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2年4期第140～148页

【作者简介】张仲民(1978-)，男，河南省尉氏县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古腾堡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晚清以来的很多文类，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印刷史论述，都会提及古腾堡的贡献。这些文类对古腾堡印刷术及其与中国印刷术关系的再现模式，大致有三种。这三种表述从晚清开始发轫，在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中，却殊途同归为一种——古腾堡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样对古腾堡、对中国及欧洲印刷史的书写、联系和对比，为中国找到在过去与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并借此表明中国一直以来对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和影响，它应该进一步拥抱印刷资本主义与追求由此派生的现代性。此种对古腾堡印刷术的表述模式又延续在历史叙述中，进而又改变和形塑了中国印刷史的书写乃至近代中国关于印刷术的集体记忆。

【关 键 词】古腾堡/印刷术/卡特/历史书写/印刷现代化

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古腾堡在上海：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①，是一本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力作，有许多新的发现。其中，他在书中指出，虽然在19世纪的上海，古腾堡印刷术即被引进使用，但是发明者古腾堡本人的名字在中国却不彰显，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些著名的词典里都没有收录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德文拼法为Johann，英文中经常被拼为John，其全名为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的名字。之后，古腾堡的名字才开始在中国印刷史著作中频频出现，但这同彰显中国在世界印刷史上的关键地位连在一起，其形象在不断因时而变，往往强调的是古腾堡印刷术的中国渊源。他认为此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正反映了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一书的影响。②芮哲非认为，该书在1925年出版后，因其表彰中国印刷术的悠久历史和对世界印刷史的巨大贡献，迅速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进而影响了近代以降的中国印刷史书写。③

芮哲非这里的观点大体不错，但也存有不少可待补充完善之处，他尤为忽略了日本因素的影响，以及古腾堡在清末民初被认知与接受的情况。④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之后，对于欧洲乃至后来整个世界的影响巨大。古腾堡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晚清以来的很多文类，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印刷史论述，都会提及古腾堡的贡献。而将古腾堡印刷术的渊源回溯到中国，并不始自20年代和美国学者卡特的著作。事实上，古腾堡这个符号在近代中国的呈现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晚清时已经被广泛认知，并体现在时人的历史书写中，特别是关于西洋史和印刷史的书写中。

一

在向中国人介绍古腾堡印刷术的过程中，传教士可以说有开辟之功，多位传教士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在来华传教士主编的推广西学杂志《中西闻见录》中，就有明确提及古腾堡(固丁普)的论述：

泰西以活字版印书，由德国固丁普者，于明景泰间创作。法用铅合俺的摩尼(亦铅属)铸字，盖他物热则涨、冷则缩，独此物冷而能涨，俟冷则涨满模中，用能字画清晰，可经数年，绝不模糊。若或损坏朽旧，则重化之入模，便成新版。其印书之法以机压之，勿论大小长短，一压即成……⑤

可以说，该文的介绍相当准确，它详细介绍了古腾堡印刷术的方法，特别是其活字构成及压印特征，这也是古腾堡活字区别于毕昇活字的关键所在，而且文后还附有“新造印书机”的图片。

另外，传教士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主持的儿童刊物《小孩月报》中，也有文章提及古腾堡印刷术，其中还说及该发明对人们阅读的影响：

照录圣会史记，1440年，在日耳曼国，有一位人，名姑嫡补约翰，新造出印书之法，初用木板，后用铜板，所以读书比以前最容易。不止读书的人得有此书，连众人也可以得查考，因此读书的人比从前加多。⑥

稍后，在范约翰主持的《画图新报》上，也发表有文章介绍活字版的情况，其中明确提及古腾堡的生平，还戏剧化地叙述了古腾堡印刷术发明的一些情况，包括之后与同业“福司脱约翰”的合作及争端。⑦

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在《万国通鉴》中，也介绍了古腾堡印刷术及其发明意义：

耶稣后一千三四百年，欧罗巴各国多有人创做奇巧妙物，参思格致之理，所以各国事体振兴，与前大不相牟矣！有以大利人法非欧周伊阿者，创造指南针……至一千四百四十年，有人制造火药，枪炮由兴，对垒交锋，胜于刀剑。有革滩布革约翰者，创造印书妙法，先用木板，次用铅板。按以前之书籍，全是抄本，是以价值昂贵，富家方可购买，寒士即不能读书识字矣。嗣后印书法出，各处皆有书籍，而工省价廉，人人可获，文字学业，由此蔚然兴起也。⑧

约瑟(Joseph Edkins)在回顾欧洲印刷史的时候，也提到了古腾堡的贡献。⑨

    传教士及其周围的中国知识分子，依托杂志和西学书籍对欧洲印刷术的这些介绍，不同程度上都会影响到其作品的中国读者，尽管目前还没有材料来揭示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他们率先将古腾堡引介到中国的贡献，却不应为我们无视。

清朝派往西欧各国的使节所记日记，描写的多是西洋情事，其中也有涉及对古腾堡的表述，尽管略显简单。像郭嵩焘在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参观了伦敦塞尔里布来申会后，了解了英国活字印刷术的情况及其来源，在日记中明确认为古腾堡为活字版的发明者：“活字板创自日耳曼人古登伯尔克，英国用其法印书，则自达尔斯登始也……”⑩郭嵩焘的部下李凤苞随后奉命出使德国，于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78年11月15日)，受邀访问柏林德国图书馆，参观了珍本库及古腾堡所印《圣经》：“次到大书厅，排列古时写本，以玻璃匣函之。有希腊古书，以楷书字母连贯，而无段落；有始为聚珍板之古登白克所印第一书，亦羊皮为之；回部之哥仑经，写作八边形式。”(11)除了郭嵩焘的出使日记遭遇“奉旨毁板”，可能在当时流传不广外，其他使臣的驻外日记，包括李凤苞的日记，都要“奉旨”公开出版，俾便士林阅读。不期然，李凤苞日记中的这个记载就为稍后的文廷式阅读、引用，其中，文廷式还特别引录了李凤苞参观珍本库的记载，(12)可惜的是，文廷式对此并没有多加发挥。

较之郭嵩焘、李凤苞日记中的片言只语，薛福成的出使日记里则有更加详细的记载：“中国刻板印书，在西人前五百余年矣。西人印书，喜用活板。创其制者，德人瞿登倍也。”接下来，薛福成还详细记录了古腾堡印刷术的方法及其流传情况，并发有详细议论：“华书刻板，在西人前五百余年。惟西人初创，遽用活板；而中国则始用镌板，后用活板。活板起于宋，大约在西历千一百年。活板之字，宋人用泥，明人用木，国初有用铜铅，逼肖西法，只印机为西人独倡，迩来中国亦多用之。大抵木板与活板，各有利弊，不相掩也。”(13)

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中，亦有明确提及古腾堡的论述。像《游学译编》第三册“余录”中的《世界中重要器械发明者及其年代表》一文，在说道“活版术”时，说是“金斯委基”在1438年明正统三年发明的。(14)此处的“金斯委基”大概就是古腾堡原姓(Gensfleisch)的别译。《江苏》杂志“说苑”栏目则有人明确把古腾堡列入“世界伟人”序列，将其归入“创作者、发见者及慈善家”类别第一位，并附以古腾堡的外文原名。(15)

这时，在清末中国出版翻译人名辞典、西方历史书籍中，古腾堡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其发明的印刷术频受表彰。让我们先看看一些人名辞典中对古腾堡的表述。如翻译自日本的《外国地名、人名辞典》，它在介绍Gutenberg时，翻译为“俄兴保”，词条中解释为“德意志印刷家，生于绵斯，初以磨宝石镜为职。至西纪1450年，始发明一种活版术。(西纪1400-1468)。”(16)较之上述表述的简单和含糊，稍后出版的译自英文的《世界名人传略》，则相对详细与学术：“革坦布·周安纳(Gutenberg Johann，生1397年，卒1468年)，德人，据其国人之说，则氏实为印书之创始家，初为机械匠，旋其友弗司德助以资，遂共营印刷所于本邑美恩斯。既而福(弗)与氏因经济上之龃龉，致相决裂，氏乃与他友复开一印刷所。顾考革坦布以前已有印刷法，惟尚未尽善耳！或谓创于荷兰人柯司德，确否不敢必也。”(17)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清末某些西洋史书籍中的叙述。如章师濂等译日本木寺柳次郎的《西洋历史》一书，在该书“中世史”第三章“文运之复兴”中，即突出强调古腾堡(约翰古丁勃尔希)活字印刷术发明对于书籍生产的意义：“活版术之发明，乃助学问复兴之大势之一原因也。先是15世纪以前，仅行木版，1440年时，麦因的人约翰古丁勃尔希始以矿属制活字，厥后赛福爱尔复改良之，于是学者易于得书籍焉。”(18)再看沙曾诒译的小川银次郎编《中等西洋史教科书》，其卷二第四篇第四章“文运复兴”中，也有相关对古腾堡(约翰各甸伯尔厄)的表述：

当时义大利诸市，与海外交通，群荟希腊之学者，学希腊语，研究独列米、黑颇格腊迪、越加德之撰著；又学拉丁语，颂希塞洛、惠基罗之文字。一时如璞拉科蒲加勋，俱卓卓可传，学者群奉为山斗，其力攻古文学者，则有休马尼特，声价甚重。休马尼特及古名人之文字，于1436年，经绵斯人约翰各甸伯尔厄发明活字版之法，而流传愈广，其后诸经典均得以活版印刷之，风行殆遍海内。(19)

此处表述古腾堡发明活版印刷术的年代虽然与前引文略有出入(确实也存在这样的争议)(20)，但作者(或译者)对其作用还是相当重视，亦注意到古腾堡印刷术对于书籍散布、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人自己编的西洋史教科书多有对古腾堡的相仿表述，大都肯定古腾堡发明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和知识生产的意义。如吴葆诚编译的《东西洋历史教科书》，在该书西洋之部中古史部分的第二章“文运复兴”中，是这样表述古腾堡的发明：

同时，与古学俱发明者，为活版印书法，戈登堡约翰始创于美行斯地方后，发明木制活字法，以代抄写。嗣后，圣书、古书与哲学、科学家议论，皆印于布或棉纸上。印刷既便，通行全欧。全欧文学之盛，实肇于此。(21)

一本编者宣称是“汇辑英美日本各种西史融合而成”的西洋史教科书，则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古腾堡的发明及其示范作用：

15世纪中，名人辈出，民智大启，然非有创造印刷术者不为功。始造印刷术者，居来因河畔，逸其姓氏，其术初颇粗劣，人皆不便，迭经改良，稍适于用。其改良之法，厥有两端，一镌刻字模，二新制本册，其倡于何人，今虽不能确指，而据陈迹以考之，则似至戈丁保者，日耳曼梅尼士人，操印刷业，患旧法不适于用，改为活版，由是印刷之法始精，欧洲各国竞相则效。(22)

湘潭人梁焕均编写的《西洋历史》，也有对古腾堡发明的简略叙述，将其视为文艺复兴的肇因之一：“1436年，‘德’人‘俄兴保’发明活版术，智识交换渐易，遂促学术之振兴。”(23)

显然，无论是就教科书的体裁、形式与内容，以及个别的表述，清末国人编写的教科书都受到了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影响，许多的教科书则直接袭自日本教科书，秦瑞阶所编此书可能就是如此，无怪乎该书对古腾堡的表述同前引小川银次郎一书相仿。

除此之外，在晚清翻译出版的其他西洋史著作中，也多有提及古腾堡之处，亦是将其放在文艺复兴的脉络中，作为德国人看待，对其发明持非常肯定和欢迎的态度。如东华译书社编译的《普通百科全书之六十六·西洋历史》，在该书“中世史”十二章“文运复兴”中即说：

如一欲普及古文学，势必以古文洽入众人之手为要，欲收其效，则依从来所行之摹写方法，终底不免未能充分。有此必要，始于1450年，绵都人瓜盾跋古发明活版术。二欲发扬古代之文化，来美术之振兴……(24)

又如长谷川诚也著的《欧洲历史揽要》，在该书卷二第十二章第一节“发明新法”中说：“第15世纪之时，智识最为发达，一为德国戈町白耳所创活字版以印书，二为磁石，即罗盘针，航海者得此，能远赴各处，不致迷道。三为火药，得之于印度，其源实出于东洋也。”(25)再如清末出版的《万国演义》，在卷三十五“活版印书之始”中，以通俗的说评书故事的形式，用很长篇幅描绘欧洲印刷术的发明经过及其意义。(26)

另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编译的西方历史书籍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古腾堡的名字，但都肯定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发明活版印刷术的贡献，如和上清著、褚嘉猷译的《德意志全史》，在其第二编“中世史”第七节“文学复兴”中云：

直至15世纪，始为有名文学复兴之时期，于是久已消沉之希腊、罗甸文学，至此再烂粲其光，而各种学艺咸隆隆然，有旭日东上之势。加之15世纪中叶，有刷印机器之发明，以资学艺之传播。文运益勃兴而不可遏已。(27)

此种对古腾堡印刷术及其作用的表述与书写模式，亦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历史叙述中，最明显的体现自然还是在西洋史教科书中。像傅运森的《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中在叙述“文艺复兴”时说道：

欧洲书籍向用羊皮纸写之，其价极昂。自文学复兴，学子日增，需书日亟，适德意志人约翰哥丁(John Gutenberg)于西元1450年(民国前四百六十二年明景帝时)，发明活版术，且意大利又先发明制造洋纸之法，于是书籍得以广播，于文化之进步，大有功也。(28)

张相编的西洋史教科书亦在“文艺复兴”节云：古学复兴之时，印刷术尚焉。1438年，德人哥丁白格创作活字木板，后更以法士脱、昔弗尔二人之协力，加以改良，于是有金属制之活字矣。而同时利用麻布或棉絮以制纸之法亦发明，故书籍流传，文明蔚起焉。(29)

接着让我们再看看当时中国学者编著的一些西洋史或世界史著作中的有关叙述。蒋方震的名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号称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的专著，初版于1921年，书中亦有对古腾堡发明印刷术的简短描述：“印刷，发明于德人古登堡(Gutenberg)……则于知识之传播生大影响。”(30)同样在1920年代多次重版、有着很大影响的陈衡哲所著《西洋史》，其在“文艺复兴”章专门讨论“智识工具的进步”，说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文化向民众的普及，功莫大焉，“乃是近世民权运动的一个根本原因”，“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这个问句的答语，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疑团。但是我们大都承认荷兰人加斯脱(Coster)，乃是第一个完成此术之人，德人哥登堡(Gutenberg)，却又是第一个以此术施诸实行之人……”(31)

我们再看一下余协中编写的《西洋通史》，该书中卷数次提到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意义，还非常审慎地表示：

印刷机的试用，最初当在1450年左右，有的说是加藤柏格(Gutenberg)在莱茵河畔墨恩斯城试用的，有的说是柯斯特(Coster)在荷兰试用的。人文学家得着这种发明的助力不少，他们的作品藉此得传到其他欧洲各国，读书的人由此可以加多，因为书籍的印行既易，流传自易较广。从前人藉听演讲而求学问，此时可大部分依赖课本以求知识。(32)

同样，民国年间翻译的西方学者所著的世界史书籍，对古腾堡印刷术的表述亦大致类似，多将其放在文艺复兴的框架中，强调该发明对于知识普及、社会进步的作用，开辟了一个知识普及的新时代。

在这一时期有关古腾堡的表述中，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也是那时水准最高的，当数1920年发表的一篇翻译文章——《活字发明史》。(33)该文开始即介入西方关于活字发明者与发明地的争议：

活字之发明地，向来有二争点：一为德意志之门芝市(Meinz)，一为荷兰之哈连姆(Harrlem)。住门芝市者为约翰戈登白格(Johann Gensfleisch Gutenberg)，住哈连姆者为洛伦斯克斯太(Laurens Coster)。自古以来，两者之间争论纷纭，莫衷一是。1839年，有秦朴莱其人者，发行一种印刷辞典，曾搜集当时各家之争论，其内有一百零九人采戈登白格说，二十四人固守克斯太说。至此，活字发明之争论，乃告一段落。主张戈登白格之说者，遂确实不可移动。换言之，自1450年至1455年之间，戈登白格已在德国之门芝，实行活版印刷。然而反对方面则谓克斯太于1430年之顷，早已行活版印刷，兹将两派纷争之要点述于下……

接下来该文叙述西方有关争议的具体情况、有关学者的研究，指出“克斯太”发明活版的记载不足为据，有关的研究不足采信。该文还详细介绍了戈登白格的生平、发明活版的证据，其后的命运，留下的印刷实物。最后作者又歌颂古腾堡的发明，“全世界之人类，无不蒙活版术之大恩惠者”。这样全面周到的对古腾堡及其发明的译介(尽管稍有疏漏，如Harrlem少写一“a”，引者注)，诚属难得，但并非唯一，当时还存在其他类似对古腾堡发明进行考辨的文章，如《印书术进化小史》，其中亦云：

活字印刷术为梅尼士(Mainz)人古典拜(Gutenberg)，或云系海莱(Haarrlem)人古斯德(Laurens Janszoon Coster)所发明，二者莫衷一是。然欧洲印刷术类多传自梅尼士，故有云古斯德之知用活字印刷，或先于古典拜，惟其术未能如古典拜之较为实用，且合于科学原理。信是，则印刷术发明人之头衔，吾人乃不得不归之古典拜。其时则为1440至1450年中，至其中之某一年，亦难确切指出……(34)

以上这样对古腾堡和欧洲印刷术的认知及叙述模式也被读者接受，反映在他们的言说中，如民国初年持续时间颇长，在教育界影响力甚大的一个杂志《京师教育报》上，就刊登了“孟世杰”的论述，他说：“欧洲中世纪迷信神权，人类无思想之自由，学术乏创造之能力，文艺之不振也久矣！迨15世纪之末叶，火药、罗盘、活版，相继发明，物理化学之原理渐明于是，实科之研究渐盛，中世纪幼稚人心既开……”(35)尽管孟世杰对三大发明——火药、罗盘、活版产生的时间有误述，然而由此也可看出，他对三大发明所持有的欢迎心态，且未否认欧洲对这三大发明的版权，也未牵扯到中国问题上。专业的学术杂志《图书馆学季刊》在1926年6月刊载了一则报道，报道德国古腾堡博物院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情况，其中也云“Gutenberg为印书术发明者”(36)。

类似例证所在多有，再考虑到历史教科书这个文类的流行性、正统性和形塑人们历史认识的作用，尽管古腾堡的名字在部分字典、词典里并没有“及时”出现，但在较字典、词典有着更多读者、更具时效性的西洋史教科书、报刊等文类中，古腾堡不是作为一个陌生符号呈现和被人接受的。透过上述足够用来管中窥豹的引述，说明古腾堡这个人物、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意义，已经在清末民初为中国人接受、熟知和欢迎，这种熟悉与欢迎还进一步体现在近代中国人对古腾堡这个符号的联系和对比上，体现在通过对印刷史的表述为中国寻找地位上。凡此，均证明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中国人，对古腾堡及其印刷术发明的情况，并不缺乏了解。

二

几乎与上述表述古腾堡的模式同时产生，甚至更早，但略有不同的书写模式也发轫于晚清，同样延续到民初时期。这种书写模式主要是将欧洲印刷术或古腾堡印刷术同中国印刷术，特别是同毕昇的活字版发明进行对比，一方面表彰中国印刷术的辉煌历史及其早于欧洲的情况，为中国建构在历史中和当下的位置；另一方面，也会在对比中结合现实进行一些反躬自省，呼吁拥抱这样一个印刷现代化事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书写模式并未将中国印刷术视为古腾堡印刷术或欧洲印刷术的导师。

笔者所见最早将中西印刷技术进行对比的论述，是来华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19世纪20年代的记载。米怜认识到了中国印刷术历史的悠久，“印刷术至少于9世纪末已存在于中国”；他还从方便易于操作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木版印刷的价值，根据既往的印刷经验，详细列举了其与西方印刷术相比的缺点与优点，承认“铜活字的印刷效果要比木活字好，但是其美感不及制作精良的雕版印刷”。难得的是，米怜提醒道：“必须从在中国的中国人使用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印刷方式，而不是在海外极端不便的情势下使用中国式的印刷。”(37)

类似比较，还有一些。如一个署名广东礼贤会教友王谦如写的《活字版考》，他说当在香港看到西人活字印刷之利，反思道：

明前西人尚无梓刊之法，只缮写耳！……中叶后始识镌刷，精益求精，不百年别创活字，利及寰区。考书契，华人为最古，雕镂亦华人为最先，则活字之法，亦先于西人。沈括《梦溪笔谈》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者始为活版……(38)

从比较中，我们可推知作者是了解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情况的，即便他没有明确说出是谁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申报》上亦有文章将中国木版印刷同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进行对比，推崇西方铅字与机器印刷，认为中国自五代冯道以后，木版印刷虽然流行，“然中国以木刊字，恐易于缺残。今西人以铅铸字，似更难于朽坏。中国之刷印，尚借人工，西人之刷印，则用机器。以机器代人工，则一人可敌十人之力……近日上海、香港等处中西诸人，以此法刷印书籍者，实属不少，其功加倍，其费减半，而且成事较易，收效较速，岂非大有益世之举哉？”(39)

相较起来，《申报》上另外一则对活字版进行中西比较的报道，则明确提到古腾堡，还列出了其生平、中西活字印刷术发明的详细时间等信息：

活字板之法，始于宋庆历中，布衣毕昇为活板，以胶泥烧成……欧洲之有木板，始于明初时。始刻木板以印纸牌……永乐二十一年，又以木板镌刻图画……嗣后，作者精益求精，骎骎日上，刻印历代事迹全图，旁缀以字。刻字肇端，于此后分，每字母为活板，不必逐版锓刻，而数十百种之书，悉可取给。始造此者，为谷敦保，生于明永乐元年，世居每纳士，正统四年设局于斯达四巴，初印腊顶字《新旧约》，印于羊革，至今犹存贮普鲁士书库，谷以是得不朽名……然则中国活字之行，始于宋；西国活字之行，始于明，相去几二百年。中华为文学渊薮，实开泰西之先声。顾中国刻板盛行，而活字一法行之者少……(40)

该处是笔者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提及古腾堡之处的中文文献。作者最后在文章结尾处还感慨：“今闻中国总理衙门亦至香港购买活板及各种印字机器……活字之法，中国先于西国，而至今日反向西国购买，不亦奇欤？此无他，中国人士不以此为留意也。”

传教士主办的杂志《益闻录》上，也发表了一篇中国人写的对中西印刷术进行详细对比的文章，文中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古腾堡发明的具体技术、传播情况，乃至中国印刷术的由来，亦对中西印刷术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41)

再看清末支那翻译会社出版的《万国史纲》，其中在提到活版印刷的意义和古腾堡的贡献时说：

吾人知当时之智识普及，盖在于活版术之发明，是实有以助学问之复兴焉！版刻之术，上古支那人、加耳特亚人既早知之，欧洲活版之术，则纪元千四百三十八年，日耳曼人孟志(Mentz)、约翰格吞伯(John Gutenberg)才发明之耳！其后千四百五十年，有土渴飞尔(Schoefel)及覆司特(Faust)二人加以改良，此新技术之影响于文明发达上者，固不可不述也。(42)

此处的表述并未将欧洲活版印刷术的源头回溯到中国，只是相较起来，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术不如“上古支那人、加耳特亚人”之早，亦未刻意区分和强调雕版、木版和活版之间的差异，但看出了古腾堡发明的意义，展现出一种追摹的心理。当时翻译为中文的另外一本元良勇次郎与人合著的《西国新史》，亦有对古腾堡相仿的表述和看法：

然当时欧洲社会学术之所以发明，智识之所以普及者，书版刊印之力也，千四百三十八年，日耳曼人克颠背尔克(John Gutenberg)，始发明刊印之术，至千四百五十年，西噎弗尔(Schoefel)及弗亚宇斯多(Faust)复加改良，此术有裨于文明发达，固不待言也。(43)

在清末《大陆报》上，有一篇两期连载，专门讨论欧洲印刷术起源及传播的长篇文章。该文开篇就说“活版术为文明之母”，但发明此术的人是谁？该文认为是日耳曼人洛连地那，接下来，作者论证洛连地那虽发明活版印刷术，但视为秘宝，后由约翰格丁堡等三人得其法，共同经营改进，遂研究发明出“用金属制造活字之法”，此三人也成为“活版之发明者”。但该文旋即认为中国宋代的毕昇，也曾发明活字法，可惜其活字不是用金属而是用胶泥。该文这里虽然没有继续将欧洲活版与毕昇活版对比下去，没有认为欧洲活版与中国活版存在关系，但认为“征之古史”，毕昇似乎该为最早的活版发明者。(44)

再如陕西味经官书局出版的《西洋历史教科书》，在其第二编第二十一章“民智之开”中曰：

火药，中国、印度于纪元前四百年已有用弹药者，欧洲则于第15世纪，军器中始用弹药。磁石，中国古代有指南车，欧洲自12世纪后稍有知其用者，至15世纪航海之业大兴，其用始广。印刷，15世纪以前有用木版者，至1436年，曼刺人戈顿堡约翰发明用五金制版，印刷文字。又有斯赤拉堡人斯曲夫修正其法，印刷之法而后大备。(45)

文中已经点出中国等更早使用火药和磁石，但没有将包括印刷术在内的三大发明同中国联系起来。

这时还有人追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源头，认为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雕版印刷术，活字版也是毕昇先发明的，可惜其法不便，“不甚通行”，但是，“吾国刷印事业已大进步之时，西洋各国还没有梦想到”，“直至1450年，方有德国人格登堡，创出活字印刷法来，其时已是我国明朝时候了”。接着，该文还对古腾堡的家境及应用活字印刷术的情况进行了简略描绘。(46)

接下来，我们再浏览一下民国初年的类似叙述。先看民初一本国文教科书中的言说：“自毕昇发明活版之后，至明英宗之世，而活版之法始行于欧洲，创之者，西班牙人约翰也。盖距毕昇时已五百余年矣！”作者还承认“自宋以来，刻板之风盛行，而活字则用之者殊少”。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字体不美观，二是再版、三版“又费缀集”。(47)此处表述除将欧洲发明印刷术的约翰·古腾堡误作西班牙人外，其余基本无问题，重点在于强调中国发明活版早于欧洲五百年，没有认为欧洲活版印刷术发明系得之于中国。

之后，亦有西洋史教科书这样表述中西差距。像傅运森在前引1913年出版的西洋史教科书中还只是陈述古腾堡的发明，但这时已经有所改变，开始将欧洲同中国进行一些对比，“公元1450年，明景泰帝时，德国人约翰哥敦堡(John Gutenberg)发明活字版法。在其前三十余年，意大利人始用烂麻布造纸。按中国发明活字版，在北宋时，造纸在后汉时，概比欧洲早得多。”(48)常乃德《西洋文化简史》中的叙述，则比较含蓄：

雕版印刷的方法发明于我国，当唐末五代之际(约西历10世纪时)，有毕昇发明活字版印刷法，但这些发明都仅于中国。当十二三世纪时，我国的印刷业已经大兴，西欧尚在手抄的时代，所以文化不易普及。直到15世纪初年，雕版印刷术始出现于欧洲。1450年左右，莱因河流域始应用活字的印刷，普通认为系日耳曼人格廷根(Gutenberg)所发明，这种发明正值文艺复兴运动在高潮之际，所以不久便普及于全欧了。制纸的方法也是发明于我国，9世纪时输入阿剌伯，13世纪时又从阿剌伯输入到欧洲。此外，如罗盘针、火药等物，也于13世纪以后由我国输入西欧，对于欧洲文化的复兴影响也很大。(49)

常乃德这里虽然认为造纸术、罗盘针和火药系欧洲得自中国，但没有明确说古腾堡印刷术也来自中国。前引金兆梓在1924年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世界史》中，还未曾提及欧洲印刷术，但他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西洋史教科书中，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我国在11世纪已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他们直到15世纪中叶才由德人哥敦堡发明。不过自从这一下发明后，利用了由我国学得的造纸法，印刷事业于是大盛。”(50)

还有文章从《梦溪笔谈》中的记载谈起，讲毕昇的活字发现，接下来以按语的形式与欧洲比较，并征引欧美印刷史家的研究成果：

案欧洲始创活字版者，为德国哥腾堡氏(Gutenberg Born about 1400，Died in 1468)，氏本姓Gansfleisch，后随其母改今姓，1450年与其友Mentzm人Faust氏印一书曰Catholieon，即用其自制木刻活字版所印者……欧洲发明活字版，确有历史可考者，乃1454年，而我国则1044年……相去凡四百余年云。(51)

贺少穆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一文，主要讲毕昇及王桢发明的活字印刷法，也进行了中西对比：“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欧洲乃是15世纪的事，但在中国，那是远在11世纪的初叶。那个时候，民间有一位无名下士，名叫毕昇，把胶泥烧成瓦字……”(52)陈昌蔚的《印刷术》一文在回顾印刷术的历史时，非常简单，只进行了一些比较，说之前手抄不方便：

至宋朝毕昇，才发明活体，用泥版印刷，可惜以后未能尽量发展。西方到了15世纪，因系文艺复兴时代，遂骤然唤起印刷物的需要。当时印刷方法缺点极多，谷腾堡氏(J.Hamn Gutenberg)乃起而研究，使用以铅的合金为主剂的活字印刷方法……(53)

被译为中文的日本学者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书中在详细缕述了中国古代的印刷史之后，也简单与欧洲印刷史进行了对比：“在欧罗巴，则15世纪之初，哈尔蔺(Haarlem)人珂司忒尔(Lawrens Jansson Coster)才发明木板的印刻，然而还没有至于印刷书籍。迨1436年，曼慈(Mainz)人约翰古田伯儿(Johann Gutenberg)才发明金属的活字。自是至1450年，活字印刷始兴……故其后于中国木板印刻之发明者约八百年，活字印刷之发明者约四百年。”(54)

亦有人据《梦溪笔谈》上的介绍，重述毕昇活字印书术的发明情况，文章最后感叹：“毕昇之制，与今日活字印刷原理全同，惜无继起者发扬而光大之耳！”(55)还有人从同样角度认为毕昇固然是先古腾堡四百多年的发明者，但他的发明并未像古腾堡的发明一样被推广，最终没有竞争过木版印刷术和西方印刷术，之所以如此，是因社会和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由是，作者表露出他的真实想法——“这也就充分说明我国科学为什么不振的原因了。”(56)对比和惋惜背后隐藏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追求印刷现代化的心理，已经呼之欲出！

由中西对比而产生的自豪和自我激励感情，势必不会止于表彰中国印刷术的辉煌和毕昇活字发明的更悠久上面，事实也表明，蕴涵着这样的自豪感情与奋发心理，不可能安于其位，不可能不进行一些联系和延伸。饶是如此，时人还是承认中国的木版印刷、雕版印刷技术积习相沿，并不如后来居上的古腾堡印刷术高明。像在前引国文教科书中，作者就感叹“我国创制活版，历时千年，不知改良，旧法相沿，迄今不便。近虽急起模仿，而机械之属，又多不能自造，不亦愧乎？”(57)一个叫沈子复的学者也感慨道：“跟欧洲一比，中国的印刷术要先发明四五百年之多，然而可惜的是，中国人保守成了习惯，不能悉心改革，因此到20世纪的初叶，还有专门以缮录书本为行业的，而最早用铅字印刷的华文书，也还是英国人替我们印的！”(58)

转而言之，关于中国印刷术的第一手记载非常之少，遗留下的实物也不多见，“宋元时代的版片和刻印工具都已无存，甚至明清时代的活字也很少见，尤其铜活字更是消失殆尽”(59)。故此，难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古腾堡印刷术确实来源于中国，这也导致一些西方印刷史书写者极力想撇清古腾堡印刷术同中国活版发明的关系。(60)但同样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它同中国无关，这同样给中国史家努力建构两者关系提供了凭借。(61)历史最肯与人方便，只要愿意找，总会发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历史事实本身的暧昧不明，实物与文献不足征，恰好留给了后世足够多的阐释和附会空间，乃至争议。这就给以下要谈的第三种书写模式提供了用武之地。

 (未完待续)
    注释：
    ①Vancouver, Toronto：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还可参看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and Modern Chinese Print Cultur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Ⅱ, " Book History, Volume 10(2007), pp. 291—315。
    ②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该书英文版曾在1931年再版，1957年经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修订再版，本文所用英文本为该书1931年本。其中文摘译本为《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刘麟生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③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pp. 12—16.
    ④对欧洲印刷术起源问题的讨论，可参看Pierce Butler，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关于古腾堡的生平事迹，存在诸多模糊难辨之处，较好的参考为Albert Kapr, Johann Gutenberg：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 translated by Douglas Martin, 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96; John Man, 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2.关于古腾堡印刷术的传播及影响，可参看S. H.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Oak Knoll Press, 1996.
    ⑤《印书新机并图》，载《中西闻见录》，第17号，原书无页码，1873。
    ⑥《西国印书考》，载《小孩月报》，第5年，第5卷，第2页，1879。
    ⑦《活字板源流(附图)》，载《画图新报》，第4卷，第6期，第112页，1883。
    ⑧谢卫楼：《万国通鉴》卷四“西方近世代通鉴上”，第1页，1882。
    ⑨艾约瑟：《西学略述》卷九“刊印书籍”，第116—118页，总税务司署，1906。
    ⑩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见钱钟书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第10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1)李凤苞：《使德日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册，第7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2)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十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中《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第135—140册，第627页。
    (13)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下)，第681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14)《世界中重要器械发明者及其年代表》，见《游学译编》，第3册，“余录”，第5页，1902。
    (15)《世界伟人之次序照录如左》，载《江苏》，第11、12合期，“说苑”，第35页，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三月廿八日印刷(1904年)。
    (16)[日]坂本健一：《外国地名、人名辞典》，第169页，宁波新学会社编译，1904。
    (17)[英]张伯尔：《世界名人传略》，第55页，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1908。
    (18)[日]木寺柳次郎：《新译西洋历史》，第20页，章师濂等译，1902。
    (19)[日]小川银次郎编：《中等西洋史教科书》，第15页，沙曾诒译，上海，文明书局，1904。
    (20)古腾堡印刷术的出现时间存在多个说法，学者一般认为是在1440-1444年之间(Albert Kapr, Johann Gutenberg: 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 pp.98—99)。
    (21)吴葆诚编译：《东西洋历史教科书》，第185页，上海，文明书局，1905。
    (22)《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第1、18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23)梁焕均：《西洋历史》，第58页，东京，九段印刷所，1906。
    (24)[日]吉国藤吉：《普通百科全书之六十六·西洋历史(一)》，第33页，东华译书社编译，东京，会文学社，1903。
    (25)[日]长谷川诚也：《欧洲历史揽要》，第14页，长水敬业学社译，东京，敬业学社，1902。
    (26)沈惟贤编：《万国演义》卷三十五，第84—86页，上贤斋藏版，作新社制印，1903。
    (27)[日]和上清：《德意志全史》，上卷，第65页，褚嘉猷译，上海通雅书局藏版，1903。
    (28)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上卷，第5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29)张相编：《新制西洋史教本》，上卷，第48页，上海，中华书局，1914。
    (30)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第6页，1921年4月初版，1933年2月印行国难后第1版，出版者不详。
    (31)陈衡哲：《西洋史》，下册，第38—3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32)余协中：《西洋通史》，卷中，第241—242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
    (33)味戆：《活字发明史》，载《出版界》，第56、57号，第2—4、2—5页，1920。
    (34)《印书术进化小史》，载《出版界》，第75号，第35—36页，1926。
    (35)孟世杰：《论近世纪以来英德法美教育学说之变迁及其特色》，见《京师教育报》，第16期，“撰述”，第2页，1915。
    (36)《古登堡博物院》，载《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68页，1926。
    (37)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第103—121页，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38)王谦如：《活字版考》，载《教会新报》，第162卷，第1582—1583页，台北，华文书局，1971。
    (39)《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载《申报》，第502号，第1页，1873-12-13；参看《论铅字》，载《申报》，第696号，第1页，1874-08-05。
    (40)《申报》，第23号，第4页，1872-05-27。
    (41)《论西法印书》，载《益闻录》，第946期，第110页，1890-03-15。
    (42)[日]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再版万国史纲》，第142页，邵希雍译，谢无量作序，支那翻译会社，1903。
    (43)[日]元良勇次郎、盐泽昌贞：《西国新史》，第177页，泰东同文局编译，1905。
    (44)《欧洲活版印刷术之起原及沿革》，载《大陆报》，第3年，第3号，“杂录”，第1页，1905。
    (45)《西洋历史教科书》，函一，第78页，陕西味经官书局出版，作(编)者、出版时间均不详。
    (46)《世界怪物之发明及其进步》，见《少年》，第9册，第7—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47)庄俞、沈颐编：《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5册，第2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48)傅运森编：《现代初中教科书·世界史》，上册，第4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49)常乃德：《西洋文化简史》，第104—10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
    (50)金兆梓：《教育部审定新编高中·外国史》，中册，第121—122页，上海，中华书局，1946。
    (51)陶然：《中国活字版考》，载《国学专刊》，第1卷，第1期，第45—46页，1926。
    (52)贺少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载《开明》，第1卷，第1号，第191页，1929。
    (53)陈昌蔚：《印刷术》，载《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第75号，第2324页，1934。
    (54)[日]高桑驹吉：《中国文化史》，第307页，李继煌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55)知：《宋毕昇之活字版》，载《东方文化》，第1卷，第5期，第28页，1942。
    (56)王愚：《毕昇——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载《人物杂志》，第2年，第2期，第58—59页，1947。
    (57)庄俞、沈颐编：《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5册，第25页。
    (58)沈子复：《印刷术的故事》，第18页，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
    (59)钱存训：《钱存训博士序》，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韩琦增订本)，第2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60)像1958年出版的西方印刷史经典著作《印刷书的诞生》一书，即认为：“我们都知道，造纸术是中国人的发明，故欧洲人发现印刷方法，中国人亦有间接功劳。除此之外，迄今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欧洲的印刷发展并无其他贡献。然而，中国人懂得用活字来印刷，比谷登堡早了将近五百年，却是事实。”此处论述出自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汉学家圭娜尔女士(Roberte Guignard)，见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印刷书的诞生》，第48-49页，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1)就算是后来著名印刷史学者张秀民教授的成名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以及近五十年之后修订而成的《中国印刷史》，对于中国印刷术特别是活版印刷术向欧洲传播的论证，不得不承认“现在尚未发现更可信的物证与文献”，更多利用西方学者关于欧洲印刷术可能来源于中国的论述与猜测(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80—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703—708页)。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另外一位学者钱存训教授也认为，说古腾堡印刷术发端于中国，“迄今虽未能提出确凿无疑的证据，但却已有了具有说服力的旁证”，表明欧洲印刷术的起源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292—297页，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潘吉星的论证同样不出此范围(潘吉星：《论中国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4期，第67—83页，1996；潘吉星：《从元大都到美因茨——谷腾堡技术活动的中国背景》，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9卷，第3期，第21—30页，1998；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第435—444页，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