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史林》(沪)2011年2期第109～117页

作者简介：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杭州 310036

内容提要：蒋介石涉入政治，系浙江同乡陈其美提携，步入政坛的顶峰既得益于“江浙财团”，也得益于不少浙籍国民党元老和政客的支持，这个过程既有地缘认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价值取向的趋同。蒋介石执掌中枢后大量起用浙江人，这固然有其重用同乡的因素，同时也必须看到晚清以来由于受新思潮影响，浙籍新派人士大量涌现，这为蒋后来的用人提供了重要基础。至于蒋介石对浙江地方政局的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定都南京后，浙江在全国的政治地理版图上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强化中心区的统治成了蒋重要的政治诉求。总之，虽然蒋介石对浙江有很强的地缘情结，但这种认同并没有超越蒋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

关 键 词： 蒋介石/浙江/地缘纽带

中国的传统文化极为重视地缘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在政治运作的层面上会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本文所讲的“地缘纽带”系指对特定地域身份的认同以及这种认同感在政治文化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国民党核心人物蒋介石之于浙江，或者浙江之于蒋介石，长期以来我们多聚焦于这样一些问题：蒋介石的上台得益于江浙财团的支持；①蒋介石上台后，由于其浓厚的人治色彩，大量起用浙江人；蒋介石重视浙江主要是基于经济的考虑。②这些观点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有些却不尽然，因此透过地缘的纽带来看蒋介石与浙江，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　浙籍人士的支持
         蒋介石涉入政治，始于浙江同乡陈其美的提携。1905年4月蒋介石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清华学校。他虽离开故乡浙江，但到日本后很快结识了一批浙江同乡，这些同乡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要数浙江吴兴(现湖州)人陈其美。陈其美年长蒋介石9岁，他们在异国他乡很快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经陈的介绍，蒋介石大约在1908年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涉入政治之初，对陈推崇备至，也惟命是从。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参加上海起义和光复杭州的战役。上海军政府成立时，蒋介石担任了陈其美沪军第五团团长，并与陈结为“盟兄弟”。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光复会准备推举首领陶成章为浙江都督，沪军都督陈其美对此深为不满，指使蒋介石收买歹徒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备受各方指责，于是在陈的资助下先避于日本，后潜回浙江奉化老家。③尽管这种带有江湖气的作为此后一直成为蒋的污点，但蒋始终不忘陈的知遇之恩，以至于陈其美于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蒋在《祭陈英士文》中将自己称为陈的“第二化身”。④后来甚至要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做陈的“化身”。正因为陈其美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在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受到了格外的器重。
        陈其美之于蒋介石，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是经陈的介绍蒋认识了孙中山，不过蒋引起孙特别的注意还是较晚的事。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了护法运动，蒋介石于次年应约到了广州，担任陈炯明粤军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由于蒋与陈炯明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双方关系紧张，所以蒋介石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护法运动失败后，蒋于1920年与浙江同乡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开设了经营证券的“恒泰号”，成为交易所的经纪人，蒋在交易所的活动奠定了他后来与江浙金融界的关系基础。
        1921年，孙中山再次揭起护法大旗，蒋介石于次年再次南下，担任粤军参谋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在永丰舰上侍护孙中山达40多天，取得了孙中山极大的信任和器重，孙中山称蒋介石“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⑤之后，蒋日渐被孙中山委以重任，特别是1923年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
        在蒋介石走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左右之争也越演越烈，蒋表现出来的忽左忽右一时难以让人摸清其态度。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政治取向更多地表现出右的色彩，于是浙江籍的一些国民党党政要人、江浙财团的巨头以及帮会首领等各色同乡纷纷站到了蒋的一边。首先是戴季陶从意识形态领域对蒋的帮助。蒋介石虽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但对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颇存怀疑，只不过当时忙于军务，来不及对孙中山思想给予有别于中共的系统解读。而他的浙籍同乡、结拜兄弟戴季陶理论则为他反对三大政策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戴季陶出生于四川广汉县，其原籍是浙江吴兴，1948年国民党“国大”时他就是以浙江吴兴籍代表的身份与会，常自称“吴兴戴传贤”，表现出很强的“浙江人”意识。戴与蒋早在日本留学时就相识，20年代初期，双方在上海又一起从事证券交易所生意，结为异姓兄弟。戴早年虽然也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潮，但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反对国共合作，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一党有一党之中心，亦有一党之历史地位，若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必召他日无穷之纷扰”。⑥国民党一大后，他坚持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的党籍，做纯粹的国民党员。1924年4月，他应蒋介石等人的邀请来到广州，由于无法接受当时广州日渐高涨的民众运动，不久就回到上海。在沪期间，戴季陶多次致书蒋介石，劝其与汪精卫、胡汉民等精诚团结，勿受共党挑拨。⑦蒋也致书戴季陶，表示“矢志为党牺牲”。孙中山逝世后，他相继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册子，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
        戴季陶理论对孙中山思想的解读与中共完全不同，它为蒋介石反共政治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多次引用戴的理论，从而使蒋介石的右转超越了一般的权力斗争，而具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当蒋介石后来发动反共事变后，戴季陶深为之鼓舞，他说：“我们认识蒋介石同志这一次的护党救国”，“过去两年间的忍耐和这一回的决心，都是我们作人的模范，尤其是作党员的模范。”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戴自然成了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从1928年开始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前后达20多年。
        在蒋介石右转的过程中，作为江浙财团中浙江籍的金融巨头虞洽卿等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上海有一个汇集浙江籍和江苏籍最有影响的金融和实业家群体，一般被称为“江浙财团”。这个财团中以浙籍人士(主要是宁波帮)实力为最大，仅就金融业而言，1925年浙江人就控制了上海银行公会22家银行中的14家，而这14家银行掌握了上海银行总资产的84%⑨。由于浙籍人士的绝对优势，上海从最早的商业会议公所到以后的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等组织中，头面人物多为浙籍人士。
        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虞洽卿是浙江镇海人，他很早就在上海从事金融、商业活动。虞在上海开办交易所时，蒋介石是经纪人助理，1921年蒋介石因为生意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正是虞洽卿的资助才使他得以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北伐战争前，身在上海的虞洽卿让其女婿盛冠中赴广州见蒋介石，盛觉得蒋“很讲交情”，“对浙东乡情看得很重”。⑩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后，虞洽卿和钱新之代表上海的江浙金融、实业界到南昌见蒋介石，表示只要蒋反共，蒋将来到上海、南京后，上海金融、实业界即为其提供经费支持。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当晚即与虞洽卿在自己的住处密议。当时的虞洽卿已经担任了上海商业联合会主任，成了名符其实的上海金融与商业界头面人物。当晚，虞与蒋主要是商量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事宜，拟通过此组织为蒋介石发动反共事变提供经费。3月27日，根据虞洽卿的建议，商业联合会又派代表去见蒋介石，进一步希望蒋“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同时也表态“商界当与合作到底”，蒋介石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11)以虞洽卿为代表的江浙财团在得到了蒋的上述保证后，于1927年4月4日由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订立垫借合同，向蒋介石垫付了300万元的短期借款，这为蒋介石发动反共事变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持。事变后的4月16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致电蒋介石，并转在南京由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称“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12)江浙财团由此与蒋实现了双方互利的交易。
        蒋介石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四大元老”的支持，(13)其中浙籍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和张静江凭借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地位，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作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在国民党内资历深厚。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之际，蔡元培从国外回到国内，他在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中更多地倾向蒋介石。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等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蔡担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议弹劾共产党，蔡元培附议，于是提案获得通过。(14)4月2日，蔡元培以主席身份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吴稚晖正式提出《处置各地共籍叛乱分子咨文》，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4月9日，蔡元培还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通电，进一步为蒋介石的反共事变创造条件。蒋介石在各方面准备成熟的情况下，终于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共事变。第二天，蔡元培等又组织召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作出了否认武汉国民政府的决议，并决定将国民政府迁移到南京。4月18日，由蒋介石操纵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胡汉民授印。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个建立过程来看，作为蒋介石浙江同乡的蔡元培以其在国民党内元老的影响，不遗余力地支持了蒋介石。
        张静江对蒋介石的支持比蔡元培更甚。张是浙江吴兴人，也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在国民党内有相当的影响。张静江与蒋介石个人的关系本身就非同一般，蒋介石早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时张静江是蒋的监誓人。1921年，蒋介石在致张静江的一封信中称：“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15)蒋介石的不少反共举措都出自张静江的策划。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张静江从上海到了广州，表示要为蒋“稍尽献替”，(16)蒋与张“馨谈三月来政潮起伏与外交经过，相与咨嗟久矣。”张对蒋的处置深表赞赏，“极称为天才。”(17)1926年5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和改善国民党共产党关系案，张静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年5月19日，张静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并担任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北伐期间，张静江为了树蒋介石的权威，有意辞去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推蒋介石担任此职(实际上仍由张代理)，此项组织措施再加上陈果夫主持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使得国民党右派势力基本上控制了国民党党务。国民党中央迁往武汉后，张静江一心留在南昌为蒋介石出谋划策，1927年3月10日，经过蒋、张密商，由张静江出面致信在国外的汪精卫，劝其归国共负责任，于是才促成了汪精卫的回国。在4月12日蒋介石的反共事变和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过程中，张静江始终参与密议，全力支持蒋介石。
        在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过程中，一直处于社会边缘的帮会居然也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帮会的主要头目，富有巧合意味的也多为浙江人。(18)
        蒋介石早在1908年就经陈其美的介绍与帮会有了联系，并认识到帮会在政治斗争中的独特作用。国民革命军刚到上海之际，蒋介石一时还不愿完全靠军事力量实现反共事变，于是便决定利用帮会。当时上海青帮的实际操纵者是黄金荣，他与杜月笙和张啸林被称上海“三大亨”。黄金荣生于苏州，祖籍是浙江余姚，与蒋介石算是更近的浙江同乡。张啸林是浙江慈溪人，后来混迹上海，成为青帮的头目之一。1927年3月底，蒋介石派人与黄金荣等商讨反共清党事宜。黄金荣一再表示愿全力协助和配合，为此还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委托洋行买办购置枪械，甚至还把自己的公馆作为藏匿军火的仓库。4月12日，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各个据点，黄金荣等亲临阵地督战，结果击败“工纠队”武装，使蒋介石的反共事变得以完成。
        事变发生后，黄金荣等于4月14日还在各报上发表《真电》，鼓吹反共。对于青红帮的“功劳”，蒋介石当然心存感念，因此授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的荣誉作为酬劳。其他一些帮会小头目也受到了各种委任。有史家据此认为，下层社会组织得到国家政治上的正式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19)
        总之，蒋介石在步入国民党中枢的过程中，虽然并不能说故意在寻求以浙江这个地缘为纽带的各种势力的支持，但从客观事实的结果来看，浙江籍的各种势力对蒋的支持的确对他走向权力高峰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不同势力的代表人物对蒋介石的支持虽然首先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的认同和利益上的互动关系，但作为浙江人的地缘认同因素在其间显然是起了作用的。
        二　“腐习”与人才
        政坛上的地缘认同是民国时期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戴季陶曾说：“中国之国民，其爱省之心实较爱国为尤切。初次相会，其第一语曰‘贵省’，若应者为同省也，则问者必笑而曰‘同乡同乡’。此虽为一种交际场中之腐习，然而可知中国人省界之深也。试以政治上之分野观察之，某省而忽出一显吏，则其相援引者，必半以上为同省之人。……即今日之政界，其若干省有执权者居枢要，则若干省之人皆得夤缘以进，而其他无执权者之若干省，则群嫉而忌之焉。”(20)
        戴季陶所言是事实。作为浙江人的蒋介石，的确大量起用并重用了浙江人，如党务方面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长期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在军事方面，在蒋执政期间担任军中要职的主要有陈诚(青田人)、胡宗南(宁波人)、汤恩伯(武义人)、周至柔(临海人)等。而仅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就出过55位将军，其中中将以上就有20人。蒋的部下中奉化人士出任重要官职的还有外交部长及驻美大使的王正廷、曾任交通部长、粮食部长的俞飞鹏等。蒋介石的侍卫长也多奉化人，如俞济时、蒋孝先等，至于一般的侍卫官差不多都是奉化人。国民党的特务系统里也明显是浙江人身居要职，仅浙江江山一地就出了“三毛一戴”(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
        再一步考察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整个政务系统，也明显可以看出浙江人的优势。据统计，在国民政府历任内阁阁员的籍贯中，广东省24人，占22.01%，排名第一，浙江省14人，占12.84%，排名第二。(21)另据1935年《铨叙统计月报》的统计，国民政府中央各院、会、部公务员籍贯中，江苏省的选任官、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委任官总计1803人，排名第一，浙江省总计1457人，排名第二，仅次于江苏。(22)如果将视野再放开一些，30年代浙江在全国有影响的各类“名人”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1931年上海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樊荫南编)共收入各类名人3320人，大体上包括了二三十年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军事、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著名人物，根据王奇生对这些人物进行的分省统计，江苏省有600人，占18.07%，排名第一，浙江省有529人，占15.93%，居全国第二。(23)
        以上这些现象的确可以反映出蒋介石登上国民党的最高统治地位后，对浙籍人士的重用，以至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后来作过这样的评价：“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24)
        蒋重用浙人，无疑反映出民国以来官场上重用乡人的腐习。当然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加以解读：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南与北、东与西，自然条件不同，人们的生存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沿海与内陆二元结构的形成，不同的地域更是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生活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往往也就形成为不同于其他地域集团或地域群体的一些共性，而这些共性又非常容易导致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地缘认同。(25)这是蒋上台后大量起用或重用浙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如果我们将视域仅仅停留在以上这个层面，显然也是不够全面的，应当看到，一方面是蒋重用浙人，而另一方面的确浙江也是提供各类人才的一个重要省份。实际上宋元以来，浙江在中国的各类人才群中就已经表现出了优势，到了明清更是如此，据沈登苗研究，明代浙江的进士人数为3697人，居全国之首，到了清朝，浙江为2808人，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26)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大量浙江人受新思潮的影响，崭头露角于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辛亥革命之际，浙江的革命团体非常活跃，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很多在民国建立以后活跃于政界、军界、学界等。1920年北京敷文社出版有《最近官绅履历汇录》，收录人物4764人，其中浙江人500，占10.49%，排名第二(第一是江苏，第三是广东)。这些数据表明，即使是在蒋介石当政之前，浙江的各类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占有相当比例的，这个基础也是蒋当政后重用浙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强化国民党中心区统治的考量
        国民革命军进入浙江之前，浙江盛行“浙人治浙”风潮，并不欢迎国民革命军入浙。1926年11月，在“全浙公会”的主导下，上海成立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试图将三省划为“民治区域”，阻止北伐军入境，但遭到蒋激烈的反对。11月17日，蒋作出的反应是：“而所谓革命者，即以征求大多数人民权利幸福为其目的。故革命者，亦即达到人民自主自治之手段耳。不然联省自治之运动，保境安民之运动，近年来未尝不风行全国，并且实行三省，然奋斗与试验之结果，除假军阀作护符外，试问国人自治者何事？三省自主者何物？此而不觉，至今国族濒危，犹乞灵于已死之鬼，抑何值欤”。(27)
        相对于“自治”的力量，国民革命军进占浙江之前，国民党左派在浙江具有绝对的优势，于是“清党”就成了蒋介石势力深入浙江的重要步骤。蒋介石首先利用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资源在浙江培植势力，如任命黄埔同学会骨干成员王俊为宁温台防守司令，委派第1军第1师的团长章烈为杭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这种人事安排使得国民党右派势力在浙江日渐加强。4月8日蒋即向其亲信下达了“东南已光复各省一致清党”的密令。(28)这样，浙江的宁波、杭州等地在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前就开始了反共事变，中共在浙江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全省的中共党员从4月上旬的4000多人，到9月底只剩下1563人，到1927年底，全省被捕的有1805人，其中被杀的有932人。(29)
        浙江的“清党”使国民党在浙江原有的组织机构基本上陷于瘫痪，组织机构的重建过程，也是蒋介石势力在浙江进一步扩大的过程。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派中央特派员会同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来浙江暂行主持浙江省党部工作。(30)同年6月，国民党中央又下令改组浙江省党部，成立了“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和“浙江省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成立表明蒋介石的势力在浙江省的国民党组织系统中已经占有优势。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一度下野，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成立了以西山会议派为主体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虽然在浙江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姜绍谟等9人为委员的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但还是考虑到照顾浙江原有的蒋派国民党党务班底，派蔡元培、何应钦、沈定一、蒋伯诚、蒋梦麟为浙江特派员，与临时执行委员会共同处理浙江省党务。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恢复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先是于2月派员来杭接收浙江省党部，继则于4月再派叶溯中等9人组成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1929年春，国民党浙江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产生了国民党浙江省的第二届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国民党在浙江省一级的组织机构渐趋于稳定。到1929年8月，全省总计成立有县党部的56县。从1928年10月开始国民党还在县党部之下成立了区党部和区分部，仅一年的时间就成立了区党部245个，区分部976个，县直属区分部105个，直属于省的独立区党部14个、独立区分部10个。(31)
        随着国民党在浙江组织机构的扩大，国民党党员人数也大幅增加。据王奇生统计，1926年，浙江省的国民党党员为3223人，1928年为12143人，1929年为12530人，1931年为12721人，1932年23050人，1933年为21321人，1934年为22791人，1935年为28168人，1936年30385人。(32)在1935年和1936年两个年度中，浙江省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均超过了当时国民党政治中心所在地江苏省，居全国第一。
        在国民党政治制度的构架中，省级行政权远远大于党部之权，因此相对于国民党的党务系统，蒋介石对浙江省的政务系统更为重视。早在1927年3月北伐军东路军抵达杭州后，国民党中央即指派蔡元培等10人组成了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过该委员会成员多数不在浙江，浙江省的省政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浙江省政实际上是由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行营主任、浙江省防军正副指挥、宁台温防守司令共同维持的。(33)针对这种状况，1927年4月17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会政治会议第73次会议上，蔡元培提出“浙江(临时)政务委员会成员或自行离职，或被看管，负责人少，请另委委员。”蒋介石要蔡元培“开单介绍”，但后来的会议决议则是“由蒋中正、蔡元培、张人杰三同志协商人选。”(34)
        4月18日，国民党决定裁撤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改设浙江省政务委员会，负责筹备建省事宜并执行政务。5月13日，国民政府任命马叙伦、蒋介石等17人为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在该委员会中指定了7个厅的厅长。(35)7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决议，决定将原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改组为浙江省政府委员会，7月27日，任命张静江、蒋介石、马叙伦等14人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张静江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从国民政府筹建浙江省一级政府的过程可以看出，无论是1927年5月的“省政务委员会”(当时不设主席)还是到同年7月设立的“省政府委员会”，蒋介石都一直仍兼任委员，党、政、军各事繁重的蒋介石亲自兼任浙江省一级的政府委员一职，足见其对浙江地方政局之重视。
        蒋介石虽然对浙江省政极为重视，不过由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争，蒋对浙江省政府主席的人选在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考虑，这就导致了从国民政府的建立到抗战爆发之前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频繁变动，其中任职最长的还是蒋最为信任的张静江，任职时间先后为1927年7-10月和1928年11月至1930年12月。何应钦的任职时间虽不长，但却是从1927年10月-1928年11月非常重要的时间段。除了张静江与何应钦，张难先的任期为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鲁涤平为1931年12月至1934年12月；黄绍竑为1935年12月至1936年12月；朱家骅为1936年12月至1937年11月。(36)从1927年到1937年间，浙江省政府主席六易其人，每人平均任期不到两年。(37)
        蒋介石对浙江省级以下的地方官僚任命也常有干预。担任过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难先曾忆及1931年他主政浙江时，蒋曾提议蒋伯诚为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但由于张的反对而未果。(38)1934年10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黄绍竑，决定让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至于省政府委员的其他人选，黄也只得看蒋的眼色：“默察他的指示，似有以徐青甫担任财政厅长的意思。我随即将省政府改组名单呈核。”(39)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视浙江地方政局，以往一般认为浙江是一个比较富庶的省份，它可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重要的财税来源。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准确。
        其实早在国民政府建立之前，浙江省的财政就十分困难，1922年浙江省政府曾欠债多达310万元，这在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40)国民政府建立后，浙江省财政的困境依旧，对中央财政根本没有什么贡献，甚至截留中央税款，这也引发了国民党内部不少人的不满。1927年12月，当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还在进行之际，国民党内的程潜和白崇禧等人就自武汉向全国通电，反对浙江省截留中央税款：“浙江省政府，把持部属机关，截留中央税款，夫以浙省既经隶属国民政府之下，富饶甲于全国，竟至破坏财政统一，掣肘中央，则今日财政拮据险象，此实为其症结。”(41)针对此事，财政部长宋子文专门到杭州与浙江省当局商讨，最后才达成浙江省每月解交中央协款50万元。(42)
        浙江财政本来就比较困难，而在张静江任内，又建设有杭州电厂、八大公路线、省长途电话、杭江铁路、杭州市柏油路、西湖博览会等重要工程，(43)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境，以至于有人评价张静江是“浙江省败家子。”(44)即使到黄绍竑1935年主浙的时候，仍然坦陈省财政是困扰地方政府的难题。(45)可见浙江并没有如我们想像的那样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正好相反，蒋介石常借其执掌中枢的便利在经济上对浙江有特别关照之举，甚至多次动用军用经费满足地方建设事业。虽然蒋重视浙江的公路建设有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与浙江成为国防前线有关，但浙江却是得益者。1933年4月18日，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就致电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的曾养甫：“义乌至东阳与东阳至嵊县路，何时可以完成，此路最为重要。其次为丽水至云和与龙泉，其三为鄞穿路，其四为昱岭关至徽州路，其五为建德经淳安至徽州路。此五路无论如何，应提前筑成。如经费不足，准由中央设法垫借五万元，自五月起在军需署直接领发。”(46)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又致电时任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屯溪经淳安至兰溪公路，望不分省界，从速会商修筑；奉化至宁海公路，亦须动工，此两路建筑费准由军委会每月共津贴洋叁万元，限期完成。”(47)浙江省从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公路里程修筑的速度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其间固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蒋介石的居间督促与在经济上的周济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
        既然蒋介石执掌中枢后特别重视浙江并不是经济上的考虑，那原因又在哪里呢？蒋介石重视浙江政局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蒋介石定都南京，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地理格局，在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中浙江的地位得到了突显。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定都南京宣言》，称“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48)由于国民政府将都城设于南京，自然使浙江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浙江”作为省名始于明朝。在明清两朝，由于国家的统治中心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浙江在全国的政治版图上既不是中心地带，也不是国防的重点区域，只是一个较为边远的省份，它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以其富庶的经济服务明清两朝统治者的穷奢极欲。
        1927年国民党将政治中心转移到南京后，浙江因距离南京较近，成为国民党在全国统治中比较处于强势的区域，时人所称之“江浙沪”、“江浙”“京杭”概念一方面讲的是这些地区在地理上的相邻关系，同时也是强调了这一区域的政治地缘价值，即中国古代习惯上所称的“京畿之地”，国民党政权基本上就是以这一区域作为统治的核心层次，逐步向外围呈“圈层式”地扩大其政治影响，在此过程中，强化对浙江的统治就变得非常自然。在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相对于江浙地区，国民党对全国其他地方，主要是由时称为“政治分会”的地方势力所控制。蒋介石正是以东南地区为根据地，经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等，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影响力才得到了进一步向内地的扩展。由此可见，国民党强化在浙江的统治确实是旨在立足于江浙地区逐渐向外围扩展影响的一种地缘政治战略。
        国民政府将都城设于南京，也使浙江的国防地位更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把国家政治中心置于东南沿海地区，实际上等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地带直接置于外敌由海上入侵的最前沿，东南地区就成为国家对外防御最为重要的地区。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缘形势来看，日本对中国构成了最大的国防威胁。国民党执政后，虽然也意识到日本侵略是中国最直接的国防威胁，但并未从北方到南方依日本的侵略战略来构建国防中心线，相反，其国防重心放在了东南地区。抗日战争之前，国民政府国防工程的地域分布依次是：江浙区、山东区、冀察区、晋绥区、河南区、广东区、福建区、广西区，国防建设的经费也基本上是按这样的排列划拨。(49)这样的国防线建设方案自然突显了浙江的国防地位。
        总之，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对浙江有很强的地缘认同，但这种认同显然并没有超越蒋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这是蒋区别于军阀时代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之处。

        注释：
        ①有关的研究主要有：[美]帕克期·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宇凌：《江浙财团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黄存林：《江浙财阀和蒋介石的上台》，《河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李正华：《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4期；史全生：《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
        ②相关学术史可参考黄道炫：《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蒋介石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⑦中国第二历史档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220页。
        ④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4128页。
        ⑤孙中山：《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孙中山全集》第6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1页。
        ⑥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⑧戴季陶：《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氏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海大东书局1927年版，第101页。
        ⑨[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⑩许念晖：《虞洽卿的一生》，《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8页。
        (11)(12)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61页。
        (13)“四大元老”指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
        (14)《中国国民党举行清党前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之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7辑，台北正中书局1957年版，第128页。
        (15)《张人杰疏财仗义》(作者名未详)，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丛刊1982年版，第427页。
        (16)杨恺龄：《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0-551页。
        (18)郭绪印：《蒋介石对帮会的利用与控制》，《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19)[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20页。
        (20)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72页。
        (21)(22)(23)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
        (24)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25)R. Keith Schoppa, 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pper Saddle, NJ: Prentice Hall, 2002, p.11.
        (26)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27)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之前之蒋介石先生》下辑，第993-995页，转引自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民国史料辑要》上册(内部印行，年代未详)，第446-447页。。
        (28)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29)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1919-1949)，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30)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编《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会议记录汇刊》(1928年5月)，第13页，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31)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中国国民党浙江省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印，第13页，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32)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252页。
        (33)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编《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会议记录汇刊》(1928年)，第13页，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34)《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七十三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2辑，台北：正中书局1960年版，第172-173页。
        (35)孔庆泰：《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36)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98-713页。
        (37)李国祁：《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80年版，第302页。
        (38)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页。
        (39)(45)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40)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省百年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41)《申报》1927年12月31日，转引自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民国史料辑要》上册，第526页。
        (42)上海《时报》1928年2月15日，转引自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民国史料辑要》上册，第532页。
        (43)王树槐：《张人杰与杭州电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3期，2004年3月。
        (44)杨恺槐：《张静江先生百岁纪念集》，台北世界社1976年版，第20、69页。
        (46)(47)总统府机要档案，转引自浙江档案馆编《浙江民国史料辑要》(上册)，内部印行(年代未详)，第619、622页。
        (48)《定都南京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49)《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编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二(内部资料，1985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