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成都)2012年4期第136～140页

【作者简介】王维江(1963-)，男，安徽巢湖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是从外交翻译官中养化生成的。政治和学术无法一直保持同心同德，但也并非不能相克相生。体制约束着学院派汉学家的成长，体制也为汉学家的成长提供保障。德国三位外交翻译官向汉学教授转化的成功和失败，体现出时代变迁与个人职业选择的互动关系。

【关 键 词】德国/使领馆/外交翻译官/汉学教授

    近代中国开放以后，欧风东渐，新知输入，首先在口岸城市催生出新职业——通事和买办；同样，在输出国欧美也衍生出新职业——专业翻译。都是以“舌耕”为生计，我们的通事和买办所学到的是变了味的洋泾浜英语，他们的翻译则学会了地道的汉语和方言，顺此门径，他们进而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探寻科学方法，构建知识体系，将中国学问搬进了大学，形成延续至今的“汉学”。从翻译到教授，第一代学院派的汉学家由此养成①[1]X[2]52。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的通事和买办里面为什么没有分化出学问家？他们的翻译就一定会蝶化为汉学家吗？究竟是体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造就了德国第一代学院派的汉学家？
    一　驻外使领馆不是汉学家养成所
    西方第一代汉学家是从传教士中产生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者多称这一代人所构建的研究中国的学问为“传教士汉学”[3]。从今天专业分工的角度看，所谓“传教士汉学”还比较业余，不能算作一门学科。反过来讲，当年传教士也未必把自己看做是专门的学问家，因为他们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出发点是传教，而不是纯学问。为达到传教的目的，他们更在意实际的效果，而不太顾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即使是被中西学者公认为一代汉学名家的传教士兼汉学家艾约瑟博士(Joseph Edkins，1823-1905)，他的研究方法也称不上是科学的：
    英国著名汉学家艾约瑟博士在上海海关的统计部门供职，他娶了位德国太太，就住在总领事馆的对面，我常去他们家。艾约瑟以前是传教士，至今还与传教团保持着联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67岁。赫德爵士给了他一闲职，为的是让他有暇从事科学研究。他确实没有浪费这一机会，勤学不倦。多年浸沉其中，他在中国文学方面拥有渊博的知识，能够迅速解读难懂的文本。他还是少数几个掌握了上海方言的欧洲人之一。但是，就像大多数的英国同行一样，他也缺乏科学方法的训练，所以其论述很肤浅，往往一知半解。他喜欢下结论，却无法提供证据；有些表述看上去得到支撑，但经不起检验。有一次，我提醒他注意一下方法上的缺陷，他十分幼稚地答道：“咳，在这些事情上，证据并不是必不可少的。”[4]67-68
    给出这一判断的是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福兰阁。他出生在东普鲁士，父亲是当地(Gernrode)的镇长，企盼着儿子进大学学习法律，将来进入政界，但福兰阁的求知兴趣却在人文科学方面，他先后在弗莱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求学，1886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内容为梵文研究。外交部的朋友告诉他，部里很需要东方语言的翻译人才。
    当时的规矩，要想跨入外交部的门槛，必须具备法律学的文凭，所以毕业之后，福兰阁同时在柏林大学的法律系和东方语言系报了名。学了不到一年，就被外交部看中，于1888年派到北京使领馆，担任翻译实习生。1890年到驻上海总领事馆担任翻译，结识了艾约瑟。作为晚辈，他是怀着敬仰的心情与艾约瑟交往的，上述他对艾约瑟的评价完全是就事论事，绝非有意贬低。
    作为正在从外交翻译官向专业汉学家蜕变中的福兰阁，他敏锐地发现了前辈汉学家的“阿喀琉斯之踵”——研究态度不够严谨，研究方法不够科学。而是否讲求科学方法，或者说是否以求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正是学者与非学者的分水岭。换句话说，福兰阁一代人的出现，表征着传教士汉学的终结和学院派汉学的崛起。
    除了翻译，派往中国的外交官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国通，他们不仅不懂汉语，而且也没有多少兴趣了解中国。更糟糕的是，那时的中国被视作荒蛮之地，有门路、素质高的外交官不愿到中国，来到中国的，多是挣钱还债的赌徒，而这些赌徒大多是退役军人：
    外交部当年有种观念，这一观念也化为事实：除了Dr.Lenz，我这里提到的所有人都是退役的少尉。而职业转换的主要原因是赌债，这里的收入很不错。他们本可以不到这种偏僻的地方就职，而现在不得不来到这里，所以这些先生话语中充满了尖刻的幽默。我向Dr.Lenz报到的时候，感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观点。这是位粗暴无礼的先生，自以为是唯一懂行的人。他告诫我：“把柏林学的那一套胡扯忘掉！就是马上把在Grube课上学的东西忘掉！”[4]46
    这里Grube指的是Wilhelm Grube(1855-1908)，翻译成中文的名字有格罗贝、顾路柏、顾威廉[5]672，他是贾柏莲的学生。按照瓦拉文司(Hartmut Walravens，1832-1904)的看法，格罗贝是对德国东亚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已成为德国汉学经典著作，他的得意门生有福兰阁、劳费尔(BertholdLaufer，1874-1934)和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这些学生都成为德国汉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从1884年起，尽管格罗贝在柏林大学长期担任汉语教学和研究，但是他一直没有取得汉学教授的席位[6]7,9,10。或许正因为如此，那位傲慢的外交官Dr. Lenz才不把格罗贝放在眼里，甚至在他的学生面前粗暴无礼。
    三年之后，另一位年轻的外交翻译官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抵达北京使领馆，看到的情形也与福兰阁一致：“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花样繁多的吃喝打扮，还有打情骂俏和打牌赌博。”[7]7佛尔克比福兰阁小四岁，出生于北德的工业重镇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先后在日内瓦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同时在新成立的东方语言系学习汉语，1890年作为翻译实习生被派到北京使领馆，与福兰阁为同事。在驻中国使领馆苦学勤练多年，回到德国后，他们两人才得以进入大学汉学系，成为德国第一代的汉学教授。
    福兰阁和佛尔克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驻外使领馆是汉学家的养成所。穆麟德(P. G. von Moellendorff，1847-1901)所提供的相反例证，更让人看到体制对汉学家成长的阻碍甚至扼杀作用。
    二　穆麟德：一个失败的例子
    福兰阁、佛尔克一代人的出现，绝非偶然。德国在东亚紧迫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召唤着精通汉语的翻译来到中国。令人尴尬的是，以普鲁士为首的诸侯国奋起直追英、法、美诸殖民强国，1860年首次派遣前往日本、中国和暹罗签署通商条约的东亚外交特使团时，竟然发现本国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翻译，最后不得不在澳门临时聘请一位葡萄牙人为“舌人”：
    今天早上我雇的翻译来报到了。他是葡萄牙人，名字为马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英语和法语说得很不错。他有12个孩子，昨天从他所居住的澳门，乘蒸汽轮来的。我马上给他布置了工作，让他把我起草的协约草案翻译成中文。[8]46-47
    使团于1861年3月7日抵达上海，而这位马先生前来会合的时候，已是4月3日。临时抱佛脚，既耽误时间，又有泄漏国家机密之虞。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欧洲大国，德国需要培养自己的翻译专才，而这样的翻译培训所只能由大学来承担。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1877年柏林大学创立了德国第一个包含有汉语教学的东亚研究机构——东方语言系(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该系成立的庆典仪式上，台下的大多数听众不是学生，而是官员、传教士和商人。作为该系学生的福兰阁晚年回忆说，那时的东方语言系“不是一个学术机构”[9]，更像汉语速成班。福兰阁在这里只学了一年，就被外交部派往北京使馆担任翻译。
    但福兰阁不是外交界最早的专业翻译，在他之前的20年，已经有人试图从使领馆的翻译生向专业汉学家发展，只是时运不济，失败了，这个人就是穆麟德。他出身于勃兰登堡的一个有名的贵族家庭，世代显宦，曾祖官至陆军元帅，父亲也曾做到Uckermark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Oekonomiekommissionsart)。在中学时代，穆麟德就喜欢上了东方语言，在哈勒(Halle)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之余，东方学也是他用力甚勤的功课。1868年，经在柏林做官的家族长辈引荐，他被赫德召入上海海关工作。报酬虽高，但这不是他所喜欢做的事情。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至少可以选择一个理想的工作地点吧？他最想去的是北京，可是翌年初却被派往汉口。工作上的失望，化作了学习动力，他把主要心思都用在学习汉语上，他请了一位汉语老师，每天上门授课。这让上司很不开心，觉得这位年轻人不务正业。
    1874年，穆麟德主动辞去海关工作，由商界进入外交界，被选中担任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后又被派往天津、上海等地的领事馆担任翻译。他误以为使领馆是理想的汉学家养成所，工作和学习可以和谐相处。他开始无所掩饰地狂热研究中国历史、文学、法律和哲学。他还走出领事馆，热衷于向上海的德侨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德国人有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拥有一家剧院和一个图书馆。俱乐部举办各种演讲，每个系列的演讲由十个报告组成。我答应给他们做一个报告，题目是“中国的风俗习惯”，分成三个晚上来讲。之所以选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整天与中国人在一起，可是我们实际上很少知道这个国家和人民。[10]25
    更进一步，穆麟德钻研起满语语法，并写成专著，还编就一本满语文选，撰写了有关中国哲学的学术论文。就在他踌躇满志地期待着上司欣赏的时候，才发现情况不妙，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越多，上峰越不高兴，其后果也越发严重：1878年，在上海升格为总领事馆之后，一位“对中国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10]27躐等而上，被任命为副领事，而穆麟德不升反降，级别从二等降到了三等；熬到1879年，他被任命为天津领馆的代领事，似乎“转正”指日可待，谁知1882年正式任命下来，领事一职又花落人家。在讲究门第与资历的外交界，这种现象并不常见。
    一怒之下，穆麟德挂冠而去。通过中国朋友周馥和马建忠的引荐，他竟然得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不久随马建忠前往朝鲜，担任朝鲜国王的外交顾问，亲身经历了邻国的那场宫廷政变。但穆麟德的客卿生涯也不成功，在李鸿章眼里，这位“善汉语”的德国人“恶日而昵俄”，在朝鲜的作为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故奏陈朝廷将其撤回[11]4819-4820。
    穆麟德失败了，无论作为海关职员，还是作为外交翻译，他都失败得没有挽回的余地；同样，作为客卿，他也失败得无路可走，最后落得个两面不讨好的下场。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从德国国内环境看，外交部需要的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的翻译，而不是汉学专家，成才环境极为不利；从自身条件看，严格地说，穆麟德没有受过像福兰阁和佛尔克那样学院式的科学训练，虽然他有意识地钻研汉学，但是进入的路径不对，其研究成果难以被学界认可。再说，在海关和外交部两条通路被堵死之后，他想另起炉灶，进入学界，但希望渺茫：原因是德国的汉学象牙塔只有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且都没有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机会实在太渺茫。
    三　福兰阁和佛尔克：两个成功的例子
    待穆麟德醒悟过来以后，他在1890年把自己的人生教训告诉了后辈——时任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的福兰阁：
    如果您想在外交生涯上步步高升，那就绝对不要学习汉语；换句话说，如果您无法控制自己的研究兴趣，那就继续研究吧，不过要装得像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一兴趣，否则，您就无可救药地被牢牢地钉在翻译的位置上了。[4]68
    “幽默感十足”的穆麟德在这里道出的全是苦涩，更为苦涩的是，他错过了成为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的良机。生不逢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个性有关：抱怨太多，得罪了各个时期的顶头上司。比如公使巴兰德(Max von Brandt，1835-1915)是一个难得遇到的开明上峰，他无条件地支持其属员的学术研究，如在使馆担任翻译生的佛尔克1891年给未婚妻的信中，透露了他业余研究汉学的情形：
    上个礼拜，我以为最多两天就可以完成一篇文章，然后就可以给你写信，然而两天变成了五天，但是至少我写的这篇关于北京沿街叫卖及街头商业的文章得到了我的最高领导的认可。他甚至主动提议，要我把这篇文章做些补充后，寄给和立本(von Holleben)先生，即驻日公使，他在东京是德国“东亚协会”的主席，最有资格评判文章的价值。[7]14
    这封信中“最高领导”之所指，就是巴兰德。他对年轻后生的关怀，早已超越了容忍，而是刻意地栽培和指引。这说明，在体制还在制约学院派汉学家养成的环境下，个人化解体制约束的作用尤其重要，巴兰德对第一代学院派的养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福兰阁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
    巴兰特先生却不一样。他在东亚事务上的丰富经验，对西方与中国交往历史的了解，无人能出其右。他很明晓，在中国这样的陌生世界里处事，语言之外，还要学习研究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历史，他本人就是努力这样做的，只是没有时间学习语言。所以他完全理解属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用心，在不影响公务的条件下，总是给他们以方便。[4]68
    福兰阁和佛尔克都对巴兰德充满感激之心，正是巴兰德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能潜心研究汉学。但穆麟德显然没有处理好与上司巴兰德的关系，这责任大概在他自身：他自以为是，自视太高。在他去世之后，其太太的过誉之词正好反衬出他性格上的这一缺陷：
    穆麟德是那个时代远东最天才的学者之一。
    他是德国文化在远东利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无论是在中国的欧洲人中，还是在中国人中，他都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即便是在中国内地，或则是在整个朝鲜，他都声望卓著。[10]1
    穆麟德太太的言论并不符合事实，这种夸大之词本身很可能反映的是穆麟德的自夸，他太太只是有闻必录而已。她不懂中文，不可能具备评判其丈夫学术水平的能力。当然，他们夫妻俩也不知道，别人是如何评价其学术水准的：
    我有机会反复观察了解他，发现他并非拥有真才实学，他的著述是不可靠的。他的几本著作今天已经被人所遗忘。[4]68
    福兰阁1890年与穆麟德交往之后，已经看到他的问题所在。而穆麟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学术水准上，而且还在于他与人交往的能力上：同样的工作环境，同样的上司，穆麟德碰到了麻烦，仕途不顺，汉学研究没有达到专业学者的水平，而福兰阁和佛尔克却取得了成功。福兰阁当年与穆麟德聊天的时候，已非常清楚外交部这样的官方机构不可能是容忍学术研究的地方，所以他对穆麟德的牢骚深有同感：
    这一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却道出了大部分的事实。谁学得中文越多，谁被怀疑有科学研究的倾向，谁马上就会在职位上栽跟头。国内的那些官僚主义者们，他们对国外的了解还没有超过瑞士的范围，可是还想着要到国外来做官，他们是法律专家，却没有一个是语言学家。行动者是排在第一位的，翻译官只能排在最后一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钻研东方语言这件事本身就是旁门左道，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这种看法。[4]68
    但福兰阁与穆麟德的区别也可谓泾渭分明：正因为福兰阁对外交部和使领馆翻译的地位和作用有冷静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北京时期抓住了巴兰德给予的机会埋头做研究。同样，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时期，他也赢得了总领事Stuebel的大力支持。尽管骨子里对外交部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但他长于忍耐，或者说他会坚持，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一直等到1901年，他才主动脱离外交部。到1909年，汉堡的殖民地研究所(汉堡大学的前身)在德国境内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时，他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聘任。
    潜心于学的佛尔克与福兰阁的经历相类似。对德国汉学史素有研究的司徒汉教授(Hans Stumpfeldt)也认为，佛尔克充分利用了他在中国担任外交翻译官的机会，把可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汉学研究上面[2]52。1896年，上海出版的德文报纸《德文新报》上常有署名为“A. F.”的古诗翻译，应该就是出自佛尔克之手②。佛尔克在北京、天津、厦门等地担任多年的翻译之后，1903年被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聘为教授，1923年接任福兰阁的席位，成为汉堡大学汉学系的第二任汉学教授。
    上天总是把机会赐予那些最有准备的人。
    四　余论
    虽然驻外使领馆绝不是专业汉学家的养成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是学习和研究汉学的容身之地：既有高额报酬，又有语言环境——从最关键的两个方面为学习汉语和研究汉学提供了保障。哪怕存在着外交部体制上的阻碍和驻外外交官的制约，只要一心向学，持之以恒，成功并非遥不可及。
    在汉学研究由业余向专业转型的过程中，像赫德和巴兰德这样的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并不懂汉语，也不是中国通，但因为自身素养好，又长期在中国任职，他们意识到同情的了解和理解异邦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充分发掘和利用手上的资源和权力，为有志向的年轻人指引方向，提供方便。这样做，不仅弥补了体制对人才的束缚，而且也开辟了养成专业汉学家的独特路径。
    正是借助于个体的上峰的支持，福兰阁和佛尔克才顺利成长为第一代的汉学教授，或许正是因为经历了从官僚衙门向学术象牙塔的成长路径，他们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在走上学术正途之后，才会极力维护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把德国的汉学研究引入正轨，并迅速缩短了与传统汉学研究强国英、法之间的距离。
    从1860年普鲁士第一次派出使华外交特使团，到1910年汉堡大学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时间花费了半个世纪。学科发展进程固然受到政治局势的制约，但更受到学术体制自身惯性的制约，直白地说，教授席位制度才是制约汉学发展的关键力量：汉堡大学汉学系的第二个教授席位设立于1967年，换句话说，花了57年才实现了两代汉学家的梦想。时至今日，又是45年过去了，第三个教授席位即将诞生。这是否昭示着德国学院派汉学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