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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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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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民族研究》(京)2013年3期第1～14页
【作者简介】作者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 “中华民族”的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初期使用阶段；五四前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得到发展，在民族自决理论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兴起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并最终得到了确立和形成；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又使得“中华民族”之观念被更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关 键 词】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民族意识/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①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的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②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研究是一重大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③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初期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代。④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⑤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⑥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⑦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牒，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⑧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的具体论述来看，一方面，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⑨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⑩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1)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的共同要求，(12)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两派又存在着严重分歧。革命派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展开过激烈论战。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3)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分歧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用杨度的话说：“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14)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5)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常乃德)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16)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地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17)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18)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的行为，在当时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19)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0)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除了政界方面的人物以外，“中华民族”一词也开始为学者所采用。1914年6月著名学者辜鸿铭在北京东方学会上宣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论文，其中就多次提到了“中华民族”。比如，他称“中华民族”是“一古老的民族”，尽管它“在目前仍是一个带有幼稚之像的民族”，但它所取得的“辉煌的成绩”，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欧洲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他们不仅将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口置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维持了它的和平”。“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善谐和。”(21)同年4月，一位署名“光升”的作者在《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之国民性》的专论，依据他对西方近代“民族”概念的理解，认为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民谓之五族”，还不如仿照“大日尔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的叫法，“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22)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虽然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还不能说“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民初已得到了最终确立或形成。这是因为：第一，当时人们使用得更多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中国民族”、“国族”、“华族”等观念，(23)“中华民族”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使用。如1913年初，吴贯因在《庸言》第7号、8号、9号上连载《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论析了汉、满、蒙、回、藏混合和同化其他民族的历史，并认为五族能混合和同化其他民族而成一大民族，“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亦)当非不可能之事”。因此，他主张随着五族之间进一步的混合和同化，“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应统称为“中国民族”。(24)1914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在详细考述中国历代各种史书有关记载的基础上，对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作了全面论证，认为“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论近源为同族”。(25)但他称这同一同族为“华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他书中只是偶尔用之。第二，“中华民族”在一些人那里指的还是汉族，而非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笔者前文已经提到，清末时，在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那里“中华民族”实质上指的汉族。到了民初，这一现象有了改变，不少人开始在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但同时在汉族或别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也还大有人在。比如，我们上面引用过的1912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其中所讲的“中华民族”指的便是与“满、蒙、回、藏诸民族”同居一国、“谊属兄弟”的汉族。
二
“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确立或形成是在五四前后。这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以及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是民族自决。(26)所谓民族自决，对外来说，是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用陈独秀的话说：“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理的思想。但‘民族自决主义’(就是在国土之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27)因此，随着民族自决理论的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诸如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才有可能够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和自由。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从早前的旧民族主义发展成为新民族主义的。新民族主义不同于旧民族主义之处，就是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内容。1924年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谈到民族主义时就明确指出：“对于国外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不久在《致全党同志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中华民族与世界上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28)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首先就必须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一大中华民族。1923年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在谈到民族主义时便明确指出：“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几乎同时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党纲》所确立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29)
在民族自决理论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推动下，“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并最终得到了确立和形成。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舞台上，除北洋军阀外，主要有三大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别，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而这三大派别对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都有一定的自觉性。
首先我们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清末，孙中山虽然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但没有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到了民初，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也只是偶尔用之，他用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民族”、“五族共和”。但到了五四前后，“中华民族”一词就经常见于他的文章或演说中了。比如，他在1919年9月写的《〈战后太平洋问题〉序》，10月写的《八年今日》，以及同年(具体月份不详)写的《三民主义》等文中，都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在《〈战后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强调了太平洋问题对于中华民族之生存的重要性，认为它“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运命者也”。在《八年今日》中，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和一切拥护民国的有识之士，“服膺革命主义，勉黾力行，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以贻留我中华民族子孙万年之业”。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对清末的排满革命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清末的排满革命只是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是“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后来他又多次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倡导汉族与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形成一新的中华民族。1920年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就指出：民族主义当初是用来破坏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现在我们要把它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30)国民党改组后，融合各民族以成一中华民族，以便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更成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和基本国策。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李大钊。早在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使用过“中华之民族”的概念。1917年，他又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在《甲寅》日刊上连续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提出中国人应激发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并认为“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31)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32)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首次引用，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1919年8月4日，他在《湘江评论》第4号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功。”(33)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使用来看，他们所讲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作为五四后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最早接受和使用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该《宣言》在谈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时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便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4)1922年9月中共机关报《向导》创刊，其《发刊词》强调：“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35)1926年发表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甚至还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36)
至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华民族”一词的接受和使用比以孙中山为代表国民党人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早，也更为自觉。但这时的梁启超已离开政治斗争舞台，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因此他不是从当下的政治需要，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课外演讲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一学期结束，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共10万余言，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在书中他提出，“今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之中国史”，就必须研究“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如何？”等有关“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发展的重大问题。(37)但由于该书重点讨论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而不是中国历史的本身，所以梁启超在该书中只是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和阐述。1922年，梁启超又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该文中，梁启超开章明义便指出，血缘、语言和信仰虽然是民族成立的“有力条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民族成立的最重要条件或“唯一因素”是“‘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即“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而“‘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则是民族长期交往、融合和发展的自然结果。依据对“‘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的上述理解，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考察和总结，认为一开始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或“诸夏”族群不仅是“中华民族之骨干”，而且具有很强的民族“同化力”，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化合”周边各族群，最终使“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所以，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这种结合从“诸夏”的名称上就能得到见证：“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梁启超还从地理、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多方面分析阐述了“中华民族同化力”之所以“特别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之骨干”的“华夏”或“诸夏”族群，在“三千余年”的“蜕化作用中”能不断地“化合”周边其他各族群，而不为其他各族群所“同化”，并最终“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原因。(38)由于梁启超的学术地位及其社会影响力，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就对梁启超此文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尤能着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39)
五四前后，民族自决理论的建构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得到了最终的确立或形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时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也就是说还没有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普遍认同和使用，当时还有一些人认同和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吾民族”、“全民族”等观念。例如，陈嘉异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中，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尤其是在谈到中国的民族精神时，用的就是“中国民族”、“吾民族”(见《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常燕生一篇参与五四文化争论的文章，其标题就叫做《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见《东方杂志》第24卷第24号)。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他们在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同时，也在使用“中国民族”、“全民族”这样的观念来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比如，1925年共产党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等文件中，采用的便是“全民族”而非“中华民族”。同年6月，瞿秋白发表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2号上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用的也是“中国民族”。“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社会上流行、为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华侨)所普遍认同和使用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
三
迈克尔•弗里登曾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40)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41)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接受和流行。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的，他们在屠杀、烧抢、掠夺和分化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的民族区分，这正如东北沦亡之后流行的《流亡三部曲》的歌曲所唱道的那样：“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在客观上教育了中国各族人民，增强了他们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比如，曾经传诵一时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就如此满怀真情地写道：“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42)所以，当1935年田汉作词、聂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问世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歌声，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大汉族民众在唱它，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众也在唱它，甚至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会有人唱它。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43)《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歌声，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
其次，国共两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在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同享民有、民治、民享之幸福”。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比如，1937年5—6月之间国民政府组织编辑的《绥蒙辑要》，(44)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便写道：“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现在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尽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45)1938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在解释“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指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和“整个的国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诸少数民族有庄重的承诺，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而要实践此项承诺，“必有待于此次抗战之获得胜利”。否则，“吾境内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压迫，无自由意志之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决，语其作用，诱惑而已，煽动而已；语其结果，领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众之零星拐骗而已”。“宣言”因此而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基于“中华民族”的立场，反对分裂，坚持抗战，“惟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46)七七事变前后，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展开过一场讨论。在讨论中，顾颉刚先后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中华民族是一个》、《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章和演讲，从历史上证明中国境内的所有种族，无论从血统上说还是从文化说，早已融合为一，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到如今，“不要再说你属那一种族，我属那一种族，你们的文化如何，我们的文化如何，我们早已成了一家人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除“中华民族”外，现实中不存在其他民族，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实在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从而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民族分裂分子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图谋分裂中国的可乘之机。(47)尽管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目的，是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以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民族分裂分子以“民族自决”的名义来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满、蒙、回、藏等“五大民族”只是“种族”而不是“民族”的观点，则又是错误的，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所以，他的文章和演讲发表后，受到了翦伯赞、卫惠林等人的批评。然而，却得到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同和采用。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讲话，他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以及认知这些关系的现实必要性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只能称为“宗族”，而不能称为“民族”，因为“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成了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后来，在《中国之命运》的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蒋介石又反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其他所谓的“民族”都是“宗族”，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成长史，“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蒋介石之所以认同和采用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理论在客观上的确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以蒋介石的特殊地位，《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和《中国之命运》曾被广泛宣传、转载、引用和出版，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中华民族”的观念也因此而得到了广泛传布。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重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比如，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就庄严宣告，“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48)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澈(原文如此——引者注)底解放。”1937年5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发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指出“民族统一纲领的基本方针”，就是“御侮救亡，复兴中国”，而“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实际内容”，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即：“对外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实现“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在第二天(5月2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报告中，张闻天更是无比自豪地宣布：“在中共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过去和将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不能分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才能使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得到可靠的保证”。(49)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各民族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在宣言、文告、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提到或论述过“中华民族”，一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称为“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或“中华民族抗日先遣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文告、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以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社会影响最大，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在该文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构成以及基本使命。(50)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而且与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不同，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比如，1938年11月6日通过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决抗战。……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一再强调，要“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并主张赋予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在杂居地方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禁止大汉族主义，给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地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51)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谈到中华民族的基本人口构成时毛泽东又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52)同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发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也强调：“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53)很显然，中国共产党这种既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张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同时又认为中国各民族已“组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与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相比，它更能为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所接受，也更有利于他们树立起自己既是本民族的一份子又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1938年9月创办于武汉的救亡刊物《国民公论》的“发刊词”中就这样写道：“战争是一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也只有通过这熔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才能在新的铸型上面建造起来。”(54)事实证明，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实现了大团结、大联合。与此同时，各民族是一“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比如，1938年4月，由蒙、藏、回等各少数民族代表组成的“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所发表的《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前方将士书》中就表示：“我们都是边疆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份子，和则两利，离则俱伤，日寇嫉我复兴，妄想一举亡我，以实现其独霸东亚的迷梦……我们对于抗战胜利具有十分的信心，同时也就是说明了一个真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致的，无论什么敌人也分化不了的’。”(55)蒙古郡王旗札萨克图布升吉尔格勒在广播中说：“我虽是个蒙古人，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也知道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何况我们汉、满、蒙、回、藏原是一家骨肉同胞兄弟呢，所以要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一起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意志和力量打倒日军阀。”(56)回族将领白崇禧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大会上再三强调，协会的使命是“救国兴教”，而要复兴回教，首先就要团结救国，他并批评了少数回民中存在的“争教不争国”的错误理念。他说：“必须使每个教胞都知道，有国家才有宗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我们中国各民族应该遵照国父的民族主义，由家族、宗教而国族，造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57)
复次，九一八后兴起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对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清末民初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是民族国家、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是民族自决的话，那么，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则是民族复兴。(58)当时创刊于北平的《再生杂志》、创刊于天津的《评论周报》和创刊于上海《复兴月刊》等刊物，都明确宣布以“民族复兴”作为办刊的宗旨，其他许多未标明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报刊也都大量刊登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论”，开辟专栏，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周佛海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也相继出版。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59)
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在知识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热。美国学者艾恺曾经指出，在经受外来侵略的国家中，知识界常常在当下找不到民族复兴的根据，他们只能通过文化和历史来建构一种民族的神话，寻找出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优越性，从而证明民族有复兴的可能。(60)中国作为一个长期被东西方列强侵略的落后国家，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也就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上。以民族史而言，有易君左的《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1933)、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1936)、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1938)、张大东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1941)等等。此外，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1933)、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和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7)，虽然书名上写的是“中国民族”，但书中的目录标题和内容大多使用的是“中华民族”概念。在文化研究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史著作大约5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九一八事变后。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这是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学者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史的目的”。(61)张君劢于九一八事变不久即著《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重点论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62)在另一篇文章里，张君劢进一步细化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种种优秀因素的表现，并认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具有普世意义，可以与世长存的。所以，中华民族在今日不应妄自菲薄，中国历史经久不衰，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且其中的许多成分都可以作为当今民族复兴之养料，“吾不信中华民族不与能天地同其久长也”。(63)上述这些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及文章，尽管其具体内容和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以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树立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信念。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开始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广泛使用。七七事变前夕，有人曾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作过这样的总结：“自(民国)十二年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渐渐成熟，尤其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对这种观念尤为明了，且求之甚切！”(64)而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大“熔炉”，更进一步“把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条心融冶成一座坚实的牢固不破的整体”了。(65)从此，“中华民族”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了人们书面和口头的常用语。我们翻阅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人们在统称中国各民族时一般都用的是“中华民族”，而很少使用“中国民族”、“华族”、“国族”或“全民族”等其他概念，(66)除个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外，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人们常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而奠定这一枢纽的基础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之观念的普遍认同。
注释：
①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②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第1期。
③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④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2页。
⑤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第21页。
⑥参见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第1页。
⑦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页。
⑧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第15号。
⑨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第1、4页。
⑩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4页。
(11)参见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第15号。
(12)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3)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4页。
(14)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04页。
(1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16)常乃德：《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5—6页。
(1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页。
(18)《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转引自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第1期。
(19)《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上海经世文社1914年石印本，第15—16页。
(20)《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2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9页。
(22)光升：《论中国之国民性》，《中华杂志》1914年创刊号。
(23) “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国族”等虽然指的都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但在内涵上则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或同一性，而“中国民族”或“国族”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和法律上的联系或同一性。二者比较而言，“中华民族”更符合“民族”理论和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事实，也更能得到各民族的认同。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时有变动，政权(朝代)多有更迭，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和法律上的联系也因而有所不同，但版图的变动、政权(朝代)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民族之间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或同一性。1924年李大钊在《人种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却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
(24)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1913年第1卷第9号。
(25)夏德渥：《中华六族同胞考说》自序，1917年湖北第一监狱石印。
(26)参见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
(27)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28)《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541页。
(29)《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5页。
(30)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132、187、392页。
(31)《李大钊文集》，第450页。
(32)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
(3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
(34)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35)《发刊词》，《向导》1922年9月创刊号。
(36)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87页。
(3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十)专集之七十三，第5—6页。
(38)以上见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二，第1—2、2、4、8、4、33页。
(39)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3页。
(40)转引自［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41)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2)《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43)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发行，第56页。
(44)《绥蒙辑要》没有出版时间，但从其中采用了民国二十六年五月的有关资料、而没有涉及全面抗战的情况来看，应该编辑于1937年5—6月期间。
(45)《绥蒙辑要》，第1—2页。
(46)《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468页。
(47)参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23日。
(48)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82页。
(49)以上见《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6、256、267—268页。
(50)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623页。
(51)以上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08、608、595页。
(52)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页。
(53)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07—808页。
(54)《批判的精神，建设的精神——发刊词》，《国民公论》1938年第1期。
(55)黄奋生；《抗战以来之边疆》，史学书局1944年版，第98页。
(56)转引见娄贵品《共把日兵赶出境，保住我国好河山——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增强》，《中国民族报》2011年12月30日。
(57)转引自林松：《白崇禧其人其事杂议》(打印稿)。
(58)参见郑大华：《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
(59)吴钊：《复兴之基点》，《复兴月刊》1939年第2卷第1期。
(60)参见［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61)周积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光明日报》1997年10月14日。
(62)参见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8—157页。
(63)张君劢：《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再生》第1卷第4期。
(64)陈健夫：《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2页。
(65)马天铎：《三民主义与回教青年》，《回教论坛》半月刊1937年第2卷第9期。
(66)以中国共产党为例，九一八事变之前，甚至在华北事变之前，在其文件、宣言、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经常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全民族”互用，但到了华北事变后，尤其是到了七七事变后，不仅“中华民族”的用量大增，而且很少有与“中国民族”、“全民族”互用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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