄對比，上欄敘東史，下欄敘西史。恰如編者在其序文中所示，“與讀者覲綱目，較量東西史記之合和，讀史者類，由是可觀之。……善讀者，看各國有其聰明睿智之人，及視萬國當一家也。盡究頭緒，則可看得明白”(74)。《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自創刊號刊載有關歷史的文章，且放在首位，顯然是鑒於中國具有悠久的重視歷史的傳統，此類編排自然會取悅中國士紳，體現了編者在內容安排上的良苦用心。

麥都思是否參與過《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編輯，有學者認為：“‘傳播會’(即中國益智會——引者注)的中文秘書郭士立、英文秘書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同任該刊編輯，新加坡的麥都思也任編輯。”(75)“郭士立”即郭實獵。《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遷址新加坡復刊後，作為中國益智會秘書，郭實獵和馬儒翰參與編輯，目前已可確知。但將麥都思也列入編輯者中，有待商榷。據前揭可知，他於1837～1838年間不可能在新加坡擔任《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編輯工作。據麥都思日程，說“《東西洋考》(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引者注)是在麥都思的照管下終結的”(76)，倒有可能。

綜上可知，麥都思的中文辦報活動，時間上，始於1817年甫抵馬六甲，迄於1854年將《遐邇貫珍》的編務轉給女婿奚禮爾，堪稱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中從事中文辦報活動最久者；就中文報刊種類而言，創刊並主編《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和《遐邇貫珍》，並不同程度地參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天下新聞》以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相關事務，是參與中文報刊種類最多者；就出版地而言，麥都思的中文辦報歷經馬六甲、巴達維亞、香港、新加坡四處，亦為從事中文辦報地點最多者。偉烈亞力曾稱麥都思為早期中文月刊報紙“‘無所不在’(Obiquitous)的男兒”(77)，雖有溢美之嫌，某種程度上亦為事實。

註釋：

①利瑪竇及其他天主教傳教士在他們寫回歐洲的書信中，一再提及利用書籍傳教並獲得成功的事例，參見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台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

②(43)Roswell S.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Shanghai:Kelly & Walsh,Limited,1933,p.17; p.25.

③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31～138頁。

④(12)(25)(30)(40)(45)(47)(49)(58)(68)(69)(77)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ous indexes,Shangha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48; p.25; p.28; p.11; p.120; p.26; p.26; pp.27-49; p.19; p.47; p.48; p.22.

⑤關於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的中文名，也譯作郭實臘、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但據黄時鑒先生考證，其本人簽名用的是“郭實獵”。見氏著：《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7頁注10。

⑥以往學者多認為該報刊為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最早的中文報刊，但從上揭可知，馬禮遜在澳門創辦的《雜聞篇》實際上早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⑦(22)(28)(67)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67頁；第39頁；第43頁；第43頁。

⑧Rev.Ernest Box,"Morrison,Milne and Medhurst.Three Pioneer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35,No.2-3(1904).

⑨偉烈亞力作“14歲”，可能是計以周歲。見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p.25.

⑩(14)《麥都思行狀》，《六合叢談》，1857年一卷四號。

(11)W.C.M.,"The Late Rev.Dr.Medhurst",in John Campbell ed.,The Christian Witness,and Church Members Magazine,London:John Snow,1857,Vol.14,p.163.

(13)(15)(56)(57)米憐：《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組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0頁；第90頁；第90～91頁；第124頁。

(16)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8,No.1(January,1849),p.44.

(17)Ralph Wardlaw Thompson,Griffith John: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6,p.47.

(18)黄時鑒：《麥都思〈漢語福建方言字典〉述論》，《中華文史論叢》總第7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18頁。

(19)洪惟仁：《台灣文獻書解題：語言類》，台北，1996年，第210頁。

(20)Walter Henry Medhurst,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Boston:Crocker & Brewster,1838,p.469.該刊英文刊名也寫為A Monthly Record of Important Sections，見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0頁。

(21)《特選撮要序》，《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創刊號(道光癸未年六月)。

(23)鄒振環：《麥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上海：《復旦學報》，2003年第5期。

(24)Suzanne Wilson Barnett & John King Fairbank ed.,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57-58.

(26)(27)(65)Walter Henry Medhurst,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p.469; pp.276-277; pp.48-49.

(29)《遐邇貫珍》是以西元日期為基準的月刊雜誌，《遐邇貫珍》創刊號封面右侧直寫“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八月朔旦 第壹號”，此處的日期是公曆而非陰曆。見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95頁；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1頁。

(31)鮑留雲為Samuel Robbins Brown的中文名字(吳羲雄：《鮑留雲與〈致富新書〉》，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但中文論著將其名字音譯為“勃朗”(容閎：《西學東漸記》，徐鳳石、惲鐵樵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或“布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61頁)。

(32)容閎、黄勝、黄寬均曾在該校就讀。

(33)"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No.8(August,1851),p.517.日本學者平塚益德認為馬禮遜學校在1849年停辦，實誤。見平塚益德：《馬禮遜學校考》，東京：《日本の教育史學：教育史學會紀要》，第6號(1963年)。

(34)《馬禮遜傳》，《遐邇貫珍》，1855年第八號。見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第494(225)頁。原文標點符號只有“、”和“。”，其餘為引者所加。

(35)《序言》，《遐邇貫珍》，1853年第一號。見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第714(5)頁。

(36)Duncan McPherson,The War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1840,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1842,Third Edition,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43,p.32.

(37)(38)(39)May Holdsworth & Christopher Munn eds.,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p.182; p.57; p.182.

(41)L.Carrington Goodrich,"In Memoriam:Rosewell Sessoms Britton",Artibus Asiae,Vol.14,Nos.1/2(1951),p.190.

(42)T'oung Pao,Vol.32(1936),pp.81-82.

(44)林語堂：《中國新聞輿論史》，劉小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7頁。

(46)LMS/CH/SC,3.2.C.,W.H.Medhurst to W.Ellis,Macao,9 January 1836.轉引自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第142頁。

(48)中文書名亦譯為《1867年以前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列傳及著作目錄》，倪文君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50)戈公振《英京讀書記》原載《國聞週報》1928年第5卷2、10期。轉引自黄天鹏編：《新聞學名論集》，上海：聯合書店，1929年，第447～452頁。

(51)王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新加坡：新加坡新社，1987年，第9頁。

(52)《天下新聞》的出版資金由兩名英國商人提供，詳見下文。

(53)以往學者多認為該刊為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最早的中文報刊，但根據林玉鳳的研究，馬禮遜的《雜聞篇》於1833年4月29日在澳門創刊，應為傳教士在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見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第138頁。

(54)張蕙仁指出：“命名為‘消息’，不僅沿用了我國‘消息’一詞原有的豐富含羲，而且參以英語‘Tiding’(指作為新聞體裁的消息)的含義。這在客觀上進一步明確了消息體裁的獨立性。”見張蕙仁：《新聞寫作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22頁；王武錄：《報導與論譯》，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297頁；高寧遠等：《現代新聞採訪寫作教程》，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21頁；常秀英：《消息寫作教程》，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21頁。

(55)徐暉：《廣州這個地方：對一座城市的思考與情感》，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2010年，第65頁。

(59)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157頁。戈公振認為《察世俗》於1821年停刊，實誤。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第57頁。

(60)汪家熔：《印刷史三題》，北京：《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

(61)Walter Henry Medhurst,China:Its Sate and Prospects,p.331; 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p.5.

(62)蔡武：《談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現代中文期刊第一種》，台北：《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卷第4期。

(63)蘇精：《馬禮遜的南洋之行》，載張西平主編：《國際漢學》，第16辑，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

(64)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Malacca: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28,p.14; Report of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Malacca: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29,pp.10-11.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第119頁。

(66)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59頁；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72頁；王檜林、朱漢國主編：《中國報刊詞典(1815-1949)》，太原：書海出版社，1992年，第1頁。

(70)Report of the Chinese Mission at Malacca,Malacca: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30,p.2.

(71)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No.4(August 1833),p.187.中譯文轉引自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65頁。

(72)(74)愛漢者等編，黄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導言”第9頁；第4頁。

(73)(76)黄時鑒：《黄時鑒文集》III，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310頁；第305頁。

(75)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第270頁。王洪祥的說法是：“該會(即中國益智會——引者注)任命郭士立和英文秘書馬儒翰為編辑，後來麥都思也參加了編辑工作。”見王洪祥主編：《中國新聞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