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6期第52～56页

【作者简介】夏晶，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傅兰雅和狄考文作为19世纪晚期在西学译介方面卓有声望的两位西士，在是否引进阿拉伯数字、是否全面修订化学元素译名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和矛盾，而这也折射了他们翻译方法和翻译视角的根本差异。

【关 键 词】傅兰雅/狄考文/阿拉伯数字/元素汉译

     在19世纪晚期西学译介的领域中，傅兰雅和狄考文具有相当高的声望。益智书会在1877年成立之初，包括丁韪良(W. A. P. Martin)、傅兰雅(John Fryer)、狄考文(C. W. Mateer)、韦廉臣(A. Williamson)、林乐知(Y. J. Allen)、黎力基(R. Lechler)等几位委员。傅兰雅从开始便一直担任总编辑一职，1884年开始还担任司库保管益智书会刊刻的各种书籍。而狄考文1890年开始任益智书会主席，负责《协定化学名目》(1899)和《术语辞汇》(1902)这两项益智书会最为重要的术语统一工作的编订。他们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颇有建树，但他们的翻译理念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甚至妨碍了两人在翻译领域的合作和益智书会术语统一工作的展开。
    一、关于是否引进阿拉伯数字之争
    傅兰雅和狄考文在数学领域的译介各有突出成就。傅兰雅19世纪70年代在江南制造局先后译出《运规约指》、《代数术》、《微积溯源》、《算式集要》、《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难题解法》等数学著作，涉及近代数学的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等多个分支。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和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合作译成，所以在中国数学界具有很高的评价。而狄考文的《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在其创立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推行使用后，大受学生欢迎，从而推广至全国，成为清末流传最广的数学教科书。
    傅兰雅和狄考文在数学著作译介和教科书编写上最大的分歧就是是否采用阿拉伯数字的问题。狄考文一直致力于初级教科书的编写，对数学术语的翻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对阿拉伯数字的引进持积极态度。在他之前，包括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在译著中采用了√、=、×、÷、()等西方通用的数学符号，或者根据中文竖排排版的习惯对符号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如“+”改为“丄”，“-”改为“丅”。然而，数字仍然按照中文数字的一至九书写。
    而早在1878年，狄考文就对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数学书籍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文数字的书写和排版比阿拉伯数字麻烦得多，所以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对数表、《代数术》、《八线学》等并不易为人所理解。他认为没有阿拉伯数字，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数学体系：
    中国人普遍愿意学习这些数字，各地都有很多人知道这些数字，在课堂中学习这些数字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能掌握，这些数字用中国笔写起来也没有任何困难。如果要从根本上把西方的计算方法引入中国，即使依旧使用中文数字，也必须用到零、正负加减乘除等号等符号，那为什么不引入阿拉伯数字从而使数学语言体系更为完整呢？②
    狄考文的这种见解，是由他在登州文会馆长期从事科学教育的实践经验得来的。他和邹立文合作编译的《形学备旨》、《笔算数学》等畅销教科书都采用了阿拉伯数字和西方通行数学符号，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884年，他在讲《形学备旨》的流行时，曾提到他身边的中国人也对阿拉伯数字的引进表示了极大的赞同：
    数学符号是一种世界语言，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会使用它，而且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轻易对其做出改变的。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曾给予我极大帮助的几位年轻人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将西方的数学符号替换为中文的表达方式，也不应该将二者混杂在一起使用，而是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书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在公式的书写上采用了竖排而非横排的方式——这也是为了适应中文书写合适而不得不做出的改变。③
    但是，傅兰雅始终不认可在翻译和教育工作中使用阿拉伯数字，他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言辞激烈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我们该怎么说那些坚持在他们的数学课本中使用阿拉伯数字的老师呢？中文的“三”都要用阿拉伯数字“3”来代替吗？我们必须在中文书籍中使用不可思议的阿拉伯数字，让天朝大国的人们感到困惑吗？④
    围绕是否应该引进阿拉伯数字等问题，与会的传教士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狄考文首先发表了不同意见：
    不采用与全世界一致的数学体系会阻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减缓她前进的步伐。倒写分数或引进新符号的人根本就没有实践经验。……中文数字使数学教学很不方便，还会在竖排的书籍中引起混淆。我敢说，不采用我们的数学体系，中国的学校就无法进行数学教学。④
    狄考文对阿拉伯数字的看法既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又有教学实践经验作支撑，所以自然能够获得较多的支持。相比较之下，傅兰雅对阿拉伯数字的抗拒近乎到了固执的地步。
    二、关于元素译名的分歧
    1871年，江南制造局刊行了傅兰雅和徐寿合作译著的《化学鉴原》，首次提出一套完整的元素汉译原则，并给出了当时所知的64种元素的汉译表。《化学鉴原》被清末学界奉为善本，其元素译名及“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⑥之形声字创制原则也广为人知。但是，由狄考文主导的益智书会术语委员会对傅兰雅所译元素译名存有一定的疑问。他认为同文馆的毕利干在《化学鉴原》出版之后，在《化学指南》(1873)中又对元素进行了重译，证明了“他和他的政府不满意傅兰雅博士的译作”⑦，所以，益智书会应该综合丁韪良、嘉约翰、毕利干等几位传教士的元素译介方案。
    1896年，傅兰雅离开中国赴美之后，益智书会实际上由狄考文负责。书会先后发表《修订化学元素译名表》、《化学术语与命名法》、《术语辞汇》，对30多个元素进行了改译，傅兰雅和徐寿的译名仅保留了22个。
    不仅如此，狄考文对傅兰雅的元素汉译原则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在1898年的《修订化学元素译名表》中，他首先提出了几点元素汉译的方法，其中几条很明显修订了傅兰雅的命名原则。例如，他提到元素中文译名应该避免发音相同，即元素的形旁和声旁都必须不同，而傅兰雅所译的硒、矽、锡等都有同音现象。又提出“主要元素的名称要能表示其特性和来源，而非其发音”⑧。照此原则，碘、氮、磷等分别被改译为了“紫”、“育”、“砂”。
    然而，傅兰雅认为他和徐寿创制的译名流传已久，所以坚持不做改变：
    除非我的术语存在根本性的错误或根本无法使用，否则，你们委员会就不应该改变它们。如果我的术语被证明存在错误的、荒谬的或其他不可使用的情况，而别人的完美无缺，我将乐意接受别人的；否则，决不。⑨
    对此，狄考文毫不客气地指出：
    依照这种言论，我们就只有采用傅兰雅博士的术语体系了。数学、物理、天文学、药学等都存在这种现象，这使我们的工作非常难做，也让我们委员会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傅兰雅博士这段话的实质就是过去20多年来阻碍术语发展的东西。⑩
    三、翻译论的异同
    傅兰雅和狄考文都较早地关注到了术语翻译的原则问题，两人都多次强调术语厘定和统一的重要性，在具体的翻译方法的讨论中也有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傅兰雅直陈“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11)，而狄考文也强调“为了成功地教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大量合适的术语词汇是必不可缺的”(12)。两人都认为新术语的创制会丰富汉语语言，也都赞同将官话作为对译的中文发音标准。傅兰雅讲到“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13)，狄考文也一直以官话发音为翻译标准，他编纂的《官话类编》是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士的必备书。关于如何翻译术语，两人也各自有一套基本的方法论。傅兰雅在1880年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原则，即：一、采华文已有之名(设拟一名目为华文已有者)；二、设立新名(有形声创字、用简短数字解释其物，或用汉字音译其西文发音三种办法)；三、作中西名目字汇。后来他在1890年的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将翻译原则进一步扩展为七条。而狄考文1877年在School Books for China一文中也提出了他的术语翻译原则：
    一、术语应该简短，不必要求它从字面上准确反映定义或说明含义；二、术语应该能够方便使用，适用于各种场合；三、同类术语应该相互协调一致；四、术语应准确地界定，每拟译一新术语时都要给出其确切含义。(14)
    但是，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傅兰雅倾向于意译或是描述性的解释法，而狄考文则倾向于简洁的直译或是音译法。
    傅兰雅认为描述法(意译法)、音译法以及二者结合的这三种翻译法中，中国人似乎更容易接受采用描述法的翻译，所以“新译名应该尽可能采用意译而不是音译”(15)。而意译和音译二者结合符合中国文字所具有的表意文字的特点，特别是形声字，既能表音，又能表意，所以可以多用此法创制新字。他曾特别提到“袈裟”(Kashaya or Cassock)一词，既体现了原文发音，又通过“衣”字表达了它所具备的意义，是意译和音译的完美结合。而他的元素译名也恰恰是这一种翻译方法的体现。傅兰雅对纯音译的翻译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甚至认为大量采用音译法的都是“懒惰并愚昧的”译者。纯音译的译词令中国人不快和反感，特别是当原词包含多个字母时，纯音译的译词难念，难记也难于理解。所以“除非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音译法”(16)。
    而狄考文则认为：“创造术语的人必须先弄清关键概念是什么，然后找出简短而又合适的形式来表达或给予提示。技术术语不是定义，许多创造术语的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造出来的是定义，而不是术语，这样的‘术语’极其笨重，难以使用”(17)。他不赞同用过多描述性的冗长语言来翻译术语：
    有个问题经常被提起，即技术术语一般应该直译(translate)还是意译(transfer)。显然，如果能找到简短并具有表达力的词语是最好的，通常这也是中国学者乐于接受的。但是，语气采用一个冗长笨拙或是词不达意的术语，不如音译西方的术语为好。(18)
    在术语厘定和统一问题上，如何兼顾中国的传统，如何利用前人的成果，两人的见解也有不同。
    益智书会的术语委员会在狄考文的主导下，对术语特别是化学术语进行了全面修订，因为“第一阶段的成就是暂时的，不完善的”(19)。而傅兰雅在益智书会统一术语的工作会议中，多次提出西学译介者们应该尊重和沿用前人已有的译介成果。如果大家都持“我的术语才是最好的”这种观点，罔顾前人已有译名的话，那就会造成极其混乱的局面。他甚至提出：“究竟是采用音译或者描述性的意译，这并不重要。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喜欢也渴望自己发明新的中文术语，而全然不顾之前译者已使用的那些”。他强调：“我们的书会应在尽量不改变已有术语的基础上，确定一套翻译各种术语的通用体系，出版一本权威词典”(20)。因此，他对益智书会术语委员会后来无视他的元素译名拒不接受。
    傅兰雅也比狄考文更注重尊重中国的传统和中国人的语言习惯。除了前述他坚持使用中文数字之外，他的元素译名也很能体现他对中国传统的兼顾。在他和徐寿创制的49个元素译名中，有21个都是对《康熙字典》里不常用之字的重新启用。“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21)的方法是他十分推崇的。而狄考文的术语表中则“包含了许多在中国的字典里查找不到的新字”(22)，是纯粹按照形声原则自行创制的新字。这些新字多半字形复杂，不容易刻板刊行，所以后来也多半被淘汰。
    四、翻译视角的差异
    由于傅兰雅的主要译介工作都是在江南制造局完成，他的合作者也多为徐寿、华蘅芳这样的饱学之士，所以他的译著自然有曲高和寡的一面。傅兰雅对和中国一流科技学者合作译成的科学著作颇为自得，认为自己的观点可以代表中国学者的“正统”意见，对批评意见也比较敏感。而狄考文一直在登州文会馆从事基础科学教育，来自教学实践的经验也使他对自己的翻译非常自信。因此，两人很难妥协。
    傅兰雅和狄考文在术语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和矛盾也引起了其他传教士们的不满。如赫士(Hayes)说：“在术语统一上，困难在于几个最能干的人都坚持己见，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薛思培(Silsby)也认为：“我们的麻烦不在于我们没有‘教皇’，而在于我们有太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确无误的。”(23)
    通常认为，傅兰雅在翻译方面是比狄考文保守的。有学者认为，傅兰雅的保守是“低估了中国人接受和适应外来新知识的能力”(24)。然而，傅兰雅之所以这么做，也有他自己的理由：
    在这种琐碎的小事上，我们必须摈弃我们西方的特点和习惯。要想让中国人尊重西学，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独断专行。在通行性上，我们的体系并不比中国的优越。中文古老而丰富，更有理由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不应该被引进西学的人任意篡改。(25)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来讲，可谓是相当大胆而过激的。19世纪晚期活跃在西学译介和教育领域的西士们，以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的眼光来审视中文和中国落后的现状，大多不可避免地保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语言和文字是这个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支柱，是帮助全民族度过灾难的力量，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称雄邻国的力量源泉，将与国家共存”(26)。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使得傅兰雅在当时的益智书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益智书会是清末在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成立的教育组织，然而傅兰雅当时已经脱离了教会，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正统”的传教士。但是由于他有丰富的翻译和编辑经验，在江南制造局又具有较高的地位，所以也被邀请到书会中来并被推举为委员。书会发起者的传教士们在晚清从事教育和西学译介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但是，他们都主张把科学教育同宗教宣传结合起来。比如狄考文就认为：“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27)韦廉臣也曾说过：“科学和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28)
    而傅兰雅并不认同这一点。早在益智书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便提出把科学教材的编译和宗教书籍分开对待，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1879年他提出辞职，受到极力挽留。书会对他提出的只负责编辑非宗教性质的图书这一条件表示了妥协，他才接受了总编辑的职位。然而，事实上，傅兰雅一直处于孤立的地位：
    我得承认最近有一种孤独和不满的情绪在我心中蔓延，我渴望得到基督教同仁们的帮助，渴望我的努力得到它们的肯定。我和我义务担任总编兼司库的益智书会(成立于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的组织)各成员关系良好，但因为我从不隐瞒我的宗教观点，我只好背负着观点谬误和危险的污名而被孤立起来，为此我忍耐已久。(29)
    正如Bennett所言：“我们不能忘记这样这一事实，那些本身就致力于翻译工作的传教士也是术语委员会的成员。这些传教士们当然希望看到他们的出版事业在全中国日益发展，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这些翻译活动被一个世俗之人所主持。”(30)
    正因为如此，我们并不能以今天中国阿拉伯数字的通行，或者傅兰雅徐寿元素译介方案的成功，来简单判断傅兰雅和狄考文二人的翻译孰优孰劣。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19世纪晚期西学东渐以及洋务运动兴起的大环境下，傅兰雅和狄考文的个案背后蕴含的是一种历史视角的差异。

    注释：
    ①谨以此文献给冯天瑜教授七十周年诞辰。
    ②Ferdinand Dagenais等：《傅兰雅档案》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4页。
    ③丹尼尔·W.费舍：《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④John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 543.
    ⑤John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p. 550.
    ⑥傅兰雅、徐寿：《化学鉴原》卷一，江南制造局1872年，第19～20页。
    ⑦Ferdinand Dagenais等：《傅兰雅档案》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4页。
    ⑧Ferdinand Dagenais等：《傅兰雅档案》第2卷，第433页。
    ⑨Ferdinand Dagenais等：《傅兰雅档案》第2卷，第443页。
    ⑩Ferdinand Dagenais等：《傅兰雅档案》第2卷，第443页。
    (11)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江南制造局1880年。
    (12)C. W. Mateer.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 904, Preface, p. 1.
    (13)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江南制造局1880年。
    (14)C. W. Mateer. School Books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1877, pp. 427～432.
    (15)John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p. 538.
    (16)John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 534.
    (17)C. W. Mateer. Technical Term s, English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904, Preface, p. 1～2.
    (18)C. W. Mateer. Technical Term s, English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 f China, 1904, Preface, p. 2.
    (19)Ferdinand Dagenais等：《傅兰雅档案》第2卷，第444页。
    (20)John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 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 155～167.
    (21)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江南制造局1880年。
    (22)C. W. Mateer.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904, Preface pp. 155～167.
    (23)John Fryer. The Present Outlook For Chinese Scientific Nomenclature: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p. 155～167.
    (24)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25)John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 543.
    (26)Ferdinand Dagenais等：《傅兰雅档案》第2卷，第591～592页。
    (27)C. W.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7, p. 177.
    (28)John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 519～531.
    (29)Ferdinand Dagenais等：《傅兰雅档案》第2卷，第580页。
    (30)Adrian Arthur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7, pp. 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