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与“女”有关的语文敏感：“男女平等”观念与“她”字的际遇

“她”字诞生于五四时期，最先孕育于《新青年》内部，最早被追赶“新潮”的北大和其他高校那些致力于文学革命的“新青年”们所大胆“尝试”，而且其得以运用之初，也正是国内“男女同校”、“妇女解放”的呼声响亮，国际上妇女参政运动也正处高潮之际-------凡此种种，都不难引发今人对现代“男女平等”观念与“她”字问世的正当性论证之间历史关系的无限联想。在今人眼里，至少在想像力并不发达的笔者看来，与“伊”字那容易带给人的“小鸟依人”的感觉相比，“她”字与“他”同音近形，似乎也更能显现一种与男子平起平坐的“独立”而“解放”的妇女形象，并因此与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女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尽管从历史的背景去分析，“她”字的新生、流行同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之潜在作用，应该不能无关，但翻遍当年讨论有关问题的历史文献，我却从未见到直接从男女平等这一现代性观念出发，为“她”字进行合法性论证的正式文字。恰恰相反，这一观念，倒成为当时不少人反对“她”字最重要而有力的理论根据之一。

一种表现，是有人借男女平等观念，根本反对“第三人称”男女性别词的区分。这可以拿1920年4月16日“她”字问题争论高潮中，有个叫壮甫的人发表在《觉悟》上的一封公开信为代表。该信写道：

现在一般提倡新文化的人，对于妇女解放问题，不都是在高声说什么“剪发”、“去裙”、“废装饰”、“男女交际公开”、“男女同校”的顶时髦的话吗？他们所以这样不遗余力地鼓吹，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想将男女的阶级拆掉他，界限打破他，叫世界上的男女，除开生理的关系外，没有区别，一同走到“人”的地位去。既是这样，那我就有一件不可解的事了。

“她”这个字，是不是指女的“他”字呢？如果是的，我就有点意见，发表在下面：（一）这“她”字或者仿效英文She意思，（二）或是我国文字里原有的。二者之中，无论如何，我都是极端不赞成。为什么呢？若说从外国学来的，那我敢说这番的学西人，就太没学好了！在这个竭力消灭男女行迹的时候，标出这样一个新式样的“她”字，把男女界限，分得这样清清楚楚，未免太不觉悟了。若说是我国文字里原有的，古书上本来不是这样解释，即使是这样解，几千年的旧礼教——旧习惯都要废掉，难道一个无谓的事，不应该废掉的吗？[1]

持这种意见的人绝非少数几个，而是时有所见。如仅两个月之后，就又有一名叫忆萱的人给《民国日报》的编辑邵力子写信，对《觉悟》杂志总好改“他”为“她” 字来区分男女第三人称表示疑惑和不满。该信写道：“觉悟栏内，不是主张不分男女界线的吗？我记得以前还有人批评女子不要称女士！现在用这‘她’字，不是异曲同工么？照这样分别起来，那么-------凡有关于女性代名词，都应加一女字偏旁才行，这种也算是新文化吗？是应当提倡的吗？”[2]

当然，这样一种意见也随即遭到了反驳。如前述那个“壮甫”的信发表后，主张男女第三人称单数词要加区分的“大同”其人就很快回击道：“我们现在是研究文字上混用男女两性的第三身单数的代名词，并不是要主张男女要有区别。这是壮甫君误会了！照壮甫君底意思，要男女两个字都消灭，从新造一个男女兼性的字来代用，这个字或许可以造，但不过要世界上的人都变为男女兼性，是不能够造的。”[3]邵力子在给忆萱的公开回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第三身单数代名词，女性和男性不同，不过为文字上容易辨别，和男女不分界线的主张没有妨碍。这个理由，说过的人已很多。第一身和第三身的女性代名词，不必加女字偏旁也曾经多人讨论过-------不过我们要认定这完全是文学上的问题，与男女界线是没有关系的”。[4]

五四时期男女平等观念影响“她”字问题的第二种表现，是当时有人主张把“他”字留作男女公用的符号，“他字下男性注男字，女性注女字”，也就是分别写作“他男”或“他女”的。 这种意见，故意与此前周作人那种把“他”字留给男性、以“他女”代表女性的主张有所区别，显然也是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最终，此种与“她”字竞争的意见却被时人认为“笨拙”而遭到淘汰，影响很小。[5]

当时，借男女平等的理念反对“她”字的第三种表现，也是影响最大最长久的一种表现，则是拿“她”与“他”字的偏旁说事，以此拥护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使用“伊”字。有些女权运动的实践者，甚至因此长期而公开地拒用“她”字。

率先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别出奇招的，还是那个带头公开反对“她”字的寒冰。1920年4月，他在《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中说明那种将“她” 字读作“伊”音、不如“迳用伊字”的时候，就曾指出：“因为他字是人旁，伊字也是人旁，在男女平等的精神着眼，既属公平，还免了十分矫柔的形式，比较上是好的”。只不过寒冰当时的主要争论点并不在此，没能就此展开发挥，也未见有人对此及时作出回应而已。

实际上，从各种相关记载来看，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有关反对意见或情绪还是不少的。如1922年，《时事新报》的副刊《现代妇女》上就曾载文说：“某报上有位先生，做了篇文章，中间用了许多‘男也’字，累铸字房的工人忙得汗如雨下。-------据说是替‘她’字复仇的”。[6]这当然也是男女平等的意识使然。

1924年夏，中华教育改进社讨论“采用他、她、牠”的提案，参加讨论过此议案的朱自清以文学的笔调记录下其有关内容，也证明了上述观点的普遍存在。由于其记录极为生动，且别有寓意，我们下面不妨多引述一点：

（此案）讨论的中心点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让他站着，“牛”也让它站着；所饶不过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边立着的那“女”人！于是辩论开始了。一位教师说，“据我的‘经验’，女学生总不喜欢‘她’字——男人的‘他’，只标一个‘人’字旁，女子的‘她’，却特别标一个‘女’字旁，表明是个女人，这是她们所不平的！我发出的讲义，上面的‘他’字，她们常常要将‘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见她们报复的意思了。”大家听了，都微微笑着，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却起来驳道：“我也是女学堂教书，却没有这种情形！”海格尔的定律不错，调和派来了，他说，“这本来有两派，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话的欢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实两个字都是一样的。”“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这句话却有意思！文言里间或有“伊”字看见，这是真理；但若说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却不免委屈了许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实，但只是用在白话里；我可保证，他绝不曾有什么“用文言”的话------于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调和终于无效，一位女教师立起来了，大家都倾耳以待，因为这是她们的切身问题，必有一番精当之论！她说话快极了，我听到的警句只是，“历来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驳道：“‘好’字岂不是‘女’字旁么？”大家都大笑了，在这大笑之中，忽有苍老的声音：“我看‘他’字譬如我们普通人坐三等车；‘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请他她们坐二等车，有什么不好呢？”这回真哄堂了，有几个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几乎要出来，真是所谓“笑中有泪”了。后来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约便在谈笑中收了场。于是乎一幕喜剧告成。“二等车”、“三等车”这一比喻，真是新鲜，足为修辞学开一崭新的局面，使我有永远的趣味。------但这个“二三等之别”究竟也有例外，我离开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车上看见三个“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车呢？难道客气不成？——那位辩士的话应该是不错的！[7]

从朱自清先生上述讽刺的笔调中可以看出，那种使妇女“特殊化”，给予其“特别待遇”的论调，不过是男权社会“哄骗”妇女的新把戏而已，但在当时的社会心理上，却未必毫无效果。清末以降，各种报刊杂志上那类时髦的“某某女士”之作者署名方式，即是证明：不仅男编辑愿意以此招揽读者，女作者自身也乐得以此自表不凡。1920年4月5日,几乎与“她”字遭到寒冰攻击同时，“女士”作为文章署名的用词，也因此受到一度以“非‘孝’”著称的施存统的非议。施氏质问道：“讲‘人’，当然包括男女两性；讲平等，男女当然也该平等：为什么女子不承认自己是‘人’，要加上‘女士’二字，为什么男子不自称‘男士’，而女子独自称为‘女士’？”施氏并严正表示，女子以此自称，丝毫不会增加文章的价值，反而是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举动。[8]一年以后，这一讨论又延续到《解放画报》上。类似施存统的这种态度，最终得到了该报主编的认可，以致其公开声明：“本报自始对于女子的作品，即不加署‘女士’字样”。[9]可怪的是，这种对“女士”用法的非议，在像前述忆萱给邵力子的信中所为的那样，当时竟成为了一些论者借以反对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理由。

五四时期，男女平等思潮所激发的女性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的确带给人们特别是带给了部分知识女性对传统汉字里那些“女旁”构字的格外敏感。她们对“她”字的不满，其实也是由其对一系列与妇女地位低下、命运不堪相联系的汉字极端反感的波延和联想的结果。

据笔者查考，五四前后，不仅有人主张废弃“妾”和“妓”这等被视作“糟蹋”妇女的字，[10]还有中学女生公开撰文主张把当时流行的“婦”字也改为其古异体的“媍”字的。后者的观点与那些主张废“她”者，实如出一辙，甚至立论点还要更高。你瞧，有的中学女生曾这样声称：“从前用错了的字，无须说得，到了今日有些觉悟，就应该改正过来，庶乎社会上的事情渐渐因文字变化，人民的思想也渐渐随社会革新”，这正是读书识字者应有的责任所在。而“婦”字，把妇女的职责仅局限于“拿着扫帚侍侯公婆服从丈夫”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她同时还必须肩负起有价值的社会责任。作者极其不满于“婦”或“媍”字与“夫”字原来造字时就已表现出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抱怨前人：“何以作字时绝不斟酌？作个媍字，说是女的，所以从女；作个夫字，倒不加男旁，不说是从男。好像男子是个主体，女子是附属的一般。这就是拿人是主体，凡百鸟兽是附属物做比例的”。不过“媍”字对于作者来说尽管仍不如意，它总算尚能表明“妇女还不是虚生着，也还负得与男子平等的责任”，比起“婦”字仍略有改良，“意义宽大些”，所以她郑重建议，要改“婦”为“媍”字，并天真地相信：“当世大家，一定是很赞成的”。[11]

此种对“女”字偏旁构字的格外敏感，在某些新兴的女权主义者身上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久。我们有趣地看到，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有女权运动者由此思路，继续着那种对“她”字的政治性抗议。如1929年创刊、影响很大的《妇女共鸣》杂志，就始终拒绝使用“她”字,认为该字的构造去掉了“人”字旁，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是对妇女人格的公然侮辱，因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将坚持把“伊”字使用到底的态度。1935年8月，《妇女共鸣》上特别登载了一个《本刊拒用“她”字启示》，公开声明：

“本刊对于女性第三称的代名词，用‘伊’字，而拒绝用‘她’字，因为女性第三身用‘她’，男性第三身用‘他’，对象第三身用‘牠’，以‘人旁’、‘女旁’、‘牛旁’相比衬，男性是‘人’，女性是‘女’，对象是‘牛’，岂非是含着点女性非‘人’的意思吗？这个问题在五四运动后，‘她’字初被新文学派创出来时，颇引起舆论界的争执，到现在大概只有《申报》的‘自由谈’和‘春秋’还偶尔沿用‘伊’字。本刊于十八年出版以来即沿用‘伊’字而拒用‘她’字，尚祈投稿诸君，注意及之”。[12]

据《妇女共鸣》杂志披露：该杂志拒绝引用“她”字，曾屡次遭受“各方面的非笑，或讥为斤斤较量于小节，或竟斥此种坚持为无聊”。[13]同年9月，后来很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柳湜（署名“士同”），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拒用“她”字》一文，可称这方面的代表。该文认为，五四以后，“他”、“她”和“牠”三字具有“代表性的分别”的确是个新现象，在当时也“带着一种进步性”。意义虽微弱，可总是体现了“中国文字在文法上更进一步接近严密”的努力。而且“‘人旁’、‘女旁’，原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意思”，“她”字的造出，也谈不上“有辱女性”。不仅如此，“伊”字在文言中作为“第三身女性代名词”（这正好落入前此朱自清先生的那种批评），在口语中却也不是“普遍通用”的，一般说来，“不管是‘男’、‘女’、‘物’只要是第三称，总是发出‘他’音”，现在造出一个同声的新字“她”来，在形的方面略为加一点区别，无疑要比“伊”字更“切合口头”表达。

不过，柳湜虽不认为“她”字有辱女性，却承认汉语中有辱女性的字眼实极多，像“姦”、“妒”、“奴”、“嫖”、“婪”等都是，甚至认定“方块字本身带有封建性”，并因此强调，要想从文字上根本消灭这类现象，非实现“中国文写法拉丁化”不可：“那时，只有音，没有形，那才是根本在字上求得男女的平等”。作者还声明，他之所以发出不同于《妇女共鸣》的“异鸣”，“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女性，或不同情女性争取人的地位而来同女性对立”，而是认为那种以为“在形的方面要求一个‘人旁’就认为增高了自己的地位了”的做法和念头，“不仅是幼稚可笑，并且是站在文字进化反动的场合”。 最后，他呼吁真正进步的女性，应该把“争取女人是‘人’的奋斗，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与中国民族解放不可分开的问题，与男子共同去争取，不是这样有闲的去玩弄一个名词，白费精力，分散抗争的力量”。[14]

针对这样一种激进的是非参半的反对意见，《妇女共鸣》杂志则发表了《关于拒用“她”字并质<读书生活>》一文，予以了激烈的反驳。文章指出，“她”字最初的创造者或许没有“重男轻女的意思”，但“在与‘牠’字相并用起来，烘托着‘她’字与‘他’字的一种不同的意味”，也就是说在实际上体现出了歧视妇女的含义。因此作者判定，“她”字是一个“根据封建思想为出发点含着蔑视女性的意味、否认女子人格的畸形字”，是女人“‘非人’的标志”，完全应该被拒绝使用。同时，作者还表示：“确认对于一个新造字之纠正，较之对于固有的‘姦’、‘妒’、‘好’------还要紧些，兼可藉此作为纠正这些已有若干年历史的字眼的出发点”。

此外，这位《妇女杂志》立场的维护者还从四个方面具体反驳了前文的观点。一是谴责柳湜执定“所谓进步的都是正确的”这一根本立场，认为从该立场出发来批评《妇女共鸣》杂志拒用“她”字，“已是万分浅薄得可笑”，何况《妇女共鸣》并不反对“男、女、物的第三位在文字上应有分别”，只不过是反对以“她”和“牠”来承担这一任务，而主张代之以“伊”字和“它”字罢了，这怎么就“反动”了呢？二是强调“他”、“她”、“ 牠”三字同音“固为其优点”，但“伊”字字音与此不同，“又何尝不可说正是其优点”？三是认为不能笼统地认定“方块字的本身带有封建性”，而只能说“其中有若干字带有封建性”，所以那种要求根本取消方块字而全部拉丁化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在这需要普遍唤起民族革命意识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实不无‘反动’的嫌疑”。可见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四是认定：“《妇女共鸣》之拒用‘她’字而用‘伊’字，正所以唤起读者，应从事于女人是‘人’的奋斗，并表示《妇女共鸣》已在领导着发出此种呼声”，这与“有闲地玩弄一个文字”毫不相干。[15]

发生在30年代中期的这场关于“她”字的论争，无疑是五四时期有关争论的继续。由于当时“她”字在社会上已取得全面的胜利，故《妇女共鸣》杂志站在女性立场上的此种“顽固”坚持，实不无某种孤军奋战、与世抗争的悲壮色彩。它提醒今人，“她”字之所以能够战胜“伊”字，最终获胜，无疑具有着某种值得深思的历史文化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