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2年5期第145～154页

【作者简介】何方昱(1975-　)，女，陕西省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关 键 词】史地合一/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竺可桢/张其昀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晚清以降，尤自甲午一役之后，西式新学堂蓬勃兴起。随着分科教育的实行，这种西方知识分类系统，通过制度化的形式重构了中国传统知识结构，进而推动近代学术体系发生变革。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分类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教育领域则突出表现在大学的系科设置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整理国故运动以后，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益形确立”①，地理学亦具有“独立之系统，整齐之组织，集中之精神”②，因此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开设置。浙大史地学系在现代学科体制初步建立的大环境下“逆流”而行，绝非一时冲动之举，它既是竺可桢、张其昀秉持“史地合一”理念及通才教育观的结果，又是竺、张二人成功地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这一理念的必然产物。而竺、张二人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相继离开浙江大学，也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③

        一、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

        晚清以降，中国新学堂和新式大学的办学模式深受日本影响，高等师范与大学分而设置，前者为专门性学校，后者为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先后设有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两部正科，及体育、工艺、英文、农业、商业、教育等六科专修科。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目的在于使历史、地理与国文同等，数学与物理、化学并重。南高校长郭秉文依照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力图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学科限制。④1920年1月，郭秉文将南高的两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八个系，其中包括历史学系与地学系。南高的科系设置实际上已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为创设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成立。东南大学创立于南高基础之上，延续了南高的“正科”及“专修科”的系科模式。1923年7月，南高并入东大，学科建设十分齐全。张其昀将郭秉文的办学特色总结为“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⑤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在郭秉文、刘伯明、柳诒徵等人经营下，已成为东南中国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被誉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奠定其宗师地位的，正是20年代他在南高及东大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⑥竺可桢加盟南高文史地部后，南高遂“成为中国另一个地理学重镇”⑦。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一改传统意义上的“舆地”学科专业狭窄之不足，并培养众多“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的地学家。⑧竺可桢重视自然与人文的融会贯通，1922年，他撰文建议普通中学应该开设混合地理科目，应“以自然与人文之关心为中心，否则无灵魂”⑨。对于地理学的学科界定与发展趋势，竺可桢亦有独到见识。他看重欧美地学家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的主张，认为“易于联络贯通，而地学乃能得美满之发达”，并举美国克拉克大学所设置的地理研究院，自然地理与人生地理熔于一炉，“无此疆彼界之分，实开地学界发展之一新纪元”。⑩

        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地理学寓于史学”当属中国传统史观。从《汉书》创设地理志开始，中国地理学渐趋发展，后衍生为方志之学，内容繁杂，不过直至清代，地理学依附于史学这一格局并未改变。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边疆史地学就此兴盛。不过，边疆史地学之所以引发学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在于边疆地理学已非仅指地理学本身，其内容包含民族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以及政治交通等诸多问题，百年以来不仅“中国学者极端重视之”，“世界各国如俄日英法等学者，亦都重视之”，不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亦重视之。(11)究其根源，正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被一步步逼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系统。这个世界系统从15世纪开始萌芽，17、18世纪茁壮成长，到19、20世纪发展至顶峰。在资金、市场、殖民扩张三者交叉作用之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从欧洲扩展至全世界。(12)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国挑衅，中国屡战屡败。竺可桢与刘伯明、柳诒徵等南高同侪敏锐地观察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积贫积弱的危险性，令时间与空间超越了其本身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时间特指20世纪，西方列强主宰着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空间则指不断遭遇挑战与侵犯的中国领土边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领土主权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时，能够准确涵盖时空合一观念的复合名词“史地”与“历史地理”便获得广泛传播。(13)“史地”概念强调，在理解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时，既要考虑时间性，又要考虑空间性。时空合一观念与民族主义的结合，颇受南高学人的欢迎，他们主张科学与人文并行不悖，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史地合一的教育观，竺可桢、柳诒徵、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张其昀就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14)

        张其昀(1901-1985)，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其晚年自述中，言及南高的刘伯明与柳诒徵对自己影响最大，被张视为恩师。刘伯明时任南高训育主任及文史部主任，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及民族主义立场，给青年时代的张其昀留下深刻印象。(15)身为史学家的柳诒徵则指示学生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从二顾之学(顾炎武、顾祖禹)相勖勉。柳诒徵教授的方志学、图谱学与史料学令张其昀受益终身。1921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学习。毕业后，他“努力于地理教科书的编撰，翻译世界地学名著，以及作地理考察等，受其老师竺教授的影响也深”(16)。

        毋庸置疑，三位大师的学术主张与教学方法对于张其昀日后史地兼修的治学路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南高—东大时期他从事的学术活动则为其史地合一观念奠定了学理基础。1919年10月，张其昀入南高读书之时，其所处的史地部与其他科系联合组成史地研究会；两年之后，“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学报》创刊，基本成员为南高文史地科学生，教授则担任指导员。柳诒徵、徐则陵和竺可桢三人就曾担任史地学会的指导老师。张其昀作为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就致力于史学、关心时事，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几个范畴而言，张其昀可说正代表了史地研究会的基本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史地学报派的一个缩影。(17)这一时期张对西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曾对近代欧洲地理学做了分门别类的简介，并将法国著名学者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主要内容译成中文。(18)这是中国学界首次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介绍到中国，在日后的史地研究与办学上张其昀都深受白吕纳思想的影响。(19)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竺可桢与张其昀学理思想的一致，加之深厚的师生情谊，为他们聚首浙大、联合创建史地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竺可桢接下来执掌浙江大学更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契机。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3月10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晓峰同学足下：前星期六得晤谈甚快……桢如赴浙，第一问题即在罗致人才，深望足下于下年度能赴杭讲学，如不能久，一年半载亦行。”(20)竺在这天的日记中亦言：“为浙大事复晓峰及叔谅函，告以已与布雷接洽，允赴浙大半年，在此半年期内物色继任人物，并邀晓峰赴浙讲学。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21)竺可桢正式接手浙大后，更是倍感师资之重要。5月2日，竺可桢又特意致函张其昀：“桢初抵浙校百端待举、头绪纷繁，下学年聘请教员事尚未能详加探讨，迪生先生处已托由刚复先生在沪电邀，史地方面深望足下与赞虞均能惠盼肯来。”(22)

        竺可桢一方面积极地敦促张其昀等人来浙大助力，另一方面他也加紧敦促校方通过设立史地系的提案。5月9日下午四时，浙大召开第一届校务会议，竺可桢在会上提出四点办学方针，首要一点即为：“本大学过去由专校合并而成，今后当顾名思义，各方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俾成全才。”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上通过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案、增设史地学系案、各院一年级不分系案等三项议案。(23)其中，增设史地学系案更是未经讨论就获通过。(24)随后，竺可桢再次致信张其昀通告此消息。尽管此时的张其昀已有出国进修的打算，然于情于理，他都不得不重新思量竺可桢的邀请。5月17日，张其昀致函陈训慈云：“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25)张其昀放弃出国留学的计划，追随竺可桢加入浙江大学，随之成为史地学系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推手。

        张其昀等一批南高—东大学生的加盟，为史地学系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师资力量，也为教育部的核准打下了基础。5月27日，竺可桢前往教育部会晤部长王世杰，谈及浙大经费及设立史地、国文二系事。王世杰主张史地系最好能改为历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竺可桢则坚持认为“二者得并存”(26)。据1933年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山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理学系属理工学院；四川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无地理学系；北京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质学系属理学院。(27)与浙大史地学系颇具渊源的中央大学，变化更剧。1928年8月，原属社会科学院的史地学系改名史学系，并入文学院，其地理学程则并入理学院之地学系，不久地学系又分为地理学系与地质学系。(28)实际上，自1925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后，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后，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30年代，雷海宗、朱希祖先后担任中大史学系主任，尤其是在朱主政时期，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29)由此可见，在现代学科体制的规训下，30年代的历史学与地理学均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分科设置成为主流。在这种状况下，竺可桢秉持的通才教育观予史地合一观念以有力的支撑。

        浙大增设中国文学系与史地学系的议案呈报教育部之后，不久就接到部令，准许浙大“增设史地学系，所需经费即由该校就原有经费撙节开支；至增设中国文学系，应暂从缓议，俟师资较为充实后，再行呈候核办”(30)。正是在竺可桢的直接影响和张其昀积极筹备之下(31)，史地系才很快得到教育部的批准。1936年5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张其昀任系主任。

        二、史地合一与通才教育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南高—东大功不可没。不过，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被视为由“东南学阀”把持的“反动学府”，遭到改组改制，此后中央大学遭遇多次学潮及易长风波，并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中央化”过程。(32)相较而言，竺执掌下的浙大相对稳定，竺、张的通才教育观得以具体实施。张其昀坦言：“(时空)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33)

        史地学系成为贯彻竺、张史地合一思想的重要平台。起初，史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不久文理学院分置，史地学系隶属于文学院。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在南高—东大时期曾建议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合二为一，归并至理学院地学系，显示出他对地理学这门学科自然科学属性的认同，这与竺可桢的科学家身份相符。不过，在竺的思想世界中，“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才是他追求的目标。1936年竺执掌浙大之后，任命张其昀为史地学系主任，张的研究领域更倾向于人文地理学及历史学，因此，将史地学系置于文学院当属正常。1938年8月，浙大师范学院成立，史地系亦为六系之一，“文师二院之史地学系实相需相依，其行政与师资设备现仍合一”。(34)1939年7月，在教育部授意下，浙大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是全校最早设立研究所的科系之一。8月4日，教育部第二○二四八号训令委托史地系设立史地教育研究室。(35)至此，浙大史地系实际包含有四个单位，即文学院的史地系、师范学院的史地系、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1946年，教育部公布改进师范学院办法，“规定国立大学师范学院内分设教育、体育两系，原设国文、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各系，均归并文理学院施教，以免重复”(36)。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于1947年并入文学院史地系，同时，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改为史地研究所。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通过1939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可以管窥史地学系二、三、四年级学生要修习的主要课程。此外，在一年级时，除了共同必修的几门课：三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哲学概论、理则学等，还有自然科学，包括地学通论、普通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或普通理化五门中任选一种；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人文地理中任选一种。通过这样一个大概的课程罗列，即可知史地学系培养学生的主要学程。从所列的课表中可看出，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历史地理及本国地理总论均为史地两组学生的必修课，其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得以贯彻，而张其昀本人更担任后两门课的教师。

        浙大史地学系除了承担教学工作外，还担负着出版刊物、建立研究室、组织学会等多项职责，通过学术研究扩大史地合一思想之影响。1937年5月，《史地杂志》(双月刊)出版，专载史地学系教师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在杭州时曾出版第一卷一、二两期。后因抗战军兴，浙大数度迁移，印刷困难，以至停顿。又曾于1940年9月复刊，继续出版第一卷三、四期，第二卷一、二期，共计出版两卷六期。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号出版。此刊物虽然有其创立渊源与人脉网络，不过浙大史地学系仍是一个重要基地。《思想与时代》上刊登了不少史学与地学方面的著述，多为浙大史地学系同人所作。1939年9月成立的史地教育研究室，经费由教育部一次性拨发两年半共三万元。这笔款项作为史地专款，由保管委员会负责管理，按月支领。史地教育研究室由张其昀兼任主任，任美锷兼副主任，均不支薪。另聘李絜非为专任副研究员。其余研究员则特约浙大及校外专门学者担任，亦不支薪。研究室主要从事六类编辑工作，以教材、丛刊与挂图三类为主，出版了多种著作。(37)

        除了主要由史地学系老师参加的出版及学术活动外，学生的活动则以史地学会为主，借助教与学的互动深化史地合一的理念。1938年4月，史地学会成立于江西泰和，这是一个全系的学生组织，本系教师为特别会员。总会设在遵义，另在湄潭、永兴、龙泉都设有分会。史地学会就此成为全系经常性的组织，活动非常丰富。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1939年1月，史地学会召开全体大会，共到新旧会员30多人，史地系教授助教全体参加，还特邀新聘日文讲师梁嘉彬到会。大会先由干事王德昌同学报告会务，并对新会员表示欢迎。系主任张其昀发表演说，并报告系务。此后由史地系各教授黄秉维、费巩、叶良辅、顾谷宜、陈训慈等先后致辞，“虽语多简短，而或讲外国文工具之重要，或指示研究之方针，咸关切要，闻者感奋”。最后“讨论划定新会章，改选干事，并有各种余兴，颇尽欢洽，至六时许散会”(38)。由此可见史地学会的主干为学生，教师多担指导教育之责，学会气氛融洽，师生之间关系和谐。

        同时，史地师生还定期举办读书会，进一步拓展教育活动。1937年3月，史地学系规模初定之后，就开始举行读书会，由本系教授学生全体参加，推定教授一人或两人轮流担任讲述，每月举行两次。史地学会成立后，其后读书会便以史地学会名义举行，除教授演讲外，还有学生报告读书心得，二者相间举行，“内容除学理研究外，对于时事问题之讨论亦甚注意”。(39)1945年7月，在“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日时，史地学会特意举行图史展览会，“计陈列凡有关东北朝鲜之各种挂图影片一百余幅，及史地图书什志七十余册。校内外人士之前来参观者，至为踊跃”(40)。展览之外，壁报也成为史地学会开展活动的重要载体。据郑士俊回忆：“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的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41)倪士毅也回忆“史地系的学生，平时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课外活动也很活跃。系里有史地学会、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史地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请系里教授来做演讲；定期出版《时与空》壁报，作为同学们写作的园地”(42)。这些回忆恰好印证了张其昀对于时空合一观念的重视程度。

        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43)。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师范学院的史地学系从三年级起，采取分组原则，目的在于使史地两科之间的联系性更为密切，以造就健全的中学师资人才。正如张其昀所言，史地学系创建之后，努力实践着三个目标，第一，“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之人才”；第二，“造就对中学史地教育富有实验兴趣之人才”；第三，“造就对于现代问题富有研究兴趣之人才”；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44)以此观之，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45)，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7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史地学部初设时，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就学科性质再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一人或两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46)1939年，史地学部录取研究生4人，每人每年生活费600元，1940年录取研究生6人，以后逐年增加，并扩充了气象学组与人文地理学组。1946年，依照教育部《大学研究所暂行规程》规定，史地学部改称为史地研究所，并增设人类学组。(47)

        史地学部在录取研究生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1945年8月，竺可桢主持召开研究院院务会议，对于本届研究生取录标准，提出三项决议案：“一、入学考试科目全考，平均成绩在五十分以上者。二、凡本校毕业学生，其四年平均成绩，必须在同系同级学生成绩名次中之上半段者。三、研究论文，必经主管系别认为合格者。以上三项，全须具备，不可缺一。”院务会议依照上述三项标准，考核计算，结果只录取本届研究新生宋晞、陈吉余等五人。(48)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多数学生都在史学或地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仅史地学系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就有两院院士六人：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毛汉礼、陈述彭、陈吉余；此外，还有多位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史学家及地理学家。在现代学科体制专业化的背景下，一个看似传统的“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竟然造就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偶然之中蕴涵中一种必然。

        学问体系是一个系统网络，看似毫无关联的学科，实际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现代学科体系愈来愈强调专业化程度，通识教育仍应该成为一种理想与目标。如陈述彭在地理学的专业课程方面，选修了涂长望的大气物理和天气预报、任美锷的经济地理、黄秉维的自然地理，以及张其昀、顾谷宜、叶良辅等老师的课程。此外，还选了一些历史学的课程，包括张荫麟的中国通史、陈乐素的宋史、顾谷宜的世界通史、王庸的地理学史及张其昀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这些史学课程令陈述彭眼界大开，激发了他对科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他对史地学系“史地合一”的办学方针颇多认同。(49)

        三、权力重组与史地分离

        张其昀于1936年执掌浙大史地学系，正如宋晞所评价的：“由于四个单位均由张氏主持，经费比较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因此在教学方面，课程比较完备；研究方面，编印书刊，发表研究成果，亦颇可观。培植史学、地学人才不少。”(50)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出大量专业人才，学术成绩斐然，成为彼时中国学界研究史地学科的“主要中心”(51)。尽管如此，它还是无法逃脱史地分离的“宿命”，在看似偶然的政治事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重组带来的必然结果。

        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斟酌各方意见，重新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其中明确规定：“(一)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二)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其他各学系。”(52)这是教育部通过国家权力，将大学系科制度化及标准化的一项举措。不过即使如此，浙大史地学系并未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将史地学系分置，而是保持着史地合一的状态。当时全国公立大学中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合并设置的学校屈指可数。据1948年编纂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设置有历史学系或地理学系的公立大学共25所，只有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与暨南大学设置了史地合一的史地系，均隶属于文学院。其他各大学中，历史系一般隶属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理学院。(53)

        其中，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原设历史社会系，1930年历史、社会学系分置(54)，1931年史地系成立，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55)暨南大学史地系延续时间较长，与校长何炳松秉持的史学教育思想密不可分，亦在史地教育领域多有贡献。(56)不过，就师资及培养史地人才而言，暨大史地系仍无法与浙大史地学系相抗衡。复旦大学史地系则开设于抗战时期，实际上以史学为主。程鸿于1943年秋考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据他回忆，“我投考复旦时，对史地系并无了解，1943年8月底入学后，才知道该系不论在师生人数上，还是在开设课程上，都以历史为主。新生到校，也没有分科分组，只是根据个人爱好，各自多选历史或地理课程……大概自1947年以后，再也没有以学地理为主的同学了。但史地系名称依旧，并且每学期都还开设一些地理课供同学们选读，还有叶粟如、陶绍渊、卢村禾等几位地理老师”(57)。1949年8月16日，复旦大学校委会召开会议，采纳史地系学生金冲及等人建议，决定改史地系为历史系；18日，经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教处批准正式改名。(58)

        与两校相较，浙大史地系愈发显得特殊。一方面，史地学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另一方面，随着地理学方法科学化的不断深化，尤其是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需要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的做法就引发一些不满。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益显突出。作为系主任的张其昀在竺可桢的支持下，坚持史地合一的教育观，但系里教师或学生，尤其是地学组的师生，多持史地分家观点。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就主张史地分家，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59)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若在史地系发展气象学，则误入歧途，受到限制。么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

        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60)

        么枕生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出发，认为专业化倾向是必然的。若科学工作者没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无法应付迅速发展的科学。他认为，人生短暂，科学发展又无止境，历史学与地理学实难兼顾。时为史地学系研究生的陈吉余对于史地分离也持赞同的观点，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就提到：“学科分化，不断出现新的分支，前者重在宏观，后者重在微观。前者宜乎通才，后者宜乎专才，因此，时有分系的建议。”(61)

        尽管地学组的师生多有史地分离的论调，认可史地合一观念的师生亦不少见。陈述彭就读于史地学系地学组，除了地理学的专业课程外，还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他认为，“史地系的优势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和同步，以及对人文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62)。陈述彭对于张其昀的教育理念颇多赞誉：“史地系毕业的学生，具备宽阔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经受风风雨雨的考验，大都各自有所建树，是和先生文理兼收，史地并重，强调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和先生有教无类，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教育方针分不开的。这是不争的历史和事实。”(63)

        应该说，1949年之前，史地合一派与史地分离派均有各自的势力，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但由于主政者竺可桢与张其昀都是坚定的史地合一派，因此史地分离更多还只是“暗议”而并未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史地学系在1945年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与张其昀所获得的学术权力及资源密不可分。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64)。1946年初，张接替去世不久的梅光迪就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故而能够继续维系史地学系。不过，战后政局动荡，学潮汹涌，张和国民党当局的密切关系也令其在浙大饱受争议。(65)

        1949年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最终导致了浙大史地学系的史地分离。是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离开之前明确告知夫人陈汲：“决不去台湾或广州”(66)，表明他已决定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浙大。张其昀则在40年代后期渐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67)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1949年6月6日，浙大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并以刘潇然、孟宪承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管理校务。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此后，学校不断有所调整与增建。其中，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68)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69)。据《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显示，隶属于文学院的历史系已停办，人类学系及人类学研究所仍隶属于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于理学院，同时办有地理研究所。(70)至此，存在了13年之久的浙大史地学系宣告终结。1952年初，为使浙大逐渐改造成为新型的工业大学，学校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文学院调出与前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理学院则并至复旦大学。(71)曾经辉煌一时的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消逝，只有地学系得到维持，学人自主的学科建设之路由于政治强力的介入戛然终止。

        四、学科合分与文化自觉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是竺、张对20年代南高史地学派教育理念的承继与实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权领土危机日益加剧，既注重时间性，又考虑空间性的“史地合一”观念因而获得了南高学人的高度认同。“史地合一”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强调20世纪的世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中国要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为自己寻找位置，就必须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时空合一下的世界。据此，竺、张二人坚持设立史地合一的史地学系，他们秉持民族主义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为史地合一奠定了思想根基。此外，不置可否的是，以竺、张为代表，生于1890-1900年代的这一学人群，其生长的环境仍是“传统的”，他们从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必将伴随其终生，影响或许是于无形中的，却也挥之不去。陈万雄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主力的考察中，认为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人，“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72)。而本文所讨论的学人则多出生于1890-1900年代，从他们身上亦可以看到上一代学人的影子。这一代学人尽管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熏陶，但仍不能够脱离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气质。或许，正是这种气质促使他们意欲在通才与专才之间、历史与地理之间寻找一种调适与沟通。

        浙大史地系的维系和发展更是以竺、张为代表的学者在面对西方现代分科体系的影响和冲击时，对中国学术的一种坚守和创新。民国时期，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历史学及地理学业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受其影响，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而设置于文学院与理学院，历史学属人文学科，地理学属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如隔鸿沟，难以逾越。浙大学人则勇于创新，正如张其昀所坦承：“创办之始以全国各大学之设有史学系或地学系者已属不少，颇望在杭州开辟一具有特点之新园地。”(73)应该承认，他们的确开辟了一个新园地。浙大史地学系与同时期的西南联大历史系与地质学系不同；亦与同属“南方学派”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及地理学系迥异。(74)

        同时，必须承认，竺可桢与张其昀将史地学系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一定程度上也是默认史学与地学皆具独立的学科意识，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论。他们坚持将史学与地学合并一系的理由，恐怕还是认为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有益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有助于培养通才。这种专才与通才并重的教育观正是竺可桢在民国时期大力提倡的。1946年7月，竺在南京参加教育部会议，在关于大学组织法的讨论中，他主张在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中，加入“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语，但未获通过。(75)可见他的观点在当时中国教育界中不占主流，学科化与专业化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浙大史地学系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大师的养成，更是中国学界有识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学术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知识领域具有权威的科学家或学者一旦成为学术机关的掌门人，也就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浙大史地学系的成立及“史地合一”观念的推行，关键就在于竺可桢以科学家身份执掌浙大，张其昀亦以史地学家身份掌控史地学系。他们拥有政治权力，进而成为学术研究和发展的资源垄断者，这为他们在系科设置、学术活动及人才培养等领域赋予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及施展空间。以此而论，民国时期国民党主张的党化教育并不成功。相较而言，1949年之后，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打断了学人自主规划的学科建设之路，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成为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