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獻在讀者眼前的《新史學》「物質文化」專號，收錄有三篇論文、三篇研究討論以及一篇書評。如同許多歷史上或大或小的事件，這個專號的形成也有其結構因素與偶發因素。受限篇幅，我略去幾種可能的偶發因素，先談諸種結構因素中的一項選擇性親和：這次專號其實反映臺灣史學界標舉「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議題重要性的一股集體研究風氣。

1999年9月，《新史學》(10卷3期)幾乎做成了一部物質文化研究專號，[1]而約與此同時登場的，卻是此後臺灣史學界持續七、八年的強?#123;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議題重要性的集體研究風氣，這股風氣至少有兩個直接源頭。

先談第一個源頭。1999年9月，熊秉真催生了「物質文化、日常生活與中國」讀書會，每月一聚，主要由十位左右成員輪流報告自己有興趣的相關研究題目，有時也趁便邀外賓引言並與成員座談，至2001年8月止，共舉行有十五次讀書會。[2]2002至2003年，再由熊秉真委請巫仁恕、王正華組織「消費 / 文化」讀書會，在多次聚會中，除邀請林麗月報告〈奢侈論──明清消費觀念的幾個問題〉，也請幾位領域專家帶成員共同研讀歐洲歷史上的「奢侈」觀念演變專書，以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米勒(Daniel Miller)、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社會科學家撰著的經典作品。[3] 2003年8月，熊秉真主持的國家科學委員會整合型計劃「近世中國的物質、消費與文化」開始執行，總共分為八個子計劃，內容包含明清「金石毒」、明清商業知識中的「物產」、近世中國的玩具與遊戯文化、明清消費觀念的文化史考察、清代專業劇場、清末民初的「古物」論述、明清食譜文化以及普洱茶的社會生命史等。至2005年7月計劃結案，共舉辦「器物與記憶──近世江南文化」、「無時或忘──近世中國的文化記憶與物質環境」、「好物樂生──近世中國的物質、消費與文化」等國際研討會。於此期間，熊秉真並主編出版《睹物思人》論文專書(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六篇論文大致包括唐宋「園林論述」、明清「鬥蟋蟀」文本的社會與政治論述、明清戯曲的時空想像、近代中國都市「從油燈到電燈」以及上海「石庫門」里弄集居空間等主題。

第二個源頭則是2001年元月正式開始執行的王汎森與李孝悌主持之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劃「明清的社會與生活」。此下三年內，這個主題計劃陸續舉辦「中國的社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過眼繁華──明清江南的生活與文化」等三次大型國際研討會。其中部份論文經審查結集後，在2005年陸續出版一部專書(《中國的城市生活》，收錄13篇論文)，以及一期期刊專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的「明清社會與生活」專號，收錄五篇論文)。[4] 2006年元月，李孝悌主持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題計劃「明清城市文化與生活」開始執行，九個子計劃內容包括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時尚、豪宅、情色、節慶、寺院、感官之娛、城市文學」以及城市居民的「認同政治」與「工作習慣」變遷；[5]同年十月，則結合計劃成員與來自美國、日本與歐洲學者共同舉辦「由帝制晚期到近代初期──江南的城市生活」國際研討會。[6]

儘管參與兩計劃的研究者稍有重疊，但經常參與讀書會、研討會並一起合作出版的臺灣史學工作者，仍約有十五至二十位。這些集體研究者來自不同學科，有幾位文學、心理學與人類學家於其中都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若以人數論，則仍以史學家居多；至於參與計劃或重要活動的史學家，雖也有專治魏晉南北朝佛教、唐代社會文化乃至近代中國史者，但主要研究領域仍是以明清史為大宗。

臺灣史學界從事物質文化或日常生活議題研究的學者，當然不限於上述兩個來源集體研究計劃的參與成員，諸如中國中古佛教的物質文化，日據時期臺灣民眾的參與博覽會經驗、近代上海的大眾娛樂文化與百貨公司等課題，這些主題都已有學者做出紮實而精彩的研究。然而，若以研究工作的「活動形式」而論，則在臺灣強?#123;研究物質文化或日常生活議題的史學家，絕大多數都曾參與到熊秉真、王汎森、李孝悌主持的上述集體研究計劃。儘管個別研究者針對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議題也已做出很好成績，但就活動形式與總體氣氛而言，一股集體研究風氣實已構成近七、八年來臺灣史學界標舉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為重要議題的主要推動力。

除了集體研究活動形式之外，強?#123;「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兩項議題的相互結合，也是另一項顯著現象。2003年8月至2005年7月間國科會補助的「近世中國的物質、消費與文化」整合型計劃，熊秉真寫道：「本計畫擬由微觀而宏觀，分由國內較有基礎的歷史、人類學、文學與藝術學等領域之學者的合作著手，以八個子題，進行三個角度的分析。一是物或物質文化與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所見的時空變化。二是近世中國物質與消費市場之形成。三是各種物質與文化互動中所反映的集體價值觀與社會心態之研究」，這項集體計劃基本上將「物質文化」列為核心議題；而在1999年11月6日(周六)下午的「物質文化、日常生活與中國」讀書會上，導讀人熊秉真則強?#123;《私生活史》系列套書以及《日常生活史》等專書在歐美史學界的創新性與典範性，[7]同時，這次讀書會的書面資料也定名為〈再窺究竟──淺說晚近隱私與日常生活的歷史探索〉，熊秉真在導讀日常生活史研究成果衝擊西方史學乃至社會科學的同時，也以「中國史的內蘊、外發與對話」為努力目標與讀書會成員共勉。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不僅同時用以整合不同研究者，也被視為是相互補充的兩項重要議題。

由王汎森、李孝悌先後主持的「明清的社會與生活」、「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兩項計劃，則持續強?#123;西方史學「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啟發，並直指「生活史在臺灣史學界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由兩期集體研究的計劃名稱，都可看出「日常生活」是這項研究的核心問題意識，主持人要做的是：將生活史「與思想史、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等相結合」，將生活史研究既用以「勾勒歷史上人們生活的狀態及其變遷」，也「幫助我們梳理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經濟史的問題」。與此同時，「物質文化」則被視為是「一個已經被提上議程，卻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李孝悌指出臺灣史學界近年有關「中古時期的椅子、茶 / 湯，以及明清時期的流行服飾、轎子等細微之物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8]而在頗能代表「明清的社會與生活」計劃成果的《中國的城市生活》所錄十三篇文章中，有關古玩、器物、黃鶴樓、傳統京城街道、新式「大馬路」乃至於涉及茶館、酒樓、黃包車、妓院、鴉片館的多篇研究，則被特別?#123;入「微觀 / 微物的歷史」這項課題分類。李孝悌計劃成員所做「物」的研究，結合到近年來臺灣史學界出現的轎子、椅子、服飾、游具、麻將、繡鞋等既有論著，並對此做了評論：「這些瑣細、不急之物」，如何能和「更寬廣的歷史、社會脈絡」產生關連，並因而製造出「更大的意義」，大概是許多研究文化史和生活史學者「共同的焦慮」。[9]無論是否在計劃名稱中標舉「物質文化」，這當然是這些「日常生活」研究者共同關懷的重要主題。

本文受限於體裁與篇幅，不宜也不可能綜論上述集體研究的成果。而之所以要介紹臺灣史學界有關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議題的集體研究現象，除了有簡單的紀錄功能外，主要仍是要表明《新史學》出現這期「物質文化」專號的某種「結構因素」。雖然專號的三篇論文、三篇研究討論與一篇書評的作者並非全源於上述集體研究成果，但至少，無論是由編者籌劃邀稿、作者撰寫旨趣與對話內容，乃至於到審查人的評論傾向，這七篇文字出現於此專號，都與臺灣史學界興起的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研究風氣具有頗強烈的選擇性親和。

當然，「結構因素」也可有遠近之別，若臺灣史學界相關集體研究風氣為近期內的結構因素，則1982年分由商業、政治與社會史討論十八世紀英國「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誕生著名專書的出版，[10]以及以下十年間歐美史學有關歐美「消費社會」與「消費主義」(consumerism)所做的亮眼集體研究成果，還有這波歐洲史熱點波及於歐美任職的中國史研究者，便都是遠一些的結構因素。[11]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幾位優秀的中國史史家持續在物質文化研究上做出重要學術成果，很快地，中國史研究也不再只是片面地接受歐洲史學的啟發，開始回頭挑戰歐美史學有關消費社會與物質文化的討論內容與方向。柯律格(Craig Clunas)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期專號很榮幸邀得他以英文撰寫的研究討論〈物質文化──在東西二元論之外〉(Material Culture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柯氏基於自身長期研究明清視覺藝術與物質文化的豐富研究，並結合Lothar Ledderose、馮客(Frank Dikotter)、高彥頤等學者的新出專著，[12]重新反省「十八世紀既是(歐洲流行)中國風(chinoiserie)的世紀，也是英國躍居全球霸權的世紀」這一歷史事實，在我看來，作者由物質文化種種具體研究抨擊「東西二元論」的主張，既對十八世紀英國「消費社會」這一看似歐洲「自給自足、自生自發」的歐洲史命題提出有力質疑，也其實是在呼籲由各地物質文化的交互影響、彼此融合歷程這一視野重新改寫人類的「世界史」。

所謂遠期的結構因素，仍有更多可說的內容，它並非只限於「西方」外來的影響，也有「本土」的根源。至少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部份中國史研究者即已開啟一些有後續影響的新議題。以臺灣的明清史研究而論，無論是徐泓對明代江、浙與華北地區「社會風氣」變遷的開創性研究，或是林麗月與陳國棟有關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明清「禁奢」政策爭議與「反禁奢」思潮傳播的討論，[13]其實都影響深遠。

本土與外來的相關物質文化學術成果如何影響臺灣史學界？本期專號巫仁恕的〈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一篇研究討論，有更全面的綜合。他不僅試圖把明清消費文化研究放入「世界史」的脈絡中，也將相關研究區分為「奢侈」社會風氣的意義、流行時尚的作用、消費行為反映的社會權力關係?#123;整以及社會群體藉消費建構身份認同等四方面的學術成果；除了強?#123;這四方面學術成果帶出的新取徑之外，巫仁恕在結論中也反思明清消費文化研究存在的一些「仍待解決的大問題」，並指出消費研究進一步深化婦女史研究的可能性。

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兩項研究議題之間應該具備何種關係？連玲玲的研究討論則對此提出諍言。評介多部內容涉及「近代中國日常生活」的英文專書，連玲玲將這些主要研究近代中國城市史的專書放入歐美史家開創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史學脈絡內，她強?#123;：歐美「日常生活史學」原本是由批判「社會科學式史學」只由「超越個人的形塑力量、社會結構與過程」的研究視角為出發點，歐美「日常生活史學」的關鍵旨趣應是設定在「方法論及知識上的突破」以及「樹立新的研究典範」；兩相對照，連玲玲嚴肅反思了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傾向與限制：「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專注於描寫中下階層的生活細節，殊難超越原有的研究架構，形成一新的典範」，更大的潛在問題是：「它使研究者的眼光日益狹窄，不厭其煩地詳細敘述各種瑣碎事物，卻不能從中說明其歷史意義」，如此，則「歷史學家的工作只剩下在舊報紙雜誌堆裡尋找人們茶餘飯後的閒談、再將之拼湊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這究竟是「典範抑或危機」？連玲玲提供讀者做反思。連玲玲的研究討論雖是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可能限制做批評，但也同樣內含了對物質文化研究不應只是詳敘「各種瑣碎事物」而「不能從中說明其歷史意義」的批評。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的物質文化研究專著，則很難在連玲玲的批評範圍內。柯氏任職臺灣史學界，他累積多年來所做中國佛教與物質文化的研究，出版為英文專書《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衝擊》。柯氏此書藉由同時分析佛像、念珠等涉及佛教教義與科儀的「佛教物品」本身以及椅子、精製白糖、寫經印書、興造與維修橋樑等受佛教密切影響的「非佛教物品」，使本書不僅能由物質文化視角重新界定佛教的「宗教」意含，也由佛教如何衝擊中國物質文化而更加深我們對所謂「佛教傳統」(“Buddhist tradition”)的既有認識。[14]

本期專號邀得林聖智評介這部重要專書。除介紹本書各章所論佛教「聖物」、僧服、念珠、如意、寫經、寺院、橋樑、椅子、蔗糖、飲茶等種種物質文化的演變內容外，書評還特別點出柯嘉豪由於長年研究《高僧傳》而可能形塑此書「由物論人」的主要研究取徑：「如同本書所見，如何連結並詮釋物品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正是物質文化研究中深具挑戰性的部份」，林聖智由此書讀到的是：對於柯嘉豪而言，「物品本身僅是一個研究的起點，關鍵還在於藉由探討物品的製造過程與使用方式，進而彰顯出使用者對於物品的認識與心態」。極富意義的是：做為一名藝術史與藝術考古研究者，林聖智對本書由物質文化視角挑戰宗教史研究的豐富成果，也提出進一步「由物論物」的可能討論方向：除了「物與人的關係」外，「在某些狀況下，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也頗值得玩味」，以唐代埋藏舍利習俗而論，其中所運用的「金、銀、玻璃等多樣化質材的器物與組合」，其實也具有某種「層級性的序列關係」，林聖智因而宣稱：「進一步瞭解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亦有助於認識物與人的關係」。

除了書評與研究討論，本期專號收錄三篇論文。論文作者不限於史學家，但文章本身則至少具有以下兩個共通特色：一是類似於柯嘉豪以物質文化視角挑戰既有的宗教史研究取徑，三位作者也由物質文化視角分別挑戰中國上古鹽業史與歷史考古研究、明清「士人文化」思想文化史研究以及歐洲有關「自然史」的科學史研究。綜合來看，「物質文化」作為一種特別的研究視角，幫助研究者不斷創新並深化自身所處的研究傳統。二是更有自覺的跨學科研究：無論是陳伯楨結合考古學與歷史學所做的「鹽的社會生活史」，或是王鴻泰試圖綜合歷史學與藝術史有關「賞玩文化」或異或同的研究取徑與成績，乃至於李尚仁以「科學研究的物質文化」讓科學史、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與廣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更密切地相互對話，都展示了作者跨越並擴大自身專長學科的豐沛企圖心。

物質文化的研究議題，其實原非一般歷史學家所擅長；相對說來，部份人類學、考古學乃至於藝術史家在這方面已累積不少重要成果。有人類學家清楚表明：物質文化研究在學術創新上的各種可能性，「並不在於研究方法上，而更在於對文化基本性質(the nature of culture)的認知上」；「做為學界成員的我們，透過對人們如何看待與運用各種不同物件(objects)的具體研究」，盡最大努力去認識這些人群的日常生活世界，並對其「發揮同理心」，畢竟，這些物質文化正是「我們所研究的人群賴以創建(他們自身)真實世界的(具體)方式」。[15]黃應貴基於自身多年所做臺灣原住民田野研究，也同樣指出：「物與物質文化研究最大的貢獻，也許不在物自身性質的探討上，而是對文化本身的探討」；以臺灣東埔社布農人種植經濟作物與「培育」水稻的長期歷史為例，黃氏論證了物與物質文化的研究視角可以幫助我們看清「當地人如何由其原有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來理解外在的歷史條件而(進一步)創造新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16]至於人類學家敏茨(Sydney Mintz)探討1750年至1850年間蔗糖如何逐步滲透英國社會大眾飲食習慣的歷史過程，則已然是經典之作。在指出食糖由原先貴族王公享用的奢侈品轉變成勞工階層日用飲食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的同時，敏茨精彩論證了十八、十九世紀之間英國經歷的飲食習慣與消費型態改變，其實是近代世界經濟體系與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直接結果；透過對食糖如何進入「英式下午茶」等日常飲食的分梳，Mintz一方面帶出英國人民「飲食習慣」選擇此項「文化」因素對世界經濟與英國產業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具體澄清了工業革命以降工廠制度對勞工家庭飲食習慣的鉅大衝擊，[17]這也等於是細緻並豐富了所謂「工業革命」這一影響近代人類史重大歷史運動的內含，也讓當代人們更加理解自身所處「文化基本性質、新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的來龍去脈。這些重要研究都使「物質文化」議題不斷呈顯學術創新的多種可能性。。

更細緻地理解人們自身所處的「文化基本性質」，也可能導向如何改造現存社會結構的現實關懷，這也構成物質文化研究中的應有之義。馬克思在分析「布爾喬亞社會」的「商品拜物教」時，早已特別留意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明顯表現出來的「龐大商品堆積」現象，[18]他並從而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運作邏輯：「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求，驅使布爾喬亞奔走全球各地，讓它四處棲身，四處定居，四處建立關係」，而「不戮力改革生產工具，也就是生產關係、總體社會關係，布爾喬亞便無立足之地」，因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基本性質」做了全面性批判：「等級、永久之物化為虛無，神聖之物遭到褻瀆，人最後被迫冷眼觀看自己的生活位置、觀看人我之間的關係」，[19]這相當於是馬克思做的物質文化分析，而他意圖改變「人我之間關係」的現實關懷也呼之欲出。自1989年東歐社會主義黨國體系崩解以來，歐美史家研究「消費社會」議題也有更清晰的現實關懷，馬克思觀察到的「龐大商品堆積」現象被再次導入新的設問方式：「現代西方經濟體制改造了物質世界，並且看來因而也同時穩定了社會與政治」體制，職此之做，消費社會的誕生是否即同時意含了一種更加穩固社會政治體制的確立？[20]這已是一種有關物質文化研究的新提問；當然，理解「消費社會」如何穩固社會政治體制的奧秘，也並不一定表示非得失去對現實社會的批判立場。

相比於人類學家對「文化基本性質」的細緻思考，或是對照歐美史學界1980年代以來有關「消費社會、消費主義」議題的豐富成果，乃至於深入理解自身所處物質世界與日常生活的古今之變，這些知識上的學術創新與政治上的現實關懷，都使臺灣史學界涉及物質文化的個人與集體研究顯得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21]這期專號的七篇論文、研究討論與書評，希望能提供讀者更多深入理解物質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畢竟，在可見的未來，由於各種結構與偶發因素的匯合，臺灣史學界的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集體研究風氣極可能是方興未艾，如何讓物質文化研究更富學術創新意義？值得大家集思廣益。無論是要藉物質文化研究深化學者原本專精的研究領域，或是要透過物質文化研究擴大不同學科的細緻對話，在我看來，更好地賦予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兩項研究議題的「辯證」效果，可能是其中一項重要策略。所謂「辯證」效果，我主要指的是：一方面討論各項物件及其相關社會現象的物質文化演變內容，藉以增進對日常生活結構演變與意義建構的理解；另一方面則同時努力「發揮同理心」並帶著批判性的現實關懷去探究日常生活的古今之變，進而凸顯物質世界變動背後所黏著貼附的「新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這是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研究間的一種辯證關係，對未來無論集體或個人研究而言或許亦是值得考慮的關鍵策略。

本文原刊登於《新史學》17卷4期，2006年12月，多谢作者惠寄电子版供读与思（www.readthink.xilubbs.com)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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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專號得以編成，要特別感謝七篇文稿作者以及所有審查人。而主編甘懷真付出心力甚多，林美香等幾位編委、沙培德(Peter Zarrow)、王正華、馬孟晶、廖宜方與助理編輯劉欣寧都傾全力幫忙；同時，甘懷真與陳正國也給我此篇文字不少指正。賴眾人協力才有此專號，深深致謝。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1] 該期《新史學》收錄〈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123;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三篇論文以及一篇書評(〈文化如何影響經濟？評Samuel Adrian Adshead, 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但因稿源缺乏相關研究討論而未被標以「物質文化」等任何專號名稱。

[2] 十五次讀書會中，有七次研讀包含Craig Clunas討論《長物志》與「視覺物品本體」(the body of visual material)兩部專書、文人畫「職業畫家」、洋銀與明清「市場文化」、鬥蟋蟀手冊、工作習慣與日常生活等明清史研究主題與史料，另外八次則為古代與前近代中國「私」的問題(一次)、佛教對中國中古物質文化的影響(一次)、宋代物質文化記憶與日常生活(一次)、中國中古史上的荔枝(一次)，歐洲日常生活史研究專書選讀(兩次)，以及人類學物質文化相關研究導讀(兩次)。各次讀書會報告題目與內容大綱，都收錄於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專屬網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chinese/reading/reading_01_main.html/。

[3] 如邀得陳正國導讀倍力(Christopher Berry)《奢侈的觀念——概念及歷史的考察》(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何乏筆(Fabian Heubel)導讀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拱廊街計劃」(The Arcades-Project)、譚昌國導讀米勒(Daniel Miller)《物質文化與大眾消費》(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劉巧楣導讀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出類拔萃——判斷力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各次讀書會附有頗詳細的資料，可見「明清研究會」相關網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chinese/reading/reading_03_main.html/。

[4] 專書與期刊專號的出版經過與文章簡介，可見：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頁xxxv；巫仁恕，〈導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臺北，2005.12)，頁i-vi。

[5] 李孝悌主持「明清城市文化與生活」中研院主題計劃的總計劃及九個子計劃主要內容，都刊載於該計劃的專屬網站：http://citylife.sinica.edu.tw/intro.htm。

[6] 研討會大部份論文都刊於「明清城市文化與生活」網站：http://citylife.sinica. edu.tw/harvard.htm。

[7] 《私生活史》(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有五卷，第一卷的法文版出版於1985年，英譯本出刊於1987年。《日常生活史——重構歷史經驗及其生活式樣》(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德文原版為1989年，英譯本出刊於1995年。歐美史學界有關「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情形，可參見：蒲慕州，〈西方近年來的生活史研究〉，《新史學》，3：4(臺北，1992)，頁139-153。

[8] 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頁v。

[9] 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頁xxv-xxix，特別見頁xxvi。

[10]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td., 1982).

[11] 我這裏特別指1989至1991年間歐美史家進行的「十七、十八世紀的文化與消費」(“Cultur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計劃，以及這項集體研究於1993、1994與1995年陸續結集出版的三部重要論文專書。介紹歐美這波研究「消費社會」集體計劃的來龍去脈，以及以歐洲近代消費社會為代表的「世界史解釋」模式如何可能受到日後中國或其他地區物質文化研究的「地方性解釋」的挑戰與影響，可見柯律格的討論：Craig Clunas, “Modernity Global and Local: Consump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5(1999), pp. 1497-1511. 更新的回顧可見：Jonathan White, “A World of Goods: The ‘Consumption turn’ and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3:1(2006), pp. 93-104. 至於歐洲史研究成果「波及」歐美研究中國史家論著，我則特別指的是柯律格的《長物志》研究專書：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柯律格此書不僅影響臺灣不少藝術史研究者，也影響一些歷史系師生，如在徐泓教授1992、1993年間的臺大歷史研究所課堂，師生們即共同研讀了柯教授這本專書。

[12]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Frank Dikotter, Things Modern: 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London : Hurst & Company, 2006). Dorothy Ko(高彥頤),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3]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近代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9)，頁144-159；徐泓，〈明代後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頁152-154。林麗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論〉，《臺灣師大歷史學報》，19(臺北，1991)，頁215-234；陳國棟，〈有關陸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5：2(臺北，1994.6)，頁159-179。

[14] John Kieschnick,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特別見頁292。

[15] Daniel Miller, “Why Some Things Matter?” in Daniel Miller ed., Material Cultures: Why Some Things Mat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 3-21, 特別見頁19。

[16] 黃應貴，〈物的認識與創新——以東埔社布農人的新作物為例〉，收入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頁379-448，特別見頁443。

[17]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5).

[18]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S. W. Ryazanskaya, ed. by Maurice Dobb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p. 27. 在這部《政治經濟學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印出八年後，《資本論》第一冊問世，而《資本論》的正文開宗明義，馬克思即又重述這段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龐大商品堆積」的字句。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第1卷，頁47。

[19] 馬克思、恩格思著，管中琪、黃俊龍譯，《共產黨宣言》(臺北：左岸文化，2004)，頁92。

[20] John Brewer & Roy Porter, “Introduction,” in John Brewer &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1.

[21] 余舜德將史學界有關物質文化的相關研究區分為「物質文化」本身以及「由物論史」(history from things)兩種路徑，並建議將舒適感、味覺、嗅覺等「身體經驗脈絡」導入物質文化的研究，便又是人類學家提供了另一種學術創新的可能性。參見：余舜德，〈物與身體感的歷史——一個研究取向之探索〉，《思與言》，44：1(臺北，2006.3)，頁5-47。

本文原刊登於《新史學》17卷4期，2006年12月，多谢作者惠寄电子版供读与思（www.readthink.xilubbs.com)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