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车志慧，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第12期，本文注释从略。

20世纪20年代初，国立东南大学迅速崛起为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然而东大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在1924年停顿下来，校董会以经费困顿为由，议决停办工科，引发一时风潮。工科停办引起校内多方不满，尤其是游离于学校权力核心层之外的部分教授，指责此事是校长郭秉文谄媚于军阀势力，即“见好苏齐”，以及公报私仇，即“裁工科以屏杏佛也”，将校务发展及校政决策，与派系政治联系起来，并成为次年易长风潮中倒郭的重要理由。有学者从国民党员在易长风潮中的运作视角，分析认为校长郭秉文受冤甚深。但对于与工科停办相关联的指控，并未能以事实证明校长郭秉文是否清白。通过梳理可见，学界对东大工科停办事件的研究仍较薄弱，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拟对东大工科发展的源流、停办过程中各方的互动，及有关人事之争、党派话语诸问题作一系统考察。

一、弱势工科的蹒跚发展

1920年代初，在东南大学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科发展并不平衡，工科较为弱势。

东南大学筹建之初，以南高师的工艺专修科为基础设立大学工科。南高师后期，该科“虽以工艺专修科为名，实际则专门机械工程也”，学制四年，致力于培养工业专门人才。东大工科初期仅此一系，实力较弱。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华寻找大学合办工科。1921年10月，该两校代表麦洛埃和沃德尔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一同到东南大学参观，经洽谈，拟具了“中美合办工科大学之计划”，在校舍经费等问题上达成合作发展协议。该计划草约经东大校董会讨论通过，并由校长郭秉文与麦洛埃、孟禄草签，等美方代表回国后再作正式答复。

虽有此发展契机，但东大对工科的重视度依然不够。至1922年4月，东大仍未聘定工科主任，由涂羽卿等组织工科委员会，共同主持工作。工科委员会曾提出“工科改进计划”，被校方以“经济困乏”为由驳回，工科教授会心灰意冷，表示“工科已达到存亡之关头”，督促校长从速聘请工科主任。但是直至当年11月，聘请工科主任一事仍无进展。适时茅以升从交通大学唐山学校离职南下，东大工科师生遂积极与之接洽，茅以升也有意就职东大，并表示“此行携有绝大计划，费省而效速，就职与否，视校长之能否容纳其计划为断”。

然而郭秉文对此事并不热情，流连上海迟迟不归。工科师生极力催促，学生指出“吾科濒于险境者屡”，“茅师实吾国罕有之工业人才，大足改进工科，增光吾校”，恳请“校长即日回校商洽一切”。工科代理主任杨季璠也急电校长请其速回。但是郭秉文以在沪有事无暇分身返宁为由，请工科教授劝茅以升先行就职再商进行计划。茅以升坚持必须与校长当面晤谈，后经工科师生多番努力，茅以升终于就任。

在聘任工科主任过程中，工科师生多次提到本科“濒于险境”，“工科之生死存亡，实系于茅君之去留”，而校长郭秉文等对于聘请工科主任并不热情，已显示出工科发展前景不甚明朗。茅以升后来也提到这一点：“在以升接事之前，闻本校当局亦尝有停办之意，险象环生，不可终日。”所以当时茅以升始终坚持，必须与校长晤谈后，才决定是否任教于东大。而校长在各方面压力下，才“声明学校对于工科之方针业已改变，将来一切科务，当谋充分发展”。工科地位之弱势，由此可见端倪。

茅以升出任工科主任后，工科前景稍显乐观。1922年年底校董会上提到，“与哈佛麻省理工两校合办工科大学一案现亦正在催促”，“希望美国方面在1923年内将募捐事宜办有头绪”；“此后主任已有专员，想该科事业定有新鲜气象也”。茅以升到任后，工科确实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23年3月，茅以升即联合工科教授多人“提议工科添设土木工程及电机工程案”，形成较为完备的系所专业，“土木系为营造、市政、道路、卫生四门，机械系为动力、汽车、管理三门。电机系为电力、电话、机车三门”。并从美国、德国购入先进的电子实验器材，“设备完全，国内大学罕有其配”，学校“其他各科设备未有如工科者”。此外工科还“广订书籍杂志，规划一切设备，厘定种种功课”，“东南精神，为之一振，师生欢洽，外界赞美。工科前途，实具无限希望”。

随着工科的蓬勃发展，为尽快落实与美国合办工科大学计划，工科置地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1923年11月，学校决定在上海县二十八保七图、三图、西十八图一带圈地五百亩，以开办工商科。因东大经费并不充裕，在置地价格上压得很低，激起被征地者的激烈反对，并向上海县教育会提出申诉。1924年年初，上海县教育会致电江苏省长，指出上海人烟稠密，地价昂贵，应改圈地，以免纷扰。

东大在上海为工商两科置地问题受阻，而与美国方面的合作之议也没有确切的回音。1924年年初，江苏省教育经费缩减，东大工科的危机随之而来。东大名义上是国立大学，但经费基本仰赖江苏省的支持。1924年1月江苏省财政会议决定删减上年度“东南大学临时费六万元”。在编制1924年年度预算时，江苏省政务会议“对于南京高师，册列经常费三十五万余元、临时费六万余元，颇多怀疑”，意欲进一步缩减东大经费。

在此情形下，4月27日，校董会在上海开会审核该年度预算，决定调整学校大政方针。在分析了文理科、教育科、农科、商科对于东大的重要性之后，校董会认为“工科虽有良好之教授，应公家经济困难之故，尚未能臻于工科大学应有之标准，欲期完善，自非大加扩充不可，然而公家财力如此难商，断难办到。江苏境内已办有工科大学及工专等校几所，且有较为完备者，现在工科学生，数尚不多，而设备方面，又不能有适应需要之扩张，如仍照常进行，不特发展难期，抑恐贻误学子。万不得已，惟有暂行收束停办”。由此作出停办工科的决议。

在工科蓬勃发展之际，校董会做出裁撤工科决议，似不合情理。然而从东大工科的发展过程来看，工科地位尴尬早有端倪，才会有工科师生屡次陈述的各种危机时刻；而在聘茅以升为主任一事上，校方态度并不很积极，碍于工科师生的呼声，以及1922年与哈佛、麻省的合作协议，才勉强接受茅以升的就职及发展计划。在与美国合作计划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当学校经费出现问题时，主要由商界人士构成的校董会，在保全商科、不能撼动基础较为深厚的其他各科的情况下，裁撤相对弱势的工科，“去一枝而全主干”，成为其首选方案。

东大校董会作出裁撤工科决议后，立即引起校内各方强烈不满与质疑。接替刘伯明负责校办事务的任鸿隽随即向郭秉文提出，以一时经济困难为由，将“大学本部之一部分”的工科因为是“最不经济之科”而加以停办，是“本末倒置”，尤其在当前“工科力加扩张之际”，停办“尤觉可惜”，遂多次向郭秉文表达了希望挽回成议的立场。

工科师生反应更为激烈。工科主任茅以升事前毫不知情，得知后立即代表工科全体教职员提出正式抗议书，首先着重对校政决策程序表达了强烈不满，指出本有17人的校董会，仅7人出席，且成员中有“商科委员四人”，“以此种会议讨论工科存亡问题，是否合法？”进而质疑“工科存亡问题，何等重要，而竟草率通过，使科主任无发言之余地”的专断做法。次则对工科“正在发荣滋长之时，突来根本取消之议”，表示“痛心何极”；并对校董停办工科的理由分别从开科历史、学科性质等方面予以驳斥，指出“本科在苏省工校中毫无首先裁撤之理由”。最后质疑学校解决经费困境为何不先“细查各科各部各附属机关有无靡费之处”，本着对工科学生学业负责的考虑，要求校长“迅将此案提交校董会复议”。工科学生也迅速行动起来。1924年5月3日下午，学生与学校行政委员会就维持与发展工科的立场达成一致，随即致书郭秉文，要求校长请校董“取消原议”。

在校内各方压力下，郭秉文在挽回停办决议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他从寻求经费支持入手，5月初，郭秉文多次与江苏省长韩国钧及教育厅长蒋维乔讨论东大预算问题，然而并未奏效，5月12日省整理财政委员会将预算的东大经费作了较大削减。在此情况下，14日郭秉文在常务校董会上提出希望取消停办决议时，校董会一致坚持维持原案。郭秉文初步努力无果，无奈地表示对工科“有爱护之心，无挽回之术”。对此，工科师生群情激昂，向学校表达“誓死不愿他去”的决心，校内舆论也“共表同情”。郭秉文只得于5月28日发出维持布告：“由行政委员会议决，在校董未经变更原案以前，另筹经费维持工科。”工科停办风潮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另筹经费何其困难，郭秉文仍不得不相商于校董会。6月28日，校董会专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另筹经费维持工科办法的可行性和通融之法，无果。与此同时，郭秉文致函江苏省长韩国钧求助，称：“工科有八年之历史，设备日臻完美，人才济济，废弃可惜。即以功课论，关于市政建筑及应用电机工程为全国工科所未备，社会需要甚殷，不宜摧残……敬希省长大力维持，将本校工科经费四万元续予补列预算，提交省财政会议通过。”在6月30日的省财政委员会审查会中，郭秉文又提请恢复工科预算。然而，这些努力仍未奏效，省财政委员会以坐落苏省之工业大学专门学校已有五所为由，未同意郭的提案，而是提出了统筹全省工业教育之办法。

就校内而言，从教授会到行政会议再到工科师生，都反对停办工科，他们从工科的实际办学状况及前景出发，对校董会的理由作了充分驳斥，并质疑校董会独断专行。校长郭秉文也在挽回工科上，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学校经费所仰仗的校董会以及江苏省政当局态度坚决，毫不让步，校长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东大停办工科已成定局。郭秉文的努力归于失败，也与江苏省的全省工业教育统筹办法的偏向有莫大关系。这个偏向，进一步伤害和刺激了东大工科师生，加剧了校内矛盾。

统筹全省工业教育办法，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有关。在东大工科陷入停办困境的同时，同在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因经费、校舍、校长等问题掀起一场风潮。对于河海工专的风潮，江苏省公署给予了比东大工科更多的关注。

河海工专创办于1915年，其发展也深受经费制约，没有固定校舍，在数年内多次迁移校舍，1924年年初，学校再次面临迁校的困境。校长多方奔走，劳而无功。此时正值教育界“工专改大热”时期，河海工专学生指责校长沈祖伟在“措置校务”、“建筑校舍，改办大学”等问题上无能，酝酿易长学潮。5月底6月初，河海学生自行联系接洽熊希龄，熊无意兼河海校长职，但就河海工专的校舍问题，与江苏省军政两长作了沟通，两长官表示“极愿助其发展”。

6月9日，江苏督军齐燮元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参观，对河海工程事业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河海工程为各种实业教育之根本，如河海工程不讲求，人民日处鱼族沼国之中，奚暇治实业教育哉？”指出学校当前的困境，“不过暂时之局势，不久当可就轨道”，并向学生承诺“贵校以校舍经费诸问题……鄙人自当竭诚尽力以为之助”，“拟切实扩充，俾宏造就”。

在齐燮元的支持下，河海工专的校舍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河海学生并不满足，继续以更换校长为斗争目标，于6月17日发起罢课。6月21日，全国水利局传出消息，总裁常耀奎将要南下。常耀奎此次南下，一方面与河海工专学潮有关，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与齐燮元接洽导淮事宜。

齐燮元重视河海工专，与他兼任导淮督办不无关系。河海工专学潮前不久，1924年4月，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特派齐燮元兼任导淮督办，当时社会上传言美国下院动议退还庚子赔款一千五百万美金，可能用于导淮或教育。刚兼任导淮督办的齐燮元，对这笔款项非常看重，因此他对全国水利局和河海工专示好也就不足为怪了。

常耀奎南下消息传出的当天下午，省长韩国钧召集蒋维乔等，讨论东大恢复工科及河海工程学校事，将两事合并处理的迹象已经显露。 6月22日下午四点，常耀奎一到南京，就被齐燮元接至督军署，交谈甚久。次日常耀奎对河海工专学生表示“校务自有圆满解决”。6月23日，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专门向齐燮元报告了调停河海工程学校事。6月29日，江苏省长韩国钧与教育厅长蒋维乔及东大常务校董郭秉文等商议了东大工科与河海工程学校合组问题。江苏省公署的这些活动，显示出对河海工专的高度重视。在此情势下，东大恢复工科的呼吁注定徒劳。在6月30日的江苏省财政委员会审查会上，郭秉文坚持要求增加东大预算的要求被驳回，江苏省方决定将东大工科与河海工专合并，并向后者倾斜，以实现齐燮元曾向河海工专作出的“竭诚尽力以为之助”的承诺。

7月4日，齐燮元致电常耀奎，提出“将河海工程学校与东南大学工科合并为国立工科大学，仍以河海工程为主要科目，隶属贵局”，并推荐茅以升继任校长。7月8日，常耀奎复电，对于茅以升长校，极表赞同，但却并不想接收东大工科。提出两方科目不符和经费上的顾虑，希望“仍维现状，徐图发展”。齐燮元很快作了让步，表示学校名称可改为“水利局工科大学”，然后“加入东南大学工科学生”。也就是说，把东南大学工科学生转到河海工专，而放弃东大工科各专业。这个表态打消了常耀奎的顾虑，归并一事基本确定，茅以升随后到北京与之接洽“学科预算”等事。

7月初东大工科师生听闻合并之说，当即向校方询问，被否认。7月25日，茅以升自全国水利局返宁，向工科师生表示合组大学之意，并指出这对两方而之名誉与事业及学生之学业都无妨碍。这一说法传递的是在平等基础上合并，工科师生表示“虽非同人维持本校工科之素志，亦愿为相对之赞同”。

然而学生们很快发现是归并而非合并，“闻水利局之意见，以为合并后，对‘河海’之宗旨、组织及一切用人行政，一概不能变更”，“除水利科外不能添设一科一系，然则本科原有之三系（土木电机机械）将因而取消乎？”进而指出，“合并实不可能，即使工科大学实现，亦不过‘河海’自身之改组，与本科无涉也”。郭秉文不得不出面说明，“此种办法，自属本省当局统筹维持工业教育之苦心，并得本校常务校董之同意”，“惟于维持本校工科宗旨，仍属未达”，“秉文及行政委员会同人自惭力薄，未能贯彻维持主旨。实属无可如何”。对此，学生指责郭秉文“因友校升级，欲以本校一科之学生转赠”。

尽管东大工科停办与归并，在学生看来“既非洽乎舆情，又嫌未能合法”，但实际上确实发生了。8月4日，东大校董会通过了省公署提出的方案，表示“如本校工科学生有不愿加入工科大学，而欲转入其他工科者听之”。8月31日，全国水利局发布命令，“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改为全国水利局工科大学”。江苏省对河海工大的经常费投入，由之前的每年七千元增至一万五千元，“东大工科原有设备均可由工大借用”，“东大前工科学生得不经入学试验转入工大肄业”。这个结果显然对东大工科不公。

纵观东大工科停办过程，校董会、校长、工科师生、校行政委员会、江苏省当局都参与其中，形成多方角力。其中校董会、江苏省当局是工科停办的决策者，东大工科师生与校行政会议是反对方，校长郭秉文是中间偏决策者的一方。这三方在工科问题上的关注点并不在一个维度上，没有形成对话的平台和共识。

校董会考虑的是，如何解决经费削减带来的问题。站在校董会的立场上，停办工科理由是充分的。相对而言，发展工科耗费确实不小。在这一点上，后来在工科停办一事上大做文章的杨杏佛也承认：“工程研究，非财力宏厚之大学，不易进行，普通大学，苟无政府与工厂之援助，决无实现工程研究之余地。”而且当时社会对工业人才的需求也不大。当时求学于东大的郭廷以后来认为：“由于我国工业不兴，没有基础，办工科花钱太大，没法配合（像面粉业纺织业配合到农科去），所以比较起来工科的成绩最差。”因此，相较于更有实力和基础的文理科、教育科、农科，以及受校董会青睐的后起之秀商科，工科地位最为弱势，因此也就成为经费不足情况下，科系竞争的牺牲品。

江苏省当局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待东大工科的存废。当时江苏省有几所工业学校，当政者由于不实际从事教育，无法具体了解各校的学科差异，笼统认为工业教育重复，加上齐燮元因私心而偏向扩充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于他而言，能借机解决东大工科师生的去向，也算是有所交代了。

站在决策者立场上，停办工科似无不妥。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给予被牺牲者足够的尊重。工科师生在这件决定自己命运的事情上完全是待宰的羔羊，从毫不知情到最终被“转赠他校”，必然产生强烈不满。

工科停办的过程，体现了学校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主宰工科命运的是校董会和江苏省当局，而校长郭秉文也没有起到应有的平衡作用，教授群体被排斥于校务管理之外。站在工科师生和校内教授的立场上，对学校运行机制不满是必然结果，于是在教授群体和学校治理当局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对立。由于缺乏表达意见和参与校务管理的正常途径，攻击学校现行治理结构及治理当局，就成为工科师生乃至被边缘化的教授表达不满的主要途径。对此事反应尤为激烈的是工科教授杨杏佛，他成为后来倒郭的主要推手。杨杏佛与校长郭秉文之间素有嫌隙，据杨杏佛自称：“对于校长郭秉文所为最为不满”，经常在会上“直斥郭之言行……使郭穷于应付”。因此“不见容于当时之校董及其爪牙”，“年年续约之时，则生去留问题”，最终于“十三年（1924）复，郭氏挟齐燮元淫威停办工科，铨与工科职员及同学不得不与东大作永久之告别”。而素与杨杏佛“互相器重”的柳诒徵，也将工科停办原因引向人事之争，称郭秉文“甲子（1924年）以经费不敷议裁工科，裁工科以屏杏佛也”，且“不请于教育部，以江苏督军省长之命令率裁工科”。

“裁工科以屏杏佛”这个说辞难免偏颇。若以此逻辑，郭秉文不必在后来画蛇添足地试图挽回工科。且工科当时已聘茅以升为主任，已降为普通教授的杨杏佛，当不至于成为工科停办的主要原因，“以一人之故而牺牲一科之师生”，代价太大，于常理不合。但是工科裁撤后，杨杏佛在东南大学无可依附之地，当年年底无奈离开东大，却也是事实。

至于郭秉文在工科停办一事上听命于江苏督军、省长而不是教育部，这也是事实。对其理解则会因立场而不同。就郭秉文方面来讲，其并非出于政治倾向而是因经费仰仗于江苏省当局，而不得不与当局者交往密切。就工科停办而言，其根源就首先在于经费的压缩，校董会简单粗暴地决定裁撤工科，其后江苏省政府也因本省工业学校有重设之嫌，将东大工科归并到河海工专。在这个过程中，并非郭秉文主动“停办工科，减去经费，见好苏齐”，郭秉文与江苏省当局及运作经费的校董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反对其决定的筹码和实力。然而，在被牺牲和被边缘的工科师生和东大教授立场上看，作出郭秉文作风专断、仰仗校董会、依附军阀的判断，似也并非无由。

被忽视甚至被牺牲的杨杏佛一系，基于这一种判断，以其国民党左派的身份，结合当时激荡变化的社会环境，捕捉到有利时机，以革命派系话语将郭秉文及校董会塑造成依附“军阀”的“学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南方革命力量在向北方扩展过程中，受到江苏省教育会和郭秉文的消极抵制。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失势，齐燮元于1924年年底下野，南方军政府乃与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合力，在教育文化界欲破除江苏省教育会的把持之局，东南大学被视为东南学阀盘踞的大本营，校长郭秉文首当其冲。杨杏佛即成为倒郭的主力。1925年易长风潮初起时，对郭秉文的指责即为“取消评议会、无公开决算、停办工科、放弃校务和接近督办”，其中“停办工科”赫然在列，并且“停办工科”的过程又夹杂着其他各项，裁撤工科成为将郭秉文塑造成“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的直接证据，由此将校内人事之争、内部矛盾引向校外，转化为党争，挑起了易长风潮。校外除军阀，校内除“学阀”，这一套符合革命逻辑的话语，在东大施展开来。

就东大工科停办事件本身而言，办学经费被压缩、郭秉文“办学无计划”、工科耗费大和社会需要不足等原因，都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基于这样的实际困难，学校决策方站在统筹全校发展的立场上决议停办工科，似无不妥。但是工科停办过程中的决策不民主与专断作风，给被牺牲的东大工科师生和被边缘化的教授群体，带来严重的主观伤害。在后者看来，推倒坐后台不懂行的校董会和依赖校董会而作风专断的校长郭秉文，才能实现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由此，工科停办的直接受害者、国民党人杨杏佛等，结合时局演变，演绎出“裁工科以屏杏佛”“挟齐燮元淫威”“见好苏齐”等主观评价，将郭秉文一派塑造成反动落后、依附军阀的校内“学阀”，用派系和革命话语勾连起从工科停办到易长风潮之间的内在联系，东南大学由此陷入混乱，逐步走向衰落。

工科停办事件中，学校决策方不讲民主，不顾下情，作风专断，反映出学校的治理机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严重缺陷；而被边缘化和被牺牲了的工科教授，在处理后续问题时，不体上情，谋一彻底的推翻，以派系和革命话语掀起反“学阀”浪潮，带来巨大的校内风潮，进一步阻碍了东大的正常发展。整个事件中，除了当事人的个人毁誉得失之外，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教育事业本身。可见在高校治理机制上，构建平等对话的平台，以教育事业发展为根本出发点，达成共识，对于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